爱华网推动中国拥抱绿色 IPE功不可没
7个“绿色警察”和200头“大象”
在过去的六年里，一家位于北京的非盈利小组织曝光了上千家从中国的污染工厂采购原材料的公司。苹果、摩托罗拉、百事可乐、惠普、天伯伦和沃尔玛都在这些被曝光的公司之列。
这个非盈利组织公共与环境事务协会（IPE）的影响力惊人。到目前为止，超过200家全球工商界巨头已经向仅有7名员工的IPE官员解释了他们在中国的制造设备或供应商违反中国空气与水的法规的原因。为了避免进入IPE的黑名单，至少有50家公司已经采取了纠正行动，并且同意接受IPE环境审计监管他们的工厂。这些公司中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使用IPE的网页作为显示并且监视他们中国供应商的环境状况的工具。由此在中国大地上演绎了7个“绿色警察”和200头“大象”的故事。
这对于这家本土运营的七人协会来说，不是坏事，他们的工作环境也从简陋的办公室搬到了北京一座公寓的六楼。通过充分利用中国环境的越发透明化以及全球公司维护它们名声的意愿，IPE已经成为中国环境的主要监管机构之一，它已经强大到足以促使一些跨国公司关注自身在中国的供应商的环境记录，并且可以对违反环境法规的供应商施加压力，使其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无需惊讶的是，一些公司将小型的NGO（非政府组织）视为滋扰，并且长时间地忽视NGO对供应商违反环境规则的通知。比如苹果公司，长达数月都不重视IPE对于其解决供应商环境问题的恳求，直到公司尴尬地上了媒体的头条，比如在2011年8月，令人震惊的通讯社头条《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污染行为受到抨击》。
但是，像沃尔玛和耐克这样有远见的公司将IPE设为合作伙伴，改善他们在中国的供应链的环境管理。
耐克集团负责亚洲区域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的经理邱丰梅说：“IPE网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降低了我们违反环境法规的风险。”
在中国有不计其数的采购供应商，例如沃尔玛在中国就有超过5万家供应商，供应链管理者常常需要得到各方面的帮助来维持监视供应商的环境记录。这不仅仅包括他们的直接供应商，同时还包括他们供应商的供应商。那些处于低端的供应商越来越频繁地受到环境保护人士的指责。
跨国公司甚至需要监视哪些跟他们没有任何供应关系的某些厂商，或者是通过间接的联系会给他们带来风险的公司。比如，2011年7月，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注意上了阿迪达斯和耐克等国际品牌排放危险化学品的事件，很有可能是面料工厂造成的。实际上，这个面料工厂并没有为这两家公司供应面料。那么，他们之间的联系在哪里？事实上是中国纺织集团拥有违反环境规则的工厂，同时也拥有运动服装公司的成品服装的供应商。
日益清晰的环境透明度
要是在十年以前，IPE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容易地获得并发布在中国违反环境规则的公司信息。中国政府历来严格保守环境信息。然而，在本世纪初，中央政府赋予了公众了解工厂污染以及当地环境情况的权利。
比如，于2003年生效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号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清洁生产综合协调的部门、环境保护部门，根据促进清洁生产工作的需要，在本地区主要媒体上公布未达到能源消耗控制指标、重点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的企业的名单，为公众监督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提供依据。2008年，环境部开始要求环境机构披露违反排放标准的企业和受到污染投诉的公司以及打击污染者的行政与执法行动的信息（表1列出了中国自1979年以来颁布的一部分环境法规）。
表1中国环境法规选录  | |
1979 环境保护法 | 2001 防沙治沙法 |
1984 水污染防治法 | 2002 环境影响评价法 |
1986 土地管理法 | 2003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
1988 水法 | 2005 可再生能源法 |
1995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2006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
1995 大气污染防治法 | 2007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
1996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 2009 食品安全法 |
1996 煤炭法 | 2010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
1997 节约能源法 | 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1997 建筑法 | 2011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
1998 清洁生产促进法 | |
来源：信息改编自Ecolex，Ecolex网址，http://www.ecolex.org. “厦门PX项目：当今中国的合同或市民规则”，HBS No. 9-808-123，Rev。2008年4月7日，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绩效评论，中国，2007。 | |
在同一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允许公民“有序地“进行环境保护运动，以及诸如IPE这样的NGO的成立。尽管要受到政府严密的监管，但是根据全国环境保护联合会的调查，到2008年10月为止，中国涌现出500多家草根环境NGO，其中有300多家在三年之前就存在了。
中国拓宽环境透明度的接受范围这一现象的发生，是因为中国在晋升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给环境和公民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中国环境保护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26个重点湖泊与水库中，只有23%能为人们安全接触。2007年年中，工业废水、城市污水和化学肥料残留物形成了有毒的海藻，覆盖了华东地区具有悠久历史的太湖，形成著名的“太湖蓝藻事件”。太湖蓝藻多了会杀死水里的微生物，导致鱼群大量死亡。人误食了蓝藻水就会恶心呕吐，严重者会立刻休克。这一事件中断了大约200万当地居民的水供给。最近，上海南部一家太阳能面板制造商将其储存不当的氟化物固体废物排放至附近的一条河流，造成了鱼类和牲畜的死亡。
中央政府呼吁提高环境警惕，以遏制公众对于污染的不满情绪的日益高涨，而各级地方政府经常不予理会。中国的地方当局历来在保护当地创造工作岗位以及带来经济增长的企业方面要比环境法规方面更有积极性。中国地方环境保护局（EPB）缺少足够的资金和人手来对企业进行定期的检查。他们的收入依赖于与污染相关的罚款，这可能会阻止他们对严重污染者的严厉打击。对官员的贿赂也是一个问题。公司经常发现与改善环境设施设备的投资相比，为污染支付贿金和罚款的费用显得相对便宜。
小组织，大任务
受到政府新的披露政策的鼓励，IPE使用公共信息来揭示中国的污染者。IPE是中国唯一一个创造了全面的环境违法行为数据库的NGO。一般来说，它的侧重点是信息透明度。它收集了来自全国的所有数据，也就是这将IPE与中国其它的环境NGO区别开来。中国其它的环境NGO往往集中在教育方面，致力于提高公众的意识以及采取补救行动上。由于这些工作的物理性质，所以他们通常只能停留在区域水平。IPE与许多绿色团体联合在一起，到全国各地实施其环境保护行动，这些绿色团体中有天津的绿色之友、广州的华南自然会以及成都的绿色江河等组织。
由于每年的预算经费只有大约100万元（14.7万美元），在这种压力下，这家小型的NGO将其矛头主要指向跨国公司，尽管在IPE名单上的大多数违规者是国内公司。理由很简单：传统上，中国公司在保护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名声方面的积极性不如跨国公司，但是它们却是跨国公司供应链的一部分。
IPE的创办人兼主任马军说：“国内公司几乎没有来同我们对话或者对这类公众压力给予任何关注的。使他们关注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通过供应链将这种压力从那些珍惜自己羽毛的大公司传达到那些不在乎的中国供应商。”
马军的话说到了点子上。耐克集团的可持续制造绩效部的主管安门达•塔克说，NGO的审查是耐克最大的压力之源，并将其透明化。IPE的努力与一些跨国公司中日益增长的活动同时进行，以促成像耐克这样的公司更大的透明度，并且改善他们供应链的环境。自2005年以来，耐克已经在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的40个鞋类供应商实施了一个严密的环境工程项目。此外，耐克审核了其有效合同的服装供应商在环境、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合规性，其中单单在中国的供应商就有130家。与此相类似，沃尔玛从2009年开始逐步实行一个新的供应商协议，要求“工厂在经营过程中保证遵守法律和规章，以及严格的社会和环境标准。”
IPE丰富其数据以及高度开放的方法
从马军在2006年成立IPE，他便开始利用政府数据以及互联网的力量建立了一个水质量、空气质量以及污染违规的数据库。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各地方和各区域的环境机构公布的数据在质量、格式和数量上各不相同。为了收集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据，工作人员搜遍了地方政府、报纸和绿色NGO的报告，并且编写了电脑程序来提取和检查数据。
截至2010年12月，这个非盈利数据库从全国的环境机构处收集了将近74,000例环境违规行为。这个在线数据库比公众可从中央政府处取得的任何数据库更加完整，也更容易获得。IPE的网址，www.ipe.org.cn（其中包括一个英文译本）。所收录的数据从2004年开始，包括了中国大陆全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超过300个城市。用户可以登入网站，点击“污染地图”标签，通过公司名称获取公司的环境绩效信息，具体的污染源位置，以及中国的环境新闻等等。
IPE使用这些数据为公众提供一份在中国经营的污染者名单，并且与一个联盟中的其它中国绿色NGO，比如自然之友和绿色猎犬等，共同撰写有针对性的行业报告。在某些情况下，当跨国公司在IPE的数据库中发现自己公司或者他们供应商的数据时，他们会主动与IPE取得联系。他们也可能收到来自IPE的通知信，通常这种通知信是与联盟中的其它环境非盈利组织共同发出的。许多公司选择忽视这些恳求。那些给予回应的通常是尴尬或者气愤于IPE使他们作为污染者的身份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马军说：“当他们进入这个房间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开心的。”但是，当得知这些数据来自于政府监控，公司常常准备解释他们哪里做得不对，以及他们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一些观察家质疑IPE的方法，比如他们使用的信息是从中国有争议的环境保护局那里获取的。总部位于英国的BLC皮革技术中心的商业主管艾德姆•胡夫说：“源头数据并非总是正确的，这就是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的困难之处。”他们为皮革工作组成员对其供应商进行环境审计，皮革工作组是一个跨国公司鞋类品牌的合作论坛。马军同意这个观点。IPE试图证实来自多个源头的信息，但是它偶尔会发布环境保护局由于弄错了公司或者以某些其它拙劣的方式公布的违规污染者。这就是说，马军认为，在中国，漏报违规行为的问题远远大于错误报道问题。他说，要是某个公司有证据证明IPE数据库里的某些信息是错误的，那么IPE很乐意在其网站上发布更正。
要想从IPE的数据库中删除掉违规信息，公司有几种选择，然而其复杂程度差异很大。对于那些超过三年的违规者，公司可以提供给IPE用以证明其已经明确其违规的根本原因，采取了更正行为，并且进行了后续的监控的文件。对于那些划分为程序违规的公司（如未能得到地方环境保护局要求其履行的义务的签署同意），公司只需要接受IPE对文件的审查。
对于非程序违规不到三年的公司，则必须接受第三方的环境审计，审计过程使用IPE开发的协议，并且委托IPE批准认可的审计师用以核实违规行为已经得到纠正，公司已经完全符合中国环境法规。IPE由20个其它NGO组成的联盟对审计进行监督。来自IPE的代表和/或一个当地的环境NGO，如湖南的绿色潇湘或者安徽的绿满江淮，去到工厂对整个审计过程进行监督，比如审计师会见经理、审计师考察现场以及观察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一旦确认了问题已经得到纠正，IPE就写一份公众报告，并给NGO联盟的其他成员分享。如果在七天之内，没有一家NGO提出反对，IPE即从其数据库中将这家公司的违规信息删除，然后在其网站上公布报告。
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接受审计的公司按照市场通行的标准费率向审计师支付审计费用，但是既不为IPE也不为当地NGO的监督行为支付费用。相反，IPE用其自有的资金支付其员工和NGO的费用。但是，被审计的公司为其支付交通费、住宿费和伙食费。IPE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会被滥用，所以其要求负责监督的员工不能接受奢侈的伙食或者招待。马军说，“关键是我们的参与能增加审核的可靠性，否则，我们的参与还有什么意义？”
IPE设计的这个NGO监督过程优于被广泛采纳的ISO 14000环境管理标准。在ISO 14000标准下，公司被认定为有合适的程序以保证不断改善环境，但是存在额外的有毒废弃物排放以及不符合环境法规。正如总部设在香港的优质衬衫制造商Esquel集团的董事长马焦利•杨所说：“ISO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结束。这是纸上谈兵。”
IPE的马军说，审计的商品化进一步损害了ISO 14000：认证费用下降到如此低，以至于知名的国际审计公司不再愿意提供该项服务，只能由中国国内的审计师处理所有ISO 14000的文件。在中国，公司审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低利润以及地方审计师相对较差的名声更是加剧了这个问题。IPE的方法超越了文书，需要确认违规行为已经得到解决，针对问题的原因，有时甚至找出更多的问题与违规行为。
比如，2007年，在当地居民抱怨烹饪油烟之后，中国当局对广东省的一家沃尔玛商店处以2万元（2,930美元）的罚款，因为其在不具有污染控制授权的现场烹饪食物。IPE在其数据库中公布了这项违规行为。根据IPE的说法，沃尔玛在2008年4月与该非盈利协会取得联系商讨这一违规行为。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安装了吸收与清洁油烟和微粒的设备，并且在2008年一月得到了必要的政府批准。但是IPE告诉沃尔玛，在将此违规行为从数据库删去之前，他们必须通过有一个当地GNO在场的第三方的审计，认证其纠正行为。
2008年7月，沃尔玛雇佣IPE认可的URS进行了一次审计，并且雇佣了当地一个名叫“绿色珠江”的环境保护组织监督整个过程。USR证实了沃尔玛已经解决了问题并且取得了必要的排放许可证，但是建议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如安装高技术的设备来吸收最细小的烟雾颗粒。在随后的一次审计中，USR证实了进一步的纠正措施。IPE接受了USR的报告，并且从其数据库中删去了沃尔玛的违规记录。
供应链管理者的7个经验教训
为了帮助供应链管理者理解诸如IPE这类信息源以提高他们供应链的环境绩效，并且减轻颜面扫地的风险，下面一些来自于跨国公司同非盈利组织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很值得记取。
教训1：对违规通知做出最快的回应
对IPE进行调查和解决违规问题通知不予理会的公司，是在冒自毁公众形象的风险。拿2009年天伯伦（Timberland）的经历来说。一家报纸的头版上出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标题：《天伯伦与污染工厂有关联》。这家美国的户外运动鞋以及配件制造商未能对IPE发出的通知做出回应，另一家位于北京的环境非盈利组织再次对天伯伦在中国的两家皮革供应商提起这个问题。两家供应商都未对NGO早期的的努力做出回应。IPE和自然之友随后向天伯伦总部发出了信函，因为这家跨国公司对此的回应会影响这两家供应商以及它强大的公众声誉透明度和环境绩效。7比如，天伯伦揭示了其供应商的身份并且创造了一个“绿色指数”对其产品的生态影响进行评级。在由于天伯伦对GNO缺乏及时的回应而遭受了一段时间的坏名声之后，其做出承诺审查其评估过程，并终止了与其中一家中国制革厂的合作，要求另一家供应商接受第三方审计，认证其问题得到了解决。
教训2：与IPE这类NGO及其联盟伙伴进行对话，并且承诺与供应商一起解决问题
2010年，这个小型的非盈利组织与中国的33个环境NGO形成联盟，开始对中国IT业涉及的重金属污染进行全面的检查。苹果是29家被调查的公司之一（其它大品牌包括惠普、西门子、沃达丰和英特尔）。苹果公司同它的竞争者们历来拒绝透露他们供应商的名字。为了找出中国具有重金属排放违规行为的厂商是否为苹果的供应商，马军以及他的团队通过厂商照片来筛找违规的商标。他们回顾了中国官员和高管演说中提及与苹果公司有联系的中国工厂。他们甚至搜遍了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的报纸，寻找日本IT供应商中使用中国工厂的报道。
2010年4月，NGO联盟写信给与继续违规排放相关的29家IT公司的行政执行官。它在2010年4月到2011年8月之间发布的一系列共5份报告中追踪他们解决问题的反应和意愿。苹果公司排在最后，随后报道的题目是《苹果的另一面》。中国与国际的出版社都报道了这个故事。截至年底—在最初的信被发出18个月之后—苹果公司承认在报道中的22个供应商中有15个确实是它的供应链的一部分，并且同意公布供应商解决问题。在环境与公平劳动NGO的压力下，2012年1月苹果公司首次公开披露其供应商。
教训3：使用IPE的数据库发掘有关自身业务以及自身供应商的环境信息与IPE中信息的差距。
IPE的数据库同样揭示了公司自己收集、评估和分析的关于自己或者其供应商业务的环境数据与IPE公布的数据的信息差距。主管人员常常十分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中国制造基地或者供应商被列入污染者的名单中。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与IPE的互动，他们甚至发现某个供应商向他们隐瞒了违规行为。比如，因为通用电气公司一贯对其供应商进行环境违规的常规审计，所以当从IPE处得知他们的某个供应商已经有3年废水排放违规行为时，感到非常惊讶。不久以后，在通用电气公司派员走访这家供应商时，供应商极力否认违规行为。根据马军的陈述，在通用电气公司向工厂经理展示IPE网站上的数据时，他们才承认超出了废水排放标准。
教训4：为环境绩效提供强大的激励
过去，供应商通常以欺骗的手段回应来自买家对于环境绩效增加的激励机制，而不是真正努力去改善。这使得买家不愿意增加激励。但是，通用集团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随着透明度的提高和NGO审查的增加，欺骗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因为环境违规行为现在更有可能被发现。
中国政府和公众对于环境改善的要求日益强烈，由此增加了被公开其犯规行为的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的成本。比如，中国当局最近要求康菲公司以及它的中国伙伴支付10亿元（1.58亿美元）用于清理从他们中国东北部海岸油田泄漏的石油。
鉴于这些趋势，将来，跨国采购商可以对增强激励以提高供应商的环境绩效将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具有更强的信心。管理者应该注意到，当某个供应商积极回应买家对于提高环境绩效的激励，买家不一定需要为每单位支付更高的价格。他们可以通过做出数量承诺来奖励供应商的投资以及努力（也许可以通过与少量的供应商来整合业务）。
教训5：使用IPE强大的数据库作为一个工具，用以筛选潜在供应商和检测现有供应商。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非盈利组织的潜力视为一种能直观反映中国复杂的、多层次的供应链的工具，而不是将类似IPE这样的NGO视为一种滋扰。通用电气正是这不断增加的公司中的一员。包括通用电气、耐克、天伯伦、沃尔玛和溢达在内的超过25家公司，目前经常使用IPE的数据库来筛选符合环境标准的供应商。
比如，这个数据库已经成为耐克对供应商评估过程的系统的一部分。在指派第三方审计师对这些可能成为其新的供应商的厂家进行最初的符合性评估之前，耐克的员工会事先搜索IPE的网站看看其是否存在水或者空气的违规行为。耐克公司通过至少每六个月一次搜索IPE网站上新增的违规行为，对其在中国的大约150家与之有有效合同的厂商进行定期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的后续审计。要是某一家与之有合同的厂家即将被归入污染者的名单，耐克会收到来自IPE的警报。
教训6：提高你供应链的透明度
耐克也已经开始利用IPE的数据库来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的供应链。像其他品牌一样，耐克历来对二级供应商了解很少。但是由于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时常发生在上游厂家，所以环境NGO和公众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放在跨国公司同他们的关系上。耐克最初只是重点监测200家与之存在合同关系的鞋类与服装厂商的关键材料供应商（如皮革、纤维和拉链制造商）。
教训7：利用来自IPE的数据帮助供应商发现自身的问题，并且追踪他们自己的供应商。
耐克公司鼓励甚至培训他们关键的供应商使用IPE的数据库来检查自身及其在中国的供应商，以维持其绿色的形象。据耐克所知，总部设在香港的服装制造商溢达公司，以及宝成集团和丰泰企业两家台湾的鞋类制造商就是定期这样做的。
因为IPE的网站同时提供了不同的污染问题，甚至补救措施的信息，所以供应商和采购方就可以使用其信息来预防或者解决违规行为。例如溢达公司，在违规行为发生之前，就使用这些信息来学习，并积极采取措施来预防问题的发生。
有限的成功
跟耐克公司一样，多数公司都只有在IPE就其违规行为与之取得联系之后，才开始使用IPE的数据库来筛选并且检测他们在中国的供应链。但是，IPE同样希望提供负责的供应链管理中“绿色领导者”的积极例子来鼓励开明的企业行为，而不是仅仅依靠这种“提名羞辱战略”来做警示与惩戒。
然而，首次努力的成果并未达到IPE的期望。2008年8月，IPE推出了绿色选择联盟（GCA）。在该联盟下，采购方必须签署承诺书，同意与那些不能或者不愿意解决突出的环境违规行为的供应商终止合作关系。GCA的成员同样需要使用IPE的数据库在其网站上对供应商进行定期的筛选，并且将结果报告GCA。他们需要鼓励供应商解决自身的问题，接受IPE认可的审计员的第三方认证，并且对后续的工作与认证提出建议。由于到了2010年底，只有耐克与天伯伦签署了承诺书，所以IPE降低了GCA最初的门槛，授予所有会员公司经常性使用数据库筛选供应商的权力。
IPE同样努力使公司自愿向大众公布环境信息。IPE与其他15个NGO组成的联盟努力投递信件给污染公司以提醒他们按照公开环境信息法，披露他们的排放。信件提醒公司在收到信的30天内披露他们的排放，否则将会把其列入当地环境局的违规者名单。截至去年年初，NGO联盟已经发出了31封信件，但是只有少数的公司在被提醒后，达到了披露信息的要求。
是否诸如IPE这类的NGO真的改变了中国国内公司的企业行为？显然，进展是缓慢的，因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并且挑战的范围是在一个如此大而又动态的国家。但是，公平地说，这个小型的NGO确实对中国的供应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打出的拳的分量远远超过其重量，并且它将继续这样做。供应链管理者处处留意IPE，以及其它类似的监管者，这就足以说明什么是义不容辞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