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身边人回忆饶漱石
饶漱石1946年在北平军调部
本文作者景玉川：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决定采访和搜集有关饶漱石的资料。尽管那时的政治氛围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小妹妹饶玉莲和她的先生谷思义教授。但谷思义未见过饶漱石，饶玉莲与大哥年岁相差又太大，对兄长与高层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必须采访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李正文可能知道一些饶漱石的情况，可我在1993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上门采访他时，却挨了一顿臭骂，差点被他赶出来。李正文曾担任过建国后第一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我刚说明来意，他就大吼：“我是个小百姓，他（指饶）是大官，专门整我和陈老总。他老婆陆璀喊他小饶都不高兴。你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
我狼狈极了，为了不至于被赶出门，只好向他解释我的本意，然后再与他谈别的话题。后来第二次上他家，彼此熟悉了，他抱歉说对饶漱石的事确实了解不多。在北京，不仅在李正文处我碰过钉子，在其他几处也吃了闭门羹。后来去上海，这遭遇也同样碰到。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女儿兰沁。可她开始也很慎言，两次见面都所谈不多。渐渐地，经过几次交往与通信，双方开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会找她。不过，开初几次见面，我觉得像搞地下工作时那样神神秘秘，要头天约定会见地点。有一次见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还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
兰沁告诉我：为父亲饶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为陆璀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很热情与卖力的，但为父亲平反，胡耀邦就不便过问。
她还告诉我：张鼎丞病重时，她去看望张老，此时张已不能说话，见兰沁来，只是紧紧拉着兰沁的手，呜呜地哭着，想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张鼎丞是华东局与饶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领导人，饶被诬入狱，判决有罪时，他恰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上。
采访李正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奇介绍的。当他得知我采访李正文无收获时，又介绍我去找吴宝康夫妇。吴宝康曾担任过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可他说：“饶漱石平时不说话，与下级接触少。”不过他向我介绍了陈麒章：“陈麒章是大秘书，还有一位秘书是稽春生，你找到他们，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告别时，吴宝康夫妇都鼓励我说：“你做的这件事有用，赶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陈麒章
陈麒章曾是饶漱石的大秘书。第一次采访他，他就谈了对“高饶事件”和饶漱石的看法。他说：
饶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这个人毛病还是有的，但说他与高岗有什么“反党活动”，需要确凿的证据。至于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可以心照不宣，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么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据一些迹象，就断定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很难说。
我只给他做了10个月的秘书，后来他停职反省，我在他家里帮他整理他的检查。他有什么想法，我随时向中央汇报。他写到什么地方，有什么观点？他怎么提的？我都向上反映……他到底参加了什么反党活动？我到现在也是稀里糊涂的。
这个人很少讲话，一个人坐在屋里呆着，也不去找人聊聊。后来他写检查，也是他先谈，我帮他整理，然后他自己再看过，再改，我从来不插话。
……他的部下，华东局那么多人，没有哪个对他关系特别好。私交上最好的是张鼎丞，但工作上还是各干各的，粟裕来北京也没有和他来往过，战争年代他们也不在一起。
陈麒章眼中的饶漱石是饶生病后的状态，也许与以前在上海时稍有不同。
在谈到“高饶联盟”时，他说：
饶漱石平时难得有几个朋友，我倒奇怪。当时有个说法：“高岗门庭若市，张牙舞爪；饶漱石是单干户，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看准了，到时我再捞一把。”要搞反党的人，连手下人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反党呢？对这个提法当时我很怀疑：老婆也跟他离婚了，秘书也不跟他了，反党总要有几个爪牙吧？据说有一个比较负责的领导同志（不知此人是否是兰沁找过的廖承志——引者）向中央写信反映饶的问题应该有个交代……关于高饶事件，我提供不了什么线索，我给他当了10个月的秘书，一直到事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高岗，连他的秘书也没有见过。高岗在东交民巷，我们住在景山后街，我是组织部的，与他没有组织关系，我去干什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是好几年后我才认识的，我说：“原来你是高岗的秘书，我还没有见过你呢!”
财经会议他没有让我去，他（饶）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回来也没有跟我讲。饶发了什么言，我也没见发言稿……这件事从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是党内开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允许的，比如彭德怀写信，那算什么反党？!当时财经会议也好，组织会议也好，还有华东军事委员会主席问题，从现在看，党内有些意见分歧，在公开会议上发言，不是背后活动，不是秘密的，这算怎么回事!如果会上不说，背后胡说八道，那才是违反纪律的。我这是在会上公开发言，我表我的态，这算什么反党!饶漱石的问题，你去看看《邓小平文选》，讲高岗的比较具体，讲饶漱石就很含糊，没有具体的事。饶有错误，但是不是跟高岗有反党联盟？我有怀疑，我保留我的看法。他几件事，比如财经会议上的发言，这是正常的；他背后和高岗有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个问题不能成立；潘汉年的问题现在也不能成立，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账。是否真有个“高饶联盟”？我和很多同志都有怀疑……
……他跟高岗有什么来往我不知道，只知道到北京后他常到这些人（指黄克诚、曾山、张鼎丞——引者）家里去。所以后来我嘀咕饶漱石反党是怎么一回事呀？他有毛病，但不是一出问题就什么都不行。他的问题中，现在澄清了一个问题，即不是内奸……建国后讲这个联盟那个联盟，毛泽东说了几十个反党集团，现在只剩下两个。你看，“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没有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没有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没有了，都站不住脚了。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一是“四人帮”（不是毛定的——引者），一是“高饶反党联盟”，这（指高饶）应是未定性的唯一一个。
我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些会议，“八大”时我也作为工作人员搞会议记录。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个事就很难说，应该有充分的证据。将来讲党史这个账怎么说呢……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了，了解全过程的只有几个人，一个邓小平，一个杨尚昆，一个彭真，彭真身体也不行了，但这几个人不会说。所以党史上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写？还不得而知。实事求是的话，我有个想法：事情终归会认清楚的，比如说朝鲜战争吧，过去说是美伪发动的，实际上是（北）朝鲜发动的。应该实事求是，不是事实的事迟早要纠正，是事实你也翻不了，比如“四人帮”，永远也翻不了。饶漱石你把那些事情去掉后，你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你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传闻的东西很难说。“反革命”是排除了，“反党联盟”还存在很多疑问……
在批判高岗、饶漱石时，有两句话当时我印象很深：说高岗到处活动，东交民巷门庭若市，广为联络；饶漱石是单干户。当时我们听了就有疑问：搞反党活动你还能单干户？单干户，你一个人能唱戏？高岗当时活动很明显，到处拉拢人。现在高岗那里也有一个大问题：他的“五虎上将”里边一个坏人也没有，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赵德尊，赵后来当了黑龙江省副省长，张秀山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郭峰是中顾委委员，马洪是社科院副院长……这些人后来都是党的高级干部。
几天后，我第二次上陈麒章先生的家，他找出了1982年写给陈云的信的底稿，谈话中又谈起了对饶漱石事件的看法：
饶漱石没有什么贪污，个人也没有什么嗜好，或者什么什么的。他不像高岗那样作风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职权，到处搜罗字画古董。康生就搜集了好多好多（陈麒章先生曾是康生专案组成员——引者），我们到他家去，发现他捞了不少，“文革”前捞，“文革”中更捞。饶漱石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他平时不拉帮结伙，对一些人特别好，或者任人唯亲。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怎么反党呀？想不通。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确实搞不清楚。趁这些知道情况的人在世的时候能搞清楚更好，更准确。
他的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肖光
肖光离休前曾任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肖光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他说：
我1945年到军部去，跟他接触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是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那时我是机要科长，原来我在苏北，45年才到军部，从那时起一直到华东局结束，他调到哪，我都跟他在一起。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这个人工作是认真的，态度很严肃，对事情，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比如一些电报都是我给他送去，有什么不对的，他就指出，态度很好，也是严肃的。平时生活上也很严肃，不大开玩笑，严肃有些过头，甚至跟他爱人陆璀同志，都不怎么开玩笑。我当机要科长，他出门都会和我打招呼：“肖科长，我出去呀……”他还会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以方便我有急事找他——一般的领导出门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生活上他也很俭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我们在胶东、鲁中，比较艰苦，有什么事情，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个人非把事做完才歇手。有时炊事员给他搞点菜（那时吃小灶），搞点肉呀，面条，他还要说几句。那时大家都比较艰苦，他生活中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上海解放后，有一次他婶母来，秘书长魏文伯买了点礼物，没有通过他，他就批评了魏文伯。
在谈到“60号办公室”旁防空洞上建礼堂一事时，肖光说：
他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所以容易引起人们产生误解，别人会说他伪装。我与他相处几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上海，我对他总的印象比较好……文稿、电报大都是自己写，只是很少的时候叫秘书写。我给他送电报，该怎么答复的，都是他自己动手。这点，有些领导人不大容易做到，像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一般有什么事都叫别人，叫秘书、叫参谋，他这个很少，他身边好几个秘书，艾丁之外还有正副秘书长……在励志社，他不住好房子，住旁边比较差的。
至于政治上的事，我只是听文件传达的，具体也搞不清。高岗在东北，他们没有接触过，除非中央开会。而且他们性格也不同，高岗是花花公子，饶比较严肃，什么娱乐活动他都不搞……我在华东局（他背后）搞陈毅的事没有，我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一般这样的电报，饶漱石都会找我，指定人译的电报都找我，因为我是机要处长。所以说高饶的事我都怀疑。比如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有人）说是他搞的，我也不相信：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负责建设上海，他怎么会破坏呢？比如还有传说他要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也是……道听途说，胡说八道。
说他对刘少奇态度怎么怎么，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是少奇同志培养出来的，平时他对我们也是“少奇少奇”很尊重。这事薛丹浩比较清楚，跟了他一段时间。
过去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对他都很尊重，下边的干部，各师师长也一样。说他是“伪君子”，那时间长了也会暴露出来。这个人个性就是那么不活跃，不大接触群众，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他很少出来给人聊天呀。也不是怕他，下面的人一般都是领导不找自己，他也不会去找领导……高兴的时候他也与人说说笑笑，但很少，大多是一个人散步、看看书。
你说他“单干户”，我要搞反党，下边至少要有几个人。一个人，顶多只能算是有点个人意见，要搞“反党联盟”，总要有几个人，一个人匹马单枪总不行。
左金祥夫妇
左金祥是江西人，离休前是总参谋部机要局副局长。他的夫人章静，早年曾在新四军机要部门工作。谈起饶漱石，他嘀咕说：“说饶漱石反党，弄得人莫名其妙!我们江西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官……”章静则在一旁不止一次地叹息。
左金祥说：饶漱石生活还是很简朴的，作报告人家很欢迎，不是会说，而是逻辑性很强，理论性很强。他不拉关系，我们也不拉关系。
我跟饶漱石没多久……那时我们当小干部的有些怕陈老总，对饶漱石无所谓……。
我们谈话时，章静也不时插言。她很早就见过饶漱石。对饶漱石的“反党”、“反革命”问题，她显得有些气愤：“讲人要有根据嘛，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知道，该怎么样就应怎么样，事情要搞明白。”“我们在华东呆了十几年，华东那些人，有意见就当面提，大家没有宗派，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好……”
临别时，左金祥说：
“写本书让不了解情况的人知道也有好处。”
送我出门，章静说：
“把这件事搞清楚，也是我们华东人的愿望……”
刘廷臣
1994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刘廷臣，他先后曾给张鼎丞、饶漱石、谭震林三个人当过警卫员。言谈间他不时对饶漱石的遭遇现出愤愤不平。他告诉我：
……案子发生后，我们几个老同志都不满意。我对饶是这么一个印象：他不跳舞，不大看电影，发什么穿什么，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特殊，吃饭都是集体吃、门子也不串，星期天也不出去（我们警卫人员可以轮班休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他是以身作则，对他印象没有不好的……
……饶出事时，有人每天晚上去找饶漱石谈话。
大会也好，小会也好，我是警卫员，说他反党，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不公正。饶在战争环境也好，建设环境也好，他没有单独做过一件衣服，单独领过什么东西……我们在山东，今天躲，明天藏，吃辣椒水，求啥？所以我感到他不平反，我心里不好过……上海一些老的，我们这些小的（指当年的警卫与工作人员——引者）都是这个想法。
张鼎丞把兰沁接到他家，张老也吃了苦头。张老与饶老关系很好，张的秘书陆健比较正派。张老对兰沁的事很伤心，粟裕与饶关系也好，谭震林也说：“我在浙江与前线工作，不了解（饶的反党情况）……”饶与陈云的关系也看不出来。现在上海了解饶的人没有几个，胡立教肯讲的话会知道一些，当时饶的代号叫501……他出事后中央（调查组）来了解情况，我们说：“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关系，只看牙齿找过北京路一位私人医生，这我们担保，其余他哪儿也没有去”！（说到这里，刘大笑）
为了便于我在上海找到更多的知情人，刘廷臣还给了我一份当时华东局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他们的地址与电话号码。此后，我就依照这份名单，一一去拜访我所要采访的知情人。
李宝贤谈
李宝贤当过饶漱石的卫士长。饶调北京任中组部部长后，1953年2月，他和饶的秘书艾丁一同返沪，李任华东局保卫处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来沪的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接待过许多头面人物。
他对饶漱石的看法也是很好的。他说起他回到上海不久，饶漱石出事后在他心里引起的震动：
半年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说是“高饶联盟”在上海开会，陈毅发表了好多意见，原来有一本材料叫《高饶联盟反动罪行》很厚，我当时看了，很多事情我们不熟悉，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的威信那么高，我们这些人搞警卫一点也不知道。……见了那些材料后，他联盟搞什么我也弄不清。饶漱石办事很稳重，我跟领导这么多年，看的领导不少，觉得办事稳重的领导考虑问题就全面，我想也没有想到饶漱石会这样!他就与高岗接触过几次，也都是高岗来看他，所以我总感觉到（叹气）这么好的人!过去他有个叔叔来，他都不见（应是饶的族兄饶真泉，其祖父收养了饶漱石之父饶思诚。饶真泉土改时划为“破落地主”，“文革”中夫妇俩双双在厨房吊死——引者）。有一次我们警卫在大门口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我说不给他（饶）看，这事只有秘书（艾丁）和我知道。我对下边说，这恐吓信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怕，只是今后有什么人要见他（饶），你们一定要让我知道。
李宝贤对饶漱石一家充满了感情，他对我说：“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兰沁，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出门。”
凌文英
凌文英在李宝贤之前任饶漱石的警卫队长。他说：饶出事时，我们只能以“想象不到”来形容。从外表看，他蛮好的嘛……弄了半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反党呢？前些时，我们还在一起，说饶漱石的事。高岗怎么样我们不清楚，饶漱石这人我们知道……说实话，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呀，“联盟”呀，都存在疑问。
林钧堂
林钧堂曾是张鼎丞的警卫员，因为张鼎丞与饶漱石私交较好，工作上接触又多，所以对饶漱石也有所了解。林钧堂后来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回上海，离休前任上海机械专科学校纪委书记。
在我采访过的警卫人员之中，林钧堂的文化修养算是最高的了。
由于经历与政治文化修养的缘故，林书记给我谈了许多在山东的经历，只是在评介饶的“反党”一事上，他出言还是很谨慎：
他（饶）这个事，我们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联盟”之类是存在疑问的，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大有这种可能的。
饶在山东没有什么闲空，他和别人也没有私交。
我在北京读书时，他出事了，我去看张老，兰沁也在张老家，张老对这件事也很吃惊。
艾丁
艾丁跟随饶漱石6年多。1946年在延安开始由组织安排到饶身边当政治秘书，1953年2月离开。作为饶的政治秘书，他应该知道很多历史真相，可是他不愿跟我多谈，采访时也不同意录音。
1994年3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我在上海外滩市政府大楼采访了他，当时他是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顾问。事先与艾丁先生预约时，他不希望我上他家，而选在他上班的市政府大楼。采访虽有一个半小时，但记下的事情不多，其中有这么几点：
一是在延安枣园时，饶漱石夫妇散步，陆璀去挽饶的手，饶不肯。俩人拌嘴多用英语；
二是薄一波“三反”、“五反”期间来上海，作报告时，说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三反”、“五反”表示过不满，说上海右倾；
三是为饶的事后来他吃过很多苦头；
四是饶漱石后来有些不信任他，以至他也不愿跟饶说话；
最后，在谈到饶漱石事件性质时，他仍然客观地说：
“他的事，按理也应属党内的事。”
20世纪90年代，兰沁一次来上海时，艾丁还宴请她，邀当年一起工作的人作陪
陆熙昶
陆熙昶，是陆璀的小弟弟，给饶漱石做过几个月的保健医生。他说：
我是从部队进的大学，1952年春夏在上海医学院读三年级，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到北京去。到了北京，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找我说：在华东首长中，饶漱石是一把手，你去给他做医生，护理他……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与精神紧张，饶当时患有肾虚症，战争年代没有条件，进上海后，陆璀开始督促他去看病：“一天到晚总是工作工作，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顾，现在条件好了，你可以去看病。”当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叫杨国亮（音），他给饶看了病，饶也信任他。杨大夫给饶漱石开了针，据说可以壮阳。饶上北京后，组织上派我给他每个礼拜打针，因而这段时间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一点。
我到北京时，他还在北京医院住院（治颜面痉挛——引者），刚好陈毅去看他，对饶说：“我们这些人，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多活几年，对党是有好处的……”饶后来到了颐和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保健大夫，只觉得在北京三个月我没啥事可做，每天就是督促他吃点安眠药，吃点维生素，打打针。我想自己此时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很紧张，放弃了很可惜。于是我要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不要占一个人，有什么情况，只要中央保健局派一个人就行了。就这样后来我又回上海了。
这几个月在北京，几乎整天有接触。他这个人讲话很少，谨慎，不如陈毅放得开，陈毅作报告我爱听……抗日战争年代，我很少看到姐夫，后来我调到军部一个卫生学校，陈毅来给我们作报告，他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住地离我们不远……在所有的人心目中，一直到现在，都对他非常尊敬，所以听说中央首长出事了，华东的人都没有想到是饶，都很吃惊……华东局干部对此都有看法，但不敢讲。
我去北京是因为政治上可靠（亲戚），那年夏天去北京三个月，此事我以前没说过，出事后更不敢说。
……我去（北京）时，“睡眠疗法”已经做完了，他找主席可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我在颐和园时，中央首长都来看饶……批饶的材料根本不可信。
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好，所以后来讲“彭、高、饶”。高岗的表现说明他根本不会对毛不好，他只对刘少奇有意见。高饶出事之前几个月，毛泽东有时与高岗彻夜长谈，什么都说……
1954年，饶还未抓时，我去了。那次是去东北出差路过北京，我去看姐姐，姐姐是听了传达报告的（指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引者），饶拿本书给我看，说：“毛主席很注重什么什么……”还教导我说毛怎么伟大……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对姐姐说：“这样一个对自己很克己，工作勤勤恳恳的人，说他有野心，野心从何而来？连吃一口白糖，也说国家很困难，别浪费了……”姐姐说：“唉，政治上的事，你不要讲。”她了解的情况多，当时希望我保住工作，要我不要过问这些事。
八、九年以前，早已时过境迁，“文革”已结束，很多人都平反了，我们对陆璀谈起饶漱石：“像这样的有功之臣，怎么能这样就算了呢？”她就说：“饶这个人呀，也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水落石出！”
“文革”中，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上面说：建国初，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感到不称心，毛正在考虑是否把刘、周放在一边，这时，高岗的事情发生了，毛最不放心高在背后搞名堂……我相信“文革”中这份材料是可信的，我知道高、饶两人相交很少。
我今天讲饶漱石许多事，并非（我）与饶漱石是亲戚，现在姐姐跟他的关系已结束了，我讲这些，是为了对历史负责。
李振田、姜廉
采访李振田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九江决堤的前一周。李振田是山东人，15岁起为地下党跑交通，进上海后一直在华东局保卫处。菅荣斋接替李宝贤任卫士长前，原是拟定由李振田代李宝贤的，后有人提醒说他当时管的事太多（司机、警卫、其他服务人员）便改由菅荣斋去了。李后来也调到北京，最后在师级位子上离休。
李振田告诉说：饶漱石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后，凡是饶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在一起学习，为期一个月，称之为“肃清流毒”，参加者包括警卫员、司机、其他秘书、保姆、厨师……
在1954年批判饶漱石的会议上，饶还有一条“错误”就是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饶漱石本人对这事坚决否认。
李振田谈到刘少奇到上海期间，饶在接待上确实有过“怠慢”：
刘少奇夫妇那年来（1950年）住了大概一个月，他左右的人对生活要求比较苛刻，如叮嘱房里气温不得低于22度，不得高于24度，那时没空调，靠烧锅炉，这个温度很难控制。饶开初陪了几天，后来没有陪。对刘左右人员的特殊要求，饶总是一边叹气：“唉，唉……”
陆璀之弟陆熙昶也回忆说：
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几次来上海，陆璀讲：“少奇同志来了，你也去陪一陪”。他说：“这次他是带夫人来，还有小孩，又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作……”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是首长来应陪陪；一是工作正常就不需要陪。这说明饶是正确的。
姜廉当过饶漱石等华东局领导人的生活管理员。他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谈起饶的“反党”，他说：“他出事，我们莫名其妙。”
菅荣斋
采访菅荣斋，是在2005年5月。菅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亲眼目睹了他负责警卫的第三野战军政委、中组部部长被捕时的一幕。见面时，他告诉我：
我们很愿意为这些事（指饶）给他说说，也有老同志劝我：“不要着急，总会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的。”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个说法……这次听说江西有人来找我，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惦念这件事。
我们有很多话也不知跟谁说？听说你们要来，我老伴说：你别激动得睡不着觉哇！（我）太激动了，今天下午接到你们的电话，（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所以下楼去接你们。
1953年，饶漱石的政治秘书艾丁和卫士长李宝贤回上海，陈麒章与菅荣斋分别接替秘书和卫士长的工作。不过，菅荣斋比陈晚去一个多月。他说：饶漱石对我们（我、艾丁、陈麒章等）要求很严。到北京别的没有什么，就是感到生活要求太严格了，陪客人吃饭我们自己都要掏钱，偶尔才去要点烟要点茶……按常人想象：在首长身边工作一定得到不少好处，但我们一点好处也没得到。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资一级也没有增加，去时17级，回来还是17级。他对我们要求严，对自己也是一样，举个例子：他告诉我（他）吃饭只要一菜一汤（一荤一素）就可以了。来了客人，顶多加一个两个菜。他一家的伙食钱（包括兰沁、陆璀）一个月50块钱就可以了。有一次他妹妹（指在人民大学读书的二妹妹饶玉莲——引者）去看他，他也没有拿钱给妹妹，他没说，我也不好拿。他告诉我钱怎么用法：要节省用，不要大手大脚，以后退休了，休假都要自己花钱。我在那里一年多，给他攒了3000多块钱，一分钱也没乱花，走时，我都交给了陈麒章处理。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白开水一杯。没有什么爱好，只在上海看见他打弹子，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很朴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几年，后来是给虫子咬了，才换。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啥也没有。
菅的夫人姚兰桂熟悉饶一家人,她插话说:
兰沁的裤子都接了三截（人不断长高,裤子不断接），她那时是高干子女。
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说道：
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有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
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
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
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
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
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
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乙（1）号，右边张闻天是甲（乙）号，邓小平也在隔壁……
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回忆说：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我很纳闷：怎么都是华东的人、比较熟悉的人？会议结束后，他停职反省，他找到我们说：“我现在休息，你们要注意学习，钱不要乱花，以后退了休，什么都靠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停职反省，（那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在这期间，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叫汪景贤（音），也布置我每周向他汇报饶的生活、吃饭、睡觉、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也没说什么。
逮捕他的时候，饶正在吃饭，我在门口站着，这时外面来了人。一位是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长，个子比较高，穿灰中山装。他们带了几个人，开了部两个门的汽车，这些人不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我们基本都认识。徐问我饶在哪里，我说在吃饭。他们进去，不让饶吃饭，也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听到念逮捕令，说他包庇扬帆、潘汉年反革命，签字的是张鼎丞，他是总检察长嘛。他们给他换上囚服，带上汽车，我看着他坐汽车走远的。
（接着）他们在（饶）家里到处搜查，（他家）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看。”他们啥也没搜出什么来。
他人特别好，从来没有对我们红过脸，发过脾气，没有背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一辈子没享到福，怎么落到这个结局呢？这些事，我们有时想起来真是难过。
说到这里菅心情沉重，神情无奈而又茫然。
邹韬奋先生主编的1935年12月21日出版的《大众生活》第一卷第6期采用清华女生陆璀的照片作了封面。陆璀被称为“12.9学生运动”的清华女杰。
陆璀
1953年饶漱石调往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忽告失踪，连饶漱石妻子陆璀都不知道。那时关押人往往不通知家属，只是过了几个月后，听到党内口头传达"高饶事件"，陆璀才知道丈夫获罪的原因：说是与高岗合谋，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党内文件用的是抽象词句，唯有讲到高岗的罪状里，有一条具体事实：高岗与苏联斯大林有勾结，未向党中央报告。陆璀向组织请求探监，给丈夫捎点衣裳之类，未获允准。情急无奈，她只能黑夜里抱著小女儿哭，特别是听了内部传达以后，单位里的同志象躲避麻风病似地疏远她，似乎她也成了高饶反党集团的一份子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陆璀（前排左四）
1955年陆璀受“饶潘扬”案牵连下狱。1956年出狱，后任北京东城区区委书记。几年后，陆璀与饶漱石离婚，并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秘书、被称为“和平诗人”的朱子奇结婚。“文革”时陆璀再入秦城。
晚年的陆璀
（《饶漱石》景玉川著已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978年后陆璀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美友协副会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拥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幸福家庭，与老伴朱子奇儿孙绕膝，亲情温馨，其乐融融。
2001年4月陆璀给党中央写信，为饶漱石申诉，以下是信的全文：
我是陆璀，中共党员。长期以来，有一件事像一块重铅压在我的心头，那就是饶漱石的问题。
饶漱石于l955年3月因被指控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而被开除出党，同年4月，又以“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头子”的罪名被逮捕并判刑，至1975年病故狱中。
对于这一案件，从一开始，特别是“文革”结束以来，不少同志就抱有怀疑、保留甚至否定的态度。党内资深的老大姐章蕴同志就曾当着旁人的面对我和我的女儿陆兰沁说：“饶漱石是个好同志，他是冤枉的。”廖承志同志也曾对我女儿说：“他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据了解，廖还曾在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上提出：“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如果证据不足，是否可以不写进决议去”。直到最近还有不少同志，有的甚至从远方打电话给我，明确地说：“这是一桩冤案”，要我和我女儿向党提出申诉。饶过去的秘书陈麒章同志曾经在1982年8月13日向党中央写信(请陈云同志转)说：“在潘汉年、杨帆的问题相继澄清和为他们恢复名誉后，过去认定的那个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问题自然就不能成立了……”他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他的信最后还说：“我认为，这样的事，不论其家属有无要求，组织上都有责任作必要的澄清。……”
旁的同志反映还有很多，而我却一直没有向中央提过，这是因为我有顾虑。首先是，因为看到建国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已平反，唯独高饶的事没有触动，我想，其中必有原因，我不愿意给党中央找麻烦;其次，我对此案的许多具体情况都不了解(原因见后)，怕空说无凭，又无法去查找党内资料;加之我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对许多复杂的情况难于分析理解。再者，我因受饶案的无辜株连，曾从l955年到l956年，又从l967年到l973年两次被逮捕入狱审查，先后达七、八年之久;我的女儿和我的其他亲属也曾为此长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和影响。虽然最后组织上给了我彻底平反的结论，但仍不能不心有余悸。
而今，我已87岁了，来日不长了。在众多同志的关心下，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应有什么顾虑。特别是看到经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和教训、纠正“两个凡是”和拨乱反正以后，我们的党是更加成熟，更加实事求是，也更加坚强了。出于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信赖，我决定趁自己的脑子还没有完全老化之际，把自己的所知和想法，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如有不确切或不妥之处，请中央给以批评指正。
我总的看法是：饶漱石是有一定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属于反党，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是敌我矛盾;对他的问题的定性定错了，处理太重了。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其实有无此事，值得重新考虑。恳切希望党中央组织力量对此案进行复查，再作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综观饶漱石的一生，他是江西临川人，1903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为党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的简历附后)。他对党是忠诚的。l930年他在东北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后兼党的省委书记时，曾被捕过，1931年出狱。业已查清，并无叛变行为。l941年，皖南事变中，他(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临危不惧，在项英、袁国平等不告而别后，仍苦苦坚守，直到最后脱险。据他后来告诉我(我在事变前已随曾山同志等先期去到苏北)在万分危急的最后关头，他曾发过一个电报给中央，其中说“我为党牺牲，固我夙愿”，但因电台适于此时被毁，他的电报并未能发完(这份电报中央档案中还可能找到)。我想，正由于他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表现很好，因此，在重建新四军军部时，他就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后任华中局代书记、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代主任、主任，新四军代政委、政委。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没有搞好，发展到后来的所谓“黄花塘事件”(那时我正在做农村基层工作，因而对具体情况不了解)。现在看来，他们两人的关系没有搞好，在饶的方面，当然有他的错误，但公平地说，双方都有责任。后来我从一份有关材料中看到，在1954年2月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关于饶的座谈会上，陈毅同志在发言中也曾作了自我批评，说：“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他又说，“我和饶各有各的账，谁也不能赖!”
据我的感觉，饶因自知无领导战争和根据地工作的经验，却被委以这样的重任，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在黄花塘，他曾有一个电报给中央，其中有这样的话：“在德的方面我可无愧，但才的方面则不够(或曰“难于胜任”)，因此，希望中央速派才德兼备的干部来代替我(饶)(或“来帮助我们”)。”(这份电报在中央档案里一定有，可以查实)。是否可以因此就说饶是耍手腕挤走陈毅同志昵?至于为什么后来中央把陈毅同志调回延安去参加整风，反而把饶留在了军部，那我就不明白了。据知，后来毛主席对此事已作出结论性的意见，说：“此乃属于工作关系性质，现已不成问题了。”因此，在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后，陈毅同志又回到华东工作。此后，没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和。
但到l949年建国后不久，在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一事上，又出现了问题。我那时刚从国外工作回来，而且主要在北京在全国妇联工作，对此事丝毫不知内情。后来听说，事先，毛主席曾面告陈毅同志，此职拟由陈毅同志担任，但陈当即表示推让，说他已是司令员兼上海市长，工作太忙，难于兼顾，提议由饶担任。毛主席即要他回华东商量。陈回华东后，仍以同样理由表示不能兼任，而提议由饶担任(饶当时的卫士长后来曾对我女儿说，他就亲耳听到过陈对饶以同样理由把此职推让给饶的对话)。据说，当时华东局有几位常委(或委员)也赞成由饶担任并把这意见报告了中央。所以中央最后还是决定由饶担任。饶和华东局那些建议由饶担任此职的同志们是否事先知道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都是由大区司令员兼任，还是在名单公布后才知道的，这我不得而知。但饶未把此职坚决推掉，这可以说，他由于这十余年来在华东工作有一定成绩，受到中央的器重，在华东的干部中也享有一定的威信，因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个人主义名誉地位的思想。但由此而说成饶是“向党伸手，用欺上瞒下的手段窃取了这个职位”，是不符合事实的。
饶对工作一贯是勤勤恳恳，夜以继目，几乎达到“工作狂”的程度，而对个人生活则一贯艰苦朴素，几乎一无所求，这是众人所共知的。l952年初，他由于工作疲劳过度，眼面神经严重痉挛，中央出于对他的爱护，让他到北京来治疗，他却错误地产生了患得患失的心理。在治疗时又不幸对他采取了苏联当时新兴的所谓“睡眠疗法”，即给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使他整天除坐起吃饭外就是睡眠，一连睡了20天。治疗终止后，又未让他再在医院耽几天以进行必要的观察和使他逐步适应正常生活，而是当天就让他出院了。出院当晚，他的神经处于极度兴奋和不正常的状态，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以致发生在当夜(应为第二天夜、即第三天凌晨——引者)3时左右非要去见毛主席(当时他住在毛主席隔壁)，并和毛主席谈了三个小时这样不正常的事情。以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神经仍很不正常。至于他为什么要半夜去找毛主席，又和毛主席谈了什么，他对我是一字不提的。直到后来，从公布的材料中，我才知道他半夜找主席谈话，主要是想了解中央对自己是否信任。这是他在神经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一次非正常的举动。为此他后来十分后悔。
后来他结束休养，到中组部去当部长时，我感觉他的神经还是不大正常，但又不好说。我自己则回到全国妇联去工作了，担任常委、国际部长，忙于出国和接待外宾的工作。对于他在中组部怎样和安子文同志闹不团结，以及在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怎样和高岗同样“批薄射刘”和后来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怎样“讨安伐刘”，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一无所知的，但我从后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饶的主要问题是对刘少奇同志有意见，或者加重一点说，就是“反对”了少奇同志(也只是反对了少奇同志的某些方面)，而这就被无限上纲到“反对党中央”、“攻击党中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等等。事实上毛主席也曾要求薄、刘、安等同志在会上做检讨。最近我看到一份l980年3月l9目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记录，小平同志说“高岗也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小平同志还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小平同志说的这些道理，我想也应该同样适用于饶。饶从未承认自己反刘，他在自己的两次检讨中，只承认曾对少奇同志在个别问题上有过意见或表示过不满。另外，饶不反对刘，更没有想过要打倒刘，还有一个旁证，就是正当“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国声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专案组要饶写证明时，饶完全可以乘机对刘落井下石，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实事求是地写了如下证明材料：“在刘少奇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被捕期间，没有同志被捕，党的组织也没有遭到破坏。”(文字大意如此，原文可查《刘少奇同志平反材料集》)，而且有一次，我女儿在与王光美同志谈及上述事情时，王光美同志对我女儿说：“说饶反对刘少奇，我一直想不通。……”
至于饶和高岗的关系，据我所知，他们以前从未在一起共事，关系很生疏。调到中央后，他们也从未有个人交往。如果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甚至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意见(不排除他们两个作为会议参加者在会议期间曾交换过意见，而这是正常的，允许的)就把他们定为“反党联盟"，未免太过牵强。
我注意到，后来党内文件对这一案件不再称“高饶反党联盟”而称之为“高饶事件”，不知这是否意味着对这一案件的看法有所变化。
但令人惊异的是：2000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的书，约有40余万字，其中大量的篇幅都是引用了党内的文件和文字资料，包括如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来往电报、信函、一些重要会议的内容、领导同志的发言等等，都是原文，包括时间(年月日)和地点等，这当然就大大提高了该书的“权威性”。书中还大量地虚拟了毛、刘、周、邓等领导同志的活动、言谈举止和交谈的内容等等，绘声绘色，好象作者是身临其境。该书的结论是：“高饶反党联盟已定格在历史上”。“高饶俩人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使我惶惑不解。
我觉得这样使用党内档案材料来写小说，加上虚拟的描写，是很不严肃的，对领袖、对当事人、对党史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这也有损于我党的形象。不少同志都和我有同感。
关于“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问题，事实已经证明，也完全是一个大冤案。从有关材料看，饶的被逮捕与判刑，就是依据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而定的。正如前面提到陈麒章同志所说，潘杨二同志都早已平反、恢复名誉，饶作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和包庇潘、杨“内奸分子”的罪名，当然就更不能成立了。希望中央也一并重新审查、作出结论，还他清白。
请党相信，我这时出来为饶“鸣冤”，决非感情用事。我和他因性格不同，感情不合等种种原因，长期分居……
现在我决定为饶漱石向党申诉，完全是出于一个党员的正义感，为了向党负责，也是为了党的声誉。放着这个几乎被公认的冤案不予平反，对党的形象也是很不利的。而且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饶曾担任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为抗曰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建国初期，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等方面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得到过中央的肯定和表彰。他的问题不予澄清，党的部分历史不好写，对于他个人也太不公道。
今年，我们即将隆重庆祝我党建党八十周年。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缅怀党的缔造者和无数革命先烈的时刻，对一些虽犯有错误，但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和有益工作的同志，一分为二地给以公正、客观的评价，也是一个适当的时机。这也将使我们的党显得更加光明磊落、无私和伟大。
冒昧上陈，请党中央审阅考虑。是否有当，恳请复示
此致 最诚挚的敬礼!陆璀200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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