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看到报章上援引外电报道说“现在中国新富阶层中流行喝葡萄酒加雪碧”，并称这是中国人将引入的西方文化改造得似是而非的一个典型例子，“一百多年前的那些欧洲酿酒大师，要是知道自己的作品被如此糟蹋，肯定会痛心地从棺材里翻过身来”。这么说的原因是：这些历代酿酒师琢磨了上千年就是为了把葡萄酒中的水分抽出来、降低其糖分（干红的含糖量每升低于4克，“干红”的“干”，原即指“不甜”），并将其中有限的糖分通过最简单的糖化酒精方程释放，而现在如果兑入雪碧，其中所含的糖分重新加入进去，对酿酒师而言算是前功尽弃了。
此后便注意到，对于“葡萄酒正确喝法”的讨论中，难免会捎带到“葡萄酒兑雪碧”这一“奇葩喝法”，这被认为是一种很“二”、或至少是“不正确”的喝法。到2013年随着“土豪”一词的流行，又被看作是土豪的暴发户行为，与“洋酒兑绿茶”同罪。在这些说明中，也会附上如何才是正确喝法的说明，以及为何那是正确的——因为“要慢慢品味其中单宁特有的酸涩感和层次感，并且慢慢领略其中复杂的香气”，而雪碧则会彻底破坏这些。简言之，中国人应克服初期的酸涩口感带来的不适应，因为“葡萄酒之所以好喝，正是因为其难喝”。此外，据营养学家分析，在葡萄酒中添加碳酸饮料还会破坏葡萄酒营养和功效，最好也不要加冰块，因为稀释后的冰葡萄酒不适于胃酸过多或患胃溃疡的人。当然，更重要的是：知道不同的葡萄酒应该对应搭配什么食物、进餐的礼仪都极有讲究，如果不遵守，不仅是失礼的，而且是暴发户做派。总之，不仅葡萄酒应当喝原装原瓶进口的，它的喝法也应是“原装进口”、不得变动的。说到底，这意味着不是接受一种酒精饮料，而是接受依附其上随之而来的一整套文化。
葡萄酒加雪碧属于“不正宗”的喝法，这个我好歹也还是知道的；不过我并不感到羞耻，而宁愿把这当作中国人民的一个新发明。如果有人乐意学习欧洲贵族的标准餐饮礼法，那可以自便，但至少我本人对这种文化正统主义并无兴趣花时间去学习。
我持这种顽固态度的主要根据是，我认为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我反感那种认为“只有一种正确喝法”、且在交流和文化移植的过程中不能发生变化的观点。如果把欧洲的“贵族餐饮礼仪”视为唯一正确的，那么“葡萄酒兑雪碧”自然是错误的，因为任何对正确的偏离都是劣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喝法会受到嘲笑的原因。然而，如果“欧洲人可以有欧洲人的喝法，中国人也可以有自己的喝法”，两者并无高下，那么，“葡萄酒兑雪碧”也可以算作是一种“本土创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固守“唯一正确的喝法”来嘲笑任何偏离的新做法，这才是一种媚俗的行为。
虽然已有足够多的文章和帖子声讨“葡萄酒兑雪碧”，但我还是要反问：为什么不可以？
一种饮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变异，创造或混搭出新的做法、喝法，这原本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咖啡源出非洲之角地区，在中东流传的最初数百年里，都是纯咖啡的喝法，不加糖也不加牛奶。然而在传入欧洲后，人们无法适应纯咖啡苦涩的味道，开始往里面加糖。1683年维也纳之围后，奥地利军队缴获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留下的500袋咖啡豆，柯奇斯基（FranzGeorgeKolschitsky）用这些开设了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蓝瓶子”；因为奥地利人受不了像土耳其人那样连咖啡渣也喝进去，生意好不起来，于是他开始向这种浓黑焦苦的饮料中添加牛奶。这种新的喝法迅速盛行，随即传入法国，被称为“caféaulait”（加牛奶的咖啡），1763年这个词又进入英语，也就是现在各地盛行的“拿铁”（latte）的前身。可以想见，对几百年来一贯喝纯咖啡的土耳其人来说，欧洲这些异教徒们往咖啡里添加糖和牛奶的喝法必定都是奇怪和不正宗的。
茶饮料差不多也是如此。固然中国唐宋时代的团茶是加香料的（后来明清盛行至今的散茶则更天然），但也从来不会加入糖和牛奶。然而，在茶饮料向外传播之后，立刻就出现了各种因地制宜的新做法。至迟在元代，习惯乳酪饮食的北方游牧民族就已经开始在茶中添加牛奶，藏族还会在其中加入酥油、食盐制成酥油茶。在向西传播之后，又出现了向茶饮料中添加柠檬或薄荷的喝法。这其中的任何一种喝法，与中国古代文士僧侣那种饮茶的习惯、礼节、氛围无疑都是迥然有别的。
不仅如此，这些向咖啡或茶里新添加成分之后形成的“不正宗”的新喝法，到最后不仅在当地盛行，乃至风靡世界，甚至还又返销回了原产地。像奶茶已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品类，包括丝袜奶茶、珍珠奶茶等林林总总，俨然是现代城市的流行元素，中国古代的制茶大师地下有知，只怕也要气得从棺材里翻过身来。至于加奶的拿铁咖啡，早已是各地咖啡馆必有的品种之一，糖和牛奶被视为咖啡馆必备配料，牛奶另有美誉“咖啡的最佳伴侣”——你怎么倒不说雪碧是“干红葡萄酒的最佳伴侣”！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假定咖啡和茶也各自只有一种正确的喝法而不得添加任何配料（要从餐饮礼仪、成分或营养学角度证明这一点，相信也不难），那么，现在也就不会拿铁咖啡和珍珠奶茶了。尽管“葡萄酒兑雪碧”看起来似乎总难免有几分不登大雅，但这种喝法能够盛行，与其说是中国人普遍地“没文化”（话说回来，往茶饮料里加柠檬的英国人对中国文化又了解几分呢），倒不如说是一种实用的原因：它使干红葡萄酒适合了中国人的口味。当地化的改造并不一定是拙劣的，歧异也正是丰富之源。我们何不干脆承认这是一种地方性创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