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35节：珞珈山干部训练团(4)
富池口失守后，日寇又向州、三溪口进攻，云南张冲部继续正面堵击。而此时，汤恩伯指挥各军（包括五十四军）则退到日寇进军方向的左侧，排市以南山地。汤恩伯得意地说是争取外线，可是当日寇接连三天向云南张冲部猛烈进攻时，汤恩伯指挥的数万军队在山上作壁上观。四十二旅旅长罗广文，电话报告：“见排市日寇营地灯火辉煌，人数众多，熙攘往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敌人补给基地。”我问罗广文：“敌人兵站在不在我们山炮射程之内？”
罗答：“在。”
我又问：“八二迫击炮射程达得到不？”
罗说：“迫击炮推进几个山头就行。”
罗广文是士官炮兵科毕业，我相信由他指挥对敌急袭，是可以胜任的，我便急忙给军长霍揆彰建议说：“我们推进山炮营，并集结几个迫击炮连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并拿几个步兵连冲他一家伙，到天亮时就回来。”霍不愿“引火烧身”。
汤恩伯与我见面时，以同学相称，我又想起他争取外线，侧击敌人的谈话，便又向他通话，请求下令。可汤却说：“不要打，打就把敌人惹来了。”我建议的目的正是要给敌人以损失，并牵制敌人，使他不解除我们在他侧背上的威胁，就不敢继续前进，这样三溪口正面，就可以多支持几天。然而却未能如愿。三天以后，张冲的部队就垮了。敌人又继续往前推进，而我们在敌人的侧面的部队也往后退，五十四军军部由辛潭铺撤退。那天正好又是中秋之夜，与一年前我由罗店撤退时一样，明月有情，照我夜间行军，马上略感薄寒，仰望辽阔的天空，想到“八千里路云和月”、“力尽关山未解围”的诗句，又不禁怆凄感慨至极！最后，关麟征部在金牛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按计划武昌的部队都跳出圈子，敌人只扑进一座空城。江北情况亦大致如此。武汉遂于1938年10月25日陷落。
我所在的五十四军经通山、通城退往长沙，再退常德。离长沙次日，长沙就大火。长沙大火系湖南省长张治中所为，并美其名曰：“焦土抗战。”时人不满，汪精卫即借故发表《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公开投敌，蒋介石做贼心虚，遂将酆悌、文中孚、徐昆三人处死。湖南人特做了一副对联讽刺张治中：
治绩安在？两个方案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个人头万古冤。
横额：张皇失措
一月以后，张治中去重庆时与我们在桃源见面，还自叹这一失误，使他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当时我就疑惑他替人受过，1983年我得史说同志如下的信，才真相大白：
“……9月下旬，张治中将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交给朱绍良，转任大本营某部部长。我随他到了南京，闲住了一个多月。11月初的一天晚饭后，突然唐生智派人找我到他公馆去。到后，见在座已有七八人。过了半小时，唐来了，坐定后说：‘我今天在军委会开会，委员长问谁守南京？何敬之就是不作声，我就说我守。我现在任南京卫戍司令，与城共存亡。现在阎锡山守太原，如太原失守，阎锡山死，中国尚有救，我之于南京也是如此。’接着他数了守南京的近二十个师的番号后，问道：‘你们有胆量与我守南京的站起来！’大家都站起来了，于是唐说：‘大家明晨来到职！’我出来即去找张治中，张说：‘我已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你跟我到湖南去，在后方训练一些部队。’我就这样到了长沙。”
长沙大火是武汉将沦陷前，蒋介石亲自到长沙对张治中指示的。武汉沦陷后，蒋从南岳衡山电令长沙撤退时必须彻底焚毁！张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准备。酆的计划“于汨罗江撤退时先放空袭警报散百姓，然后焚烧”，张把“撤退时”三字改为“撤退后”，并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酆回去对警部参谋处长许权说：“明拂晓我检阅部队！”当夜许找警二团团长徐昆商议，二人猜不出检阅用意在哪里，并如何检阅。因酆悌睡下不许人叫醒他，他二人又不敢问，以为必是检阅放火准备。于是连夜拖运汽油，及喷油的水龙头放置各街道里弄，以便放火。半夜后，天心阁附近失火，各处准备放火的士兵说：“放火了！”就到处放火。就这样烧了大半个城，而日军到岳阳南新墙河就不前进了。蒋介石从衡山到长沙，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中孚杀了，省主席张治中撤职留任、保安处长徐权撤职查办，警备部参谋处长许权判无期徒刑。张治中一个月后调重庆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
此次武汉战役与南京保卫战役相比损失较小，各军都只受损失而幸免于歼灭，唯长江北岸损失了两个野炮团。蒋介石、陈诚对此也就心满意足了。以后陈诚还到处吹嘘，说他的指挥好，白崇禧还丢了两个炮兵团。
第36节：听覃振谈宋美龄的婚事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一心投靠英美，德国顾问撤离，长江流域的蒋军就与日寇长久对峙，进入消极抗战阶段。
我军在常德驻防期间，霍揆彰被任命为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司令，我任参谋长，指挥五十三军周福成、五十四军陈烈，七十三军彭位仁等三个军，商震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又指挥霍。这是蒋介石收拾杂牌的惯用伎俩。我们以五十四军驻益阳守备洞庭湖南岸、七十三军驻临澧守备洞庭湖西岸、五十三军驻津市守备洞庭湖北岸，华容、南县、安乡等地，并于白螺矶沉船，封锁长江航道。在八百里洞庭周围植桩作水际障碍，征用木材商的木材，不计其数。霍揆彰忌讳人称他“福将”，但他警备洞庭湖时，敌人毫无侵扰，以后蒋介石调商震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又调他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官名很大，但只能管军事委员会的事务，兵权则被完全调空了。
商震调离二十集团军以后，霍揆彰便当上了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我则被任命为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桃源。
听覃振谈宋美龄的婚事
桃源那个地方，出了三个很有名的人，人称桃源三杰龙、虎、狗。龙即宋教仁，虎即×××，狗即覃振。覃振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德高望重。二十集团军在桃园驻防期间，恰逢覃振回家探亲，他亦来部队看望全体官兵。我等自然热情相迎，并特设午宴招待。席间，覃振畅所欲言，加上有酒助兴，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最初，大家在覃面前不免有些拘束，后见覃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也都随便起来。交谈之中，我们都批评国民党官僚。覃振最不喜欢谭延闿，说他简直是官僚之尤，把谭骂得一钱不值。为讨得覃的欢心，我们也凑趣说：“章太炎写的有一副对联是送给谭延闿的，院长可还记得否？”
“记得、记得。”他一边喝酒一边继续说道：“章太炎骂谭延闿的那副对联简直是写绝了。”说完他便摇头晃脑地背了起来：
椿萱跨四位，乃父制军又总理，生母谭如夫人，养母宋太夫人；
显达历三朝，有清公子兼翰林，容共武昌主席，反共南京主席。
我说：“其他话都好懂，乃父又总理，是由于他提倡称孙中山为国父，只是养母宋太夫人这句话不解其意。”
覃说：“千真万确，你们不知道内幕，是这么一回事。”覃说到这里很得意地拿起酒杯开怀畅饮起来。我们一心想知道其中之奥妙，一时间，忘记了席上的佳肴，一个个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覃一杯酒下肚之后，又才继续说道：“孙中山一贯想拉拢军阀有势力的人一道闹革命，他的那个办法已经失败多次了，但都未曾从中吸取教训。军阀们要靠他，利用他的牌子时，就通电服从他，一要争名争利争地盘时就又反对他。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知道姨妹宋美龄尚待字闺中，又想利用她来拉关系。恰遇谭延闿丧偶，孙中山为了拉拢这位湘军司令，求得宋家同意后，就出来做媒把姨妹宋美龄介绍给谭续弦，遣人告诉谭，殊谭说：‘哎呀！不行！我不能糟踏一个青年少女，续弦是应该，但我身体不好，已经不能人事，不敢耽误宋美龄的青春。’但传话人说：‘那怎么行，宋家和宋美龄已同意，谁能证明你说有病，不是瞧不起她家的托词吗？孙中山丢不下这个面子，宋家更丢不下这个面子呀！’谭延闿说：‘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次日，谭延闿即备办厚礼去宋家，恭恭敬敬地给宋太夫人磕了三个响头，拜宋太夫人为干娘，认宋美龄为干妹妹。他的养母宋太夫人就是这样来的。”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官僚真会做官。”大家听后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覃振见大家兴致勃勃，便又滔滔不绝地说：“这位湘军司令常常到宋家看他的干妹妹，宋美龄见谭延闿如此对得起她，也就对谭分外好感。为了表示忠贞，1929年蒋介石下野跑到了日本，后从日本回来，为了东山再起，向她求婚，蒋介石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无非是为了钱，因为宋子文是财政部长，蒋介石想拉拢他（指宋子文）。但宋美龄却说，‘要想与我结婚有一个条件。非谭延闿做媒不嫁。’蒋介石便遣人给谭延闿说，谭一听马上应允，‘应该，应该。’于是谭延闿便出来做媒，宋美龄遂与蒋介石完婚。”
“宋与蒋结婚后，为了了结她与谭延闿的未遂姻缘，就视谭延闿女儿谭祥如自己的女儿，要为她选佳婿。她选女婿的条件是，文官要博士，武官要少将。”当覃振讲到这里时，我插话说：“对，对，对。这件事我在陆大读书时听说过。”
“是啊！”覃接过我的话讲并继续说道：“宋美龄找来找去，找到了陈诚，陈诚本来是有老婆的，但感情不好，他把她离了，后由宋美龄做媒，陈诚就与谭祥结了婚。”
第37节：参谋长会议(1)
我听了之后，仍感到大惑不解，问覃振：“世人都说宋美龄原来的爱人是刘纪文，覃院长又作何解释呢？”
覃振说：“啊，那绝对不是，刘纪文是古膺芬的女婿。孙中山当总统时，古任文官长。以前，刘纪文的家很贫寒，根本不可能送刘到美国留学。刘纪文到美国读书是古膺芬资助的，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宋美龄是同学，但他们之间只有同学情谊。刘纪文一直没有忘记古膺芬，并望毕业后回来与古的女儿结婚。但是，当刘从美国回来时，古的女儿却已经离开了人世。刘纪文当南京市市长，是古膺芬的关系，也可能与宋美龄有关系，但宋美龄原来的意中人是谭延闿而不是刘纪文。”
我听了覃振的一番话，觉得宋美龄有中国妇女的传统道德，一个受西方教育的女子，能如此，是值得尊敬的。《金陵春梦》的传说，毫无根据，应当予以澄清。
参谋长会议
武汉失守后，国共合作潜伏着的危机日趋明朗化。1940年春国共两党摩擦的事件，层见叠出，冀察、苏鲁两战区更甚，同时山西又有新军“叛变”事件发生，影响更大。据此，何应钦曾几次召见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面谈，（陆大十期同学张继寅因职务方便参与其事。此时何的侍从高级参谋肖毅肃辞所兼的军令部第十三科科长、荐张继寅代）但因国共双方各执一词，达不成协议。于是，蒋介石乃于1940年3月上旬电召阎锡山、李宗仁飞渝，与在渝的何应钦、自崇禧、程潜等共商对共大计，即所谓“巨头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中央各有关部的部长、厅长等均参加了会议。
刘斐以军令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出席，并在巨头会议上提出了两面作战的方针，即一面抗日，一面剿共。
会后，刘斐要第十三科科长张继寅代他起草一份建议，并将所要写内容与张说明，张次日即将建议书写成，交给刘斐。据张继寅对我说，此建议书只提出了两面作战的方针和理由，没有详列具体部署。方针大意是：为澄清抗战大局以利国家的生存，必须实行一面剿共、一面抗日的两面作战方针。其理由有三：一、共产党假借抗日以自壮，所以到处制造摩擦，发展力量。与其养痈遗患，将来不易剪除，何如趁现在他的毛羽尚未大丰，及早下手之为得计。二、就国际关系来说，苏联援华，主要是在支持共产党，何况国无常交，兵不厌诈，终不能期望他能真诚地永远帮助我们，随着世界形势之变化发展，我们也能争取得其他与国或盟国。三、就现有我方兵力来核计，以现在陕西的兵力，至多只需抽调一部来增加，即可以肃清陕北，覆其老巢，不致影响对日作战的部署，对散在各战区或沦陷区的共军，先解决其容易消灭的，再逐渐解决其余，由各战区因应情况妥筹办理即可。
刘斐将建议书送去数日，未见回音，张继寅便私下问何应钦的侍从参谋肖毅肃对此事所闻如何？肖道：“总长他们另有计较，认为当前不宜如此。”虽然他们没有照刘斐建议立即去办，但实已伏下二、三次反共高潮之动机，并且企图利用参谋长会议大讲其共产党制造摩擦之事例，合唱给共产党代表听一听，以激起全军公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参谋长会议秘书长刘斐积极筹备，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参谋长会议，于1940年3月中旬，在重庆召开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参谋长均参加了会议。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到会出席。
在那次会上，叶剑英、曾粤汉（十九集团军参谋长）和我（二十集团军参谋长）三人并坐一排，曾粤汉居中。曾与我是陆大第十期同学，曾与叶又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老同学相会，十分亲热。曾把我介绍给叶剑英，我与叶互相热烈握手，不断交谈，以示友好。
会议刚开始时，由各战区汇报作战情况，尚未出现异常。而后第十战区副参谋长周学海（我陆大十期同学）在汇报中途突然说：“共产党的军队不打敌人打我们。”接着，周历数了十八集团军的种种“罪状”，最后，他说：“忍耐是有限度的。”
蒋介石一直闭着眼睛听周汇报，并微露得意神色。这时候，他突然睁开眼睛，很不高兴地说：“忍耐有什么限度？”
蒋介石这么一说，会议的内容便急转直下，其余发言的人皆吠形吠声，纷纷攻击十八集团军，并且越来越大胆了。有的攻击十八集团军到处制造摩擦，散布破坏抗日的言论，有的攻击十八集团军自印自发钞票，破坏币制等等。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大有兴师问罪，使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无言答对之势。曾粤汉见此情形对叶说：“我看你怎么得了啊，都攻击得你体无完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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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参谋长会议(2)
然而叶剑英却镇静自若地回答说：“没问题。”
当其他人都搜肠刮肚地讲完了的时候，叶剑英才不慌不忙地上讲台说：“有人说我们十八集团军不打敌人打国军，这真是海外奇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他便针对一些人给十八集团军历数的种种“罪状”一一举出真情实况进行了驳斥。叶剑英口若悬河，使到会众人对比双方的话，觉得十八集团军也有理。这时候，叶清了清嗓子又继续说道：“至于说我们解放区乱发钞票那是没有根据的。”他慢条斯理地从裤袋里摸了一张角票出来，用手举起，并说：“你们看，这角票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两边都贴上了纸，票面不清，已经不能再使用了。我们不发一点就地使用的，怎么办？大家都知道，角票是辅币，这怎么叫破坏币制呢？”事实上，当时国民党政府币制十分混乱，各地甚至一些县都在自印角票。故蒋介石听了叶剑英这一番话以后，毫无办法。最后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
他写出这段话，无疑在宣扬恕道。表示他能恕道待人，也望八路军事上恕道。但他在黑板上把“絮”字写成“挈”字。冯玉祥见了，指出：挈字应改为絮字。他“唔！唔！”两声，对冯点了点头，把错字改了。蒋介石本想利用参谋长会议对十八集团军攻击，然而没有起什么作用，会议只好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舌战群儒”而告终。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
一个既担任过高级参谋，又当过各级战列部队长，并且军事教官、驻外武官样样经历齐全又有实战经验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才能比较全面的高级指挥员。这是我们一些受日、德各国军事教育的人的指导思想，我自从给霍揆彰当参谋长以来，彼此配合很好，我们作战时共用一份地图，用红、蓝粉笔画好可能有的备案，无论上级下级电话一来，我们相互在地图上一指，就可得出共同意见，立刻回答对方。霍认为我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故一直不让我离开他的司令部。我由师到军、集团军，一直任参谋长。霍也知道我应该去经历一下师长职务，并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就是找不到适当的人接替参谋长职务，直到二十集团军司令部与副总司令部合并，商震的参谋处长魏汝霖（我陆大十期同学）改任二十集团军副参谋长，霍认为此时有合适的人继任参谋长了，这才同意让我去任师长。本来，当了集团军的参谋长以后，就不必回任师长了，但因没有那个经历，还得去过一个度。霍揆彰便写一个报告经蒋介石批复，调我到彭位仁的七十三军昕辖陆军暂编第五师当师长。
那时候，我深得陈诚器重，陈一心想提拔我，也打报告给蒋介石，要我任四十三师师长，但由于报告在霍之后，故批准了暂五师。以后，陈诚见霍揆彰还埋怨说：“你看，我们事先不通气，我在保，你那里又保去了，让他当四十三师师长好些嘛，那是一个好部队。”
彭位仁的七十三军下辖十五师、七十七师，暂五师三个师。十五师和七十七师属湖南土著部队（何键旧部）。暂五师是湘西土著龙云飞的部队。部队中，有苗族，有汉族，土匪习气很浓，幸汉苗民族隔阂很少。而层层吃缺，官兵同睹，纪律废弛，装备不齐，战斗力极弱，这个部队很难掌握。是去还是不去，我犹豫不决。
暂五师的参谋长田君健是我陆大特三期任教时的学生，见面时，常以老师称呼我。我当二十集团军参谋长时，他又是我下级，因有师生这个关系，常常给他以照顾。此时，田闻我去暂五师犹豫不决，特来对我说：“郭老师去嘛。”
我说：“我没有把握，这个部队我不想去。”
田说：“不要紧，你去，我担保没事。”
我问：“这个部队我能掌握住吗？”
田说：“能，郭老师的才能我是知道的，老师就不必多虑。我们戴师长早就想走了，他不想再带兵了，前方危险。只要把他弄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当一个师管区司令，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听了此话后，我对田说：“好，那就去吧！”
主意打定，我们就做了一个集团军的命令，调戴季韬为衡郴师管区司令。其实，师管区司令要蒋介石才有权调任，以集团军做此调令，只不过想把戴骗走而已。
暂五师在湖南澧县一个小镇顺林驿驻防。1941年10月1日，我受命前往。师长戴季韬得任师管区司令，喜出望外，他代表全体官兵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与我一道到前线与官兵见面。但一路上，戴三番五次要我帮忙，好像有什么心事，要向我说，可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我不知其故，后来，田参谋长来对我说：“戴师长有困难，请你照顾他一下，要你帮一个忙，你看怎么办？”
第39节：参谋长会议(3)
我问：“他要我帮什么忙？”
田说：“他差一点人员、枪支、弹药、被服、装具，交不够数。”我听田参谋长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原来戴师长的顾虑在这里。我心想，吃缺那是国民党军队司空见惯的事，何况这又是一个土匪习气重的部队，若把他逼狠了，他可能把部队拉出去，又去当土匪，那就把部队接过来再说吧。于是我慷慨地把图章拿出来交给田说：“参谋长，你一手成全两家，你既要对得起我，也要对得起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报了就算了，我都承认。”
田说：“差得多哟！”
我说：“再差得多我也不过问。你去办，在移交册上盖章好了。”
事后得知，戴季韬的部队不但人不够、枪不够，甚至连通讯器材都不够。他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近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还是大米，一个士兵每月配四十几斤米，戴多报四千多人，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将这些大米卖成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卖得的钱自然没有士兵的份，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以后，戴仅凭二十集团军的命令，就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衡郴师管区司令，也多亏他在部队贪污的这些钱帮忙。
交接之事，田君健做得很漂亮，戴见我如此慷慨大方，实出他意料之外，戴也很讲义气。临行时，特来登门致谢。戴对我说：“承蒙老兄照顾弟不胜感激之至。老兄的为人，弟没齿不忘，我即将离开此地，剩下一点米弄不走，就送给你好了，一点小意思，请不要见外。”
我说：“那好吧！我领这个情。”
初来时，我也听说戴有一点米，但总认为不多。殊不知竟有几十万斤，装了好几船，戴季韬弄又弄不走，一时又卖不完。他走之后又不敢再遣人来取，因为一经查出，是要治罪的，戴便只好把它送给我了。几十万斤大米交给我，我还拿它真没有办法呢。于是，我便召集参谋长、团长、参谋处长、副官处长、军需处长们开会，商量对策。
我说：“戴师长临走时，送给了我们很多大米，这么多，不好处理，我准备上交算了，你们意见如何？”
他们听了我的话之后，就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这个说：“那都交得，你不是打戴师长一记耳光吗？”
那个说：“值那么多钱，又何必交了呢？”
显然，他们都为那么多米眼红。我说：“卖，我是不敢的，一经查出就要杀头。”
军需处长和团长们却异田口同声地说：“不怕得，我们去卖。”
看来，他们一个个还都是卖米的行家。我说：“那就这样办吧。这些米本来送给我，我私人也不要，就归公好了。你们成立一个军米保管组，随便怎样处理都可以，只要你们给我保管好就行了。”
军需处熊处长，团长们都心领神会，“军米保管组”很快就成立起来了。军需处长就是军米保管组的组长，团长们一个个都是军米保管组的成员。名为保管组，实为卖米组，他们很快就把几十万斤大米全部卖光了，赚了好几万块钱。
我将此款买了五百亩淤沙地，在洞庭湖边，办起了一个守本农场（师的代号叫守本）。凡师里因伤致残的军官，均可带家属到农场生活，此农场预计可安排四、五百人。同时，还办了一个守本织布厂，以编余的苗族军官吴副旅长恒良为厂长，这个厂亦可安排一部分受伤官兵家属到厂里工作。从而解除了官兵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安心在前线奋勇杀敌。另外，还买了一部小汽车供师部使用。
以前，暂五师的官兵们薪饷，都只能领到国民党饷章规定数的一半。因国民党不按编制拨款，而用八万块钱包给戴季韬。戴等人又从中克扣，这自然养肥了军官，苦了众士兵。我来之后，估计表册上的接交人数算还有浮冒，如点名发饷，人人均可按国民党饷章关饷。我便决定照此办理，并告诉了军需处长。军需处长说：“钱不够啊。”
我说：“不要紧，我估计够，另外我不要钱，你放心！”
关饷这一天，全师官兵都集合在一块方草坪上。我当众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暂五师全体官兵一律按国民政府的饷章关饷，我也跟大家一样，一视同仁，现在由我点名发饷。”话音刚落，操场上立刻沸腾起来了。他们高兴、跳跃，当士兵们领到薪金时，一个个都流出了热泪。这是他们自参军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国民党正规部队士兵们一样的待遇，这怎么能不叫他们高兴啊！关饷完毕后，我发现造册领饷的三千多人仍不实，各团均谎报多人。我便对大家讲：“以前，戴师长在时，他克扣你们，而你们为了生活，谎报人数吃缺，这是出于不得已，这次造册领饷，各团又沿袭旧规，因不知新法，故不加追究。今天下去，各团名单要重新核实，人数少了没关系。今后，如再有谎报人数吃缺者，定严惩不贷。”这件事很顺应军心，士兵们训练，打仗等一反常态，部队就这样被我掌握住了。
第40节：参谋长会议(4)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此事刚过，恰遇国民党军发动向襄河西岸日寇进攻的襄西攻势，我师奉命出击，部队刚刚渡过长江，正准备向敌人进攻，日军却自动放弃一个据点。这真是天赐良机，我师未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敌人一个据点，同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军服、军用外套、味噌浆汤、正宗酒等之类的东西，胜利凯旋，即向上级报功请赏。
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们办事都很“巧妙”，平时谎报人数吃缺，一打起仗来就报伤亡逃亡。我也借此打了胜仗的机会，谎报：“我师返回渡江时，遇敌机轰炸，沉船××艘，伤亡××人，损失枪支××支，通讯器材××件。”结果胜仗也打了，士兵缺额武器器材缺少数也抵了。
襄西攻势打了胜仗，陈诚便借此机会培植我，决定我师改为甲种编制，并照国民党饷章发饷，补充械弹之外，还拨给一个奥国造斯德雅迫击炮营，消息传开，军心大振。
1942年初，日寇将进攻香港，英国求援。蒋介石由湖南第九战区（薛岳）调李玉堂第三军和欧震的第四军由长沙出发经韶关到深圳，支援香港。武汉日军司令阿南得知后，即向长沙发动牵制性进攻，轻易地突破川军王陵基、杨森等部防线，渡过汨罗江，一直到达长沙外围。薛岳令川军留敌后威胁其侧后，调回李玉堂的第三军，令其坚守长沙市。时逢李军长已被蒋革职，李对薛说：“我的职都被撤了，怎么指挥打仗？”
薛岳说：“你打嘛，我担保不撤你的职。”
李玉堂回到部队，将薛岳的话原原本本向全体官兵们作了传达。官兵们也都愿成人之美，齐心协力打退敌人进攻，以保李玉堂的军长职。故那一仗第三军打得很拼命。
战斗之中，李玉堂又施“巧计”。在长沙市街战，每守一条街，就将前面几条街烧掉。我们当时戏呼之为“火障碍”，日寇在火障碍面前无能为力，虽进攻数日，毫无进展，敌人本无一定要攻占长沙的企图，又遇着李玉堂军的坚决抵抗，并见欧震等南调部队已调回湖南，牵制目的已达到，兼之后方又受威胁，弹药枯竭，就向后撤退，这就是所谓长沙第三次大捷。
日寇进攻长沙时，薛岳命七十三军由澧县常德急行军到长沙集合待命。常德离长沙三百五十里，三天赶到，非昼夜兼程不可。可老天爷却偏偏与我们作对，部队刚刚出发，天上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刺骨的北风迎面扑来，呼吸十分困难。偶尔路经一片竹林，风小一点，便于呼吸，便如同进了天堂一般。天渐渐黑了，但白雪的反光仍可辨出路影。一路上，由于敌机轰炸，加之公路被破坏了（为防敌进攻，搞所谓交通破坏战破坏的）行军十分不便。一走一停，士兵们疲惫不堪，不少士兵一边行军一边打盹。我有一马可骑，这倒比士兵们好得多。但在这种天气里骑马，却也并不好受，骑不上一个钟头的马，我的双腿就失去了知觉，只好下马步行一会儿再骑。走着走着，马也走不动了。我一看才发现马尾上结了一个很大的冰球，只得命饲养兵提一桶水，将马尾放在水里摇动，待冰球融化脱落，才继续赶路，走上一两个钟头，马尾上的冰球再生，遂又再洗……我师全体官兵，就这样雪中行军度过了阴历新年，克服了困难，终于按时到达目的地，薛岳命我所在的七十三军防守湘江西岸岳麓山一带。如长沙失守，就由七十三军在此线阻击敌人，及见日军在长沙作战失利后撤，薛岳乃令七十三军追击。军长彭位仁深知我师补充未齐，战斗力很弱，就对我说：“让七十七师在前面追击，你这个部队跟在后面走就行了。”薛岳就更藐视我了，长沙打了胜仗，他趾高气扬，把我叫到他的指挥部去，时有他的参谋长赵子立（陆大十四期的同学），军务处长曾粤汉，参谋处长饶少伟（陆大十期同学）在场。薛问我：“部队要追击，你这个部队行不行？”
我答：“行。”
薛岳又问：“打追击仗你懂不懂？要超越追击？”
我答：“懂得。”
后来我得知，我走之后，薛岳对曾粤汉等说：“我看这个矮子不行。”
曾粤汉说：“这个矮子有几手哟，你不要看他矮。”薛却不以为然。
我从薛岳指挥部出来即回到师部，当夜带兵出发，岳麓山与长沙之间，被一条湘江所隔，因人多船少，渡河困难。直至第二天拂晓（即1942年阴历初一），仍有一通讯连尚未渡河，然敌机三架却突然至此，实出意外，这一连人还未来得及疏散，敌机便俯冲下来，接连投下两枚炸弹，不偏不倚，恰好在人群之中爆炸。幸存者仅四十余人，通讯器材大部分受损，致使我师在追击时，通讯极为不便。
且说七十七师奉命追击敌人，打到汉家山，遇敌反扑，损失颇重。军长对我说：“这一下该你了，你还是要去追一追才行啊，你的部队行不行？”
第41节：参谋长会议(5)
我说：“行。”
我回到师部即召集团、营、连长们开会。我说：“七十七师在汉家山被敌人反击，受了损失，军长令我师追击。但我们军长、薛司令长官都瞧不起我们，大家要争一口气，现在是打追击仗，最好是超越追击。今天，我们这个部队没有本领打硬仗，我们可以打巧仗嘛。你们当中有本地人没有？有，就报名。”话音刚落，便有好几个连长、副营长报了名。我从中挑选了五名。并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成立五个临时支队，由你们五人分别担任支队长。你们到部队去各挑选一连士兵，趁黑夜摸出去。家乡的路，你们最熟，可找捷径而行。绕到敌人退却必经的飘风山一带，藏起来。你们的打法是，避开敌人的大队，专门摸尾吃零。”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五个支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发了。
第二天，我带着剩下的部队追击敌人，大家见我这个队伍人又少，枪也不好，都瞧不起。我觉得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怪。追击途中，一天，突有敌十二架轰炸机比翼飞来，我们遂作紧急疏散，散进连绵的橘子林内，敌机在我们上空轮番轰炸扫射达二小时之久，我心想这次必定会伤亡惨重，不料解除警报，清查人数却仅伤亡二三人，可谓幸甚。第二天，我师便打到飘风山。在此之前，贵州柏辉章师在飘风山刚被日军反击打下山来，当我部到达时，敌大部队已撤走，我师十三团顺山谷追击，遇敌收容队交叉火力网阻击，伤亡数十人，遂又折转，向山脊摸去，见敌收容队又已撤走，只是敌炮兵团仍在向飘风山行阻击射击，而我师的旗帜却在山上高高飘扬。即打电报回长官部：“暂五师已占领飘风山。”薛岳很高兴，命我师继续追击。以后，部队一直打到汨罗江，均未受挫。
我初来暂五师时，部队土匪习气很浓，所到之处，拉夫偷盗，扰害人民。后虽经整军教育有所好转，但拉夫扰民之事仍时有发生，影响极坏。在部队奉命开回长沙之日，全师结集待发之时，我令全体士兵解开背包检查有无民物。当时，特务连有一士兵，背包里有一床红印花被面，特别显眼，尚有两件便衣，我当即责令出列执行枪决，全师为之震惊。至此之后，部队所到之处，再不敢擅取人民的东西了。
我正面追击的部队收获甚微，但我原派出的五个支队却胜利而归，每一个支队都分别缴获了敌人几支枪和一些炮队镜、通信器材，其中有一个支队还俘虏两个敌人。我一上报请功，薛岳压抑不住欣喜之情，对饶少伟、曾粤汉说：“这个矮子真有两手，还看不出来。”
薛岳授意他的军务处长对我说：“你打了胜仗，长官很高兴，你就多报一点嘛，就报二十几个俘虏，一百多支枪吧！”
我说：“我不敢，将来要我交那么多东西，我拿不出来。”
军务处长说：“长官叫你报，你就报嘛，难道今后还要问你要枪吗？如果有人问，就说交给我了，你若还不放心，我给你打一张收条好了。”
我说：“那好吧。”
军务处长当即给我开了一张收条，我便按长官的意图上报请功。
打了胜仗，薛岳在岳麓山开庆功大会，并要各师长军长报告作战经过。第三军李玉堂、第四军欧震，当然都打了硬仗，报告得有声有色，但追击战部队，除暂五师外，其余各部均未缴获敌人的武器，更没有俘虏敌人。在全战区的庆功大会上，我讲：“敌人撤退的规律是天拂晓，步兵即向后退却。仅留骑兵断后，我们追击敌人，百姓报告说，敌人骑兵刚过去，摸马屎尚热。可人怎么追得上马？接着敌机便来轰炸，我部队疏散，躲避空袭，敌骑就去得更远了。敌机去后，我们又追上十几里路，快要追上敌人骑兵，天就黑了。远见敌人安营扎寨，骑兵退进步哨线里边去了。我们派队夜袭，敌人步兵防守严密。打两枪，他也应几枪。第二天早上，步兵跑了，又是骑兵断后，飞机轰炸，一到下午敌骑又收进步哨线里。”紧接着，我便向大会报告作战经过。我说：“根据敌人的这个规律，我师打飘风山是仅与敌后卫接触，打的汨罗江正面追击，都没有什么收获。唯有按长官指示，派出支队绕过敌后卫，作平行追击。因而，略有收获。”俘虏和缴获数目，当然是按谎报的情况瞎编的。别的部队也不知我讲的情况是真还是假。无所可否，可是第七十七师师长韩浚暗中对我说：“你报告得很好，但是要注意别人嫉妒！”
以后，蒋介石又对薛岳进行嘉奖，薛岳对我也另眼相看。九战区在岳麓书院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他非要我兼任一期（一个月）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不可，我亦欣然同意。
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对象是各个部队的团长、副团长、营长等。教育长是叶肇，我自己又兼任战术教官。暂五师的副师长彭士量也是陆大十一期毕业同学，我把他请来，作图上兵棋演习，他指导东军，我指导西军，进行对抗演习。这一套东西，校官们以前没见过，都觉得十分新鲜，自然兴趣盎然。我还经常从暂五师调些兵来作演习，并给他们讲班、排、连应该怎样进攻，还进行了一次班战斗实弹演习，把训练搞得有声有色。
第42节：参谋长会议(6)
这一下薛岳处处照顾我，陈诚也一心扶持，他们加快为暂五师补充兵员，配给装备，很快就把暂五师搞起来了。
长沙三次大捷后，七十三军归入九战区战斗序列，我师奉命开驻长沙西岸岳麓山顺塘一带整训补充。因此，我在任校官大队大队长的同时，可以兼顾暂五师的训练。我觉得当时中国军队，搞制式教练，固然是形式，由于不注重练基本功，战斗教练也流于形式。于是我本着在日本学习的经验，在训练中，狠抓了三个环节：第一是纪律养成。如射击纪律、战斗纪律、作业纪律、行军纪律等。第二是技术养成。如刺枪技术、射击技术等。第三是力的养成，如体力、行军力、战斗力、作业力等等。我尤其重视对士兵们射击技术的训练，首先教士兵们要懂得射击方法（瞄准的方法、击发的方法）。并要求训练时射击枪要无依托，战斗时枪要有依托，每个连的射击成绩我亲自检查。同时规定，凡按射击教范的要求达到特等射击的战士每月津贴一块钱，特等射手生病时，医务人员送医上门。每连有九个特等射手的，连长升少校，遇缺即补营长。有人说你哪有那么多营长。说也奇怪，一年多我师百步穿杨的特等射手，不乏其人，却没有一个连长能升少校。其余两个环节，纪律养成和力的养成，我也要求甚严。就拿培养战士的土工作业力来说，我首先教士兵筑城作业，先不注重工事如何修，而是先教如何投土捣固，并要求步兵用小圆铲每小时要除土0.5立方米，工兵用大圆铲每小时除土一立方米。进行班战斗教练时，我将德国军用书籍中的图复制下来给士兵们讲解，轻机枪组要与步枪组交互火力掩护，向前跃进。任何人不得违反这个规定，这是战斗纪律。我教军官守阵地时要懂得侧防，进攻时要懂得制压，要他们熟记“没有侧防就不成阵地，舍制压就不能进攻”这两句口号。然后，作阵地示范，侧射火力如何与障碍物配合，并教官兵们进攻时如何制压敌人的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等。为了使干部战士（当时称官兵）懂得这一套如何进行，我不断办教导队，亲自指导。这样仅几个月的训练，部队素质便大大改观。
记得我刚到暂五师时，我说我喜欢射击，一个名叫沈筌的团长听了之后，就在我面前吹嘘说：“打枪嘛，不是我自夸，那是弹无虚发，摔一个柚子到空中，我可以一枪打中。”
湘西土著之中，确有打好枪之人，实不敢藐视，我忙对他说：“沈团长，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就露一手吧！”
我遂命人拿了一个柚子来，抛上天去，叫沈团长用手枪打。看热闹的人，把我和沈团长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可他连打了几次，均未击中，沈狼狈不堪。接着，我又在距离五十米远的大树上画了一个人头大的圆圈，命全师军官手枪射击，整整一个下午，竟无一人击中目标。当时，暂五师战斗力之弱，可以想见。
然而，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在一次九战区举行运动会的射击比赛中，我派出的射手，夺回了运动会上射击项目的全部锦标。
世人皆知，国民党军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新官上任，带来一大群亲友旧部，把前任的大部换掉。但我出任暂五师师长时，只带一个卫士郑国辉和秘书王石夫，旅团长一个不换，连军需处长和副官处长都不换，录用干部，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采取人事公开的办法统率全军（我到师就提出“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的口号），如全师有一个连长缺，必将全师的副连长、中尉排长、参谋、副官等凡有任连长资格者，均集中师部甄别、比试、考核，论其战功年资学历，择优而用之，师内的打手（有战功的人）、军校学生，特别心悦诚服。
长沙第三次大捷，我的家属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从四川的酉阳、秀山、湖南的辰溪来到部队。副官处吴主任见我家属至此，无栖身之处，要特务排让出房子。我得知此事后对副官主任说：“当兵的人住的地方，怎么能让她住呢？”副官主任再三坚持，我仍执意不肯，并在老百姓那里找了一间草房让老婆安身。一回到“家”里，老婆责怪我说：“你也做得出来，房子这么漏，一下雨，我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说：“这说明我对得起我的士兵嘛！”
这件事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也正是通过这一件件小事，使我在士兵中的威信特别高。
1942年冬，陈诚叫刘云瀚打电话问我：“你愿不愿意到国防研究院去学习？”此消息来得实在太突然，我又惊又喜。心想，到国防研究院，一定可学到不少东西，机会难得，即对刘云瀚说：“我愿意去，请你报告长官。”
1943年初，我便到了国防研究院。在我离开暂五师时，有一件事给全体官兵们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我临走时没有多要一个钱。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不足挂齿。但在国民党部队中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官兵们见我来去一身清，无不为之感动。其实，要想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真正当一个好官很容易，那就是真正不要贪财。今天解放军不贪污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那种环境之下，不要钱就真不容易啊！
第43节：在国防研究院学习(1)
以上所写我在暂编五师的经历虽全属事实，但写回忆录应力戒自我表扬，我为什么不避讳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国民党军队的丑恶，并说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有爱国心的军人（尤其将领），如果能够洁身自好，讲求学术，忘我地整顿训练部队，素质再差的军队也可整顿成为劲旅。如果再加上“出阵之日即忘其身”的精神，就以当日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在持久战斗中的相持阶段，是可以多消灭敌人而促使反攻阶段早日到来的。反攻阶段又是可以多依靠自己力量，取得胜利的。另一方面是作台湾国民党骂我是“共谍”的回答。说实在的，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在进国防研究院之前，是舍生忘死为国——也就是为国民党卖命的。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今天台湾当局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恐怕也不会那么心死，无所作为吧？另外，我亲身经历两种军队，认识到今日解放军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军队，全体指战员都不是为任何个人出力，所以领导干部不用讲求统驭术，费那么多苦心驱使别人为自己卖力，就可以有团结坚固，勇敢牺牲的军队。我对比今昔，觉得今日我军干部，可以而且应该抽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政治工作方面倾全力坚强党的组织，发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军事方面，潜心研究现代军事学术，倾全力训练部队，把生产、福利等事务交给国家去办理，则这支军队必定可以摧毁任何入侵之敌，完善地保卫祖国。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
蒋介石为了在中国培养出希特勒所鼓吹的所谓“全能将校”（即陆、海、空三军都能指挥的人），如龙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式的人物，调集了少数人在重庆浮图关山上办了一个国防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连主任副主任一共有41人，主任王东原，副主任杜建石，其余39人中，有的叫研究委员，有的叫研究员。研究委员就带有教师的意思，我是研究委员。另外，如沙学浚（学国防地理）、吴光杰，以及一个姓石的（学教育的）也都是研究委员。此外，没有专门的教师，因为希特勒搞的那套东西还是一个新花样，国内很少有人懂得。
国防研究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平时战时的国防体制；研究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技术；研究国家的经济、教育、军事、工业等如何有利于国家实行总动员，即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农业、商业、交通等平时怎么准备，要设什么机构，才便于转为战时体制，战时体制又如何构成，才便于打仗；研究全国的最高统帅如何才能统管全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实行一元化领导；研究孙中山的学说，尤以研究他的建国方略为主，如修多少铁路、南方大港、东方大港等如何设计等；此外，还研究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之翻版。此书并非出自蒋介石之手笔，而是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书的内容，多在于责备共产党，说什么，这么多年，国治不好，主要是共产党捣乱等等。因遭全国人民反对，此书未大量公开发行，国防研究院对于上述诸类问题的研究，也只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如研究陆、海、空的指挥技术时，就是由我做的一个想定。实际上，我既不懂空军，也不懂海军，在航空学校学的一点空中侦察知识也十分肤浅。
国防研究院有时也请一些名流以及国民党主管各部门的人来作报告，以供研究之参考。如请行政院的孔祥熙报告财政问题；兵工署的署长俞大维报告兵工生产的问题；军政部的何应钦派人来报告军政问题；陈立夫报告教育；经济委员会的钱昌照报告经济管理问题等。
1943年间，日寇在宜昌附近和上下五龙一带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国民党部队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当时蒋介石判断不清日寇的企图，这一下慌了手脚，要到第六战区亲临前线指挥。陈诚此时在云南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向蒋讨好说：“你去还不如我去，明知是丢地方，谁个也守不住，你是全国统帅，丢了地方怎么行，还是让我去吧。”蒋乃令陈诚到六战区前线指挥。
陈诚从云南来到重庆，派人邀陆大十期和十一期在研究院的研究委员，魏汝霖、潘华国、石祖黄及我去研究。陈诚对我们说，他要到前线指挥，并将敌我双方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问我们对此作何判断。他们几人均一致认为敌人要进攻常德产粮区，并建议将防御重点保持在常德。我不同意此种看法，故一直未发表意见，陈诚见我默默无语，便问道：“你的意见如何？”
第44节：在国防研究院学习(2)
我说：“我判断日寇将在上下五龙、宜昌南岸之间，实行钳形攻势，目的是要吃掉长江南岸的防守部队。最近希特勒的钳形攻势闹得很凶，日本人肯定要跟着学。因此，宜将二线兵团七十九军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门一带。假如敌人进攻常德，二线兵团，可打他的侧背，敌人搞钳形攻势也可打他的侧背，这就两全其美了。”陈诚原来写给蒋介石的敌情判断，也是说敌将进攻常德粮仓，听我的判断后，觉得也有道理，就按我的意见修改了他的敌情判断，并照我的建议布置了二线兵团。敌人以后的行动，恰如我的判断，故使国民党部队未遭受大的损失。陈诚大悦。以后，郭忏告诉我说：“长官到处吹嘘你不错。”
在办国防研究院的同时，蒋介石还在重庆浮图关半山腰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蒋介石自任“中训团”团长，副团长张治中，教育长王东源，中国的文武百官，包括大学校长，出国考察人员、留学生等均为受训对象。国防研究院距中训团仅半里之遥，故国防研究院的人员每逢星期一，都要下山到中训团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纪念周活动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首先唱中华民国《国歌》，歌毕，读总理遗嘱，并静默三分钟，然后就由蒋介石讲话。中训团一期为一个月时间，一年大约办八至九期。因此，一年之中，我们听蒋介石讲话竟达三十多次。
在这以前，我对蒋介石不多接近，认为他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总还有两手，但听了他讲话之后，却大失所望。他期期几乎都是老调重弹，什么“科学的学庸”、“大学的道理”、“三民主义连环性”等。很少听到他讲政治、当前形势和军事学术问题，有时讲也非常简单，不是拾人牙慧，就是闹笑话。如他讲“立正的道理”，说立正要气沉丹田，一直贯到脚跟。我与吕文贞、韩炼成三人平时很要好，当听到蒋介石讲“立正道理”时，我就用腿碰他们的屁股问：“你的气沉不沉到脚跟？”大家听后，一阵好笑。
教育部长朱家骅组织向蒋介石献鼎，锣鼓喧天，抬了九个赤铜鼎到中训团大礼堂，我们排队久候，只不见蒋介石出来，一会儿听见主席台侧休息室传出咆哮的声音。接着见朱家骅面色铁青，狼狈而出，又一会何应钦出来，代表蒋委员长接受了一个鼎。最后蒋介石出台，余怒未息地说：“原来我同意献鼎，只以为是小小一个，不意弄这么大九个，太没有意义了！……”闹闹热热的献鼎典礼，弄得不欢而散。原来朱家骅献鼎就是本“禹铸九鼎”、“定鼎中原”的意思，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蒋欣然接受，殊陈立夫破坏朱的献媚，说：“这是帝王思想，外边批评不好。”所以蒋介石临时翻脸不认账。朱家骅“拍马屁”，碰了一鼻子灰，被大家传为笑柄。
国防研究院的人员，都要轮流到中训团受训。我受训那一期，蒋命我担任副大队长，因有大队长主持，我实际上只挂名，不负任何责任。期末，蒋介石按往常惯例要请客吃饭。那一次赴宴的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学校的校长、博士、出国人员等共三十多人。蒋介石规定宴会上的菜是：四菜一汤。菜的质量也不好，记得有一份炒鸡蛋，一份炒青菜，汤倒是一个好汤，汽水蒸鸡。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提倡节俭而已，他请客吃四菜一汤，而平时进餐却远不止这些，我以后曾在他家里吃过饭，菜就十分丰富，饭后还吃水果。
最妙的莫过于他对人讲话的态度了。席间，当他与大学校长、出国教授说话时，满脸堆笑，要他们在国外多宣传宣传，说他们出去为国争光。而当他与我们当兵的讲话时，脸面一下就变严肃了，他板着面孔问我们：“你们对这次训练有什么意见”？谁又愿意在这种场合发表意见，自讨没趣呢？也都顺口答道：“这次受训，收获很大。”蒋介石只是“嗯、嗯”两声，并无心思与我们交谈。
以后，听说蒋介石要找国防研究院的人员个别谈话，我们得知此消息，都很紧张，不知他要问些什么。后来见蒋介石谈话时，他都问：“你对国家，对抗战有什么意见”？我们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过场，大家都把事先准备将要说的话背了一套，背完了事，蒋介石与我个别谈话这还是第一次。
最初，我以为到国防研究院定能研究一些新的国防问题和军事学术，结果对现代化国防知识，增进很少。倒是我读孙中山著作，获益不浅。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使我思绪万千。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然而，何时何处实行过孙中山的主义？哪里按建国方略搞过一点建设？我目睹了蒋介石搞宁汉分裂，“四一二”政变，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前线的士兵，为了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安危，出生入死，不怕牺牲的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而一看重庆糜烂的社会现象却摧人肺腑。四大家族及发国难财的商人，为非作歹，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百姓们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由于物价飞涨，人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那以物易物的时代。四川人进茶馆吃茶，都已不再使用钞票，而用棉纱作为支付手段了。由于经多人之手，棉纱都由白变黑了。市场上则是以米作为等价物，进行物物交换。唯独我们当兵的人，却还一个不多地按月领着自己那份薪金。暂五师每月给我汇的钱还不能维持我与老婆的最低生活，好在我还有一个三弟在重庆银行工作，他可利用空闲时间做一点转手买卖，经济稍比我富裕，故每逢星期天，三弟必请我下山吃饭，以补充营养。像我这样一个连年抗战、位到师长在当时说来，地位并不算低，只是因为不贪污就没有饭吃，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世道啊！这哪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呢？这讲的是什么民权？什么民生呀？自抗战以来，只见解放区越扩越大，国民党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蹶不振，对比国共两党的一切主张和行动，使我开始认识到，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要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并建立一个民主的富强康乐的国家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我在黄埔军校及大革命时期，也曾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就更觉得共产党好了。因此，一心想找共产党联系。
第45节：到英国考察
韩炼成、吕文贞和我志趣相同，彼此间无话不谈。我们见国民党腐败无能，经常私下批评丑诋国民党无民主、贪污、误国，想组织一个小团体，搞一点进步的事情。吕文贞理论一大篇，而处世谨慎，我说吕是秀才，意思是笑他秀才造反。他反唇相讥，说我是大秀才。我们研究员中有个叫张叙曾的人，是吕文贞的连襟，常对我说：“国家不成样子了，要起来斗争。”我见他说话思想进步，又是吕文贞的亲戚，准备发展他，韩炼成得知此事后，对我说：“汝瑰，要这个呀（以手在颈上一砍，做杀头状），谨慎为好！”这么一说，小组织就没有敢干起来。果然，韩救了我，解放后，我才得知张叙曾是一个军统特务，在北京被镇压，韩炼成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员，可当时我却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屡次表示要找共产党联系，他都不“亮相”，工作做得真够谨慎。
1944年初，蒋介石要在国防研究院挑选一批以前从未出过国的人到国外考察，本来我是现职师长不能去，恰好吕文贞被选为待从室参谋，不能去英国，于是我就得机会去英考察。
到英国考察
1944年3月，我以副武官名义到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我和范诵尧、田席珍一行三人乘飞机从昆明出发，来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停留期间，当地一些华侨商人向我们购买外汇，但不付现款，而是将我们的美金交他拿去购买商品。然后，运到中国去销售，再将赚得的钱寄到我们家中，这样做，双方均有利可图。按正常比价，一千美金只能换回已大大贬值的国民党的钞票三四千元，而这样一转手，一千美金却可得万把元，寄回家中一般可供家属半年生活。出于生活所迫，我也只得做起违心事来了。此事成交后，我们又乘飞机经卡拉奇、巴勒斯坦，到达开罗。此时正遇诺曼底登陆前夕，英伦三岛、封锁出入，去英的飞机不能起飞，又只得在开罗停留了二十多天，诺曼底登陆后，才到达英国的伦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一直处在希特勒的轰炸之下。我参观过希特勒闪击伦敦的遗迹，此时德国人经常施放V1无人驾驶飞机，对伦敦进行袭击，但英国人并不恐慌，他们用歼击机打，或放出气球阻拦，V1到达伦敦上空的减少一半。以后希特勒改用V2火箭在德国对伦敦进行远距离轰炸，英国人便无法阻挡，但人民也仍然照常生活，照常交易，只将动物园内的猛兽弄走了，以防其出笼伤人。伦敦从来不放警报，也很少有专门的防空洞，唯有在地下铁道车站处设了很多上下铺铺位，供小孩、老人睡眠。
我在英国期间，听说英国首相丘吉尔亲临受轰炸地区视察灾情。老百姓问他：“首相，我们的房子被敌人炸烂了，没有房子住，你干什么去了，你职责呢？”
丘吉尔笑着解释说：“报上登了，打仗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不应该让任何一家受损失，打完仗，国家负责给你们修，现在不能修，一修起又打烂，不划算。”
我想到中国抗战谁的房子被日寇炸烂了谁倒霉，两者相比，国民党中国大大不如英国。
英国的国防设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仿效的，但有一点可取，即战时内阁组织了一个“优先权委员会”（Priority Committee），对物力、人力资源一律通过这个委员会实行统筹分配，凡急需项目，优先安排，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能恰合时机地用在刀口子上。
英国海、空军现代化程度很高，不失为海空劲旅。但陆军的战斗力很弱、士兵“娇”气到了极点。一次，我们参观英训练中心的演习，一个士兵通过一个掩蔽部，他见那里凉快，就坐下来不走了。英军官发现，即上前令他前进，但他就是坐着不动，而英国军官却毫无办法。
1944年6月，中国派出的驻英军事代表团到达英国。为了少派代表团人员，以节省开支，遂将我们前来英国考察的三名挂名武官投入军事代表团，这样一来，我们便可随代表团到战区参观了。
历次参观中，使我最难忘的是参观诺曼底登陆的急造海港码头的模型。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一面建立滩头阵地，一面修建急造海港。这座海港，具有12公里长的防波堤和三架能同时停泊13艘万吨巨轮的栈桥，13天时间，便建设成功，这真是惊人的奇迹。
我在伦敦时，英国还不许可盟军军官去现地参观，于是做了一座模型，邀请盟国军官参观。我一看，惊得目瞪口呆，心想就是这座模型，也不是13天就能造成。经讲解，才知这座防波堤，是用长70米、宽15米、高20米、重7000吨的浮游水泥箱像挂火车箱一样连接起来，抛锚固定的。这浮游防波堤挡住了风浪，于是就可利用预制构件，架设栈桥。所有一切预制构件的结合，都是机械作业，所以才能这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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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在军政部工作
我是工兵出身，深知就是制式材料架桥，架设前材料整顿也很费时间，像诺曼底急造海港这样大规模的器材制造和准备，花费的时间一定不少。讲解员才告诉我：1943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决定诺曼底登陆计划后，就开始准备。英国所有港口、船坞及四千多个企业都动员起来，投入秘密准备工作。因此，诺曼底海港、码头，说起来是13天架设成功的，实际是几十万人经过约一年的时间建成的。
参观后有人告诉我：这样的设备是两套，英、美各一套，英国的一套，因风浪险恶，架设未成功，幸美国的一套架成，不然盟军后续部队、车辆、械弹、器材跟不上，登陆也可能失败。
在此盟军节节胜利期间，也传闻了一些国内战争失利的消息：首先是日寇进攻常德，蒋介石事先毫无预见，临时只知令余成万师坚守常德城，余苦撑20日，终力不能支，全师被歼，余突围逃脱，后来，蒋介石将余交军法审判，余成万被判刑坐牢。
其次是日寇打通粤汉路，进攻衡阳，蒋介石令方先觉军守城，日军围攻逾月，方先觉投降。（原来暂五师的柏松林参谋，1944年在方先觉部任情报科长，我回国后，柏告诉我，投降是方先觉叫副官处长出去联络的，投降时部队撤下来还有一万多人，机枪迫击炮等尚多，方先觉一见就哭起来了。对柏说：“早晓得还有这么多枪和人，我就不投降了。”）投降还在教堂举行了投降仪式，方先觉双手捧“军人魂”短剑递给受降日寇。这对蒋介石标榜“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魂”是一个辛辣的讽刺。更使人气愤的是：以后，方先觉被日寇收买，放回四川，带来诱降条件，蒋介石为了掩盖他与日寇勾搭，却宣称方先觉是逃出来的，并叫他任反共的青年军师长。再一次是敌人打到贵州的独山，盟国友军问起这些消息，我们感觉很不光彩。
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英国人不喜欢丘吉尔独裁，准备一旦战争胜利后，就要赶他下台。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争取选票，拟定一个保险计划：凡英国工人，每星期交一个先令的保险费，对其生老病死，国家一律实行保险。英工党自称社会主义，我当时分别不出真伪，总觉得，这种社会主义到底还是为大众着想，比国民党进步得多。
英工党认为，希特勒定倒无疑。战后，将形成美、苏两大巨头主宰世界，英国要再想回复到1936年以前的状况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维持其大国地位，就暗中与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商谈，说工党选举获胜，愿将香港交还中国。作为交换条件，望战后中国不附美，也不靠苏，而与英国联合，于战后在美苏之间形成第三势力。桂知陈诚此时已担任军政部长，想凭借我与陈的关系，办事方便一点，乃要我同他一道回国向蒋介石请示，我闻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十分高兴，毅然放弃到战区旅行的计划，1945年2月，随桂永清返回祖国。
桂永清以前曾在德国留过学，后又在德国当武官，与瑞士国际间谍机关早有联系。他对我说：“国际间谍机关坏得很，不管哪一国，有钱就能买到情报。美、英、德、法都在那里买，谁的钱越多，谁的情报就越可靠，越有价值。”回国路上，我发现他与途经的中国驻各国使馆均有联系。到加尔各答，与总领事谈话多涉及军统内部，回国后，不住旅馆，而直接到戴笠（住重庆上清寺）公馆下榻，这时我才知道，桂是军统特务。以后，桂永清将英工党意见告诉了蒋介石（我未参加），蒋考虑几天后答复他要一心一意依靠美国，拒绝了英工党的建议，我满以为此次之行定能收复失地，结果却是南柯一梦。
在军政部工作
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军政部下设有：军务司（管部队编制、装备）、交通司（管通信、交通）、马政司（管军马）、军法司（管军法案件）、兵工署（管兵工生产）、军需署（管军费出纳、被服装备、粮秣补给）、军医署（管军队卫生）、兵役署（管征兵）。
以前，军政部部长由总参谋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嫌何应钦过于持重，想换新人，去进行一番改革，陈诚及一些人乘机攻击何应钦老大，不振作，军政部暮气沉沉，蒋介石选中了陈诚，陈诚便以敢做敢为的姿态登上了军政部部长的宝座。
1945年2月，我回国后，陈诚要我担任军政部军务署的副署长（军务司扩大为署，署长方天）。我3月就任以后，就一直在国民党的高级司令部工作。
陈诚当上军政部部长以后，有人说军政部变成了土木系。“土”即“十一”，“木”即“十八”，意为军政部被陆大十一期和十八军的旧人所垄断。我不是“土”而有“木”（十八军的干部），并与陆大十一期的同学很合得来。方天为了冲淡“土木系”“土”的色彩，就荐举我当军务署副署长。陈诚那里当然也很顺利通过了。
第47节：参加受降(1)
军务署管军队的编制、装备，就操纵了全国各军师大小、强弱的命脉，因为当时有甲、乙、丙三种不同的编制，以后又有美械的军。如果一个军定为美械军，就编制大、器械精、经费多、装具足；反之，定为丙种编制的，当然就差劲了。所以当时各军师竞相与军务署讲朋友、拉关系、求好处。
这时欧洲大势已定，美国目光转向东方。虽然美在太平洋上“跃岛进攻”节节胜利，但是深恐日本陆军以阿图岛的“玉碎”精神，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顽抗到底，则美军将付出较大的牺牲，故一面催促苏联出兵东北，一面出枪出钱，由中国出人，在中国实行“冰人”计划。按此计划、先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二十个师的美械到中国，装备二十个师的阿尔发部队，然后由这些阿尔发部队为骨干，在广东打通一个海口，由美国海运供给大量装备，装备成更多的美械师，以驱逐中国大陆的日寇，由于空运和战略目标的关系，阿尔发部队多在云南、广西、湖南，以后并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任总司令，指挥这些军队。阿尔发部队虽然主要是由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按战略关系位置决定，但具体业务由军务署承办，装备的先后，运送的缓急，可以上下其手，所以也居很重要地位。
后因飞机运输量小，便决定打通滇缅路，史蒂威率孙立人、廖耀湘两师从印度，经密支那打过来，国民党远征军则从腾冲、经龙陵打过去，两军在八莫会师。然后，从滇缅路以十轮大卡车，日夜不停运送美械，史蒂威主张以部分美械分配给十八集团军，因而与蒋介石意见矛盾。以后魏德迈接替史蒂威职务，与蒋一个鼻孔出气，尽量抑制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裂痕日深。这时，军令部特别设立了一个第十三科，直属部次长，专门主管共产党的情报和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计划等工作。肖毅肃和张继寅，相继任过第十三科科长。共产党驻渝办事处当然就有所闻，想进一步了解究竟，以防患未然。这时，我非常反对内战，同情共产党，但我只了解国民党军队编制、素质等情况，供给的情报，不能满足共产党研究如何防止内战的需要。
由于蒋介石一心依赖美国，等待胜利。所以，军令部每周要举行一次大战研究会，注视世界大战动向。
1945年夏，希特勒被消灭，日寇已成釜底游鱼，反共就甚嚣尘上，更加积极起来了，大战研究会也因此变更重点，经常研究如何反共。我为了获得情报，以协调军政、军令两部业务为理由，请求同陈诚的侍从参谋汪奉曾一同参加旁听。有一次研究会研究如何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壮大的问题，认为：苏军进入东北，可扶植共产党军队壮大，因此须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关内共军如得日军装备亦可壮大，因此须防止日寇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军令部主张装备傅作义一个军以胡宗南两个军，便于日寇投降时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以新四军东进。这是以后傅作义袭击张家口，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企图进入北平惹起邯郸战役的张本。根据这个方案，蒋介石令军令、军政两部会同积极准备，以后，全面内战的战略，许多都是这一罪恶阴谋的发展和演进。
参加受降
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顿时鼎沸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精神堡垒（现解放碑），爆竹震耳欲聋，“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到了精神堡垒，见几个美国兵来到此地，亦被人们抱起，来回往天上抛，场面之热闹，不可言状。
日寇无条件投降来得如此突然，实出国民党意外，此时，蒋军主力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在广西和湘西，六战区在鄂西，一、五战区在豫西、陕西，二战区在山西西北部，八战区在西北和绥远西部，第三战区在江西、浙江西部，第七战区在广东北部，第九战区在湘赣两省边区，而广大的东北、华北、华中地区除日军控制交通线外，多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蒋介石得日军投降消息，令日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接洽投降。为了达到垄断受降的目的，他一面下令，“全国投降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布置”，一方面打电报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旨意，令冈村宁次不得向指定受降部队之外任何“非法武装组织”缴械。又令伪军维持地方治安，并指定七战区在广州、三战区在杭州，九战区在长沙，六战区在武汉，一战区在郑州洛阳，二战区在太原、卢汉在河内（北纬十八度以北归中国受降）。汤恩伯在南京，薛岳在徐州。王耀武在济南，李宗仁、孙连仲在北平，傅作义在包头受降，收缴日军武器装备。以后并由熊式辉、杜聿明往东北从苏军中接收主权。蒋介石又与美帝勾结，由美空运、海运这些部队前往，并改六战区司令孙连仲为十一战区司令，由郑州经平汉路北段去北平。一时，蒋军海、陆、空并举，奔赴全国收缴日械。
第48节：参加受降(2)
何应钦亲临芷江（王耀武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受降，我代表军政部随同前往。一时间，王耀武的司令部宾客盈门，受降人员纷至沓来，王为人精明，擅长交际，待人非常恭敬，彬彬有礼。每日清晨，王必来各处招呼，见人就说“早晨好”，衣、食、住、行等均照顾得十分周到。
交际应酬和拉关系是王耀武的拿手戏。记得还在上海作战时，他的三十一师归五十四军指挥，我同军长霍揆彰到他司令部去，王盛情接待，并招待我们吃梨。他很快就削了一个梨子给军长。然后，他从我手中将我正在削的梨子夺过去，一边说：“你打仗做点计划很行，削梨子不行，我来。”王态度不卑不亢，做得恰到好处。
我在军政部军务署工作时，一次，王耀武来署拜访，他在各司各科到处讨好。然而，却无谄上欺下之感。他故意把别人的钢笔借去写一写，然后说：“您这支钢笔不行，我把我这支‘派克’笔给您，用过了的不要见怪！”其实，他的笔是刚从商店里买来灌上墨水。装满满一口袋，送别人一支，又另外佩带上一支。见第二个司长、科长处，又如前表演一番。请客送礼这本是国民党的一贯作风，并非王独创，只不过他比别人做得要漂亮而已。
8月18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金井参谋长到芷江投降。下午三时，金井的飞机在机场降落，部队用汽车将其押送到王耀武司令部，举行授降仪式。因金井要在投降书上签字，所以何应钦特别用一支“鼠须笔”要金井在投降书上签字，准备签字后将笔珍藏起来，做一个历史的纪念物。谁知，签字后，“鼠须笔”却不翼而飞。
受降仪式结束后，金井乘专机返回南京。何应钦令其副参谋长冷欣同机飞往南京，作南京受降之准备。冷去后，瞻仰中山陵，并于当日报刊上登载一则消息，称：陆军总司令副参谋长冷欣某日到南京谒陵。蒋介石在报上见此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报纸撕得粉碎，并接连骂道：“混账，这家伙简直是飞扬跋扈，妄自尊大。”即刻打电话将其撤回。
冷欣撤回后，何应钦要我赴南京接替冷的工作。我猜何的用意无非想一箭双雕，他是想派我去南京，借以拉拢，挖陈诚的墙脚（因他常把我作为“西南子弟”相看待，以后又要我去美国作他的军事代表团团员）。万一我出了洋相，他就借此搞陈诚。何的参谋长肖毅肃知何派我去南京的消息后，私下对我说：“老弟，你不要去，此事难搞。你知道他这个人（指蒋介石）很难捉摸，连冷欣都出了问题，你还去得吗？”
这时候，肖毅肃为什么要阻挡我前去呢？说来话长，肖原来是我堂兄郭汝栋的旅长，并甚得重用。1931年，张发奎的部队由广西打到岳州，当时，郭的部队驻黄州、仙桃镇一带，肖要带兵响应张，郭不同意，肖对人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郭得知后即向部队团长写亲笔信说不得我的亲笔信，不得听其指挥，轻举妄动。此时，肖又染上吸鸦片的恶习，郭越发不满，便给肖几万元钱后礼送出部队。肖离开部队后到上海，去赌轮盘赌，把钱输光，时遇我从日本返国，见其消沉，立即解囊相助，回湖北后，在堂兄面前与肖说情，郭才同意以顾问名义每月给他二百元生活费。后来，我在陆大时，陆大要招收特别班，我认为肖有能力，写信给堂兄，主张保送。郭回信说：“肖烂烟、烂赌，此人已成过渡人物，无培养价值了。”我回信说：“如将肖送入陆大学习，可使其重新做人，还是有前途的。”郭遂保送肖。
肖毅肃考陆大特别班时，我也为他各方疏通。因此，我猜肖出于友好，故有此说。但我曾受肖指挥。在郭汝栋部队时，他任先遣司令。我是他指挥下的营长，后来，他任何应钦的高级参谋，我则任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地位就差不多了。因此不免嫉妒，但终因有肖的劝阻，我放弃了去南京的打算。
9月3日，何应钦令军政部的兵工署副署长杨继增、后勤部的项雄霄和我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一行十余人，乘专机先往南京。飞机在光华门外降落。进城时，守城门的日本兵不断地向我们举手行礼，百姓们见我们入城，也纷纷上前围观，一个个脸上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南京城内，市场繁荣，产品应有尽有。我们这些接收大员一进南京城，如猛虎下山，奔赴各个商店，为老婆、孩子抢购丝、绸等贵重商品。当时，南京市面上流行的是汪精卫发行的伪币，接收大员们便自行规定了法币与伪币为一比二百的比率。这样一来，价值二百元的东西，接收大员们一元法币便可买到，这可把生意人整苦了。然而他们却敢怒而不敢言。寥寥数十人，就把个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了。
第49节：在停战谈判中(1)
何应钦到南京后，受降签字仪式在原黄埔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顾祝同、徐焕异（空军司令）在主席台就座。冈村宁次、金井等人在台下面对主席台横坐一排。冈村宁次身高体瘦，光着头。此时，他平日那日军的“傲”气与战败者所具有的“丧”气交织在一起。尽管他故作镇静，极力想保持他那平时的尊严，然而从他脸上流露出的却是颓丧的神态。
何应钦将投降书递给他的参谋长肖毅肃。肖接过投降书后，走下主席台，来到冈村宁次面前，一只手将投降书递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立即站起来，双手接过投降书，在上面签字后又双手呈还。肖复归主席台，将投降书交给何应钦。然后，由何在上面签字。仪式并无特殊之处，并没有要日本人交出他的军刀。
签字结束后，战犯冈村宁次被依法“关押”，但他却享受着特别优厚的待遇，住在一幢西式小洋房内，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受降后，陆军总司令部搬往南京，驻原黄埔军校。美国用飞机先将新六军运往南京。新六军在印度成立时，士兵均经过特别挑选，个头相差不多。士兵们身着清一色美制毛哔叽军服，武器装备精良，入城时，显得很有气派。
新六军接防后，日军全部退入营房，不准出街，只给他们留有几支守卫的枪。但城外日军枪械未曾收缴，名为让其自卫，实际上是要他们不把枪交给共产党。
南京城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所有的接收人员们就大搞起“五子”登科来了，凡“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他们什么都要，什么都抢，什么都争。已接管的日本人的东西不用说，就是跑了的日本侨民留下的家具、财物也都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抢劫的东西，一律归己。
一个一比二百的比率，一个五子登科，把饱受日军残杀的南京人民整得叫苦连天。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天上飞来的，地上钻出来的（指国民党特务）都坏极了，”“盼了这么久，盼来的却是一伙劫收大员。”
劫收大员们在南京搞的这一套，凡是奔赴杭州、上海、徐州、济南等地受降的，亦是如此。
后来何应钦对我谈话和陈立夫的《成败之鉴》都曾指出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不收编伪军，以致使其投奔中共，壮大共军力量。我的看法：蒋军失败的根本在于国民党策略上的混乱、错误；政治上腐败，如特务、五子登科；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而上层官员又趁机大发国难之财。战争已经打了十几年了，经济上已十分萧条，人民都已对蒋家王朝彻底失望，人心向背，这才是国民党蒋家王朝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时，卢汉在河内收缴日械完毕。蒋介石为架空龙云，就调他的部队去东北，怕卢汉不听调回云南，又调五十三军周福成部到河内接防。法国也将兵舰开来受降，五十三军的炮兵向法兵舰开炮，将其兵舰打伤一艘，其余各舰都纷纷挂起白旗逃跑了。
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备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
七、在停战谈判中
（1945—1946年）
参加三人会议谈判
抗战胜利的喜悦，为时并不太长，蒋介石集团垄断受降，国共摩擦日增，内战魔影把满天喜悦驱散得干干净净。
举行受降仪式后，我因在南京无事可做，便于9月20日左右回到了重庆。
回重庆后，得知蒋委员长曾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事。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去延安迎接，并于8月28日与毛主席同机飞抵重庆。现国共双方首脑正在进行和平谈判。我同许多人一样原来都担心八年抗战刚胜利，内战又起，国家和人民又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好了，毛主席来到重庆谈判，满天乌云，似又出现一线霞光。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表明国共双方在这次谈判中取得了重大成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复杂棘手的问题也取得了初步协议。这是国内和平团结的开端，是全国人民要和平、反内战愿望的体现。但是，《双十协定》虽然签署，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一日未停。中共指责国民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却密颁《剿匪手本》，而国民党政府则借口解放军不“驻防待命”，妨碍“军令政令的统一”。唇枪舌剑，更增加了内战危机的严重性。
迅速停止内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甚至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1945年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谈公报，对中国问题一致表示要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团结及民主的中国。美国也决定亲自出马“调停”，并派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华，着手与国共双方商讨停止军事冲突问题。1946年1月7日由国、共、美三方参加的三人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进行商谈。马歇尔任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任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将军任中国共产党代表。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国共两方都对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当日各报均登载了。主要内容是停止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停止军事冲突的各项协定。与此同时，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又已开幕，中国似尚可得休养建设的机会。我对此兴奋极了，内心以为：停战谈判虽由马歇尔促成，不免耻辱，但是总比兵连祸结，直打到亡国为止的好。我这种天真的乐观，不久便被边谈边打的现实冲洗掉了。
第50节：在停战谈判中(2)
三人会议达成停战协定后，张群坚决不肯再充当代表去谈判军队整编问题。蒋介石于是指定张治中继任。张治中深恐谈判中涉及军政，军令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不取得军政、军令两部同意，便会遭受攻击。所以他又坚决要求军政、军令两部派人充当随员。没想到这份差事会落到我的肩上；也完全没想到一接触到谈判实际，我这颗急切盼望化干戈为玉帛的火热的心，被当头泼上了一瓢冷水。
1月19日晚饭后，接到军政部次长林蔚的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我立刻跑到军政部林的寝室。他的寝室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他处事谨慎、负责，深得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在国民党军中，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细致有为的参谋人才，包括陈诚在内，都尊称他为林蔚公。他向我说明张治中的想法和要求后，说军政部决定派你、军令部决定派廉壮秋（第一厅副厅长）充当张治中的随员，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商谈军队国家化问题。
他还对我说：“国共问题，终究不会谈拢，会谈不过是照例文章罢了，马歇尔此行不可能圆满达成任务。”
听他这样说，我不觉心都冷了半截。但是我怀着不打内战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仍然天真地认为不会那么悲观。我在当天日记上写道：“我以为国共不能互存消灭敌党之念，苟共产党在政治上可求得出路，则国家暂时可望安定”，“共产党武力国家化非一朝一夕所可办到。需采取循序渐进步骤，不能操之过急”，“中国如能得二十年和平建设时间，国家前途仍有办法。惟世界第三次大战纠纷业已形成，中国须注意不能作任何国的前哨，方可免于内部分裂耳”。
2月5日，张治中在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各部人员整军问题讨论会上，报告军事三人小组非正式讨论整军问题的情况。他说了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军队数量。共产党要求保留二十个师，张治中则主张国共军队数量应为十三比一，马歇尔认为照这样规定共产党决不会接受。张于是私下对周恩来说：“共产党以前要求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为一比六，当时中央未承认，现在姑且为一比六如何？”周表示同意。看来中共将来大约可编成十五至二十个师。而蒋先生也表示编二十个师，也可承认。
（二）马歇尔提议国军初步可编为九十个师，共军亦按协议数编成后，再混合编军，若干军为共产党两个师，国民党一个师，若干军为国民党两个师，共产党一个师。哪一方占两个师的军，则军长即由哪一方选派。
（三）驻地问题。概定东北、华北，驻共产党两个师的军，华南最多有共产党一个师。
（四）马歇尔主张整编时间为一年，一年后军队即混合编成。
（五）仿照停战执行小组办法，对改编也组成执行小组监督实施。
张治中报告完毕，林蔚接着说：“官邸会报时，委员长令由军政、军令有关各部组织一整军计划小组，负责计划整编复员及编余军官安置等事宜”，并指定军政部如军务署署长方天不在，即由郭副署长参加。
当时我对张的报告很满意，对担负这一任务更感兴趣。我认为国共双方既已同意整军，蒋介石又下令组织临时机构负责计划。如整军得以实现，内战自然可以避免。我为中国前途闪现的一线曙光而欣慰不已。
2月13上午11时，我与军令部第一厅副厅长廉壮秋同去张治中寓所，请他指示明日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应做些什么准备。哪知他竟无具体意见。一会儿，担任翻译的皮中阚进来，出示马歇尔建议的译文，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明日将根据马歇尔这个方案讨论，而我们用不着做什么准备。
2月14日，“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整军讨论在上清寺尧庐正式举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相继来临。我上前一一握手，对周恩来叫了一声老师。马歇尔只带作为翻译的华裔美国军官李上尉，周恩来只带任翻译的章文晋，随张治中的则有我和廉壮秋、皮中阚三人。三方人员在一大方桌上成门字形就座，马歇尔居中，右为周恩来，左为张治中。
马歇尔将军虽然闻名全球，但神态温雅而谈笑风生，无丝毫矜持之态。入座后，马歇尔指着手中小刀说：“这是用一块巧克力糖从一德国人手中换来的，如换女人，只须半块巧克力糖！”在座的人，闻之无不捧腹大笑。
会谈开始，张治中主张以马歇尔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并决定每节讨论之前，均核正译文。
在讨论第一条统帅权时，按马歇尔原方案，认为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的权力，但遇必须撤换共产党所领导部队的司令官时，应指派政府内资深的共产党代表所提名的军官，因此，对共产党军官的任免须求共产党提名补缺一节，必须要有时间限制。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在“但”字后加上“在整编军队过程中”一语以表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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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1)
关于兵力讨论结果，双方同意国共两方军队按五与一的比例，在12个月内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其中国民党政府占90个师，中共占18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4万人。由三个师组成一个军。军直属部队，其人数不超过总兵力的15％。
关于补给区的职责，马歇尔原方案主张除供应补给而外，还训练区内接收的新兵，并监督区内军事学校的行政。我认为补给区处理补给实属自然，但是监督学校行政及训练新兵却与我国现行制度相去太远。周恩来也认为如此规定则我国军事制度也将改变。争论结果，大家主张以尝试的精神接受这一提议。
会谈中，周恩来春风满面，笑声不绝，与珞珈山相遇时面容严肃，截然不同。
次日，继续讨论“复员及配置”两项。
复员一条，开始进行顺利。都同意每月复员现人数1/12，12个月后的6个月内，再编为60个师，中共占10个师。但当张治中提出军队复员完毕后，缩编的军队完全混编，以完成军令的统一，军队国家化时。周恩来对此不同意，马歇尔因双方意见有若干距离，便主张保留待明日讨论。于是就再进行军队配置讨论。
配置第一节规定，政府军及共产党军编成36个军，其中15个军混编。周恩来认为12个月内即开始混编，中共有困难，须12个月以后之6个月方能混编，并说：“应以师为单位混编为军，师以下单位不动，故应称为统编。”
张治中反驳道：“统编如何能使军队国家化？必须进一步混合编成，方为妥善。”
“至于进一步军队国家化，须看将来情况发展如何而定。”周恩来回答说。双方讨论至18时，未获协议，于是休会。
会后，张治中写信请示蒋介石，要我持信飞南京请示如何解决。
16日，我赴珊瑚坝飞机场与外交部长王世杰同机飞抵南京。19时半往见蒋介石，蒋阅信后，略问数语，当即表示：如果马歇尔主张国共军队于12个月之后的6个月混编，可即同意。我求他书面指示。于是蒋上楼写信一封给我。我随即于17日飞返重庆，往见林蔚次长。林探问情况。我叙述蒋的指示后，拿出蒋信，林用小刀轻轻揭开信封口，见信笺中蒋的手书，大意是“按马歇尔意思，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林看后照旧封好，交给我转交张治中。
18日15时，我去参军处向张治中报告蒋的指示，并呈出蒋的亲笔信。交谈片刻，周恩来等到来，就继续会议。周恩来首先提出宪兵与18个护路总队问题。周说：“宪兵有二十余个团，而铁路尚有路警队，希望把宪兵提出讨论。至于路警队则于秩序恢复后，即不应存在。”
“宪兵编制小，队伍不集中，且无重武器，不能形成力量，而将来谈此问题，尚有时间，最好不要在此方案内讨论。”张治中回答说。
马歇尔听后问：“宪兵之任务如何？”
“维护军人纪律，检查车站，维护秩序，从来未参加过战争。”张治中回答说。
周恩来接着说：“我并非注意力量的对比，而是注意宪兵制度，宪兵到处干涉人民，则中国民主何以实现？”
马歇尔见状乃说：“宪兵制度与政治之间似有微妙的关系，可由政治负责人去研究。希周先生提出书面意见，作本方案的附件。”
接着讨论马歇尔方案中第七条第五节政党关系，原文为：“现役陆军人员禁止担任某一政党之职员或其任何委员会之委员。”
周恩来与张治中均主张将此条删去，马歇尔也表示同意。
见此状，我心觉不安：似乎国共两党，都仍未放弃以武力争夺政权或保持政权的企图。我个人确实愿意所有政党均退出军队。政党之间的竞争，可以诉之于选民，以免动辄发生内战而陷国家、民族于危难的深渊。
21日15时半在侍从室尧庐开军事三人小组会，对统编及配置问题，达成了协议。
讨论至此，除宪兵及路警队问题未获解决外，均有结果。
1946年2月25日16时，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协议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在重庆上清寺尧庐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正式签字。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先到楼上会议室，在《整军方案》的英文本签字。随后到楼下大厅正式举行华文本签字。除我和廉壮秋参加外，有新闻记者数十名。当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步入大厅时，相机镁光灯齐明，他们先后发表演说。
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
我理解马歇尔使华，是服从美国太平洋战略设想的需要的。他们着眼限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企图拉拢中国，或者更明确地说，企图控制中国。蒋介石反共很坚决，当然也反苏。但是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很虚弱，能不能独自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是个疑问，势必靠美方援助不可。万一美国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苏联出兵援助中国共产党，则不特中国兵连祸结，还有过早惹起美、苏直接冲突的危险。同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也存幻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农民成分大，有民族主义倾向，解放区的经济贫乏，解放军的武器欠佳。诱以某些利益，也可使其不完全依附苏联。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按多党的议会政治模式，使国共两党在中国共存，而国民党占一定优势。所以马歇尔抬出多党制的民主，促使国共政治协商、停战、统编军队。
第52节：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2)
现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停战令下达了，关于军队整编和统编达成了协议，问题就在于下停战令后，为了争夺战略要地，各地战斗并未真正停止下来。这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所以在停战协定和军队整编统编方案签订后，为彻底制止国共两军的摩擦，马歇尔于26日军事三人小组会上，约张治中、周恩来同赴华北视察。我和廉壮秋也随同一起出巡。
马歇尔所定日程如下：
2月28日 重庆——北平。
3月1日 北平——张家口（午餐）——归绥——北平（宿）。
3月2日 北平——济南（午餐）——徐州（宿）。
3月3日 徐州——新乡——太原（宿）。
3月4日 太原——延安（宿）。
在讨论行程时，周恩来提议，3月4日可否由太原到武汉再去广州。因其时国民党政府咬定长江以南无共军，仅存残余土匪，只有“剿匪”活动，但不存在停战问题。同时马歇尔、张治中认为，东北是伪满洲国，根本没有中共军队，仅存在政府向苏联提出接收主权的问题。但周恩来认为，中共在中原尚有李先念部队，华南尚有东江纵队，冯白驹支队也一直在海南岛五指山活动，而东北方面国共两军摩擦很激烈，因此对马歇尔、张治中所谓东北、华南无共军的立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们一口两口说‘班底士，班底士’（英文Bandits土匪），那我们干脆到广东，到东北去看看！”马歇尔见状，便温和地说道：“周恩来将军，那就看看飞机的情况如何，再作决定吧。”
周恩来随即向张治中说：“张治中先生，我们出巡，必须有一致的语言，如果新闻记者问我们东北停战如何？我们是否可答，东北停战正在研究中。”
张治中闻言，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如果表示同意，那就等于承认讨论东北停火，表示东北有共军存在；如果表示反对，周恩来言之成理，找不出话来反驳。他窘态毕露地说：“马歇尔将军，你看怎么说好？”
这时马歇尔正在埋头玩弄手中的小刀，听到张治中的话，不慌不忙地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说：“就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商量’好了。”
2月28日8时，我陪同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登上马歇尔霸王号专机飞往北平。
到达北平后，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员到机场热烈欢迎我们，我和唐保黄同车前往协和医院军事调处执行部。唐保黄任中国驻英大使馆陆军武官，1944年与我在伦敦相识，所以他驱车迎接我（他夫人韩素英我也于此时认识，她思想进步，由于与比较开明进步的克利浦斯爵士有文字之交，唐经常与她口角，我当时很同情她，尊重她）。我先到郑介民办公室与吕文贞等谈天，然后到一讲堂听执行部美军人员关于停止军事冲突、修复交通、遣送俘虏等报告。随即前往大礼堂，参加执行部人员欢迎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的大会。张治中、周恩来在致辞中均强调：国共两党决不争论以往是非，只真心要求解决目前实际问题。马歇尔则简短致辞说：“国共两党都必须着眼四万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望能切实执行协定和整编统编军队方案。”
3月1日，飞机飞赴张家口。张家口时为共军驻地，驻军长官为聂荣臻。下机后，即乘车入城。沿途见居民衣衫破旧，面容憔悴，八年抗日，人民饱受战争创伤，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共部队由于军需装备困难，军容不整，唯有骑巡队显得雄健强悍。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先在聂荣臻司令部听取汇报，汇报后午餐。我同席的一位四川籍的中共干部，与我谈得很投机，他特意把我介绍给聂荣臻。聂荣臻听说，就微笑地说：“好！好！好！我们是老乡嘛。”仅寒暄几句，他又陪马歇尔谈话去了。这时我才认识闻名已久的中共将领聂荣臻。在张家口时，还认识了贺龙、萧克、丁玲、萧三等。可惜都没多交谈。
午餐后，乘机飞往集宁（平地泉），这时集宁还冰天雪地，我们只在飞机上听了汇报，就转飞北平。飞北平途中，我与贺龙座位相邻。贺龙留小胡子，抽着烟斗，仪表威严，谈吐雍容。到北平上空，他见飞机场上停有十多架野马式战斗机，便问我：“这是不是伪装的假飞机？”
“看样子不像是假飞机。”我回答。
“怎么看得出来？”他问。
“因为离指挥塔不远，飞机旁有人。假飞机一般离机场主要设备远，敌机袭击不波及。”我答。
他听了微笑地点头。我们一路交谈，他都面带微笑，一派军人风度。
2日，由北平飞往济南，济南近郊麦田已呈现绿色，大地有点春意了。我们下机后，于国民党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司令部听取汇报。汇报完，少停即飞往徐州，听取报告后，知道徐州附近，争执主要有三点：
第53节：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3)
（一）修复陇海铁路东段，共军认为须将津浦南段沿路之碉楼撤去，方准恢复。
（二）枣庄煤矿被共军包围，此刻矿内粮、水俱缺，但共军仍不撤围。
（三）海州南方盐田，共军至今未撤围。
饭后，马歇尔约张治中、周恩来两人及北平执行总部的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伯纳德开会，商定陇海路东段立即修复，有碍交通的工事拆毁，无关者不拆（即津浦南段不拆）；枣庄煤矿由中共、国民政府共管，由美方派人监督，双方驻军立即撤退。
在济南时，幸遇共军新四军军长陈毅。出巡前，陈毅的哥哥陈修和托我带家信一封给他。陈毅与陈孟熙面貌酷似，极易辨认，我不待人介绍，就跑去与他握手，我把信交给他，并问：“有没有回信？我可以为你带回。”
陈毅爽朗地一笑，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你就给他们带个口信说，我很好。”
他豪爽的气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到在徐州午饭时，他的座次排得不高，我认为不符合他的身份，立刻去向主人建议，改了过来。以后他对他启蒙老师的儿子裴治熔（我任军务署副署长时的科长）说起此事时，还说：“郭汝瑰相当精灵。”
3日，由徐州飞赴太原，中途在新乡停留，在这里我见到了中共杰出将领刘伯承。我中学生时期，就知道刘伯承是四川一时无敌的战将。未见面以前，我总以为他是瘦长而多智的样子，及到一见面，其魁伟而沉默之状，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在新乡时，知安阳尚在中共军队包围之中，但是正式冲突已经停止。
4日，离太原飞往归绥（即呼和浩特），时归绥守将是政府军将领傅作义，他业已击退共军，归绥附近已无战斗。所以只马歇尔与傅作义个别谈话，不举行小组汇报。午餐后即飞赴延安。
16时后，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便展现在我的眼前，黄色土丘和湾湾的延河托出一座宝塔，高耸云际，山沟里鳞次栉比的房屋，冒着炊烟，田野上虽已没有积雪，但也没有一点青草，一派西北风光。停机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林祖涵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均到机场迎接。下机后，检阅仪仗队，见士兵所背子弹甚少，我担心共军战斗力并不强大，而手持刀矛的民众颤栗在寒风里，面有菜色，令人一见便想到西北苦寒。八年抗战，八路军英勇杀敌，物质基础很差，所恃者唯革命精神而已。
随后，同乘卡车数辆驶涉延河，到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茶点招待，糕饼之外，还有牛奶。马歇尔惊喜地说：“哪儿来这么多牛奶？”
“我养了一群奶牛。”朱德微笑地回答。
19时到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设宴招待，席中有海味。毛主席说“这是由张家口送来的。”
毛主席还简短地祝酒，大意是：今后要和平、民主，建设一个独立、自由与强盛的新中国。
饭后，应邀参加歌舞晚会。演出打腰鼓、黄河大合唱等节目时，彭德怀将军陪我观看。演出中途，一个年轻漂亮有学生风度的女同志，抱一件半新旧的人字呢大衣交给彭，彭随即给我介绍说：“这是浦安修同志，我的爱人。”
我以为爱人是未婚妻，彭见我迟疑不解的神情，便爽快地说。“就是我的老婆。”其豪迈直率之态，令人难忘。
晚会后，我同廉壮秋被送到一个石砌窑洞住宿。时王明、林祖涵等都来窑洞闲聊。王明五短身材，年纪不大，谈吐流畅。林祖涵亦健谈，但很庄重。
晚宴时，毛主席、马歇尔、张治中、朱德、周恩来、江青等坐在第一席，我与白纳德等坐在第二席。江青不断离席到我们这一桌与白纳德交谈，谈得非常投机：“啊！夫人！听说您有病，为何不加紧治疗呢？”
“白纳德将军，延安不是条件很差吗？”
“夫人！那么您愿意到北平医治吗？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十分愿意效劳，一定给您找个最好的医院，来去交通工具，完全由我负责。”
“真的？那太好了！非常感谢你！白纳德将军！”
江青高兴极了，随即小声地说。“我去问问主席。”
江青遂走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娇声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正与马歇尔、张治中等交谈，对江青毫不理会，江青等候片刻，回到白纳德这边，颓丧地说：“不行！我去不成了。”
我见此情景，不觉暗地发笑。想不到毛主席夫人如此幼稚、无知。
5日，由延安起飞到达汉口，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郭忏等前来迎接。三方人员在杨森花园马歇尔临时寓所汇报，知共军李先念部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但张治中反对，他说：“不移动部队，免惹起误会。这是我们已达成的协议，必须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