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职称,一个即将退休的农村教师有话要说 即将退休

职称岗位的困惑

(2010-07-2815:11:47)

关键词:尊严,困惑,职称,岗位,课题,迟生了一年,迟了一个月,就差一点点,就缺这一项

2009年,我们义务阶段中小学教师的脸上有了些光彩,确切地说是有了些尊严。当确信自己的年工资收入即将翻番之时,我那几十年走路有些驼背的毛病,仿佛一下子就好了许多。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近退休时得到了“尊严”的阳光。

虽然那30%绩效工资问题,曾出现过一阵不快,好在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据理力争,09年拿了一个能说得过去绩效工资。

2010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又遇到新的困惑,甚至有些忍无可忍,这都是“职称”和“岗位”惹的祸。

先说说这职称,09年以前的老政策规定1957年以前出生的,可以破格专科学历晋升高级(85年函授专科,真的真文凭),我符合所有破格条件,就是迟生了一年,于是只好去忙本科文凭,终于在09年1月拿了的本科毕业文凭(被逼升本),如果早一个月拿到文凭,我09年6月就可以晋升,就迟一个月,好在万事俱备,只等来年吧。

谁料到2010年的职称政策做了重大调整,突然横出一条“发表论文”的硬杠杠,再次使我上不了平台,十几年的职称梦做完了。

为什么总是就差一点点呢?我觉得自己有些祥林嫂了。就在职称烦恼还没有结束之时,岗位聘任又飞快地杀将过来。

起初我没太在意,因为在“中一”队伍里,我有一摞子获奖论文(被逼获奖)、荣誉证书,还有30年教龄荣誉证书、15年的中一任职资历,况且我们学校有19个“由10级晋8级”的岗位指标,还担心什么?我不升8谁升8?

也许是我的某些方面命苦,就在我悠游自在等着升8涨两级工资之时,学校通知我说不够条件,不仅要3篇以上的市级获奖论文,还要有区级课题,因为我09年之前没有课题,就缺这一项。领导要求我自动退出改8为9,否则原地10级不动。

隔壁小学的那些由民办转正的中师(高中)生,和我差不多大,为什么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连跳两级由10升8?为什么我们学校19个升8指标只有几人个符合条件?为什么当初学校只要求40岁以下的搞课题研究?我终于按捺不住积蓄了十多年的怒火……

不过,我们的校领导最终还是比较清醒的,他们以我有一个“市先进班级负责人”的理由,让我突破升8报批。可它那些没有课题的老教师,只能升9,还有两个比我年龄大的连9都升不了,只能在10级的位置原地踏步。最终“中一”报批了9人升8,还有10个空缺!

我们很快地知道了本区一些中小学岗位聘任的细则。前不久,从我们数(1)班毕业30周年聚会活动中,也了解了南京市其它区县的相关做法。绝大多数学校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用足岗位数,向老教师倾斜,已经成为惯例。

除了这“职称”和“岗位”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与愤怒,还有这一学年轰轰烈烈的课堂教学改革,使人看不懂。

我那个初二班,共有31位学生,学校非要将这31人坐成5饼状(5张长桌子,每桌6名),活像在饭店用餐,老师像服务员,在教室里团团转。教师说话不得超过15分钟,学生相互探究,学生只做导学案,说这是山东“杜郎口模式”。甚至连小学一年级也搞这样的“合作探究”的导学,弄得那些幼儿不知所措。

教室里花花绿绿,玻璃上,墙角里,教室四周下面的那几尺地儿,凡是能贴的地方都贴满了什么“班级文化、校园文化”之类的东西。

教书先生都知道该怎么教书,有时放开讨论,有时集中听讲,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哪有放之所有学科、所有课堂而皆准的“模式”?

我时常想起陶行知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现在的晓庄师范和许多学校仍然将它作为校训,立在大门口。30年前,我视她为箴言,立志求真做真,现在我认为这句话不符合咱们的国情,听者上当。

质疑中小学教师做课题研究和发表论文(2010-08-0916:15:18)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职称岗位聘用论文参评论文发表课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除了日常的教书育人,还纷纷写起论文,加入了课题研究的行列。与之相应的各级评比、获奖、立题、结题、成果鉴定,一派热火朝天。论文课题数量急剧攀升,就数量而言当属世界第一。

中小学教师为什么要写论文参评、发表?为什么要做课题研究?要求几百万中小学教师都这样做有没有必要?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深层次矛盾是什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小学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文革前,完中(含初中高中)和完小(含一至六年级)的校长室和教导处是学校的主要管理机构,校长和教导处主任在学校里的职务最高,属于区县教育局的“局管干部”。从上世纪80年代普及义务教育开始,我国中小学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内部管理也随之细化。首先将“教导处”拆为“教务处”和“政教处”(后改为“德育处”)两个平行的机构。前几年,又从教务处中划分出一个独立平行的“教科室”。

于是,校长室、教科室、教务处、德育处、总务处,还有党团工会安全卫生,就组成了我国中小学内部管理的组织系统。这些部门的正副主任一般不属于局管干部,一个主任副主任代课量是普通教师的一半,这些“中层”在数量上约占教师总数的10%,享受比班主任略多一些的津贴,广大普通教师称之为“吃了粽子又沾糖”。

这些内部管理机构也不是各校自主设立,而是和上面教育局的相关机构相适应。教育局下属的“教科室”,就是从“教研室”里派生出来的。从字面上理解,“教研室”负责区县所有学校的教学研究,“教科室”搞的是科学研究,多了两个字,增加一个机构。“教科室”专门负责教师的继续教育、论文、课题等。由此可见,中小学内部管理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倒金字塔,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

不仅如此,现在中小学教师的头衔,也发展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初级、中级、高级、特级、名师、青优(优秀青年教师)、标兵、骨干、学科带头人…,有的学校甚至还设立“首席班主任工作室、名师工作室”。这些称号还有校级、区级、市级之差别,且都是有证书的。有一所规模不大的初中化学组,连实验员在内只有5名教师,其中“市青优”1人,“市学科带头人”1人,“区骨干”2人,没有头衔的只有1人,那是才分配来小年轻。

为什么要写论文、做课题?

做论文答辩,做课题,这对于高校大学生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来说,再熟悉不过,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实践过程,也是对外展示科研成果的一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我国高校迅速发展,科研队伍的不断壮大,全世界有目共睹。

按理说,中小学教师凭资格证教书育人,绝大多数教师与科学研究没有太大的关系,怎么扯到论文、课题呢?是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简称“教科研”)的热情高涨?还是我国中小学教师的科研能力有了大大的提高?中小学教师们都知道,这都是被逼迫、被引诱的无奈之举,都是职称和岗位惹的祸。

职称和岗位级别源于高校,大学教师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现行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就是参考大学的做法,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种,中小学高级职称相当于大学的副教授,比大学讲师的级别还要高。同一职称里还分岗位级别:高级分5、6、7级;中级分8、9、10级,初级则分11、12、13级。越往上走,工资差距越大这样,本来工资收入差距不大的中小学教师被拉开了档次,同等学历、工龄条件的高级与中级教师,每个月相差800元(含房帖)。

现行的职称和岗位级别体制,造成了“大学讲师不如小学教师”的奇怪现象,这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最近还传来“正教授级别的中小学高级教师”(正高级)开始试行一说,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小学教师中的“一级教授”出现。

一般农村初级中学的高级、中级、初级职称的比例约为1:3:1,小学高级职称的比例低一些,城市学校的高级比例远远超过农村。目前,高中以及城区初中的高级职称名额所剩无几或早已超编,造成中青年教师晋升高级职称非常困难。

此外,各级职称还按一定比例分别设立6至13级岗位,据说是为了打破中小学教师的大锅饭,体现绩效,优绩优酬。

中小学教师的“成份”或“头衔”,都是由学校考核或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评审确定的。为了避免矛盾体现公平,考核评审往往都是看“硬件”:论文获奖证书、发表论文材料、课题研究成果鉴定证书…为了那一份工资收入,也为了尊严,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在上面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只好写起论文做课题。

一个在教书育人方面做的非常出色的教师,如果拿不出那些“硬件”,那么你的晋级只能是个梦。

教师职称评审政策质疑

中小学教师的职称、岗位级别由谁确定?根据哪些条件定职定岗?

80年代中小学教师职称首次评审时,评审办法规定:本科毕业的或专科毕业工龄达10年的教师直接晋升高级职称。受“文革”影响,能晋升高级的寥寥无几,广大教师并没有什么意见。

90年代中期评审条件严格化,不仅讲究学历,而且增加英语、普通话、计算机、论文获奖等新的要求。为照顾老教师(其实是照顾校领导),增加“56年(含)以前出生的、且有市级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的,可以突破学历晋升高级职称”,这评审办法一直延续到2009年。

中小学教师职称出台之时,就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小学高级”(小高)与“中学一级”(中一)同属中级职称,工资待遇相同,但评审条件却有天壤之别:小高的文凭要求是高中(或中师),中一则是大学专科。这里还有一个更气人的真实故事:2005年南京市出台“中小学高级教师享受200元/月的职称津贴”一说,中学高级教师当然享受,也惠及到小学高级教师,而中学一级教师就不在此列,导致广大中学一级教师的不满。

2010年,江苏出台职称评审新政,在原有的条件基础之上,又附加“发表论文”的必备“硬件”(见本文附件)。随之而来的各地“中小学教师系列某级岗位级别任职条件”和“教师岗位聘用量化评分标准”,也鹦鹉学舌地唱起了论文课题的高调,有的学校甚至将有无课题作为晋级一票否决的政策。

对于中小学教师中一些真正的教育教学精英、专家,做课题写论文值得称赞。作为一个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如果他立志做好教书匠也无可非议。再说,大多数教师如果能真正做到教书匠的境地,那已经是老百姓的福分了。非得要逼迫中小学教师们都去发表论文和做课题研究?

当学校将论文与课题列为每个教师的考核、晋级升职的必备条件时,列为评选各级学科带头人、优秀青年教师(青优)、教学骨干、教学标兵时,你还能说这不是逼迫吗?用所谓荣誉(与此等价的是金钱)来诱使教师写论文做课题,也是一种逼迫,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

论文是怎样炼成的

上世纪末“写论文获奖”一说刚出现时,广大教师(特别是“求真”性格明显的教师)不屑一顾。一是觉得自己没有这种本事,二是觉得没有必要。那时写论文获奖非常简单:“天下文章一大抄”抄抄改改,或上网(找人上网)荡一点儿,改头换面地递交上去,花个百十元的评审费,多数情况下都能获得一个几等奖。

约从07年开始,提交论文电子稿要经过电脑防抄袭筛查审定,抄袭变得困难一些。但人比电脑聪明多了,提交非抄袭的论文(大多数属于劣质产品),找关系获奖。甚至只字未写的,也能弄张盖有什么学会公章的获奖证书。

有一些学校领导“高瞻远瞩”,早些年编写出校内论文课题集,还有什么“校本教材”,几乎都是抄的。那些“作者”们在今年的岗位聘用上可上了大算,同时让那些不愿意参加者吃了一回实实在在的闷棍,一级工资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09年南京市中小学教师系列8级、6级岗位级别任职条件》规定,“获奖论文3篇,或发表论文1篇(市级以上),承担区级个人课题研究并结题”,作为由中级职称的10级升8级,高级职称的7级升6级的必备条件。对那些“不重视”写论文做课题的中小学教师,再次使出杀威棒。

如果你是真正写出来的做出来的,那么其他教师无可非议,问题是你那些个破玩意儿都是抄来的、拼凑出的劣质产品,摸着良心说,中小学教师的论文课题有几个是真的?

到头来炒者获利,不造假倒霉,这算啥世道?

中小学教师等级化应当缓行

职称级别不同,基础工资就不同,头衔不同,所拿的绩效工资也不同。这种严格清晰的等级制度,造成了中小学教师内部的不平等,给基础教育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学校不是医院,名师的作用不同于名医。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长期甚至是终身的,对学生的教育不是仅仅依靠少数名师就能完成的,教师这个职业是一种良心职业,许多工作无法考量。为什么非要把中小学教师划分出如此复杂的成份,并给他们贴上相应的标签?

(1)精英贵族意识。过去教师待遇低,但积极性不低,君子患均不患寡。将教师三六九等,特别是去年实行30%绩效工资之后,各地教师反响强烈,质疑“是绩效工资还是官效工资”,也有老百姓指责“教师工资上天,教学质量下地”。

(2)官本位体制。职称岗位的确定,都是由有关教育部门说了算,让谁上不让谁上,全凭长官说了算。有的教师连续三年申报高级职称,所有硬件都符合条件,业绩非常优秀,就是面试过不了关,他问我为什么,我心里说,因为你身材矮小长得不漂亮没有看相,否则无法解释。通俗地讲,官本位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权大一级压死人,那些人物一旦有了权力,就一定会让你领教一下这玩意儿的厉害!

(3)论文产业链。各级教育部门都设有“教育学会”(类似于“医学会”),当然也有相应的组织和刊物。中小学教师的论文评选都得交上“评审费”,想发表还得再交一笔,还得自费订阅相应的杂志刊物数份。另外,学校还得请上教育学会的头头脑脑来做讲座,当然那是付费的讲座。

论文获奖、发表是晋升高级职称的必备条件,从一则“市级优于省级”的传闻(出自校领导之口),也反映出省市两级“教育学会”的利益争夺。另外,在外省市发表的不算,只能在本地区指定的刊物上发表。不难想象,各级“教育学会”在论文评选、发表方面捞足了油水。

假如全国百万中小学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都来发表论文做课题研究,那得多少刊物多厚的杂志?恐怕全世界一年的论文之和也抵不上咱们中小学教师一年的论文数目!不过您别急,一个区县甚至一所学校买一刊号,不就解决了?当年袁世凯的儿子们给他老爸看的那些报纸不就是这回事嘛!

教育管理当局自我授权,滥用公权,造租寻租,是中小学教师论文课题出现劣质、泛滥、造假的根源。教育改革发展,无论是中长期的还是眼前的,首先应当从体制革新做起。

明年流行什么样式的裤子?(略谈近年来的教学改革)(2010-12-0320:53:02)

80年代初流行舶来品“喇叭裤”,上面小下面大,屁股包的紧紧的,下面大的像喇叭,走起路来能拖干净地上的灰尘。当年,这喇叭裤受到众多青年的追捧。

90年代曾经出现的“马裤”,上面大下面小;“筒子裤”,上下一样大小。进入新世纪后,又流行过“灯笼裤”,中间大上下小;“乞丐裤”,好端端的裤子楞是戳几个洞撕些豁子;前年那“小沈阳裤”,不男不女,非裙非裤,博得众人捧腹大笑。

我忽然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教学改革,觉得它有点像这裤子的变迁。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地方开始探索教学改革。最初登台的是上海闸北的“成功教学法”,接着是南京的“目标教学法”,尔后江苏“洋思经验”。

最近几年,山东“杜郎口模式”粉墨登场。还有全国各地的教学改革方法经验:情景法、设问法、导学法、自主学习法…

这些所谓的教学改革方法经验,一般的都是由上级推广,基层学校照搬照抄,广大教师无权讨论,只能服从。长的一年半载,短则几个月的寿命。“隆重推出,悄然离线”,无一例外。

这些教学改革也像裤子的样式翻新,赶时髦。尽管裤子的样式变化多端,但裤子的功能总不会改变:保暖和健美。

但又有些不像,如小学低年级儿童,采用自主学习法,还分学习小组讨论,还考核记分,说是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弄的老师哭笑不得。

又譬如:要求教师在一节课的说话时间不超过15分钟(否则列为不合格课),由各学习小组学生代表上台汇报展示他们小组的“研究成果”,而且这种模式辈被推广到所有学科。

这哪里是什么改革,倒是像捣蛋虫在作怪。

有感于魏书生对后进生的评价(2012-05-2110:50:38)

百度称:魏书生,1950年生,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他自1978年任中学教师,至今已30多年,因他在教育改革中的突出成绩,先后荣获省功勋教师、语文特级教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殊荣。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现任盘锦市教育局长、党委书记。

魏书生说:所谓后进生,可能他们一点都听不懂课程,还坚持在那里坐着。日常地久,他们磨出的是何等顽强的毅力!长期的教育经验使我感到,大部分后进生都是心地善良、心胸开阔、待人诚恳的。

我,一个从事农村初中数学教育教学的“50后”教师,对于后进生问题最有体会,发言权不亚于魏书生先生。

(一)后进生是怎样“炼”成的

后进生,一般指成绩差的中小学生,也有的称“差生、问题学生、学困生”。中国古代称“朽木不可雕”。

造成学生成绩差的原因比较复杂。从家庭教育和社区环境方面看,后进生的生活行为习惯较差,缺乏约束管教;从学校教育看,教材偏难,学科设置过多,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如初中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等,学习负担过重。如:南京出于减负目的,将中考政治历史改为开卷考试,政治历史各60分,但笔者熟悉的几所学校的平时考试都是闭卷,政治历史老师出于对均分的追逐,平时还是要求学生背书。

孩子从小学开始那几年,天真活泼,还不懂得自卑,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后进生(差生)。大约从10岁开始,经过分数、褒贬不断的暗示,他们朦朦胧胧地知道了自己不是好学生。学生则分“三好生”、“红榜表扬”等,班上的“三好生”都给成绩前列的占据,许多学生上了九年学,连一张奖状都未曾拿到过,被深深地打上了“我是一个差生”的标签。

给后进生贴标签的做法有两种:一是公开的批评指责成绩不好的学生,二是过多的表扬少数。笔者所在的学校,十几年来,升旗手都是三好生,国旗护卫队居然是清一色的女生学生干部,后进生连爱国的资格都没有?一次次的考试,一次次的褒奖和指责,如同对后进生一次次地霜打。以分数论高低,搞成绩排名,把许多学生排的灰头土脸,排得后进生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成功者,这种排名也是对后进生的讽刺和侮辱,扼杀了成就感和自信心。这种失败的感觉过早地种植在孩子的心田,让他们自卑,成为终身无法摆脱的阴影,何谈自信心、想象力、创造力、“顽强的毅力”的呵护培养?

现行的中小学管理体制,将教师和学生分为三六九等。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教学标兵、青年优秀教师,还分出市级、区级和校级,再加上高级(副高级、正高级)、中级教师,公示在橱窗。这些东西都在不断地给学生暗示:老师也有好差强弱之分。

在美国,种族歧视是违法的,在中国歧视后进生,却是司空见惯,而且那些“隐形歧视”更为可怕。

“躺倒不干你爱咋办就咋办,大不了明天有再站办公室,烦不了”这是一些不做课外作业的后进生常说的。

(二)后进生的成绩差到什么程度

笔者从事农村乡镇初中数学教育教学35年,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初一学生中,约5%的后进生,小学毕业成绩在70分左右,其数学水平只相当于小学三年级(简称“小三”)。他们看不懂数学题目,简单的分数运算和应用基本不会,这些学生的语文英语成绩同样也很差。造成“小三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在低年级是因为跟不上趟给“整懵了”,他们一见到数学就表现出恐惧,就放弃,日常地久,这些孩子便沦为“小三”,但他们不是弱智(笔者至今未见过一个弱智的孩子)。

2005至2008年,我和一个典型的“小三”共度三年。他见老师进教室就恍惚,他听不懂老师说什么,甚至听不懂任何指令,平时不爱说话,几乎没有什么语言表达;他非常边缘化,和同学没有复杂的交流,只是站在旁边看看听听。一开始,我还企图让他学一些最简单的正负数计算,但实在行不通,除我以外的所有教师都说他是呆子,但我发现这孩子的眼睛手脚动作很灵活,不是那种呆子。初中他算是玩了三年,可以说没有掌握任何一点课本知识,依然是“小三”。

谁也想不到几年后的这个“小三”,居然通过了公安局招聘考试,开起了警车,穿街走巷,急速掉头,神的狠呐!

“小三”的基础与初中教师没有什么关系,但初中三年又有一批后进生冒了出来,而且数量远超过小学,怎么解释?

初一新生入学不久,就浮现出另一类数学学困生,他们缺乏学习自觉性,课堂作业以抄袭为主,课外作业基本不做,数学成绩挣扎在差分线上下,到初一结束时,这类后进生占15%左右。

初二阶段,增设物理,数学、英语学科难度增加,再加上“小中考”(地理生物闭卷中考,成绩各占30分),后进生的人数只升不降。到初二结束时,后进生的总人数约占20%。

成绩好的才能在初三冲刺,那些新老后进生只是掐指算日子地陪读,或是等待技校通知书。

希特勒小学成绩很差,毕业留影排在倒数第一的位置,应该属于魏先生所指的后进生。希特勒“心地善良、心胸开阔、待人诚恳”吗?这个后进生被“磨出”的并非“顽强的毅力”,而是丧心病狂的变态。

我想,魏书生这样的人物是很少接触到我们身边那些后进生的,教育家不能信口开河。

农村中小学教师分析(2012-01-3120:20:20)

农村中小学教师是我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小学教师对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笔者生于50年代,在农村中学教书30多年,接触过多种层次的教师,本文就农村中小学教师历史和现状做一些资料性归类。

(一)逃亡地主

上世纪40年代末,随着内战局势的明朗,一些国统区底层富户或他们的后代,隐姓埋名出走南方,不少人为了生计做上了乡村教师。由于连年战乱,一个县能设一所初中几所小学就算不错了,农村学校教育几乎空白。出于对教育的需求,几个乡村联合请一个“先生”,学校设在庙宇或祠堂,一个老师同时教几个年级(解放后称为“复式教学”),教一些认字儿和简单的算盘算术,年终给他们一些大米作为薪酬。这些教师本身的水平不高,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教小学很正常。打手心,是这些先生惩罚调皮学生的常用方法,家长也不怪。虽然教育资源简陋粗糙,但对祖祖辈辈不识字的农民而言,已经很了不起。

我们村里当年就来了这样的一位先生,是苏北人,家庭成分较高,本人文化小学,文革时被红卫兵叫做逃亡地主。这位老师给我的印象很低调,见人总是客客气气,笑眯眯的,他生活简朴,教书认真负责。解放后,他逃过了多次运动冲击,只在文革挨斗过几次。改革开放后,这个不多话的老师,有一天或然告诉乡邻:他和台湾的姐姐姐夫联系上了!人们在吃惊之余,不得不佩服他的隐身术。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有海外关系特别是台湾关系的,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不死也要脱几层皮!隐瞒了30几年等于被折磨了30几年,好在90岁的他至今耳聪目明。

我的一位俞姓的龄人,他父母是扬州的大户人家子弟,也是逃亡到苏皖交界处的偏僻山村教书,母亲教小学,父亲后来教初中。57年,俞老师被打成右派中的极右,判处无期徒刑发配新疆,这个同龄人出世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了新疆,类似于“遗腹子”。三年困难时期,两个哥哥被饿死。右派改正后,俞老师就像个讨饭的流浪人回到家乡。政府除了给予数目不小经济补偿外,还同意儿子的工作“随你挑”,儿子要求到学校后勤父亲不同意,偏要将儿子安排在棉纺厂做“工人阶级”,90年代初该厂倒闭,儿子现在做物业保安。

本地家乡也有一些识几个字成分较高的,当上了乡村教师。一位李姓老师,原来在国民党空军地勤搞载波通讯,是国民党员,在撤退到台湾的路上开溜,躲藏了几个月后回乡做了教师,唯唯诺诺了一辈子,虽然不穷也是窝囊,退休后不久就含恨离世。

家乡及周边地区,还有不少这样的外地老师,男性较多,他们大多在第二故乡成家立业,除了在政治上曾遭受打击或压抑,这些老师在经济上,比农民好多了,农民常向他们借个三五角钱。这些老师在乡村有一定的声望,除了教师内部的相互斗争,贫下中农一般是不会整他们的。这些乡村教师的后代如同其父母,惧怕权力,说话做事胆小谨慎,不招惹别人,忍气吞声。

(二)外地人和右派

文革前夕,我在南京郊县的农村上村小,老师是无锡人,姓胡,刚结婚生子不久,他不会说普通话,在我们村的祠堂里教一至三年级复式班,隔壁有半间房子做办公室,兼伙房寝室。记得他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类似于“富裕中农”或“上中农”,比富农成分矮一点。后来得知,家乡周围有许多这样的外地老师,他们一般地毕业于初级师范学校,或者58年大跃进时期红色师范(红师班)之类的,就是小学毕业后读两三年师范,相当于初中文化。分配到外地偏远农村教书的这些老师,家庭成分都不低。

现在想起来,当年的这些乡村小学教师是那样的活受罪,受活罪。自己还要烧饭,吃菜则依靠农民给一点,胡老师时常表扬那些送菜的同学,对不送的则冷眼相看,甚至找茬打骂。夫妻被人为地分居,一学期回家一次,造成不少老师有“生活作风”问题。

这些外地老师,多数来自等苏南发达地区,别看他们自己虽然遭罪,但在运动中整人,毫不手软,似乎是在为自己不被人整,先下手为强。当然比起解放前夕逃过来的老师,这些老师文化水平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只可惜给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搅的无法施教。

57年反右给许多知识分子带来厄运,城市里的中小右派被下放到偏远农村,中小学、中专和高校的都有,问题越大分的越偏。客观上也充实了当地中学的师资力量,我们一个7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估计至少有30名这样的右派教师。

这些老师多数是理工科专业的,为人耿直坦荡,力所能及地教给学生一些真本事。临近我县苏皖边界一个人口约2万的公社,受文革影响较轻,右派和家庭成分高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深受群众欢迎,他们不问政治,潜心教学。77年恢复高考,这个公社取得了一鸣惊人的成绩,就我们师范100人不到的两个数学专业班,这个公社就有十几个,相当于我们全县的录取人数。

其实,被打成右派并非真的右倾,有些左派也被打成右派。80年代初,我和一个曾经被开除公职的右派教师同住一年多,他当年因对领导不满获罪,其实他的思想是比较左倾和保守的。

(三)赤脚和民办

58年大跃进,农村办学规模也紧跟冒进,中小学校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我们当地每个公社都办起了初中,许多大队都有完小,稍大一点的村子村都有低年级学校,于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登上了农村教育的历史舞台。文革期间学制缩短,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70年代末年,外地教师陆续回城,农村师资突然下滑,民办、代课和赤脚教师成了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主流,他们不拿工资拿工分,平时每月有几元或十几元的津贴,能当上这些拿工分的教师,除了有些文化,还得有关系有后门。

民办教师的文化水平,以66年文革爆发为界限,大致可分为两类,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文化水平当然不低,特别是66、67届高中毕业生,他们毕竟是初三毕业参加中考录取的佼佼者。文革后期的则差多了,尽管后来有许多的师资培训,但难以克服功底不足知识面狭窄的缺陷。前者一般出生于解放前夕,现在年龄在65岁左右,后者多半是50后,其中的女教师多数已经退休,退休工资在每月6000元以上(南京地区),在令人羡慕的同时,也招致社会其他行业群众的不满。

绝大多数民办教师就在家门口教书,80年代初还分得了责任田,日子过得仅比同村的底层农民稍好一些,一旦转正,就“从糠箩跳进了米箩”。民办教师转正有早有迟,除了工龄因素,与领导的关系往往决定转正的早迟。90年代末,江苏辞退了极少数代课、自用教师,其余的全部完成“民转公”。

民转公的中小学教师,绝大多数工作比较勤奋,受文化水平教育程度,以及进入体制方式等条件限制,教学方法和价值观相对保守。

(四)工农兵学员和顶职

66年,以“5.16”通知为标志的文革全面爆发,要求高三初三毕业生先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准离校),高考推迟一些日子,后来不了了之。71年至76年,经“群众推荐”,高校和中专校招收了一些工人、农民和战士,称为工农兵学员。这些人不需要参加文化考试,就能上大学,只要根正苗红有关系。76年我认识的一个南京城下放的知识青年,是68界高中毕业,只读了一学期高一,后两年几乎没有读高中,通过走后门等手段,居然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一年后就地分配到普通工厂。工农兵学员上师范回乡教书的也有不少,多数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这些教师中,有真才实学的很少,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

80年代初,“顶职”成为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捷径,比考取大学中专当兵还要令人羡慕,不少人从农村田野直接跳到了大城市。前面所提到的解放前后教书的老师,都有一到两个子女安排到教育部门“顶职”,有的甚至还未成年,他们当时的身份是“工勤”,编制是公办。由于教师的缺乏,大部分顶职的工勤做起了教师,后来取得了编制。这些教师一般出身于60年代初,文化水平不高,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中的一部分成为农村中小学的领导和骨干。

(五)师专、中师和本科

76年毛泽东去世,接着就是粉碎“四人帮”,77年底恢复高考,78年上半年又考了一次,都是由各省自主命题招生,没有固定的录取人数计划,平均60分就是录取的分数线,许多高校都招不满。

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十多年间,农村中考录取第一批次为师范和中专,县中为第二批次。农家优秀子弟为了出农门,多数报考中等师范和中专,而师范的录取分数线又高于中专,这些初中阶段成绩最优异的农家子弟三年后又回到了农村,成为智力水平最高的小学教师群体。进入新世纪前后,农村中等师范被县中挤到二线,加上不包分配,中师生源质量下降,规模萎缩。

这个十几年间,普通高中招收不到优秀生,三年后参加高考,多数未果,许多学生选择补习。由于教师地位待遇低,高等师范的专科和本科招生数不足,这样就有许多补习生被赶到了高等师范院校。有的甚至补习两三年才考上了两年制的专科,回乡当了初中教师。与那些进入中等师范的初三毕业生相比,就教师素质而言,高三复读生进入师专的不如初三考取的中师生。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高考参考人数的膨胀,教师队伍的“铁饭碗”编制,加上09年开始义务阶段工资翻番,本科师范院校的生源明显好转,吸引了很多优秀学子。进入中小学教师职业的门槛已经本科化,甚至不乏一些研究生。但最近几年分配到农村中小学的教师中,女教师占多数,这与我国当前的高考考试制度有关。

(六)教师进修

解放后我国实行师范教育制度,按照既定教育方针培养教师。文革前开始出现教师进修函授教育,招收职函授学员,文革开始时叫停,大多数函授学校和学员的资料档案被冲散,极少数教师保留了当年的零碎资料。

80年代初有文件指示,凡是文革前参加函授的,经重新考试(其实是做样子)合格后,一律被认定为大学专科毕业,绝大部分此类教师,捡到了一张专科毕业证书,已经有专科文凭的算作本科,这些教师后来在职称待遇方面非常幸运,好事一桩接一桩。

随着知青和外地教师的回城,农村师资力量下降,各区县教师进修学校承担了教师培训进修的重任。80年左右开始挂中等师范的牌子,招收函授性质的中师生。85前后年自主招收了一大批年轻的民办教师带薪脱产两年读中师,毕业后转正为公办教师。教师进修学校的主要师资力量,都是是文革前本科生和右派老师,师资力量厚实,教学认真负责。

专科和本科函授还是由省级师范院校承担,90年代初以前的教育部门还比较传统,宁可招不满不开班,也要坚守“严进严出”的原则,入学考试成绩必须达到均分60,平时函授教学也是按照文革前的高校管理条例,监考十分严格,那时的人还不会也不敢作弊抄袭。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函授、电大、自考等,其质量不亚于全日制高校。

93年邓小平南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前后,提升教师学历的函授、电大、自考、党校、跨省远程网络等,得到了飞速发展。这类业余进修改往日的免费为有偿收费教育,取消入学门槛,自主考试,质量大度下降。花钱耗上几年,获得一张“假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中小学教师心知肚明。

笔者06年曾经参加某师大数学本科“网大”,第一次入学考试,考场里近40人没有一个能下笔,笔者有所准备,那些简单的高数计算还是小菜一碟,结果在场的所有教师都参与抄袭,监考则站在门外望风,以后的十几门考试也基本如此。连头带尾三年后,大家都弄到了本科文凭,唯一的付出只是一万多元钱,学校还报销一半。

(七)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结构与现状

在职的农村小学教师中,“50后”基本上都是“民转公”,其余大多数都是中师生,也有少量的“顶职”教师。初中有不少是早期的中师生,“50后”的民转公约占30%,专科生超过半数,本科生目前占5%左右。高中基本上没有民转公,但也有早期的中师生和专科生,原始学历为本科的占大多数。这里的学历是指原始学历或第一学历。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现在的中小学教师更加“类别化”。职称,岗位级别,青优骨干标兵,绩效工资,教师被三六九等。中青年教师压力增大,被许多不切实际、空洞和花拳绣腿的所谓教育教学改革所缚束困扰。

中小学教师算不算知识分子?我看充其量只能算小知识分子。大多数教师的确有些专业知识,但他们缺少文化,更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和科学素养。其中不乏与权力结盟者,成为权力的婢女;不乏与金钱联姻者,成为金钱的仆人;不乏与平庸相伴者,成为工资卡的奴隶。

改革开放30几年来,相对于其他行业,农村中小学教育和教师,除了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师待遇大幅度提高(09年开始),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农村中小学教师仍然是位于体制边缘的一个传统的保守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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