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

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





书籍是记载和传播文化知识、供人们学习或查阅的工具。在我国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中,书籍产生的时代很早,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书籍,由于所用材料及样式的不同,形成各异的书籍制度。概括而言,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叶)制度。这三种书籍制度大体上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也有交叉。至于商周的甲骨刻辞、铜器铭文及后来的石刻碑文,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古代的书籍,但甲骨和青铜器并非书籍的写刻材料,刻辞和铭文也并不以传播文化知识为目的,所以都不能算是书;碑石虽然有铭刻经典或诗文的,但并不能像普通书籍那样流传,而且往往出于不同的动机,只能算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所以也可略而不论。

第一节 简牍制度

一、简牍的起源和历史

简,是指竹木制成的简册;牍,是指木制的版牍。竹木是我国最早的书籍材料。用竹木制成的简册,从古文字学和历史文献考察,可以肯定商代就已存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册”字,也有“典”字。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引庄都说:“典,大册也。”今人认为象以手捧册置于架上。从甲骨文还知道,商代已把史官称为“作册”,所以早期文献《尚书》中,有“王命作册”、“命作册度”等语。《尚书·多士》篇还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都是商代已使用简册的证明。

至于版牍,文献记载周代已使用。《周礼·司书》说:“掌邦人之版”;《司民》说:“掌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等等。可能由于年代久远,朽蠹殆尽,商周的简牍至今没有实物发现。目前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简,最早的属战国前期,如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发现的楚简(年代为前433年);版牍最早的属战国晚期,有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4号秦墓发现的两件木牍家信(时间约前223年)和1979至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发现的秦牍。

当然,商周的简牍典册,最初还不等于后世的书籍。最早的典册都是史官的著作,内容大多是统治者言行的记录。《尚书》的《盘庚》篇,大致就是商王盘庚动员迁都时的讲话记录;《周书》部分,也绝大多数是统治者的诏令训诰。周代各个诸侯国还有按年月日记录的国家大事记——《春秋》,今天能够见到的《春秋》经,就是经过整理的鲁国《春秋》。史官将重要的史实、言行记录于典册,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参考。加之春秋以前,史官垄断了著作权和典藏权,这些典册不是一般人所能见到的,因此都还是文书档案性质,不是真正的书籍。

另外,西周至春秋时,还产生了许多诗歌作品,收集起来以配合舞乐,就成为后来的《诗经》;用蓍草占卜的卦辞、爻辞,收集起来以判吉凶,就成为后来的《周易》;贵族之间通行的礼仪,收集起来以节制行止,就成为后来的《仪礼》,等等。这些东西的收集整理者本是贵族中有文化的“祝”、“史”之流,写于典册后也由他们掌握,一般人同样不能见到,所以最初也都是文书档案性质。

春秋后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开始从祝史的手中下移到民间。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个人身份整理修订六经,并用以在民间传播文化知识。这样,《书》、《诗》、《易》、《礼》、《春秋》之类,就成了传授文化知识的教科书,正式变成了供人阅读的书籍。此时个人著述也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的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书籍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发展。春秋战国以前的书籍,大多写在简册上,也有的写在缣帛上。

简册与帛书、纸书的存在,有一个相当长的交叉时期。帛书的出现时代现在虽难以考定,但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间,缣帛就已被用作书写材料(详见“卷轴制度”一节)。不过由于价格昂贵,帛书始终未能独占一个时代。两汉时期虽然发明了纸,但简牍、缣帛与纸,几种书写材料仍然混杂使用。直到东晋,官府公文、户口黄籍等还常用简牍书写,以示庄重。

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引《桓玄伪事》说:“古无帋(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桓玄(369—404年)在东晋末年曾代晋称帝,可见在此之后,简牍才逐渐为纸代替。竹木简册从商代开始出现,直到公元四、五世纪还有使用的,上下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二、简牍的形制

二十年代,王国维和马衡先后撰写了《简牍检署考》、《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两文,对简牍乃至帛书的形制多所论证。由于此后特别是近年来简牍实物的不断发现,王、马两先生的考证大多得到了证明,而其中的小疵微瑕,也有了补正的依据。简牍形制的书,固然主要以竹木为载体,但个别也有用玉石的。196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侯马市秦村以西,发现了几百个晋国盟誓遗址,共出土盟书五千多件,文字可辨识的有六百多件,大多是春秋时晋国的盟誓公约,这就是著名的“侯马盟书”。这些盟书写在玉石片上,形状类似圭、璋,也颇似简片,大多用朱笔写成,少数则为墨书。近年来在河南辉县,还曾出土五十枚一束尚未写字的玉简。用竹制简,首先须将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后刮削修治成狭长条的简片,亦即古书中所谓“截竹为筒,破以为牒”。

简原有青皮的一面称为“篾青”,另一面称为“篾黄”,文字一般写在“蔑黄”的一面。新竹水分多,易朽烂变形,所以还必须烘干水分,这叫“汗青”、“汗简”,也叫“杀青”。东汉应劭《风俗通》说:“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

“杀青”后的简,就可用来写字了,所以后人常用作书籍的代称,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后来人们写定书稿,也称为“杀青”。在干燥少竹之地,常用木材制简。上世纪末以来,人们在新疆南部、甘肃敦煌以及古居延等地多次发现西汉至东晋时期的简。这些简几乎都是木制的。制简所用木材,多半是白杨木、柳木、松木,因其色白、质软,易于吸收墨汁。制作方法大体与制竹简相似。把单根的简编连起来,就是“册”,古书里也常写作“策”。唐代孔颖达说:“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贾公彦也说:“简谓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7)编连简册,有时用韦(熟皮条),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有时则用各色丝绳。据古籍记载,古代《孙子》书用缥丝绳编,《穆天子传》用素丝纶编,《考工记》用青丝绳编。

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用麻线或帛带编连的简册。如1930年在居延地区发掘的西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文书和东汉和帝永元五年至七年(93—95年)的兵器簿,前者由三枚木简编成,后者由77根木简编成,都用麻线,上下二道编。

五十年代初,湖南长沙扬家湾6号墓出土72枚竹简,则用帛带编连,也是二道编。(10)东汉兵器簿的编连方法,是用麻线从右向左编连的。参考《说文》所说,“册”字“象其扎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可以知道,上下二道编,是古人编册常用的方式。如果竹木简册较长,也有用三道编、四道编甚至五道编的。简上的文字,经常是先将空白简编连成册,然后书写。《后汉书·周磐传》就说:“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已经发现的竹木简册,许多编绳虽已朽坏,但编痕处常留有空白,正是书写时避开编绳的结果。河南辉县战国墓中发现50枚一束的玉简,上面尚未写字,也正是先编后写的证明。当然有的简册是先写好后编的,所以简上的编绳有时盖上了文字,如《永元兵器簿》。简上的字过去传说是用漆书写的,但已出土的简册上的文字,几乎都是用毛笔蘸上墨汁书写的。随同简册,人们还发现过战国、秦及汉代的毛笔、墨、砚等文具,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所谓漆书写简,只不过是一种误解。过去还传说用刀在简上刻字,恐怕也是一种误传。在发现战国毛笔的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曾发现铜锯、锛、刀、削等物;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随同笔、砚、墨等也曾出土青铜削刀,但是可以看出,这些都不是用来刻字的。铜锯、锛、刀等,是用来制作简牍的;至于“削”或“削刀”,古称“书刀”,则是删改文字的用具。汉刘熙《释名·释兵》说:“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谓“刊削”,指简上文字如有错谬需改动时,用书刀刮削,以补写新字。所以《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唐颜师古说:“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之。”

刀、削之类,与笔虽然同属古代文具,但作用不同。每根简上的文字,多少没有一定。大多数只写一行字,也有写两行的。每简少的只有几个、甚至一、二个字,多的则有数十字。如甘肃武威出土的木简,一般有60至80字。文字的书写格式,有的上下两端留有空白,如同后代书籍的天头地脚;有的则自上而下写满文字,两端不留余地;有的一根简上下分为数栏书写,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51很简均分上下5栏书写。此外还有图表、表格等形式

王国维、马衡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视书籍的性质、内容有所区别。依照汉尺的长度,战国两汉的简最长为二尺四寸(约55厘米多),用以写六经及传注、国史、礼书、法令,即《说文》所说的“大册”之“典”;其次为一尺二寸(约27厘米多),用以写《孝经》等书;最短的八寸(约18厘米半),用以写《论语》及其他诸子、传记书籍。所以东汉王充的《论衡·量知》篇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因为战国尺制,有一种相当汉尺八寸,所以汉尺的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分别相当于三尺、一尺半和一尺,所以“二尺四寸之律”,汉人或称为“三尺法”、“三尺律令”;而八寸之“诸子短书”,也有被称为“尺籍短书”的。

上述简册的长短制度,从已发现的汉简看,大体上存在,只是并非十分严格。如1972年在山东临沂发现的银雀山汉简,最长的是《元光元年(前134年)历谱》,长69厘米,约合汉尺三尺;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仪礼》,也是写在长简上。银雀山汉简中长27.6厘米的最多,约合汉尺一尺二寸,多数是诸子书,如《孙子兵法》、《晏子》、《六韬》等;也有复原长度为18厘米,约合汉尺八寸的简。但在已发现的战国及秦简中,似乎还概括不出上述制度。比如信阳长台关1号墓楚简,其中一篇具有儒家色彩的文章,原简长42.5厘米,约合汉尺一尺八寸多;睡虎地秦简中,《编年记》简长23.2厘米,约合汉尺一尺;《语书》简长27.8厘米,约合汉尺一尺二寸;而《秦律》、《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法律文书,简长27.5厘米、27厘米、25.5厘米不等,约合汉尺一尺二寸到一尺一寸强。战国简册还有特别长的,达72—75厘米,约合汉尺三尺一寸至二寸多,堪称最长的简,如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的遣策;也有的特别短,仅有13厘米多,还不到汉尺的六寸,如长沙扬家湾6号墓出土的楚简。

可见汉以前的简册,长度似乎并无严格规定。版牍是与简册形制不同的书写材料,由长方形木板制成,两面削治平滑,以供书写。文献中或称为“版”(也写作“板”),或称为“牍”。《论衡·量知》说:“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另有一种三尺(指汉尺)长牍,也称为“椠”。《释名·释书契》说:“椠,板之长三尺者也。椠,渐也,言其渐渐然长也。”与版牍类似的书写材料,文献中还常提及“方”。《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既夕礼》说:“书赗于方。”《周礼·秋官·硩蔟氏》说:“以方书十日之号”等。过去以为“方”就是版牍,东汉郑玄注《既夕礼》,就说:“方,版也。”但据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的《司空》说:“令县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可用书者,方之以书;毋(无)方者乃用版。”似乎与“版”形制原本不同。《史记·酷吏列传》裴駰《集解》引《汉书音义》说:“觚,方。”所谓“觚”,则是一种方柱或三棱形的木制书写材料。据王国维考证,秦汉以来的版牍,除三尺之椠外,最长的为汉尺二尺,其次为一尺五寸,再其次为一尺,最短的五寸。版牍,一般不用于抄写书籍,而用于公私文书、信件。二尺之牍,用以写檄书诏令;一尺五寸的牍多为传信公文;一尺牍多用以写书信,所以书信古称“尺牍”;五寸牍多为通行证,是通过关卡哨所的凭证。此外汉代天子诏书,还喜欢用一尺一寸之牍,所以汉代文献中常有“尺一板”、“尺一诏”、“尺一”等语。出土的实物证明王国维的考证大体是正确的。如云梦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是战国末年秦军中黑夫、惊二人所写的家信,一件残长16厘米,另一件长23.4厘米,大致相当汉尺一尺。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晚期秦牍,有墨书文字的一件,正面是以秦王诏令形式颁布的《为田律》,背面是与法律有关的记事,长46厘米,约合汉尺二尺。由于版牍较宽,比起狭长的简,更适于作图,所以古代的地图常常画在版牍上。后来人称标明国家的领土区域的地图为“版图”,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木牍用作书信或是诏令公文,需要传送到外地,就要加上封缄。这时上面须用一块较小的盖板,叫“检”;上面写收件人的地址、姓名等,叫“署”。再把两块木版用麻绳或菅、蒲、蔺等草索捆扎起来,在绳结处加块粘土,摁上印章,叫“封”。这块有印记的粘土就是“封泥”。有时盖版的背部隆起,上刻扎绳的槽口,再在绳上加封泥、用印,这就是汉人所说的“斗检封”。朝廷大臣向天子奏禀事由,为了简洁明了及防止遗忘,常写在一块比牍狭小的长方形小木板上,汉人称为“奏”或“奏牍”。《释名·释书契》说:“奏,邹也,狭小之言也。”后世则常用玉石或象牙制成,其形略曲,两端稍窄,称为“笏版”,但并不在上面记事,逐渐演化为一种装饰物。一方版牍,最多的可写几百字。但由于往往是单个使用,比起编连而成的简册,文字相对短少,不能包容太多的内容,所以一般不用作书籍材料。不过,版牍也常常与简册相辅为用,如同书籍总目,记述简册内书籍、文章的篇题、篇数等,这是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木牍的另一种用途。

三、简牍制度的影响

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对后来书籍形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简册形制的书,其编连长度要视书籍内容的长短而定。但如果太长,抄写、阅读和收藏都不方便,因此就需要分成若干“篇”。每一篇往往是由若干支简编成的一册,然后合为一书,如《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等。

古书还有不少作非一时,成非一手,原本就是单篇别行,后来才收集成书的。如相传是孔子所作的《三朝》,后来被收入《大戴礼记》,西汉刘向《别录》说:“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管子》中《弟子职》一篇亦一本单行,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因此单另著录于《六艺略》的《孝经》类,并引应劭说:“管仲所作,在《管子》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篇”与“卷”同时使用。“卷”指卷轴形制的帛书,“篇”即指简册。简册之“篇”,内容上或是一意相贯,或是以类相从,大多自成段落,这正是后世书籍文章分“篇”的由来。同样,后世的长篇巨帙往往分成若干册,也正肇始于简册各篇之“册”。

古代的书籍,许多本无书名和篇名,或者有篇名而无书名,出土实物多有所见。如果书名、篇名都有,简册中往往是篇名(小题)在上,书名(大题)在下。这种标著方式,早期古籍中还采用,后来则改为大题在上、小题在下了。考古资料中还发现这样的情况,全书书名写在最末一简的背面,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这在后世书籍中很少见到。

简册的篇名书写格式,考古发现有多种,其中对后来书籍形式影响较大的有:

1.篇名单独写在篇首第一简的正面,正文从第二根简开始书写。这种篇名在正文之前的格式,后来成为通用的一般格式。

2.篇名写在篇首第一根简的背面,正面书写正文。这种格式与简册的收藏方式有关。简册书写完毕,往往是卷成一束放置。卷的方向是由左到右。这样,写在篇首第一简背面的篇名就正好显露在外,查阅方便。这与后来书籍都要在封皮外写上或印上书名,作用是一样的。由简册的卷起收藏,还令人想到,后来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所以卷起收藏,固然与其质地柔软、便于卷舒的性质有关,但恐怕最早也是受了简册卷起收藏的方法的启发。

3.简册的开头两根简不写正文,篇名有时写在其中一简的背面,作用与上述第2种相同;有时也写在空白简之后、正文的前边。这篇首的两根空白简,称为“赘简”,作用是保护后简少受磨损。后来的帛书、纸卷,前面也都留有空白,以免后边的文字部分受损,显然是沿袭简册的遗风。后来册页制的书籍,封面及封底内往往留有一页至几页的空白护纸,称为“护页”或“副页”,也是受了简册形式的影响。

4.篇名写在篇末最后一简的文字结束处,或是写在最后一简的背面。这种篇名在正文后的格式,在早期古籍中常见,但后代书籍中则很少见到。如《礼记·乐记》,据《史记·乐书》及唐张守节的《正义》,原本有多项小题,今天的通行本(如《十三经注疏》本)中大多不存,但《子贡问乐》一篇的篇题尚在,而且正在篇末,从此可窥知古书旧貌。

简册篇名还有标在篇中每条文字之后者,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简牍制书籍的篇名,除于简册中标明外,还有另外集中写在木牍上的。这种篇题木牍,近年来时有发现。如银雀山一号汉墓,随同简册一起出土的还有木牍和木牍残片,经缀合以后的五件木牍,都记载着与汉简相应的书籍篇名及篇数,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题木牍。因为二号木牍的中腰两侧各刻有小缺口,以便系绳,而木腰中也留有清晰的系绳痕迹,可见这些篇题木牍,原本是系于简册之上的,就是简册书题的目录。

后世书籍,正文之外莫不有目录或总目,追始溯源,简牍制流行时就已发端了。用许多简编连成册,书写文字也就有了天然的界栏,可以保持整齐、清晰。后来的帛书、纸卷,虽然也有不用界栏的,但大都画出界栏,以便使文字整齐和美观。帛书中还有用丝织出界栏的。后来雕版印刷的册页制书籍,也莫不有界栏,这应当也与简册的形制有某种联系。

最后还应注意的,是简牍制度对书籍、文章内容的影响。因为简册总是用各种编绳编连的,翻阅既久,即便再结实的编绳,也不免散断,所以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编绳一旦散断,原简的排列顺序极易混乱,书籍或文章的内容也就颠倒错乱了,所以在今日的考古发掘中,辨别散乱的简册顺序、正确排出书籍文章的前后内容,这是件极为繁难的工作。

古人更是经常碰到这种情况,稍不留意,就会排错一处两处,甚至脱落了一简两简。如果一部书的乱简再和别种书简混在一起,清理就更为困难。因此简牍制的书籍,“脱简”或“错简”的情况经常出现。《汉书·艺文志》就说:“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简牍制书籍的“脱简”、“错简”情况,后来书籍形制变化时,往往依旧流传下来。其间虽然经历代文人学者的研究、校勘,被纠正了不少,但仍有一些存在于流传至今的古书中,或是还没被发现,或是虽有觉察但无从校正,因而带来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所以说,简牍制度对书籍内容的影响,直至今日也还远未消失。

第二节 卷轴制度

卷轴制度书籍,包括帛书和纸卷书两种形式,它们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帛书的起源和历史

帛书是写在缣帛等丝织品上的书籍或文章,它的出现,晚于简册。简册虽然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形制,长时期内广泛使用,但有不少缺陷。除了因编绳散断,容易导致“脱简”、“错简”外,书籍也很笨重而不便阅读。如战国学者惠施,就得用五辆车来运载笨重的书籍;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至以衡石(一百二十斤)量书”;西汉东方朔上书,用奏牍三千,汉武帝让两个壮汉尽力持举,从上方阅读,“二月乃尽”。与这种简册相比,丝织品的帛书有不少优点:缣帛质地柔韧,吸墨性强,既便于书写,又可随意卷舒,阅读和收藏都比较方便;帛书的分量很轻,携带方便;帛书的篇幅宽长,书写时可据书籍内容长短裁剪,又不会有简册散断错乱的毛病。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用缣帛写书,并在很长时期内与简牍并用。

帛书究竟何时开始出现?目前尚难确考。不过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文献中,已时有记述。《论语·卫灵公》说:“子张书于绅。”“绅”,《说文》说是“大带”,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是下垂的带,总之是一种丝织品。《墨子·明鬼》篇说:“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得更为明确:“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于策,通之诸侯。”如果其言可信,那么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齐桓公时代,就有帛书了。所以王国维认为:“则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

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
由于丝织品比竹木更易朽坏,目前考古发现的帛书,大多出于汉代,先秦的极少。闻名于世的,有解放前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画有十二神像的楚帛书,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73—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帛书“篆书阴阳五行”,上有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的记载,所以也很有可能写于秦统一前夕。此外还发现两件楚帛画。

秦汉以来,缣帛更普遍地应用于书写,《汉书·艺文志》中已有相当多的图书用“卷”来统计,其他文献也常有反映。如西汉高祖刘邦,曾“书帛射城上”;扬雄《答刘歆书》说自己编纂《方言》时,“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一种光滑的白绢)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于椠”。东汉末年董卓作乱,挟献帝西迁长安,把洛阳城内东观、兰台、石室等处所藏缣帛图书抢出,“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可见汉代朝廷收藏的帛书十分丰富。

1973—1974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西汉初年帛书,包括《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周易》、《春秋事语》、《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二十多种书籍、文章,还有三幅古地图,更使得这个问题明朗化。魏晋以来,纸虽已普及,但缣帛仍用为书写材料。用纸不及用帛高贵、郑重,所谓“素贵纸贱”,是东汉以来就有的风尚。《北堂书抄》卷一○四引崔瑗《与葛元甫书》就说:“今遗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胡冲《吴历》也说:“帝(魏文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西晋的荀勗著《中经新簿》,著录图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四卷,“盛以缥囊,书用缃素”。直到唐代,仍有人用缣帛写书。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丝织品不再用作书籍材料,但封建皇帝的诏书、圣谕及画家作画,也还常用缣帛。直到今天,绢帛仍然用于绘画。

总起来说,春秋以来开始用缣帛写书、绘画,西汉时期普遍使用,魏晋以后仍然有人使用。但由于丝织品价格昂贵,不能像竹木及纸那样广泛普及,所以帛书始终未有一个独立使用阶段。它的前期伴随着竹木简册的盛行而兴起,后期则伴随着纸书的兴起而衰落,从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后三、四世纪,大约有近千年的时间。

二、帛书的形制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丝织的国家,早在商及西周,养蚕业就已相当发达了,因此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用途也越来越广。在《说文》中,丝织品就有缯、绢、绮、缣、绨、纨、緭、素、练、缥、缙、綪、缇、缲、缁、帛等几十种名称。清汪士锦《释帛》说,帛有六十多种。可供书写的帛有数种。古籍中对各种不同丝织品所下的定义,多半并未明确指出各自的不同,大致是以颜色的不同及质地表面的精细、粗糙、轻滑、厚重等分门别类的。

“帛”字始见于甲骨文,是一般丝织品的通称。“素”是由生丝制成的白帛,不经漂染,平实无华,也是书写所用缣帛的统称。“绢”也是用生丝织成,轻薄如纱,常用于书写,特别是绘画。与“绢”类似的还有“缯”,也是生丝织成的,轻柔洁白。“绨”可能是野蚕丝的织品,厚而暗,但较其他素帛经久耐用。“缣”用双丝织成,色黄。《释名·释采帛》说:“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其价格远较普通的素昂贵。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所盗敦煌缣帛残卷上,就发现有用“缣”字标明织品种类的。此外,“缣帛”也是书写所用丝织品的通称。

帛的长短不一,一般说来,标准尺度是40尺,所以在40尺内,不需缝接。但抄写书籍时,还要根据内容长短剪裁或缝接。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说:“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所以帛书的长度,短的有一尺至数尺,长的则有数丈,东汉董卓的官兵因此用来做滕囊和帷盖。考古发现的帛书也是长短不一,如长沙子弹库的十二神像帛书,长38.7厘米,帛画长37.5厘米;陈家大山帛画长31厘米;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长约192厘米等等。帛书的宽度,古籍记载以一尺为常制,但根据考古实物,实际上并不一致。马王堆帛书,有一种是用整幅的帛书写的,宽约48厘米,如《老子》等;另一种则用半幅的帛来书写,宽约24厘米,如《周易》、《战国纵横家书》等;子弹库的帛书、帛画分别为宽47厘米和28厘米;陈家大山帛画宽22.5厘米。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东汉初年缣帛书信,其一约9厘米见方,另一件长15厘米,宽6.5厘米,可见帛书宽度也是经常根据需要来裁截的。帛书的书写格式,往往仿照简册。开卷一般留有空白,如同“赘简”。如果有书题,一般也是大题在下,小题在上;也有篇名在卷末的,标明“右几章”。

较长的帛书,有时一种书写完以后,并不截开,从另一行开始接抄别的书。有的在两种书之间画一个小黑方块,以示区别。帛书文字也是由上而下书写,每行字数没有一定。为使各行文字书写整齐,有的帛书仿照简册之原有界线,用朱笔或墨笔画上界栏。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各行间就有用朱砂画成的红色界行。

帛书的界栏,早期大多为手画,当帛书盛行以后,为使用方便,也为了美观,于是有人用赤丝或黑丝事先在缣帛上织出界栏,如同今日稿纸,专门供书写之用,后人称之为“朱丝栏”、“乌丝栏”。缣帛的质地柔韧,可以随意折叠或卷舒,所以早期的收藏方式是折叠与卷束并用。如子弹库十二神像帛书,就是经过8次折叠,然后放在一个竹匣中;马王堆帛书是用整幅帛写成的,也是折叠成长方形,再放在一个漆盒下层的格子里;而马王堆帛书用半幅帛写成的,则用一长方形木片为轴,卷成一卷。

折叠收藏的帛书,天长日久,折叠处难免破损断裂,所以后来的帛书,大多采用卷起来收藏的方式。一部书可以卷成一卷或几卷,所以“卷”就成为计算书籍篇幅的单位,一直沿用到今日。不过,古时所说的“卷”,最早指一册,今日也还有这种用法,如《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一卷就是一册。但在印本古籍中,卷的篇幅往往比册小,一册中常有若干卷。帛书的卷束,形式与简册不同。

帛书与后来的纸卷,质软而薄,卷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轴,粘连在卷子的末端,以此为中心,从左向右卷。而竹木的简册,质硬且厚,最末一根简就起着轴的作用,所以无须另用轴。这也是卷轴形制书籍之所以不包括简册的原因之一。卷轴制书籍所用的轴,要比卷子的宽幅稍长,卷起之后两头在外。其质料早期不过是竹木片,后来通用漆木。皇帝及王公贵族常用贵重的质料制轴,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黄金等。南朝宋明帝所藏二王法书,就分别用珊瑚轴、玳瑁轴、金轴装帧;隋炀帝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除卷、轴之外,据古籍记载,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还有包首、带、帙(袠)、牙签等附属品,以便保护书籍或便于查阅。但今日发现的秦汉帛书中却很少见到这类物品。

三、纸的发明和使用

简牍笨重,缣帛昂贵,都不是理想的书写材料。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经过长期不懈的实践和探索,终于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可以取代竹木简牍、缣帛并且价廉物美的书写材料,这就是纸。

提起纸的发明,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东汉蔡伦造纸的故事。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蔡伦本传中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东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晋张华《博物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在谈到纸的产生时,首先应该明确,“纸”的含意在古代曾经发生过重大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纸,是指植物纤维构成的纸,而东汉以前文献中提到的“纸”,一般是指丝绵纸,所以《后汉书》中说“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这一点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可以得到证实。许慎解释“纸”的本义是“絮一苫也”,说明纸最早同丝絮有关。古人冬天为了抵御寒冷,用丝绵制作冬衣。做法是把蚕茧煮过以后,放在席箔上并浸入水中反复捶打,使蚕茧铺开成了丝绵,用以制衣。但是当把丝绵取下后,席箔上就留有薄薄的一层残存的丝絮,将它们晒干揭下来,就形成了轻薄的丝絮片。它可以包裹东西,也可以在上面写字,这就是许慎所说的“纸”。《汉书·外戚传》中称它为“赫蹄”(Xī tí)。文中记载说,西汉时赵飞燕姊妹很受汉成帝的宠爱,当时一个叫曹伟能的宫女给皇帝生了一个男孩,赵飞燕的妹妹十分忌恨,就派人送给曹伟能一个小匣,里面放有毒药和“赫蹄书”,迫令曹氏自杀。对此记载,东汉学者应劭解释说:“赫蹄,薄小纸也。”曹魏时人孟康进一步解释说:“蹄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素本是白色的生绢,孟康称纸素,是指白色的丝絮片,把它染成红色就叫赫蹄了。这就是说,在东汉蔡伦之前,文献中所记述的纸是丝绵构成的。

另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在蔡伦之前也并非没有植物纤维纸,早在蔡伦前一、二百年即西汉武帝以后便已经有了原始的植物纤维纸,但是由于质地粗劣,一般不能用于书写。例如1933年考古工作者在我国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就发现了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麻纸。较近的一次是1973—1974年,甘肃考古队在汉居延旧址又分别发现了两块麻纸,年代不晚于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和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这些出土的西汉麻纸,多用于物品的衬垫、包裹,而不曾在上面写字。

不过,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了一幅地图碎片,据说该图绘于纸上,时间属于文景时期。对于此图的质料,学者们还要作进一步鉴定。可以肯定的是,西汉时期已经有人开始试制植物纤维纸了。显然,植物纤维纸由它的原始形态到成为写画材料,需要有一个长时期的发展、改进过程。东汉的蔡伦正是善于总结前人的造纸经验,改进了造纸技术,才取得了巨大成就。蔡伦的功绩在于他造出了成本低廉、质地良好、便于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来,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重大贡献,我们自然应该给予肯定。

东汉以后,造纸所用的原料种类不断增多:魏晋除麻类外,还用藤类植物;隋唐以后又用桑、枸(即楮)等;元代已多用竹类原料;明清以后,竹纸原料中又掺入了禾草类纤维。纸的产量、质量也日渐提高,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东汉至魏晋,人们受传统习惯的影响,“素贵纸贱”,用纸写书以为不敬;但纸价廉物美,自然到处传播。所以魏晋以后(三、四世纪),纸的使用便逐渐取代了竹简,并把缣帛排挤到附庸地位,王公贵族之家,也用纸写书了。西晋时,左思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陈寿写成《三国志》后,晋惠帝也曾“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

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就曾出土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后被英国人盗往国外。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又发现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内容是《孙权传》,存40行,五百多字。据考证,这两份抄本正是在西晋陈寿《三国志》成书不久抄写的,时间在三至四世纪。这可以算是我国现在可见的最早的纸本书籍了。从南北朝至隋唐,纸书写本更为盛行。

1900年,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曾发现数万卷5至11世纪初的纸书抄卷,由于当时主管道士王圆箓的愚昧、贪婪及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这批抄卷中的精品已分别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等盗往国外,国内仅存劫余的八千多残卷。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唐墓中还发现了一份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抄写的《论语郑氏注》前5篇,据卷上题字,抄写人是一位叫卜天寿的学童,时年12岁。居住边陲的小学生都能用纸抄书,由此可知唐代纸书抄卷的盛行状况。总而言之,西汉中后期我国已发明了植物纤维纸,经过东汉蔡伦的改进、提高,方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直至魏晋,社会上仍然是纸书与简册、帛书并行。东晋末年,纸完全取代了简册;魏晋以后,王公贵族也开始用纸写书,此后纸书抄卷独盛。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以后,纸更成为唯一的书籍抄写、印刷材料,一直使用至今。也就是说,纸从发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四、纸卷的形制

纸卷的形制初期是沿袭帛书卷轴,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敦煌卷子等实物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后期向册页制转化时,才演进为独特的形制,即经折装、旋风装。纸卷如同帛书卷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束。纸卷一般由多张纸连接而成。古纸的长度往往有一定标准。汉纸每张大约是汉尺一尺(0.231厘米)。晋纸的规格,宋人赵希鹄说:“高一尺许,而长尺有半。”敦煌卷子纸一般宽30厘米左右,比晋纸略宽;长度大致是41至48厘米,约等于汉尺二尺,与古人所说二尺之纸用以钞书之语大致相符。

古书篇幅较长的也要连接,古人或用浆糊粘连,有的还用烙铁烫熨,经久不散。如敦煌卷子,虽然有不少断烂,但连接之处却少有脱落。纸卷的连接处有时钤印或署名,称为印缝、押缝、款缝等。连接以后的卷子,长度通常9至10米,甚至数十米。每一卷是一个单位,一本书可以由一卷或几卷组成。为了使字体整齐美观,写书纸上一般要画出界栏。四周的叫“边”或“阑”(也写作“栏”),各行字之间的直行叫“界”。唐人称之为“边准”,宋人称为“解行”。后人也有采用帛书中的名称的,称为“乌丝栏”、“朱丝栏”。

纸卷各行的字数也不固定,从实物看,十几字到几十字的都有。卷子一般是一面写,也有两面都写字的。如敦煌卷子里,经书的注疏往往抄在背面,叫“背书”。书籍的注解有的不写在背面。写在正面天头上,叫作“眉批”;有的写在正文行间,叫“夹注”。写在正文行间的注释,为了有所区别,有多种形式:或者用大小两种字体分别写——正文用单行大字,注解用双行小字;或者正文顶格写,注解低一二格写;或者注文仍作单行,但字体略小,写在正文的下面。这后一种方法,抄书者一不小心,往往会使古书的正文与注解混淆,产生类似“错简”的错误。六朝以来还出现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卷子,正文用朱笔写,注解用墨笔写,这是后代套色印刷的先驱。纸卷的抄写格式沿袭帛书而更趋周密。开首往往也空两行,以示“赘简”,然后写篇名、书名,一般也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但唐代已有改为先写大题,后写小题的。篇名、书名后,写著作人姓名,有时写上职衔。全篇之后写本篇或本章的名称、次第,有时还写上抄写人姓名及年月日。卷子的末端常空数行,以备写书人将抄书的缘由、经过、感想等等写出来,这就是“题记”,后世书籍的跋尾发端于此。在敦煌卷子里,有的卷末除抄写者、年月日外,还注明校注者、审定者、装帧者姓名及用纸数量等。

在古代文献中,时常可以见到用“黄纸”写书的记载。晋荀勗《穆天子传叙》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晋书·刘卞传》载,刘卞入太学,“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条更说:“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这种“黄纸”是用黄檗(柏)汁染过的,颜色发黄,以防虫蛀。这种染纸法在造纸技术上称为“入黄(也写作‘入潢’)”或“染黄”。纸卷大多经过“入黄”,有的是先写后染,也有的先染后写。我国很早就使用药物以保护书籍纸张,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染潢及治书法”一节,详细叙述了用黄檗汁染书的方法。

从现存古本抄卷看,不少尽管已经破损断烂,但很少有蛀蚀的现象,可见这种防蛀法是行之有效的。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涂,效果都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绘画颜料,用来涂写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错字“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齐民要术》在“染潢及治书法”后,就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后人于是讥讽曲解古书、妄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

纸卷的质地远不如缣帛柔韧结实,所以也更需要保护。于是,在帛书卷轴上已开始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到了纸卷时代,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纸卷的卷头,除了自身留有的空白“赘简”外,往往要加一块“包首”(后称“包头”),来保护书卷。包首或者用坚固的硬纸,或者仿效帛书,用绢帛之类的丝织品,中间系上一根带子,用来捆扎卷子,叫“带”。带一般是丝织品,古代也是很讲究的。有人还用不同颜色的带子,来区分不同门类的书籍。有些大部头的书籍有许多卷,为避免与他书混淆,并保护卷子不受磨擦损伤,还要用“书衣”包裹,叫作“帙”,又写作“袠”。《说文》说:“帙,书衣也。袠,帙或从衣。”这样的一包就是一帙,通常以十卷或五卷为一帙。

帙一般是以麻布为里,丝织品为表。现在可见的唐代经帙,也有用细竹为纬、 各色绢丝为经织成细竹帘,外面再用绢绸之类为表的。帙的一端也有带,以便捆扎。用帙包书,只包裹卷身,卷子两边轴头仍露在外,放在书架上,只看见轴头。架上的卷轴如果很多,为便于寻找,就在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子,上写书名和卷次,叫“签”。考究的用象牙制成,叫作“牙签”。唐代集贤院所藏四库图书,就分别用红、绿、碧、白四色牙签,区分经、史、子、集四部。一般的也有用木、纸或帛的。这样带、帙、签连同卷、轴,就构成了卷轴形制书籍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卷轴形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末年,才演化为折叠形制,如经折装、旋风装,并进而发展为散页装订,导致了书籍形制上的一次革命。

五、卷轴形制的演进——由卷轴到折叠

卷轴形制适合于缣帛和纸的柔软特性,而且后来发展为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其缺点也就日益明显起来。

卷子一般都比较长,甚至可长达数丈,这样长的卷子,阅读时要边拉开、边读、边卷,读完后再卷回去。倘若临时需要查阅其中的某些章节,就更为不便。特别是魏晋以至隋唐,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工具书,如类书、字书、韵书等。这类工具书一般不是从头到尾阅读,而是供人随时查阅解决问题的。如果需要的资料不在卷子的开头,而是在中间甚至末尾,查找起来就不胜其劳。于是有人对卷轴形制作了改进:不再把长长的卷子用轴卷起来,而是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卷子的前面和后面加上较硬的纸,以免书籍损坏,这样就成了一叠书。

这种折叠而成的“折本”,与从印度传来的梵文佛经的装帧形式有些相象,所以又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经折装的书籍不用拉开和卷起,可以随时翻阅,比卷轴方便得多。这是书籍形制的一大进步,是由卷轴到册页的过渡形式。但经折装的书籍厚厚一叠,阅读时容易散开而成为长长的纸条,于是又有人将一张大纸对折,作为书皮,再把经折装书籍的首页和末页都粘连在书皮内,读时就不会散开了。用这种方法装成的书籍,从第一页可以翻到最后一页,还可再接连翻到第一页,回旋往复,不会间断;而且迅急如风,所以称为“旋风装”,它是经折装的改进型。

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出现于唐代后期,一直沿用到北宋。由于它们都是折叠的形式,折叠后的长方形折子有点像树叶,所以又称为“叶子”或“叶”;折叠以后成为厚厚的一册,所以也称为“册”或“册子”(“册”又写作“策”)。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捡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南宋程大昌也说:“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南宋侯延庆还说到,北宋哲宗时,苏轼所上奏章,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

折叠形制的书籍启发了后来的散页装订,形式上也有些相象,所以书籍的册页形制,实质以经折装、旋风装为开端。“叶”、“册”这些术语,后来散页装订时依然沿用,不过“叶”字大多改写为“页”,意义上也由像树叶转变为单页、一页了。

在古代文献中,还提到一种“龙鳞”式的书籍形制。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唐柳公权字)题云:‘吴彩鸾,世传谪仙也,一夕书《广韵》一部,时大中元年(855年)九月十五日题’。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207 留纸缝,天宝八年(748年)制。”吴彩鸾是唐代女道士,善写小楷,据说曾抄写过多部《唐韵》。这种龙鳞式的书籍,一九四七年故宫博物院曾购进一部,是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古写本。其外形是卷轴式样,里面却粘贴了二十四页散叶,每页均由两张纸裱成,所以正反都有字。粘贴方法是把每张散叶的一边贴在卷子上,另一边不贴,盖住下页纸的大半,成一种错叠的鱼鳞式样,即王恽所说的“鳞次相积,皆留纸缝”。正巧,吴彩鸾手抄的《唐韵》,宋人有见过旋风叶式样的。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说:“(唐)裴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因此有人认为张邦基与王恽所说的,是同一种式样,旋风装就是龙鳞式。不过,从书籍制度发展史看,散页是从卷轴经由折叠式样然后才出现的,唐代后期才有折叠式样,盛唐是否已有这种散页粘贴的方法,显然是个疑问。旋风装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其回旋往复,也是由于翻阅之快如风,而“龙鳞”与“旋风”,名称上则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关连;况且,吴彩鸾曾经抄过多部《唐韵》,因此可能有不同的装订形式,张邦基与王恽所见,并不见得就是同一部。所以,“龙鳞”式应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书籍形制,还不能说旋风装就是这种式样。

第三节 册页(叶)制度

卷轴制度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唐代后期开始演进到折叠式样。大约与此同时或者在此之前,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制速度,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而且对册页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因此,谈册页制度首先必须讲到雕版印刷。

一、雕版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古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张秀民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列举了七种,最早的认为始于汉代,最晚的认为出现于北宋。

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而且有文献或实物证据的说法有三种:

1.五代说此说在历史上影响最大,自宋至清,代有论者。其主要依据,就是文献记载后唐明宗宰相冯道、后蜀宰相毋昭裔等人始刻九经。但由于唐代文献中已有雕版印刷的记载以及唐代印刷品的发现,此说已被彻底推翻。冯道、毋昭裔等倡刻九经,只不过是首先采用雕版的方法来大规模地、系统地印刷群经罢了,这已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很久以后的事了。

2.隋代说这种说法始于明人陆深,其后明胡应麟、方以智、清高士奇、陆凤藻等人都持此说,解放后也还有人相信。此说的主要依据,是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所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49年)十二月八日的诏令,其中说:“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但联系下文所说北周武帝灭佛,“毁像残经、慢僧破寺”之事,原文之意本来很清楚,是指被毁坏的佛像要重新雕造,已残散的佛经要重新抄撰,正如清人王士禛所说:“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者乃经。”陆深不详其义,于是以为“此印书之始”。后来胡应麟、方以智等引用这条资料,“雕撰”又变成了“雕板”,这或者是依据了讹本,或者是以意改之,与原意相去更远。解放前后,国内外还有人介绍了几件所谓的隋代印刷品实物,经研究、鉴定,或者是误读了书名,或者误将抄本当成了印品,也都不足为据。

3.唐代说雕版印刷发明于唐,既有文献上的记载,又有实物为证,在今日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不过,唐代历时三百年,雕版印刷发明于哪一时期?有的学者认为发明于初唐贞观年间,但现在所见涉及雕版印刷的文献资料,却都是中唐穆宗到晚唐僖宗时的。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825年1月),著名文学家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说白居易诗“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序中自注还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所谓“模勒”,即指雕版,这是已知最早涉及雕版印刷的文献资料。

晚唐柳玭《柳氏家训》中的一条资料,因为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四川一带雕版印书的情况,也经常为人引用:“(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志、占梦、相宅、九宫、五讳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此外,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范摅《云溪友议》、《旧唐书》、《册府元龟》、宋王谠《唐语林》等书中,也都有唐代雕版印刷的记载,所言之事都在穆宗至僖宗之间。根据这些资料,中晚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还是民间常用的历书、字书、宗教迷信书籍以及诗歌、史传的零散篇章,有的刻印质量还很差;整部的正规书籍,还未见到雕版刻印的记载,这应该是雕版印刷发明未久,尚未普及的反映。现已发现的唐代印刷品,也大多是中晚唐时期的。举世闻名的一件《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发现于敦煌莫高窟,是个长16尺,高1尺的卷子,由7张印纸粘连而成,卷首有释迦牟尼坐在莲花座上说法的插图,雕刻刀法纯熟,线条清晰鲜明,印刷的墨色均匀,是唐代印刷物中的精品。卷末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款,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当时还发现两件历日残片,一件止于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一件题中和二年(882年),后者开端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一行,现均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另外,四川成都还发现了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字样的《陀罗尼经咒》,具体刻印时间虽难确定,但成都是在唐肃宗以后改为府的。这里有“成都府”三字,所以也应是中晚唐的印品。这些印刷品实物连同文献中的记载,确凿地证明,至迟在中晚唐时期,已出现雕版印刷的多种物品,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应当在此之前就已发明。至于早到什么时候,这还有待发现新的实物来确定。据说韩国1966年在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部我国汉字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国外有专家研究认为刻印于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至玄宗天宝十年(751年)间。如果这一事实无误,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就可能提前到初唐武后时期。

二、雕版印刷的方法

关于雕版印刷的具体方法,近人卢前在1947年所作的《书林别话》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此书虽然是据近代书坊的雕造实践写成,但古今的雕版印刷技术大致相同,因此可借此了解我国古代雕版印刷的方法。

“雕版”又写作“雕板”,就是在木板上刻字,古人又称之为“镂板”、“椠板”、“刻梓”、“模勒”等等。刻字所用的板材须经挑选,质地松软的容易破损,一般采用枣木或梨木,所以称雕版为“付之枣梨”。梨木用的最多,以野梨木为上,讲究的也用黄杨木、石楠木等,但价格较贵,而且不易找到。选定的板材先按书的样式大小锯成版片,一般是长60厘米、宽30厘米的长方形,然后放在水中浸泡月余,急用的可以煮一下。浸煮以后,还要刨光,放在阴凉处晾干,再擦上豆油,刮平磨光,就可供雕刻了。

刻字之前首先要“写样”、“上版”。“写样”,就是事先在纸上写好需要雕刻的文字。写完后要仔细校对,发现错误就挖去,贴上白纸重写。校对无误以后把写样贴在版片上,称为“上版”。写样必须反贴,即有字的一面贴在版面上,照此刻出的是反字,但刷印出来后就成了正字。写样贴平、晾干,就可以开始刻字了。

在版片上刻字,是把有字划的地方留下,空白处挖掉,刷印时有字划之处着墨,才能印在纸上。刻过的版片还要把写样边阑以外多余的木版锯掉,称为“锯边”。锯完后刨光,以备印刷。印刷工具有帚、刷等。先把版片固定好,用棕帚蘸上墨在书版上轻刷一遍,使字划上均匀着墨,然后贴上纸,再用干净的棕刷在纸背上均匀地擦一遍,揭下以后就成一个印张。

如果已印成的印张上又发现了错误,就得挖改版片重印。办法是把错误的地方挖掉,视其大小,重新削木钉或木块纳入空处、嵌紧,用铲刀把它铲得与原版面齐平,再用笔描上反字,重新刊刻。过去书坊刻书,有些人还采取这种挖改版片的办法伪造古本、善本,欺骗读者,以求暴利。采用上述雕版印刷的方法印书,一副版片可以刷印许多部书籍,省时省力,又不致发生辗转传抄中的错误,比起手工抄写,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三、册页(叶)制度的发展

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时,书籍形制渐由卷轴向册叶过渡。唐代后期出现了经折装、旋风装,不过有的书籍也还用卷轴。所以早期的雕版印刷书籍,不像后世那样单独成页,而是用比后代书版长而窄的长条形木版来刻字印刷,再把印好的印张粘连起来,卷成卷子或折叠成经折装、旋风装。

折叠形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容易弄乱。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不再粘连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彻底改变了沿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

1.散叶上的名词术语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一些专门术语。散叶装订的书都是单面印刷,一张纸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地方,上叫“天头”,下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线”,也省称为“边”、“阑”(“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在左右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在粗线条内侧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

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框内,用直线自右至左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

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是全黑的,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还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 只有上下两道横线,甚至有连横线也不用的。

古籍采用包背装和线装时,一张散叶沿中缝对折,使两个半页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这时对折的中缝处在书籍开合的一边,因此也称“书口”。为了折叠整齐,有时书口在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印一条黑直线,这是版心线。每页的版心合在一起,从书口上看是黑色的,叫作“黑口”。不印版心线的称“白口”。黑线宽粗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或“细黑口”。在上的是“上黑口”,在下的是“下黑口”。鱼尾和黑口连起来看有点像大象的鼻子,所以又称“象鼻”。

蝴蝶装时期的书籍,有时在左阑外上方刻一个小小的长方格,内刻篇名或篇名省称,叫作“书耳”。因为蝴蝶装书籍每页是沿中缝将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装订时每页的版心在书背一侧,左右阑线在开合的书口一侧,左阑外有书耳,以便查阅。到了包背装和线装,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并且时常刻有书名、篇名,书耳也就很少用了。

有些书籍在目录后或卷末空白处刻有“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内容一般是说明刻书人、刻书的时间、地点、所据版本等等。牌记的外形多样,一般是一个长方框,坊刻本的牌记则往往搞得比较花哨,有的还加上几句广告式的宣传文字,以招徕顾客。上述刻本书籍版面的种种格式,统称“版式”。不同时代、不同刻书地区、不同的刻书者,其书籍版式往往各具特色。因此在古籍版本学中,了解和研究版式的异同,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2.蝴蝶装蝴蝶装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装的装订法,是每页从中缝将有文字的两个半页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然后把这样对折的一叠散叶用一张纸从前包到后面,井将各页折口处牢牢地粘连在这张纸上,以免脱落,这样就成了蝴蝶装的书。

蝴蝶装书籍继承了折叠形制书籍翻阅方便的优点,装订成册后又不易断裂、散乱,所以很快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制。其所以得名,是因为书册打开后左右对称,犹如蝴蝶展开双翅。“蝴蝶”,古人又常写作“胡蜨”,所以又作“胡蜨装”、“蝴蜨装”,省称“蝶装”或“蜨装”。蝴蝶装用以包裹书册前后、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纸,叫“书衣”(今称“书皮”)。书衣往往内用软纸,外加一层硬纸,有时还用绫锦为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

书衣封面左边有时贴上张狭长的签条,叫“书签”,上写书名、册次,有时加上卷次。书册的上端叫“书头”或“书首”,下端叫“书根”,右边粘连的一边叫“书背”或“书脊”,左边翻阅的一边叫“书口”。

由于蝴蝶装的书衣都很坚硬结实,所以书上架的方法与今天的书籍相似,是立放在书架上。只不过今天的书籍插立时是书背向外,书头在上,书根向下压在板上,而蝴蝶装的书则是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书口向下压在板上。

北京图书馆旧藏宋代蝴蝶装《册府元龟》和《欧阳文忠公集》,书根上写着书名和卷次,而且是由书背的一侧向书口一侧直行向下书写,书口处又有磨擦痕迹,都是书口向下立放的证明。 蝴蝶装在宋代似乎还有不用粘贴而用线缝的。《墨庄漫录》卷四说:“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岁久脱烂,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这里所说的“缝缋”,就是指用线缝住单页而成册,其具体方法已不得其详。大概正是因为张邦基所说的缝线断绝后次序容易混乱,当时人较少采用。

3.包背装蝴蝶装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每页有字的一面对折在内,空白的背面在外,打开书,往往尽碰上空白的背面。而且读完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也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叶的背面同背面对折在内,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与后来的线装书各页相同),再用一张书衣,把折叠好的一叠散叶从前到后包裹起来,就成了“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包背装的书籍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一页书版面之外的两个余边粘在书背上。这样,展读时就不会遇到空白,可以逐叶读去而不间断。包背装始于北宋末,经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

包背装书籍,书口正是书页的版心,上刻篇名、书名、卷次、页码后,作用如同蝴蝶装的书耳,查阅方便。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装的插架办法,书口向下压在书架上,经常磨损后势必导致书页从中缝处断裂为两半。这样,不仅版心上的书名、篇名等不可辨识,翻阅和展读时又会像蝴蝶装那样屡遇空白。

因此,人们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许多书平叠放置。既然是平放,书衣也就不必用硬质的材料了,这样就出现了软书衣。而书根上的书名、篇名之类,也就由上下直写改为横写,如同后来的线装书一样。包背装的书籍,要想把每页的两边牢牢粘在书背上,比起蝴蝶装更费事。而需要粘连的两个外边,版框外又总有较宽的余纸,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余纸上打小孔,一般打二至三个孔,再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一册书订牢。这打孔穿订的一边叫“书脑”,外边再用整张书衣包裹起来,外表依然和起初的包背装一样。这种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就已经为后来的线装打开了通路。

4.线装线装起源于唐末,盛行于明代中叶,是在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背装在书背处容易破损,此时仅靠二、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脑的上下两角纸张容易卷起,影响外观和阅读。

于是又有人作了改进:在打孔订好纸捻后,另外打孔用线穿订,这就是“线装”。线装书不像蝴蝶装、包背装那样用整张的书衣裹背,而是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软纸,分置书册前后,作为封面和封底,与书册一起装订。线装打孔穿线有一定规格,一般使用“四针眼法”,打四个孔。书背厚大的,也有用六针眼甚至更多针眼。无论用几针眼法,都是上下两段的间距最短,中间的几段间距长。

明到清代前期的四针眼装,中间三段的间距大体平均,到清中期,线装书最中间的一段间距缩短,至清末民国时只有上下两个长段的二分之一。线装书书脑一侧的上下两角容易磨损,有些贵重的书籍便用绫锦之类把书角包裹起来,叫“包角”。有时旧书修补或重装,在每页书里衬上一张白纸,叫“衬纸”。衬纸往往比原书纸长大,这样修补或重装的书籍,原书纸一般黄旧,衬底则洁白,黄白相间,人称“金镶玉”,又称“袍套装”或“惜古衬”。散叶装订的书籍,特别是线装书,封面内往往订有空白纸,多的有二至三张,作用如同“赘简”,起保护作用,这称为“护页”或“副页”,也称“看页”。护叶后是题署书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页,过去称“内封面”。卷末封底内,也订有空白的护页,过去人所作的题跋,就常写在这页上。

由于线装书都是软书衣,为保护书籍,也为了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来的藏书家,还常为线装书制作书套,又称为“函”。套函一般用硬纸作衬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籍的四边包起,只留书头和书根,再用两个牙签插紧。有的则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裹在内,称为“四合套”。书套因为是用浆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虫蚀,日久又易散坏,所以有些人爱用“夹板”,就是用两块与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带子,把书册夹紧扎牢。现在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古籍,还常用套匣。这种套匣只包裹书册的封面、封底、书头、书根、书背,书口的一面空缺,书籍装套时用夹板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装进去,套匣的书背上写书名、卷数、作者等等。线装书本来也是平放架上的,用书套之后,就可以像现代其它书籍一样立放架上,既整齐美观,又便于取用和放还。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书籍制度由简牍到册页(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书籍制度,总是与那一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书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同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是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转精的道路在不断前进的,其间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于书籍制度反映并决定着书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说,无论哪种书籍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对于记录和交流人类的思想、情感、保存和传播各种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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