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工人访谈看什么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之一 焦点访谈中产阶级

从老工人访谈看什么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之一)

  ——老工人振聋发聩的声音

   引自中国工人研究网



   前言
  没有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规定,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中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工人如果不参加到工厂管理和社会管理中去,通过斗争得来的成果就无法巩固,资产阶级势力就会掌握国家机器,推行“自上而下的革命”。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①。在工厂管理中,始终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一边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鞍钢宪法,主张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另一边是以走资派为代表的马钢宪法,主张一长制,推行专家制厂。走一长制的道路使“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沦为一句空话,管理者获得支配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②,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
  在我国历史上,工人管理工厂的权利不是一开始就有的。1960年3月,毛泽东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的批示,再次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在我国企业管理制度中的地位,并要求“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并未执行鞍钢宪法,很多工厂领导压着上边的文件,不让工人知道。
  ① 列选4卷,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
  ②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
  这一状况直到文革期间才明显改变。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工厂、农村、学校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开展斗批改、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并大范围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进入大专院校、宣传机构,“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①,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① 毛主席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8月
  在毛时代,工人阶级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地位。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工人进入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工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1968年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领导干部要从产业工人中提拔。” 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比如陈永贵、吴桂贤就是这样提拔上去的,这些人就能代表普通群众的利益。”“那时候派工宣队到学校、政府机关宣传,工人的地位高,真正体会到‘当家作主’。”第二,企业中选拔干部要经过职工同意,工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罢免厂长。人事权是一个工厂的核心权力,毛时代干部产生方法不同于现在,首先“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苗子,然后政审”;条件成熟时“由组织部或是干部处找群众座谈、了解当事人的情况;然后再把意见汇总讨论”,“三上三下之后,再决定这个人是否能提干”。通过这样程序选出来的干部,“大部分都是从工人里面提上来的”,“都是群众满意的干部”。同时,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工会等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工人中产生的。第三,工人有罢工和“四大”的权利。“文革前工人也不敢给干部提意见,但文革期间就敢提了,主要是写大字报。”“群众的监督很厉害。‘一封信,八分钱,恶心你半年’。”“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第四,工人经常开会,通过开会对企业进行管理,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工人对群众运动是欢迎的。
  ① 以上引号内都是工人原话。详见本书中《二、为什么毛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六、老工人到底有没有当家作主过?》《九、过去搞民主管理是“走过场”吗?》等部分的访谈记录。
  ② 孙礼静.工人之路——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的护厂斗争.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
  ③ 于建嵘.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2006年4月3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威虎网,www.wehoo.net
  我们经常开会,通过开会可以了解国家大事,也经常讨论厂里的工作”,“会 上生产啊、财务啊、人事啊都得公开,所以没人敢贪污乱动,大家都监督着。”“厂长根本没有‘我先分’的权利,工资的分成是大家开会定的、工会讨论通过的,厂长根本没有个人的决定权。” “那时候工人有权利,处理工人……必须经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要是通不过就行不通、你想开除也开除不了!工厂里的大事也都是在职工大会上讨论通过的。”第五,工厂中工人同干部地位是平等的,工资、福利等没有明显差异。“干部要与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三同’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车间主任的工资不见得有工人多,过去他们一分钱不敢贪,贪污1万元就可以枪毙,现在都可以花钱买通了。当时讲的是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领导的“办公桌就在车间,有什么问题解决起来很快……如果矿长经常下矿参加劳动的话,矿上还有经常死人吗?”①
  正因为有以上各项权利,工人阶级成为实实在在的领导阶级。但这种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家作主的地位是通过斗争得来的。随着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工人不仅失去了以上各项管理工厂的权利,而且重新成为受剥削、受压迫的雇佣劳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右派趁机掀起各种对毛时代的攻击,“毛主席说工人当家作主,事实上那个时代也不能说工人是当家作主的。只不过是好像做了回主,能提个意见,实际那能算做什么主。”想“当家作主人那是做梦”②,中国工人从来就没有成为统治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从虚幻的‘统治阶级’的迷梦中解放出来,就要在‘劳动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③,“不管什么朝代什么时候,工人就是工人,他们只能想着通过什么途径增加自己的工资、改善自己的待遇,那就是最高的了”。这些攻击有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否认群众运动的创造,无视毛时代生产关系和社会管理上的伟大探索,认为只能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
  管理社会;第二,否认毛主席所主张的群众当家作主路线,将毛描述成同其他当权派一样的官僚主义者。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偏见出发,工人自然只能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进行工联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学者无法理解工人所讲的“我们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要那几个臭钱”,也更无法理解在当家作主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所焕发出来的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
  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同于以往社会变革,它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尝试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创举。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正是资产阶级所惧怕的,因此资产阶级千方百计想诋毁这一历史、企图抹去工人头脑中的这一记忆。他们只能重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陈词滥调,寄希望工人放弃政治,陷入经济主义的泥潭。
  那么,毛时代工人到底有没有当家作主过?工人阶级到底能不能当家作主?让我们看看全国各地的老工人铿锵有力的回答吧。
  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辑部  2009年5月于北京

  序 言


  意大利有一个童话,叫《假话国历险记》,说的是曾经有一个强盗,占领了一个国家,为了隐藏自己的秘密,他就强迫国民说假话,谁要说真话就会被关进疯人院。在假话国里,强盗变成了好人的意思,盗窃变成了创造,勤劳变成了懒惰。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到似乎要变成了现实。关于毛主席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民运动,关于GGKF时期的社会变化,从专家学者、主流媒体那里冒出了众多的奇谈怪论,和当时的历史真相比起来大多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而另一方面,历史的真相又好像是被人有意识的隐藏了起来,很少能被后人所了解。我不敢说自己就一定了解历史的真相,不过通过阅读工人研究网对老工人做的这则访谈,再通过自己的思考,我认为是可以初步了解到历史的真实的。
  有一部分人谈起公有制时,就说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国有企业里的职工都是好逸恶劳的懒汉,整天就想着小偷小摸,沾国家企业的便宜。这种言论流传大概很久了,也不知是先出自官方言论,还是先出自某些专家学者之手。我以前一直认为这种荒谬的言论只要有点社会阅历的人就都能分辨,根本不值一驳。不过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时下这种言论竟颇占据了舆论的主流,很有必要谈谈。在这则调查之中,老工人们向我们讲述了真相。“当时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生产指标,工人自愿加班加点。工人的生产热情非常的高,比如说在60年前后,那时几乎每个工人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领导来劝都劝不走。”“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星期天大家自己都去搞义务劳动”。同时,从他们的言论中,能够清晰地感到他们强烈的愤慨。是啊,还有什么能比一个勤劳的人被侮辱为懒惰,一个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的人被侮辱为揩国家油,更令人愤慨的呢?还是老工人说的好,这些造谣的人是没有胆量到工人中去说这些话的。这些造谣的人跟工人根本就不是一拨儿的。
  我想,跟我同龄的80后年轻人都能感到所受教育和现实巨大的
  反差。我们童年受到的教育都是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人的价值在于为公众服务;今天的社会现实却是崇尚的是追求个人利益,在一个没有道德、没有文化、没有尊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里,不择手段的追求个人的财富膨胀。报刊,电视,书籍上大量充斥着这样的主题。可对追求幸福的普通工薪者,这种前途现实吗?在今天这个社会上,能够成功的只有那些敢于把身家投入到资本的大赌场上去搏命,并最后大捞一笔的幸运儿。作为普通的劳动者,日夜辛苦的劳作不过填饱了老板的腰包;就算比其他人有额外的收益,可这个社会上还有无数的陷阱在等待着。住房,儿女的教育,医疗,养老,各种形式的资本层层的盘剥最后能留下多少呢?万一一招不慎(比如股市被套),或者难测的灾祸,社会这个大赌场难道会顾及你多年的付出而怜悯你吗?而在毛泽东时代,公有制企业里的工人,只要劳动就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住房、医疗、子女的教育。老工人回忆中,工人病了工厂派车把他送到北京去医治,而现在,女的怀个小孩公司就变着法的开除。过去工人有工厂分配的住房,人们谈对象也很少考虑对方的家庭条件。可在现在,许多地方要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还要有一套住房。过去的人虽然因为户口的问题受到限制,今天的人难道不也被债务捆绑吗?事实上,有很多宣传个人奋斗的书都被公司拿来做员工培训,这种个人奋斗究竟是能给员工带来幸福还是给老板带来利润?刚毕业的学生,总是心怀憧憬,想要奋斗出一番事业,待到见识了社会的现实,又往往灰心,工作也倦怠了。老板把人看做赚钱的工具,社会把人看做草芥,又怎么会有人爱工作,爱社会呢。
  毛主席时代国家政治清明,天下为公,老工人谈起来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点。毛主席时代为什么极少有官员贪污受贿,公款吃喝,搞铺张浪费的面子工程,国家干部能够一心为人民服务,虚心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建议?如果说当时的领导自身素质高,那为什么GGKF后许多当年提拔的干部会落马;如果说毛主席治理国家的本领杰出,那毛主席如何能够亲自管理全国这么多官员。老工人的回忆告诉我们,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建立了工人能够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工人有自己的工会,干部也要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职工代表大会能够有效地对干部进行制约。工人能够监督干部,能够参与工厂管理,
  能够对领导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我认为只有像这样的工人能够民主地参与管理,并能够公平地分享劳动成果的国有企业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公有制。像今天的中国,大官僚如lp、zrj就把子女安排到垄断国企当经理,小的官僚就把子女安排到地方国企当领导,这些官僚,岂止内部的职工无法监督,连正当的上级监督也无法实现。国有企业变成了为企业领导层牟利的工具,这能算是公有制吗?今天各个大学办了各种领导干部进修班,教授如何管理工人,管理企业。可工人难道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吗?为什么没有人去教工人如何管理工厂、监督领导干部?
  这些老工人们的回忆,帮助人们认清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刻意制造的谎言。从皇权天命到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靠谎言来欺骗麻痹劳动者,这难道不是历史上各种剥削阶级的特征吗?精神的控制对剥削者来说的确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武器。所以揭穿谎言,正是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第一步。
  一个青年  2009年5月于北京


  目录
  一、大锅饭养懒汉吗?.....................................................1
  二、为什么毛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5
  三、国企垮掉是因为产权不明晰吗?...........................13
  四、毛时代计划经济是僵化的吗?...............................19
  五、毛时代的企业效率低下吗?...................................22
  六、老工人到底有没有当家作主过?...........................32
  七、毛时代工人不自由吗?...........................................36
  八、厂长负责制为什么不好?.......................................40
  九、过去搞民主管理是“走过场”吗?.......................45
  十、物质刺激符合工人阶级的要求吗?.......................51
  

  一、大锅饭养懒汉吗?


  按: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者里面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做“大锅饭养懒汉”,说工人在公有制下面(意指毛时代的公有制)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样下去只能把企业搞垮、搞破产。因此把工人的铁饭碗砸烂,把国企私有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访谈了几位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工人。
  问:现在大学里面的教授有一种说法,认为公有制是大锅饭养懒汉。所以为了国家进步,一定要砸烂铁饭碗,除掉这些懒汉。不知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首先发言的罗师傅,罗师傅70多岁,是平炉上的工人,他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平静。罗师傅说:我没有读过大学,我水平不高,我就说说我真实见过的东西,代表我和我见过的其他工人。我觉得这些教授的说话就是放屁。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那种高度的生产热情。如果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够下来和工人阶级一起参加劳动,听一下工人阶级的呼声,他们就不会这样乱放屁。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坚定,就是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好。当时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生产指标,工人自愿加班加点。工人的生产热情非常的高,比如说在60年前后,那时几乎每个工人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领导来劝都劝不走。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有一次连续干了24个小时,我还想干,后来领导不让,强行把我拉走了。当时这种加班加点的劳动都是义务的,没得一分钱。但是所有人都想参加,如果谁参加不了,他自己就会觉得很失落,心里面很不舒服。当时我们生了病受了伤都不怎么请假。有一次我的脚背被滚烫的水给烧伤了,我就在家里面休息了一天,马上又来上班了。
  我们这样的生产热情,那些一天就知道坐在书斋里面放屁的学者根本就不懂。说我们是大锅饭养的懒汉,放屁!
  但是我说话也讲究实事求是,你说有没得个别人是懒汉呀?的确也有。有些班组的确有个别人懒,但你不能用个别人来污蔑整个工人阶级啊。
  罗师傅说完了之后,坐在他旁边的杨师傅接过话来。杨师傅70岁左右,以前是木材厂的工人。杨师傅说:我们木材厂是西南片区最大的木材厂,有职工近万人。我们有10个车间,出产木材等产品。要说大锅饭养懒汉,那确实是没得道理的。我们八点钟上班,但是工人七点多钟就到了,没有谁是八点钟才走到工厂的。生产方面只要一声令下,大家拼命干。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星期天大家自己都去搞义务劳动,没得哪个人去计较报酬的。
  比如我们车间的工人,中午12点下班回去吃饭,吃了饭马上就回到车间继续干。晚上我们是6点下班,下班后学习1个小时,7点回家吃饭。有很多同志7点回家吃完后又跑到车间参见义务劳动抢任务。我老婆当时就是这样,吃完饭碗都没得时间洗就跑去抢任务。这些都是义务的,是不记报酬的。甚至为了保证生产任务,女同志给小孩喂奶都是在车间喂。
  你问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义务劳动,因为我们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厂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是为了义务劳动而义务劳动,我们义务劳动是因为我们爱国、爱厂。怎么能不爱呢?这个厂都是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东西怎么能不爱!
  卢师傅身着绿装,胸前佩戴着好几枚毛主席像章。卢师傅是房管局系统退休的,做过厂长,他说:那会儿大家都一心想着干活。我们厂里,三班倒,交班的时候,都赶不走人,只好把机器给停了,这才换班的。要是白天帮人做了一件事儿,晚上就睡不着,心里痛快啊!那时候我们车间主任,还经常去是食堂帮助卖饭。那时候工厂边上就是农田,秋收的时候,我们都义务帮生产队秋收的。那是一心为公的,谁有私字儿,就人人喊打。
  梁师傅发言的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从后面的交谈来看,主要是因为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让他太气愤了。梁师傅说:小唐,你是硕士,我是工人,但我要告诉你,你没有我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指毛时代)我们是主人,我们是不受任何人欺负的人!你们现在
  说话没得人听,你们的声音发不出去。我们不一样,我们去向厂里提意见,领导就得重视。如果意见合理,他们就得采纳。你们现在要点头哈腰的伺候领导,要跪在资本家的脚下向他们要饭。我们在那个时候却是挺直了腰杆做人。你们现在想的就是怎样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是怎么保家卫国!你能想象吗,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是多么的豪迈!我们,才是真正的扬眉吐气的一代人!
  你们那些教授说工人是懒汉,我告诉你,要是他们敢到工人中间来这么说,没得哪一个跑得脱!
  杨师傅:毛泽东那个时候,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没得任何后顾之忧。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一家人。现在全都变了!就拿医疗来说,以前100个病人有95个是死在医院里面的,现在有99个都是死在家里面的。没得钱看病呀!我们木材厂有好多人生了病之后没得钱看病,只好跳楼死了,最多的一次一天死了3个。
  毛泽东的时候工人看病不花钱。现在呢?国家说:医疗解决了撒,都有医保。我的医保每个月23块钱,挂个教授号就要20块钱,坐个车还要钱,你说这个医保有啥子用!
  罗师傅接着说:毛主席那个时候,是先救人再说钱;现在呀,是先给钱,没得钱就走人。再说上学,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只有几块钱。要是你家里面有困难,找街道开个证明,钱都给你免了。我们那个时候是真正的没得后顾之忧,我们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孙师傅:以前工人愿意好好干,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50年代的时候我们要搞原子弹,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你们这么穷,哪里搞得起来原子弹哟,还是现实点。毛主席当时就说:我们搞一万年也要把它给搞出来!结果呀,8年就搞出来了,举世震惊。再说说神5的问题,神6的总工披露,神5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就搞得差不多了,要不是林彪的事情给耽误了,神5早就上天了。当时我们国家这么穷,都能把这些事情给搞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工作起来特别的有精神。群众的积极性是充分的调动起来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义务劳动,愿意好好干。现在呢?现在官僚和资本家就知道压榨人民,根本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举个例子,我们厂一个炼钢工人一年2万多点,科室里面一个科长年薪是6-12万,一个处长每个月的汽油补贴就是1500。
  以前我们的教育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现在呢?现在这些当官的就知道吃喝玩乐。
  梁师傅:我们当时工作起来是非常的有热情、非常认真。我们不是懒汉,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工农脖子上的生死线都牵在资本家的手里面,要你生要你死就是一句话。
  毛主席的时候,他敢让工人大鸣大放,把自己心里面想的东西说出来;现在呢?敢让老百姓把心中的怨气说出来吗!
  一位老退休工人:我们那时候干活儿有热情,因为没有顾虑,不用担心吃饭穿衣看病。我们是8点钟上班,但是大家都是提前半小时到,早早的换上工作服,等着开始干活儿。大家都去得比较早,你一个人如果去得晚的话,你到的时候人家都换上工作服了,这脸上不好看。大家平时都很关心生产,碰上面就问:“你们单位干得怎么样?”现在的人碰上面就是:“吃饭了吗?”“每月拿多少钱?”

  二、为什么毛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


  按: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有极其高昂的生产热情,他们对工厂的热爱、对生产的热情甚至到了我们现在无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他会觉得这是领导看不起他,心里面会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为了抢任务,会连续工作24小时,领导拉都拉不走。在主流的观点看来,这种热情是一种畸形的、违反人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出现就是一种错误。那么事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此高昂的生产热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走访了数位毛泽东时代的老工人,通过访谈我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高昂的生产热情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这种主人的地位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头上或法律文件上,而是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们之间的访谈记录。
  问:我接触过一些老工人,那些工人在提到毛泽东时代的时候都很感慨。常常说当时的工人是爱厂如家,所以生产热情非常高,而现在的工人对工厂没得任何感情得。我想问,当时的工人为什么会对工厂产生这种感情呢?
  罗师傅:小唐,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世界上没得无缘无故的爱,也没得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为什么会爱厂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个厂关心工人。当时的厂对工人的关心可以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我是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作没得好久,有一次家里面来信,说我爸爸身体不好,现在家里面很困难。我当时也没有给厂里面说,但是在私下给朋友说话的时候说漏嘴了。过了一段时间,家里面来信说收到了50块钱,我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后 来我问领导,才晓得是工会寄的。
  罗师傅正准备往下说,黎师傅打断了他的话。黎师傅是退休干部,以前在团委和工会都干过。黎师傅说:小唐,当时工会领导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当时每个班组都有一个工会小组长,他负责了解班组工人的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了解:家里面困不困难?爱人是干什么的?小孩是否该上学了?最近有什么状况等等。班组把情况汇总到车间一级的工会,车间再把情况汇总到厂工会。所以说工会对整个厂里面所有工人的情况、困难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他甚至都不用你来说,自己主动就给你解决了。举个例来说,凡职工生病请病假3天以上的,工会领导就必须要去关心。无微不至啊,就到了这种程度。
  林师傅:过去工会管生活,搞职工生活。还有搞生产劳动竞赛,就是促进各个部门把生产搞上去。平时有啥困难,找工会。家里两口子吵架了,也是工会的事。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切身的体会。我55年的时候在一线当工人,得了胃病,经常去医院,很严重。当时袁景良是我们工会的劳保委员,他晓得了这个事情,就提名让我去疗养。单位就送我去疗养所疗养了50天,疗养所的伙食非常好,标准是21块/月,我自己只出9块钱。疗养了之后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有犯过。
  你问我为什么工厂会这么关心工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比如现在,很多干部最初也是很优秀的,但他们后来就慢慢变质了,开始搞贪污腐败。那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怎么防止优秀的人变质呢?
  东北一位砖厂的老工人:有句话说得好,“一封信,八分钱,恶心你半年”,也就是说写一封举报信,查来查去就是几分钱的帐对不上,不过可以让那些干部恶心上半年,所以群众运动对反腐败很有作用。
  重庆的周师傅自己有当领导被群众检举的经历。周师傅说:当时的贪污腐败很少,各方面的原因都有。比如当时对现金的管理很严格,30块钱以上不能使用现金,只能使用支票,这就让你贪起来很困难。再比如当时人们思想觉悟很高,觉得贪污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愿意去贪。现在完全搞反了,贪得越多觉得你越能干。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的监督很厉害。当时所有账目都要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在文革的时候我管经济。当时我经手一笔款子,8万多,有3角7分钱对不上帐。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我被人检举,上面派了7个人来查我的经济,前前后后查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贪污,而是账记错了,所以给我定了一个“贪污行为不按贪污论处”。当时的群众监督就能严到这种程度,你说还有哪个敢贪。
  梁师傅: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晓得。所以没得人敢贪,群众把你盯着的,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还有就是当时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
  比如说我们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和他们的认识有一些出入。我认为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对领导的监督还解决得不够好;第二、由于工人敢用大鸣大放来监督领导,所以这个监督问题比现在解决得好得多。我说不够好是因为当时有些领导滥用权利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厂的领导杨××,他喜欢在背后用小动作整人,这就明显是乱用权力。文革的时候群众写大字报揭露他的问题,后来他就被群众批判了,批判了之后整个作风大大改变。呵呵,不过GGKF之后老毛病又犯了。
  范师傅70多岁,是全国劳模。范师傅说:小唐,我还想给你说一点,要理解什么是主人,就要理解什么是奴隶。主人的对立面就是奴隶,奴隶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隶的,怕他们偷懒,所以随时都拿着皮鞭抽打他们,强迫他们工作,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只把他们当会说话的工具。
  说得难听点,现在的工人就是这样。领导和工人处于一个完全对立的状况,工人在一线干活累得半死,领导在办公室吹空调。工人稍微不随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骂,动不动就克扣工资。在工厂里面工人没得半点说话的权利,你能做的就只有服从,除了服从还是服从。你说,这不是奴隶是什么?
  以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提倡鞍钢宪法,充分的相信群众的自主性,让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干活,而不是厂长拿着棍棒驱使工人去干活。当时是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以此带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厂,副处级以下干部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的干部每个礼拜五都要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那是真的在劳动哟,我就听说过有些车间的主任、书记亲自上一线结果中暑晕倒的。
  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现在呢?领导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觉得技术革新是技术员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见。
  张师傅: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的制定都是厂长说了算,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见上面不听怎么办?那工人就可以继续提意见、可以去闹,你当官的把他没得办法,因为你没得开除工人的权力。当时有句俗话:你当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没得办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碳素钢钢锭出来之后,为了保证钢的质量,按照操作规程,要切掉1.5%的量。后来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切掉1%的量也能够保证质量。这样每吨钢锭就可以多出0.5%的钢材。我当时在团总支任生产委员,就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结果车间和厂里面都不支持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我们就和上面顶着干,连续几百次违反苏联专家定的操作规程,只切1%的量。结果厂里面拿我们也没得办法,因为我们没出任何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让我们把实验数据交了上去,最后冶金部批下来同意了这种操作方法。
  周师傅:工人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干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粮为例,当时根据工种定粮。困难时期我在市委工作,当时市委干部是21斤粮,工人普遍比干部多,某些工种能到50斤粮。
  梁师傅:有一次我们单位发奖金,干部奖金是4块钱 ,炼钢工人的奖金是6块钱。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那个时候当干部只有多做事的,干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当然,你问我们工资有没有差异,也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很小。
  张师傅:你说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有没有差距呢?这也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资比干部还高。我们厂里面有一个8级钳工叫李孟虎,工资待遇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他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全家人生活,而且还生活得很好。他有8个小孩,后来这些小孩有上中专的,也有上大学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现在,你一个工人的工资能够养活8个小孩?还要读书哟!根本不可能。
  余师傅:毛时代的贪污事件很少,因为没有贪污的氛围。政府对群众的检举信非常重视,都会仔细核查,发现贪污行为处理也很严厉,比如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就很有效。另外,国营企业都有一套严格的财务制度,这可以防止贪污。企业买东西30元以上必须开支票,30元以下才用现金;入库的东西都要进行登记,会计、经办人都要签字,不能随便搞;采购物品的价格也是确定的,比如我们厂生产的鞋,在河北卖一块钱,在北京是一块一,这是明确规定的;根据百货公司的销售情况确定生产指标,由此确定需要多少布料。GGKF后腐败现象是逐渐演变的,一开始还比较收敛,90年代后就忘乎所以了。大氛围如此,即便有少数廉洁的厂长,也于事无补。
  河北××制药厂的吴师傅:那时候管理严。超过30块钱就必须用支票,买东西必须入库、登记,不是一个人管,逃不了。出去办事都是办的托收,结算都是支票直接在银行结算的。
  问:毛时代每个人能够得到的物资那么匮乏,为什么小偷小摸的利己现象反而很少呢?为什么到了80年代GGKF了,物质财富丰富了,消极怠工的现象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工人为什么会偷懒呢?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观点叫做“公有地的悲剧”,或者“搭便车”,来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会情况。在毛时代,工人们中间有“搭便车”的情况吗?如果有,那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的呢?
  一位老退休工人:当时我们生产很积极,下班后工作服已经脱了,准备回家。这时领导说还需要加班,我们就会再穿上工作服继续干,而且从来不问给不给加班费。我们干活是为自己干的,干活儿多国家富了我们自己生活就会更好。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想的就是为国家作贡献,我们每天有1小时政治学习,觉悟很高。“磨洋工”是80年代开始的。
  老工人李师傅:拿我们钢厂为例。承包以后,那个厂长想给大家发奖金想刺激工人干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领导了,这些人一起挖社会主义墙角,工人干脆不干了。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认为是在给自己的厂子干了,这是你厂长的厂子,你厂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愿意干了、消极怠工。资产阶级就借着这个污蔑工人阶级“大锅饭、养懒汉”。
  偷懒是厂长承包制以后。你厂长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发财了,每年拿几十万的奖金,工人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工人生气咧,所以磨洋工。这与计划经济没一点关系。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强加到计划经济、工人头上去了。
从老工人访谈看什么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之一) 焦点访谈中产阶级
  一位老工人:毛泽东时代工人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无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说,厂子是工人自己的,不会去偷的。当时也有“搭便车”的,不过是极个别人,通常大家都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时对小偷小摸的现象定性是很严重的,谁要是偷拿工厂东西,大家都会很看不起他,舆论压力很大,并且厂里也要严肃处理。
  GGKF后,所有制的变化把人的私心都给挖出来了。主流媒体都是在告诉人们如何赚钱发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金钱至上。从上层领导就开始多拿多占,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现象多了。
  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工人们都是主动参与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不让他参加他才不乐意呢。那时候要的是荣誉。现在你给人家钱,人家都不干。
  常师傅是××针织厂的老党委书记。常师傅说: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消灭私有制。过去,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现在工人沦为雇佣工人。纺织局局长李**,原来是纱厂厂长,纱厂产品为生产原料,不可能卖不出去,他把纱厂搞破产后,转为私人,2600名工人成为雇佣工,供其榨取劳动剩余价值。80年代有一些烟厂的工人,会把烟塞到饭盒里带回家,但如今的奴隶地位决定了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会有增无减。
  ××烟厂的李师傅:小偷小摸都是上行下效,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脱离工人的特权阶层,他们把工厂的东西往家拿,工人中偷盗现象就会出现。原来我们厂自己的工人是很少抽自己厂的烟的,要抽也要买,而且是有计划的,到了84年以后就搞成人人都有一份。84年,班组长一个月可以多拿2.5元,名义是“岗位补贴”,主任能拿5块,厂长不到10块。没几个月以后,奖金就多了,以“多劳多得”为原则,开始有人虚报产量。后来从上到下都是他们的人,我是这样发现的:85-86年的时候,市场“供销一体化”,工人和销售科的人一块去河北等各个地方调查销售的情况,发现我们厂的烟有“串味”现象——“串味”是我们的术语,就是不同等级烟丝(分甲乙丙)的烟被标混了,我们发现是有些工人为了提早下班、又多拿奖金,故意把下一工序的事做坏。我当时是工艺员,我和科长一起去质问那个工序的工段长(他也是新班子提上来的年轻干部),但是厂里一直没有做任何处理,连检查都不叫写,我去找厂长——他竟然说“你们两个都是为了工作,不要闹矛盾了!”这样混淆是非!他们结成了一个派系,常常出去吃喝,保卫科长、车间主任、工段长都是一块的,而厂长和他们关系很近。干部开始随便到车间去拿烟,借“品吸”的名义拉,从几条到整箱整箱的拿。什么坏事都出来了。连老工人也开始占便宜了。有的老工人可正直,要检举他们,他们就使坏往他的饭盒里装烟,他下了班去刷饭盒发现了,就去交公说“谁往我饭盒里装的烟”,他们就冷嘲热讽说“你自己偷烟的吧”,好让他不能再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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