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李富荣外传
1
李富荣，我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上世纪60年代，他与庄则栋并称为世界乒坛的“喋血双雄。”
李富荣，原籍浙江绍兴，出身小资家庭，1942年3月生于上海，是个道道地地的上海男人。
上海，有一种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气质。在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像上海那样，中西合璧,将现代与古典、时尚与传统结合的那么巧妙，浑然天成，令人心驰神往。可你一旦向它靠近，准备融入它的怀抱，你会发现在它温文尔雅的外表下，又保留着一份根深蒂固的孤傲，就像大观园里那位深受贾母宠爱，超凡脱俗诗情画意却说话尖酸刻薄爱使小性儿的林妹妹，想亲近它又不由自主地心生怯意。
上档次的上海男人，要的就是一份“腔调”。所谓“腔调”，在普通话里没有一个精准的词汇可供翻译，只可意会。同样是有范，“型男”一般是指年轻人，注重外表；而“腔调”则老中青三代皆宜，要求较为全面，它和相貌、衣着、文化、气质、举止、做派、家境、职业、收入等各方面因素有关，似乎是个综合体。“腔调”与西方上流社会所谓的的绅士风度亦有些许差别，它没有那么庄重，那么严谨，那么一本正经，它相对轻松随意，挥洒自如，像一杯淡淡的龙井绿茶，又像一杯浓浓的现磨咖啡，讲究的是一份精致，一份意蕴，它更适应上海这一方地域土生土长的中层男士、小康阶层。倘若你是个新上海移民，有着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着年薪十万、二十万不错的差事；抑或是来自温州地区的私企老板，身家千万，有豪车别墅，但你不在上海滩混个十年八载，这种“腔调”一时半时还真学不上来。
年轻时的李富荣英俊潇洒，仪表堂堂，风流倜傥，气质高雅，后来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格利高里帕克——当然，与帕克相比他身高明显不足。中国乒乓球队历来出帅哥：容国团、庄则栋、梁戈亮、谢赛克、施之皓、江嘉良、孔令辉、王皓、张继科……或彪悍霸气，或斯文儒雅，或清纯透明，或阳光可爱……各有千秋；若综合打分，渔樵以为李富荣似应排在首席，因为以上这几条当年的他差不多都占齐了。
如同《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宝钗雍容淡定，湘云潇洒豪侠，探春敏锐清醒，妙玉孤芳自傲，凤姐精明诙谐，秦可卿风流妩媚……各具风采；唯独林妹妹，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一人兼有各家之长。所以，她冠压群芳。
总之，李富荣这位来自上海滩的帅哥比较有“腔调”。
2
李富荣右手直握球拍，左推右攻，典型的中国式近台快攻打法。球风凶悍，正手扣球极具杀伤力，反手推挡亦能控制对方，侧身抢攻更是他的杀手锏，迅如疾风闪电，每每令对手不寒而栗。
1957年，15岁的小李进业余体校参加乒乓球集训，他一鸣惊人，当年就获得上海市青少年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1958年初，入选国家青年队。同年的全国锦标赛，他战胜了已获得三届全国男单冠军的上海老乡王传耀。1959年5月，他战胜了刚刚获得第25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从多特蒙德载誉归来的容国团，令人刮目相看。遂晋升国家队。
1959年末，斯堪得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邀请赛，中国的“双子新星”——李富荣和庄则栋初出茅庐便威震乒坛，将诸多的欧洲名将打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联手夺得男团、男双冠军；小李还获得男单亚军——冠军是小庄。这是李富荣在国际赛场获得的第一个男单亚军。
17岁的小李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亚军的头衔就像一个多情多义而又执着缠绵的古堡幽灵，一缠便缠了他好多年，几乎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
凭借近年来的出色表现，李富荣、庄则栋自然而然成了中国队的一线球员，他俩与容国团、王传耀、徐寅生入选团体赛。中国队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打得顺风顺水，半决赛五比一战胜匈牙利队——庄则栋、徐寅生各得两分，容国团的一分丢一分。决赛，中国队以五比三战胜了日本队——容国团得一分丢两分，徐寅生得两分丢一分，庄则栋独得两分。中国队第一次获得男团世界冠军。
男子单打，中国选手一路高歌猛进，包揽了前四名：庄则栋获冠军，李富荣获亚军，徐寅生、张燮林获并列第三名。
邱钟惠获得了女单冠军。
李富荣与韩玉珍合作获得混双亚军，与庄则栋合作获得男双第三名。
因未能在中日决赛时上场建功，李富荣憋足了一口气。世乒赛结束后，中日两队两次交锋，李富荣表现神勇，先后打败了日本包括荻村、木村和星野在内的所有选手，保持全胜。
同年9月，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李富荣风头更甚，战胜各路好手，帮助上海队获得了男团冠军，接着连闯八关夺得男单冠军，并和庄则栋合作蝉联了男双冠军，和韩玉珍合作获得混双冠军。
一人独揽四项冠军，一届全国锦标赛小李就完成了国内比赛的大满贯。
19岁的小李笑傲江湖牛气冲天，免不了有些沾沾自喜。他曾多次私下里对队友嘀咕，“中日决赛打成五比三，太危险了吧，是吧，只差那么一点点。若是派我上场，绝对不会是这个比分！”
这番话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他不太谦虚，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凡那个时代的人，人人都知道要夹着尾巴低调做人，因为毛主席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有了成绩也要首先归功于伟大领袖的光辉思想，归功于领导，归功于集体。二是他随性率真比较幼稚单纯，不谙世故。即使自己真的比别人来事也只能放在心里，偷着乐即可，说出来就没劲了，只会招人不待见，那个时候如果周围的人尤其是领导对你有看法，你在政治方面的进步肯定就会比别人慢。
62年，庄则栋、徐寅生以及韩玉珍光荣地加入了组织，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唯独小李没戏。明明自己不比这三位队友差，这是咋回事？就算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及徐寅生、韩玉珍，可那小庄的父母也不是工人阶级啊，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小李苦苦思索，好生郁闷。
1962年10月，在日本东京，由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组成的中国队三比五输给了日本队。——小庄丢了一分，小李和大徐各丢两分。
1963年布拉格第27届世乒赛，男团决赛的对手仍是日本队，中国队派庄则栋、张燮林、徐寅生三人上场，以五比一大胜，只有庄则栋首盘负于木村丢了一分。雪藏了两年、被称为“秘密武器”的张燮林的表现最为给力，他以变化莫测的削球，轻取三木和木材，彻底摧垮了对方的意志。李富荣虽然在半决赛对西德队时战胜绍勒尔、戈莫拉拿了两分，但在决赛时还是坐了冷板凳。
男子单打，李富荣和庄则栋再次会师决赛：庄则栋获冠军，李富荣获亚军。
本届男团决赛又未能出场，一向争强好胜的李富荣自然觉得很遗憾。此时的他毕竟比两年前成熟了许多，已经知道君子须“讷于言而敏于行”，言多必失，沉默是金，还是做沉默的羔羊比较好。于是认真学习主席思想，愈加埋头苦练。他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是真金终究会发光，总有一天自己会出现在世乒赛男团决赛场上。
1964年，22岁的李富荣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比起两年前就入了党，今年年底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小庄，小李的进步慢了整整一大拍。
——好酒不怕巷子深。直到1978年的春天，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李富荣终于“修成正果”，成为继庄则栋、林慧卿、徐寅生之后，中国乒乓球队第四位全国人大代表。
1965年4月，卢布尔雅那第28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中日两队第三次相逢。在研究上场队员名单的会议上，庄则栋、张燮林很快被确定，谁是第三人选却有些分歧。当主教练傅其芳征求徐寅生意见时，徐说，“周兰荪凶，我稳，李富荣凶稳结合。若派我上场我当然也能打，但我个人举双手赞成让李富荣上。”由于上海老乡的鼎力举荐，加上他的实力确实是有目共睹（这是主要因素），小李终于得以上场亮相。四年磨一剑，他精神抖擞锐不可当，先后战胜了小中健、木村，拿了关键的两分，为中国队五比二力克日本队实现男团三连冠立下大功。
而庄则栋和张燮林分别负于日本新秀高桥浩，各丢一分。
凭借英俊的长相和精湛的球艺，李富荣这位来自世界东方的“腔调”型男，成为南斯拉夫观众心目中最受欢迎的偶像派明星，甚至还有姑娘追到了中国的大使馆，千方百计打听他的下落。他被当地媒体誉为“美男子”加“轰炸机”。
李郎威震巴尔干，风流人物看今朝。
男子单打，李富荣、庄则栋第三次会师决赛。南斯拉夫观众似乎也听到了什么传闻(看来这世上确实没有不透风的墙)，于是赌气似的呈一边倒为李富荣加油，不停地喊着“李!”“李！”每当李富荣打出一个好球，他(她)们就拼命地鼓掌跺脚，好像李富荣是东道主本土选手。比赛精彩纷呈非常好看，但结果不言而喻，庄则栋以3比2险胜。比赛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却异口同声叫着“失败者”李富荣的名字，这在世乒赛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庄则栋终于实现了个人三连冠。李富荣三连亚，所以又有了“千年老二”的昵称。
按说庄则栋一人获得男单、男双、男团三项桂冠，本届世乒赛最佳球员非他莫属，不料圈内人士，如日本著名选手荻村（22、23届男单世界冠军，即后来的国际乒联主席）、木村（26届男双冠军、27、28届混双冠军，现日本乒协主席），瑞典队长阿尔塞（后来29、30届男双冠军）等人——或许这几位国际友人也有“逆反心理”，知道了中国“让球”的内幕而抱打不平，以及当地媒体却都认为李富荣表现最佳，他才是世界乒坛之人中翘楚。
李富荣没能捧得圣勃莱德杯，却赚足了人气与口碑。
庄则栋捧着圣.勃莱德杯走下领奖台时，对中外记者说了句，“我不过是代表我们集体来领这个奖”。冠冕堂皇又耐人寻味，明明是个人奖项，却说代表集体领奖，过分谦虚，难道其中真的有什么隐情？
3
说来话长——
1961年北京，第26届世乒赛，4月13日，男单八进四后剩下清一色的中国选手：庄则栋、徐寅生、张燮林、李富荣，这块金牌已稳入中国队囊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连夜在北京华侨饭店召开会议，说“研究谁来当冠军”。
说是“研究”，其实是贺老总一锤定音：“我看小庄当冠军比较合适，第一，团体决赛他立了功，第二，他是北京的，代表首都形象”。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没说，他知道毛泽东比较喜欢庄则栋。
——据2011年庄则栋在接受东方卫视著名主持人曹可凡采访时透露，26届世乒赛期间贺龙曾亲口告诉他主席夸他打得很漂亮，1961年4月8日晚，毛泽东在家中观看26届男团决赛电视直播，看到紧要关头时，还情不自禁喊了一句“我的小祖宗，你赶快给我拿下来吧！”。
——2002年，毛泽东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也曾告诉庄则栋，1961年4月8日晚，毛主席在家中观看26届中日男团决赛时，对着电视叫了他一句“小祖宗”。
4月9日，大赛休会一天。身为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事实上他也是那一届世乒赛中国队的总指挥。总导演），自然会去中南海向主席汇报中国队的战况，当时在家门口举办世乒赛确实也算是头等大事。老人家对在团体赛中立了头功庄则栋印象深刻，闲谈时夸奖小庄几句在所难免。也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主席不过是随口这么一说，贺龙却铭记在心。如今中国队已包揽男单前四，若是将庄则栋扶上世界冠军宝座，老人家岂不是更加“龙颜大悦”？
君为臣纲。古往今来，但凡做“臣子”的都喜欢揣摩“君主”的心理，凡事都想方设法讨领袖的欢心，这亦是人之常情。
时间紧迫，于是领导和教练赶紧分头做工作。好在住在同一家饭店，距离不远。贺龙亲自找徐寅生、张燮林谈话，他俩一口就答应了（后来有人指责他俩过于圆滑，渔樵认为这有失公允，元帅亲自出马找小兵谈话，何等体面，推己及人，搁谁身上恐怕也无法拒绝）。找李富荣谈话的是男队主教练傅其芳，这对于风华正茂、充满了罗曼蒂克情愫、一心一意想做容国团接班人的李富荣来说无疑是当头喝棒，他非常沮丧，吭吭哧哧犹豫了一会儿才答应。
第二天下午半决赛，庄则栋“胜”徐寅生，李富荣“胜”张燮林。晚上决赛，庄则栋以3比1“战胜”李富荣:21:15、21:5、19:21、21:17），成功登鼎。
——关于这一情节，叶永烈老师在《是是非非何智丽》一文中这样记载：李富荣说：“又没规定我要0比2输给小庄，难道我赢一局都不行吗？”“0比2”这一句肯定是叶老师记载有误（同样的错误不止这一处,86年亚运会、亚锦赛何智丽与焦志敏的两场女单决赛也写成了2比1）。众所周知，世乒赛（连同奥运会、亚运会）单项的单打比赛历来都是五局三胜制，而不是三局两胜制，直到2003年47届巴黎世乒赛实行11分制后，才改为七局四胜制。作为一名严谨的传记文学作家，为何偏偏在一个原本不应该出现差错的细节上出了错，并因为这么一个基本常识性的错误而屡屡招人诟病（主要是庄则栋的铁杆粉丝），被作为质疑“让球”之事真伪的论据，使得文章的说服力大打折扣，“让球”之事愈加云遮雾罩扑朔迷你，难道叶老师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迷，或者不是资深（细心的）球迷？
庄则栋终于登上了冠军宝座。皆大欢喜，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翻篇了。赛场风云，瞬息万变，至于将来两年以后、四年以后的事眼下根本来不及去考虑，也是摸着石子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至于叶永烈、徐寅生（包括李富荣本人在内）后来都说贺龙最初安排“让球”是为了让庄则栋实现三连冠，因为他年轻、有实力，想树他为典型。关于这一说法，渔樵则以为很值得商榷。当时李、庄作为中国乒坛“南北二虎”，实力旗鼓相当，而且李还比庄小两岁，与“因为庄年轻、有实力，所以树他为典型”的说辞明显自相矛盾。26届贺龙匆匆忙忙安排庄则栋当男单世界冠军，主要考虑的应是“领袖的感受”，与“祖国荣誉”没有什么关系。
到了1963年布拉格27届世乒赛，李富荣、王志良、张燮林、庄则栋四名中国选手会师男单半决赛。因国际乒联有规定，单项比赛，连续三届或有间隔的四届获得冠军者，可以得到一座复制的奖杯，归个人永久保存，事物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此时领导自然而然就有了新的想法，让庄则栋朝这个目标奔。遂又依瓢画葫芦，再来做李富荣等人的工作，这回事关“祖国荣誉”，小李等人唯有再作“牺牲”。于是半决赛李富荣“胜”王志良，庄则栋“胜”张燮林；决赛庄则栋“胜”李富荣，蝉联冠军。到了1965年卢布尔雅那28届世乒赛，李、庄二人又打进了决赛，这下太好了，水到渠成,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小庄（当然不止是庄则栋）终于如愿以偿，第三次登上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宝座。
三届世乒赛，除了三次男单决赛“让球”给庄则栋，两次男双半决赛李富荣也曾奉命“让球”。27届世乒赛他和王家声让给了张燮林、王志良；决赛时，庄则栋、徐寅生组合也让给了张燮林、王志良。因为张燮林作为“秘密武器”在团体赛中立了大功，三个单项的比赛亦很出色，应给予“奖励”。28届世乒赛，李富荣和王家声让给了庄则栋、徐寅生，另一场半决赛周兰荪、余长春则让给了张燮林、王志良，决赛时张、王组合又以0比3匆匆让给了庄则栋、徐寅生。此一时已非彼一时，张燮林在团体赛中的表现不如上届扎眼；而徐寅生已今非昔比，因去年（64年）秋天一篇《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的讲话大红大紫，受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应予重点“照顾”。
——平心而论，徐寅生給女乒上的这一课确实非常出彩，至于一炮打响誉满神州对他而言亦是“无心插柳”。
如果为了“祖国荣誉”，完全可以让张燮林、王志良组合蝉联男双冠军，并在下届世乒赛上完成三连冠，得到一座复制的伊朗杯，而按当时中国男双的群体实力，实现这一目标犹如裤裆里摸“卵子”——手到擒拿，但领导并没有这么做，他们经过认真仔细的考量得出结论，认为让领袖“开心”（由徐寅生捧伊朗杯），远比“祖国荣誉”（张燮林、王志良实现三连冠）更重要。
李富荣这两次男双“让球”是否与贺龙元帅有关？63年贺龙没去布拉格，65年他也没去卢布尔雅那，可能是代表团领导自作主张，也有可能是贺龙电话“遥控”或事先安排。没有史料佐证，不便妄下结论。但对于李富荣而言，“倒霉”却不言而喻，27届世乒赛为了犒赏功臣，把男双冠军给了张燮林，他没赶上，被“牺牲”了；28届男团决赛他立了头功，成了大功臣，按说该犒赏一回了，却神差鬼使，去年冒出一篇《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的讲话，出尽了风头，上峰早把伊朗杯锁定给了徐寅生，他即使贡献再大也只能在男双这个项目继续做“伴郎”。
后来国人都以为李富荣只是单打顶尖高手，其实他双打的能力也超强，曾四次获得全国男双冠军（60年、61年与庄则栋，62年与王家声，65年与徐寅生），一次混双冠军（61年与韩玉珍），他的双打成绩，尤其是男双（和谁都能配），晚生后辈还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上世纪60年代初赫赫有名的中国乒坛五虎，容国团拿了一届世乒赛男单冠军，庄则栋拿了三届男单冠军和一届男双冠军，张燮林拿了一届男双冠军（71年31届世乒赛又拿了一届混双冠军），徐寅生拿了一届男双冠军，唯独李富荣从未染指过个人（单、双、混）金牌，裸奔。故有球迷戏说道：李富荣男单做“伴郎”，男双亦做“伴郎”，三届世乒赛共当了五次“伴郎”，实乃“潜规则”的最大“牺牲者”，堪称国乒有史以来第一“悲情小生”。竟技体育终究要用成绩说话，所谓成王败寇，你即使身怀绝技武功盖世，会“黯然销魂拳”，会“降龙十八掌”，也没有人承认你是武林霸主、无冕之王。
1973年9月1日,庄则栋得到了一座由国际乒联颁发的复制的圣勃莱德杯。令人遗憾的是，“让球”的始作俑者贺龙元帅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已于69年6月9日含冤去世。
“伴君如伴虎”。
毛泽东这位旷世巨人始终“阶级斗争念念不忘，路线斗争警钟长鸣”，一生“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只要认定对自己有威胁（其实这种威胁大多数时候并不存在），该出手时就出手，即使你平日一直小心翼翼对他毕恭毕敬曲意逢迎也毫不留情。1975年6月9日，党中央在八宝山为贺龙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笔帐总得有人扛，于是便记在了此时已成为孤魂野鬼的林彪头上，反正死无对证。后来“老先生”仙逝，审判“四人帮”，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贺龙在内）的罪名自然又转嫁给了江女士。袁腾飞老弟说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其实答案早有啦，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如何直面毛泽东，直面人民共和国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真相，看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4
“让球”之事本是高端机密，为何民间几十年来一直传得沸沸扬扬?
问题恐怕还是出在几位当事人的身上——
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当时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血气方刚，世界大赛让了球，心里或多或少会有些不平衡，感到窝囊（一些回忆录文章总里说这几位“愉快接受”纯属扯蛋），回到上海家中，关上门，和父母至亲谈及此事稍稍发泄一下完全有可能，临了他们一定会关照自己的父母，“这桩事体你们晓得就可以了，可千万不要到外头瞎讲八讲”。可是他们的父母也有自己的兄弟姐妹至爱亲朋，不可能憋得住，再说凭白无故地叫自己的孩子让球，这几位做父母的（尤其是做母亲的）心里多多少少也会有些不平衡，总觉得亏得慌，而上海人向来就怕吃亏。当然，说完了她们肯定也会再三叮嘱，“这桩事体你们晓得就可以啦，性命交关，勿好到外头瞎讲哦”。这些喜欢八卦妈妈阿姨们也有自己的好友闺蜜小姊妹，根本也屏不牢，于是“秘密”呈几何式的继续扩散，就像晚期肿瘤患者体内的癌细胞，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到半年时间，整个上海滩人人皆知。各个版本虽略有不同，但核心内容并未走样，即北京的庄则栋夺冠全靠几位上海哥们保驾护航。
——1962年，渔樵刚上小学二年级，就从隔壁邻居大姐姐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上海滩之所以成为“让球”秘密向外扩散的策源地，绝非偶然。
上海人为人处事向来是精细大于精明，细小的地方特别较真，这种较真往往让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很难理解，并成为诟病上海人的一个基本理由。上世纪60、70年代，上海的居住条件很差，八九个平方的厨房四家共用，晚上做饭时一定同时亮着四盏灯，因为四位家庭主妇彼此心里都明白，“借光”是一件很坍台的事，宁可多花几分钱也丢不起这份人。昨日对门王家外婆60大寿，端来了一碗大排面，下个礼拜天我家包荠菜猪肉馅大馄炖，一定会还回去一碗，这是必须的，“阿拉”可不能欠别人的人情。虽然不占人便宜，但也不肯吃一点点亏。譬如上个月底你借了我5块钱，说好了本月6号发工资还，今天已经8号了还没有动静，见了面就会婉转地提醒，“张家姆妈，我讲给侬听，明朝阿拉阿二头学堂里去春游，每个人要交两块洋钿呢，偏偏这两天我手头又紧，其实西郊公园嘛又不是没去过，有啥意思。”收了钱还会客套一句，“真不好意思，我不是成心和侬讨账的，其实隔壁邻居几块钱无所谓的，谢谢啦”。到了小菜场，上海妈妈阿姨们讨价还价的本领当数全国一流，冷不丁还从口袋里摸出一杆弹簧秤，笑眯眯地说，“不对呀，你这菠菜怎么少了一两啊？”弄得脸皮薄的菜贩子恨不得立马找个地缝钻进去。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既不肯吃亏也不占便宜，实实惠惠，不打肿脸充大头。丁是丁卯是卯，亲兄弟明算账。上海旧式弄堂里邻里之间向来很和睦，矛盾较少，可能与这种注意细节讲究实效的处世之道有一定关系。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让球”的始作俑者，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上海滩一群“不肯吃亏”的妈妈阿姨们居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小道消息”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就像76年追查“政治谣言”，人人都在传，人人都在讲，想查出源头却如同大海里捞针，难上加难。
5
尽管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官方对此却一直讳莫如深，几位当事人公开场合更是三缄其口。几十年年过后，正是这几位当事人的亲口叙述使历史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徐寅生在其《自传》中承认“让球”确有其事，但这样做是为了“祖国荣誉”，“没有一点私心”，又说运动员是国家培养的，为了国家利益个人做出牺牲理所当然，无怨无悔，口气与他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身份倒也十分吻合。但他始终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刻意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相当一部分“让球”，如26届世乒赛男单决赛，27、28届男双决赛，36届全部五个单项决赛，38届男单决赛，37、39届混双决赛……等等，与所谓“祖国荣誉”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张燮林的观点比较中庸，说“让球”有时是为了“祖国荣誉”，但是有副作用，玩多了给上下级之间、教练与队员之间、教练与教练之间、队员与队员之间带来了不少矛盾，很多时候是得不偿失。总之，是负能量大于正能量。
无官无职亦无牵无挂的庄则栋则率真了许多，也不像当年那样“谦虚”了，他在接受陈鲁豫小姐访谈时说，上级安排“让球”有这么回事，但是即使李富荣不让他也肯定会赢，因为他与李之间的交锋历来胜多负少。庄唯恐人们置疑他世乒赛三连冠的含金量，为证明自己枉担了“让球”的虚名还特地举例说明：65年全运会男团决赛、66年全国锦标赛男单决赛，两次国内重大赛事他都赢了李富荣；另外庄还告诉鲁豫，他不仅是世乒赛三连冠，而且还是全国赛（64年锦标赛、65年全运会、66年锦标赛）和队内测试赛的三连冠。
2005年5月，上海48届世乒赛期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李富荣接受了上海《新民晚报》记者的采访——
（众所周知，在第26、27、28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李富荣三次在单打决赛中遭遇庄则栋，三次让球给对方。而采访李富荣前，一名乒乓界人士告诉我，在双打比赛中，李富荣与王家声搭档，也两次让出世界冠军，分别成就了张燮林、王志良组合和庄则栋、徐寅生组合。前前后后，李富荣五让世界冠军!——新民晚报记者)
“没能获得过男子单打的世界冠军，是平生憾事，但现在想这事，我的心情已经非常平静。当时，庄则栋和我并称‘南北两只小老虎’，球技上各有千秋，水平也没多大差别。”“庄则栋当球员时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两人的关系也很好。他这个人，在业务上肯钻，爱琢磨，一会儿尝试这样的打法，一会儿尝试那样的打法，常常有新的发现。他训练刻苦认真，临场也敢打敢拼，能发挥水平，当时的打法也先进。所以，我到现在依然觉得，庄则栋确实是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之一。”
“现在想想‘让球’，似乎显得不可思议，但这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多年来，有很多记者问我，如果我和庄则栋真打的话，是不是会连续三次输给他，记得有一次我这样回答，‘如果彼此真打，我当然会有机会赢’。平时，我与庄比赛有输有赢。”
（当记者问李富荣：“你三次让出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甚至连努力拼搏都不允许，对此你是否感到委屈？”李富荣豪爽地大笑起来，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他的目光，落在了远处的地平线……）
“我不委屈，真的。虽然我遇上庄则栋，总要让给他。但别的选手遇到我的话，也要“让球”。这是当时乒乓界的规矩。比如说，我的战友湖北选手胡道本，他就三次‘让球’给我（指26、27、28三届世乒赛男单八进四——渔樵）。那时总认为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有一种当‘驯服工具’的感觉。这些，如今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太理解。”
“现在，有很多人记得我让了世界冠军，让给了庄则栋他们，但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曾经让球给我的胡道本。再想想那些默默无闻的陪练、教练呢？与他们相比，我幸运多了。”
(李富荣“让球”之后，中国乒乓球界还传出几次“让球风波”。比如，何智丽的新德里事件，又比如，刚刚过去的雅典奥运会上，王皓和王励勤之间的那场半决赛，也被外界怀疑是“让球”……当记者问道“你如何看待让球这一敏感话题”时，李富荣谈了他自己的想法。）
“‘让球’这个问题，是历史的产物。对‘让球’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思想看法，也经历了一些转变。到现在为止，我的想法是：一、现在不能按照传统思路，毕竟时代不同了，不能完全照搬；二、归根到底，集体主义精神要坚持和发扬，我们还是要以国家荣誉为重。”
该访谈全文刊登在2005年第9期《乒乓世界》，虽然篇幅不长，但提供的信息量颇多：
一、李富荣的言谈神态流露出对男单世界冠军的款款深情和无限向往。
“是平生憾事……”“如果彼此真打，我当然会有机会赢”。记者问：“你三次让出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甚至连努力拼搏都不允许，对此你是否感到委屈？”李豪爽地大笑起来，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他的目光，落在了远处的地平线……斯情斯景，令人动容。
二，李富荣对庄则栋的评价相对客观公允。
“我们两人的关系也很好。他这个人，在业务上肯钻，爱琢磨，一会儿尝试这样的打法，一会儿尝试那样的打法，常常有新的发现。他训练刻苦认真，临场也敢打敢拼，能发挥水平，当时的打法也先进。所以，我到现在依然觉得，庄则栋确实是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之一。”
相对于庄则栋急于证明自己而旁引博引，滔滔不绝；李显得从容淡定，极有分寸，从头至尾没有一句贬低当年的发小、队友兼对手，颇有几分“事已至此，功过是非自有世人评说”的绅士风度。
另外他主动“揭秘”胡道本曾让自己三次，体现出对历史和队友的尊重，做人亦算有品。
三、李富荣心胸豁达，拿得起放得下，还有点阿Q精神。
“没能获得过男子单打的世界冠军，是平生憾事，但现在想这事，我的心情已经非常平静”。“有很多人记得我让了世界冠军，让给了庄则栋他们，但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曾经让球给我的胡道本。再想想那些默默无闻的陪练、教练呢？与他们相比，我幸运多了。”
这些话多少有点言不由衷。胡道本不是一线球员，实力与李富荣有差距，本不需让，这个“虚名”担得有些大。人一旦做了官，公共场合难免会说些官话、套话和假话。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遇事看得比较开，能即时调整并平衡自己的心态。失去的终究失去了，不可能推倒重来，一味纠结也于事无补，老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折磨自己，那可是一点也不合算，只能有损于健康。
四、领导层的“让球观”略有调整，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改变。
尽管曾经“让球”当“驯服工具”的感觉刻骨铭心，大大的不爽，“一，现在不能按照传统思路，毕竟时代不同了，不能完全照搬。”但他还是坚持，“二，归根到底，集体主义精神要坚持和发扬，我们还是要以国家荣誉为重。”
这篇访谈已成为探索李富荣的心路历程及研究国乒“让球”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6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乒乓球还处于起步阶段，水平不高，大赛中成绩平平，那时候没有“让球”一说，因为没有这个本钱。
1959年多特蒙德25届世乒赛，容国团一马当先勇夺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中国乒乓球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水平迅速提高。两年后恰逢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作为东道主中国队采取了“人海战术”，共派出60名选手参赛，人多而且水平不低，所以在五个单项的比赛中自己人相遇的几率很高，这就为“让球”的出炉问世提供了绝佳的平台。
不可否认，“让球”的初衷是为了“国家利益”——即尽可能争取好成绩，如26届女单比赛年轻队员韩玉珍（八进四）、王健（半决赛）先后让给主力队员邱钟惠，女双半决赛韩玉珍、梁丽珍让给邱钟惠、孙梅英。因为领导认为，由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参加决赛获胜的把握可能会大一些。结果女单赢了，领导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很高明；女双输了，领导一声不吭，没了下文。
问题在于，竞技体育有着自身的规律，淘汰赛的原则就应该是优胜者出线进入下一轮。谁又敢说如果由韩玉珍进入女单、女双决赛就一定会输球？
问题还在于，在中国有很多事情，原本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做着做着就会变味。如26届进入男单半决赛的四名选手都是中国人，按说冠军已经到手，后面比赛领导完全可以撒手不问顺其自然。此时若再安排“让球”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其实像毛泽东这么一位旷世巨人，心胸博大海阔天空，只要男单冠军是中国人，他老人家根本不会在乎最后奖杯上刻下的名字是“庄则栋”还是“李富荣”，虽然他在观看男团决赛时情不自禁地夸了庄一句“小祖宗”。
同样，毛泽东高度赞扬徐寅生《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的那篇讲话也是就事论事，有感而发，气吞山河志在解放全人类的老人家决不会在乎28届伊朗杯继续刻上“张燮林、王志良”的名字，还是换篇，刻上“徐寅生、庄则栋”。
是不是有点“以凡人之心，度伟人之腹？”
——作为当今“万岁”，不会为此类“区区小事”改变对“臣子”的基本看法，顶多一笑置之。到时候该干嘛还干嘛，绝不会念及这等芝麻绿豆而心慈手软放你一马。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竞技体育事业还落后，乒乓球是唯一拿得出手的项目。上层建筑对它格外重视，非常关心，乃至关心过度，拿它说事，甚至“以公带私”，也在所难免。况且中国的竞技体育是举国体制，各运动队的衣食住行、训练比赛，医疗科研等均由国家全程投入，大包大揽，根据经济学谁投资谁当家的基本游戏规则，既然是国家出钱培养了运动员（国家是董事长），凡事当然由国家的代表领导说了算（领导是总经理）。而通常普天下的领导都认为自己是诸葛亮，站得高看得远，考虑问题诸事周全。那个时代又强调“思想先行”、“政治挂帅”，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动辄上纲上线，运动员（好比员工，甚至连现在末流的员工也不如，连个跳槽的机会都没有）即使对领导的安排有意见，谁也不敢公开提出异议，你若不听话，轻者找抽，重者死翘翘。于是“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光荣传统”，或曰“潜规则”，薪火相传，乐此不疲，反复上演。
7
由于“文革”动乱，中国乒乓球队队放弃了29、30两届世乒赛。
待到1971年3月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李富荣已经29岁了，虽然入选男团阵容，但出场不多。中国队“如履薄冰”、“步步惊心”，时隔六年再捧斯韦思林杯，全仗李景光、梁戈亮两位年轻选手出了大力。
男子单打，李富荣第一轮轻松过关，第二轮以3比0淘汰了30届男单亚军、西德名将绍勒尔；第四轮激战5局，以3比2战胜匈牙利主力约尼尔（约尼尔和克兰帕尔合作本届获男双冠军，33届获男单冠军，并与盖尔盖伊合作再获男双冠军），第五轮以1比3负于上届冠军、日本选手伊藤繁雄，止步八强。个人成绩排在获得男单第三名的郗恩庭之后，列队内第二。
赛场外，庄则栋邂逅美国选手科恩，本属“无心插柳”，却不料“歪打正着”，由此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庄则栋因此深受毛泽东夫妇的赏识，成功转型，跻身政坛。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庄当了团长，李是排名第一的团员，再一次扮演了庄则栋的“伴郎”。
1973年萨拉热窝32届世乒赛，31岁的李富荣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运动员的身份（教练员兼运动员）出征世界大赛。他已廉颇老矣，未能入选团体赛。男单进入十六强，仅次于获得冠军的郗恩庭，仍排队内第二。
26、27、28、31、32，五届世乒赛，前后十二年，李富荣每次成绩均列队内第二。
1974年，李富荣接替徐寅生出任中国男队主教练，由优秀运动员成为教练员，他走了一条体育界常规之路。同年9月，庄则栋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又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成为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新贵。庄平步青云喜出望外，自然饮水思源感激涕零，所谓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第一夫人”亲，于是翻云覆雨，随心所欲，将国家体委经营成了“四人帮”卵翼下的独立王国。
师兄的“堕落”，李富荣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也恨在胸中。为人耿直的他和徐寅生、郑敏之、郭仲恭等队友及跳高运动员郑凤荣、记者王鼎华联名写了一封信，向中央反映庄的“倒行逆施”，结果招来报复，差点儿与徐寅生一起被“流放”崇明。
“道不同则不相与谋”。昔日日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加生死弟兄，如今南辕北辙，渐行渐远，形同陌路，相忘江湖……
8
1975年2月，加尔各答第33届世乒赛，中国队时隔十年，又一次双获男、女团体冠军。
1976年8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倒台。不久，庄则栋锒铛入狱。
1977年4月，伯明翰第34届世乒赛，中国队再接再厉，蝉联男、女团体冠军。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外交局面的拓展，国乒“让球”也与时俱进，在新形势下有所创新发展。
为了将“乒乓外交”继续发扬光大，三届（32、33、34）世乒赛，中国队对外至少让出了五个半世界冠军：
32届世乒赛女双决赛，林美群、仇宝琴将冠军让给了日、罗组合，滨田美穗、亚历山德鲁。
33届世乒赛女双决赛，林美群、朱香云将冠军让给了日、罗组合，高桥省子、亚历山德鲁。
33、34连续两届世乒赛女单决赛，张立将冠军让给朝鲜选手朴英顺。
34届世乒赛男单决赛，郭跃华将冠军让给日本选手河野满。
34届世乒赛女双决赛，朱香云、魏力婕将冠军让给了中朝友好组合，杨莹、朴英玉（算半个）。
这一时段，“让球”的对象是日本，当时中日刚建交，正值蜜月期，所谓“新箍的马桶三日香”，我们还在报刊上一再声明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收回北方四岛（即南千页群岛）的“正义主张”。朝鲜，关系中断了三年之后已恢复来往，小别赛新婚。以及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曾有球迷开玩笑说，可惜美国乒乓球队的水平太低，烂泥扶不上墙，如果他们争点气，也能打进前八，或者半决赛、决赛，我们肯定也会让他们弄个世界冠军当当。
我们自以为玩得潇洒，十分过瘾，不料国外同行却嗤之以鼻，外界媒体纷纷提出批评，弄得声名狼藉。而且被让的“朋友”也不领情，朴英顺回国后，如同民族英雄凯旋归来，登上彩车，平壤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当地报刊却把站在亚军领奖台上张立的照片拍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谁是对外“让球”的始作俑者呢？可以透过一些蛛丝马迹作一分析。1971年31届世乒赛，中国队重返乒坛，出发前周恩总理来亲自制订了著名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八字方针。从名古屋归来后，因男单第四轮郗恩庭3比0淘汰了朝鲜头号主力朴信一，不顾及“中朝友谊”，代表团领导因此受到总理严厉批评，总理还派赵正洪等人带着郗恩庭飞往平壤，当面向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首相“负荆请罪”。如此小题大做，连人家老金同志也颇感意外，说运动员当然想为国争光，小郗没有错啊。1973年32届世乒赛，仇宝琴、林美群闯进了女双决赛，比赛刚要打响，驻当地领事馆的一位同志匆匆赶到现场，传达国内急电，这场球必须让给对手。这个电话难道是王猛（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个人的意思？推敲一下级别似乎又不够，而且这般婆婆妈妈的做派不太符合他（原38军军长）豪爽粗犷的军人性格。
有一件事很令人玩味。34届世乒赛男单决赛时，身为中国男队主教练、郭跃华场外指导的李富荣居然老是为对手河野满加油鼓掌，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弄得现场的记者口呆目瞪。究竟是习惯成自然，还是自我调侃故意玩一把黑色幽默，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发泄自己心中淤积多年的的不满？也搞不大清楚，遂成为那届世乒赛一大花絮。
1979年，各行各业开始拨乱反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乒乓球队东征平壤第35届世乒赛。此时已是总教练的李富荣踌躇满志，拿出了全线出击的势头，准备大显身手一展宏图。不料事与愿违，他的辛劳付出并没有得到回报，中国男队铩羽而归，团体赛两负匈牙利，男双未能进入决赛，男单决赛郭跃华因腿部肌肉拉伤弃权，只有梁戈亮拿了混双半块金牌，输得“只剩下一条裤衩”。李富荣当场立下军令状：“没什么大不了的，胜败乃兵家常事。两年后咱们再来，不夺回冠军我立马下台！”
男单第三轮，黄亮对阵东道主选手赵永浩。打到第四局，赵永浩一个明显的界外球，裁判却判为“擦边”。也许是团体冠军丢了，心情郁闷；也许是老当东郭先生却好心没好报，大李同志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于是提出申诉，大闹平壤，为了这么点芝麻绿豆大的事儿两家互不相让，搞来搞去，导致停赛17个小时。至此，早已变了味的“友谊第一”终于寿终正寝，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9
此后两年，李富荣卧薪尝胆，厉兵秣马。
1981年4月，中国队以全新的主力阵容亮剑诺维萨德第36届世乒赛。男团决赛的对手还是匈牙利。李富荣启用谢赛克、蔡振华、施之皓三名平均年龄才二十岁的年轻小将，结果中国的“三驾马车”踏破了由克兰帕尔、约尼尔、盖尔盖伊三位平均年龄为三十岁的老将守护的布达佩斯城墙，夺回了在两年前平壤丢失的斯韦斯林杯。
全部启用新人角逐男团冠军，60年国乒历史仅此一例。李富荣运筹帷幄胆气过人，这也是他执教生涯中最神来之笔。他的气魄和胆略，继任者还无人超越！
中国队“横扫千军如卷席”，继获得男、女团体冠军后，又包揽了五个单项的冠、亚军，这一辉煌战绩空前绝后。（之后的天津第43届世乒赛未能会师男双决赛，大阪第46届世乒赛未能会师混双决赛，从46届开始团体赛与单项赛分为隔年举行，已经不可能同时获得七项冠军。）南斯拉夫的媒体惊叹：当年那个“美男子”加“轰炸机”又回来了，而且雄风不减当年，愈加风流倜傥，他把世界锦标赛变成了中国锦标赛。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尽管中国的战绩辉煌，李富荣功勋卓著，但队内“让球”的现象非但阴魂不散，而且进一步蔓延，在本届世乒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五个单项的冠军全部由代表团领导幕后操纵。
五个单项决赛对阵形势如下:
男单：郭跃华VS蔡振华；
女单：童玲VS曹燕华；
男双：李振恃、蔡振华VS郭跃华、谢赛克；
女双：张德英、曹燕华VS童玲、卜启娟；
混双：谢赛克、黄俊群VS陈新华、童玲。
按说冠军已稳入中国队囊中，“祖国荣誉”已经到手，让队员们自由发挥即可，谁拿金牌都一样。不料领导们却好端端的无事生非，本着照顾郭跃华（34届男单决赛奉命让给日本选手河野满，领导欠他一个人情）李振恃（即将退役）、张德英（即将退役，女单半决赛她奉命让给了削球手童玲，因为担心下面一场半决赛曹燕华万一打不过韩国的李寿子，由童玲“以柔克刚”在决赛中把关，领导也欠她一个人情。幸亏曹燕华3比2艰难地赢了李寿子，不然女单决赛童玲对阵李寿子八成是凶多吉少。）三位老队员、兼顾谢赛克、蔡振华、曹燕华三位团体赛中立了大功的年轻队员，以及单项冠军每人只能拿一个的三项基本原则，让郭跃华、童玲、李振恃和蔡振华、张德英和曹燕华、谢赛克和黄俊群依次登上了五个单项冠军的领奖台。不得不佩服代表团领导这种独具匠心出神入化的巧妙安排，5乘4加2共有22个答案，只有这一种解法能符合以上三项“基本原则”，恐怕就连当时的大数学家陈景润先生与如今最先进的苹果电脑也会自叹不如。
这次队内“大让球”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极具“中国特色”，1981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厂矿企业实行的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人都上班，大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工资奖金福利待遇都一个样。单项世界冠军每人只能拿一个的“原则”（雨露均沾、面面俱到，能照顾的尽可能都照顾到），就是当时社会思潮在体育界的集中反映。
——后来连续夺得37、38两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的曹燕华在其自传《属虎的女人》中写道，36届女单决赛是领导叫她让给了童玲。为此曹燕华85年退役时，甚至还当面戗过挽留她再打一届世乒赛争取来个三连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我不打了，若不是你们36届叫我让球我已经是三连冠了！”
——获得36、37两届世乒赛男单亚军的蔡振华后来也多次爆料，他曾经“两次”把世乒赛男单冠军让给了郭跃华。有时又说只让了“一次（36届）”，37届是因领导违约自己生气而输球，前后自相矛盾，这暂且不论。问题在于蔡对自己当年毫无意义的“让球”，在公开场合一直表现出“无怨无悔”，几次三番，在谴责何智丽“喊冤”的同时，口口声声“我们的运动员是祖国培养的，应该服从组织（让球）的安排”。分明装萌卖傻，其实他比谁都清楚，冠军姓郭还是姓蔡，与“祖国荣誉”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由于带兵有功，“教”而优则仕，36届刚结束(1981年5月)，李富荣出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1990年“扶正”任训练局局长。
“让球”玩多了，早晚也有玩砸锅的时候。仅举一例，1981年9月吉隆坡,第二届世界杯赛,郭、谢、施（之皓）全都打进了半决赛,因教练组考虑到谢赛克五个月前在世乒赛男团决赛对匈牙利时曾经上演帽子戏法豪取三分，士气正旺，进入决赛似乎更为有利，于是便安排第一届世界杯和36届世乒赛双料冠军郭跃华“让球”，结果玩大发了，弄巧成拙，谢赛克决赛时输给了克兰帕尔，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金灿灿的世界杯被这位30岁的匈牙利老将捧走。
自摆乌龙远不止这一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1959年25届世乒赛容国团，1973年32届世乒赛郗恩庭，1989年40届世乒赛乔红，七轮的对手全是外国选手，没有一位队友为其“保驾护航”，照样拿了世界冠军。中国人做人堂堂正正，打球亦光明磊落。竞技场上真正的强者不需让，不用让，也不屑让！
60年代，李富荣三次给庄则栋当“伴郎”，一辈子与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无缘，可想而知，当时他内心一定很痛苦很纠结，背地里肯定流过伤心男儿泪。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70年代，李富荣担任教练后又因种种原因被动或主动地安排他的队员让球。到了80年代，身为体育官员的李富荣布置“让球”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一发而不可收，让年轻一代的球员继续痛苦纠结，继续流泪。李富荣本人也完成了从“让球”的最大受害者，到“让球”的具体操盘手，再到“让球”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这人生三部曲，悲剧？喜剧？真是一言难尽。
纵观80年代的“让球”，范围比60年代更广，牵涉的人也更多，如果说26届世乒赛让球乃是春苗出土，到了36届已长成参天大树。除了个别场次确实是出于战术考虑，为了更好地对付下一轮可能出线的外国选手，而大多数场次与“祖国荣誉”压根没有关系，譬如36届五个单项决赛，37届、38届女双决赛、半决赛，37届、38届、39届混双决赛、半决赛，86年汉城亚运会、深圳亚锦赛女单决赛，86年、87年世界杯决赛，等等，谁上谁下全凭领导个人好恶感情用事。
到了1987年新德里第39届世乒赛，上海姑娘何智丽终于“揭竿而起”，成为国球历史上反对“让球”的第一人，之后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令亿万国人瞠目结舌又恍然大悟，弄得国球形象大损，何智丽也为此付出了不能参加汉城奥运会的惨痛代价。88年汉城奥运会，焦志敏被迫“让球”与女单金牌无缘，于是步何智丽后尘亦负气离队。至此，队内“让球”的现象才有所收敛。
“让球”即假球，当今世界体坛，假球不是我们一家才有，因受利益驱动，或为名次、或为金钱、或为赌博，别人也会造假，尤其是足球界。但“让球”这块蛋糕做的如此之大，香飘四海，时间又如此之长，纵观全球恐怕独此一份绝无仅有。
国乒“让球”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时代风云、国际形势、体育体制，经济发展、民主进程等多种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球”乃专制蒙昧时代的产物，尽管它披着为了“国家利益”的华丽外衣，终究是造假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正视这段历史，让中国的竞技体育事业更健康、更纯净地向前发展。
10
1997年李富荣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1999年任体育总局副局长。从洛杉矶到雅典，六届奥运会，李富荣都是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他还先后担任过中国乒协主席和中国羽协主席。尽管与他“让球”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人在江湖，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要求他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也不公平，但总体而言小瑕不掩大瑜，他几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辛勤耕耘，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2004年底，李富荣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
晚年的老李，依然健康俊朗。他每天坚持体育锻炼，跑步、游泳、或者打网球。有时和一帮老友打计分赛，还挺较真，赢了眉飞色舞，输了就不开心，回到家里还给夫人“脸色”看。夫人说他有活回去了，就像一个老顽童。
晚年的老李，依然新潮时尚。他讲究生活质量，喜欢美食，爱穿品牌服装，用名牌香水，喝进口咖啡，看时尚杂志，头发永远乌黑呈亮。离开家乡50多年了，还是一位很有“腔调”上海“老克勒”。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李富荣、庄则栋、徐寅生、张燮林四位国球元老应邀做客央视《名将之约》，同住京城，平日却很少往来的战友终于重新聚首。往日的恩怨似乎已被忘却，值得缅怀的还是兄弟间那份情义。他们共同回忆当年驰骋沙场金戈铁马的青春岁月，谈笑风生，壮怀激越。
2013年2月7日，庄则栋病危时李富荣前去医院探望，病榻前老哥俩留下今生最后一张合影。人生如戏，五十春秋尘与土；人生如梦，悲欢荣辱云和月。
穿越时空隧道，倘若当年贺龙元帅内定的冠军是李富荣，在名古屋主动与科恩搭讪的也是李富荣，同样是“帅哥”的他人生轨迹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会像后来那样一步一个台阶，稳扎稳打，从普通教练员一直做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一帆风顺，几十年平平安安，阖家团圆幸福吗？无法预料，因为历史从来就没有“假设”。幸亏不是他。佛经云：“人生在世，总是有所舍有所得，得中有舍，舍中有得”。鱼和熊掌很难兼顾，得与失，荣与辱，成与败，七分靠拼打三分命注定。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庄则栋生前曾用这句话点评自己的人生，殊不知这八个字用在李富荣身上倒更为恰当。
最后，渔樵借花献佛，将大型电视系列片《苦难辉煌》的主题曲《相望》献给他所尊敬的李先生，献给为铸造国球辉煌做出奉献、为曾经的“让球”做出牺牲的几代乒乓人。
“你可否记得那棵山茶在寒冬开放,
向无言山冈送去阵阵花香。
我多想多想，
像它那样天各一方，
也能把你守望。
你可否记得那只白鸽用断翅飞翔，
穿越风雨飞向美丽地方。
我多想多想，
像它那样天各一方，
也能把你眺望。
你可否记得那首童谣在风中飘荡，
不需分辨就能抵达心房。
我多想多想，
像它那样飘过千山万水，
飘进你的梦乡。
你可否记得那抹曙光像火一样滚烫，
照亮山水把天地照亮。
我多想多想，
像它那样燃烧自己，
也要点亮梦想。
情相随，心相望，
让我陪你走四方。
情相随，心相望，
让我为你走四方。
情相随，心相望，
前面就是幸福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