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安城里的战斗
与临潼扣蒋行动发起的几乎同一时间，战斗在西安城里也打响了。担任西安城防司令的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和副旅长许权中指挥所部，迅速解除了宪兵一团、保安司令部、长驻省政府的宪兵和西郊飞机场的驻军武装，并占领了飞机场，扣留了作战飞机。炮兵团负责西安火车站方面的警戒任务，警备第三旅则奔袭咸阳，解除了万耀煌所部第二十五军两个团的武装。
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花园饭店及西北饭店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其中以西京招待所为重点。宋文梅回忆说：“（西京）招待所是人字形建筑，中间有一个客厅，建筑相当坚固。我们迅速解决了卫队的武装，把招待所内所有的人包括一切旅客都集合在大客厅内，让女眷仍留在自己的房内。……一直没有找到陈诚、万耀煌、邵元冲。后来在大厅后面的烧火室里找到马夫，得知陈诚未跑掉，是个矮个。后来班长汪国鑫找到陈诚，一查体高，只到汪的胸部，汪抓住陈诚的衣领，像抓小鸡一样紧迫地问我：‘营长！这是不是陈诚？’陈面色苍白，形容尴尬，因过分惊慌，躯体无力，俯首呆立……身体肥胖的邵元冲不听指挥越墙逃跑中了流弹，倒卧在革命公园东面，后抬至省医院死去。”《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8页。
当时正住在西京招待所203房间的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过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0―1950），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镇一个工人家庭。1928年12月，经苏联西伯利亚到达中国，任德国《法兰克福报》驻中国记者。1929年到达上海，认识了鲁迅等人。1932年协助宋庆龄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先后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1932年出版）、《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年出版）。1936年10月，史沫特莱应她曾经在上海保护过的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张学良处担任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的刘鼎邀请，从上海来到西安。在西安期间，史沫特莱曾和从西北苏区采访归来的美国记者斯诺亲切重逢，也曾为从国民党监狱里逃出的着名作家丁玲奔赴苏区而欣喜饯行。
史沫特莱用生动而形象的语言记述了自己12月12日清晨在西京招待所的经历：
这天夜里我不能入睡，没有脱衣服，通宵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站在窗前望着黎明前的破晓。晨光熹微，我听到一阵机关枪哒哒声和步枪的劈啪声大作。“好家伙，真干开了！”我想，“蓝衣社特务分子按既定方针行事了！”听到招待所里一阵飞跑的脚步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接着是喊声叫声大作，步枪射击声就在附近的地方，门窗破裂声，玻璃哗啦声，大祸临头、临死前的哀号惨叫声，女人的尖叫声，汽车引擎突然发动声，混成一片。
门外面有人在用枪托捅门。坐以待毙，我心不甘。我刚退到墙角里，就飞进三颗子弹，破门穿窗而出，玻璃粉碎，门扇捅开了一个洞，我听到几声“日本鬼子”的喊叫声，使我恐怖异常。“我的上帝呀！他们借口我是日本鬼子来杀我了！”
一个士兵的头从门洞里出现，鼓着眼睛，东张西望。我拼命用中国话喊：“我不是日本鬼子，我是美国人！”
背后有人把他踉踉跄跄地推进室内。一群年轻士兵跟在他后面，手里揣着步枪蜂拥入室，有的冲进洗澡间，有的捅破更衣室的门。接着又一窝蜂似的走出房间去敲打隔壁经理住的那间房门。但有两个兵留在房子里不走。
留在室内的两个兵开始在房里转来转去，突然间一个兵用枪托顶住我的肚子，逼我后退，靠墙而立；另一个兵把梳妆台里的东西都翻出来了，见啥拿啥，把我的眼镜盒、手电筒、电池等直往口袋里装，手舞足蹈地收拾我的羊毛衫和毛线衣。
逼我靠墙而立的那个兵随手掀开我床头上的枕头，我的钱包和所有的钱都在那里，他们两个欣喜若狂地扑过去抓住钱包就地分钱。一个兵拿我的水笔，一个兵拿我的铅笔划了一阵，之后把战利品塞进口袋，各人又从床上拿了一条毛毯，飞跑下楼而去。
我相信他们只是趁火打劫，一心在于抢东西，于是我摇摇晃晃地走进洗澡间拧开水龙头洗脸，然后坐下来，听到招待所里和附近一带不绝于耳的奇怪的吆喝声。兵大爷逢人冲杀横行霸道的事我在书本上念过，但在这一场西安事变中我才亲身体验了丘八胡来的滋味。这时，恐惧心理被好奇心战胜的我，战战兢兢地向大厅偷偷地看了一眼，然后又到隔壁房门外看了一眼，房间里两口大皮箱开着，衣服扔了满地。《历史现场》，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53―154页。
令史沫特莱感到十分震惊的是，她的一位朋友、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也有译作赫伯特.温施）在西安街头被警戒的士兵误伤致死。冯海伯博士于1936年7月，经刘鼎介绍来到西安，在七贤庄一号院开设了德国牙科博士冯海伯牙科医院。由于冯海伯在上海时曾为张学良将军诊治过牙疾，所以这所牙科医院受到了张学良的关照。邓中夏烈士的夫人李夏明从上海来到西安后，也在这所牙科医院里工作。李夏明回忆说：“我去七贤庄时已有牙医，他住在前院，每天给外面人治牙病，有两个外国人作助手和买菜烧饭。”《西安七贤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62页。
冯海伯的牙科医院成为红军在西安的秘密交通站和物资转运站。丁玲从上海来到西安，就在这里落脚，并由此前往苏区。斯诺由苏区采访归来后，也曾在这里和史沫特莱、丁玲等欢聚，庆贺采访苏区工作的圆满成功。
冯海伯博士的死亡过程，据美国作家珍妮斯.麦金农、斯蒂芬.麦金农所著《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所述，12月12日清晨，“当射击和抢劫平息下来时，德国牙科医生温施来到了（西京）招待所大门前。当年10月，史沫特莱是在他家里与丁玲和埃德加？斯诺重逢的。温施被阻，不许进入招待所。但他以八点钟与人有约为理由，坚持要进入，强行挤过门口的士兵，推门而入。士兵向他开枪，当场把他打死。史沫特莱马上与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的高级参谋王炳南取得联系。王炳南立即赶到现场处理此事。”《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中华书局1991年6月第1版，第218页。
12月19日，王炳南署名在新创刊的西安《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牙医博士冯海伯的葬期》的启事。全文是：“冯博士，德国犹太人，柏林大学毕业，1931年为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来中国。今春来西安，任张学良将军牙医顾问。得张氏帮助在西安开设牙科诊所。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克医治而亡。现蒙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抚协，弟等以同学关系除承办善后外，特选于本月21日上午10时安葬冯博士。冯博士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任欢迎。”《西安七贤庄》，第6页。
冯海伯被安葬在西安城南小南门外附近的一座小山岗上。
在西安城内的枪声逐渐平息下来后，坐落在西安绥靖公署北门的一些警察还在负隅顽抗。赵寿山回忆说：“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我即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限完成了任务。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41页。
西安城内的战斗全面结束，这无疑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感到欣慰。但是在战斗中发生的一些破坏纪律的现象，却引起了张学良的忧虑。在19年之后，张学良在回首西安事变时，仍发出了“惊杨（虎城）部之无纪律”的慨叹。《张学良遗稿》，第169页。
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通电
在临潼扣蒋行动和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西安街头出现了无数张刚刚印刷好的“号外”。这分编号为第一号的“号外”以《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为题，其全文是：“（一）为停止内战，已将蒋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省悟。（二）已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三）已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四）此后国是完全决诸于民意，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36页。
12月12日上午，由张学良和杨虎城领衔，向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各省主席、各绥靖公署主任、各地军界领导人，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和各学校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在宣言上署名的有：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有西北军将领孙蔚如、冯钦哉；有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被扣的军政大员朱绍良、马占山、陈诚、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等，共19人。《对时局宣言》全文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立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45―446页。
随后发布的第二号“号外”，以《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救国主张》为题，印发了《对时局宣言》中所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消息，和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传开后，古城西安成了沸腾的海洋。西安军民30余万人欢欣鼓舞地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城中心所在的钟楼墙体上悬挂起“八项救国主张”的标语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画。抗日救亡的口号声震撼着古城的上空。
张学良在签署《对时局宣言》后，即致电时任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中校参谋的解方，要解方和五十一军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解方（1908―1984），原名解沛然，曾用名解如川。吉林东平（今东丰）人。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年回国。1931年任天津保安队侦缉队主任兼戒严司令部检查处处长。1935年起任第五十一军参谋、副旅长、师参谋长等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解方在《兰州事变及其他》一文中回忆，张学良来电的“电文大意是，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虎城）主任合作，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3、213―214页。
电文还“命我转达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发表声明拥护八项主张，并立即切断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和南京政府的联系，把中央嫡系在兰州的军队、党部、公安部队一律缴械，将其主要人员看管起来等等”。
当时，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和该军第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第一一八师师长周光烈均在西安。留在兰州的只有军参谋长刘忠干和第一一三师参谋长窦光殿、第一一四师参谋长渠金秀、第一一八师参谋长刘嘉干。解方回忆说：“我急速把张学良发来的电文面交参谋长刘忠干，刘读电文大为震惊，赶紧把参谋处长张熙光找来，他们面面相觑之后沉默片刻，问我怎么办？我说这是张副司令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张熙光说：‘于军长和三个师长都不在家，怎么办？’我说：‘于军长在西安参加了张副司令发起的行动，于军长一向忠于张副司令，于军长在家也一定会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的。三个师长虽然不在，但是三个师的参谋长都在，根据平素考察，应该信任他们。’这样便决定立即把三个师的参谋长和张学良部驻兰州的联络参谋姚荫庭召来，开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张学良的电报，大家都表示拥护，接着研究了具体的行动部署，决定当日黄昏立即开始行动。因为当时军长、师长等主官都不在，兰州事变是由军和师的参谋长发动的，所以后来有人把兰州事变称为‘参谋造反’。”
这次所谓的“参谋造反”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干净利索。解方回忆说，当天“傍晚把部队调到兰州城郊，天一黑开始行动，分头抄了朱绍良的绥靖公署，缴了电台、密码和警卫部队的枪支；抄了甘肃省国民党党部、公安局及兰州的特务组织，把它们所辖的武装部队以及驻在兰州东郊的中央军第七军的炮兵团的武装统统缴械；把绥靖公署、省党部、励志社、军训委员会的头目都抓了起来，软禁在励志社里面，马上发表拥护张、杨将军八项主张声明并将情况报告张学良，同时开始了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4页。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的当日清晨，即亲自打电话要求驻防大荔一带的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要他迅速调动部队，抢占关中的东大门潼关。但冯钦哉却借故拖延，不服从调动，使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率部抢先占领了潼关，从而使关中东大门洞开，形成了对西安的威胁。
在西安事变发动的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致电中共中央，告知了事变发动的经过，并希望派负责人前来协助工作。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人和各地实力派领导人，说明了西安事变的原委、经过和主张，希望得到理解和响应。
张学良和杨虎城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他们除利用由杨虎城控制的《西北文化日报》印发号外，进行宣传外，还于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接收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机关报《西京日报》，创办《解放日报》，并于当天出版了《解放日报》第一期。解放日报从12月14日起，由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下设的宣传委员会具体领导。报社社址在西安小南门内的五味什字。总编先后为丛德滋和张兆鳞，陕西地下党组织派遣魏文伯、韩进等共产党员担任编辑。14日出版的《解放日报》第二期在头版的显着位置刊登了两则重要启事。一则是西京日报社启事：“本社自（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三日起停刊。所有本社一切社务及债权等，均完全负责交由解放日报接收。特此通知。”另一则是解放日报社启事：“由（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起，所有西京日报社一切社务及债权等，均由本社完全接收。特此通知。”《解放日报》从1936年12月13日创刊，到1937年2月10日停刊，共出版55期。
为了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于12月14日在西安电台发表了广播讲话。这一讲话的要点是：（一）整个中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蒋介石仍胶执内战式的“剿匪”主张，逮捕大批爱国分子，查禁救国刊物，以武力弹压爱国青年，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其主张的希望，不得不实行兵谏，望蒋能有最大的反省；（二）绝不是反对蒋介石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三）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四）向国人提出八项主张，要求共同抗日救亡。《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8页。
就在张学良发表广播讲话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决定撤销西北“剿总”，改设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董英斌任参谋长，并通电全国。临时军委设计委员会主任高崇民、宣传委员会主任郭维城。临时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洪舫、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高崇民、宣传委员会主任郭维城。临时军委会下设有参谋处（处长邓玉琢）、党务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处长应德田）、交通处（处长陈先舟）、军警督察处（处长孙铭九）、粮秣处（处长张政枋）等机构。
临时西北军委会成立后，即于当天决定重组陕西省政府，由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暂时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任命续式甫任财政厅厅长，任命李寿亭为教育厅厅长，原建设厅厅长雷葆华留任，并任命杜斌丞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随后向陕西省政府职员发表了讲话，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委、经过及重要意义。临时西北军委会还于成立的当天，即12月14日，决定成立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炳南等五人组织成立。民运指导委员会在当天召开第一次会议，推荐王炳南为召集人（主任），苏资深为组织部部长、敖明远任训练部部长、王子安任宣传部部长，宋黎任民众武装部部长。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日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明确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两位将军率先垂范，于13日即发布手谕，将西北“剿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和陕西省各级法院，及其他各军事政治机关所押之政治犯，一律开释。《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47页。
三天之后，即12月16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发出《释放政治犯的通令》，要求释放政治犯，《通令》全文如下：
查年来爱国志士青年，因激于救亡热忱，思想言行歧异之故，致身遭缧絏、坐陷囹圄者，不可胜数。略迹原情，殊深痛惜。现值外侮日亟，国亡无日，自应容纳各党各派，集中一切人才，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兹特规定释放政治人犯办法于下：
（一）凡政治人犯，一律释放，但有叛国行为之汉奸，不在此限。
（二）政治犯兼犯有其他罪名者，其他罪名，仍依法办理。
（三）凡应予释放之政治犯，未经发觉，或曾被通缉，未经缉获者，一律免予追缉；已经获案者，不论已否起诉，与已否判决，经讯明后，概予开释。
（四）凡经缓刑、假释、保外候讯，或送院反省之政治犯，一律予以开释。
（五）关于开释政治犯，应由原侦查或审判机关办理，但有不得已情形时，即由现在之羁押机关或监所办理。
（六）关于开释政治犯，如有疑义，应呈由本会核示。
（七）各机关、部队、法院、感化院、收容所，统限于令到十日内，办理完竣，并列表具报本会备查。合亟令仰该□□遵照办理，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并仰将奉文日期具报备查为要。此令。抄录自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第1版。
张学良、杨虎城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通令》下发后，一大批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被释放。其中有曾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赵伯平，出狱后他担任了重新建立的中共陕西省委下属的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兼省委党员训练班主任。曾任中共三原县武字区委组织委员的包森出狱后，任杨虎城部特务营第二连指导员。四年后，包森在冀东地区任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团团长时，与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展开了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威震敌胆。在国内几乎无人不知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就主要是以包森的事迹为原型而塑造的。
经张学良、杨虎城通令释放的共产党员，仅西安一地，就达180余人。
12月16日，为了响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民众救亡总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发起的西安各界民众大会，在革命公园召开。会场的主席台上方，醒目的悬挂着写有八项救国主张的横幅，会议由中共地下党员，时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北文化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宋绮云主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会后，又组织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
12月17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布组成抗日援绥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锡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志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临时西北军委会并将这一决定通电全国。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舆论沸腾，反应不一。为了说明真相，张学良于12月19日从西安向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发出一份声明。张学良并且希望弗雷泽将这份声明散发给其他外国驻华记者。这份声明的主要内容如下：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遗憾的是，张学良发给弗雷泽的这一声明，却被南京政府的新闻检察官员无理扣压，无法和公众见面。前文所引的声明，是出自张学良交给端纳的一份抄件，又由端纳交给斯诺的。但是，当这份声明的英文本与读者见面时，却是在10个月之后的1937年10月。又过了三个月，这份声明的中文本才随着《西行漫记》中文版在上海的出版而呈现在国内读者的面前。
12月20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表《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士书》（以下简称《告将士书》）。《告将士书》开章明义地指出：“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了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告将士书》坦荡磊落地表示：“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竭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告将士书》旗帜鲜明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士发出号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才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的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48―450页。
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使事变发生后的西安迅速稳定了局势。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下组织，也为西安局势的迅速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党政处科长、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宋黎出任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民众武装部部长；担任东北军学兵队中共党总支委员的任志远则在事变发生后，带领学兵队学员前往西京招待所了解被扣留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情况。
在事变期间为指挥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共地下党员许权中，在事变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第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与许权中一起被派赴独立旅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员方仲如。方仲如（1901―1983），陕西咸阳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8月，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任冯玉祥部国民联军第五路军政治处处长。1927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10月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同年12月被捕入狱。1936年出狱后返回西安。经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方仲如于西安事变发生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独立旅政训处处长。
曾长期和共产党保持着联系的杨虎城在事变发生后，更感到需要共产党员的帮助。他在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提出让曾在第十七路军和陕西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回西安工作的愿望。当时，南汉宸正在天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于12月23日致电南汉宸，指出：“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城极望兄回帮助。”“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9页。
接到指示后，南汉宸于12月25日离开天津，启程赶往西安。到西安后，他参加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政治设计委员会。他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处理公务的重要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