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景占魁和他的近著《阎锡山传》
景占魁，山西临汾市人，1943年8月出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被评为研究员，1995年被评为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共山西党史学会副会长、当代山西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山西近现代经济史和阎锡山。研究成果有专著《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山西通史·解放战争卷》、《阎锡山官僚资本研究》、《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通志乡镇企业志》，参与了《山西经济》、《山西人名大辞典》、《辉煌五十年山西》的编写工作。先后在《财政资料研究》、《基地建设研究》、《晋阳学刊》、《经济问题》、《史志研究》、《学术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论文90余篇。1995年和1998年应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邀请，前往讲学研究。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阎锡山，是一个经历相当复杂而又颇具特色的人物。他在近代中国史上经历过从清王朝到民国以及由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朝代更迭，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也卷入过北洋军阀混战，发动过倒蒋的中原大战，进行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他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推崇孔孟儒学，尊奉纲常名教，也留学过日本，接收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将它们加以借鉴应用；他不甘落后，力图进取自强，也对现存种种社会弊端表示了不满，想要对它加以克服改造，却又患得患失，不敢从根本上触动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是想用折中的办法对一些社会矛盾加以调和；他在振兴山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也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进行过一番努力，但同时，也给山西民众造成了不少灾难，并且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而不遗余力，不仅炮制了一套“理论”。还采取了相应的一些措施。
阎锡山一贯信守“存在即真理，需要即合法”的政治理念，奉行“中的哲学”，主张“公道主义”，理想“大同世界”。他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坛上，经过长期的历练，既成为了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政治家，又变得工于心计，精于权衡，善于应变，诡谲狡诈，反复无常。他联冯又弃冯，拥蒋又反蒋，抗日又联日，联共又反共。在民国政坛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因此，蒋介石既称赞他“态度光明，意志坚定”，却又揶揄他是“诡而不正”的“晋文公”；冯玉祥夸他是“革命元勋”，又骂他“背信弃义”，“不是个好东西”；日本人捧他是“有雄才大略”，“是中国的伟人”，又说他“老奸巨猾”，是个“难以揣度的人物”；毛泽东对他在解决西安事变和抗战中的积极表现曾予以了高度评价，但后来又把他视为“人民公敌”，列入了重要战争罪犯的名单。
阎锡山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在新与旧、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中，发生着大动荡、大变化，逐渐由旧变新，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个大转型时期。这期间，中国社会既经历了从封建专制王朝到共和的巨大社会变革，也经受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这种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必然地要作用并影响于阎锡山，他提出的种种主张及其所采取的措施，正是其从维护本集团和本阶级以及国家民族利益出发，通过观察、思考，反复权衡后，对这种社会变化作出应对的结果。因此，这种应对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并且这种应对对山西乃至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就不可能是全属正面的，或是全属负面的。而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一历史时期中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旧变新的艰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对于阎锡山的研究。也是对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正因为如此，所以，对阎锡山功过是非的评价，就有相当的难度。其实，只要把阎锡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及因此而产生的作用与影响，置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和社会前进的方向这个角度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分析，还是能够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的。作者正是本着此意，在本人以往对阎锡山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专家学者在这方面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撰写这部书稿的。
阎锡山，是一个经历相当复杂而又颇具特色的人物。他在近代中国史上经历过从清王朝到民国以及由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朝代更迭，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也卷入过北洋军阀混战，发动过倒蒋的中原大战，进行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他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推崇孔孟儒学，尊奉纲常名教，也留学过日本，接收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将它们加以借鉴应用；他不甘落后，力图进取自强，也对现存种种社会弊端表示了不满，想要对它加以克服改造，却又患得患失，不敢从根本上触动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是想用折中的办法对一些社会矛盾加以调和；他在振兴山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也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进行过一番努力，但同时，也给山西民众造成了不少灾难，并且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而不遗余力，不仅炮制了一套“理论”。还采取了相应的一些措施。
阎锡山一贯信守“存在即真理，需要即合法”的政治理念，奉行“中的哲学”，主张“公道主义”，理想“大同世界”。他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坛上，经过长期的历练，既成为了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政治家，又变得工于心计，精于权衡，善于应变，诡谲狡诈，反复无常。他联冯又弃冯，拥蒋又反蒋，抗日又联日，联共又反共。在民国政坛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因此，蒋介石既称赞他“态度光明，意志坚定”，却又揶揄他是“诡而不正”的“晋文公”；冯玉祥夸他是“革命元勋”，又骂他“背信弃义”，“不是个好东西”；日本人捧他是“有雄才大略”，“是中国的伟人”，又说他“老奸巨猾”，是个“难以揣度的人物”；毛泽东对他在解决西安事变和抗战中的积极表现曾予以了高度评价，但后来又把他视为“人民公敌”，列入了重要战争罪犯的名单。
阎锡山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在新与旧、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中，发生着大动荡、大变化，逐渐由旧变新，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个大转型时期。这期间，中国社会既经历了从封建专制王朝到共和的巨大社会变革，也经受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这种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必然地要作用并影响于阎锡山，他提出的种种主张及其所采取的措施，正是其从维护本集团和本阶级以及国家民族利益出发，通过观察、思考，反复权衡后，对这种社会变化作出应对的结果。因此，这种应对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并且这种应对对山西乃至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就不可能是全属正面的，或是全属负面的。而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一历史时期中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旧变新的艰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对于阎锡山的研究。也是对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正因为如此，所以，对阎锡山功过是非的评价，就有相当的难度。其实，只要把阎锡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及因此而产生的作用与影响，置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和社会前进的方向这个角度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分析，还是能够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的。作者正是本着此意，在本人以往对阎锡山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专家学者在这方面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撰写这部书稿的。在此，特向这些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限于作者的学养、史识水平，书中难免会有错讹和不当之处，尚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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