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教科书 初中数学教科书

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9集中,介绍了1977年邓小平拍板组织全国的力量编写新版中小学教科书的事。

看完电视剧,忽然想起来,十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1978年出版的初中第一册《数学》课本,而这本书正是我在1978年上初一时所用的教科书,毫无疑问,这就是当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新编的。

教科书封面


封底

毕竟是在1977年编写的教材,这些书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比如,1977年国家公布了一批简化汉字,尽管这批简化字后来被废止,但当时这些书中毫无例外地都用了简化字:


这是《目录》,其中“有理数的意义”中的“意”、“有理数的运算”中的“算”、“整式的加减”中的“整”,都是当时的简化字。

只是,这些简化字,在今天看起来是那么地别扭!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简化字,上面这张照片中还有2个,您发现了吗?



毕竟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就连当时的数学练习题,都极富那个时代的特色!

下面这篇文章转载自《1978年版中小学统编教材出生记》,详细介绍了当年教科书的编写过程:

一抹新绿泛早春——1978年版中小学统编教材出生记

200名教材“写手”聚京城

1977年初夏的一个黄昏,广西桂林某冶金系统国营工厂,俄文翻译张秉衡被叫到工厂领导办公室。

  “刚刚接到南宁来的电话通知,中央来急电点名抽调你去北京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明早就出发。车票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看来领导也被这来自中央的调令“唬”住了。

  去北京干什么,要去多久?领导一无所知,张秉衡也是一片茫然。他后来成为《日瓦格医生》中文版翻译者之一,是位优秀的俄文翻译家。文革开始前,他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俄语编辑室,编写了多年的中学教科书。1966年,张秉衡随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五七干校”下放到安徽凤阳劳动锻炼。1972年,干校宣布解散,人员重新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这家广西工厂,从事俄文翻译。5年很快过去了,正当他怀疑自己是否就要一直扎根在祖国南疆时,命运奇迹般地有了转机。

  当张秉衡赶回久违的北京,来到指定报到地点——北京西苑大旅社(今天北京西苑饭店),他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在忙碌着,那是人教社的老领导和老同事。看到大家脸上轻松的笑容,他似乎明白,自己要正式归队了。

  这批人在西苑大旅社安顿下来,之后陆续有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他们的队伍中。其中有原人教社的编辑,也有来自全国各大学、中学、小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大家都有几分兴奋,神秘地传递着一个内部消息,“是小平同志亲自批准调我们来北京的”。而来北京的任务则是,在一年多时间内新编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

  当时,中国大地刚刚平息十年动乱,亿万中小学生手中捧着的教科书却依然是文革时期的产物。

  “……通过计算,我们得知贫农张大伯被剥削的利息是33元。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不但用出租土地的方式剥削农民,同时还以放高利贷的方式吸吮贫下中农的血汗,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起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天堂,像张大伯这样遭遇的贫下中农何止千百万……(类似的文字后面还有数百字)”。今天的读者能够想象这就是当时学生们手里捧着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的内容吗?其实,这一时期的各种教科书都是如此,几乎每一章、每一节都会有大段这样与学科无关的内容穿插其间。而一些文科教科书如政治、历史、语文干脆就取消或者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课文。为了片面突出“联系生产实际”“为工农兵服务”,有的地方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化学部分讲土壤、农药、化肥,生物部分讲“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口猪”。至于学科的基础知识,则零星散乱,支离破碎。

  张秉衡和同事们收集来大量文革期间的各地教科书进行研读,一边翻阅,一边摇头。之前的十多年,国家教育系统被严重摧残,没有统一的课程和教材。各地革委会就各自为战,编出来五花八门的教科书。虽有少量严肃认真的作品,但更多的是在极左思潮下产生的“四不像”。最后,大家还是把目光投向距离“文革”最近的一套国家统编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3年编写完毕,曾被认为是建国以来体例最完备、质量上乘的教科书。可是,在“文革”爆发前两年,这套书就因为政治风云而停止使用了。至于“文革”爆发之后,这些以往的教科书更是被斥为“封资修大杂烩”,全部废弃。作为负责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的专业机构,人教社的全体人员被下放“五七干校”锻炼改造,之后又撤销出版社编制,人员分配到全国各地。

  面对这种状况,有良知的人不能听之任之,周恩来总理就曾经为此做出过努力。1972年,得知人教社被撤销建制,原来的社领导班子集体向总理写了一封信,直陈人教社存在的必要,恳请恢复建制。信辗转递到周恩来手中,他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马上指示有关部门着手恢复人教社。同年8月12日,国务院科教组发出《关于新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通知》并组成筹建组,回调编辑干部。为了不激起更大矛盾,特地用“新建”而不是“恢复”的名义,但筹建工作依然进展得十分艰难。直到文革结束,只调回原有编辑干部几十人,并且不准编写教科书。

  1977年初,邓小平再次复出。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针对基础教育,他指出:“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

  根据他的指示,教育部立即着手组织教材编写队伍,并请求中央批准从各地抽调大批有经验的专家、编辑干部。邓小平很快批准,“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一张张调令紧急发往全国各地,张秉衡和他的新老同事们从各自工作岗位赶赴北京。

很短时间内,200多人的编辑队伍集结完毕。

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浦通修,文革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是这次教材编写工作的“总指挥”。他后来撰文回忆:

  “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要的困难就是能解决吃住和办公的房子。我们几乎把北京城跑遍了,也没法给编辑干部们找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没钱啊,谁也不能让你白住。恰巧有一位领导人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召开,小平同志和一些国家领导人都去了。我冒失地闯到他面前,跟他说了这桩难事。他马上把北京市的负责同志叫过来,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事情就很快解决了。200多位干部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正因为这是件邓小平眼中“关键要紧的事情”,上上下下都极度重视。为1978年秋季开学的中小学生奉献一套全新的统编教科书,成为当时教育战线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副总理方毅亲自主抓,教育部为此还特聘了45名各学科一流专家作为教材编写顾问,包括苏步青、周培源、叶圣陶、吕叔湘、吴文俊等等,阵容空前强大。

  安顿下来后,编辑干部们很快分头忙碌起来。

  “无论家是否在北京,所有人都集中食宿,两三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我们这些人教社老员工还把家里大量的藏书带来,每天几乎都在翻书查资料写教材。大家似乎都想把憋了十几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当时在历史编写组的人教社老编审王宏志说。

  很快,新的难题又摆在大家面前。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个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这在历史、语文、政治、地理等文科教材的编写中,又是无法绕开的。

  “落笔之前的总体编写原则,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很多原则问题没法解决,需要请示。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与中央高层统一意识。”王宏志说。

  于是,大家起草了一份《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针对儒法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路线、历史教材的下限等问题,向中央进行请示。邓小平很快批示“原则同意”。特别在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他尤其强调:“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这份《意见》及相关的批示,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参考文献。

  但当时毕竟是“文革”刚结束的1977年,政治气候还有些“乍暖还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极左”思潮的烙印还是可见。比如,在最后定稿的历史教科书中,孔子一章的标题依然是“孔子的反动思想”。而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入选课文的50%以上依然是政治社论、领袖讲话、毛选著作选摘等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

  当然,随着思想“坚冰”的初步消融,人们也开始表现出敢于表达自身判断的勇气。作家、人教社老编审刘国正回忆,在中学语文教材的最初选文中,编写组拟选入郭沫若的一首词,是反映粉碎“四人帮”的,在当时社会上已经广为流传。人教社老社长、顾问叶圣陶先生看了,表示反对,他说:“粉碎‘四人帮’是庄严的题目,此作却是随便凑合,不甚得体。不能因这首词在电台广播和集会歌唱的时候经常听见,不能因作者的名氏是人所共仰,就把它选入课本里”。不惟名人,不惟权威,只为“真理”,这才是合理的选材标准。

  应该说,这就是那个特殊而真实的年代,人们刚刚从噩梦中苏醒,有身不由己的思想“惯性”,也有痛苦的决裂反思。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思想”口号的提出,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必要。

10万美元购买“知识”

  “喏,这批教科书,信息标签都有些发暗了,就是30年前小平同志指示拨专款10万美元购买的国外教科书。”人教社图书馆馆长江老师带着笔者在书架中探寻。这些印刷精美、版式各异的教科书,有英文、德文、法文、日文、俄文,主要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教材。30年前,它们出现在中国,无疑是新鲜事物。第一个翻开书本的人,该是多么眼前一亮。

  对于参与1977年理科教材编写的编辑们来说,受意识形态表述的困扰要少一些,但却面临着其他问题。按照邓小平等人的指示,“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但如何界定先进的科学知识?建国以来,我们除了“两弹一星”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年)”等几项世界前列科技成果,其他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这些信息呢?

  当这个情况再次反映到邓小平处,他做出反应“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这里的“外国”,并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更特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还亲自指示,在外汇储备紧张的状况下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我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尽快空运回国,供教材编写人员们研究参考。这发生在1977年,似乎可以看作是邓小平最早的改革开放举措之一。

  如饥似渴地研读了这些各科中小学教科书,编辑们才发现隔膜了近30年的西方中小学教科书已然“换了人间”。除去一些可预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外,很多内容让人耳目一新,它们直接源自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文明成就,是我们尘封已久的视野很少涉及的。

  “1977年9月,数学组给中央写了《教育革命简报》,反映了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西德五个国家都对传统数学知识做了很大改进,充分吸收了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在四天后批示:‘我看了你们的外国教材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学老编审于琛回忆,当时大量研读这些国外教科书后发现,在中学教材中引入微积分和概率统计的初步知识,这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已经在西方国家达成共识,因为“微积分”的创立被誉为是20世纪数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一些被聘为顾问的数学家们如吴文俊、关肇直、杨乐等人都对此表示支持。如吴文俊就认为,“把较高的基础知识有条件纳入较低的基础教材之内,已是一项提到教材改革日程上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初等微积分应当处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于是,在1978年的中学数学大纲和教科书中,首次出现了“微积分”的身影,这被誉为中国数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虽然,这一步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20多年。

  而生物编辑们在美国、英国等国的高中生物教材中,发现从“分子水平”阐述生命活动本质和生命活动规律已经蔚然成风。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生物科学已经进入了揭示生命本质的阶段。于是,建国以来,我国高中生物教科书也第一次跨入了分子水平,介绍了分子生物学的初步知识,阐述了有关生命活动本质的一些内容。

  在其他一些学科的教科书中,也纷纷充实了现代科学技术信息和知识。比如,物理教材中增加介绍了人造卫星、半导体、激光、核能等新技术,还渗透了近代物理学(有别于经典物理学)中一些重要观点。在地理高中教材中,第一次以“人地关系”这条主线来贯穿地理环境的各个要素。

一个“稳定”的经典范本

  1978年秋天,全国中小学新生如期领到了油墨喷香的新教科书。它们的封面上都印着——“人民教育出版社”。这是建国以来第五套统编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它自1978年正式出版,直至1980年小学、初中、高中全套出齐。到1993年全面“退役”为止,这套教科书中间虽经历大小几次修订和改编,但基本风格与结构长期得以延续,影响了无数儿童少年学子。而高中部分的教材,更是一直被沿用到上个世纪末,前后使用年限长达近20年。

  客观地说,因为时代背景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套教科书有难以掩饰的缺陷。中学历史老师于红艳回忆,“我1982年从大学毕业回母校教中学。头几次登上讲台,自信心非常受挫,因为手里的这套教材很难,内容又太多太大,自己都没有把握了解透彻,更不用说教学生了。”但她很快就发现,同校很多老师尤其是理科教师都有这样的反映,1978年这套统编教科书过深过难,让学生和老师都有些吃不消。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一位人教社老编审解释说,“我们有些低估文革十年对基层师资力量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摧残,而且,编辑们也急切地想把更多、更新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了”。随后的几年中,教育部先后采取改变学制、调整教学计划、精简内容、降低难度、降低教学要求等多种措施,出版社也对教学大纲及教科书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改编,同时也伴随着学校师资水平的逐年提高,情况慢慢得以缓解和稳定。

  可是,终归瑕不掩瑜。从历史发展角度来回顾这套教科书,如何赞誉都不为过。与之前的十年动乱相比照,它清除了那种非正常状态下教科书中许多谬误的内容,改正了在政治与教育、理论与实际等问题上一些不理性的做法,注意到基础知识的选择、智力的启迪和能力的培养,对于迅速结束动乱时期教学的混乱状况,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句话,它标志学校教科书真正开始回归“启智育人”的本质。

  如果放在更长远的历史河道里来看,78年版教科书还彰显了一种难得的特质——稳定。从1949年建国一直到1966年的17年间,中国的学校课程教材的发展是曲折坎坷的。中小学课程教材总是处于一种动荡状态中,从1950、1952、1956和1963年先后公布了5份关于学校课程的指导性文件,教材也随之频繁变动,一套教材使用年限最长的仅有5年时间,前四套统编教材没有一套从始至终使用过一遍。教材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教师中都流行:“年年新教材,年年新教师”。这样的状态,对于教师的成长,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非常不利。

  1978年版教科书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情况,在十多年的“服役”期间,它只有局部修订和改编,没有彻底的颠覆。它帮助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找到自身的发展轨道,在与政治和社会保持一定联系的同时,稳定地遵循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动荡后需要稳定和共识的那些年代,它不仅给教育,也透过学校这个窗口给整个社会传递着安稳和踏实。

  今天,1978年版教科书早已淡出了历史舞台,成了人们追忆的陈迹。但它在特殊年代所散发出的青春气息,依然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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