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论美
弗朗西斯·培根
何新 译
美德好比宝石，在幽暗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显名贵。同样，一个人外貌虽不俊美然而举止端庄优雅，还是令人肃然起敬。
美貌者未必具有其他方面的才能。因为造物者是吝啬的，给予此就不再予以彼。所以许多容颜俊丽之人却一生无为，他们也许过于追求外表之美而放弃了内在之美。但也并非必然——因为奥古斯都大帝、泰·菲斯帕斯、美男子腓力普王、英王爱德华四世，以及雅典人阿尔西巴底斯、伊斯梅尔等，都既是大丈夫，又是美男子。
若仔细考究，形态之美胜于色彩之美，而优雅之美又胜于形态之美。最高的美是画图所无法表现的，因为它难于被直观，这是一种无法定义的奇妙之美。
有两位画家——阿皮雷斯和丢勒曾经幼稚地设想，可以按照某种几何比例，或者通过摄取不同人身上美的特点，用图画组合成一张最完美的人像。其实这样合成出来的美人，恐怕只有画家本人欣赏。美是不能制订规范的，创造它的是机遇，而不是模式。有许多种面容，就部分看并不优美，但作为整体却非常动人。
有些老人非常可爱，因为他们的风范具有成熟优雅之美。正如拉丁谚语所说：“晚秋晴色尤为美好。”而尽管有的年轻人外貌俊美，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修养举止而令人失望。
美貌犹如盛夏时的水果，容易腐烂而难以持久。世上有许多美人，有过放荡的青春，却承受着愧悔的晚年。因此，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吧。只有这样，美才会放射出真正的光辉。
论美[OfBeauty]
VIRTUE is like a rich stone, best plain set; and surely virtueis best, in a body that is comely ,though not of delicate features;and that hath rather dignity of presence, than beauty of aspect.Neither is it almost seen, that very beautiful persons areotherwise of great virtue; as if nature were rather busy, not toerr, than in labor to produce excellency. Andtherefore they prove accomplished, but not of great spirit; andstudy rather behavior, than virtue. But thisholds not always: for Augustus Caesar, Titus Vespasianus, Philip leBelle of France, Edward the Fourth of England, Alcibiades ofAthens, Ismael the Sophy of Persia, were all high and greatspirits; and yet the most beautiful men of theirtimes. In beauty, that of favor, is more thanthat of color; and that of decent and gracious motion, more thanthat of favor. That is the best part of beauty,which a picture cannot express; no, nor the first sight of thelife. There is no excellent beauty, that hath notsome strangeness in the proportion. A man cannottell whether Apelles,orAlbertDurer, were the more trifler; whereof the one, would make apersonage by geometrical proportions; the other, by taking the bestparts out of divers faces, to make one excellent. Such personages,I think, would please nobody, but the painter that madethem. Not but I think a painter may make a betterface than ever was; but he must do it by a kind of felicity (as amusician that maketh an excellent air in music), and not byrule. A man shall see faces, that if you examinethem part by part, you shall find never a good; and yet altogetherdo well. If it be true that the principal part ofbeauty is in decent motion, certainly it is no marvel, thoughpersons in years seem many times more amiable; pulchrorum autumnuspulcher; for no youth can be comely but by pardon, and consideringthe youth, as to make up the comeliness. Beautyis as summer fruits,) which are easy to corrupt, and cannot last;and for the most part it makes a dissolute youth, and an age alittle out of countenance; but yet certainly again, if it lightwell, it maketh virtue shine,and vices blush.
老网虫子：培根经典美文名家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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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论说文集是我学生时代读的启蒙励志的精品之一。而其中《论学习》、《论美》是其中的极品。文章短而精，富于哲理，字字珠玑。至今尚能熟谙于心。
培根先生写的精彩，国内的大家翻译的更美妙！特别是《论美》 ，品鉴后你会知道美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
关于《论美》，我这里比较了四个版本，各家译文各有精妙之处。举一例为证：
“that verybeautiful persons are otherwise of great virtue”
“世人难见绝美者兼而至善”（曹明伦译）
“美貌的人，未必也具有内在的美”（何新译）
“很美的人们多半不见得在别的方面有什么大的才德”（水天同）
“绝色无大德也”（王佐良译）
我个人品味偏古偏老派，比较欣赏王佐良先生。读者依信、达、雅的原则读来，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美是属于全人类的，故共享于此：
论美[OfBeauty]
弗朗西斯·培根
译文一：王佐良译（谈美）
德行犹如宝石，朴素最美；其于人也：则有德者但须形体悦目，不必面貌俊秀，与其貌美，不若气度恢宏。
人不尽知：绝色无大德也；一如自然劳碌终日，但求无过，而无力制成上品。因此美男子有才而无壮志，重行而不重德。但亦不尽然。罗马大帝奥古斯提与泰特思，法王菲律浦，英王爱德华四世，古雅典之亚西拜提斯，波斯之伊斯迈帝，皆有宏图壮志而又为当时最美之人也。
美不在颜色艳丽而在面目端正，又不尽在面目端正而在举止文雅合度。美之极致，非图画所能表，乍见所能识。举凡最美之人，其部位比例，必有异于常人之处。阿贝尔与杜勒皆画家也，其画人像也，一则按照几何学之比例，一则集众脸形之长于一身，二者谁更不智，实难断言，窃以为此等画像除画家本人外，恐无人喜爱也。余不否认画像之美可以超绝尘寰，但此美必为神笔，而非可依规矩得之者，乐师之谱成名曲亦莫不皆然。人面如逐部细察，往往一无是处，观其整体则光彩夺目。
美之要素既在于举止，则年长美过年少亦无足怪。古人云：“美者秋日亦美。”年少而著美名，率由宽假，盖鉴其年事之少，而补其形体之不足也。美者犹如夏日蔬果，易腐难存；
要之，年少而美者常无行，年长而美者不免面有惭色。虽然，但须托体得人，则德行因美而益彰，恶行见美而愈愧。
译文二：曹明伦译（论美）
善犹如宝石，以镶嵌自然为美；而善附于美者无疑最美，不过这美者倒不必相貌俊秀，只须气度端庄，仪态宜人。
世人难见绝美者兼而至善，仿佛造物主宁愿专心于不出差错，也不肯努力创造出美善兼备之上品。故世间美男子多有身躯之完美而无精神之高贵，多注重其行而不注重其德。但此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韦斯帕萝、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古雅典将军亚西比德、以及伊朗国王伊思迈尔一世皆为志存高远者，但也都是当时的冠王美男。
至于美女，天生容貌胜过粉黛胭脂，而优雅举止又胜过天生容貌。优雅之态乃美之极致，非丹青妙笔所能绘之，亦非乍眼一看所能识之。绝色者之形体比例定有异处。世人难断阿佩利斯和丢勒谁更可笑，后者画人像总是按几何比例，前者则将诸多面孔的最美之处汇于一颜。笔者以为除画家本人之外，此等画像谁也不会喜欢。虽说笔者认为画家可以画出比真颜更美的容貌，但他必须得靠神来之笔，而非凭藉什么规则尺度，这就像音乐家谱写妙曲得靠灵感一般。世人可见这样的面庞，若将其五官分而视之则一无是处，但合在一起却堪称花容五颜。
倘美之要素果真在于仪态之优雅，那长者比少者更美就不足为奇，须知美人之秋亦美。假如不把春青视为优雅得体之补足，年少者多半都难称俊秀。美貌如夏日鲜果易腐难存，而且它每每使年少者放荡，并给年长者几分难堪;但笔者开篇所言仍然不谬,若美貌依附于善者,便会使善举光彩夺目,使恶行无地自容。
译文三：水天同译（说美）
才德有如宝石，最好是用素净的东西镶嵌。无疑地，才德如果是在一个容貌虽不姣丽，然而形体闲雅，气概庄严的身体内，那是最好的。
同时，很美的人们多半不见得在别的方面有什么大的才德；好象造物在它底工作中但求无过，不求十分的优越似的。因此，那些很美的人们多是容颜可观而无大志的；他们所研求的也多半是容止而不是才德。但是这句话也并不是永远是真的，因为奥古斯塔斯大帝、泰塔斯•外斯帕显努斯、法王“好看的”腓力普、英王爱德华第四、雅典人阿尔西巴阿底斯、波斯王伊斯迈耳都是精神远大，志向崇高的人，然而同时也是当代最美的男子。
论起美来，状貌之美胜于颜色之美，而适宜并优雅的动作之美又胜于状貌之美。美中之最上者就是图画所不能表现，初睹所不能见及者。没有一种至上之美是在规模中没有奇异之处的。我们说不出阿派莱斯和阿伯特•杜勒究竟那一位是更大的戏谑者；他们两位之中一位是要根据几何学上底比例来画人，另一位要从好几个不同的脸面中采取其最好的部分以合成一个至美的脸面。象这样画来的人，我想是除了画者本人而外恐怕谁底欢心也得不到的。并不是我以为一个画家不应当画出一张从来没有那么美的脸面来，而是他应该以一种幸运做成这事（如一个音乐家之构成优美的歌曲一样）而不应该借助于一种公式。我们一定会看得见有些脸面，如果你把他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来观察，你是找不到一点好处的；但是各部分在一起，那些脸面就很好看了。
假如美底主要部分果真是在美的动作中的话，那就无怪乎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反而倍增其可爱了。“美人底秋天也是美的”，因为年轻的人，如果我们不特意宽容，把他们底青年也认为是补其美观之不足者，是没有一个可以保有其美好的。美有如夏日的水果，易于腐烂，难于持久；并且就其大部分说来，美使人有放荡的青年时代，愧悔的老年时代；可是，无疑地，假如美落在人身上落的得当的话，它是使美德更为光辉，而恶德更加赧颜的。
译文四：何新旧译（论美
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美丽。同样，一年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者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美貌的人，未必也具有内在的美。因而造物似乎是吝啬的，他给了此就不再予彼。所以许多美男子徒有其表却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们过于追求形体之美而忽略了内心的修养。但这不可绝对而论，因为奥古斯都、菲斯帕斯、腓力普王、爱德华四世、阿尔西巴底斯、伊斯梅尔等①，都既是大丈夫、又是美男子。就形貌而言，自然之美要胜于服饰之美，而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单纯仪容之美。最高的美是画家所无法表现的，因为它并非人力所能创造。这是一种奇妙的美。曾经有两们画家——阿波雷斯和丢勒②滑稽地认为，可以按照几何比例，或者通过摄取不同人身上最美的特点，用画合成一张最完美的人像。其实像这样来出来的美人，恐怕只表现了画家本人的某种偏爱。美是很难制订规范的（正如同音乐一样），创造它的常常是机遇，而不是公式。有许多脸型，就它的部分看并不优美，但作为整体却非常动人。
有些老人也会显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的作风优雅而练达。有一句拉丁谚语说：“四季之美尽在晚秋。”而尽管有的年轻人少年俊秀，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举止和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
美犹如盛夏的水果，是容易腐败而难保持的。世上有许多美人，他们有过放荡的青春，却迎受着愧悔的晚年。因此，应该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这样，美才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①、奥古斯都和菲斯帕都是古罗马著名皇帝。腓力普王，法国国王，1285—1314年在位。爱德华四世，英格兰国王，1461—1483年在位。阿尔西巴底斯，古希腊著名美男子。伊斯梅尔，波斯国王，1461—1483年在位。
②、阿波雷斯，古希腊画家。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刻家。
黄世殊:何新与《培根论人生》
(2009-06-0113:05:56)转载《培根论人生》是八十年代中非常畅销的一本哲学类译著。鲜为人知的是，在北大荒的那段艰苦知青岁月里，何新自修多门学科之余，已经着手翻译培根的这本随笔文集。促使何新翻译此书的主要原因，是他对哲学的酷爱。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时，曾经读过水天同的译本《培根论说文集》，阅读时感觉译文很拗口晦涩。此外，培根随笔尚有玄风、高健等人的文言译本。
水天同先生的译稿成于1939年，1950年始获刊行，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重版，并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水氏译本大部采用文言文句式翻译，译笔古雅，但文法和语词深奥，一般读者理解起来颇为费力，因此反而难以普及。我们翻开该书，恐怕一开始就会被前面没有标点的《献书表》拦住去路。严格地说，水氏译本的正文并非完全用文言文，而是文白相杂。唯其如此，佶屈聱牙令人费解之处亦每所多见，置读者于似通未通之间。例如：
“‘幸运底好处是应当希望的；但是厄运底好处是应当惊奇叹赏的’，这是塞奈咯仿画廊派的高论”（《论困厄》）；
“幸运底消长系诸外界的偶然之事——如面貌、机会，他人之死亡，机会与才德之遇合——这是不可否认的”（《论幸运》）；
“压力之于天性，使它在压力减退之时更烈于前；但是习惯却真能变化气质，约束天性”（《论人底天性》）；
“时间确常大事更革，但是它是以安详出之的，并且其来也渐，几乎是不为人所觉察的。如不然者，凡是新的事物都将被认为出乎意料的事物；有所改进就必有所损坏得益的人将以之为幸运，归功于时间；受损失的人则将以此为怨仇，而归罪于行革新之事的人了”（《论变革》）……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文言译本似乎更适于作为具有古典文学修养的士大夫式文人的鉴赏性读物。因为培根随笔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作品，其语言属于16—17世纪古典英语，以本来就深奥难读的中国古典文体，来翻译同样属于古典英语的哲学作品，给读者造成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何新设法找到了培根随笔的英文版，为了读懂这本原著，他一面依靠查看牛津字典，一面参酌水天同的老译本，每天边读边想边译，断断续续地用了两、三年时间，把全书的意思大体搞清。为此他写了好几本笔记。由于培根随笔里征引了不少《圣经》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文学著作和神话典故，以及当时英国社会的谚语，涉及到大量西方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这对于何新的西学功力也是一个检验。
他将培根随笔的主要篇章译出后，当时并没有考虑要出版或发表。1980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上海《青年一代》杂志向他约稿，他将翻译笔记中的“论真理”、“论美”等几篇整理出来寄给了杂志社，刊出后读者反应是出乎意料的好。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派人向他约这本书的译稿，这样，由何新翻译的《培根论人生——培根论说随笔选》终于在1983年2月问世。
由于是选译，这个版本共收入二十六篇译文。初版印了十五万册，同年6月第二次印刷时，总印数即达到四十万册。在哲学类的翻译著作中，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印刷数字。由此可以想见该书当年畅销的程度。
由于大受读者欢迎，1985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书名易为《培根论人生》，新增十七篇译文，总数达到四十三篇。到1999年1月第12次印刷时，这个新版本的总印数也达到了三十六万九千册。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人生论》为名，正式出版了培根这本书的第一个非文言的全译本，填补了培根随笔现代白话翻译的一项空白。此后的十几年间，何新多次不断参审原文而反复核校译文，国内多家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何新以及其他译者的多种版本，据笔者粗略统计，仅何新译本就达六、七个之多。印刷数量也已逾百万册以上，如果加上众多盗版，则其为数更巨大了。
至此，就有必要探求一下，为什么何新的译本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何新当年的英语水平，相比其他专业的翻译工作者并不占优势。他自己则谦称“我是英文糟糕的翻译”。当然事实恐怕不至于此。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仅具有业余英语水平的人能够译出这样“流畅可喜，殊徵功力”（钱钟书评语）的作品呢？笔者浅陋，我认为这首先是何新坚持了译文力求通俗易懂的思想，也就是“信、达、雅”中的前两个原则的结果。“信”，就是忠实原著。“达”，就是词文达意而已，不增加，也不减少。在这个基础上，译者发挥自身学识与文学修养，使之达到雅俗共赏。事实证明，在这方面何新是很成功的。
其次，何新本人生活阅历丰富。翻译培根随笔时的何新，身处北大荒的穷乡僻壤，本身就是一个遭受了不少生活磨难的人。独特而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助于他深刻理解培根著作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与阅世之谈。黑格尔说：“每一个有学问的人，大都具有许多普遍的观点和基本的原则直接呈现在他的意识里，然而这些直接的观点和原则，也只能是反复思索和长时间生活经验的产物。”（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2版，第160页）这话不仅适用于培根的人生随笔，而且适用于翻译家和其他学者。了解何新的人，在阅读《培根论人生》时，会感觉到译文中许多句子，不但精练警醒，而且也颇符合译者本人的个性与气质。这是因为，这些译文都浸透了何新自己对人生内涵的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与书画艺术评论中，有诸如“功夫在诗外”、“功夫在字（画）外”的说法，这同样适用于哲学、文学类的翻译。在不少流畅的译文后面，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何新本人的影子。例如：
“一个年岁甚轻的人也可以是富于经验的人，假如他不曾虚度生活的话。”（《论青年与老年》）
“‘好的运气令人羡慕，而战胜厄运则更令人惊叹。’这是塞尼卡得之于斯多葛派哲学的名言。确实如此。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的。
……当赫克里斯去解救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是坐在一个瓦盆里飘洋过海的。这个故事其实正是对于人生的象征：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也正是架着血肉之躯的轻舟，横渡波涛翻滚的生活之海的。幸运所需要的美德是节制，而厄运所需要的美德是坚忍，后者比前者更为难能。”（《论厄运》）
这些话，似乎也正是何新自己青年人生的写照。可以注意到，与水天同不同的是，在这里何新把“塞奈咯”和“画廊派”译为更通俗的“塞尼卡”（一作塞涅卡）和“斯多葛派”。
第三，何新本身已经具备了哲学家的素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对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对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的重视，自身的坎坷经历，都使何新比其他译者对培根哲学有更独特的领悟与理解。他不仅研读培根随笔这本书，而且也研究培根《新工具》、《学术的进步》以及洛克、笛卡尔、帕斯卡尔、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其他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因此，在排除了文字障碍后，他在外语方面的不足，被哲学、史学、文学等人文学术方面的深厚学养所弥补。
值得一提的是，在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序言里，何新首次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他对于培根生平经历与思想学术的看法。他指出，培根的伟大在于他具有“对未来新文化的预感和改造传统学术的抱负”，并且“为这一目标进行了毕生的奋斗。我们之所以说培根是一位伟人，其伟大正在于此”。
然后，针对有人提出的培根“是一个伟大而卑鄙的学者”的谬论，何新给予了有力驳斥。所谓“伟大而卑鄙”的说法，也许是受水天同译本《绪论》的影响。水天同先生在《绪论》中说：“就智力方面说，培根是伟大的；就道德方面说，他是很弱的。他的人格是多方面的，他的天才不限于一隅。”（水天同《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7月第2版，第20页）
而何新则指出：第一，作为学者，培根治学以严谨、诚实、正直闻名于世。他所留下的不朽著作已证明了他的卓越成就，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卑鄙’。第二，就人格来说，培根生平不无污点。但是，这里涉及到评价历史人物采用什么尺度的问题。黑格尔在谈到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曾指出，把从私人生活角度对伟人所作的道德评价，代替从历史角度所作的文化评价，是不适当的。这种历史观掩盖着一种“小市民对伟大人物的嫉妒心”。“道德，这只是一种从主观方面来看的道德，根据当事人所主张的是非善恶。”我们根本无须指摘这种观察的形式主义和错误。并且无须把道德的真正原则，即与那虚伪道德相对立的社会德行加以阐明。我们只指出：世界历史的地位高于私人道德的地位。”（《历史哲学·导论》）
何新认为黑格尔这一看法是深刻的。由此引人深思的是，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且也应该成为我们如何去评价现实中杰出人物的准绳。因为，今人是明天的古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现实的也就是历史的。同理，对于许多历史人物，即使从私人生活角度看，其道德操行也许无可挑剔；但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开了历史之倒车，那么我们同样也要给以一个否定性的评价。这是不能夹杂私人感情色彩的。比如，在历史中，一个政治家采取和实行何种政策措施，其动机意图与所引起的现实效果倒常常是呈反比例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却以历史罪人和世界笑柄的悲剧而告终之原因。
关于培根的思想学术，水天同先生曾经很正确的指出：“他的天才不限于一隅。……简单说，培根是拿整个的学术为他的领域的。”（《培根论说文集·绪论》）而何新则从现代学术的角度，对培根的思想贡献作出了简要概括。由于对培根的评价几百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笔者于此不详细列举何新的具体观点了。但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何新的序言还指出了一件通常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这就是首先把中国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看作是对于人类最有贡献，而作出了高度评价的人，正是弗兰西斯·培根。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论学术的进步》）培根由此论证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观点。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则注意到了培根的这一思想，并加以高度精炼的概括，由此留下了人所共知的关于四大发明的经典性阐述。
在深刻理解培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何新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文学才华，使新译文明白流畅，同时不违作者原意。从译文的脚注也可以看出，为了译好这本书，何新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查考与核对相关资料，涉及了西方哲学、宗教、历史、神话等许多知识。何译风格通俗而不失典雅。许多译文的用词造语是现代白话，但同时隐涵以文言文的结构与手法。例如：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乃在书本之外。”（《论求知》）
“举止优美本身就包括自然和纯真。有的人举止言谈好象在作曲，其中的每一音节都仔细推敲过。但这种明察秋毫的人，却可能不见舆薪。”（《论礼貌》）
“青年人长于创造而短于思考，长于猛干而短于讨论，长于革新而短于持重。……老年人则正相反。他们常常满足于困守已成之局，思考多于行动，议论多于果断。为了事后不后悔，宁肯事前不冒险。”（《论青年与老年》）
“炫耀于外表的才干徒然令人赞羡，而深藏未露的才干则能带来幸运。这需要一种难以言传的自制力。”（《论幸运》）
“一切幸运都并非没有烦恼，而一切厄运也决非没有希望。最美的刺绣，是以明丽的花朵映衬于暗淡的背景，而绝不是以暗淡的花朵映衬于明丽的背景。从这图象中去汲取启示吧。人的美德犹如名贵的香料，在烈火焚烧中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论厄运》）
等等……
译文简洁优美，表述老到练达，似乎的确是培根坐在壁炉面前，向读者娓娓阐述他那些充满智慧之光的哲学思想与阅世经验。
有意思的是，这种译文风格，如同何新其他经常被剽窃抄袭的学术著作一样，在后起不少译本中也被竞相模仿。何新自己的文学创作并不十分成功，至少他本人是不很满意的。在八十年代早期的一篇文学创作经验谈文章中，他曾表示，相比形象思维，自己更擅长于逻辑思维。他早年进行的小说创作，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试图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即哲学、科学与文学艺术间）找到某种契合点。但是对哲学、历史等其他学术方面的浓厚兴趣，使他在文学方面不可能有太多奢侈的空间。尽管如此，何新的文学才能却充分体现在对培根和中国古代经典的诠译之中。
当然，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由于处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时期，人们在精神上长期饱受思想贫薄的“文化沙漠”之苦，对于知识十分渴求，这也进一步有助于何新译本的大量普及。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培根思想自身巨大的魅力，也是使得读者捧读何译人生随笔欲罢而不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就无需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