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迟毓凯专访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幽默感？
文/杨杨
<<新周刊>>第427期
除了对智力的要求，幽默还需要一个相互民主的气氛。在一个官本位的等级社会里，很难产生幽默感。
赵本山的小品、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和美剧《生活大爆炸》，有什么共同点？
仅仅是它们令人发笑？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迟毓凯从中看出相同的幽默逻辑：“主人公都有‘一根筋’的性格，认准一件事一定要走到底，用同样的生存逻辑去解决任何问题，比如，用村里父老乡亲交往的逻辑看待国家大事，或者用实验室里的逻辑去面对生活，用古板的科学研究解释生活，特好玩，同时又让你觉得搞研究的都傻乎乎的，哦，原来高级的科学家在生活中也不过如此——你心里会感觉好一点。”
“幽默”并不是迟毓凯的研究方向，而是来自他的兴趣。无论是传统相声里的“三翻四抖”、东北话里充满押韵和节奏感的顺口溜，还是微博上流行的“相似脸”，通通纳入他的思考范围。“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明星像，再一个普通人和一位明星像，最后突然是某个人或明星，与一位卡通人物很像——都是先将人带入一种思维的范式，而后突然打破，产生一种‘surprise’的感觉。”
当然，“好笑”并不能直接与“幽默”划等号。“看到人很蠢地跌一跤，觉得好笑，这不是幽默。”迟毓凯认为，幽默有智商上的要求，“看到一件事要想一下，经过思考之后，才会笑起来，这叫幽默——这里面有个思维认知加工的过程和要求。有时候，想不明白时不觉得有什么可乐，想明白了才觉得可乐。”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人际交往和心理学实验中，幽默感会给人增加魅力点。
除了对智力的要求，“幽默”还需要一个相对民主的气氛。在迟毓凯看来，等级森严的社会很难产生幽默，更多的时候是等级高的人犯了错误，自嘲一下，隐含了“我把自己放到和你一样的位置”，表现出幽默感，像一股势能自上而下。
《新周刊》：我们有很古老的笑话集和诙谐传统。但现在又好像有一种隐约的共识：中国人缺乏幽默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
迟毓凯：我们还是一个官本位的等级社会，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官要有当官样，下属要有下属样，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出现滑稽，一方逗另一方笑。比方说，一个人的社会等级高一点，跟一个小同志开玩笑，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小朋友的位置上，会被说成“为老不尊”，这种情况下，很难出现那种社会等级更高的人拿自己自嘲一下的幽默，那就等于把原来等级打破了，在这种等级森严的情形下就不合适了。
“还有一种幽默的方式是：换个角度看世界——比如，赵本山的小品里，有时会把国际政治形容得像村里的事儿，把政治人物当成村里的人，这种认知上的错位也会产生幽默感。“放低姿态看自己”或“换个角度看世界”都是用A的逻辑来解释B：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仔细一想还有道理。”
《新周刊》：就像你之前说的“surprise”？
迟毓凯：对。一是认知上有趣，二是心理上感觉舒服。比如，《乡村爱情》里就是用农民的逻辑来解释生活，你会觉得，这些人思维都比较简单，就会产生一些优越感：“啊，这个人多蠢啊！”有的时候刘能很可恨，占便宜或者算计别人，但你可能又表达不出那种微妙的可恨，但赵四帮你说出来了，观众就会觉得很过瘾。他们要能说出别人心中说不出来的话。
《新周刊》：“说不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让说，一种是没发现。
迟毓凯：前一种意味着打破社会禁忌，也挺让人开心的；后一种需要观察能力特别敏锐，这样才能觉察到那些错位的尴尬，像我们说的“认知上的不协调”，逻辑上的错位感，没有一定敏锐发现不了。智商高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刺激比较敏锐、敏感。
《新周刊》：这种特质好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新闻，很多杰出的喜剧演员陷入抑郁。
迟毓凯：首先，逻辑上是这样的：智商高的人往往更敏于发现生活中有意思的地方，同样，对尴尬的地方也比别人更清楚。对积极的刺激敏感，对消极的也敏感，可能更容易痛苦。
为什么更容易痛苦呢？足够聪明、敏感，他会发现可乐的东西，一开始是自己笑；当变成逗笑别人，需要找笑的规律时，这就变成了一个理智活动，自己可能就很难笑出来。但面对消极刺激依然很敏感，更容易痛苦，最终情绪可能会渐渐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心理学上有这样的研究，一个人想自己负面信息多，幸福感就没那么强。太聪明的人确实能体验到生活中对他不利的一面，这也是演化带来的：能看到危险，忧患意识多一点。但当这种人赶上到处都是负面信息的时代，就更容易抑郁。
而且，信息比从前更发达，如果听到一个笑话，很可能已经听过了，不再有“surprise”的感觉。而负面的信息却带来危机四伏的感觉，比如，吃东西，从前可能稀里糊涂就吃了，现在你要考虑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或者去旅店住宿，要先翻看有没有摄像头，看看用具的清洁程度，想着自我保护，这样活着很容易减损开心的程度。
《新周刊》：你之前发过一条微博很有趣，提到央视主持人常常觉得自己幽默，其实并不幽默，没有那种吴宗宪式的“贱贱”的幽默，不好玩。
迟毓凯：央视很多主持人，容易在节目中贬损或训别人，自己觉得幽默，其实一点也不幽默。地方台主持人相对会更擅于自嘲，有自嘲的基础就可以开别人玩笑，观众看上去也开心，不会尴尬。
比方说，湖南台的综艺节目属于比较早模仿港台的。何炅他们那个“快乐家族”，其实很接近吴宗宪当年的“宪宪家族”。吴宗宪他们本身，其实是社会等级比较高的明星，如果在内地，这种人通常会端着，不管是赵本山还是陈佩斯，一接受采访就会很严肃，有点“我虽然很搞笑，但我也很高大上”的感觉，但吴宗宪就很擅长自嘲，说自己头大什么的，一来令对方心里舒适，二来他有这个自嘲的基础，也更容易与别人开玩笑。
《新周刊》：“方言梗”好像也是地方台综艺节目，还有其他喜剧表演中很好用的手段之一。
迟毓凯：北方方言比较占便宜，其中，东北话最占便宜，因为它的语音和普通话最为接近，容易听、容易学。打个比方，黄子华的“栋笃笑”，里面的笑点从广东话翻译成普通话，可能就没有力量了，但东北话不用变语音就可以行遍全国，幽默的部分你都听得懂。另外，由于赵本山和赵家班的努力，东北在喜剧市场占很大部分，所以你很容易将东北虎和“幽默”关联起来，一说东北话你就觉得可乐。
《新周刊》：在你看来，现在的喜剧的笑点，和从前相比，有没有随着时代发生什么变化？
迟毓凯：首先现在随着能获取的信息增多，喜剧会更难做，因为让人笑一下变得更加困难。
以《生活大爆炸》和《乡村爱情》为例，它们的受众群都已经细分了，前者的受众群是受过教育的都市年轻人，这样他们才会对剧中人物的经历产生共鸣，后者的受众群可能更多面向农村人或上了年纪的人，剧中的笑点设置也会因此不同。
这和《我爱我家》那种共同的笑点不同——每个人嘴上说得都高大上，其实各有小算盘，把那种很高大上的社会话语体系进行解构，全民都能欣赏。《生活大爆炸》这些剧，虽然在网上讨论很热烈，因为对这部剧发言的人都在网上，但真正的收视率可能未必比得上《乡村爱情》。当然，可能更比不上《我爱我家》，因为当时刚刚从一个时代走出来，原先都是看正剧，突然出来一个《我爱我家》，全民欣赏，现在是个性化、多元的时代，大家的关注点都分散了，很难再出现万人空巷看一部剧的情况，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来源：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id=6375#jtss-ts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