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与家人
伊斯兰革命灵魂人物霍梅尼
如今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劫走66名美国人。
1979年1月16日，统治伊朗40年的巴列维国王被迫出国“长期度假”，同时委任沙普尔·巴赫蒂亚尔组织内阁。这意味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年2月伊斯兰革命的灵魂人物霍梅尼结束15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德黑兰。随即宣布废除上千年的帝制，建立了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按照修改后的新宪法，霍梅尼被确定为伊斯兰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总揽军政大权，担任最高国家元首。其地位和权势远远超过此前的巴列维国王，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赶走了世袭的国王，狂热的革命者又重新选择了一个新的国王，而且是一个与西方为敌的宗教独裁者。
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劫走66名美国人。这些革命者只有一个要求，将在美国治疗癌症的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引渡回国。1980年4月，美军秘密抵达伊朗解救人质，但解救行动最后以悲剧收场。直升机和运输机相撞，导致8名美军士兵死亡，人质解救行动失败。这场人质危机一直持续到1980年巴列维国王客死埃及才告结束。
霍梅尼统领伊朗大权后，提出按照“穆罕默德的设想”重建伊朗，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用伊斯兰的思想和知识‘教育人民’”，以显示其对真主和教义的无上尊崇。巴列维王朝垮台后，伊斯兰教便在精神上完全主宰了伊朗社会。
伊斯兰教要求所有妇女（包括老年妇女）必须严格遵守戴面纱的规定。与一些阿拉伯国家不同，伊朗流行的面纱称“恰德拉”。它不仅是面纱，而且是从头到脚，将全身严严包裹起来的长袍，多为黑色。一些年轻妇女往往把“恰德拉”改成三截式的套装，即头巾、围脖和长袍。对女学生的服装要求特别严格。还规定，禁止使用西方化妆品，不准妇女施粉涂朱，不准男女握手，不准男理发师为女人理发。根据宗教传统，这是净化社会、保护妇女的措施。对男人的服装要求稍宽，除毛拉等神职人员外，不必都要穿长袍、戴缠头，但不准在街上穿短裤、短袖上衣。男人可以穿西装，但不准系领带。
霍梅尼在国家政治生活各个领域强制推行彻底伊斯兰化，对外疯狂输出伊斯兰革命，频频发动战争。从1980年9月至1988年，两伊之间持续进行了8年的大规模战争，数百万追随霍梅尼的年轻人当了炮灰。霍梅尼把一个革命前经济繁荣物质丰富人民享有相对自由的伊朗带进了一场永无休止的劫难和黑暗之中，伊朗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至少倒退了100年。
霍梅尼1902年生于距伊朗宗教圣地库姆56公里的霍梅恩小镇。15岁中学毕业后，受教于伊斯兰著名神学家、宗教领袖哈耶里·叶兹迪。1922年至库姆深造，成为伊斯兰教神学家加法学家。60年初成为伊朗六位大阿亚图拉之一。在库姆教书40年，伊朗当代著名宗教学者大都是他的学生。
1941年出版《揭开神秘的面纱》一书，揭露国王巴列维的独裁统治，50年代同情摩萨台的反国王斗争。60年代抨击巴列维发起的“白色革命”。1963年6月因支持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示威被捕，8月获释。1964年11月4日又因抨击政府给美国军事顾问外交特权而被逐出国，流放土耳其。后转到伊拉克什叶派宗教圣地纳杰夫。1978年10月在伊朗压力下，伊拉克政府宣布霍梅尼为“不受欢迎的人”，霍梅尼遂转移到巴黎郊区居住。流亡期间，霍梅尼一直与国内反对派保持联系，组织开展推翻巴列维国王的运动。
在伊斯兰革命中，以霍梅尼为领袖的教会理所当然成为众望所归，霍梅尼把伊斯兰教义从一个抽象的神学意识转变为一场使伊斯兰在政治、文化上具有新生力量的生气勃勃的运动。伊斯兰教是从游牧部落诞生出来的宗教，以“安拉崇拜”的信仰虔诚为特点，提倡善行，把真主的恩惠施之于众生。然而，与其它宗教不同的是，这个宗教从不隐瞒政治意图和对权力的浓厚兴趣。为了推翻巴列维国王，霍梅尼宣称：“伊朗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可以想见，在充满着失望和危机四伏的伊朗，这种诉诸自身光荣传统并唤起憧憬理想美好社会的呼喊会产生多么大的感召力。
而被伊斯兰革命所推翻的巴列维王朝，是一个相对开明开放的世俗王朝，巴列维王朝没有部族根基，权力基础以军队为核心，1906—1907年伊朗在法律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宪政主义成为伊朗政治的重要基础。巴列维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源于宪政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改革。
巴列维国王生于1919年10月26日，青年时代在瑞士求学，1935年16岁的巴列维从瑞士回到伊朗，1941年9月16日22岁继承王位，成为年轻的国王。1945年，巴列维成功地解决了伊朗同苏联的外交危机。50年代初，巴列维与政府首相摩萨台展开一系列斗争。1951年4月，被迫任命摩萨台为首相，1953年8月，巴列维试图解除摩萨台的首相职务，结果却被摩萨台势力逼迫出国。三天后，反对摩萨台的势力取得胜利，巴列维又重登王位。
巴列维主政后，强力改变摩萨台的石油国有化政策，将石油公司归还外商，并在伊朗推行温和的社会改革，大力引进外资，镇压极端宗教势力，除了保持与西方的友好关系，还同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3年1月9日，在德黑兰召开的全国农民大会上，巴列维国王宣布发动一场波及全伊朗的“白色革命”。其主要内容包括：（1）土地改革；（2）森林国有化；（3）出售国有企业以筹措土改基金；（4）工人参加公司分红；（5）让妇女享有选举权；（6）组建到农村扫盲的“知识大军”。在议会已经解散的情况下，国王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行动，于1963年1月26日就改革计划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投票结果是5，598，711票赞成，4115票反对，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99%以上。尽管反对派抵制公民投票，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都支持年轻的国王发起的现代化改革运动。
“白色革命”推动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伊朗的石油产量急速增长，巨额石油收入为伊朗迅速工业化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国王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使伊朗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
现代化改变了伊朗的人口数量和结构。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人口增长率高达2.3%。1976年时，伊朗人口超过3370万，其中55.3%不到20岁。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50年代，伊朗城市居民仅占总人口的31．4%，1976年，这一比率超过47%。识字的人数也大幅增加。1956年，10岁以上的伊朗人识字率仅14.9%，1976年，这一比率超过47%。
“白色革命”使伊朗迅速崛起成为中东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到1978年，伊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250美元，相当于现在近2万美元。巴列维被经济繁荣和“白色革命”的成功迷惑了，政治触觉变得非常迟钝，完全没有感受到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更料想不到的是，巴列维主宰的王朝，随着他的改革即“白色革命”，一起走到了尽头。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巴列维国王淡化伊朗的伊斯兰特性和君主制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联系，强调伊朗的“雅利安”民族特性和古波斯帝国开创的君主制传统。将巴列维王朝同民族的历史特性和古波斯的伟大君主联系起来，使王权神秘化和合法化。伊朗于1976年3月通过决议，废除伊斯兰教历，采用以古波斯帝国创始人居鲁士大帝登基之年为元年的新历。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世界以人权名义要求巴列维国王放松对伊朗社会的控制，允许宗教反对势力的存在，并逐步接纳宗教反对势力参与民主政治进程。在197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卡特以人权卫士的形象竞选，特别提到美国应在保护伊朗人权方面更有作为。卡特当选总统使巴列维国王倍感沮丧，而伊朗国内外的反对派却倍受鼓舞。
“白色革命”后期，伊朗反对派表面上看处境艰难，似乎四分五裂成不了气候，实际上，伊朗教派内部暗流涌动，伊斯兰革命风暴正在不知不觉中孕育形成。煽动对社会的不满对国王的仇恨正在年轻人中弥漫，而国王完全不知正坐在火山口上。
1977年初，巴列维国王宣布在伊朗实行世俗的“自由化”，突然开放搞自由化，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暗藏的宗教势力都跻身于政治舞台，把各种社会问题的矛头都指向国王，国王对反对派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妥协政策，使得反对派步步进逼，导致伊朗的局势很快就脱离了国王的掌控。
1973—1974年伊朗的贫富问题异常悬殊，最富的20%的人占总消费的55．5%，而最穷的20%的人仅占总消费的3.7%。城市化过快导致城市贫民人数激增，住房奇缺和房租飞涨成为困扰伊朗城市的尖锐问题。人口爆炸、城市化、年轻化和教育普及使伊朗社会动荡的系数猛增，伊朗各大学成为反对国王的大本营。
伊朗实行自由化政策后，伊朗政局并非一下子就发展到足以颠覆王权或君主制的程度。危机期间，国王不乏机会控制政局，或至少可以保住巴列维王朝。最先最激烈反对白色革命的社会集团是什叶派教士，但大多数毛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赞成霍梅尼激进伊斯兰政治主张。大批巴扎商人也只是在1976年反投机倒把运动后才开始同乌拉玛结成政治同盟。其他社会集团不但政治上软弱，在经济上也依附于国家，而且或多或少在白色革命和经济现代化中都获益丰厚。
大多数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都认同并支持君主立宪体制，直到1978年秋，狱中的人民党领导人获释后，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才以大规模罢工的形式介入革命。伊斯兰革命前夕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土地改革和经济繁荣普遍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1979年革命后不久对5个农村地区的调查仍然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当满意，其中许多人都敌视伊斯兰革命。在全国支持革命的示威中，发生在农村的仅占2%。
在世界政治现代化历史上，不乏意志坚定、心狠手辣、政治经验丰富的铁腕强人平安度过更严重的统治危机。巴列维国王本可以在为时未晚之前主动回归君主立宪，同温和的世俗及宗教反对派妥协或结盟，从而保住巴列维王朝。然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既不具备奸雄素质，又缺乏敏锐的政治洞察和远见。
巴列维国王生性懦弱，却又妄自尊大；他贪恋专制权力，却又怯于在危机时动用铁腕；他对西方大国有严重的依赖心理，却又怀疑国际舆论对伊朗人权记录的批评和反对派运动的高涨是这些国家策划的阴谋。国王在危机期间实行的是一种在政治上自杀的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实行自由化政策，又试图抱着专制王权不放；面对自由化政策释放出来的政治参与诉求，在妥协和镇压之间犹豫不决，频繁地寻找和惩罚替罪羊。结果，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国王越来越众叛亲离。当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时，国王完全丧失了统治的意志。
1989年6月3日，在伊朗掌权十年的霍梅尼因病死亡，负有推举霍梅尼接班人使命的“专家会议”以2/3多数票选举哈梅内伊为什叶派宗教领袖，被认定为伊朗的最高领袖，成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在为期40天的霍梅尼哀悼日结束时，哈梅内伊发表的文告中，首次提出伊斯兰政权的主要目标是把伊朗建设成具有物质繁荣、社会公正、革命精神和伊斯兰神权意识的社会。
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的追随者，1939年4月9日生于呼罗珊省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的一个宗教世家，父亲是一位神学家。从小受到家庭严格的宗教教育，1957年高中毕业后，曾先后赴俾路支斯坦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学习神学。1958年返国后到圣城库姆神学院学习，受教于霍梅尼，攻读神学和哲学，获得霍贾特伊斯兰的教职头衔。从1963年起，追随霍梅尼投入反对世俗的君主政权的斗争。1964年霍梅尼被放逐国外后，哈梅内伊返回家乡马什哈德，从事宗教活动并继续组织反对国王的活动。1964~1978年曾6次被巴列维政权逮捕与监禁，1978年被流放到沙赫尔、吉罗夫特等地，但仍继续发表反对世俗君主政权和抨击巴列维国王专制统治的言论。
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倒台前夕，哈梅内伊和大批政治犯一起获释，参加了贝赫什提、拉夫桑贾尼、巴霍纳尔等人组成的毛拉战斗组织。1979年初，哈梅内伊奉命到德黑兰组织迎接霍梅尼回国，并参与发动群众进行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斗争。巴列维国王倒台后，作为追随霍梅尼的学生，哈梅内伊被霍梅尼指定为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委员，兼霍梅尼驻国防部的代表，还兼任巴扎尔甘临时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实际上是国防部的最高监督。同年2月，哈梅内伊与贝赫什提、拉夫桑贾尼等人创建伊斯兰共和党，任中央委员。哈梅内伊还一度兼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
1980年初，哈梅内伊被霍梅尼指定为霍梅尼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后又被霍梅尼指定为德黑兰星期五聚礼会的领拜人，实际上已成为伊朗首都的宗教领袖。1980年5月，哈梅内伊当选为伊斯兰议会议员。同年，最高国防委员会成立，被霍梅尼指定为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并行使监督权，以此牵制世俗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巴尼萨德光头的权力。同年9月，哈梅内伊任执政的伊斯兰共和党秘书长，同时兼任执行伊斯兰化运动的（伊斯兰）文化革命指挥部成员。
1981年6月，哈梅内伊在一次聚礼会上被反对派炸成重伤，至今其右手仍留下残疾，被称为“活烈士”。同年8月，伊斯兰共和国总书记巴霍纳尔被炸身亡后，哈梅内伊当选为该党总书记。同年10月，哈梅内伊接任总统职务，兼任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接受总统职务后，哈梅内伊立即整肃政府机构内主张世俗政治制度的人员，坚决贯彻霍梅尼的政治主张和加强伊斯兰政权。1983年在伊斯兰共和党一中全会上哈梅内伊再次当选总书记，1986年10月在总统竞选中哈梅内伊再次当选总统。
如今的哈梅内伊仍然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拥有强大的革命卫队，控制着一个资产约95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这一数字超过伊朗当前的年度石油出口额。
英国媒体报道称，这个鲜为人知的组织名叫Setad，是哈梅内伊长期手握大权的关键元素之一。Setad通过系统性的查封数以千计属于伊朗平民百姓的房产，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其目前几乎在伊朗各行各业都持有权益，包括金融、石油、电信、避孕药生产企业、甚至鸵鸟养殖场。
英国媒体的这项调查长达六个月，Setad的波斯语全称为“Setad Ejraiye Farmane HazrateEmam”，即“执行伊玛目命令”(Order of theImam)的总部。“伊玛目命令”指的是伊朗首位最高领袖霍梅尼去世前签署的一项法令。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多年的动荡期中出现大量被弃房产，霍梅尼当时的这项法令催生了一个管理和倒卖这些房产的实体。
据一位联合创始人称，当初创建Setad的目的是帮助穷人和老兵，设定存在期限仅为两年。报道指出，如今Setad已存在了近25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商业帝国，麾下拥有房地产、企业股权及其他资产。除此之外，该组织还控制着一个慈善基金会，但尚不清楚有多少资金被用来做慈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