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如果重温历史，你就会看到，任凭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种血脉相连的感情，早已超越了舟和水的关系，它是鱼与水之间的生命交融！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矢志追求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因而凝聚起了全民族的强大力量。
正因如此，有人说，延安革命根据地是陕北人民用小米哺育出来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改革开放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搞起来的。
是的，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一切奋斗为了人民，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人民。
与此同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有无数共产党人用热血与生命兑现自己的入党誓言，随时准备为人民牺牲一切，用不懈的奋斗感召着广大群众团结一心，勇往直前。
延伸的路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此后,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共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然而这些起义大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失败，领导者都在苦苦思索，把剩下的人带到哪里去，才能生存下来。
脚还在迈动，路只有在荒野中没有路的地方延伸。1927年9月19日那天，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断：把部队带进山里。正是这个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的决断，为中国革命带来了特殊影响。
毛泽东带着他的人马上了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在井冈山，他把袁文才、王佐两股草莽气息很浓的农民武装当做了自己的弟兄，并让他们成了自己麾下的红军。他送去的见面礼，是100多支上好的步枪。有人表示担心，万一这些人反过来打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却坚信他送去的是一腔诚意，一种气度，一个真理。
井冈山根据地就这样开始建立起来了。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来到了井冈山。一支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年年底，彭德怀又率领参加平江起义的部队来到了井冈山。至此，井冈山的红军达到了1万多人。
为了使井冈山的红军克服旧军队的习气，毛泽东下大力气进行改造，在军队各级组建了士兵管理委员会。当时，山上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油、盐、柴、菜的经费。由于实行民主，由士兵管理伙食，仍然能够从中节约一点钱，分给官兵做零用。每人每天大约能得到六七十文，士兵们把它叫做“伙食尾子”。这种官兵平等的办法，和旧式军队完全两样，深受士兵的欢迎。
为了密切同老百姓的关系，在不断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后，毛泽东先后宣布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以后，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发展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的行动准则。当时，工农红军第四军的一位战士用毛笔将“六项注意”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块包袱皮上——“注意(1)(捆铺)草，(2)上门板，(3)买卖公平，(4)言语和气，(5)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偿，(6)不准乱翻东(西)”。这位战士行军时用它包物品，宿营时挂起来宣传红军纪律。渐渐地，井冈山的红军成了一支完全新型的军队。
那时，毛泽东曾写文章告诫从事实际工作的党员干部，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全力支持革命，最重要的是“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而在农村，人民群众最大的切身利益，是土地。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正式召开，明确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毛泽东三到永新塘边，亲自指导分田运动并作永新调查，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这个十七条为《井冈山土地法》的制定打下了基础。湘赣边界党的二大召开时，再次研究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并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自己颁布的第一部土地法。
1929年4月8日，红四军进驻于都，并确定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赣南赣县、于都、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很快，土地革命风暴在整个赣西南地区和闽西地区都刮起来了，到处是“分田分地真忙”的情景。到1930年10月攻占吉安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时，赣西南苏区已成为全国最大最为巩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正是把土地革命贯穿于井冈山斗争全部时期，才有了根据地的蓬勃发展。这些根据地，终于让革命的星星之火有了燎原之势！
得人心者得天下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共进行了142天，歼灭敌人173个师，共计154万多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
代表着人民利益、得到人民支持的正义战争，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前进。因此三大战役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心所向的胜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各解放区遵照《五四指示》普遍开展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
在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后，解放区为贯彻会议精神，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11月至12月，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很快在解放区开展了起来。在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华东解放区，凡是过去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全部或大部分被废除、土改基础较好的地区，均实行抽补、调剂政策，以解决贫雇农土地不足的问题；在土改工作薄弱的地区，则没收地主、旧式富农多余土地、房屋、耕畜、家具，按人口平均分配。在陕甘宁、晋绥和东北解放区，以自然村为单位，将土地打乱，按人口重新平均分配。在新开辟的解放区，也迅速开展开仓济贫、分土地、分浮财运动。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在一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
翻了身的农民十分自然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封哈尔滨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写给毛泽东的信：“毛主席啊，没有你我们真的饿死了。这回我们都翻身啦，分了地，分了马……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这是我们翻身的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为了让这种生活能够继续下去，人民群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支援前线的战争。就像当年歌里唱的那样：“最后一口粮，做的是军粮；最后一块布，做的是军装；最后一个儿子呀，送到了部队上。”
于是，几乎每一场大的战役，都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用肩挑背负，小车推送，供应前线需要的各种物资。仅仅是淮海战役，解放区就动员了民工543万人，担架7万3千副，手推车41万余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粮食9亿6千万斤！
参加指挥这场战役的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江苏省赣榆县董家墩妇女救国会主任董力生，就曾推着一辆独轮车为前线运送炮弹、面粉、服装，荣立大功。她原本有姓无名，人称董大姐，1949年3月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为她取名“力生”。
和董力生齐名的还有一个叫唐和恩的支前模范。他是山东莱阳人，从1947年起就自愿带领一小队民工随军支前，昼夜活动在胶东高地一带。他在5个月中完成了59次运输任务，往返行军达万里。淮海战役开始后，他第一个报名支前，一路随军南下，他拿着一根小竹竿当拄棍，从家乡山东莱阳出发，推着小车支前。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把那里的名字刻在这根小竹竿上，上面一共记下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村庄和城镇的名字。
什么是民心？这就是民心。什么是人民的选择？这就是人民的选择。由人民选择的军队，怎能不战无不胜呢！
一张契约和农民的选择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国家把农民的土地高度集中起来，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由人民公社以及下属的生产队统一管理，每天吹哨或者敲钟下地干活，按人口分配粮食，年终按每家挣得的工分多少来分配收入。由于没有任何自主权，农民渐渐对生产经营失去了责任心和创造热情。于是，在不少地方，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日子越过越穷。
当时的安徽省凤阳县，就是这样的地方。这个县年年都有农民拿着队里盖上公章的证明，打着当地的花鼓，出外讨饭。渐渐地，凤阳花鼓在全国都有了名气。凤阳的小岗是一个又穷又小的生产队，1978年只有20户人家，115口人。从1966年到1976年，年人均收入不足30元，人均口粮不到200斤，家家都有过外出乞讨的辛酸经历。
1978年夏秋之际，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降临安徽大地。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穷则思变，人们开始想办法了。小岗生产队的20户农民在这年12月创造了一种包干到户的责任制。他们的做法是：把全队517亩田按人头分到户；10头牛两户分一头。国家的公粮，还贷任务，公共积累，也都包干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
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与国家的法令不相容，农民们只有舍命共担，才敢一试。所以，小岗生产队的人是秘密干的，为了防止以后领头的人出现意外，他们还约定，万一出了事情，大伙就把领头的人的子女抚养到18岁，并且在一份秘密契约上按下了各自的手印。
一份契约，原本不包含什么使命感，而只有朴素的生存动机，但那些农民的手印，却盖去了人民公社20年表面的辉煌，创造了农村改革的新经验。到了1979年秋天，小岗的土地奉献了丰硕的果实：粮食产量是上一年的4倍，合作化23年来，小岗人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粮食，社员收入达到人均400元。
但这种秘密的做法还是传了出去，引起了争论，甚至受到了批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北京开会的时候，首先和陈云商量怎么办。陈云说：“我双手赞成。”万里又给邓小平讲，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们就这样干下去就行了。”
这样，安徽省更大胆地推行起这种“大包干”的做法了。在当时安徽省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的工作笔记本里，便记录了万里的这样一段讲话：“社会主义不是吃大锅饭，管理办法可以多种多样，责任制的核心是调动积极性，使生产的好坏和个人的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从此，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由过去行政指挥关系变成了以承包合同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农户实际成为一个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对这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农业生产方式，邓小平后来评价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明权属于农民。”
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第一次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会议形成的纪要给了“包产到户”这个难产婴儿一张合法的出生证。随后，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5个“一号文件”，反复肯定了包产到户这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形式。由此，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实现了划时代的合理解决。
红手印的诉说
还是在安徽凤阳小岗村，时隔28年后，这里的村民再一次集体签名、郑重地按下红手印，但是这一次却不是为了包干田地，而是为了留住一位基层党员干部——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
“一朝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曾经有人用这句话形容小岗村。2003年，小岗村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300元，村集体欠债几万元。沈浩是安徽省财政厅干部，2004年2月被选派到小岗村任第一书记。刚来到小岗村时，他曾遭到村民们的怀疑，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来“镀金”的。
沈浩迎着质疑的眼光，走村串户，踏踏实实地为村民办实事、谋利益。
3年任期，转瞬即到。2006年秋天，正当沈浩准备回到省城的时候，一封按着98个鲜红手印的申请书，送到了省委组织部和财政厅，希望沈浩继续留任，小岗村舍不得他，离不开他……
妻子盼望夫妻早日团聚，不同意沈浩留任。沈浩苦心劝慰：“让我再干3年吧，第一个3年是搞基础建设，第二个3年才能把村里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让大家富起来。”
沈浩留下来了，小岗开始了新的奋进蓝图。办工业、兴商贸、科学种田，以市场经济的头脑发展种植、养殖和高效农业……2008年，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600元，是2003年的2.87倍，比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2000多元。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考察。在得知村民按手印挽留沈浩的事情时，总书记连声说好，并勉励沈浩：“群众的认可，是对你最大的褒奖！”
是啊，还有什么褒奖，能比村民这鲜红的手印更为神圣？
春去秋来，又是3年。沈浩的第二个任期又要期满。2009年秋天，又一纸按有186个红手印的申请书，递到省委组织部。红手印，还是红手印！小岗人要留住他们致富的带头人。这再一次恳切的挽留让沈浩最终坚定了扎根小岗的决心，他说：“我愿意一辈子留在小岗。”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此时的他已经积劳成疾，就在这一年的11月6日清晨，沈浩因心源性心脏病猝然离世，年仅45岁。
就在沈浩去世的第二天，村民们把按着67个红手印的请愿书交给上级组织及沈浩的亲属，恳请迎回沈浩的骨灰，让他们的第一书记永远留在小岗村，“让他亲眼见证他为之献出生命的小岗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红手印，是中国农民最坚决的意志表达。红手印，也是对共产党干部的最高评价。让群众舍不得、离不开，对干部来说，就是最高称赞、最高信任。沈浩用生命践行了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特别鸣谢：辽宁人民出版社《为了理想——党史文物中的风云岁月》一书陈晋 赵新茹 王为衡编著2011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