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 放纵与压抑――中国人的两种性 中国人压抑情绪

放纵与压抑――中国人的两种性文化 王溢嘉

  “不同的原色在不同的比例下,结集配演出泾渭分明的两种性文化。它们可说『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形同冰炭,势如水火,但却同时存在於自古以来的中国社会里,所不同的只是彼此间的消长形势而已。”

  “只有昧於历史的人,才会说『中国人在性方面向来比西方压抑、保守』,中国的儒家虽然保守,但比西方的教会要开明许多。全世界最早主张将性教育纳入学校课程的是中国的儒家。”

  “今日西方性开放的一个指标――坦然地从事性的自我表达,可能来自过去性保守的一个桎梧――教会逼令信徒在告解室如实地说出他们所犯的肮脏的罪,而中国人是缺乏这种历史传统和历史训练的。”

故事篇

    故事一七 同川浴

  有人说广东多怪虫,乃是因为男女一起在河里洗澡,由此淫气酝酿而生。对於男女同川而浴这回事,我一直不相信,有一天和沈继山司马谈起,沈某说:“我在当番禺县令时,开始也不知道有这回事,可能是因为我一直住在官署里,无缘目睹。后来我被贬放到神电卫戍守,闲居无聊,发现每天午饭后,奴仆们都一一外出,到了傍晚才回来。我曾痛打他们说是否想效法朝中的权奸,弃我於不顾;但他们还是照样外出,不知悔改。有一天午饭后,我暗中监视他们,发现他们成群结队的出城,於是我悄悄跟在后头,到了城外的河滨附近,看到男男女女、老的少的,都脱光衣服到河里,拍水戏耍,状极愉快。在岸上旁观的人很多,但河中那些男女却了无羞涩之意。此时我才知道我的那些仆人为什么宁可被打被骂也不愿待在家里的原因。”

  我问沈某说:“在晓得有这么一回事后,那你怎么处理呢?”沈某笑著说:“从此以后,我不但不再责骂我的仆人,而且每天吃完午饭,我就先仆人一步到河边去观赏了!”说完,我们两人不禁拍手大笑。(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

    故事一八 清凉老人

  五台山有一名高僧,法号清凉老人,因禅理高深,而和鄂相国结为至友。雍正四年,清凉老人驾鹤西归,西藏地方有人生了一个儿子,到八岁还不会开口说话。有一天,在剃发做喇嘛时,他忽然开口大叫:“我是五台山的清凉老人,赶快替我通知鄂相国。”

  於是鄂相国将这个小孩召入京城,和他交谈,小孩对答如流,都是清凉老人前世的经历,丝毫不爽。小孩还指著相国家的侍者仆御,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像老友般熟昵。鄂相国有意要试验,而拿出一串念珠赏赐给他,小孩握著念珠叩头说:“不敢,不敢。这是和尚我前世献给相国的礼物啊!”鄂相国惊异万分,遂派人送他到五台山做住持方丈。

  他在到五台山数年,已长得纤妍俊秀,形如美女。有一次路过北京琉璃厂,看到画铺里所卖的男女秘戏图,心中大喜,凝视把玩不已。在回程经过柏乡时,就忍不住召妓淫乐。

  回到五台山后,他竟将山下淫荡的妇人以及年轻俊美、阳物巨大的男人都召到山上来,让他们终日淫媾,自己则在旁观赏。后来觉得意犹未足,更拿善男信女捐献的香火钱,到苏州聘请伶人来表演歌舞。最后他被人弹劾,奏章还未上达天听,清凉老人已经知道了,他叹气说:“无曲躬树而生色界天,误矣!”於是端坐蒲团,闭目仙逝;当时年方二十四岁。

  我的一位友人李竹溪,因为和清凉老人是旧识,曾到五台山去拜访他。在入寺后,看到清凉老人正做女人的打扮,身上系著红肚兜,赤裸下体,让一个男人从后面鸡奸他,而他又和一个女人交媾。在他身旁,更有无数组像他这样鱼贯连环淫媾者。李竹溪开口骂说:“活佛应该这样吗?”

  清凉老人却心平气和地作偈说:“男欢女爱,无遮无碍;一点生机,成此世界。俗士无知,大惊小怪。”(子不语;清?袁枚)

    故事一九 某福晋

  某福晋,是庆亲王的近亲。丈夫死后,她寡居无偶;心中苦闷,遂外出浪荡。因自觉穿女装诸多不便,於是改易男装,而且还剃发结辫,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她是一个翩翩美少年。

  一段时间后,她在外的丑声传到宫中。庆亲王当时正掌大权,下令将她关入宗人府的高墙之内。结果福晋整天与同在禁中的皇族宗室调戏,不分叔侄祖孙的辈分,一一和他们交合。庆亲王知道后大怒,将她从皇族中除名,驱逐出府。

  福晋被逐后,更加放肆,整天和恶少厮混,经常是三五十人轮流和她交合。但她还不满足,又畜养了一头西洋巨犬,让狗舐她的阴部,或是自己仰躺在地,用手抚摸巨犬的腹下,等狗发情后,再和它交媾。有一位和福晋私通的少年,曾在她的下体发现黑狗的体毛,而她的两条大腿上也都留有狗的搔痕。他将这个发现告诉别人,事情才败露。

  庆亲王知道了,命令步军统领衙门缉拿究办,但福晋闻风后,已先逃往天津,而且还携带巨犬同行,完全不知悔改。(梵天庐丛录;民初?柴萼)

    故事二○ 易内

  有甲乙两人,原是好友。乙妻颇有姿色,甲和她私通。乙后来知道了,却不动声色,也不禁止。

  有一天,乙从外头回来,发现甲和自己妻子在床上,乙装出怒不可遏的神色,甲自知理亏,对乙叩头说:“木已成舟,你若不深究,我愿意让我的老婆也和你睡觉。朋友交换内人而相处,也算是行古之道。”乙欣然答应,和甲约定好时间,才放甲回去。

  甲回家后,将上述情况告诉妻子,希望妻子答应,但甲妻却坚持不允。甲觉得这样对不起乙,而一再勉强要妻子答应。当时甲兄因病而在外地疗养,甲嫂水性杨花,原已有出墙之举。甲妻因此向丈夫说:“如果一定要这样,那不如说动嫂嫂,让她来代替我。”

  於是到约定的那一天,甲妻向甲嫂说丈夫外出,自己不敢独寝,而邀嫂嫂和她同睡。在床上,甲妻又故意说些风花雪月,让嫂嫂听得心猿意马,然后再托言要如厕而起床,让甲带乙进入卧房。她则溜到嫂嫂的房间睡觉。

  乙在进入甲妻的卧房后,躺在床上的甲嫂早已春心荡漾,於是两人一拍即合。而甲就又利用这个机会,到乙家和乙妻重寻旧欢。

  就在这一晚,甲兄忽然从疗养地回来,他打开自己的房门,直接上床。此时,躺在床上的甲妻已经睡熟,甲兄以为她就是自己的妻子,於是钻进被窝里,和她敦伦如仪。一阵风流后,两人才发现弄错了,但事已至此,只好相约保守秘密。

  后来,甲和乙因小事而翻脸,两人互挖疮疤,此一换妻的异闻才为乡人所知。(耳食录;清?乐钧)

    故事二一 父子同灶

  正德初年,广西田州的土官岑浚有一名爱妾,因为是叛逆罪犯的家属,依法要没入官家。当时的宰相焦芳,探听到她长得非常美丽,於是贿赂主事的官员,而将她据为己有。

  但这位女士嫌弃焦芳年老,竟和焦芳的儿子、还有编修黄中私通。焦芳知道后,和儿子在家里争斗,互不相让。这件丑闻才因此传开来,而被大家视为笑柄。(万历野获编;明?

沈德符)

    故事二二 妻子的情夫

  虞山有一位翰林,官至大司成(国子监祭酒)。他儿子在郡城娶妻,妻子长得美丽又有才学,但却和一名少年私通。奸情败露后,大司成要将那少年置於死地,但他儿子却反而偏袒妻子的情夫,让他气得生了病。大司成的这个媳妇擅绘画,人物画画得极妙,而春宫画则更加精绝。(识小录;明?徐树丕)

    故事二三 打钉窑子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多无耻之行。北京皇城外妓院林立,笙歌不断。而外城度日艰难的老百姓,则往往勾引数名丐女,私设娼窝,称为“窑子”。窑子里天窗洞开,光线明亮;而且专挑靠路边的墙壁,凿出两三个小洞。当了窑姐儿的丐女则涂脂擦粉,脱光衣服坐在屋内,口里吟唱小曲,并作出种种撩人的淫秽姿态。

  浮梁子弟路经该地,常贴著壁上小洞向内窥视,情不自禁就会叩门而入。此时,窑姐即裸体列队上前,由顾客挑选中意的,投下七文钱,便可以带她上床交合,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称为“打钉”。(梅圃余谈;明?阴太山)

    故事二四 葡萄架下

  我认识一位太守,家里蓄养了很多美女,他从中挑选十二位各精一种才艺者,号为“十二金钗”。因羡慕《金瓶梅》书中“葡萄架”的艳名,所以请人用金丝作成葡萄藤,缠穿碧玉翡翠当做葡萄叶,并用紫晶绿晶雕成一串串的葡萄,在自家的院子里搭了一个葡萄架。架下铺设锦褥,褥上放了几个大红呢绣花坐垫,旁边则陈列各种珍贵的古玩及图书。

  他和众美女日日在葡萄架下或弹琴下棋、或赋诗饮酒,或者一同观赏唐六如、仇十洲的春宫画册,相互调笑取乐,说不尽的绮旃风流。可惜好景不常,过不了几年,太守驾鹤西归,美人星散,环堵萧然,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履园丛话;清?钱泳)

    故事二五 张居正与海狗肾

  有一种腽肭脐媚药,俗名海狗肾,效力不下於春恤胶,但是假货充斥,百中难有一真。试验的方法是牵一条母狗伏在它上面,原本枯干腊皮间的海狗阳具如能挺举,才是真货。这种媚药取材自山东登州海中的海狗。

  以前张居正当宰相时,晚年蓄养了很多姬妾,无法杨枝遍洒,就专门用它来做壮阳药剂。这些海狗肾都是蓟州元帅戚继光每年奉献的,戚继光原是登州的文登县人。张居正服用海狗肾虽然有奇效,但后来就发了热病,在严冬时都热得戴不住貂帽。文武百官在冬天上朝,虽然有皇上赏赐的暖耳皮帽,但因张居正不戴,大家也都不敢戴。后来,张居正竟因此病而一命呜呼。(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

    故事二六 吹灯吸酒

  廖副宪闲居在家时,喜欢道术。有一位方士孔复以烧炼之术得到廖某赏识,住在他家里。有一天,他对廖某说:“我想要炼一种接补法,敢请大人您赞助银两,让我到娼馆去住几天。”

  孔复到了娼馆,妓女和他交合,开始时觉得孔复久战不泄,颇为惊异,但后来却畏其淫毒,哭叫著闪避,孔复要抓都抓不住。娼馆的老鸨四十来岁,平日以擅於淫战而为人所乐道,她亲自下海和孔复交合,也承受不了而退避,但孔复却固若铁杵,神色自若。后来,那位妓女病了一个多月,而老鸨也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听说孔复的阳具能够运气将灯火吹熄,而且能够吸纳两升多的烧酒,吸入的烧酒流布四肢,红赤如血,然后又将烧酒自阳具射出。(客坐赘语;明?顾起元)

    故事二七 姊姊的隐私

  高邮县某村,某农家夫妇育有两个女儿。姊姊在出嫁后不久去世,女婿向岳父母请求能娶妹妹做继室,两夫妇听了都很高兴,但做妹妹的却不答应,不管父母如何施加压力,她不肯就是不肯。

  母亲私下问她原因。她说:“夫妇在闺房之内的隐私行为是天下最令人羞耻的事情,所幸不会有他人知道。现在如果我和姊姊嫁同一个丈夫,那么我就会知道姊姊在床上的隐私,这是在加重姊姊的羞耻呀!”最后,父母觉得无法勉强,才将这门婚事作罢。(右台仙馆笔记;清?俞樾)

    故事二八 娶妻何为?

  我家乡文登县的县令刘元锡,是山西人。年幼时,就和某氏女订亲。还未迎娶,未婚妻的双眼突然瞎了,他父母打算解除婚约,但他却坚决反对,说:“妻子眼睛瞎了,我就遗弃她,如果是我瞎了,那怎么办?”父母又想找一个美丽的婢女给他做妾,他也拒绝说:“娶妻是为了延续香火,妻子能生育就够了,容貌的美丑并不重要。”

  后来,他完全遵照礼数,将妻子迎娶过门。婚后即延请名医治疗妻子的眼疾,有一眼又恢复了视力。夫妻两人合好无间,他终身都不置妾,官至济南太守。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个个都有成就。(秋灯丛话;清?王椷)

    故事二九 节欲养身

  魏将军已经七十多岁,还能披甲上殿,跟随皇上的銮舆出入,不逊少年人。有人问他平生行事,他说在四十五岁时就断绝了男女情欲。

  另有一位周和尚,原是卢陵人,流落到京师,已经九十多岁,但到远地仍步行前往,而且头发胡须都还是乌黑的。我曾问他有什么养生秘诀。他说没有秘诀,只是从壮年起就节欲罢了。他又说男人的精液给女人,能够生小孩,如果能保守存留,岂不是就能滋养自身?(菽园杂记;明?陆容)

    故事三○ 见色不乱

  王敏,字进德,定海县人。他曾和友人在一空屋中读书。某日深夜,附近的一位女郎前来敲门求宿,友人想开门接纳,但王敏却拒绝开门,而且厉声说:“有我在这里,谁敢进这个门?”他说得很大声,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女郎羞愧得不敢出声,只好离开。

  镇守定海的某将军认为王敏有清介之名,想要试试他,遂派人去请他来吃饭,而先在某个僻静房间的床上藏了一个妇人,到喝得酒酣耳热后,将军请王敏到那个房间过夜,并将房门锁起来。王敏进入房间,掀开床帐,看到里面有一个妇人,就大叫出声,急急破门而出,到马厩里骑了一匹马,连夜逃走。洪武年间,王敏以太学生拜监察御史之职。(寄园寄所寄;清?赵吉士)

    故事三一 捡铜钱

  有一位贞妇,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她矢志守节。每晚就寝,关上房门后,家人就听到她房内传出撒钱於地的声音,但待到第二天一早,她打开房门,地上却又连个铜钱也无。

  后来,她享有高寿。在生了场大病,渐感不支时,她从枕畔拿出一百个铜钱,个个光明如镜。她指著铜钱对媳妇们说:“这就是帮我守节的东西。自从死了丈夫后,我孤身独宿,经常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后来,想起鲁敬姜先生所说的『劳则善,逸则淫』这句话,於是每晚在夜深人静时,熄灭灯火,将一百个铜钱抛散在地上,然后再俯身摸黑将它们一个个捡起来,如果有一个铜钱捡不回来,我就不上床。等到全数捡齐后,已经神倦力乏,一靠上枕头,就安然入睡。如此,经历了六十多年,今天仍无愧於心,所以将这件事告诉你们。”(志异续篇;清?青城子)

    故事三二 男女大防

  我幼年时听说担任侍郎的某公,以行事严正、注重气节自许。他曾将家中的某小婢许配给某小奴,之后一两年,小婢和小奴仍出入往来如常,并不互相回避。有一天,两人在庭院里碰头,某公刚好也走过,瞥见两人脸上都还留有笑容,他很生气地说:“你们这种行为如同淫奔,按照律法,诱奸未婚妻的需受杖责!”於是叫人拿挺杖侍候。

  大家都劝说:“这只是小儿女的玩耍,他们两人并没有做出不可告人之事,从小婢的眉毛和乳房就可以研判她还是个处女。”但某公还是坚持:“律法规定,心有图谋还未付诸实行的,只能减罪一等。减罪可以,但要免罪万万不行!”结果还是将两人痛打一顿,两人都身受重创,差点丧命。但某公却自以为他的家法可以媲美河东柳氏,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某公因厌恶小婢和小奴的无礼,故意延搁他们的婚期。此后,两人在一起做家事时,举手投足都格外小心;连无事之时,远远看到对方的身影,也连忙闪避,瞻前顾后,每天都过得紧张而无趣。结果,两人都因此而抑郁成疾,不到半年,先后去世。小婢和小奴的父母可怜他们,恳求能将他们合葬在一起,但某公却说:“嫁殇之俗不合礼法,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他还是坚持不答应。(阅微草堂笔记;清?纪晓岚)

    故事三三 贱人未可苟合

  江西举人龙复礼,胡须长得很美观,他说他平生都没有和妓女苟合过,因为唯恐不知情而使妓女受孕,那么生下男孩将来一定当乐工,生下女孩则必沦为娼妇,使父母的遗体堕於污贱世界。这种说法看似迂腐,但实际上却颇有道理。

  后来,他到一士大夫家饮宴,乐工们排成两列奏乐娱宾,其中有一名少年乐工,容貌身材都和主人非常相似。他觉得奇怪而向年长的乐工探问那是谁家的儿子?乐工说是妓女所生,有母而无父。他又请教主人,才知道主人和那位乐工的母亲有过私情,只是他不肯承认那是自己的儿子。(坚瓠余集;清?褚人获)

    故事三四 烧杀贾宝玉

  淫书中以《红楼梦》为害最烈,它揣摩描写痴男女的种种情性,虽然字面上没有露出一个淫字,但却令人幻想神游,意志为之动摇,是所谓“大盗不操干戈”的大淫之书。中丞丁雨生在担任江苏巡抚时,曾严加查禁,但却无法根绝,因为不少文人学士都喜欢这本书。

  我年轻时在杭州读书,听说有某位商人的闺女,长得明艳动人,亦擅长诗词,因为迷上《红楼梦》竟至思想成疾,在病重时,她父母认为都是《红楼梦》惹的祸,怒而将它投入火炉中。闺女在床上目睹此景,大哭说:“为什么要烧杀我的贾宝玉呢?”结果竟因此悲痛而死。(庸闲斋笔记;清?陈其元)

    故事三五 中流女子

  光绪六年五月间,湖北汉口的镇民发现江中流下一块木板,板有数层,用巨绳缠束成一大块。木板上躺卧著一名女子,容貌娟秀,但四肢都被铁环索住,牢牢地钉在木板上,不能翻身。

  女子身侧,放了三千文的铜钱:右手边有一个瓷罐,里面装著可以充饥的糕饼。而在她的胯下则赫然是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仔细瞧可以看出那是一个和尚的头颅,已经腐臭不堪。木板上还竖了一块标示,上面写著:“此女,金口人,年十九;僧,年四十二。女死,则仁人君子取此钱买棺殓之。若其不死,则有饼饵可延其数日之命。见者不必救,救而收留之者,男盗女娼。”

  因此,虽然看见的人不少,但却没有人去救那名女子,而眼睁睁地看著她随波漂流而去。金口距汉口约六十里水程,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是谁家的女儿或媳妇,后来听说第二天流到葛店时,有人将她救起,但详细情形如何,却无人知晓。(右台仙馆笔记;清?俞樾)

    故事三六 勾引甚於手足

  依刑部律例,凡是调戏强奸妇女未遂,而致妇女羞忿自尽者,论罪应判绞刑。但其罪又有情实与缓决之分,动手动脚勾引的,属较重的情实罪;而只是用语言调戏的,则属较轻的缓决罪,但两者有时很难区分。最近就听到有人提起下面这个案例:

  有一位男子在路旁小便,刚好被路过的妇人撞见。那人对妇人露齿而笑,而且还用手指著自己的阳物,妇人回家后即羞忿自杀。有司断案,认为该名男子既没有语言调戏,又没有手足勾引,因此拟判他缓决之罪。但刑部官员却批驳说:“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於手足”,於是改定为情实之罪,处以绞刑。论者都认为这个判决公允。(庸盦笔记;清?薛福成)

论述篇

最具份量的两种原色

  我们虽然将性分成十一种原色,但不管是在本能或文明的范畴里,它们所占的份量都不相同,而有主辅之分。要了解它们彼此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并避免治丝益棼,最好是先从较重要的原色著手,以它们为纲或主体,“纲举而目张”地带动其他原色,然后观察其间的演色关系。

  快乐与道德是我们最先选择的两种原色,因为它们在人类性意识、性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而且也一直是有著强烈对比的两种原色,在它们的领衔演出下,人类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性文化。

  哲学家尼采在提到希腊文化时,曾说希腊文化含有两种成份:一是戴奥尼索斯(Dionysus)精神或酒神文化,它是放纵、冲动、激情、狂乱、非理性的:一是阿波罗(Apollo)精神或太阳神文化,它是压抑、自制、肃穆、秩序、理性的;这两种文化都源自人类的天性,也各有拥护者。他的这种观点似乎特别适用於性文化这个领域,由性原色里的快乐或精神分析里的原我领衔演出的,乃是性放纵的文化,而由道德或超我领衔演出的,则是性压抑的文化。

  中国文化及性文化当然也含有这两种成份。前面所举的二十个故事,是我们从明清笔记小说里挑选出来,具有浓厚快乐或道德色彩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中国性放纵文化与性压抑文化的缩影。我们先看看它们各自有著什么样的内涵:

由快乐领衔演出的性图像

  从〈同川浴〉到〈吹灯吸酒〉这十个故事是由快乐领衔演出的,也是中国性放纵文化的举隅,它们为我们勾勒出如下的图像:

  第一,性是自然而美好、赏心悦目的。〈同川浴〉里的沈某在知道河中有男女裸浴的美景后,不但不再责骂仆人,而且每天抢先仆人一步,到河边“养眼”。而在〈清凉老人〉里,当李竹溪责备清凉老人种种荒唐的行径时,他却振振有辞地说:“男欢女爱,无遮无碍;一点生机,成此世界。俗士无知,大惊小怪!”这段偈语可以说是所有故事中人的共同心声,性交乃“天作之乐,何罪之有?”

  第二,任何追求性快乐的方式都是被允许的。故事中人不仅在性行为及性对象方面求新求变,像〈易内〉里的交换配偶;〈某福晋〉里的乱伦、群交、异类相交,〈清凉老人〉里的观淫、扮异性、肛交等;而且不受道德、法律的约束,〈某福晋〉里的福晋虽经庆亲王屡加责罚,但却完全不知悔改,而〈妻子的情夫〉里的丈夫,在发现妻子与人私通后,还大方地加以宽容。

  第三,以各种手段来获得性对象。〈父子同灶〉里的焦芳贿赂主事的官员,将罪犯的爱妾据为己有,供其泄欲。而〈打钉窑子〉更是一种赤裸的色情行业,由裸体的妓女口唱淫曲,让嫖客看得血脉贲张,而交出七文钱入内“打钉”,逞一时之快。

  第四,以色情小说及春宫画等来佐淫助兴。〈葡萄架下〉里的太守从色情小说《金瓶梅》里获得享乐的灵感,并和众美女共赏活色生香的春宫画册,按图取乐。而〈妻子的情夫〉里的妻子,更自己动手画春宫,以自娱娱人。

  第五,以丹药及房中术等来强化性能力,增加性快乐。在〈张居正与海狗肾〉里,戚继光善解人意地为年老体衰但侍妾众多的张居正张罗壮阳补药,让他能重振雄风,杨枝遍洒。而〈吹灯吸酒〉里的孔复,则更将一根阳具练得能吹熄灯火,吸纳两升烧酒,收发自如,像铁杵般攻无不克,并以之炫人。

由道德领衔演出的性图像

  反之,从〈姊姊的隐私〉到〈勾引甚於手足〉这十个故事,则是由道德领衔演出的,也是中国性压抑文化的代表,它们为我们勾勒出如下的图像:

  第一,性是可羞、可耻、危险的。在〈姊姊的隐私〉里,妹妹不愿再嫁给姊夫,因为她认为“夫妇在闺房之内的隐私行为乃是天下最令人羞耻的事情”,她怕因此而知道姊姊“见不得人”的一面。更有甚者,〈勾引甚於手足〉里的妇人,看到路旁小便男子的阳具后,回家后即“羞忿”自尽。而〈节欲养身〉及〈烧杀贾宝玉〉则分别以性对身体及心灵可能造成的戕害,来强调它是危险的。

  第二,将性纳入严格的规范中。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婚姻是对性最基本的规范,〈娶妻何为〉里的刘元锡严守这个规范,并坚持不讨妾;〈贱人未可苟合〉里的龙复礼终身不嫖妓,因为它不合礼法的规范。

  第三,在行为上表现出克制、压抑与逃避的倾向。像〈见色不乱〉里的王敏,厉声喝退夜奔的邻女,并对某将军为他安排的美人避之如蛇蝎,这是对外在环境中性诱惑的克制与逃避。而〈捡铜钱〉里的寡妇,以夜夜摸捡洒落在地上的铜钱来围堵、排解芳心的寂寞,则是对自己内心蠢蠢欲动之性欲的压抑与升华。

  第四,以检查或禁止来为性规范把关。色情媒体被认为是伤风败俗之物,〈烧杀贾宝玉〉里的江苏巡抚将《红楼梦》列为淫书,下令查禁,这是官方的动作;而闺女的父母将《红楼梦》投入火炉中焚毁,则是私人的动作。

  第五,对违反性规范者加以严惩。〈男女大防〉里已经定亲的仆婢,因违反了“未婚男女不准在一起说笑”的规范,结果遭到侍郎毒打,而且被延搁婚期;〈中流女子〉里通奸的和尚被砍下头颅,女人被捆绑弃水漂流,这两者都属残酷的私刑,而〈勾引甚於手足〉里在路旁小便被妇人撞见的男子受到绞刑,则是一种严厉的国法。

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在浏览了明清两朝性放纵与性压抑文化的大致脉络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们有著不同的“色彩结构”。在性放纵文化的图谱里,除了快乐这个主色外,竞争、利益、权力、艺术等原色也获得了较大的挥洒,它是鼓励竞争、以利益来交换快乐、以权力来获得快乐、以艺术来增加快乐的。反之,在性压抑文化的图谱里,除了由道德挂帅外,法律、生殖、健康、权力等原色也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它是以法律和权力来支撑道德,以确保生殖秩序,维护个人和社会健康的。

  不同的原色在不同的比例下,结集配演出泾渭分明的两种性文化。它们可以说“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形同冰炭,势如水火,但却同时存在於明清两朝的社会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其实亦同时存在於自古以来的中国社会里,所不同的也许只是彼此间的消长形势而已。

  不管是性放纵或性压抑,文化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性文化视为一幅巨大的、由无数色点排列组合而成的、名为“放纵与压抑”的新印象派绘画的话,那么它们显然是由无数先人点点滴滴、集体创作出来的。其中有些色点相当光鲜,那是近人的新添;有些非常陈旧,那是古人的手笔;有些则层层交叠,产生另外的光彩,那是后人对前人的修饰。

  要想了解是谁率先在空白的画布上画下第一笔,乃至於随后每个色点的来源,显然已超出笔者的能力和耐力。但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所具有的色点出发,“按图索骥”,去寻找它们可能的历史根源或传承,对中国的这两种性文化有一个较具深度的了解。

性放纵观念与行为的历史回顾

  我们先从性放纵这个范畴出发。

  所有表现出放纵行为的故事中人,似乎都认为性交乃“天作之乐,何罪之有?”认为性是自然而美好的观点,在中国可说源远流长。《易经》里的“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指出交媾是自然行为,而《白虎通》里的“情性之大莫若男女……人承天地,施阴阳”,更将男女交合视为“天地大义”。唐朝白行简(白居易之弟)在其《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里除了说:“天地交接而覆载明,男女交接而阴阳顺”外,更直言指出:“情所知,莫甚交接,其余官爵利禄,实人情之衰也”、“人之所乐,莫乐如此,故名大乐赋”。这些话不仅和清凉老人的偈语前后呼应,更点明了男欢女爱是人世的“快乐原型”,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只是性快乐的“替代性满足”,比佛洛伊德的“性源说”早了一千多年。

  在性行为方面尝试各种新奇花样,更是历代有之。据《广明弘集》所载,“教夫易妇,唯色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耻”的交换配偶、乱伦、群交,是东汉末年起义之黄巾集团的性行为模式。而在正史里,更有不少皇室“求新求变”的记录,譬如西汉的江都王命宫女和公狗、公羊等性交,由他在旁观看取乐。五代的南汉王则要男女白昼里裸裎於后苑,名为“大体双”,彼此相视为乐。各种现代人想得出来的花样,古人早都做过了。

  〈打钉窑子〉里由妓女裸体诱客的妓院经营术,也许是明末才出现的。但说起企业化经营的色情行业,根据《中国娼妓史》作者王书奴考证,全世界第一家“国家妓院”是春秋时代在齐国所设立的“女闾”,而创办人则是被孔子称赞,没有了他就“吾其披发左袵矣”的管仲。妓院有高低级之分,“打钉窑子”可能是最下等的,纯粹是解决性欲的场所,高等妓院自唐代以后慢慢发展成社交游宴的场所(现代的酒家似乎是它的遗迹),但还是难脱色相。中国的妓院不管是高级或低级,基本上是越开越多,明人谢肇淛的《五杂组》说:“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除了女娼外,还有男娼,《五杂组》说当时京师的“南北小唱”常兼男娼,多有以鸡奸献媚游客者。

渊远流长的房中术与色情媒体

  更值得注意的是也许是房中术和色情媒体,它们是中国性放纵或性原我文化中较具特色

的两个项目。

  《汉书?艺文志》列有《黄帝三王养阳方》、《尧舜阴道》(此“阴道”指的是“性交之道)等八本房中书,今虽已失传,但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它们被当做“艺术类”的书籍。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和竹本简书中,也有《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养生方》等房中书,由此亦可推知,中国人很早就将性交当做一门“学问”或“艺术”来研究,对如何增强性能力、增加性欢乐表现出无比的兴趣和热忱。这种兴趣和热忱后来被道家的一个流派和传统中医所接收,道家比较注重性交技巧的修炼,并希望借此来养生、甚至长生;而中医则比较注重药剂的使用,希望借此来增加性能力或治疗各种性疑难杂症。这两派历代都有专书问世,也有人身体力行,但整体说来,以南北朝及隋唐时为其“黄金时代”。

  春宫画及色情小说等色情媒体,虽然以明朝中叶至清朝初年为其“鼎盛时期”,但它们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东汉张衡的《同声赋》描写新婚夫妇在床上“衣解巾粉卸,列图陈枕帐,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千”,赋中的“图”指的显然就是性交图,很显然的,在东汉以前,中国就有“仪态盈万千”的春宫画。据记载,唐朝周昉、元朝赵孟俯等大画家也都曾画过“春宵秘戏图”,只是日久烟灭失散,没有留传下来而已。在色情小说方面,现被选录在《唐人传奇小说》里的《游仙窟》,可能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短篇色情小说,文中对男女主角如何以隐喻的方式互相歌咏性器及性交的欢畅,有颇为引入遐思的描述。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春宫画及色情小说在明清两朝都获得了比以前更蓬勃的发展。在春宫画方面,不仅唐寅、仇英等大画家纷纷“下海”执笔,而且还四色套印,装订成册,大量发行。而色情小说像《如意君传》、《金瓶梅》、《肉蒲团》、《绣榻野史》、《呼春野史》等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一部比一部更狂野地频呼“快活”。明朝政府对色情媒体在民间的流传,几乎是“不加闻问”,直到清朝干隆年间,还有人上书说,这些“淫词秽说,叠架盈箱,列肆相赁”。

儒家:中国性保守主义的代表

  在性压抑这个范畴里,我们同样看到了它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

  《礼记》这本儒家经典,对性做了严格的规范,它告诉我们,婚姻内的性是唯一“合礼”的性活动,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广继嗣”、“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世间男女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是孟子所说的“父母国人皆贱之”。而为了“防淫佚”,《礼记》更规定“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乃至於“七年(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这些规范都成为后代中国性保守主义者用来要求自己及别人的灵感来源,王莽在篡汉后,即曾将《礼记》里的部分规范制定成法律,要求全国人民一体遵行。而〈男女大防〉里的侍郎,他对小仆和小婢的要求,也是循著这条路子。

  在前述道德图谱中各种性压抑、克制与逃避的行为,基本上也都是在履行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贤贤易色”,以及孟子所说的“养心莫善於寡欲”等儒家的性教诲与自我要求。北宋有一位恪守“非礼勿视”的正人君子杨邦义,在上郡学时,被朋友骗到妓院里,当他看到浓妆艳抹的妓女出场时,大惊失色,随即愤然离开,回家后“解衣焚烧,流涕自责”,这种表现比〈见色不乱〉里的王敏和〈贱人未可苟合〉里的龙复礼都要“出色”得多。

  〈捡铜钱〉里的寡妇坚忍守节,似乎在反映北宋理学家程颐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严格贞节观。程朱理学“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以理灭欲”的性道德观,比起孔孟的“以礼节欲”似乎要严格得多,但仔细推敲,他们不过是想“复古”,因为《礼记》里早就说过:“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而且有“天理”、“人欲”对立的说法。而女子节烈也不是程朱理学兴盛后才出现的,譬如唐朝有名的宰相房玄龄,年轻时有一次重症垂危,他对妻子卢氏说:“你还年轻,我死后你不必守寡。”卢氏听了,即哭著到帷帐之内,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睛给房玄龄,表明决不再嫁。卢氏的这种“贞烈”,想必是程朱所歌颂的“古风”。事实上,中国历代都有极端严苛的性保守主义者。

管制、查禁与惩罚

  在为性规范把关,及对违反性规范者施以严惩方面,中国历代也都有“杰出”的表现。

  《韩诗外传》记载,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有一次从外头回家,在外室窥见妻子居然在内室“踞坐”(蹲坐,一种“不雅”的姿势),立刻禀报孟母,说他无法忍受妻子的这种随便,而要“休妻”(幸好孟母说孟子在进内室之前不先发声打招呼,也是“失礼”,才使孟子打消了以“休妻”惩罚妻子的念头)。汉宣帝时任京兆尹的张敞,因为在家中替妻子画眉毛,也有人据此向汉宣帝“举发”,说张敞违犯了礼法(幸好张敞在答辩时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於画眉者”,才得以免祸)。这种动不动就要来个“闺房礼仪检查”,看似小题大作,但历代都有人为之,搞不好“被举发者”就因此而身败名裂。

  对社会上各种“非礼”或“非法”的性活动及行业,中国历代官方也都有各种管制或查禁措施,譬如在看起来相当开放的唐代,召妓侑酒仍须“假诸曹署行牒”,也就是要事先经过有关单位的许可。明代初年,亦曾“禁文武官吏及舍人”出入妓院,“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而清朝除了废官妓、查抄私娼馆外,从顺治到同治年间,更先后颁布了十几次法令,在全国各地查禁销毁各种淫词小说,譬如〈烧杀贾宝玉〉里的江苏巡抚丁雨生,根据史籍所载,他所查禁的诲淫小说计有二百六十八种,连《红楼梦》都包括在内。在无数次雷厉风行的查禁后,使得不少中国古典色情小说及春宫画册后来都在中国本土绝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都是从日本及西方“回流”,重归“祖国怀抱”的。

  在法律方面,《魏书?刑罚志》里的“男女不以礼交,皆死”,可以说是最严厉的。而《唐律》:“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明律》及《清律》:“凡和奸者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刁奸杖一百”,看来似乎较为宽松,但也有深文周纳者,譬如〈勾引甚於手足〉里的路旁小便男子,即被引用“凡调奸妇女未成,致妇女羞忿自尽者,厥罪应绞”的条文而一命呜呼。至於〈中流女子〉里手刃奸夫淫妇的私刑,显然比国法来得严苛,但在民间却极为流行,而它亦是国法所默许甚至鼓励的。

摇摆不定的性天平

  在对中国人的性放纵与性压抑文化做简短的历史回顾后,我们深刻了解到它们从很早以前,就已在那里“互别苗头”。

  客观而言,放纵或压抑、快乐或道德、开放或保守,都各有见地,但也各有弊端。认为人们应该放“轻松”点,从充满压抑、偏颇与虚矫的礼法中解放出来,尽量发挥人在性方面的潜能,充分享受自然赋予的最美好体验,固然言之成理,但当这种开放及对快乐的追求过度发展,而沦於放纵时,就会像〈父子同灶〉及〈易内〉般,对各种人际关系带来破坏,或者像〈打钉窑子〉与〈吹灯吸酒〉般,将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认为人必须遵守性规范,以维护公序良俗及人性尊严,并让多数人过著合理和谐的生活,更是掷地有声,但这种保守及对道德的要求若趋於严苛,而沦为矫情时,也会像〈捡铜钱〉及〈男女大防〉般扭曲人性,甚至像〈勾引甚於手足〉般成为“吃人的礼教”。

  人类的一个困境是“左右为难”。但与其说中国人整体的性图像是在开放与保守、放纵与压抑间“僵持不下”,不如说是在两者间“摇摆不定”。如果我们把放纵与压抑视为中国性天平的左右双盘,那么上述各种分别代表放纵或压抑的观念及举措,就好像“性砝码”,而中国人情欲世界的演化,则好比为了维持天平的平衡,而不断地在左右两个托盘中加减砝码的过程。当左边的砝码太多时,性天平即向放纵的一边倾斜,於是有人开始在右边增加砝码,但往往添加得过多,而使性天平反而向压抑的一边倾斜;结果,又有人从过重的右边拿掉一些砝码、或在左边添加另一些砝码。如此不断循环,但却很难找到一个均衡的、不再倾斜摇摆的平衡点。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从春秋时代的孔子以迄西汉中叶,中国的性天平是逐渐向右倾斜的――也就是日趋压抑、保守化;而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迄北宋初年,则转而向左倾斜――亦即有越来越放纵、自由的趋势。但从北宋中叶以迄南宋末年,乃至於明朝初年,则又向右倾斜,产生了另一波的保守化运动,而明朝中叶到清朝初年,则又往反方向运动,日趋开放与宽松。然后,在清朝初叶以后,又开始各项道德重整的查禁与整饬。

  这种“左右摇摆”的描述当然只是粗枝大叶的,在每次大幅度的摆动中,还有无数的小幅震荡。我们真正想说的是,放纵与压抑、开放与保守,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互为消长的,而且是新旧杂陈的。

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

  令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放纵与压抑在历史中“如何”消长,而是它们在历史消长中积累出“何种”特色。要了解这点,我们需有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

  今天,不少国人在接触西方的性文化后,长会感叹:“西方人在性方面要比我们国人开放得多。”衡诸当前社会里的某些事实,我们确实有保守的一面。但在十七世纪,当西方人接触到中国的性文化后,却也有不少西方人感叹:“中国人在性方面要比我们西方人开放得多。”他们亦认为,当时的西方有保守的一面。

  这种感叹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一是内涵。

  就历史来说,中国人曾经比西方人放纵、自由过,而西方人也曾经比中国人压抑、保守过。事实上,西方人的性也有放纵与压抑这两种不同的性文化,它们也在历史里互为消长地循环著,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中国和西方的性天平有下同的倾斜度而已。我们若以“一时”的表现而下近乎绝对性的论断,说什么“中国人比较保守”或“西方人比较开放”,就患了“历史近视症”。

  就内涵来说,今天国人所羡慕的西方之开放,有一大部分指的是他们能更坦然、更公开地从事性表达。而十七世纪西方人所羡慕的中国之性开放,有一大部分指的是中国人能将性视为自然活动,并将它发展成一种精致的生活艺术。如果说“大家所羡慕的,正是他们所缺乏的”,那么这种差异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要了解这种差异的可能来源及它们的含意,我们需先对西方人的性放纵与性压抑文化有个扼要的认识,并和中国人做个比较。

西方的性压抑文化

  西方的性压抑文化,以教会为代表,整体来说,过去西方教会的性观念要比中国儒家严苛得多。

  早年的基督教圣徒像圣奥古斯丁等,将性与色欲视为“原罪”中的两大成份,是肮脏而令人嫌恶的,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过著完全禁欲的生活,而婚姻只是对人类柔弱的一种让步。即使到了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仍认为性是不太健康的,他把婚姻比喻为是“治疗”色欲这种疾病的“医院”。

  婚姻既是不得已的措施,因此,教徒们除了必须严守一夫一妻制、不准离婚外,教会还对夫妻何时可以行房以及应采用何种姿势等做了颇多的规定。譬如在中世纪,有些严格的神学家即建议,一个礼拜中有五天分别为了纪念耶稣被捕、耶稣受难、耶稣复活、圣母玛丽亚及死者,而应该禁欲,另外,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诞节前四十天也都要禁欲。而不含肉欲成份的性交姿势只有一种,也就是男上女下的“传教士姿势”(missionaryposition),其他的姿势都在禁止之列。教堂里更设有告解室,供教徒忏悔,并由神职人员来询问教徒们在性方面是否犯了不可告人的“罪”。在中世纪,教会还编了一本手册做为“询问指南”,其中罗列了各种“罪恶”的性交姿势,要教徒们“从实招来”。若违反了教会所订的性规范,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连男子身不由己的“夜间遗精”也要受罚。

  从这几点即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虽然“保守”,但却比西方教会要“开明”许多。两宋的程朱理学虽然有“灭人欲,存天理”的说法,但多属“道德文章”,并未像西方教会般在社会上布下天罗地网。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而孟子也对好女色的齐宣王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基本上,儒家并不排斥性,甚至希望旷男怨女都能在礼的容许范围内得到性欲的满足。至於夫妻在床笫之间要做什么、怎么做,儒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礼记?内则》反而规定“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做丈夫的对於未满五十岁的大小老婆,必须履行五天和她们性交一次的义务,才算“合礼”。

  只有昧於历史的人,才会说“中国人在性方面向来比西方人压抑、保守”。

西方的性放纵文化

  虽然教会如此严苛,但西方的性放纵文化,整体说来并不逊於中国。下面就举几个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淫乱的性行为方面,根据卡恰多利安(H.A.Kachadourian)《性的原理》一书所载,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荒淫无道”,曾在一次晚宴里提供五十个裸体女人,由客人展开性竞赛,看看谁能和最多的女人性交。而薄加邱(C.Boccaccio)的《十日谈》则对中世纪西方社会里的世俗男女及神父修女们的“荒唐性生活”,有极其写实而又讽刺性的描绘。事实上,西方社会里“男女私通”的情形一直非常普遍,十五世纪被史学家称为“私生子的世纪”,而十八世纪更加严重,一七七二年时,在巴黎出生的小孩有四○%成为弃儿,其中有很多是非婚的私生子。

  在色情媒体方面,英人海德的《西方性文学研究》里胪列了一大串十八、九世纪西方色情小说的书目,诸如《爱之泉的狂欢》、《假阳具的故事》、《两位女士的淫史与她们的密信集》、《修道院里的维纳斯》、《童贞女的第十五次瘟疫》、《时髦世界的隐私》、《欲爱集锦》等,其中有的还附有春宫插画,其“漪欤盛哉”并不下於明清色情小说。一八七四年,还有人曾利用牛津阿尔索尔学院的印刷机偷印附有性交姿势插图的色情诗,但不幸被发现而事迹败露。

  在色情行业方面,据唐娜希尔(R.Tannahill)《人类性爱史话》所载,在十五、六世纪时,欧洲曾出现由教会所办的“妓院”,但只招待基督徒,犹太人和异教徒则禁止入内。十九世纪时,欧洲及美国的一些大都市,妓女更多如过江之鲫。一八三九年,伦敦警方说,伦敦只有七千名妓女,但根据“戒除恶习委员会”的报告,则高达八万名。一八六六年,纽约一位基本教义派的主教抱怨“街上的妓女与基本教义派的信徒一样多”,警方被迫承认纽约有六百二十一家妓院。

  看了这些,我们不难想见,过去的西方人在快乐与道德、原我与超我间,可能面临了比中国人更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以虚矫、伪善的维多利亚时代性道德观勉强支撑著,但最后支撑不住,而在一九六○年代的一场性革命中爆发开来。

  只有昧於历史的人,才会说“中国人在性方面一向比西方人来得虚伪。”

西方人何以能坦然地从事性表达?

  在大致比较中西两种性文化的基本异同后,我们再来看前面提到的第一个内涵差异――西方人为什么比中国人能更坦然、更公开地从事性表达?这种差异似乎不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整体说来,中国人一向就觉得性这种事“难以启齿”。而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它的一个原因可能就隐藏在上述的历史脉络里。

  当代思想大师傅柯(M.F.Foucault)曾说,过去教会人士要求信徒们在告解室里如实地、巨细靡遗地、毫无保留地“说出”他们所犯的“肮脏的罪”,对西方人产生了两种影响:一是内省性、忏悔式小说的兴起,如卢骚的《忏侮录》、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等;一是精神分析的兴起,精神分析师要病人在一个安静幽暗的房间里,躺在躺椅上,不要压抑、自由地“说出”他们过去的创伤、幻想、卑污的愿望等,这事实上是一种“现代告解”。

  若将傅柯的观点加以延伸,则我们又可看出下面另外两个影响:一是性的自白体成为西方色情小说的主流,西方的古典色情小说,像《我的秘密生活》、《一个快乐女人的回忆》、《一个单身汉的自述》、《一个放荡女人的忏悔》、《约瑟芬回忆录》等,光看书名就知道那是第一人称的“性自由”。在笔者“碰巧”看过的《约瑟芬回忆录》里,还有女主角约瑟芬到告解室向神父告解,然后和神父就地颠鸾倒凤,两人频呼“What asin!”的情节。另一就是现代西方人在从事性的自我表达时,能更坦然、更毫无保留、更巨细靡遗地“说出”他们的感受。

  中国人缺乏这样的历史传统和“历史训练”。在儒家“非礼勿言”的观念下,中国人的性一向是“多做少说”的。而在中国的古典色情小说里,也甚少“性自白”的型式,就笔者阅读所及,似乎只有《痴婆子传》一书属之。相反的,在这些色情小说里,却充满了壮阳药、房中术等属於中国传统的东西。

中国人何以将性发展成一种生活艺术?

  至於第二个内涵差异――西方人为什么羡慕中国人能将性发展成一种精致的生活艺术?所谓“生活艺术”,在这里指的主要是“房中术”(包括丹药),而西方人的这种羡慕,似乎也不限於十七世纪,在西方性革命后才出版的一本《性的欢愉》(The Joy ofSex)里,在谈到性交姿势时,也说中国人对性交赋予“欢乐的名称”,有著“无压抑的性”,言下仍充满羡慕之情。笔者考察它列举的两种性交姿势,正是来自隋朝房中书《洞玄子》里的“砂猿抱树”和“背飞鳬”。在过去,中国的房中术确实比西方要来得发达,而究其原因,我们仍需从上述的历史脉络里去探察。

  从某个角度来看,以丹药或房中术来强化性能力,可以说是为了增加性快乐的放纵之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在过去的中国社会里却也有一些现实上的需要。不管是为了“广继嗣”、为了快乐或所谓展现“男性雄风”,中国过去有办法的男人都是一夫多妻(或说一夫一妻多妾)的,而让妻妾获得性满足(或说让男人自己获得性满足),更是《礼记》所说的“齐家”之道,因此如何强化性能力、讲求性技巧,“雨露均沾”,甚至於多交而不泄,就成了一种必要的知识。

  在东汉的《白虎通》这本儒家教义问答里,有一章专门讨论当时儒家学者理想中的学府――辟雍。所谓“辟雍”是类似於西方的贵族寄宿学校,贵族子弟在辟雍里除了研习礼、乐、射、御、书、数等课程外,还要接受“性教育”,它可能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将性教育纳入学校课程的主张,而所教授的内容是“极说阴阳夫妇变化之事”,里面显然了就包含了房中术。

  不管这样的学府和课程后来是否真的付诸实现,但从这点可知,在以丹药及房中术来强化性能力、增加性快乐或者“广继嗣”、“齐家”这个议题上,儒家和道家有很大的交集,而当这两者联手,它对中国人所造成的影响自然就既深且远(当然,中国人的喜好房中术,还有其他文化上的原因,我们留待第六章“临床工艺学”时,再予以详论)。

  从这些分析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的民族不仅有不同的性放纵与性压抑文化、不同的消长情势,而且其快乐与道德的原色还会在消长循环中相互渗透,配演出不一样的色泽和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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