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新中国诞生后的历次重大战事--记王尚荣将军(1) 新中国历次大阅兵视频

参谋新中国诞生后的历次重大战事---记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

“战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多数将领来说,是与昔日的辉煌战绩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战将的含义,他们只能从“想当年气吞万里如虎”、“铁马金戈入梦来”中去回味了。

而对于曾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将军来说,“战将”的称谓,则涵盖了他生命的全部旅程。红军时期,他就被贺龙、任旨时认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战将;抗战期间,他率领的一二○师独立旅辖下的“亚五”(715团),曾令冀中敌伪军闻风丧胆;解放战争期间,在保卫延安的三战三捷,全歼胡宗南大部分主力的扶眉战役中,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炮火和硝烟依然没有从他身边飘散。解放一江山岛的渡海作战;炮击金门、马祖;西南边陲的平叛;入缅进剿国民党残匪;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作战;直至1979年的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他始终处在作战的中枢指挥位置。

此文系与王尚荣将军的秘书李锦山合著。当笔者道出“王尚荣将军是永久的、名副其实的战将”看法时,王将军的老伴黄克阿姨很平静地说:“怎么评定他一生呢?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但总能算是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的老参谋吧。”“党内军中,对王将军已有公论,诚如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华夏名将,吾辈楷模’的题词。”

1.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后,他差点死在自己人的枪回下/贺龙面命王尚荣率5师,担任红二、六军团后卫/1800人的后卫团走出草地时,只剩下400人

王尚荣的祖籍,在处于鄂湘交界的湖北省石首县,世代务农。父亲19岁时离开了土地,到调关镇一家店铺当了帮工。由于家庭困厄,生于王尚荣之前的两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因此发狠努力,终于从帮工转为小鱼行的老板,总算稍得温饱。王尚荣6岁时,免费上了由远亲主持的私塾,此后又进了国民小学,以聪颖好学得老师厚爱。然而好景不常,随着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的降生,家中经济再呈紧蹙,他不得不中辍学业,过早地走上了他父亲当年的学徒帮工之途。也就是在此期间,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在湘鄂交界一带领导武装暴动,创建了洪湖、湘西等根据地,石首县也属根据地范围。有一点文化基础的王尚荣,立即为共产党、红军关于推翻封建军阀、买办、地主黑暗统治,摆脱列强欺凌,建立昌盛民主的新国家,使天下广大受苦人翻身做主人的宣传所吸引,萌生了追求光明改变社会现状的渴望。

1931年,王尚荣投身段德昌领导的红9师。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党和军队都处于幼年时期,不仅要与外部敌对势力的扼杀抗争,其稚嫩的肌体还受到内部滋长的不健康毒菌的销蚀。自这一年始,左倾路线影响波及根据地,对敌主张军事冒险,攻打大城市;对内过分渲染敌人的渗透,肃反扩大化的势头日增。就在此期间,曾和王明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夏曦,自上海的中央来到湘鄂西根据地,出任贺龙率领的红三军政治委员,并主持湘鄂西中央工作。他把肃反中滥施刑讯、任意捕杀怀疑对象的过左做法引入到湘鄂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致段德昌等一批党、政、军负责人相继遭到误杀。王尚荣因为参加的是段德昌率领的部队,被视为虽非蒋介石体系但仍属反革命阵营的“改组派”分子,受到刑讯人员的严刑逼供,还差一点被拉去枪毙。后来,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行为,就发了两个包谷,撵他离开红军。在露宿荒野、哭了整整一夜之后,王尚荣第二天又回到了原来的部队。他含着眼泪说:“参加革命后,红军才是我的家,我不怕打、不怕杀,就是不能离开红军这个家。”他的赤诚,感动了在场的人,终于被部队留了下来。

由于王尚荣作战勇敢,应变机敏,很快被提升为团参谋长。1934年末,中央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后,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也处于流动作战状态。1934年10月24日,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不久改为红二军团),和肖克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王尚荣升任第五师师长。

毛泽东带领的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贺龙、任弼时等率二、六军团,从云南向北进发。翻过海拔5000多米、白雪皑皑、终年不化的玉龙大雪山后,贺龙面命王尚荣率领5师,担起整个军团后卫的重任。

1936年的夏季,王尚荣率部来到草地的边缘。为屏挡追兵的袭扰,他们亦战亦走,时有伤亡,疲惫异常;又因为拖在最后,可征购的粮食、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甚至连野草,都被前面走过的部队征集、采食光了,饥饿冻馁一次次把他们推向死亡线。其他部队大约都在七八天内走出了泥泞的草地,而他们却越趄了十多天。

当5师的后卫团15团走出草地时,这个原有1800人的队伍,只剩下400人了。许多官兵,日含野草,永远沉默在沼泽之中了。王尚荣麾下的这400名官兵,在红军万里长征之途,留下了最后的足迹。带着衣衫褴褛、躯体孱弱的部队走出草地,王尚荣这个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硬汉,眼睑湿润了。但当他看到他们的眼里仍然闪烁着坚毅的目光,欣慰和自豪又溢满他的胸襟。

2.在抗大,他和余秋里、张震同班学习/横扫阴山700里/“假若把你放在法国的爱情小说里面,放在华丽的宴会中间,你一定要引起许多贵妇人的倾心呢……”这是在赞美谁呢

到达陕北后,王尚荣和二方面军的部分师、团级干部,被抽调到红军大学培训。

1937年春,“红大”更名“抗大”,王尚荣和余秋里、张震等被编入抗大二队,继续学习。他们学习的科目相当多:毛泽东、周恩来讲授国内外时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朱德讲授中国近代史;刘伯承讲授战术;罗荣桓讲授党的建设。这是王尚荣第一次系统地接受党建和军事理论的洗礼。

“七七”事变后,为适应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在抗大学习结业的王尚荣,被分配到120师358旅,任715团团长。此时的王尚荣,无论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还是在军事指挥艺术方面,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种跃进随即在军事斗争中显示了出来。

1938年4月,毛泽东作出了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以王尚荣率领的715团为主组建的大青山支队,在358旅政委李井泉带领下,向绥东大青山挺进。刚进入大青山地区,王尚荣即带领715团两个营,连续奇袭陶林城、乌兰花两镇,两战皆捷,歼敌200余人,引起日寇的惊恐。

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四子王旗的王爷苏达那木朝柯尔不同日寇、伪蒙疆政府合流,不与抗日武装敌对,王尚荣派人和四子王爷的代表谈判,争取到四子王爷的合作。在初入大青山地区之际,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还赢得了团结蒙古族人民、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的胜利。

日军趁八路军在大青山立足未稳,迅速调兵围攻大青山支队主力所在的绥东,王尚荣率部顺势向绥西发展,开辟新的游击区。同时,他还指挥部队,连续向敌人视为动脉的绥包铁路沿线发动袭击,使包头以东许多车站的敌军,接连遭受重创。进入绥东未满4个月,大青山支队便横扫阴山700里,由相互呼应的绥南、绥东、绥西三个游击区构成的大青山根据地初显轮廓。

不久,刚刚从国统区到延安的诗人、文学家何其芳,为体验各根据地的抗敌斗争生活,来到了大青山。他和715团的指战员一起生活了一星期,王尚荣及其麾下的将士们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以及大青山人民的抗敌气概,引发了诗人内心澎湃的激情,《七一五团在大青山》长篇散文,遂从他笔端流出。

在这篇散文中,他叙述了和王尚荣的初次相识。当勇武英俊、年方二十四的王尚荣站到他面前,顿时引发了才华横溢的诗人联翩浮想:“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团长,假若把你放在法国的爱情小说里面,放在华丽的宴会中间,你一定要引起许多贵妇人的倾心呢。”

如此描绘一位八路军战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那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独到的、别致的。接下来何其芳笔锋一转:“然而我们不是活在那些无聊的小说里面而是活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虽然王尚荣他们“吃着小米饭,进行着战斗,而且甚至于缺乏着充分的安稳的睡眠”,但“还是这样更好一些”,因为“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那些卖弄风情的贵妇人而是为了无数苦痛的、不幸的中国的人民”。

何其芳还不吝笔墨地沤歌了“七一五团怎样从敌人的统治下夺回了大青山”;大青山“荒凉的山群和散漫的落后人民怎样能结合成了一个坚硬的堡垒”;这块长约千里、宽约300里的土地,“怎样变成了一块不能消化的石头梗塞在日本军阀的喉间”。

3.罗瑞卿扮演冷面“红娘”/贺龙、关向应给“王大帅”主婚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中央决定120师主力开赴冀中。贺龙命令715团留下一个营坚持大青山游击战争,其余全部由王尚荣带领东调冀中。临行前,李井泉对王尚荣提出:从大青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着眼,715团是否可以多留下一些干部?王尚荣随即同政委朱辉照等商议,决定将一批骁勇善战的指挥员,留在大青山。对王尚荣的顾全大局,早已是有口皆碑:他得知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因此在大青山根据地转战期间,每缴获战利品、征集到款项,总要将其大部分输送往延安。

1938年末,王尚荣到冀中向师长贺龙报到时,恰逢120师新创两个独立旅建制,贺龙任命王尚荣为独一旅副旅长。这个旅的主要兵源,是有抗日救国热忱的开明绅士高士一召集的,因此他任旅长,但他并不精于用兵之道,所以王尚荣是作战的实际指挥者。

刚刚就任的王尚荣,正赶上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率领这支新军在战火中淬炼。反围剿作战持续了半个月,王尚荣与日军交手29仗,歼敌近千人。紧接着,王尚荣又带领独一旅,参加了围歼日军27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的战斗,使这个800余士兵均获过勋章的“王牌大队”,仅40人乘风沙黑夜脱逃。

1939年下半年,王尚荣率独一旅到晋察冀边区陈庄,与716团配合,在陈庄一带设伏,全歼日军少将水源旅团长以下1500余人,创造了山地歼灭战的范例。连续打了好几场漂亮的歼灭战,指战员们对副旅长王尚荣善于把握战机,临阵处事果断的指挥艺术更加钦佩。不久,部队中就传出了“王大帅”的称谓。政委朱辉照听到了,凑趣说:“这个绰号嘛,王尚荣在大青山就有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呵。”

也就是在喜庆陈庄胜利的那段日子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的学员们,在大队长苏振华的带领下,来到晋西北根据地。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个女兵排,排长是位窈窕白净、热情奔放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黄克。起先,王尚荣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排长。可不久,他感到他的老上级、老同学、老战友们,总在他面前谈论那女兵排排长如何如何,敏于戎机的王尚荣,在这方面还不太开窍,直到他们直截了当鼓动他向那女排长“进攻”,娶她做妻子时,他才明白他们的用意。

惯于神速用兵的王尚荣,在恋爱婚姻的行动上,却显得扭捏迟疑。可最终经不住贺龙、罗瑞卿、苏振华等人的撺掇,他终于决定把婚姻之事提上日程,先和女排长见见面。上级和战友们,帮他安排了一次对抗大学员大队的检阅。王尚荣为“检阅”专门找了件半新的军装,把缴获日军的马靴擦了擦。可他在队前走了两个来回,也没看清黄克的面孔,于是抬腿开始第三次检阅。警卫员不知其中奥秘,悄声提醒副旅长:“您已经检阅两次啦!”“两次怎么啦?我还没看清呢。”王尚荣嘟囔道。得知王尚荣动心了,苏振华找到了黄克,聊了没几句,就谈到王尚荣。“咱们独一旅的王尚荣副旅长,长征的时候就是后卫师的师长,英勇善战。他读过几年书,还算个小知识分子哪!称得上是文武双全。”

苏振华见黄克静静地听着,以为她对王尚荣有好感,进一步说:“你看他一米八的个头,英俊威武,浓眉大眼……怎么样,你满意吧?”“满意什么?”黄克莫名其妙。“选择这样的人做丈夫还不满意?”“选择丈夫?”“是啊。”“我不干!”人家不干怎么办,王尚荣踌躇了。战友们说得拿出作战的勇气和毅力,穷追不舍。结果王尚荣一连写了四封情书,可黄克都给撕了。其实对王尚荣这样的英勇善战的指挥员,黄克从心里是钦佩的,可钦佩不是爱情,他们相互还不了解,更何况她到延安是为了抗日,为了寻找救国之路的……她刚19岁,刚入党两个月,现在还不是谈婚姻的时候。

黄克出生在辽宁省的凤城县,“九一八”事变后,这里出过一个著名的抗日英雄苗可秀。抗战期间第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话剧《凤凰城》,就是描写这位英雄的。

黄克的父亲,是这位抗的军人的同乡,也在苗战事失利期间流亡北平。她在北平国立中山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与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她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离家奔赴延安。

最热心撮合此事的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见黄克固执地拒绝王尚荣,便扮演了冷面“红娘”的角色。他为了让黄克更多地了解王尚荣,分配她到120师工作。黄克犟劲上来了:“工作我去,要是为了要我结婚,我就不去,哪怕离开部队干地方!”

“去120师,是贺龙师长亲自点头的事,”罗瑞卿绷起了脸:“你是党员,是军人,要有组织纪律性嘛!”就这样,黄克到了120师,后分配在独一旅政治部。1939年底,她和王尚荣结了婚,主婚人是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

1942年,独一旅奉调西渡黄河,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在徐向前兼任司令员的绥德警备区,王尚荣任副司令员之职。在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年间,他率领部队在400里黄河防线上,与敌军作战数十次,使日军西渡黄河的企图,一次次破灭。

解放战争期间,王尚荣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麾下,坚持在陕北打“蘑菇战”,在歼灭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的作战中,屡建战功。在成为围点打援杰出范例的瓦子街战役、令毛泽东极其欣慰的扶部战役中,王尚荣和他率领的部队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此后,王尚荣随第一野战军挺进西北。当他挥军进入青海省城西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4.苏联军事顾问连连说:哈拉硕,哈拉硕/周恩来要刘伯承选将才到总参谋部,刘伯承说:我推荐个学习尖子,可以胜任作战部的工作

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中央军委在新中国刚刚问世之际,即决定在南京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由德高望重的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出任院长。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高级军事学府的创办,亲自为之题词致贺:“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开学的时候,已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的王尚荣,接到组织通知,卸任赴军事学院学习。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突然要成为一名普通的学员,这在有些人,是会生出难以排遣的落差感的。然而,曾经几度进过军校深造的王尚荣,已经深深体味出:作为一个高品位的军事家,系统理论的丰富和战争的磨洗,都是缺一不可的。

王尚荣怀着“知不尽者天下事,读不尽者天下书,参不尽者天下理”的求学渴望,跨进了军事学院的大门。他被编入高级速成系。由于整个学院正处于初创时期,教官也不齐备,王尚荣一人而具两重身分,既是普通学员,又被任命为该系的副主任。当时的系主任,是刘伯承麾下的原二野5兵团司令员、时在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杨勇。

由于既是学员又是教官,王尚荣一面要认真听课,汲取知识,一面还参加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刘伯承总结我军作战经验,编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例的提议,王尚荣积极投入并协助杨勇组织战例的编写工作。他独立完成了“瓦子街歼灭战”战例的撰写,还和其他学员一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编写战例教材80余篇,为教授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实战范例,充实和拓展了学院的教学内容。

除了紧张繁忙的课堂学习之外,野外的大规模作战指挥实习,也给王尚荣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次,在江苏省句容至丹阳之间进行“军进攻战斗”演习。杨勇为红军军长,王尚荣为红军参谋长。当红军第一梯队突破蓝军第一道防线,红军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准备向纵深推进时,蓝军增援的一个加强团赶到,试图阻遏红军的推进。面对变化的战场态势,红军的苏联顾问主张凭借强大火力给予立足未稳之“敌”急袭,然后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坦克引导步兵,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推进。但杨勇和王尚荣认为,运用我军一些成功的战术更有效。决定由红军第一梯队正面突击,第二梯队从侧翼迂回,将蓝军加强团分割歼灭,然后再向纵深发展。经王尚荣具体布置实施,作战意图迅速有效得到实现。在场的苏联顾问也发现中国指挥员的战术运用更有效合理,连称“哈拉硕,哈拉硕”。院长刘伯承也对此给予了好评,同时开始关注王尚荣这个在作战指挥上既富天资又治学勤勉的学员。

在校期间还有一件令王尚荣难忘的事,就是1951年的国庆节,他作为广场游行受检阅部队的一员,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仪表堂堂、身材魁梧的王尚荣,和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空军副司令员王秉漳三人,分别代表海、陆、空三军,高擎三面军旗,走在受检阅的部队方阵的最前面。

1952年初,刘伯承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军事学院一期毕业生学习情况。听取汇报的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刘伯承说:“是否能从这批学员中,选几个高材生到总参谋部作战部工作?”

刘伯承思忖了一下,回答说:“高级速成系有个学员王尚荣。他既年轻,又有作战经验,在这期学习的各项科目中成绩优良,是个学习尖子。我看他可以胜任总参作战部的工作。”

周恩来见老成持重的刘伯承如此直截了当,便决定采纳他的推荐。他随后通知主管部队人事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出调王尚荣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

5.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解放东南沿海敌占岛屿的问题/粟裕说:这是我军海陆空三军第一次协同作战,要考虑到美国会插手/8小时的强行登陆战

1952年5月,王尚荣到总参作战部就任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当时的部长是张震将军。来到作战部的时候,朝鲜的战火已经平熄,国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基本结束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的主要关注点,已经转移到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上。因此在局部作战指挥、军事态势分析等方面,总参特别是作战部的任务更加重了。他们必须及时地反映军事态势的各种新动向,提出各种对应的方略,供中央参考和决策。同时军事方面的中央重大决策,也要通过作战部这个指挥中枢,去贯彻和组织实施。

朝鲜战场偃旗息鼓的主要标志,是1953年7月27日,侵朝美军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的签字。在这之后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讲话,重提解放东南沿海敌占岛屿的话题。

早在1952年夏季,坐镇上海的陈毅,就召见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授意由他主持拟制解放浙、闽沿海敌占岛屿的作战方略。张爱萍几经考虑,拿出一个先攻取大陈岛,由北向南推进的作战设想。后根据中央先取大、小金门等南面的岛屿,以期北面诸岛屿蒋军不攻自退或稍打即退意向,做了全面修订。陈毅首肯后,报北京又得毛泽东、彭德怀批准,并指定由张爱萍担任总指挥。但进攻并未随即实施,一直拖延到这次怀仁堂的会议。毛泽东此刻认为:形势已发生变化,美国人不大可能对解放军的行动作较大的插手干预,因此可以准备拿下大陈岛,先解放浙江沿海一带的敌占岛屿。他要军方着手拟制作战方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4年8月2日,彭德怀主持了研究如何实现毛泽东意图的作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讯部长王海、海军副司令方强、空军副司令王秉璋、东北军区副司令邓华、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王尚荣等也参加了会议。

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同时考虑解放台湾。彭德怀针对此意见指出:此时解放台湾是不现实的,解放台湾需要卧薪尝胆地长期准备,操之过急,适得其反。张爱萍向与会者讲述了关于解放大陈岛的作战设想:首先夺取一江山岛,同时佯攻披山,得手以后,全力强攻大陈岛。彭德怀认为该方案是可行的,一定要充分准备,谨慎初战,战则必胜。

粟裕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他补充说:这是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第一次协同登陆战,作战情况要比以往复杂得多;而且要考虑到美国可能会插手,要准备艰苦作战。在初战时可先进行飞机小编组对一江山岛、大陈岛轰炸,看看蒋方、美方的反应。这一仗一定要打好,为浙、闽沿海敌占岛屿的令部解放奠定良好基础。

8月10日,张爱萍在南京主持作战会议,详细拟订了攻取大陈岛战役的作战方案,并报告北京。中央军委、总参在审议了作战方案后,于8月24日,由作战部电话通知华东军区:中央已批准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在一切准备停当后,即可实施攻击。

经过了4个多月的准备,华东军区调集了一个步兵师,海军集结了各类舰艇137艘,空军集结22个中队。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岛强行登陆战打响了。清晨,空军混合机群首先飞向一江山岛,对蒋军守岛阵地猛烈轰炸,继而远射程大炮密集轰击。下午,由舰艇和渔船运载的登陆部队强行登岸,经过8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千余人,初战告捷。

一江山岛解放后,各类作战物资源源运抵岛上,使大陈岛处在人民解放军大炮的射程之内。大陈岛守敌深感难以抗拒解放军的进击,在美国军舰的掩护下,裹挟岛上的18000余居民,仓皇逃遁。至2月26日,大陈岛、舟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山列岛等相继被解放军攻克,浙江省沿海蒋军占据岛屿,全部解放。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渡海登陆作战过程中,作为作战部副部长的王尚荣,始终处于指挥中枢的位置,忙碌着战役的组织和指挥。他及时将前线的战事进展和变化,向军委和总参领导汇报;根据进展和变化,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将军委和总参的指示,传达给前线指挥部。这是王尚荣到总参作战部后,第一次参与较大的战役指挥。作战前夕,部长张震奉调到军事学院学习,王尚荣随即被指定为代部长。实践证明,他果然如刘帅推荐所说的那样,完全胜任作战中心的指挥调度工作,因此,不久即被正式任命为部长。

6.毛泽东决定在金门、马祖采取大规幢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具体方实的拟定会议在旃坛寺召开/王尚荣提出:突然炮击,细水长流……海军保障输送40000人的兵力实施登陆/舟山群岛三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的部队,始终日在演习地区待命/蒋介石坐卧不安

王尚荣就任作战部部长的最初几年,局势处于比较安稳的状态。然而,到了1957年下半年,气氛渐趋紧张,在此后的三四年间,中国几乎年年都有一场引起世界注目的战事。

从1957年11月至1958年3月的4个月间,蒋军飞机204批387架次,深入大陆进行袭扰,最深入点达石家庄。王尚荣及时将这一情况,向总参领导作了汇报。这一汇报随即被送到毛泽东那里,遂有了“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批示。军委和总参依照毛泽东的批示着手防空力量的调整。王尚荣对空军和高炮部队的重新部署,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迅速为总参领导采纳。此后,防空部队取得了击落敌机4架,击伤11架的战绩。尽管如此,蒋军对大陆的窜扰并没有减弱,除了空中外,军舰和小股匪特在沿海的骚扰也趋于频繁。而且入夏以来,美国继向台湾提供“自由女神”飞弹、“狮子星座正”导向飞弹后,又决定在台湾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与此同时,国民党在金门集结了6个步兵师,8个独立炮兵旅,5个高炮营,3个轻战车营,计9.6万人;在马祖一带集结了32个步兵师,4个独立炮兵营,2个高炮营,计4万人。中国军民对蒋军和美国的一系列行径反应强烈,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严惩蒋军。毛泽东在深思之后,决定在金门、马祖一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一方面回击蒋军的袭扰,一方面向美昭示中国人民不会对他国插手台湾事务坐视不管。毛泽东战略决心已下,7月14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在北京旃坛寺召开作战会议,制定在金、马一带的军事行动具体方案。会议主要研讨了炮击金门及海、空军配合的问题,但并没有将在金、马一带的军事行动限制在炮击上。这个会议议决了以下内容:陆军以福州军区为主,调集22个炮兵营,轰击大、小金门蒋军目标;以6个岸炮连,打击料罗湾的蒋军军舰。组建福州军区空军指挥部,调两个师进驻连城、汕头,以取得作战地域制空权。海军以东海舰队为主,集中8个岸炮连,配合陆军轰击大、小金门;调5个鱼雷快艇大队、2个潜艇大队、1个高速炮艇中队,进驻泉州、东山、三都澳,准备从海上打击蒋军舰艇。

6天后,总参召集海军、空军、炮兵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详细研究作战部署、火力配置、各个军种间配合、各指挥机构的设置、后勤保障、通讯联络、作战费用预算等一系列细节问题。

会议议定:驻华北的3个加农炮团做好入闽作战准备;由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签发空军入闽作战命令,由聂凤智中将负责组建福州军区空军指挥部;由东海舰队副司令彭德清负责组建舰队前方指挥所,指挥战区除海军航空兵外所有海军部队。作为指挥中枢机构的负责人,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做了较长的发言。他提出:炮兵方面,对敌方地面目标的射击,应采取突然炮击、细水长流的方式,成立福州基地。海军方面,需再增加两个快艇大队到作战地区;要使用潜艇,担任海上救护任务;准备用杜2飞机在海上布雷。战区的海军已经可以保障输送4万人的兵力实施登陆。空军方面,通讯联络和指挥中心,在福州或晋江都可以,并迅速在连城修筑雷达阵地。

在谈完空军一些师、团的调动后,王尚荣说到了登陆作战。他认为可以考虑先拿下大担、二担,第二步再对金门实施登陆作战。为便于登陆作战,可以考虑调一个工兵团。

最后,王尚荣对各类炮所需炮弹的基数,各类轻武器所需弹药的基数,所需费用做了一番估算。他的建议和设想,在商议中,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议结束后,王尚荣又向总参谋长粟裕交换了他对于金、马地区作战的一些想法和应注意事项等的看法和建议。

王尚荣认为:蒋军不会轻易放弃金门、马祖,因为撤离后,再想重新夺取将非常困难。所以单靠打一阵炮,是吓不走蒋军的。我军如果压迫得不很厉害,行动不积极,蒋军自动撤退的可能性极小。美蒋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蒋军坚守金、马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军决意攻取金、马,最少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要马上着手研究渡海、登陆、攻坚战术问题。

既然决定在金、马作战,就必须显示出力量。显示炮兵的威力射击时间不要很长,几分钟就够了。开始普遍开花,然后集中射击,再零星射击,集中摧毁小金门。在作战中要全力满足弹药、油料的消耗,但也要向指战员交代清自己的家底。王尚荣还建议在作战的过程中,各个兵种的指战员应该轮换到前线,以进行实战的锻炼。粟裕对王尚荣的这些看法和建议,均表示同意。

围绕金、马作战,从总参各部的会议及军方一些高级将领的交谈看,金、马地区的作战仅限于炮击的意图,在最初是不明确的。而且就在毛泽东下决心前一个月,人民解放军刚刚在舟山群岛,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三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训练岛屿争夺战战术。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猜度的是参加演习的部队,在演习完毕后,一直未得到返回原驻地归还建制的命令,而是驻扎在演习地区待命。

据说,蒋介石在获悉这一情报后,紧张得坐卧不安,猜想中共可能在海峡地区会有军事动作。我军高级将领,在得知毛泽东决心在金、马一带对蒋军作战后,自然要考虑到登陆作战的问题,并积极进行登陆作战准备。

7.毛泽东要王尚荣转告前指:敌对我福州、厦门轰炸,我则对金门、马祖轰炸;敌对我杭州、上海轰炸,我则对台北轰炸/地图摊在地毯上,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叶飞、王尚荣一边指点,一边谈论着/毛泽东让王尚荣把林彪写的条子,拿给叶飞看/彭德怀说:“这问题不是已经决定了吗,怎么还问?”

军委旃坛寺作战会议后,王尚荣奉命电话通知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上将,由他担任前线总指挥,迅速完成炮击准备,于7月25日向金门实施炮击。然而由于天气恶劣,延误了参战部队的调集和部署;同时取得作战区域的制空权,也还需要一些时日;加之美、英出兵中东,毛泽东决定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再做一段观察,因而炮击未能如期实施。

在等待炮击命令的这段时间里,中央和军委对炮击的重点、炮击的强度、炮击的时机等,进行了几次调整。北京指挥中心同福建前线指挥部之间,电话往来频繁。当空军调入福建后,随即与蒋军展开激烈的制空权争夺。

7月下旬,解放军空军的两个师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并立即升空在福建和海峡地区巡航。毛泽东、彭德怀得知两个师的调动,要王尚荣转告福建前指:“我空军到达福建后,如敌机对福州、厦门及其机场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金门、马祖进行轰炸;如敌对我杭州、上海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台北进行轰炸。”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彭德怀一度将炮击时间的决定权,下放给福建前指。他们告诉王尚荣:最近敌由台湾到金门、马祖的两个师换防,炮击选在换防时最佳,26日下午、27日早晨均可,由前指自己掌握。打击目标主要是海上换防的舰艇和陆上目标,包括金门、马祖。王尚荣在接到毛泽东、彭德怀的这番指示后,立即与在前指的叶飞通了电话,转告了毛、彭的指示,然后要求前指在炮台前,通告一下作战部,以便作战部掌握情况,但无须再请示批准。并告第一次打击可发射炮弹15000至20000发。叶飞回答说:“都清楚了,遵照执行。”随后王尚荣又将毛、彭的指示通报了南京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李福泽、总后军械部副部长封永顺,并要封做好向前线运输炮弹的计划,确保炮击所需。

然而在27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和即将接替粟裕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认为“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彭、黄在阅信后,遵毛泽东所嘱,由王尚荣转给叶飞。

8月以后,海峡上空的空战持续了半个月左右,解放军空军以损失20余架的代价,取得击毁蒋军飞机50多架的战绩,使作战区域上空,完全在我军控制之下。

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炮击可以近期进行,遂让王尚荣通知叶飞速赴北戴河。

叶飞到北戴河毛泽东住处,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前线准备的情况、炮击的部署。

叶向毛汇报时,当时在场的人有彭德怀、林彪、王尚荣。他们把地图摊在地毯上,一边指点,一边谈论着。这时,毛泽东突然问叶飞:大规模的炮击会不会打死蒋军中的美国人?叶飞说:会的。毛泽东问:能否设法避免?叶飞回答得很干脆:不能。因为,当时蒋军营级即配有美国顾问。毛泽东感到此事需要再做斟酌。

这天晚上,王尚荣给叶飞送去了一张条子。条子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内容是主席很关注如何避免打美国人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对美稍加暗示,当时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

当时所有看到林彪的条子的人,都认为林彪的建议与力求在突然的炮击中给蒋军予重创的作战意图背道而驰,因为向美国透风,无异于直接告诉蒋方。叶飞看了条子也感到吃惊,忙问王尚荣:“主席让你把条子给我看时,有没有交待什么,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说:“主席只要我拿给你看,没说什么。”

第二天,毛泽东拍板按原定的突然炮击计划打,时间定在8月23日17点30分,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

王尚荣立即通过电话,将中央的决定告诉在福建前指代叶飞指挥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张翼翔:23日17点30分炮击按计划实施,具体时间最后由总参作战部传中央军委命令。炮击目标,首要任务是打掉蒋军雷达。第一次炮击,海岸炮0.4个基数,其他炮0.5个基数,预计25000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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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晚10点40分,彭德怀告诉王尚荣:“领海线内容有些条款写得不够清楚,需推迟两天公布,这与炮击金门无关。”王尚荣马上追问了一句:“那炮击的时间是不是还按原计划在17点30分开始?”

耿介直爽的彭德怀说:“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决定了吗,怎么还问?”王尚荣认真地说:“不问怎么行呢?原先的大方针是先对外公布领海线,然后再炮击么!”

一板一眼是王尚荣的一贯作风,他曾反复告诫作战部的干部,“一字之差、一地之差,都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所以面对彭总,他依然如此较真。

彭德怀说:“炮击时间不变。使用炮弹数10000至15000,也可以少于10000发,不要机械规定死了。”和彭总谈完话,王尚荣随即将谈话内容转告了叶飞。叶飞告诉他:“毛主席开始考虑先打几百发,由小而大。我向毛主席说明了先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最好由大而小。毛主席同意了,先打10000发。领海线问题我已知道,先打后公布。”

8.彭德怀指示:对水面目标主要打舰艇,好好打他几只/炮击前数小时,彭德怀才告诉王尚荣:不对金门、马祖实施登陆作战/韩先楚说:炮兵阵地还没有准备好?难道还要修筑成钢筋水泥的/距离预定炮击时间仅剩3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开打的明确命令/15点,毛泽东在彭德怀“按时炮击”的批示上签字“同意”/炮击七八分钟内,全门通讯联络即被打断,雷达全部被摧毁

8月23日,是实施炮击的日子。这一天,中央指挥中心分外忙碌。

一大早,王尚荣就接到前指张翼翔副司令的电话,说部队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命令一下,就可执行任务。王尚荣将昨晚和彭总的谈话告诉了张:“领海线推迟几天公布,但与打炮无关,炮击按计划进行。中央军委无新指示的话,今天17点30分进行炮击,我们不再通知。如中央军委有新的指示,再告诉你们。”

王尚荣交待说:“彭总还嘱咐:炮击时要抓一定的目标打,不要乱打,以免效果不大,造成浪费,敌人还会笑话我们。第一次炮击打10000或15000,由你们掌握。

对水面目标主要打舰艇,好好地打他几只,对地面也要打其主要目标。”

关于作战事项,王尚荣布置说:“要充分准备对付敌人的还击,要组织好人员疏散;敌人还击时,我们要压制他。要注意防空。我炮击后,敌人可能对鹰厦路、福州等进行轰炸。”

刚刚放下张翼翔的电话,福州军区石一辰副参谋长的电话又到了。石说:“前指刚收到叶飞政委的三点指示:1.不打地面目标,只打水面船只,使用炮弹三五千或6000发;2.打地面时,不打其指挥机构;3.不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

王尚荣回答说:“当前对敌斗争的总原则是直接打蒋,间接打美。炮击是否如此,一切按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如中央军委有新的指示,我们会立即转告你们。”

10点35分,彭德怀办公室的郑文翰秘书,向王尚荣传达了彭总的新指示:“1.小打,主要打敌之舰艇,待敌还击时,再大打;2.暂时还不打,看几天,待敌大批船只来后再打;3.把金门、马祖保留下来,二年内不考虑这个问题。”王尚荣对郑文翰说:“炮击还有待中央军委的最后一道命令,有了决定望马上告诉我们,前面没有命令是不敢行动的。”

显然,炮击的时间,炮击的目标,此刻又出现了可能变化的迹象。而且也是在此刻,作战仅限于炮击,不在此之后实施金门、马祖登陆作战的意向,才正式明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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