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经坎坷的坚强老人――访艾思奇夫人王丹一 艾思奇故居

一位历经坎坷的坚强老人

――访艾思奇夫人王丹一

             

  我们经常听于老讲她有一表姐,王丹一,是艾思奇的夫人,她们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到延安。早就闻其名,但未见其人。去年5月16日,于老策划了一个为90岁老人过生日活动。她们是李昭,王丹一、汪志馨、于今,李昭因身体不好没有来。参加祝寿的有胡启立夫妇等人。在这次聚会上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位著名的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92岁,思维依然敏捷,精神矍铄。于老在主持宴会上介绍了她:“她是我的表姐,一起到延安,她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艾思奇是她的老师,她很尊敬和佩服他,谁知道他们好上了。”92岁的王丹一声音宏亮,底气十足,一说话就语出惊人,满口的哲学语言。她说,我们一到就问我们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没有回答出来。她又说,艾思奇也是与青年工作有关的,1949年他是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艾思奇同志在中华全国青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在456张有效选票中得票455张,与当选为青联主席的廖承志得票数同为第一。他还是全国青联筹备委员会的成员。

  王丹一,一位具有理论功底而又气度不凡的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昨天得知中央科教台要播出4集文献记录片《一代哲人艾思奇》,于是我决定去看望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姐。

今天,我们来到了南沙沟小区6号楼3门6号。我们一进她的房间,王丹一正在接电话,接着是电话不断,也许是昨天播了艾思奇的专题,亲朋好友们纷纷电话问候。乘她在接电话的时候,我们环顾了她的会客室,四周挂着艾思奇的照片,有从青年到中年,其中有一张放大的照片,是王丹一亲自照的,最为表现他的神态和气质。会客室阳光明媚,我们在这里开始了交谈。

我说,我们在去年五月见过您,我们一起为您过生日。她说“我年龄大了,忘事了”。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我听于老介绍,您这么大的年龄了,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艾思奇的资料,我们很敬佩您。她即刻谦虚地说,我与我妹妹相比,一事无成。于是,她给我们讲起她的坎坷经历。

  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来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1919年,王丹一出生在江苏一个富裕家庭,出生不久,她随父亲到山西。1935年初她在山西参加了革命,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到工厂组织群众抗日反蒋,用父亲给的和所得的压岁钱,在家中秘密印刷革命宣传品,为狱中同志送情,为北上抗日的红军募捐……。后来,组织被破坏,领导人被捕,供出于今(胡克实的夫人)与王丹一两人。1935年,王丹一逃亡到北平,考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正值北平的形势风起云涌,王丹一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时期,王丹一读到了艾思奇的作品《大众哲学》。抗战爆发后,她拒绝父亲让去大后方考大学,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她与于今到达“革命摇篮”延安,进入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学习,不久即入党。1939年6月底,陕北公学分校结束了,七八百人即将开往前方。他们唱着成仿吾校长写的校歌“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歌声嘹亮,准备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的晋察冀边区。浩荡的队伍分作五个梯队行进。到达延安那天,正是“七七”抗战两周年。人困马乏,离宿营地还有10几里路,也没能聆听朱总司令在南门外广场作的报告。继续前进,暮色降临,夜宿桥儿沟。总队部下达命令,休整数日再向前方进发。不料第三天,梯队又来一道新令,要调三四十人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当时,男生有田家英、庞季云、廖盖隆、李言(李蕴章)等,女生不到10个,其中有王丹一。大家出乎意料,心情激动,却又有些想不通。本来么,热血沸腾的青年人,谁不愿奔赴疆场,杀敌报国呢?!领导摸清思想情况,马上进行个别谈话。最后支部书记吕光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决定把有理论研究能力的人组织起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陕公根据中央决定,也抽调一部分人到马列学院去学习,尤其是高三队的同志,是公开的共产党员。高三队又是模范连队。你们这次去马列学院学习是党的需要,要服从组织决定,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的信任和重托。”

  1939年至1941年王丹一就读于马列学院四班。1941年7月2日进入改编后的马列研究院,在宣教研究室学了两个多月,直至学院结束。入学后王丹一读书的愿望愈加强烈,如饥似渴,她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除了学习《资本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节假日她常在学校附近三面环水的半山坡一块大石头上度过。这块大石头因三面环水,大家戏称为“巴尔干半岛”。在这儿,她温习功课,读了世界文库,认识了莎土比亚、雨果、巴尔扎克,熟悉了他们笔下描写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看到一个矛盾更为尖锐,斗争更为复杂的纷繁世界,开阔了眼界。

在马列学院王丹一还是文娱骨干。1940年5月5日是延安马列学院建院两周年,又是马克思诞辰122周年纪念日,学校决定演出高尔基的名著《母亲》。俱乐部主任王玉清找到她让她参加《母亲》的演出,并担任主角。王丹一急忙推辞。王玉清耐心解释说:“演出高尔基的《母亲》是为了纪念马克思的诞辰和马列学院两周年。参加演出高尔基的名著,本身也是很好的学习。”王丹一无法推辞参加了演出,当时是马海德的夫人苏菲给她化装的,用一条棉裤围着她瘦小的身材,用一床布被面做成裙子,想方设法把她装扮成一个俄罗斯受苦的老妇人。当演到警察来抓儿子时,她一下子扑过去,抱住儿子,泪水自然地流下来,呼喊着:“放开他!放开他!”当演出结束,导演握着她的手满意地说:“小母亲,蛮好,蛮好。”第二次演出也在1940年,为了纪念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当时德国法西斯正疯狂地侵略苏联,莫斯科危在旦夕,为了声援苏联人民神圣的卫国战争,学校决定演出“马门教授”,王丹一演马门教授的妻子。当时因为学习紧张,王丹一不愿意参加演出,还找到了院长洛甫。洛甫同志说:“要学好马列,也要演好戏,一个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是绝不会退缩的。导演认为你合适,就要勇于承担呀!我看你定会胜任的。”在洛甫的鼓励下,王丹一很好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与艾思奇从相识到相恋,在准备新婚之夜,因抢救运动王丹一突然被审查,一年间互相杳无音信,他们的婚姻一波三折。

  1942年冬,王丹一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已生活了四个多年头。在这四年中,她扛过枪,垦过荒,演过戏,下过乡,还学会了骑马,希望有朝一日,能上前方杀敌。在延安男女比例称为18:1,而在最高学府的马列学院,这一比例就更加悬殊。王丹一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期间坚决不谈恋爱。

马列学院毕业后王丹一在由罗迈(李维汉)直接领导的中央宣传部直属工作队。当时李维汉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党内重视组织工作,不重视宣传工作,两者好比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他提出要培养一批宣传干部,不要从书本到书本,要下去搞调查研究。王丹一被派到绥德进行农村调查研究。她在绥德下到《抗敌报》、文联搞调查,还参加当地的征粮。半年后回到延安中央研究院参加整风。整风告一段落,就有些人被抽调到中央学委担任联络员,王丹一等三人分到中央军委。她联系的单位是总政组织部,当时的领导人是胡耀邦。她们将了解的情况直接向王稼祥、陶铸写简报。她当时住的杨家岭窑洞和艾思奇相邻,两人见面的机会自然多起来。

一次休息时,两人在窑洞外相遇。艾思奇问:“你就是在延安马列学院演过高尔基的《母亲》和《马门教授》的王丹一?”王丹一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道:“那是领导组织的业余活动.是革命任务,我可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接着又补充说:“我很喜欢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就这样,两人开始正式认识了。

艾思奇在延安以学识渊博闻名。他在陕公、抗大、延安马列学院都当过教员,自然也是王丹一的老师。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她就听同学议论过,说艾思奇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再加上他是教哲学的、讲课时很少有题外的话,觉得他像是一位“老夫子”,有点古怪。有一次、王丹一在杨家岭山路上,听到后面有人用口哨吹着歌曲,音域宽广,优美动听。为好奇心驱使,便停下脚步,看个究竟。等那人走过来,原来是艾思奇。王丹一说:“同志,你还会唱这些‘小资产’?”艾思奇说:“我吹的口哨是意大利民歌。”王丹—幽默地说:“我们可只会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艾思奇说:“这是时代的强音,我也喜欢。”

从此,王丹一知道他有多方面爱好,并非那么古怪。

  当时,是在整风运动后,大家都有一种轻松感。杨家岭常举办周末舞会,连艾思奇也常去参加。他的舞步节奏明快、活泼。就这样,在华尔兹乐曲的旋律中,在来往同行的山路上,他们渐渐地熟悉起来。

随着两人的交往增多,王丹一才把眼前的艾思奇与《大众哲学》的作者统一起来。《大众哲学》是王丹一和学生们在“一二.九”运动中喜欢读的书,那时不知道这位富有才华的作者究竟是何等样人,原来他竞是这么平易近人、热爱生活。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休息时他们在窑洞外相遇,艾思奇对王丹一说: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结束后是他少有的休闲,他正在利用这段空隙完成一本早年开始翻译的书,这便是海涅的《德国———个冬天的童话》。他已译到“母亲”一章、想邀王丹一去为他朗诵,听听是否保持了诗的韵味。当王丹一翻开诗稿,立即被书中那动人的词句所吸引。她翻看着,试着朗诵。这本书使她打破了师生的界限,好像是很早就熟悉的朋友,毫无拘束地交谈着整风中和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这一次也是王丹一第—次走进艾思奇的窑洞,窑洞中放一个大书架,王丹一不由得抽阅起来。艾思奇说,你喜欢什么书都可以拿去看。于是她便挑中了一本黑丝绒烫金的《海上述林》(瞿秋白著)。艾思奇的朴实和坦诚,给王丹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3年2月4日.为庆祝斯大林格勒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文抗俱乐部举办了—次较为隆重的舞会,艾思奇约王丹一同去,并说好提前回来,他这样还可以再译一章“童话”。就这样。他们在大家舞兴正浓时,先后退出舞场。一路上说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伟大意义。那晚艾思奇显得特别高兴,忽然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唱起了俄罗斯民歌《喀秋莎》,又唱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黄土高坡上的早春二月,春寒料峭,夜晚的星空是那么静温和美丽。艾教她辨认天上各种星座,使她增长了天文知识。王丹一感到似乎又重新认识了艾思奇,发现了在他身上特有的冷和热的统一。

  日后,这对情侣也偶尔漫步在延河边或山间小道上,虽然,两人在性格、年龄、阅历上有明显的差异,但谈得来,情投意台。随着交往和了解日渐增多,感情也愈益加深。

  1943年年初,艾思奇给王丹一写了一张小纸条,约她晚上到他宿舍去一趟。一见面艾思奇就说:“我已经调到《解放日报》社工作,要搬到清凉山去,他们催我早点搬过去,这许多书都来不及整理,所以想请你帮忙。”丹一帮着他收拾散落在地上的书籍。发现他十分疲惫,便问他是否病了,艾点点头说:“吃晚饭时就吐了。”凭她抗战初期在武汉护理伤兵的经验,一摸他的额头,肯定发烧在38度以上。于是赶紧让他躺下,喝了水并用冷毛巾盖在额头上。王丹一独自一人把书分装、打捆,待整理完已经很晚,也很累,顺便靠在一张帆布躺椅上休息,不知不觉竞睡着了,直至天亮。丹—见他仍在熟睡,便悄悄回到她自己的窑洞。

艾思奇到《解放日报》社两天后,便给王丹一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在杨家岭相处的愉悦,还说,刚到新闻岗位工作很忙、希望她在假日能到清凉山去,他会在山下等。清凉山离杨家岭约有十华里。丹一在星期日清晨上路,黄昏之前赶回。到清凉山的会晤,没有多少时间聊天,实际上是“陪读”。因为有一大堆稿件急等着艾思奇处理,还有写作任务。他写的—些短文,王丹一常是第一读者。像《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旧恶习应该抛弃》等等,她都首先读了他写的手稿。有—天艾思奇送丹一返回杨家岭的途中、因天黑不慎掉到沟里,伤了踝骨,影响行动。有的同志就说:“王丹一,你看老艾这么忙,你们别再这样送来送去、干脆结婚吧”。

  真要结婚了,王丹一还是有顾虑。把她和艾思奇之间的关系告诉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大姐,并征求她的意见。李培之大姐说:“难怪你最近很少来家,原来是有了对象。很好,你看中了他,说明你有眼力;他对你钟情,说明你们有缘分。他独自生活这几年。曾有不少热心的大姐给他介绍对象,他都没有反应。你们两相情愿,好嘛!情投意合自然就要结婚,有什么好顾虑犹豫的?”大姐一席话,使王丹一不知说什么好,随口唠叨了一句,他离过婚。李培之拿出她留学苏联时一件俄式白纱绣花短袖衬衫送给王丹一,作为结婚礼物,并叮吁说:“老艾不是滥用感情的人,离婚与你不相干,也不怪他,他们两人不说话都不止一年了。你们快结婚吧!他也太苦了。”

艾思奇也将自己的婚姻问题向好友王鹤寿诉说,王鹤寿早知他在婚姻上的波折,又知他和王丹一之间的恋爱关系,便说:你要我来参谋意见,我认为王丹一对你最合适。她活泼开朗,心地善良。”从此,艾思奇更加坚定,并以积极态度,加深与王丹一之间的感情。

  1943年秋,艾思奇和王丹一决定结婚。他们没有做什么准备,只想利用报社的周末舞会举办婚礼。那天王丹一也没有请假,周末下午开完小组会才去清凉山。到了那儿舞会已开始好久,仍不见艾思奇。八点多钟,舞会中途,门口突然出现了总支的工作人员邬某在门口高声喊道:“王丹一,出来一下!”邬说:“今晚中央有任务找艾思奇,他不能回来,你先去他的窑洞休息吧。”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王丹一莫名其妙,也使舞会不欢而散。王丹一走进他那个空荡的窑洞,疑窦种种,心事重重,转而又想,结婚毕竟是个人小事,中央的任务才是大事,心里也就坦然,独自酣睡到天明。第二天清晨,副刊部的支书温济泽来了,他温和地对王丹一说:“你在延安还有些社会关系没弄清楚,需要接受组织审查,暂不能和艾思奇结婚了。”

  温济泽带王丹一到了目的地,竞是她住了两年多的兰家坪。是延安马列学院西边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她在招待所里,整整写了两个星期的材料。她认为自己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早在入党时就写得一清二楚,以为事情很简单过几天使能见分晓。谁知一个月过去了,仍很渺茫。在“抢救”高潮中一位专职“抢救”的干部竞对王丹一说:“你在招待所里特务活动还很活跃,你别等艾思奇了,他也有问题。”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她,愤怒地回敬他:“我到延安来是干革命的,不是来找对象的”。那位抢救的人也只得说一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于是不停地用“坦克”“飞机”轮番轰炸。

  艾思奇在那场“抢救运动”中,因副刊部抓不出一个“特务”,而多次遭到围攻,被撤销了整风领导“学委”的职务。他满腔凄情,痛苦地忍受着人生终身大事上的劫难,等待着春天的来临。

  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随着恶人康生所发动的那场“抢救运动”被纠正,被冤枉的同志得到了甄别平反,毛泽东也多次赔礼道歉。1944年“五一”节,王鹤寿代表中组部到招待所做审干的总结报告,同时宣布了第一批在运动中搞错了的名单、共有十几人,其中就有王丹一。组织对王丹一这批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王鹤寿还说:“我代表毛主席向搞错了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自从1943年6月那个“新婚之夜”后,王丹一和艾思奇已被隔离了整整一年,虽然同在延安,却音信全无。王丹一乘到延安中央党校三部演出“一朵红花”秧歌剧之际,向部主任郭述申提出,请他将她的结论转告艾思奇。不久、王丹一便接到艾思奇一封短信。信中说:“望星期日来清凉山一晤。”王丹一不清楚这“一晤”的含义,去还是不去?一时犹豫不决。三部领导得知王丹一没有赴约,便找她谈话说:“你还不了解老艾这个人吗?他不会辜负你的,你也不必苦自己。”

六月中旬,王丹一在“一朵红花”演出结束后便踏上沿延河边通往清凉山的小路。她爬上清凉山、来到那座熟悉的窑洞,见到艾思奇却似乎陌生了。王丹一礼貌地和艾恩奇握手,他一把拉住她的手,让她坐在过去常坐的那张凳子上。王丹一低头不语,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她任凭泪水冲刷一年来心中的苦涩。经过—段相对无言的沉默,艾思奇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不是一直在等着嘛”。王丹一了解他惯有的不善辞令,也知道这句话的含意和分量。她不由得问道:“你相信我有政治问题吗?”他郑重地说:“怎么会呢,早在杨家岭我就向中组部了解过,王鹤寿的爱人何勉和你一起下乡,又分在一个小组,在绥德同吃同住,我想对你是了解的。”王丹一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全是真诚的。艾思奇恳切地说:“不说这些了,一切都过去了,咱们结婚吧,今后不会再分开了。”于是,王丹一消解了心中的疑团和犹豫,重燃起两人诚挚而热忱的情感、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之中。两人商定结婚只报告组织,什么仪式都不要,他们两人都说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足够了,并将结婚的日子定在七月一日。当天下午,王丹一便回到了兰家坪党校三部。

  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边区政府大礼堂有一个晚会,艾思奇约王丹一同去看演出。边区政府大礼堂在南门外,从清凉山到那里得趟过宝塔山下的延河,艾思奇执意要背地过河。看完演出直到深夜,两人才回到清凉山。就这样,他们就算正式结婚。

  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影响了王丹一事业的前途,从此她与病痛抗争了半个世纪

  婚后,艾思奇一直致力于哲学研究,他根本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她理解他工作的艰辛,大量家务事都落在王丹一身上。1945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东东出世,满周岁,国民党部队进攻延安。艾思奇所在的《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要随中央撤退,王丹一带着幼小的孩子,行军途中跋山涉水,饥饱不定、孩子在瓦窑堡患了一场重病,由于缺医少药,几乎丢了生命,使东东从小落下病根。

  解放后,王丹一在中组部工作,执政党的组织建设需要联系诸多基层单位,十分繁忙,何况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逐渐疾病缠身。五十年代她的体重只有74斤,以致晕倒在工作岗位,不得不住进医院。住院期间,苏联专家会诊,查出是肾结核。由于身体虚弱,电击过猛,脑部受损,以至生活不能自理,半年多不能起床。在医院病床前挂着严禁会客的牌子,只有艾思奇每周看望一次。他鼓励她病会慢慢地好起来的。还写了曹操的《神龟寿》条幅和毛主席给王观澜关于养病的信,鼓励他与疾病作斗争。艾思奇的鼓励增强了王丹一对康复的信心。后因医院拆迁,用担架抬回家,她从走路写字学起,疾病后遗症使她难以恢复正常工作,她失去了工作与学习的自由,也影响了她的事业发展。

  王丹一患病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半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经常头疼。为了照顾王丹一的身体,王丹一调到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工作,每天中午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却遭到了有些人的批评。说王丹一中午休息雷打不动,说她是生命哲学。对此,王丹一也有自己的哲学解释。按照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只有把身体养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

  艾思奇的突然去世,又一次给王丹一沉重的打击,但她坚强地挺过来了,为编辑出版艾思奇的遗著呕心沥血。

  艾思奇王丹一这一对革命伴侣,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恩爱婚姻,他们相濡以沬,患难与共。1966年3月22日,艾思奇因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那年,他56岁,留下年迈多病的老母和三个未成年的儿女,王丹一又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她真不知道怎样承受这巨大的不幸。就在她极度悲痛的日子里,70高龄的帅孟奇大姐特地从城里来西郊看望她,邓颖超大姐写信慰问信,问候她,并鼓励她。“王丹一同志:我得知艾思奇同志病逝的消息后,深为悼念,切望你能节哀保重,化悲痛为力量,为党为人民的事业教育好孩子,用思想革命化、行动革命化来纪念他。” 康克清大姐和当时任人大校长的吴玉章老也都打来电话。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学、纷纷发来唁电,情深意切都鼓励她要坚强起来。李培之大姐更是关怀备至,硬拉着她站起来,花了一上午的时间陪她到室外散步。她详细叙述了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她是如何度过那些痛苦的日日夜夜的。郭明秋同志当时是她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她对王丹一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坚强起来,你是艾思奇的历史见证人,你对他的思想和字迹都比较熟悉。你应该把他留下许多手稿整理出来。三个孩子还小,你应该把他们抚养成人。所以你应该好好生活下去,继承艾思奇同志的遗志,为党多做工作。”

  大姐们的关心给了她力量,再次使她扬起生活风帆。她经过与艾思奇的生离死别,艰难地肩负起对孩子的养育重任。

  在她的精心哺育下,三个孩子茁壮成长。孩子们特别喜欢读书,成绩都很好。女儿艾虹虹,为了学好英语,背着自学英语的盒子,边带孩子边背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考上了托福,也考上了CRE。考上了美国的名牌大学。读博士时,有五人的博士论文获奖,她的博士论文获得了第一名。现在她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被评为亚洲终身成就奖。小儿子李向东也在美国,也事业有成。大儿子李昕东在王丹一身边,孙子已长大成人。

几十年来,王丹一把收集整理、编辑出版艾思奇的遗著作,宣传展览艾思奇作为自己的事业,呕心沥血。

1979年,王丹一重访了艾思奇幼年时居住过的李氏故居,拜访了故乡的父老兄弟姐妹,领略了滋润他灵气的那塘清清的泉水,并与亲属商定,将李氏故居捐献给国家。如今,故居中陈设了艾思奇的生平事略展览,辟有3个展室,展有艾思奇的生平照片、手稿著作和部分遗物。“文革”后,王丹一搬了9次家。每一次搬家,每一次搬家对她都是一次折腾。有关艾思奇的资料太多了,她怎么也舍不得撂下,且担心在辗转中丢失或损坏。1994年,王丹一再次去云南,将艾思奇生前残存的藏书与手稿844种、计2008册,捐赠给了云南省图书馆,以此了却他魂归故里的心愿。当时,王丹一还将1万元的奖金捐赠给了云南社会科学界。1998年,王丹一再次将艾思奇生前遗物137件,无偿捐赠给其故居展室。

  她与卢国英等人编辑出版了《艾思奇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两卷。第一卷于1981年7月出版,选录1933年6月到1948年7月发表的五十篇文章,周扬作序。反映了作者在上海生活时期传播马列主义哲学,批驳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的成果,《大众哲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第二卷于1983年8月出版,选录1949至1965年写的文章,计36篇,后附艾思奇年谱。收入本卷的有《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本书还收入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2006年《艾思奇全书》第1—8卷由“艾思奇全书编委会”收集、整理,人民出版社出版。基本上收录艾思奇一生的著述,其中既有大部分公开发表、出版过的著作、文章、译文、专论以及短论、杂文、文艺作品,包括影响很大的通俗哲学读物《大众哲学》和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又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表、出版过讲义、讲解、辅导报告、讲学提纲和文稿,总字数达560万字,有近200万字是未公开发表过的著述,从中可以看到艾老是如何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事业、教育事业的,给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艾思奇形象。2010年3月在艾思奇诞辰100周年之际,王丹一主编了《艾思奇图册》。全书以其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青年时期、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后、逝世后顺序编排。图片近400幅,弥足珍贵,具有较高史料价值,配以介绍历史背景的链接文字和图说集为一册。

看到孩子们事业有成,第三代也成长起来,看到艾思奇一部一部的作品出版了,王丹一感到由衷的欣慰,她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艾思奇了。

  如今王丹一己耄耋之年,像其他老一代革命者一样,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使晚年生活更加充实。

                  

一位历经坎坷的坚强老人――访艾思奇夫人王丹一 艾思奇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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