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知识储备告诉我，信本是相当私人的东西，杨时旸给汪峰写的信却直接公开见诸于互联网。杨时旸说是写给汪峰的信，其实也是写给所有明星的，更是写给中国媒体和中国记者的。
被修改采访文章的事我也遭遇过，千禧年那会，我还是个跑产经和时政的小菜鸟，主攻几个部委，被领导审稿子和改稿乃经常现象，记得有一次被改完之后，这位领导署上自己的名字自己给发了，以至于采访过的无数领导中，我唯独对这位领导的名字印象深刻。后来我和杨时旸一样，也跑起了娱乐口，我以为这下可以逃脱被审稿的命运了，结果不然，杨时旸的遭遇早在十年前我就有所遭遇，只是我不曾像他这般奋笔疾书。在不否认本人斗志较低的前提下，我认为这种个人的冲突或说控诉意义不大，因为这些个体行为均有一个大环境主导，如果大环境不得治理，个案冲突在所难免。
记得08年前后离开媒体机构那会，我的一位特别要好的女性经纪人朋友曾跟我说过一句特别让我不爽、又不得不佩服的话：“媒体就像是小姐，给钱就能上。”作为媒体人，对这话本能抗拒，但多年媒体经验让我不得不承认此言有现实的一面。刚开始工作那会常见假记者被抓新闻，说公安查获多少笔记本多少现金云云，我就纳闷，我们一介靠卖文为生的穷记者，有何冒充的价值，又如何冒充得了。后来才知，世界上有一种叫做跑会记者的生物，跑会是有礼品和车马费可拿的，真金白银等在哪里，假冒记者也就有了可乘之机。后来进一步得知还有个行当叫公关，换句说话，你做活动，你请记者，你发稿子，都是要花钱的，中国有句古话“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拿了人家的车马红包，岂有不受制于人的道理。这几乎是媒体行业人人皆知的潜规则。
杨时旸这篇书信体文字试图将重心引向“汪峰干预记者采访”的高海拔，他敢这么说话，至少说明他没有收受汪峰的红包，自然底气十足。杨时旸给汪峰的这封信不仅洋洋洒洒，对汪峰的电话质问也严丝合缝，想必汪峰这会正一肚子困惑。如今不仅官方讲求舆论导向，大环境下的明星采访同样讲求舆论控制，几乎所有在线的和准备上线的明星都有宣传团队，且都有大量公关预算，控制媒体导向本就是宣传团队的基础工作，打电话和记者质询也是人家工作内容之一，并不足为奇。当然，汪峰亲自给记者打电话还是多有不妥，真性情那面不说，还一不小心将自己赤条条地暴露在媒体枪口，这是多少八卦狗仔求之不得的事。
杨时旸那篇叫做《汪峰的成功学：炫耀沧桑？》的文章我也看了，大有标题党之嫌，除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并没采访到太多新鲜内容，从技术上讲，远不及这篇给汪峰的新来得有新闻性。如今跟进媒体众多，点打多打在汪峰干预记者采访上，都起哄似的三八着。其实汪峰的电话在后，报道见报在前，汪峰的对话顶多是事后质问，属于马后炮，所谓干预为时已晚。杨时旸想治理艺人的操控欲的出由很好，但没找准病灶，如果不从明星公关潜规则体系下手，不从媒体自身出发瓦解大环境的公关体系，这种个人恩怨徒增口舌。
【2015年5月13日《京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