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朝的外国人
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在前来唐朝的使臣中，最显贵的人物是波斯王伊嗣俟三世的儿子，萨珊朝后裔卑路斯—— 七世纪时，萨珊波斯是唐朝的一个弱小的保护国[29]。在外国使臣中，有许多使臣的地位并不象卑路斯那样高，但是他们也如同卑路斯一样，为了各自所代表的兴盛的，或者是衰落的王朝的利益，到唐朝来乞求恩惠。来到唐朝的僧侣中不仅有大批佛教僧徒，而且有许多信奉各种不同宗教的波斯僧侣，例如祆教徒——太宗贞观五年(631)唐朝在长安为祆教徒重建了祆寺；景教徒——他们也为在贞观十二年(638)建立了一所教堂而感到荣幸；摩尼教徒——武后延载元年(694)他们将摩尼教怪诞奇异的教义[30]带到了唐朝宫廷[31]。唐朝境内人文荟萃，奇货云集，突厥王子仔细揣摩着来自阿曼的珠宝商的神情举止；而日本的参拜者则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粟特商队的商人。难怪他们会感到诧异，因为当时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能够与这些民族和职业联系起来。所有的旅游者都将他们本地的各种货物带到了唐朝——或是作为国王的礼物，或是作为销售的商品，或是仅仅作为他们自己随身携带的附属物品。反之，他们中有些人也在唐朝获得了荣耀——例如被唐朝任命为安南保护人的粟特商人就是如此[32]；而有些人则得到了财富——例如阿曼的犹太商人从唐朝带回了一个黑瓷瓶，瓶子上盖着金盖，里面放着“……一枚黄金制作的鱼，鱼的眼睛是用红宝石镶嵌成的，瓶子里还添加了质量最上乘的麝香。光是瓷瓶里盛放的东西的价值就达五万第纳尔”[33]。他们中也有些是为了寻求知识到唐朝来的，这些人的表现可能就要谦恭得多。他们的态度与年轻的吐蕃贵族是一样的——为了能够准确地翻译汉文经典著作，一些吐蕃贵族子弟被他们的父辈专门送到长安来学习汉语[34]
商船与海路
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定期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海的大船，将急切的西方人载往灿烂的东方。在北部海域，特别是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新罗国消灭了百济国和高丽国之后，航海技能和海上贸易主要掌握在朝鲜人的手中。来自战胜国的使臣、僧人和商人，还有来自被征服国的难民，都大批地云集在了唐朝境内[35]。朝鲜的船舶通常是在黄海北部沿岸航行，以山东半岛作为登陆的港口。这条航道也是从肥前出海的，来自日本的船只航行的正式航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七世纪未期，即日本与新罗国交恶时为止[36]。在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37]。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宁愿搭乘更安全的朝鲜船，经由山东到达淮河河口，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38]。虽然新罗船只在这些水域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完全仰仗唐朝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的商船也时常来往于北方的海域[39]，就如同唐朝政府在山东的登州为新罗使臣设置了客馆一样[40]，唐朝也为渤海国的使臣专门设立了客馆，为他们提供膳宿。总而言之，朝鲜人在北方水域占据了多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唐朝境内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侨民团体，他们生活在楚州和涟水这样的城镇里——这些城镇位于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得到了唐朝的慷慨的保护，而且也象其它外国人一样，享有某种形式的治外法权[41]。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来进行的。经由南中国海的贸易决定于海洋季风的周期性转移。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东北季风到来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启航离开广州的[42]。东北季风也是使距离唐朝以西数千里之遥的，波斯湾大港的商船启航的季风，甚至在由唐朝启航的商船离开广州之前，从伊斯兰地区出发的商船就已经动身上路了：如果他们在九月或者十月离开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话，就可以及时驶出波斯湾，而顺风的冬季季风将带着他们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赶上六月多风暴的西南季风，西南季风会带着他们从马来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他们在中国南部的目的地。东、西方的共同规律是“冬季向南，夏季朝北” [43]。
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期间，印度洋是一个安全而丰饶的海洋，各国的船舶都蜂拥而至，聚集在了这里。这时的阿拉伯海得到了伊斯兰政权的保护，尤其是阿拔斯朝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位于波斯湾上部的巴士拉之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东方贸易的繁荣[44]。巴士拉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也是距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可是当时最大的船只还不能驶入巴士拉。另一个重要的港口是位于巴士拉以下，座落在波斯湾头的，波斯古代港口伍布莱。在所有的港口城市中，最富庶的城市是位于海湾的波斯一边，处在设拉子下方的西拉夫城，西拉夫的繁荣完全要归功于东方贸易。直到977 年被地震摧毁为止，西拉夫城一直在海湾贸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45]。西拉夫城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但是也有一些阿拉伯潜水采珠人和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者阿曼，将要乘船前往印度和唐朝的商业冒险家[46]。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起来造反的非洲奴隶掠夺了巴士拉和伍布莱，使得海湾与远东地区的贸易大大衰退，而此后巴士拉的衰落，对于海湾与远东的贸易来说，就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47]。
七世纪到九世纪时，许多国家的商船都是从这些港口启航的，所有的商船上都配置了说波斯语的水手——因为波斯语是不同母语的人在海上商业贸易中相互间通用的一种混合语[48]，这就正如同粟特语是中亚陆路商业贸易中通用的混合语一样[49]。在驶出海湾进入印度洋的途中，商船会在阿曼的马斯喀特稍事停留，然后驶入印度洋；有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铤而走险，前往海盗出没的信德沿海港口，或者是直接出发去马拉巴尔[50]，然后从马拉巴尔到达锡兰。锡兰也被称作“狮子国”或“红宝石岛”，商人们可以在锡兰购买到宝石[51]。从锡兰起，海路向东通往尼科巴群岛，在这些岛上，商人或许能够与独木舟中那些裸体的野蛮人交换椰子和龙涎香。然后，他们将在马来半岛靠岸登陆——据认为，登陆的具体地点是吉打州。此后，商船从马来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黄金大陆(Suvarnabh[mi]——传说中的东印度群岛。最后，他们将转而向北进发，在湿润的夏季季风的驱动下，驶向河内或者广州，甚至取道前往更北部的沿海港口，进行丝绸贸易[52]。
在唐代，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中挤满了远涉重洋，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唐朝人对这些商船庞大的体积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将这些航海船舶称作“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师子舶”或者是“婆罗门舶”，在所有的称呼中，“波斯舶”是最常见的一种称呼[53]。但是，我们还无法断定，唐朝的商船是否也从事过前往西拉夫的漫长而危险的航行。中国的大型航海船的出现是在若干世纪之后，即在宋、元以及明三朝[54]。在唐代，前往西方的唐朝行人大多都是搭乘外国的货船。当九、十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谈到“停靠在波斯湾港口里的中国船”时，他们说的“中国船”，其实是指“从事与中国贸易的商船”。这种说法与我们现在说的“Chinaclipper”[55]和“EastIndiaman”[56]所代表的含义是一样的；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将肉桂和檀香木称作“Chinese”[57]，则是因为他们是从距离中国不远的地方，或者就是从中国的船上得到这些货物的[58]。同样地，汉文古籍中出现的“波斯舶”通常必定也是仅仅指“从事与波斯湾地区贸易的商船”，这些船舶上使用的一般都是马来或者泰米尔船员[59]。
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在唐代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中，最大的商船是来自锡兰的师子舶。锡兰的商船长达二百英尺，可以装载六百人或七百人，许多船只还拖着救生艇，并且配置了信鸽[60]。独桅三角帆船是在波斯湾地区建造的，这种船形体较小，装备有三角帆，船身是葡萄牙轻快帆船的那种样式。独桅三角帆船是用原木板的边与边相接而做成的[61]，木板不是用钉子钉在一起，而是用椰子皮壳的纤维加以缝合，然后涂上鲸油，或者抹上一层象黑漆一样的，可以凝固的中国橄榄树脂，这样就可以防止船体漏水了[62]。
商队与陆路
东方各地的财富也经由陆路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车装，或驼载，或马运，或驴驮。东北诸民族以及朝鲜的物产通过森林地区和辽阳平原(这里是东胡各民族与原始蒙古部落生息的地方)，向南到达渤海湾沿岸，然后运抵位于高山和大海之间的狭长走廊上的长城尽头，即地势险峻的战略要地卢龙(意思是“黑龙”)城。原来这里有一条叫做“渝水”的河流，但从唐代以后它就消失了。卢龙城不但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边防要塞，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税征收地[63]。
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可以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从玉门关向西，有两条道路可供行人选择，这是两条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商队经过的地区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正式的路径，只能以倒毙的行人和驮畜的残骸作为前进的标志。由敦煌通往吐鲁番的那条骇人的道路就是如此。从敦煌到吐鲁番途中要经过白龙堆(所谓“白龙堆”就是古代罗布泊遗留下来的盐壳)，白龙堆是一片地地道道的荒漠，不仅穿行极其艰难，而且沿途还有妖魔出没，所以商队宁愿取道伊吾(即今哈密)[64]。这样就可以躲开白龙堆，向北绕道抵达吐鲁番[65]。从吐鲁番起，旅行者可以向西穿过西突厥的地面(即天山北部地区)，也可以越过西南方，进入天山南部地区，继续通过库车以及塔里木盆地其它的绿洲城市西行。当时从敦煌出发，另外还有一条与敦煌至吐鲁番的道路平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叫做南道。南道沿着神秘的昆仑山脉的北缘西行，然后到达和阗和帕米尔[66]。这些道路之所以能够通行，完全是靠了巴克特里亚骆驼的特殊长处，这种骆驼不仅可以嗅出地下的泉水，而且还能够预告致命的沙暴：
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预以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致危毙[67]。
除了以上道路外，另外还有一条陆路商道，这条道路是从四川经过现在的云南省境内，进而分作两条道路，通过缅甸境内上伊洛瓦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峡谷，然后再前往孟加拉。这是一条非常古老的通道，但是在唐朝之前却几乎没有利用过。唐代的云南属于西南蛮地区，唐朝政府曾经徒劳无益地试图征服西南蛮，但是由于八世纪时在这里新兴起了南诏政权，这样就使唐朝重新开通这条通往缅甸的古道的努力最终化成了泡影。南诏国对于入侵唐朝边疆的吐蕃人的态度，要比对唐朝的态度友好得多。当南诏在懿宗咸通四年(863)入侵东京湾之后，唐朝政府最终得以摧毁了南诏的军事力量，但是这时正是唐朝对外贸易的衰落时期，所以已经取得的胜利也就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价值了。在通往缅甸的道路中，有一条道路从密支那的琥珀矿通过。密支那距离现代开采翠鸟色翡翠的矿区不远，这里出产的翡翠很受欢迎。一直到了后代，这里的翡翠也是穿过缅甸古道，经由云南境内运送到北京的玉石工匠的手中的[68]。
最后，参拜圣地的佛教徒有时也会选择通过西藏地区前往印度的通道。这条迂远而艰难的道路通常是经由尼泊尔到达印度的[69]
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聚集着许多外国人的唐朝的城市和乡镇，看看外国人在唐朝境内四处流动时所要经行的道路。首先我们从南方地区谈起。在唐朝以前，前来中国海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东京湾，即现代河内附近地区作为停泊的港口。但是当唐朝建立之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人就纷纷将他们的商船驶向广州，或者甚至停泊在更北部的沿海港口[70]。唐代的交州是唐朝建立在东京湾地区的保护领地的统治中心所在地，这里居住着嚼槟榔的安南人，龙编是交州的出海港[71]。七世纪时，随着广州的兴起，交州的对外贸易虽然有些衰落，但是通过交州进行的海外贸易却从来没有完全绝迹。相反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即在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广州地区贪得无厌的官僚和中间代理商的敲榨勒索，外国商人宁愿在交州进行贸易，所以这时交州的对外贸易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72]。
但是，南方的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而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73]。当时的广州是位于热带荒原边缘的一个边疆城镇，热带荒原里栖息着凶猛残暴的野兽，在这里随时还会受到讨厌的疾病的折磨，但是绿意葱笼的荔枝树、柑橘树、香蕉树和榕树，又将这莽莽荒原点缀得分外秀美动人。在李唐皇室统治时期，虽然广州只有二十万人口，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南蛮，但是这时的广州已经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汉族城市[74]。广州既是一座富庶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容易毁损的城市，在广州城内大量密密层层的木屋周围，环绕着三层城墙[75]。广州的木屋曾反复遭到火灾的扫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宪宗元和元年(806)，这时一个聪明的广州都督命令广州人用瓦来装修屋顶[76]。在这座异彩纷陈但又不堪一击的城市前面的海湾里，停泊着许许多多外国的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77]。那些皮肤黝黑的外国人在广州出售他们带来的，气味芬芳的热带木材和几乎近于神奇的药材，求购大捆的丝绸、成箱的瓷器和奴隶。他们从事的贸易活动使那些甘愿放弃北方的舒适生活，来到南方经商营利的商人发了大财，同时也使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得以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据记载，“(广州)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78]。这段记载生动地表明了广州地方官员的特殊地位。
在广州的外来游客中，有许多人居住在城内专门为外国人划定的居住区内。根据唐朝的法令，外国人居住区设置在河的南岸，以便许许多多选定在广州逗留的，各种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商人从事贸易活动，或者是等待返回故乡的顺风。外国人由一位特别指定的长者管理，而且享有某种治外法权[79]。来自文明国家的公民(例如大食人、僧伽罗人等)与文化教养较低的商贾们(例如白蛮、赤蛮等)都居住在这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往都很密切[80]。在这里，你还会发现信奉正统宗教的外国人与信仰异教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得也很融洽，例如印度的佛教僧侣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印度来的佛教徒居住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内的池塘中还点缀着芬芳的蓝睡莲[81]。而广州的穆斯林则是为了躲避呼罗珊的宗教迫害而来到远东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82]。简而言之，每当午时的鼓声敲响时，居住在广州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被召唤到了大市场上，他们或在店邸中密谋策划，或在商船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而每当日落时分的鼓声敲响时，他们又都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有时在晚间，他们偶而也到夜市去，操着异国腔调大声地讲价钱[83]。
广州这座繁华的城市有着一部色彩斑驳的历史，谋杀、海盗的抢劫以及贪官污吏的掠夺，在广州的历史上涂抹上了这些斑驳陆离的色彩。这些祸患互为因果，相互引发，一直无法根除。例如在形势安定的七世纪时，广州都督路元叡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结果被一艘马来货船[84]的首领刺杀。这件事发生在武后嗣圣元年(684)。此后，唐朝政府又任命了一位品行优良的官员[85]代替了倒霉的路元叡[86]。但是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许多形形色色的丝绸贸易掠夺者——这些人被流放到了广州，从而也就失去了在京师时的放荡生活——仍旧以牺牲那些倒霉的商贾的利益作为代价，利用掠夺手段来充分补偿他们在流放生活中遭受的苦难，出于给广州城带来秩序和整肃风纪的目的，为了保证宫廷能够得到广州的奢侈品，同时也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唐朝政府在八世纪初期设立了“市舶使”这一官职[87]。市舶使的职责是管理海关。在广州这座情况复杂的城市里，设立市舶使是十分必要的，它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同时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差。市舶使的设立，部分也是那些因为遭受到掠夺而向唐朝皇帝抱怨的外国商人请求的结果[88]。然而广州城的灾祸并非全部都是由唐朝官吏造成的：比如在肃宗乾元元年(758)，一帮大食人和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他们抢劫店邸，焚烧住房，然后又从海上离去。这些海盗很可能就住在海南岛上[89]。这次灾难使广州作为一个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广州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外国商船则转而驶往河内停泊。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有半个世纪之久[90]。
骚扰广州这座边疆珠宝城的另一场劫难是在八世纪逐渐形成的，任命来自宫廷的宦官担任“市舶使”这一关键职务的惯例。这种带来了许多恶果的惯例，在当时被委婉地称作“宫市”，而所谓的宫市，其实就是由地位显赫的宫使对贸易活动横加干预[91]。代宗广德元年(763)，这帮高贵的恶棍之一[92]竟至于起兵反对皇帝。唐朝政府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平定了这次宦官叛乱。与此同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实际上也开始停顿了下来。诗人杜甫在两首诗中谈到了这时从广州流入北方的奢侈品濒临中断的情况。他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南海明珠久寂寥”[93]，而在另外一首诗中则有“近供生犀翡翠稀”的描述[94]。从代宗大历四年(796)开始，李勉在广州担任了三年地方长官，他没有对那些不幸的外来客商横加勒索，所以在他的管理下，广州海外贸易的数额增加了十倍之多[95]。然而即便是象李勉这样廉直的都督，也无法阻止小官吏的掠夺[96]。八世纪末年，王锷担任广州都督时，“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称商货而出诸境”[97]。王锷这样披着官吏外衣的大强盗只是偶一有之，但是象他那样的小强盗却何止千数。正是由于这些急性的和慢性的痼疾，使得原来集中在广州港的商业贸易有些转移到了交州，而有些则进一步朝北，转向了海阳(即潮州)的港口[98]。然而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广州城与它的繁荣的贸易并没有被永久地摧毁。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广州地区又出现了几位正直而明智的都督[99]，广州的社会状况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时唐朝开始了其灭亡前的阵痛时期。僖宗乾符六年(879)，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率部掠夺了广州，他们屠杀外国人，并且摧毁了养蚕的桑园(唐朝的主要出口产品就是依靠蚕来生产的)，这样就导致了广州的财富及其显赫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尽管在九世纪末年，广州又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但它以住的重要地位却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100]。宋朝统治时期，来自南中国海的商船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福建和浙江的沿海港口。虽然这时的广州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港口，但是，它往昔的垄断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一位天竺的佛教徒，或是一名诃陵的使臣，抑或是一位林邑的商贾希望由广州前往北方游历，到传说的唐朝京城其它一些大城市去时，有两条穿越崇山峻岭，通向北方的道路可供选择。一条道路是由广州正北沿着浈水(现在称作北江)到达韶州，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翻越“梅岭”[101]，入赣江流域。从赣江流域就可以轻易地穿过现在的广西省，经由洪州——洪州当时住有许多波斯人[102]——进入长江流域，此后沿着长江可以直抵有名的商业城市扬州，或者是到达中国心脏地区的其它地方。翻越梅岭的这条道路的状况在当时可能无法满足唐朝初年贸易和交通大幅度增长的需要，为了促进海外贸易的繁荣，加速广州的发展，由宰相张九龄发起，修建了一条翻越梅岭的新的大道。这项伟大的工程完成于开元四年(716)[103]。张九龄本人就是一位同情中产阶级的，出生于南方的暴发户。
另外一条道路虽然非常古老，但是却很少使用。这条道路从广州取道西北方向，溯桂江而上，通过现在广西省的东部地区，沿着桂江到达其源头所在地——即一片海拔低于一千英尺的高地。这块高地也是湘江的源头所在。从这里沿着湘江，可以到达湖南省的潭州(长沙)，进入中国中部潮湿的低地地区。湘江的源头又称漓江，而漓江实际上是由一条古代运河与桂江的源头连接起来的。这条古代运河现在与唐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流向北方的河流与流向南方的河流的源头都已经合而为一了。就小船而言，在唐代很可能能够从广州一直行驶到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大水道中。甚至可以一路抵达唐朝的都城[104]。九世纪的诗人李群玉在他的两行诗中曾经提到这两条道路：
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105]。
总之，不管游人选择哪一条道路，他都能够在帆蓬、桨棹或者是风力的推动下，轻易地通过长江以南的众多大湖，从而到达其目的地。从八世纪后期起，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明轮的推动到达目的地[106]。一般来说，游人大多首先是前往繁华的扬州。
八世纪时，扬州是中国的一颗明珠。当时的人们竟至于希望能死在扬州，从而圆满地结束自己的一生[107]。扬州的富庶与壮美。首先要归功于它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结合部的优越地理位置。长江是中国中部众水所归的一条大江，而大运河则是将全世界的物产运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条运河。正因为如此，唐朝负责管理国家盐务专营的朝廷代理商(这是一个权势非常显赫的角色)将其衙门设在了扬州。扬州是唐朝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的中枢，由唐朝和外国商船运来的各种货物都要在扬州换船，装入北上的运河船[108]。所以这里也是亚洲各地商贾的聚集之所。从广州运来的盐(这是人人必需的消费品)、茶(当时北方饮茶已经相当普遍)、宝石、香料和药材，从四川沿着长江航道运来的珍贵的锦缎以及织花罩毯等，都集中在了扬州，然后再转输到各地。作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的居民，扬州人的生活在当时也很富足[109]。而且扬州还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就扬州地区而言，金融家的重要性一点也不在商人之下。简而言之，扬州是一座钱货流畅，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的城市[110]。扬州还是一座工业城市，扬州以精美的金属制品(尤其是青铜镜)、毡帽、丝织物、刺绣、苎麻布织品、精制蔗糖、造船、精良的细木工家俱等特产而著称于世。扬州的毡帽当时在长安的年轻人中曾盛行一时。著名的扬州蔗糖是在七世纪以后根据从摩揭陀传入的工艺制作的[111]。扬州是一座奢侈而放荡的城市，这里的人们衣着华丽，可以经常欣赏到最精彩的娱乐表演。扬州不仅是一座遍布庭园台榭的花园城，而且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东方威尼斯城，这里水道纵横、帆樯林立，船只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车马的数量[112]。扬州还是一座月色融融，灯火阑珊的城市，一座歌舞升平，妓女云集的城市。虽然殷实繁华的四川成都素来以优雅和轻浮著称，但是在当时流行的“扬一益二”这句格言中，还是将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扬州之下[113]。
扬州城如此繁荣兴旺，外国人势所必然要在这里设立他们的店铺[114]。肃宗上元元年(760)，当唐朝叛将田神功的部众掠夺扬州时，曾经在这里杀害了几千名大食和波斯商人，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断定居住在扬州的外国商人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115]。尽管扬州经历了这次巨大的灾难，但是一直到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扬州城还保持着它的富庶与显赫的地位。九世纪未年，扬州又遭受了黄巢的追随者，如毕师铎、孙儒等反叛首领的蹂躏。十世纪初年，在唐朝废墟上兴起的吴国，部分地恢复了扬州往日的繁荣。但是到了十世纪中叶，当北方的后周入侵吴国的继承国南唐时，扬州再次毁于兵燹[116]。宋朝初年的扬州呈现出一片颓败残破的景象，而新的宋王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则更加速了扬州的衰败。宋初统治者鼓励在靠长江更近的扬子县发展贸易、运输和金融业。并且下令由扬子县来转输其它地方的工业品[117]。扬子县后来改称真州。洪迈在他十二世纪时撰写的著作中，对八九世纪时期的诗人们表现出来的，对于扬州的热情感到惊诧不已。在洪迈所处的时代，扬州的境况已非复旧貌，抚今追昔，洪迈不禁感叹：“今日真可酸鼻也”[118]。
大运河的开通以及扬州的繁荣都应该归功于隋朝统治者的努力，但是大运河与扬州的兴盛时期却是在八世纪时才到来的。随着八世纪唐朝人口与物质财富的惊人增长，黄河流域的农耕地的出产已经无法满足两京以及北方其它城市的需求了，这样就不得不从长江流域将谷物运送到北方。这些新的需求使古老的运河系统承担了原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压力。开元廿二年(734)，唐朝政府想出了一种补救的办法，这就是在从扬州到长安的途中，沿途在一些要害地区设立粮仓。每当大运河无力承担繁重的转输任务时，就可以将粮食妥善地贮藏在这些粮仓中，从而避免了货物运输的延误和阻塞，杜绝了粮食的腐烂和被盗，而且也使得稻、粟等谷物可以安然地换载与运河河道宽度相应的船只。由于采用了这种新的方法，就保证了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但是，日益增多的来自遥远的南方的奢侈品的运输量，大大加重了运河船只以及唐朝新的中继转运系统水道的负担，这一点是当时所始料不及的，或者说当时至少没有公开提倡这种做法[119]。象牙、龟甲、檀香木等珍贵货物在漕运船上堆积如山，而这些漕运船最初则是计划用来装载粮食口袋的。
不过当时的漕运船上的船师以及船上搭载的游客对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不知情。如果他们不愿骑马或乘车的话，便会驾船离开扬州，顺着运河前往北方和西北地区，一路上对围着漕运船游来游去的一群群鸭、鹅大加兴叹[120]。在途中，他们可能会与盐院的船只擦肩而过——船上象雪一样洁白的盐粒在阳光的照射下晶亮闪光；也许他们会在繁华的睢阳和陈留城停留歇脚——这两个城市当时是外国人，尤其是波斯人的重要居留地；到了汴州(即开封)，他们也许会顺路去看看城里的拜火寺[121]——开封城当时有五十多万人口， 但是这时它还没有具备以后将要获得的大都市的殊荣。最后，旅游者终于到达了唐朝的东都，即洛阳古城。
在唐朝境内游历的外国人，或者是在唐朝定居的外国人，都愿意集中在象广州、扬州那样的，充满生气的南方商业城市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乐于聚集在历史悠久的北方城市中。北方的大城市既是政权的中心，也是贵族的渊薮。在北方的大都市里，那些庋藏丰富的藏书家，或者是冲锋陷阵的武士的社会地位，都要比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地位重要得多。作为唐朝两大都城之一的洛阳，其地位仅仅次于长安，在全国位居第二；而就其人口而言，洛阳有一百多万人口[122]，也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洛阳城有着使人景仰的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它一点也不比长安逊色。洛阳古城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是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气氛。洛阳城还是武则天女皇的“神都”[123]——到了十一世纪时，洛阳就发展成了中国最辉煌、最美丽的城市，而唐代的洛阳则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顺利发展。洛阳有宫殿、亭园和大批官员。洛阳还以它特有的新鲜的水果、美丽的花卉，带有彩色图案的锦缎、精美的丝绉布以及各式各样的陶瓷制品而著称于世[124]。南市是洛阳的一个巨大的市场，南市的占地面积达两个街区(即“坊”)。在这个市场里，有一百二十个分类经营商品的集市或街，整个市场包括数千家单独的商店和货栈[125]。对于居住在洛阳的外国人来说，洛阳城里有平时奉祀外国神祇的寺院，在这些寺院中有三所是拜火寺，从而证明了波斯移民的存在[126]。
天宝二年(743)，唐朝在西京长安以东兴建了一座人工湖，这个湖其实就是一个货物转运潭。唐朝人喜欢说的一句俗谚叫做“南舟北马”，但是在这一年，以马代步的北方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船只都汇集在了这个转运潭里，船上满载着税物和各地被指派向朝廷进献的土贡——来自北方的红毡鞍鞯，来自南方的略带酸涩的红橘，来自东北的，用粉红色丝绸作为缘饰的毛织物以及来自西方的深红色的绛矾。所有的货物都被换装到了小斛底船上，“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履，如吴、楚之制”[127]。这里就是那条从广州开始，通往唐朝最大的都市长安的，绵绵不绝的水路的终点。长安城的纳税人口将近二百万人，其数量相当于位于这条漫长的水道和运河网络另一端的广州城的纳税人口的十倍。与长安的人口数量相适应，居住在长安的外来居民的数量也相当庞大[128]。长安城的外来居民的成份也与广州港的外来居民有较大的差异。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129]。萨宝(S Drthav Dk)的字面意思是“商队首领”。
长安城有东、西两个大市场，每个市场里都有许多集市[130]。东市座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131]，这里没有西市拥挤，环境比西市安静，场面也更奢华；西市则更嘈杂，更大众化，暴力事件也更多——西市是处决犯人的地方[132]。此外，西市的外国货也比东市多。每个集市都被货栈所环绕，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商品种类和一位首脑(行头)。依照唐朝法令的规定，每个集市都要陈列出写明其专营货物名称的标志。大多数外国商人都来到西市，陈列出自己带来要出售的商品。当通过西市时，你会看到一排排的屠宰市、金属器皿市、衣市、马市、丝绸市和药市[133]。八世纪中叶以后，茶叶商人特别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新的饮茶风尚并非仅仅在汉人中流行，据说，来到长安的回鹘人在办事之前，第一件事就是驱马前往经营茶叶商人的店铺[134]。这些嗜茶者的同胞——回鹘高利贷商人，在西市的胡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数负债累累的汉族商人和挥霍无度的衣冠子弟，将他们的土地、家俱、奴隶甚至祖传的纪念遗物，都当作现金担保典当给了回鹘高利贷者。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当物价飞涨，人人都陷入债务中无法自拔时，这些放债人简直被看成了瘟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回鹘人[135]的傲慢无礼也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位回鹘人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刀杀死了一个商人而遭到拘禁，回鹘行头居然未经唐朝官员审理而将他非法营救了出来[136]。唐朝人对回鹘高利贷商人的反感越积越深，最后在文宗开成元年(836)，唐朝政府明令规定：“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与蕃客钱货交关”[137]。回鹘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行为，是引发九世纪中叶排外运动和迫害外来宗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长安城里的居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追寻安慰，从而在寻求慰藉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债务。例如，他可能会参加收入丰裕的佛寺中举办的各种大型的节日活动、舞会以及戏剧演出等。这样的佛寺遍布长安。佛寺举办的这些新奇的文娱活动最初可能起源于印度和突厥斯坦的佛教国家。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而且还可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138]。如果是没有家室的市民，则他可以在位于东市与宫城之间的平康坊的妓女中寻找到另外一种慰藉。平康坊有许多娴熟音乐、舞蹈而且又善解人意的妓女，只要向妓女的“鸨母”交纳一千六百文铜钱，就可以与妓女一起共度良宵[139]。享有父辈荣耀的贵族子弟，或者是将科场功名作为通往仕途的唯一途径的少年文士都会轻易地因这些妩媚动人的妓女而深陷爱河。如果这些风流客又兼有一些文学才能的话，他们就会用自己写的情意缠绵的诗歌或者是悱恻动人的传奇故事来取悦那些明艳照人的妓女[140]。沿着长安城东面的城墙，由“春明门”往南的一个住宅区[141]里有许多酒馆，在这些酒馆里花钱更少，但却可以感受到更浓郁的异国情调。如果有朋友要踏上向东的旅程，前往东都洛阳的话，这些酒馆就成了饯友话别的好去处。在这里，精明能干的老板娘会雇佣带有异国风韵的，面目姣好的胡姬(比如说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杯或玛瑙杯为客人斟满名贵的美酒。而这些姑娘则使酒店的生意更加兴隆。由胡儿吹箫伴奏的甜润的歌唱表演和迷人的舞蹈，也是酒店老板增加销售量的重要手段，友好和善的服务，正是招揽顾客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142]。这些温顺可人，金发碧眼的美人儿使诗人们心荡神迷，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还依稀可以看到她们绰约的风姿，大诗人李白是这样描述她们的：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
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春风，舞罗衣。
君今不醉将安归[143]？
现在，让我们在这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离开长安，再来看看其它那些常常有外国人滞留的城镇。当然，不管是在哪里，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外国人活动的踪迹。在富庶的川中流域，或者是在洞庭湖附近湿润的低地地区，你都会发现求购丝绸锦缎的外国商人[144]。但是在那些没有水道与通都大邑连接的地区，外国人最乐意居往的还是商队经过的河西走廊地区。这条走廊是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地，沿着茫茫戈壁的边缘散布着一座座唐朝的城镇。这些城镇之间往往都相隔一定的距离，城镇里都配备有商队歇脚的客店。你会在这里发现伊朗拜火教徒和伊朗乐师。河西走廊所有的城镇都是向背无常的：今年这里还是由唐朝的官员驻守——他们引经据典，用道德规范来劝化人民；但是明年就会有突厥人挥舞弓矢，策马入侵；除了突厥人以外，这里在唐朝还常常被吐蕃贵族占领。在这些使用多种语言的边镇中，最典型的是凉州古城。凉州在唐代以前曾经被匈奴和匈奴以后的游牧统治者征服。唐朝的哥舒翰将军曾一度节度凉州。在这期间，他的奢华的排场几乎可以与帝王相埒。哥舒翰经常大摆宴席，款待宾客，幸运的客人在宴席上不仅能欣赏到舞狮、舞刀的表演，而且还可以得到朱唇侍者的悉心侍奉[145]。因为“(凉)州之分野，上应白虎之宿，金气坚刚，人事慷慨”[146]，所以这里的居民一向以坚忍、顽强著称。八世纪时，凉州的常往人口有十万多人。凉州居民中有一部分是汉人，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祖籍是天竺，这些人的汉姓叫“申屠”(Shindu)，申屠这姓就是根据他们的种族来源而起的。此外，还有许多人的种族来源可以追溯到阿姆河和锡尔河边疆地区的国家[147]。凉州是牧马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仍然保留着古代蒙古语名称的“Tümigen ”河沿岸地区，更是水草丰美的，优良的牧地。“Tümigen ”，鲜卑语的意思是“骨髓”，正是因为这一带的土地丰饶肥沃，它才被称为“骨髓”[148] 。凉州出产优质的缎[149]、龙须席、毯、野马革，而芎藭这种治疗头疼的良药，则更是凉州著名的土产[150]。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在中世纪早期的远东，凉州音乐曾经风糜一时。
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
唐朝政府对待外来居民的态度和政策是很复杂的。即便是在唐朝最崇尚外来物品的时期，对于外来居民而言，最好的办法也莫过于选择唐朝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习俗，而当时许多外来居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唐朝政府有时又偏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例如，代宗大历四年(779)时，“回纥(即回鹘)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针对这种情况，唐朝政府颁布诏令，规定“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不得效华人”。在诏令中还严厉禁止胡人“诱娶”汉人妇女为妻妾，或者以任何方式冒充汉人[151]。这条诏令的发布可能是由于普遍憎恶回鹘高利贷者的结果，但是唐朝还有其它一些与此类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除了出于虔诚的地方长官维持唐朝人习俗的纯洁性的强烈愿望之外，别无任何理由。例如，文宗开成元年(836)卢钧擢任岭南节度使时，他发现广州的外来居民与唐朝人杂居在一起，不仅没有实行种族隔离，而且相互自由通婚。于是卢钧强迫他们分处而居，禁止通婚，甚至不许外国人占田和营建房舍。他自认为是在整饬这座荒淫放荡的城市，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而坚持原则的人：总归一句话，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种“种族清教徒”的行为[152]。
唐朝人对外来居民的称谓中有许多俚言俗语，如“富波斯”(因为他们富有，所以他们是受人羡慕的)[153]、“黑昆仑”(因为他们肤色黑，所以他们是丑陋的)、“裸林邑”(因为他们是裸体，所以他们是淫荡的)等等，这些说法只是一些形象化了的俚言俗语，对于官方政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至少就唐朝民间而言，对于外来居民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当时的人们常常在酒宴上摆放一个头戴宽沿帽，蓝眼睛，高鼻梁的小木偶人，用它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滑稽的小木偶跌倒时，如果他倒的方向指向哪位宾客，则这位宾客就必须将杯中的酒喝干[154]。年轻的诗人们常常在妓院里用这种木偶人取乐。他们一方面嘲弄、取笑着这种木偶，另一方面也正是他们，在苦苦思恋着大都市酒肆中那些楚楚动人的伊朗女侍者。八世纪是中亚的琴师和舞女在唐朝的大都市中受到热情欢迎的世纪，同时也是数千名并无恶意(但却富有)的波斯、大食商人在扬州被残杀的世纪。九世纪时，外来物品价格特别昂贵，而且也很不容易得到，这样一来，一种充满着浪漫的回忆色彩，以反映外来事物作为主要特点的文学作品就开始大量流行起来。奇怪的是，同样是在九世纪，正当有关那些来自西极的，乐善好施的富豪的故事到处流传之时[155]，也正是外来居民遭受猜忌和迫害之日。在这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同一个时代里，对于外来居民而言，他很可能会在唐朝政府中上升到很高的地位——特别是他本人如果与新贵结成联盟的话，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唐朝的新贵阶层是由科举制度造就的、反对世袭贵族的一个社会阶层)。我们可以举一位大食人为例，在九世纪中叶，这位大食人曾经得到了“进士”这样的殊荣。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唐朝人心目中的“理想的”外国人的形象与真正的外国人分离开了：随着物价的增长，唐朝人对于外来富商的憎恶与日俱增；唐朝政权的不断削弱，使政府只能听任异族对唐朝国土的入侵[156]，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唐朝人对外国人的看法。总之，对于外国人的不信任的和敌视的态度，与对外来物品的喜爱，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当七、八世纪唐朝处于朝气蓬勃的全盛时代时，这种对于外来物品的喜爱并不算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九、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保留了七、八世纪胡风盛行时的状况，使后人得以抚今追昔，发思古之幽情。在这时的文艺作品中，恋情依依地回顾了七、八世纪那段美好的旧时光——唐朝军队的优势力量和唐朝艺术的优越地位，在当时得到了普天之下的外国人的承认。这时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唐朝市民，也完全有可能享用到来自遥远的地方的珍稀货物。这就正如同在我们的时代，一位前德国士兵可能会追忆起他可以开怀畅饮法国酒，而不必承认法国的平等地位的日子；或者就象一位前英国的文官深深地怀恋着大英帝国统治时期野蛮的印度的财宝一样。以货比人，外国人永远也无法与外国奢侈品相提并论。
唐朝人对于商业的态度也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唐朝的商业贸易从来没有能够从政治的羁绊中脱离出来。商品对于公众的幸福越是必需，或者说越是上层社会渴望得到的商品，国家就越是要参与这些商品的分配。对于国内产品，例如盐、铁、钱以及有时对于酒和其它日用消费品的传统的政府垄断政策，成了唐朝政府对于外来奢侈品进行控制的模型。八世纪时在广州设立的“市舶使”这种新的官职，就是以古代的“盐铁使”作为典范和原型而设立的。“市舶使”的职责是购买朝廷想要控制的所有的进口货物(特别是朝廷或者是受到朝廷宠信的集团所需要的进口货)，防止走私，并且要遵循垄断国内货物的老皇历来垄断进口货[157]。根据这种态度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贸易与外交应该是不可分割、紧密相关的，从而将外国带给唐朝朝廷的礼物看作是外国向唐朝天子遍布四海的权势屈服的象征，而实际上这些通常是由大量珍贵的货物组成的礼物，应该属于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8]。称“进贡国”被迫奉献纳贡，只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假话。外国——包括与唐朝疆域相接惧怕唐朝势力的国家以及那些由于路途迢迢而真正独立于唐朝的国家——都是纯粹出于自身的利益将它们的货物送到唐朝，然后从唐朝政府那里得到它们希望得到的“礼物”，从而避免它们可能会遇到的麻烦[159]。就外国商人而言，他们对于这样一种交易制度肯定是有些犹豫的。因为这种制度要求他们首先要在唐朝都城将他们的部分商品奉献给朝廷，或者是在报关口岸将货物装进政府的货栈，而这样一来他简直就不能算是一个自由的代理商了。但是如果他想要以个人的计划行事，则他可能就会招致官方的干涉，甚至有可能带来祸患。至于地方长官，他们在解释朝廷限制贸易的政策方面宁可走得更远一些，也不愿意冒着被砍头的危险随意放宽政府的限制[160]。甚至允许外国人向平民自由出售的货物，也不得不在那些处在政府代理商严密监督下的大市场中交易[161]。更糟糕的是，由于政府唯恐失去其应得的一份利润，所以外国人最想带回本国的那些货物，也恰恰正是唐朝的官吏最着意加以监视的货物。通过开元二年(714)的一项诏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货物的种类。诏令中规定禁止向外国人出口或出售的商品主要有锦、绫、罗、縠、绣，织成、紬、绢、丝，牦牛尾、真珠、金、铁等物品[162]。相反地，唐朝政府对于那些它们认为对社会风化来讲是轻佻的和有害的商品的进口和销售，也规定了一些古怪的限制条件——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商品可能是商人货船中最有利可图的货物。确实正像在广州的一位波斯僧发现的那样，甚至出售假造的奢侈品和搀假的货物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虽然这样做很可能会使从事进口的商人身陷囹圄[163]，但是如果碰巧不被发现的话，他还是大大有利可图的。这位波斯僧就是专门为精明世故的唐朝朝廷制作外国“奇巧”的[164]。可是正如千万个外国商人在唐朝境内的经商活动证实的那样，如果经营者是一位聪明的商人，而且他知道什么货物可以进口，什么货物能够出口，知道他所置身的环境如何的话，那么即使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商人，也能够独自经营得非常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最聪明的商人，也无力避免其它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地方长官对于唐朝官员应该具有的道德原则不管不顾的话，商人货物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有可能在“关税”的名义下，被地方长官剥夺而去。甚至如果海关关卡的检查者碰巧是一位廉直的官员，唐朝政府所要求的东西很可能也是过份的。根据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当他的同胞到达唐朝时，他们的船货有三分之一都被迫交到了唐朝的货栈里[165]。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政府没有一项规定是永久性的，任何事情在这里都是不可逆料的。头一年看起来还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到第二年就有可能会变成一项政策。唐朝政府以诏令的形式一次次地颁布免征税收的规定，这些规定大大改变了商人的处境，从而使他们获取更高利润的想法变得更为合情合理。太和八年(834)由唐文宗颁布的一项诏令，就是这样一个例证。这道诏令是在文宗疾病痊愈之际颁发的“德音”。在诏令中赦免了各种级别的罪犯，而且同时也特别施与了朝廷对于在岭南、福建、扬州等地经商的，来自海外的“蕃客”的保护。因为这些蕃客“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所以指令地方长官允许蕃客“来往交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166]。
但是唐朝的外来居民还面临着其它一些必须正视的困难。首先他要面对与商业贸易无关的，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没有保障的状况。如果外来商人不幸客死在了唐朝的境内，他的货物就会被封存起来，如果在短时间内找不到他的妻子或者是后嗣的话，这些货物将由政府予以没收[167]，而寻找继承人的期限是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外来居民娶了汉族妇女为妻，或者是纳汉族妇女为妾的话，他就得留在唐朝境内，绝对不允许外国人携带汉族妇女一起返回其故土。这是在贞观二年(628)颁布的一道诏令中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保护汉族妇女，避免她们与外国使臣及其随从之间的临时婚姻——这些人在离家外出期间，需要利用这种露水姻缘来得到一时的满足[168]。对于下嫁游牧部落酋领的唐朝公主来说，这种规定当然是不适用的。皇室公主毫无怨言地被送往草原地区，她未来的丈夫与唐朝的关系是否友好，对唐朝的政策来说是很重要的。九世纪初期，在回鹘政权鼎盛时期嫁给回鹘可汗的唐室公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位公主的出嫁是为了交换(事实的确是这样)回鹘使臣献给唐朝的，以使公主成行的礼物：驼褐、白锦、白练、貂鼠裘、鸭子头玉腰带等，此外还有一千匹马，五十头骆驼[169]。不管是因为遵从唐朝的法令，还是出于自愿，我们知道在九世纪时，有许多外来居民已经在唐朝境内生活了四十多年，而且他们全都有了妻室儿女[170]。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外来居民都有义务服从专横的隔离法令，只是由于另外一些较为宽松的法令，才使这种情况部分地提到了缓和——这些法令允许唐朝城市中的外国移民选举他们自己的首领，而且在移民之间可以根据其本国的法律和习俗处理诉讼案件[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