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厦门岛内的古道（上）
黄绍坚
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
公元1722年6月10日，是清代康熙61年农历4月27日。那天，天气晴朗，轻风拂面，气爽若秋。奉命巡察台湾的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和满洲御史吴达礼，经过2个月又4天的长途旅行[1]，终于从北京来到同安刘五店码头（今翔安区新店镇刘五店社区），准备渡海前往厦门五通（今湖里区金山街道五通社区）[2]，再经厦门赴台湾上任。
黄叔璥（1682-1758年[3]，一说1681-1757年[4]），字玉圃，清代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城区）人，1709年考中进士[5]。据北京市社科院刘仲华博士研究，黄叔璥祖上原来姓程，原籍徽州歙县。因祖父意外遇害，父亲过继黄家，才改为黄姓[6]。另据北京市台办吴小珊先生说，黄叔璥的几个兄弟都很争气。他和两位兄长黄叔琳、黄叔琬，都是一甲、二甲进士，其兄弟黄叔琪、黄叔瑄，也先后中举，时人称“一门三进士”、“五子登科”[7]。
我对黄叔璥评价甚好，倒不是因为他的官职或功名。
我读过他后来写的《（台湾）番社杂咏二首》诗：“绝岛中华古未通，生来惟斗此身雄；独余一面狰狞外，人鸟楼台刺自工。”“剉竹为椽扇缚筊，空擎梁上始编茅；落成合社欣相贺，席地壶浆笑语高。”[8]300年前，他能不以华夷之别为藩篱，生动记录下当年台湾番社民众刺面、茅居、好酒、剽悍的风俗，殊为不易。
我还读过他后来写的《重修台湾县学碑记》。在碑记中，黄叔璥希望，台湾学子们通过学习，应该努力成为“笃学力行之君子”，而不要仅仅以词章为进身之工具，更不能因为有了知识，就堕入“功利、权谋”的泥潭[9]，诚为确论。当然，他对“术数”、即科学知识与技能，存有偏见，也是他的局限。
黄叔璥对台湾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上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中，黄叔璥强调：“台湾南北延袤二千余里”，“澎湖固台湾之门户，而台湾实澎湖之腹心”，所以，他坚持应在台湾设立总兵官，带兵驻扎，以安海疆[10]。在台湾任职的2年时间里，他尽力安顿战后难民，“殚心时政”[11]，“颇有兴革，《志》称善举”[12]，显示了他出色的行政能力。
在巡察台湾各地时，黄叔璥还留心地理、风土、人情，撰有《台海使槎录》8卷。有学者称，这本书，“为研究台湾情况者必读之书”[13]。重要的是，在该书卷2中，有一条明确的记载：“（台湾）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14]这条记录，确定了钓鱼岛的位置和归属，如今被学者们广泛引用。
从厦门前往台湾的水路
首位“巡台御史”黄叔璥说，在厦门祭拜妈祖时，“羊豕之外，例用麦面为大龟以祀”,让他觉得很新奇。这就是“龟粿”，摄于大同路养真宫街“养真宫”内
1722年时的黄叔璥，可能并未意识到，此次赴任台湾，将使他在历史上熠熠生辉。在他留下的日记《南征纪程》里，他只是用寻常口吻，逐日记下当年从北京经厦门前往台湾的旅程。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公元1722年6月10日，晴，黄叔璥从同安刘五店出发，乘船至厦门浯通港（今五通），水路30里，顺风，2个小时左右登岸。台湾道府派出的吏役，在五通迎接他。当日，他到达厦门提督路公舍（位于今开元路与鹭江道交汇处附近），暂寓彼处。
6月14日，雨，他随闽南风俗，出海之前祭拜妈祖。祭品中出现的“龟粿”（用糯米或面粉做的、含豆沙馅的小饼，以模具扣成龟状后蒸熟，可食），让他觉得新奇。
6月16日，晴，他参观闽海关厦门衙署，第一次见到开花的铁树。
6月26日，晴，午饭后，他与在厦各位官员告别，出发前往台湾，下午4时左右抵达浯屿（今漳州龙海市浯屿岛），登岸，拜浯屿妈祖庙，随即继续前行。
6月28日，晴，但刮起大风，“掀风鼓浪，不能坐立”，估计把他吓得不轻。船夫担心出意外，回船停泊在大担（今金门大担岛）避风。
7月3日，午后晴，从小担（今金门小担岛）海面出发，继续前往台湾。迫于风雨，只好再次返回金门。
7月7日，微阴，泊金门烈屿（今小金门岛）。由于海上风大，又耽搁了几天。
7月12日，晴，到达澎湖。
7月14日，晴，午后，过台南鹿耳门，抵达台湾[15]。
从6月26日自厦门启航算起，前后19天[16]，颠簸海上，栉风沐雨，逐浪随涛，载浮载沉，历尽艰辛，黄叔儆等人，终于安全抵达台湾。
事实上，有清一朝，根据清制规定，所有赴台官员或官员眷属，都必须由厦门出入。他们都有过与黄叔儆相似的旅途经历。而根据1719年（清代康熙58年）制定的另一项规定，凡来往于台湾与大陆间的民用船只及商旅人员，同样必须由厦门出入，经官府盘查后，发给照票，“一体护送”往来，也就是说，禁止民用船只在海峡两岸间独来独往。清廷的规定中还说，百姓“如有违犯，分别兵、民治罪”；官吏如有渎职、私带人员出入境等行为，也将“分别议处”[17]。
从泉州通往厦门岛内的铺递
翔安区新店镇刘五店码头
翔安区新店镇刘五店社区里的渔船码头
从北京出发、经厦门前往台湾之旅，黄叔璥一路上记录得非常完整。但是，在厦门岛内的旅行，他却几乎没有记录。原因很简单，在小小的厦门岛内，古时不设官驿，只设铺递。
概括地说，中国古代的驿铺，约等于今天的官方交通（官道）加上官方邮政（公文传递），是为了在疆域辽阔的帝国内部保障政令畅通的重要制度。当然，飞扬跋扈的权臣及其走狗、蒙恩爱宠的致仕官员及其眷属、奉迎巴结的地方官吏、甚至独霸一方的地保乡老，经常滥用驿铺，使民不堪其扰，那是另一个大问题。
清代时，福建省内有5条主要驿道，其中一条从福州出发，经福清、莆田、泉州、晋江、同安、漳州、诏安，至广东饶平县，俗称“闽粤官道”[18]。闽粤官道在同安境内，设有2处官驿，即大轮驿（今同安城区后炉街果子园一带[19]）和深青驿（今集美区灌口镇深青村）。官驿一般规模较大，设有驿馆，有驿丞、驿卒等管理、服务人员，可为来往官员提供吃饭、住宿和接力式交通等服务。而2个官驿之间，一般相距50里左右，中间设有若干铺递。有些铺递规模不小，也可提供歇脚、粥水、甚至住宿；有些铺递则很小，只负责接送公文。《同安县志》中说：“元至清同安官道共设12铺”，“又于小道设8铺”，并有这些铺递的详细名单，但其说似有暇疵[20]。
似乎没人注意到，清末古籍《岛居三录》里，对同安、厦门的驿站铺递，有着详细记录。根据该书记载，参照何丙仲先生《郑成功史迹在禾山》一文和清代乾隆《鹭江志》、清代道光《厦门志》中的相关记录，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清代从泉州出发至厦门（包括经厦门至台湾）的两条铺递线路。
两条铺递线路都是从泉州府南门桥尾出发，经60里至南安、同安交界处的大盈驿（今泉州南安市大盈村），过陵井（具体地点不详，疑在今翔安区与南安市交界处的小盈岭附近），到沙溪铺（今翔安区内厝镇前垵村顶沙溪、下沙溪社）。沙溪铺是个大铺，可以提供住宿，但据说蚊子很多。从沙溪铺之后，两条驿铺线路开始分开。
第一路，从沙溪铺西行，先与闽粤官道同路，经店头铺（今翔安区内厝镇莲塘村店头社）、沈井铺（今翔安区马巷镇沈井社区）、三忠宫铺（今同安区洪塘镇三忠村）、洪塘铺（今同安区洪塘镇洪塘村）、到同安县城大轮驿，然后离开闽粤官道，出同安西门，转乌泥铺（今同安区新民镇乌涂社区）、送嫁岭顶（具体地址不详，疑在今集美、同安交界的美人山、打石山一带）、康力铺（大约应该是“康方铺”，今同安区西柯镇官浔村附近，详下）、后店宫（具体地址不详）、兑山铺（今集美区侨英街道兑山村）、浔尾铺（今集美区集美学村），坐船过海，至高崎，转陆行，经草市铺（今湖里区殿前街道高殿社区高崎社）、土地浦（具体地址不详，疑在今湖里区殿前街道马垅社区一带），到莲坂铺（当时称“莲阪松脚”，今思明区莲坂），与第二条铺递线路汇合，再经文灶（今厦禾路文灶）、溪岸（今公园东路溪岸街）、厦门北门（今公园西路北门外街），最后入厦门城内的和凤宫铺（今思明区中山路和凤街附近）。这一路，从泉州出发，经同安、集美、高崎到厦门，水陆全程200里许。
第二路，从沙溪铺出发，南行，经下尾店铺（今翔安区内厝镇霞美村下美店社）、林厝墓（具体地址不详，疑在今翔安区后山岩一带）、洪厝铺（今翔安区新店镇洪厝社区），至刘五店铺（今翔安区新店镇刘五店社区），坐船过海，至五通铺（今湖里区金山街道五通社区），转陆行，经蛟塘铺（今湖里区金山街道金林社区田中央社）、桥头（又称“黄水桥”，今湖里区金山街道湖边社区一带）、蔡塘（今湖里区江头街道蔡塘社区）、金鸡亭铺（今思明区莲前西路金鸡亭附近），到莲坂铺（今思明区莲坂），与第一条铺递线路汇合，最终到达厦门城内的和凤宫铺（今中山路和凤街附近）。这一路，从泉州经小盈岭、翔安新店、刘五店、五通到厦门，水陆全程190余里[21]。
厦门岛内的古道（下）
黄绍坚
五通古渡头“接官亭”
位于湖里区金山街道五通社区的“五通码头”，历史上是进出厦门岛的官道，如今是部队营区
从海上眺望五通码头，这是厦门岛内目前仅存的两处天然海岸线之一
从公元933年（五代后唐长兴4年）闽王王延钧升大同场为同安县之后[22]，1000多年间，绝大多数时候，厦门都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管辖。厦泉之间往来密切，自不待言。作为厦泉通省要津的五通码头，其重要性，亦不言而喻。
以民国时期为例，据1935年出版的《最新厦门快览》介绍，当年由厦门浮屿角（今厦禾路思北公交车站附近）经五通、澳头（今翔安区新店镇澳头社区）开往泉州的海陆联运班车，每天即有12班次之多（上行、下行各6班，其中首班车经泉州开往福州）。另外，从厦禾路汽车总站（今厦禾路二市西公交车站附近）开往五通的长途班车，每天上午有8班、下午有9班（下行亦同）[23]，接送从同安、安海方向坐船跨海而来的旅客。当年泉府各县民众，对厦门五通码头，均甚为熟悉。
其后，1938年5月10日凌晨，侵华日军进攻厦门时，其海军陆战队山冈志贺、福岛等部2000余人，也是在五通附近，首先登陆[24]。
而在更早之前，作为清代由泉入厦、或由厦入台的驿铺线路中重要一节，五通古渡，则是清代官员们来往厦门、台湾的必经之处。
1982年，在五通凤头社（今湖里区金山街道五通社区凤头社）海边沙滩上，发现一块裂成三段的古碑。1986年，古碑修复后，被移入厦门市博物馆碑廊中收藏。
这是一块名为《重建五通路亭碑》的古碑（碑文收录在何丙仲先生辑《厦门碑志汇编》一书中）。碑文中说，五通古渡口旁，本来有座路亭（因为衙门吏役常在此迎候官员，五通当地百姓称之为“接官亭”[25]）。仕宦商贾往来之时，人们在亭中候船，夏天可避暑，雨天可避淋，夜间甚至还有人在亭中暂宿。后来，亭子圮毁，候船官民无处可躲，深受其苦。1774年（清代乾隆39年）5月，由奉派到台湾任职的台澎督学兵备道奇宠格发起，由台湾府知府李师敏、台湾府分府成诚、淡水分府宋某、台湾县令解某、凤山县令刘某、诸罗县令陈某、彰化县令张某、台湾府经历谢某、台湾县分县杨某、卸任的诸罗县分县郭某等一批赴台任职的官员们，共同捐款，重建了这座“五通路亭”[26]。
可以说，这块《重建五通路亭碑》，不仅是闽台交往研究中的重要史料，更是厦门对外交通中的一个关键实物见证。
更有趣的是，发起捐款的那位奇宠格，是满洲镶白旗举人[27]，曾任德化知县[28]。1764年，奇宠格摄兴化（今莆田市）知府[29]。1767年，在莆田任职“摄兴化府、候补道”的奇宠格，参与重修木兰陂的捐款活动[30]。1768年，奇宠格迁官“署泉州知府”[31]。1774年，奇宠格奉派到台湾，任职台澎督学兵备道。1776-1778年，奇宠格升任福建按察使[32]，这是他在闽地为官的最后记录。
一位捐献官俸重修木兰陂、重建五通路亭的满洲官员，值得我们纪念。
搞错了的“龙门”石刻
“龙门”石刻，其实位于厦门岛的最高峰云顶岩上，并不在五通
明代隆庆5年（1571年）刘存德用行楷直书的摩崖题诗，同样位于云顶岩寺下方
在研究地方史时，许多时候，我常被那些方志、谱谍、笔记中的讹传误记，气得直乐。谬种流传，一些地方文史专家以讹传讹，害人不浅。
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鹭江志》中说，旧《志》记载[33]，五通岭上，有“龙门”石刻，相传是宋末文天祥带宋幼帝逃难时路过所刻。《鹭江志》撰者，想当然地推测说，惟厦门有五通岭，宋幼主到的是厦门岛。然后，还叽叽歪歪地说，“龙门”二字，大似米芾手笔，也许是陆秀夫刻的吧？[34]果然，我读到一位地保的文章，说：“宋朝末代皇帝从五通上岸”，所以“五通渡口又称‘龙门渡口’。”[35]
其实，那方“龙门”摩崖石刻，至今犹在，张宗洽先生早就指出：“据实地调查，这个‘龙门’石刻，乃在洪济山云顶岩上留云洞下，不在五通。”[36]2008年我去云顶岩时，亲眼见其位于云顶岩寺下方的山坡上。据何丙仲、白桦两位先生辛苦搜集整理的《厦门摩崖石刻》一书介绍，“龙门”石刻字幅高1.30米，宽0.50米，无款。其发现过程，有点传奇：1981年，云顶岩寺下面的一块巨岩，突然环腰裂成两半，上部同时也垂直裂开一半，呈“上”字状。于是，人们就在该巨岩的岩壁上，发现了楷书直题的“龙门”二大字[37]。
可以肯定的是，这处“龙门”摩崖石刻，不是后人伪托。因为就在距其不远处，同在云顶岩寺下方山坡的另一块岩石上，有一方1571年（明代隆庆5年）刘存德用行楷直书的摩崖题诗：“百丈岩头开宝地，九重天际扣玄关。此身直向龙门度，何日更从鹤岛还。无数青山罗海上，居然阆苑出人间。凭高不尽登临兴，指数凤洲荒草闲。”题末落款：“隆庆辛未年（1571年）秋八月，沂东刘存德书。”诗中，已明确提到“龙门”。据何丙仲先生考证，刘存德，字至仁，号沂东，同安人，明代嘉靖丁酉（1537年）、戊戌（1538年）联第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副使、广东海道兼诸番市舶务等职[38]。
我不得不做些考证，祈愿今后不要再有人谈论什么“五通龙门渡”了。
从“蛟塘铺”到“昭塘观音寺”
昭塘观音寺理事长、1944年出生的孙友谅大爷
曾经的“昭塘铺”，如今变成“昭塘观音寺”，已迁建于湖里区金山街道金林社区田中央社
清代光绪12年（1886年）《重修昭塘宫碑记》，仍立在昭塘观音寺前
在厦门岛内所有清代铺递中，“蛟塘铺”是比较奇怪的一处。与其他铺递多以村落为名不同，“蛟塘”不是一个村名，而是一座宫庙名称。据说，当年宫庙前有一潭深水，故得名“蛟塘宫”[39]。在闽南话里，“蛟塘”、“昭塘”，发音相似，现在多写成“昭塘宫”。
清代时的五通，还是一座小岛，与厦门本岛之间，隔着一段300米宽的水道，潮落可过人，潮涨则需乘船。所以，虽然“五通铺”与“昭塘铺”直线距离不过2公里，却需设2铺传递，其意便在于此。公文从泉州、同安，经“刘五店铺”，过海传到“五通铺”后，“五通铺”再传递给位于厦门本岛最北端的“蛟塘铺”，然后由“蛟塘铺”的铺吏，传到厦门岛内“金鸡亭铺”。
如今的“蛟塘宫”，已改名为“昭塘观音寺”，位于湖里区金山街道金林社区田中央社的村中。在庙里，70岁的现任理事长孙友谅大爷、和67岁的理事会会计许世胜大爷告诉我，昭塘宫里，原先就供奉观音。其原址，距今天翔安隧道厦门入口处100余米远，即今天的仙岳路上。因城市建设需要，2012年迁于现址，现在由昭塘、田头、后门、田中央四社合建而成。他们还说，昭塘观音寺中，一旁侧殿里供奉的观音像，为泥塑金身，是原来昭塘宫里供奉的神像。不过，视其风格，我觉得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所为。
在昭塘观音寺里，还存有一块1886年（清代光绪12年）《重修昭塘宫碑记》，记录着当年捐款修庙者的姓名。1969年出生的张顺德说，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刚刚重新描红过。我注意到，捐款者中有一位“烈屿清海官”，“捐银四大元”。烈屿，就是小金门。小金门的人跑到“昭塘宫”来捐款，个中原因，恐怕只有查族谱才能厘清。
田中央社里的“小厅宫”
昭塘观音寺理事会会计、1947年出生的许世胜大爷，在讲述小厅宫土地爷的故事
小厅宫，供奉土地爷，位于湖里金山街道金林社区田中央社，原先也在五通至厦门官道边
小厅宫里供奉的土地爷，笑眯眯地，让人心生欢喜
许世胜大爷还告诉我，“昭塘观音寺”后面，还有一座田中央社的“小厅宫”，供奉土地爷，也是近年迁建的，清代时亦位于五通至厦门的官道边。我进去看了一下。我最喜欢神龛右侧的一尊土地爷神像，矮胖矮胖的，腆着个将军肚，端坐在神椅上，白眉笑脸，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缝，让人看着心生欢喜。
关于“昭塘宫”和“小厅宫”的始建年月，史志厥载。据黄国富先生2011年撰写的《重建昭塘观音寺碑记》所说，昭塘宫“其史溯明洪武，其迹追清铺汛”。而据2011年所立《小厅宫重建碑记》中说：“我小厅宫，又称‘土地公宫’，原置于古驿道旁，其史可溯及清乾隆年间。”
“康力铺”？“康东铺”？还是“康方铺”？
按照清制，同安、厦门境内的各处铺递，一般每处额设“司兵”2名，日常负责公文传递。每名司兵，每年付给工食银三两一钱二分，由同安县财政负责。不过，清初平定郑氏、平定闽乱之后，有些铺递铺务稀少。因此，据清代道光《厦门志》记载，1761年（清代乾隆26年）时，便将“乌泥、康力、兑山、集美、高崎、莲坂等六铺”，予以裁汰[40]。
这个“康力铺”，我从来没弄清它在什么地方。事实上，连它的名称，都是个大问题。清代道光《厦门市》中，记为“康力”铺；《厦门市志》中，照抄一遍“康力”铺[41]。清代乾隆《泉州府志》中，它被记为“康东”铺[42]。而在《同安县志》中，它被记为“康方”铺[43]。查《同安县志》，民国时期，同安县从顺里4都，有“康方”社[44]，即今天同安区西柯镇官浔村附近，位置与古驿铺线路也对得上号。
如此说来，那个200多年前就被裁汰的铺递，应该是“康方铺”吧？
特殊的“和凤铺”与“石浔铺”
中山路上的和凤街
中山路上的和凤街，这里附近原来设有“和凤宫铺”，是清代公文前往台湾的起点
在清代铺递中，还有两处地位特殊的铺递：“和凤宫铺”与“石浔铺”。
“石浔铺”，位于今天同安区洪塘镇石浔社区，清代时为同安东西溪入海口之一。设立“石浔铺”的目的，专为方便同安与金门间的公文往来，平时并不与其他铺递发生联系[45]。
另一处特殊的是“和凤宫铺”，或称“和凤铺”。清代时，有两处“和凤铺”。一处是“厦门和凤铺”，位于今天厦门中山路和凤街附近，是清代大陆收、发台湾所有公文的中转站，其重要性无与伦比。另一处是“金门和凤铺”，位于当年的金门渡口附近，只负责金、厦两地间的公文传递[46]。
按照清制，清廷在厦门与台湾两地，各设1名“提塘”，全面负责两岸间的公文收发。厦门的提塘，就在“厦门和凤铺”办公。平时，发往金门、台湾的公文，以夹板封装，上书收发文书的日期、时间，以便稽核，然后交给殷实的船家，由他们带过台湾海峡、或带往金门，再交给对岸官府；反之亦然[47]。
此外，在厦门和台湾，还各设有4名专差。遇到夹板上盖有“遄差飞递”红戳的紧急公文，则由专差立即觅船，专程渡海投递[48]。
清代末年，官方经营的铺递，日渐衰弱，各地相继建立起近代邮政机构。流传千年的驿铺制度，最终被淘汰。（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14时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