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迷话之罘 千古迷窟

于英滇

一、引言

之罘,春秋时期以前称之为转附,今称芝罘,俗称北岛。

古之罘,今称芝罘的这座海岛,山不高,岛也不大,无龙无仙,但却历史久远,名播华厦,有着诸多的千古难解之迷。

首先,转附、之罘、芝罘这些地名,就着实让专家学者们晕头,很难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其次,《汉书·武帝记》记载:汉武帝“幸琅琊,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山称万岁”这样言之凿凿的瑞祥,究竟是神迹,还是有人装神弄鬼?

再次,那最富历史文化与文字含义的“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究竟遗失于何代何年,现时何去何从?

再其次,历代帝王驾临之罘祭祀阳主,特别是秦始皇三登之罘之行,必然会按照其封禅与祭祀惯例,举行“瘗玉”等埋藏祭祀用器的仪式,但芝罘至今未闻有皇室青铜器皿,或者是“瘗玉”类文物问世。

最是令人费解的,是在两千多年前,之罘这所地处偏远,人烟稀少、欠缺繁华的海岛,究有何等的魅力,能令多代雄才大略的杰出帝王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孟子。梁惠王》记载:早在春秋早期,即在齐景公之先,就有齐国国君首开“登之罘、穷成山”之先河者。

另据《史记》与《汉书》记载,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曾经分别于公元前219年、218年、210年三次巡幸之罘;秦二世胡亥,也于公元前209年以帝王身份登临之罘(胡亥曾于公元前210年随秦始皇登之罘);汊武帝刘彻,于公元前94年首以皇帝身份首登之罘等等。

之罘,自春秋战国到先秦两汉时期,不仅一次次吸引千乘万骑帝舆的大驾光临,也引无数的文人墨客来此探幽揽胜。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唐太宗的《春日望海》、杨师道的《奉和圣制春日望海》、张九龄的《奉和圣制早登太行山率尔言志》、韦应物的《石鼓歌》等的历史名人名篇中,都留下了他们对之罘的深切向往、颂扬与感怀。

之罘,诸如此类的迷团,如此这般的魅力,令人困惑,令人神往,也引人探究其中奥妙。

二、之罘,曾经是国内最大、最为典型的陆连岛。

之罘,四面环海,一径通陆。曾经有一条长达近两千米的狭窄沙埂,将之罘湾与套子湾泾渭分明地分成东西两个海区。沙埂小路随大海的潮起潮落而时隐时显。潮涨时的部分路段上,之罘湾与套子湾的海水对接互通;潮落之时,才能清楚地看出之罘有“一径与大陆相通”和奥妙。

公元前94年之前,也即汉武帝登临之罘之先,进出之罘的人们,包括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乘大海潮落之时才有出入的机会。公元前94年,为方便汉武帝登之罘,当地政府特地在通向之罘的沙埂上,大即自南向北大约三华里的沙埂最低洼处,修筑了一座石桥,命名为“三里桥”,也即当下同山高速公路“零点立交桥”的正宗先世。

西汉以来,之罘那座名称并不响亮、也不够文雅、甚至于还有些土气的“三里桥”,很少人会想到它竟有着两千多年的沿用历史。

之罘,中国境内最大、也最为典型的陆连岛,独具陆连岛特有的风姿和魅力,形成“风景这边独好”的特有神韵,独领风骚几千年,曾“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之罘,今天称之为芝罘岛。昔日的“一径通陆”,是如今的“环海路”。环海路不环海,道路两边已是大厦林立,横七竖八;之罘湾内港口与码头星罗棋布,犬牙交错。古之罘典型的陆连岛成,完全变成今天新芝罘典型半岛这般模样。

鸣呼,“俱往矣”!现代人填海造地的伟大创举,不仅改变了古之罘那“一径通陆”和“曲径通幽”的模样,也使整个之罘山体严重破坏,满目疮痍,甚至于是残不忍睹。让它彻底地失去了昔日的风范,真正成为了历史上的“昨日黄花”。

芝罘人宣告战胜了之罘,实现了“人定胜天”的伟大梦想!

三、阳主庙,中国宗教历史上古董级的神庙。

阳主庙故址,座落在芝罘岛驻军某部的营区内。庙址背靠芝罘主峰,面向浩瀚大海。历史上虽然久经沦桑,几经战乱,但今天仍然可见旧时山门和大殿轮廓,唯有明清时期的戏台建筑,仍然耸立在旧庙原址,而且维护完好。

关于阳主庙的古老,《史记。封禅书》有这样的记载:“八神将自古有之,其祀绝莫知起时”。

太史公一句“自古有之”和“莫知起时”,清楚告诉后世人们的是:远在汉代以前,人们就不曾搞清楚那阳主庙究竟建于春秋时期,还是夏、商时代,或许是更为久远!于现代人们的视角而言,远在西汉时期,位于之罘的阳主庙,就已经具有了古董级的考古意义。

阳主,或者称之为梁王。作为齐国“天、地、日、月、阴、阳、兵、四时”的八神之一,有资料称其在宗教神祗的层面上,主管水、旱、风、雹自然灾害,又分管稻、菽、谷、稷歉丰的神祗。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时期,可想而知,阳主断然是一位权倾朝野的神祗,又一定是最受人们顶礼谟拜的神祗之一。

阳主慨然是神界一位权重的神祗,因此不难理解历史上的齐景公、秦始皇、汉武帝等“数风流人物”频繁地光顾之罘的驱动力所在。不难想象他们祭祀阳主之时,一定是规模宏大、仪式隆重、神态壮严。他们或许是装模作样,或许就是在真心祈求阳主赐福,祈求阳主保佑风调雨顺,保佑国泰民安。

上个世纪末,大疃村出资易地新建的阳主庙,自然于古之罘神庙传承而言,可谓“功莫大矣”!

新庙尽管距离阳主庙旧址没有太远的距离,而且占地规模与建筑规模也大于原有规模。但新庙建成以来却鲜有信众与香火,更是截然失去了旧庙那种庄重与神圣的感觉与环境氛围。

四、康公墓,帝王名人中绝无仅有的高山之葬。

之罘山,又称老爷山。主峰海拔分别为291、4米,次主峰290、8米。

之罘山,因秦皇、汉武多次登临主峰而声名久播;之罘山,又因为有康公墓座落于次主峰的岩峰之上,为世人感到迷惑,也视为传奇。

齐康公吕贷(或称姜贷),生于公元前455年,是齐宣公吕积之子,公元前404年即位齐国国君。公元前386年,被齐国大夫田和废为庶人。公元前379年死亡,享年76岁。

令人不能解读的,是春秋“视死如生”的墓葬习俗下,帝国主义王死后,有深葬九泉之下者,有挖山为穴者,有树有封。唯独齐康公之山巅之葬,既违背当时的墓葬习俗,又极其相悖于古往今来的风水理论。离奇之处,在于这种高山之葬,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野史流传的资料表明:齐康公的高山之葬,极有可能是出于他“活着窝囊,死要传奇”的刻意安排。一座康公墓,承载着齐国政权“以田代姜”的全部历史。

齐康公作为姜氏齐国第31任国君,在他出生之时,姜氏齐国已经处于田氏家族实际控制之下的风雨飘摇之中。待到康公即位之时,姜氏政权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田氏家族只是迫于当时民心尚未守全归齐,又迫于不为周天子任命、也不被诸候国承认的政治压力,故其“以田代姜”计划,只能等待时机,等待“瓜熟蒂落”之时。

康公即位后,对自己所处政治傀儡的地位心清肚明。在回天无术的情况下,“识事务者为俊杰”,他索性得过且过,把国家一切大事全交田氏家族掌控,自己每日沉浸在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

康公纸碎金迷的生活方式,正中田氏家族下怀。殊不知田氏家族自田僖子乞起,就刻意在齐国经营“大斗借出,小斗回收”的亲民政策,至齐康公时已历时二百余年,逐步形成了“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的政治局面。当下时刻,田氏家族就是要求康公尽情的腐败,让他玩尽姜氏政权六百年来最后一点民意资本。

据《墨子·非乐》记载:“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针对康公的穷奢极欲,墨子为此提出了“非乐”的政治主张。在古齐国能搞起一个万人的大型乐舞团队,且如此奢侈之极,谁人能说康公不是天才!

公元前386年,田氏家族终于通过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方式,完成了齐国“以田代姜”的政权转移。

康公作为姜齐末代的亡国之君,在他被废为庶人“食一城”之后。民间野史传说,他生活在现芝罘区宫家岛一代。在他由贵至贱、风烛残年的最后六年时间里,曾经无数次登上之罘主峰,每每都是久久地西眺临淄故国。

康公死后,选择葬于那座他生前深情留恋着的山巅,除却“活着窝囊,死要传奇”的动因外,想必他死后还有登高致远,一如既往的眺望故国的设计,也不排除他内心里极端仇恨田氏政权的心理作用下,他要居高临下,亲眼目睹田氏家族如何从兴盛走向灭败。

五、之罘两碑,在中国文字与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历史上的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碣石刻石和会稽刻石,统称秦代七大刻石。七大刻石中,之罘有着“七居其二”的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东汉以来称之为“之罘两碑”。关于两块刻石的具体年代、内容及历史背景,笔者曾在《之砗刻石与东观刻石研究》一文中有过翔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之罘两碑”的政治意义,司马迁《史记》中有过缜密的概括,无非是

“刻石纪功”“省览远方” “禽灭六王”、 “经纬天下”、“临古绝尤”等文治武功方面的标榜意义。而令许多历史学家疑惑的,一是秦始皇远离咸阳政治经济中心,三次东巡之罘之行,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迷,二是他在之罘一地,同时立起两块内容近乎相近的刻石,让人不能理解出于何种动因。

“之罘两碑”的文化意义,在于其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刻石记功”的先河,在于它是秦朝大一统之后“书同文”的重要标志,更在于它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由籀书(大篆)到小篆、由篆书到隶书两大里程碑式的重要改革意义。

中国汉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汉字是由远古的象形(图画)字到甲骨文,由籀书(大篆)到小篆,然后由篆入隶,由隶入楷;再由繁体字到今天简体字的逐步发展历史。

据史料考证,“之罘两碑”、包括胡亥的“二世诏书”在内,从碑文到书体,均出自于丞相李斯之手。而李斯既是秦代“书同文”的主要策划者,又是该法令的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而且还是汉文字由大篆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改革的先行者和集大成者。

据史料记载,早在秦吞灭六国之初,秦始皇就责成李斯、赵高、胡母敬等人“据大篆而省改”,分别写成《仓颉》、《爰历》、《博学》篇,字体有别于大篆,所以称小篆,又称之为“秦篆”。三人中李斯最具文字改革天赋,成就最为突出。“之罘两碑”的书体,就是李斯由籀书到秦篆文字改革的具体实践应用。后人赞其“用笔劲秀圆健,结构严谨,为秦篆的代表作”。

鲁迅更是对李斯在文字改革方面的功勋大加褒奖。他在《汉字史贯要》一文中认为:“李斯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型,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同者,画一书体,作《仓颉》七章,与故颇不同,后称秦篆”。

又据现存《汝贴》之罘刻石拓本残片,能够清楚地看出,公元前209年,李斯随秦二世历亥再登之罘时,在“之罘两碑”上又加刻的“二世诏书”,使用的是秦晚期和汉代比较通用的隶书书体。

“之罘两碑”这样的秦代刻石,在同一时代、同一碑刻上使用两种书体文字,不仅能够佐证秦代文字改革的进程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使之“之罘两碑”更具突出的文化涵意。因此书法界公认“两碑”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书法篆刻艺术之瑰宝。

“之罘两碑”历史上究竟被损、被匿?正史、野史说法各异,向来没有统一定论。

《金石录》卷三。赵明诚云:“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两碑,今皆磨灭。独二世诏书二十余字仅存。秦篆遗文二十一字,云‘于久远也,如后嗣为……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后人凿石取置县廨。”

唐《封氏闻见记》卷八记载:“始皇刻石纪功………然而历代拓者接踵而至。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焚之。诳称:野火焚。由于残缺不堪摹拓,但犹有上官求请。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置县廨,需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安”。有学者认为上述记载的是峄山刻石的遭遇。

千古之迷话之罘 千古迷窟
民间野史传说为:由于历代帝王将相及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当地百姓不堪其扰,于一夜之间尽毁秦始皇所立刻石。

笔者期望这桩悬案,有朝一日能够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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