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耀贵州，书博天下。第二十四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简称书博会)将于2014年8月1日-4日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将于7月31日14：30-17：00举行媒体见面会，红网将全程图文直播，多彩贵州网等网站将转播，敬请期待。
龚曙光，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数度创业，成绩卓著，先后获评全国十大创新传媒人物、全国十大报业领军人物、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CCTV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13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是201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清华：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中国书业届的盛会——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明天将在贵阳拉开序幕。今天，我们借此机会在这里举行龚曙光先生媒体见面会，这样的活动我们已经连续举办多次了，今天的媒体见面会可以说是老朋友，新话题。
今天参加见面会的媒体有：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人民网、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出版商务周报、贵州日报、多彩贵州、贵州广播电台、贵州都市报、贵阳广播电视台、贵阳晚报、新浪网、腾讯网、广州日报、百道网、出版人、潇湘晨报、红网。红网和多彩贵州网正在对本次活动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的到来！
龚曙光先生是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2010年，在龚曙光先生的主导下，中南传媒在上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支全产业链整体上市的传媒公司；2011年，他获得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奖；2012年，中南传媒获得年度上市公司董事会奖，龚曙光先生本人也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企业领袖奖”；2013年，曙光先生荣膺“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入选“中国媒体融合领军人物榜”。
从去年的海口到今年的贵州，时间已经过去一年有余，这一年多以来，中国传媒产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中南出版传媒也有不少的进步，而曙光先生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观察。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曙光先生很愿意与各位媒体朋友分享他观察的结论和体会，下面有请曙光先生讲话。
龚曙光：各位媒体朋友，这是我们每年一度的约会，不管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就中国书业的主题，观察和讨论中国书业，乃至中国文化传媒产业的发展，这是我个人的幸事，也是大家的机会。其实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政府的推动、民间的呼吁、市场的呼唤和业界的努力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热词。有很多人转行到这个产业，比如说餐饮的、机械的等等，而且去年800个亿的文化并购，大概有1/3是业外资本。由此可以看到，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资本人所关注的一个视角。
人们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关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从书业去看中国的文化产业，也是一个恰当和有意义的视角。因为中国的书业和全世界的书业一样，面临着新技术、新媒体的革命。中国的书业面临着新一轮的政策和法规洗牌，中国的书业又面临着人类在革新自己沟通方式、交际方式之后，再一次重新审视人类接受文化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切对音乐、美术乃至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和影响。所以从中国书业去看中国文化产业，它既是一主流的视觉通道，也是一个全面的实践。下面我欢迎大家就本次书市对于中南传媒提供的产品、举行的活动，以及我们这次活动中所期望给贵州人民乃至全国书业所带来的重点提问，也欢迎大家就中南传媒作为中国重要的图书类、传媒类上市公司的发展提问，也欢迎大家就书业，乃至文化产业在近一年中的发展，乃至于未来的走向，我们作共同的探讨。不一定大家要以某一种语调和方式来提问，希望大家把自己想提的问题提出来，我尽可能回来。
百道网：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近期中南旗下的科技社推出了“首席编辑荐书”的活动，在业内有比较大的关注，我由此想到百道网也推出了“好书推荐”的服务，近半年以来，也成功举办了像“423国际读书日”还有“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上海书展”的活动，刘总参加过三次，您因为太忙没有参加，希望下次能有机会。我想说的是，政府正在大力推广全民阅读，但另外一方面，全国每年出版图书超过40万种，如何让读者发现好书，现在似乎成了一个难题。针对咱们集团下面的这个活动，还有百道网的好书推荐工艺活动，请您谈一下如何看待出版人、专家、学者，包括媒体人共同参与的现象？
龚曙光：感谢你非常细微地观察到这个活动，说明百道网对全国书业的观察是细致无微的。在我读书的时代，我不希望荐书，荐书有时候是害人。鲁迅先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就是所谓的“导师”，鲁迅先生对导师曾经有比较多的微词，我自己也不太重视所谓“导师”所开的书单。
当然，这只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个态度。当下，我觉得荐书是必要的，不是因为我由青年走向中年、走向老年的人生历程，而是因为我们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年轻的时代，其实跟我一样的年轻人没有别的事，除了正常的体育活动、正常的健身活动之外没有别的活动，都在读书。所以当每个人都在读书的时候，让他自己寻找他最合适的书籍，这样寻找的路径比一个导师会更有价值。特别是古人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在这样寻找的过程中，也让人培养了“勤读书”的习惯，所以在当时，我觉得用自己的眼光，用自己的心灵去寻找最适合你的书，可能比一个带有光环和名头的老师推荐给你要好。
为什么现在需要荐书呢？第一个，现在从三四岁的孩子到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白领，他要干的活很多，从孩子来说，他不仅要读书，还要玩游戏；从我们现在的青年来说，他基本上不读书，除了玩游戏，他还要玩微信，然后还有职业的压力，所以读书已经不是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国家政府把“全民读书”作为一种倡导，乃至于作为一种法规来给予规定，这是因为读书已经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至少在时间上，在占有时间的重要性上，已经退居其次了。
那么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对读书重要性的理解，我们给予读书的时间已经很少，如果每年还要在几十万种书中去寻找哪几种书特别适合读，这个时间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请一些专家、意见领袖、行业导师来荐一部分书，这已经是一条捷径了。我原来是希望“勤为径”，而现在的“勤”对大家来讲好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可以把径变为捷径。
我们社会不同的人也在荐书，比方说，我看我们很多微信圈里的人读到好书也在推荐，只是可能这个人只是朋友圈里的，不像余秋雨、于丹那样有一定影响力，但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过分迷信荐书者的名头，而应该去重视这个荐书者跟你之间究竟是行业认同还是职业认同、是价值观认同还是知识点认同，因为你读书的时间不多。如果你认为他的名头大，他认为很好，结果你读了之后索然寡味，可能就会产生失败感，你就再也不相信人间有好书了，这样的话，又把我们的时间还回游戏、微信，为一顿饭去点赞，为一条狗去点赞。我很保守地估计，很多年轻人这样的时间每天要花四个小时。在我支持荐书的情况下，我的倡议就是，书是我们每天比较要见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四个小时的时间去微信圈里面，建议大家哪怕用40分钟每天翻几页书。因为书给大家提供的东西和你每天浏览网络，和你朋友圈所获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作用于我们的神经兴奋点，在我们人脑的库存中，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你从朋友圈里面获得的这些日常生活的资讯也许重要，当然我们现在朋友圈也不仅仅是世俗的日常生活，也有对人生的思考，但是就安静独立思考而言，我个人的体会读书是最能给人提供一个安静思考的入口和空间。因为大家从朋友圈里面获得的东西，哪怕是可以车载斗量，那也不是你的东西，你是共享的东西。我们任何一个人，你要在朋友圈中去立足，要成为一个大家所认同和关注的人，总要提供一点儿你的东西，这个东西恰恰是朋友圈不能提供你的，而是从读书中获得的。所以建议大家拿出40分钟哪怕半个小时来翻一翻书，这是对你的沉淀，也是对你繁杂思维的一个整理。
百道网记者：第二个问题，您很早就关注大数据，以及在传媒产业中的价值。作为中南传媒的一个主业，请您分享一下出版版块当中，大数据开发和利用的成果，以及还有哪些不足；另外，未来它会给出版生态圈的上游到终端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谢谢。
龚曙光：第一，目前中南传媒的产业大数据首先是不足，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数据是指在计算机已经高度成熟之后，对于庞大数据的处理能力，以及它所形成的产品集群。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南传媒在数据的处理能力上，依然离这个时代相距很远，在整体大数据的开发上，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集群，今年年初，我们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来做我们集团的大数据战略，把我们这些年关于大数据的思考，以及我们零星、局部大数据的探索，以及我们对大数据发展的一些基本思路和想法交给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他们目前正在跟我们做这样的规划。我们希望这样的战略规划能够比较敏捷地反映世界在技术和理念上对于大数据的理解和前沿的发展状况。第二，能够比较好地描绘和评价世界已经出现的重要大数据产品和他们的营运情况，第三，比较好地对接我们在几十年发展中所积累的各类资源，以及与现有大数据对接的可能性。第四，他们建议我们重视并采取并购或者自己创意的方式，来建立大数据产品，大概从这四个方面去做我们的战略规划，应该说在我所了解的中国出版产业集团中，目前已经动手做这样大数据规划的还不多。
当然，如果就个别的案例来说，大数据其实离我们不远。即使是传统的出版，我们在数据的运用上，也早就利用计算机对各种信息进行处理，比方说一般重点的选题或版块，我们都会就近十年来这一类图书的市场数据、客观状况进行数据统计。到现在为止，我们做得好的发行通道，对自己的网点，对自己的客户、读者，也都有数据，像我们现在晨报有自己的数据库，我们的传统出版有整个中南集团的出版数据资源库，我们的老龄产业版块有自己的数据库，应该说，数据库已经成为支撑我们现在每一个产业版块的基本配置或基本功课。包括我们过去的传统媒体，像报纸、杂志的广告投放，我们也已经由过去的投放，逐渐改变为精准投放，大目标投放与具体投放结合在一起，精准营销已经成为传统媒体广告经营的主要方式。我们现在也正在关注，正在把大数据的精准投放，作为我们未来并购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我们在通往大数据的路上刚刚入门，离真正的大数据使用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它已经成为我们战略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日常操作的一部分。
出版商务周报记者：前一段时间，2013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上面有一个关于出版集团综合实力的排名，中南传媒位列第二，从营业收入到净利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增长，请问中南传媒是通过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实现的这个增长？希望您从出版、发行、数字出版几个版块谈一下。另外一个问题，我也关注到少儿出版这个领域，包括明天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也有一个数字同步的相关发布会，请问未来有哪些布局？
龚曙光：第一，关于中南传媒增长的问题，中南传媒的增长一直在传统出版集团里面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我上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到，大家可以在我们上半年相关的公告中关注两个数据，一个是我们预告了今年上半年利润增长在28%到36%之间，因为我们的中报还没有披露，这样一个区间就它的增长底线来讲已经是一个很高的速度，它肯定不是在底线上，肯定是30%多的增长。那么这些增长中，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应该说主要来自于传统图书和发行，以及传媒的业务。
这也就表明，中南传媒一直在自己的传统主营业务领域，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尽管十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唱衰传统出版，我们每年都认为传统出版可能像摔飞机一样马上摔下来，但是在中南传媒这里，我们的传统出版不管是规模利润，还是市场占有率，都是持续增长的。
大家也知道，今年中南传媒总体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中国书业的第二，而我们上半年的利润又能够保持30%以上的增长，这两个数据都表明，中南传媒的增长不仅仅是出版品种的增长，不仅仅是码洋的增长，而是实际销售的增长，是实际市场占有率的增长，是实际利润的增长。这一块主要的贡献者是传统发行出版和传统媒体领域。
第二个要关注的数据，我们发布了一个公告，天闻数媒上半年的市场占有率增长了158%，我们姑且说它160%，这是我们的新产品，是完全数字化的，过去也是没有的，这也是目前中国市场上公认的教育数字化解决方案。很多人谈的是“我们要干什么”，但我们谈的是，我们的市场、销售增长了多少。所有的数据表明中南传媒是一个很健康的公司，是一个在传统领域引领能力持续增长，而在新的产业领域又有前瞻性战略布局和领先性产品与市场的公司。
我想，这或许能回答你的问题，中南传媒为什么利润增长这么快？我们的新产品不像别人要先烧几个亿、几十个亿的钱，没有花这么多钱，而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或者有的已经在盈利；那么我们的传统产品又在持续贡献新的利润，所以中南传媒一直能够在业内保持利润领先。虽然从去年统计的总数来看，湖南出版排在凤凰传媒集团之后，但如果就市值，就利润而言，中南传媒在全国的传统出版上市企业中，是一骑绝尘的。
大概四五年前，我在集团提出“振兴传统出版”，当然这是我们内部战略中的一个口号，也是我们这几年清华老总抓的一项工作。当时业界绝大部分人很困惑，因为我是一个唱衰传统出版的人，到今天我还在唱衰传统出版。那么我为什么又提出“振兴传统出版”呢？其实我一直还有一个看法，传统出版和新媒介的出版，和数字出版，它有一个十年乃至二十年并行发展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回暖期”或者叫“回春期”，在这十年、二十年当中，还会有不错的利润。所以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强调了传统出版对集团产业的支撑，而且在资源、资本、政策、考评机制等方面给予了倾斜，用这样的方法来激活我们原来8家、现在的9家出版社。
第二个，振兴传统出版的意义是，我们用资本的方式去并购，或者说去创建能够整合社会上优质传统出版资源的公司。大家注意到，我们现在市场表现很好的像博集天卷，像上海浦睿、天使文化等等，都是在中国出版市场上有良好资源积累，或者有较好被激活能力的传统出版资源，现在也聚集到了我们旗下。原来自有的被激活，原来没有的被整合，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利润增长比过去有所增长，市场占有率大踏步地提升。所以现在畅销书也好、长销书也好，专业书也好、大众书也好，我们基本都是齐头并进的，没有偏废。哪怕是我们并购的，过去不属于我们的社会资源，这些新公司，他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公司，也不是跟风的公司，也不是打擦边球的公司。你像我们博集天卷，它既有像张小娴、张嘉佳这样有市场销售力、销售量过百万的畅销书，也有一些用严肃态度思考和整理的作品，我们的浦睿既有适合文青、白领阅读的精品图书，还有像《大师说戏》这样集成中国文化精粹，传承中华文明精华的集成性作品。照说，一个有着个人股权的出版单位去做这样一种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承担担当使命的图书，是需要肚量、眼光、气派的，因为这样一套书的投资是很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其他的合作公司，既有像江南这一类的网络作家，他们的版权和图书，也有像《格林童话》等等这一些世界经典少儿文学作品的动漫、轻小说出版物，应该说，我们对于传统出版在新技术、新市场这样一个催生下，它能够通过自身彻底的革命，最终实现涅槃。我说过，传统出版要死的，今天还说传统出版要死的，但是基于不同的出版单位和不同的出版人而言，有两种死法，一种是“凤凰涅槃”，你把羽毛烧掉了，但你把灵魂留下了，最后成为一只火凤凰，浴火重生，像《纽约时报》他已经浴火重生了，数字是他飞翔的翅膀，数字不会给《纽约时报》带来任何生存的忧虑和发展的局限。像（麦斯威尔）这样的集团，他已经浴火重生了，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期刊集团，他的数字化率已经很高了，而且他的产品也因为大数据，大大提升了它的可用性。像世界上重要的教育出版集团，他们也浴火重生了，我也相信，中南传媒应该是中国出版产业中未来可以浴火重生的一个企业集团，他死掉的是羽毛，留下的是几十年积累的传统出版价值观、传统出版的精神资源，和他们拼搏市场的出版人社会责任和精神。
我也相信，绝大多数的出版企业会化为灰烬，那就是另一种死，死成灰烬，烧得干干净净，转化不了了。不是所有的出版企业都能够浴火重生，他们的羽毛和灵魂将一起烧掉。
我一直认为，作为纸介质形态的出版物，不管是报纸还是杂志，都会死的，只是有这两种死法。
少儿布局的出版问题，大家关注到我们有一个少儿出版社，有一个跟日本合作的天闻角川，这个是专门出版少儿图书的，各个社也都有自己的少儿版块。作为出版而言，少儿出版的能力我们应该是第一方阵，当然可能单体的市场占有率不如中少、浙少，但整体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在漫画和轻小说里面，我没有具体统计过，前三肯定是有的。轻小说我们是第一的，漫画领域我们肯定在前三。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能力是比较强的，现在我们把日本一些优秀的漫画和轻小说转化为中国文化、中国市场所需要的产品之外，还会有所改造，也培育了很好的漫画故事写手、漫画家，我们引进和自创的产品现在是倒挂了，以前是引进的多，自己的少，现在是自己的多，引进的少，我们的绘画能力和日本的漫画家已经没有区别了，故事的编读能力也在接近日本的写手，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圈定了国内比较好的几个漫画团队，跟我们已经签约了，在市场上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写手也跟我们签约了。有一天，深圳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到我们公司谈合作，他们老总很内行，他的儿子是个漫画迷，他儿子每天跟他讲，最好的漫画家都是跟我们签约的，所以我们在以纸作为介质方面少儿的布局和现在的市场状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我们也在推进他们跟网络的合作。现在我们和旗下一个公司正在谋求一个很大的平台，希望合作动漫频道，现在我们的天闻数媒也在加大对于动画和漫画的数字化进程。从这个意义来讲，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成功地把我们现在在漫画领域里面的优势转化为动画，把纸介质的漫画产品转化为数字形态的漫画产品和轻小说产品，这个已经有布局了。
我们从图书出版来讲，将持续培养图书原创能力，使图书成为未来多介质产品当中的一个资源，图书未来自身的盈利能力固然是我们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图书所提供的故事、所提供的素材和思想之上，把这些产品数据化，把这些产品影像化、声像化等等，这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大家都在谈所谓的“多介质”，现在我所了解的各出版集团中，介质品种的数量没有哪一家比中南传媒还多，中南传媒现在重要主要的媒介传播都有，书报刊网不说，我们有自己的电视台，有自己的户外媒体公司，有室内媒体公司，有高铁传媒公司，我们整合资源和发布资源的能力就媒介的品种和整合能力而言，目前没有更好的。
中华读书报记者：您比较关注文化产业与金融相结合的问题，您觉得金融可以如何促进出版业？目前在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的业务当中，具体有哪些金融业务？与我们的出版业务是什么关系？谢谢。
龚曙光：大的出版集团一个比较高调的说法是“不差钱”，上市的不差钱，没上市的好像也不差钱，所以我们理解的“产融结合”不是一个简单的战术，是一个战略布局。如果企业没有发展到那个高速，大家理解的“产融结合”就是没有钱了，需要贷款，或者上市弄点儿钱来花花，这不是我们理解的产融结合。我们理解的产融结合，首先，中南传媒是一家纯文化产业的公司，还是中南传媒是一个具有文化资源的金融公司，还是具有金融资质的文化公司？这在公司未来的发展路径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金融管理是资质管理，你不是金融企业，就不能做相关的事。比方投资证券你不能投资，投资保险你不能投资，银行你不能投资，票据你不能做，信托、租赁都不能做，更不用说你借助于金融杠杆去做放大。当一个企业发展到100多亿，乃至几百亿的资产，当你的利润过了两三亿美金之后，你的发展如果连这么多工具都不能用，怎么可能获得长足发展？所以它不是说你拿到财富公司，就说今年多增加多少利润，不简单是这个东西，这是第一层理解，一个双重身份，乃至多重身份的公司，是一个企业发展必须上的台阶。比方世界500强里面，你们去看，做单一行业的企业究竟有几个？我不敢说一个都没有，因为我没有一个一个数，但至少80%以上是混业的。中国现在的500强大家数一下，有几个是单一业态的？应该说90%以上是混业的。假如你这个企业发展到100亿、几百亿之后还是单一产业，你就不能说是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最好的企业，这仅仅是从资质来讲。
第二，一个产业或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你的助推没有金融是发展不了的。我过去曾经看过一本书，不大记得名字了，大概就是世界传媒大亨，说钱德勒，他有私人飞机，有一年他在飞机上签了460多个并购合同，一年。就是说每天要签一个半。表明什么？表明文化产业的并购是世界上各种产业中最活跃的一个产业。大家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产业是800个亿的并购，其实也已经不少，这都是通过金融手段来做的。
第一，它这种服务就需要金融来做；第二，这种并购一定是要赢盘的；第三，就我们自己的产业而言，大家现在觉得中南传媒很有钱，有上百亿的现金，但是这点儿现金够我去买当当吗？就够我去买陈天桥的盛大吗？不够。我曾经跟陈天桥谈过，我说你把盛大卖给我算了，出个价。他说60个亿人民币起谈。我说你当时跟摩根去美国上市，要按照这个价格，摩根不和你谈。就是说如果不用金融手段，即使像中南传媒这样你们认为很有钱的公司也做不了。上午有很多人也说，你怎么老用自有资金来做并购？募集资金准备拿来干什么？我说没有人那么傻，中南传媒一定有更大的并购需要用他的募集自己，所以才这样安排自己的资金。对中南传媒来讲，接下来真正能够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获得大的改变，或者说我们的产品集群获得大补充的并购，一定是要通过金融的。
再一个，我刚才也说到天闻数媒，他现在是卖给学校、卖给政府，但普及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可能就不卖了，可能就做租赁。租赁是要资质的，你这个学校有足够的偿付能力，我就把这个设备买过来租给你，每年获得收益。这样的话，我获得的利益就不止是卖掉了这个产品，那么第一是卖；第二是做金融租赁所获得的收益；第三，这个系统未来要跑内容的，内容下载的收益；第四，我们希望这个系统未来成为中国中小学教育管理的一个闭环。在这样一个闭环中，我们希望做在线消费。做在线支付之后，在线支付所获得的收益就是我们的第四个收益。所以一个产品一套系统，但它获得的是四种收益。
你可能看到，到了一定程度，我连租赁都不做了，到一些偏远的地区，就把系统送给他们了，这样的话，我又扩大了我的闭环，扩大了我数字化教育的闭环和在线支付的闭环，这样的话，我依然有足够的收入。所以金融对于中南传媒来讲，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不是说我们过去没有财富公司，10个亿投进去只有几千万的收益，现在我们有了财富公司，在合法的前提下，我们的收益翻倍了。它由跟你们一样的存款利息，变为同业拆建，所以这是我们理解的金融，这是中南传媒的经营手段，是盈利能力的关系。
贵州日报记者：作为这届书博会的东道主，我想问一下，您这次来到贵州，有什么样的观感？
龚曙光：我是从火炉来的，感觉贵州是爽爽的，肌肤之感是最直接的，人的舒服是最贴心的。我来贵州不少，旅游、工作，贵州省委宣传部也请我讲过课，所以来过不少，但是贵州真的变化大，这种变化也不仅仅是有中国的超大盘，城市居住面貌有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种变化是整体的，从物质到精神，把物质变为精神的。当然，还要说到你们现在炙手可热的孔学堂，和当年的长沙琴岛差不多，当年大家都不能理解，演艺业在湖南很发达，晚上大家都到剧场里面花几十块钱看节目，后来湖南人还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但现在来到贵州之后，他们告诉我说现在贵州人最时髦的是去孔学堂听讲座，这个真的不容易，让我对贵阳市民刮目相看。在这么热的天气能够自己花半天时间乖乖听讲座的城市，而且不是一场两场，而是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真的不容易。
我刚大学毕业去湘西，我就看那儿的对联，房子摇摇欲坠，但对联很有文才，我当时觉得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不在城市，在乡村，越穷的地方越有文化。后来我到贵州也有这种印象，当然贵州不是越穷越有文化，贵州也在富，但同时这么重视文化，很难得。这次我们也觉得把我们参展的图书展完之后一起捐给孔学堂，代表我们这样一个做精神文化产品的代表，对贵州创办孔学堂这样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把传统文化和当下市民的素质培养，把古代的人文精神和当下的市民生活融合进来的这样一种努力，表示我们的敬意。
贵州日报记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书博会的，中南传媒对书博会很重视，您觉得这个对传统出版业有什么意义呢？
龚曙光：就我的理解，书博会不能简单定义为一个行业的会议，书博会对每个城市而言，它是一个公众的读书节，是以一个展会的方式，来提示举办地的市民乃至全国的人民，读书依然是我们精神和生活的必须，它最大的意义是这个；第二个，作为展会的参展商来讲，假如展会是一台戏，为了号召当地市民和人民重视读书的一台戏，那么所有的参展商都是演员。所以以自己的身段、以自己的唱腔、以自己的做功来共同演好这场戏，是我们参展的重要责任和心愿，何况像中南传媒在任何一届书博会上，从来都是主要角色。我不敢说是男一号、女一号，但他肯定是主角，从来不是配角。从这点上说，我们有责任为中国每年一度的读书节当好主要演员；第三，它还是业界的切磋，每年大家要拿出图书，集中在几天时间里面看一看凤凰选题有什么变化？装帧有什么改变？贵州抛弃了哪些版块？哪些版块变强了？同时，在全国比方说少儿书，他们今年有什么变化？是更重低龄还是更重高龄？它装帧的颜色是红色、橘色还是绿色？绘画品种是工笔、漫画，还是油画？这些是很专业的。其实我们每年的书博会应该做成像米兰、巴黎的时装发布会一样，我们应该对以上年度的不同产品走向有自己的理解。当然，这对发布者来讲要求就很高。但即使没有人做这种专业的发布，我们拿出产品就是用来切磋的，所以我们来参加书博会，主要是配合总局办好这样一个全民的读书节；第二，跟我们同业进行深入切磋，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专业启示；第三，我们希望借助与这样一个节庆，借助于媒体的关注，把中南传媒这一年度对出版业的理解，把中南传媒这一年创造的产品，以及中南传媒对文化产业的思考风险给大家，使中南传媒在当地成为一个知名度较高的品牌。
贵州日报记者：中南传媒重点推广的图书是历史、文艺、传记以及青少年方面的内容，这是不是也映照出了中南出版的发展战略？
龚曙光：我们有五个目标人群，0-25岁的青少年、50岁以上的中老年、城市白领精英和公务员、中南传媒的大众媒介所能覆盖的领域、遍及世界的、关注中国文化、接受中国产品的海外人群，这五个人群是我们的目标人群。不是说五个人群之外我们不服务了，也服务，但他不是我们产业所锁定的人群。比方我们每年也出很多英文书，找海外的作者写，但这些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人群。
我们主要的产品都锁定在这个区域里面，所以你关注到青少年比较多，这是很正常的。但今年我们参展的图书还是比较均衡的，比方我们的古代典籍，就传统文化这面，我理解的传承是两个方式，一个是集成，我们国家传承文明的主要方式在出版业是集成，比方说《四书五经》，比方说《汉书》，比方说《四库全书》、《全唐诗》，这些都是集成类的，中国传统文化靠这些集成类图书来承载，所以我们这一次带来了《辞赋总汇》，《辞赋总汇》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中国历朝历代辞赋的一次集成性的整理，这个应该说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不知道，因为赋已经不是现在文化的主要方式。
中国文化传播的第二个方式是评点，把老祖宗的这些思想，当代人不停地去评点它，从而把当代人的思想在这些评点中表达出来，这是中国人表达当代思想的一个主要模式。所以我们去研究中国的历代思想史，你很难有自己完整的一套学理来描述，主要是靠不断地点评《四书五经》这样的典籍来表达。所以我们带来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如果说典籍集成是承载中华文明的主要方式，那么点评就是当代人的主要方式。我们这一次带来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辞赋总汇》这样的产品恐怕中国现代的出版机构花20多年的时间，花几千万块钱的成本，花很多工时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需要担当的。像浩明这样的作家来评点中国重要的思想人物，他对于湖湘文化的传播，对于当代人对湖湘文化的理解，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我们还有科技类的图书，像《时间简史》，像少儿类的图书，我们基本是比较均衡地提供了几大版块的主要品种，这些产品也都有自己代表性。
新浪网记者：现在国家都在推动全民阅读立法，您也是这样的推动者，阅读立法有效果吗？意义何在？中南传媒在这方面是怎样做的？谢谢。龚曙光：首先，立法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表明国家对读书是一个刚性要求，不是一个软性要求，是你必须做到的，因为法律你是必须遵循的，这是一个态度，读书这样一个过去自主的行为变成了国家的要求，这是一个态度；第二，一个国家以法律的方式来肯定一个传承文明的个体责任，这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明程度，就是说读书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行为，它是你作为国民必须接受的文明，而且必须传导的一种文明，这是你的使命，就像一个国民你有义务缴税，一个国民你有义务服兵役等等，这是一个道理，一个是传承文明，一个是司法文明，这两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在不同场合倡导这样的立法。
出版人记者：请问一个务虚的问题，出版需要借助金融杠杆来发展，但是我们从国际上一些先进的路径来看，他们这些年越来越专业化，而中国的一些出版集团在上市之后给大家的感觉和印象是越来越多元化。过去五年或者十年的产业发展当中，我们可能强调产值和规模，在未来的话，在您看来，做大是一个出版传媒集团一个必然的选择？在您的心目当中，中南传媒是要发展成有很大体量的企业，还是办成一个最受人尊敬的公司？
龚曙光：中南传媒如果能够浴火重生，应该是像贝塔斯曼这样的大集团。关于出版业走什么路，我之前有个表述，专业化和综合化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和不同积累的企业是不可以选择错误路径的。我也认为中国未来需要综合性的大产业集团十家左右，不需要太多，绝大多数的产业集团都应该走专业化的路径，这种专业化的路径有，我认为像中国教育集团，在未来我认为有很大的体量，也有能力做成中国最专业的教育出版机构，像科技集团，我认为它也是专业类的图书出版机构，哪怕它未来做到100亿了，还是。像凤凰这样的集团，或者说像凤凰卫视这样的集团，它应该是综合性的，而且它现在的资源和媒体布局也有能力做到综合性。世界的产业集团也是这样航母式的综合集团，1亿美金到10亿美金的专业化集团，1000万到1个亿左右的专业社（或专业出版机构等等），是这样一个梯级。我们认为这也是中南传媒现有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它并不排斥中南传媒旗下有N多的子公司、孙公司，比如我们美术出版社就很专业，它出版的图书除了书法教材、美术教材之外，都是美术书，没有其他的书。你现在出名家全集，无有出其右者，肯定是湖南美术，它就是一家专业公司。一个大的综合性集团旗下拥有众多专业公司，这是中南传媒的基础。所以当我们把很多非常专业的职能交给子公司或孙公司之后，那么这个控股公司做什么？中南传媒做什么？他主要做的是文化资源跟金融资源的结合。大家也要看到，我们都说好莱坞，好莱坞模式毫无疑问是世界娱乐产品很重要的典范，那么我们看一部片子，其实好莱坞也就这么几个大集团，比如中国作家动不动就说“好莱坞看上了我”，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作家把某一个故事提供给投资人，投资人来看能不能成为好莱坞式的故事框架，如果有，就交给专业的调查机构先做调查，这一类故事用什么演员？国籍、年龄、身份如何匹配，然后在哪里拍摄，用哪些道具，非常细地去做调查，回来以后觉得可以投，那么音响交给谁，特技交给谁，合成交给谁他基本上不会管，只管两个东西，第一是管那个故事，第二是管那个钱，最后的演员、导演基本不管，所以这种好莱坞的模式就是未来中国大文化企业集团运作的模式。我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成熟之后，10个左右这样大的专业集团，50个左右的中等规模又非常专业的集团，然后可能是1万个到10万个左右的专业公司，这个结构是我所设想的。
多彩贵州网记者：达尔文从进化论的角度对人性进行探索，根据自然选择，生存下来的大部分是自私的个体，无私的会被淘汰。据我了解，中南传媒又推出引进了《共情时代》，认为人性并不是自私的，您觉得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人类表现出的是共情的时代，还是自私的基因？
龚曙光：这是性本善和性本恶的问题，答案只有上帝知道，所有的说法都是基于个人对人类物种的理解。曾经有生物学家证明，所有动物，包括灵长类，都是主恶的，你如果不自私，就一定会灭绝，或者说你在种群中会灭绝，或者说你的个体会灭绝，那么我们今天出的书，科学家又从另外的角度，从灵长类的实验来说。这个谁是谁非，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判断的，我相信这个科学家的发现也未必是最终结论，但人类是一直探讨的，不管是从道德的层面还是法律的层面，是从艺术的层面还是生理学的层面，都在探讨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在一个道德乃至宗教意识特别强的禁锢时代，倡导一下性本恶未必很坏，你不打破这样一种善，最终把善变成伪善，伪善是魔鬼，恶是天使；当一个社会足够发达，私欲膨胀的时候，科学家以科学的语言来证明人或者灵长类不是因为善而灭掉个体的，而是因为恶灭掉的，这样又从社会平衡的角度去抑制了恶，这个时候，善是天使，恶是魔鬼。所以我这样来理解这本书的价值和它的科学探讨，我说科学的结论可能再过几百年也未必有一个大众都接受的结论，但是它对于平衡一个时代整体呈现的善恶是有价值的。在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在我们的环境因为利益而牺牲，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利益而恶化，我们的文化因为利益而败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选择推出这本书，也是希望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推动我们的社会形成新的善恶观平衡，以善来压抑过去几十年对于恶的张扬和纵容。我们希望表达我们集团的价值观，希望社会是在善恶平衡的角度，在一个有利于人类和精神成长的角度去看待善恶问题。
光明日报记者：您注意到贵阳有一个孔学堂，前一段马凯也说孔学堂已经走到了国学中心前面。湖南是传统文化非常浓厚的地区，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娱乐业非常发达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反差。作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出版类文化企业，您对湖南本地弘扬传统文化，除了出书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计划？比如说打造一个像孔学堂或者类似的大手笔？
龚曙光：湖南传媒的发达，主要是因为湖南广电在电视领域的传播效果。其实湖南在传统文化和打造时代娱乐方面应该是并行的。湖南这样一个经济的省份，能花差不多1个亿，历时7年，做了一个700多册的《湖湘文库》，相当于当年乾隆皇帝做《四库全书》。到现在，可能有的省份已经开始学湖南，据说新疆在做《新疆文库》，我不知道贵州是不是也做了文库，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像《辞赋总汇》这样的活我们就做得更多了。这种价值与“超女”、“我是歌手“比较起来，一个是大众的，一个是精英的；一个是传承的，一个是娱乐的，因为它的功能不一样，它对于社会的影响方式不一样，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湖南很闹腾，对传统文化的承载可能不够。当然，如果从责任来讲，我们肯定是不够的，做再多也不够，但从现状来讲，应该说是均衡的。因为媒体和受众的不同，可能会形成一定印象的倒挂。
第二个，孔学堂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不会做，因为传播中华文明是有多种方式的，比方我们的《辞赋总汇》、《湖湘文库》不传播中华文明吗？我们中小学做的数字方案中那么强调中国文明的内容还不足以传播中华文明吗？我们不会再做一个孔学堂，但是我们会以自己的资源和方式去做传播中华文明的事情。我们每年为孔子学院出一本英文书，免费赠予海外的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也会购买一批送给他们的学员。从我们集团来讲，一方面是把传统文化集成性的工作作为我们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把中国文化观、价值观与当代生活融合在一起。我们会很关注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交汇的状态，推动这种交汇的工作，更关注这代人当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当然，我也认为像孔学堂这样的，也是在推动这种工作，所以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新华社记者：今年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元年，文化体制改革也是重要的一方面，中央的领导人也有所表态，您作为文化产业里面的领军人物之一，认为当前文化体制改革面临最迫切的改革任务是什么？我们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改革共识？又有什么样的机会吗？
龚曙光：其实任何一层改革，你最终要回答的问题是：你希望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把未来改成什么样的东西，满足什么样的功能。我一直说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是顶层设计的，不是自下而上的。我也认为这次的全面深化改革中，文化体制的改革依然要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去确定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你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子。如果这个东西你不告诉我，这个改革永远都不是改革，只是改良。我原来开玩笑，《茶馆》里面有一句重要的台词：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如果顶层设计的方案不出来，中央最高决策层不能清晰地给出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之后最终要成为什么样子，如果这个不清晰，改革是盲目的、多向的，也是反复的。所以第一是顶层设计，中央要站到国家的高度，决定文化产业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否则的话，如果这个不清楚，最终一定会循环往复重来过，这是我对改革的第一个理解，顶层设计必须很清晰，目标必须很清晰。
第二个才是改革的路径。十八大之前，中央表彰中南传媒为“双料”的改革典型，中南传媒是改革的先进单位，我自己是改革的先进个人，这个“双料”是很少的，全国只有四五个，说明我们前一段的改革得到了中央的认同和肯定。就技术型的改革来讲，我们走在了绝大多数企业的前面，比如中央提出“混合所有制”、“产融结合”，我们都走在了前面。但是就政策性、一些原则性的改革，必须是中央的路径。比如我们最关注的股权，我用人格担保有股权和不给股权我是一个样，但是投资人不相信，市场不相信管理层没股权可以百分之百敬业，所以中宣部必须有明确的态度。
另外，像业态的改造，中南传媒这样的企业，他应该从哪个方面着手，推进新业态呢？比方说中国现在重要的数字出版平台目前来讲都不是中资的，你有大量的政策和支持来做，比方我们现在跟华为一起合作的教育数字化解决方案，产品已经出来了，市场反馈这么好，中国政府就应该有大量的政策和优惠来支持它做大。如果到时候又跟其他的网站一样，全都是外资的，你的文化安全从何谈起？到时候是追悔莫及的。所以要从技术的层面，从大数据的层面去解决业态问题，这种改革是中南传媒最需要的，中南传媒已经不需要去做混合所有制、与民营企业合作、跟国外合作，我跟谁都合作了，跟日本、德国人都合作了，跟华为这样的企业也合作了，都合作得很好，也没有导致任何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纠纷，所以中南最需要的改革，依然是中央改革目标的明确和战略路径的确认，而不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这样的话，深化改革才能做好。当然，中国文化产业改革的程度不一样，中南传媒可能代表了最高的要求，可能大量的企业也需要，但也有一个分类指导，也有一个区别对待，有人说中南传媒是自学成才的，我们走了一大圈，发现自学成才很好。当然，如果有中央有更明确的战略路径、战略目标的指示，那么中南传媒可以带动文化传媒的改革。因为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它也是一个积极、动态的过程。你现在设定的目标中南传媒全达到了，没有不达到的。
贵州晚报记者：这次您和王跃文会有一个对谈，他最近出版了《爱历元年》。请问中南传媒今年除了《爱历元年》，还带来了哪些好的作品？
龚曙光：我们的重头戏是我们的作者，我是来当配角的。至于我和跃文的对话，这是清华派我的活，这个活其实我推过，因为我对跃文的研究不如我对张伟、少功、秋雨的了解，没有那么多的准备。因为张炜、少功都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朋友，是多年积累的情感，对话起来也比较方便。跃文的成名比少功、张伟的成名更晚一些，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在我不干文学批评这个活之后。我虽然跃文的书也读一些，但主要的任务还是我作衬托，请跃文谈一谈，跃文现在也是炙手可热的作家，我来为他作铺垫。其他的活动我们也是以图书作为主体的，比如《辞赋总汇》的发布，以及各个社所有图书的活动，除了这几个活动之外，也希望媒体关注我们的产品和作家，这些活动才是书博会的主题，因为可能我的身份，加上我最近这几年社会光环稍微多一点，这也是清华的战略，所以我得配合。
龚曙光：《辞赋总汇》代表的是出版企业的责任感，是当代对于文化典籍集成的水平，代表的是国家对于出版导向的一种实践，因为确实就当代人来说，花20多年的时间，这样的精神用多少页面来歌颂都是不为过的，尤其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把孔学堂作为弘扬中华精神的贵州，当我们去参观孔学堂的恢弘气势时，我觉得孔学堂的精神和我们的精神是一体的，是完全可以共生的。
广州日报记者：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提问。现在很多家长有困惑，阅读是不是就是读文学？有一些科普，我们少儿的科普很少，中南对少儿的科普读物方面有什么规划？龚总本人对少儿阅读有什么看法？谢谢。
龚曙光：科普方面主要集中在少儿社、科技社，我们有两个系列丛书，一个丛书是传统的，像《昆虫记》这一类经典的科普毒物，另一类还有当代作家的系列。科技社一直非常重视科普，我们科普社一直被誉为“中国科普的推动机”，包括成人和少儿的科普都是很多的，我曾经对科技社的社长说，我要送一个孩子恐龙书，他竟然给我找了100本。恐龙并不是科技书的全部，但这方面就有100本，这是一个；第二，我们当年科普比较忽视儿童和低龄，但现在我们两边比较均衡，着力最大的是低龄和儿童。以前的科普重故事、轻美术，现在我们把美术和故事并重，特别强调以新的审美方式和趣味来做科普，比如恐龙，我们买断了据说现在画恐龙最好画家的版权，每一幅都有他的签名，他是世界现在画恐龙的人中，唯一一个可以把世界确定的恐龙品种按照它的骨骼还原的画家，我把它送给不同地区的孩子们，没有不喜欢的。然后是科普的漫画化也是一个趋势，你确实对少儿的研究很专业，我们也确实认为科学普及和文艺阅读，应该是少年儿童，特别是儿童最重要的两个门类，不可荒废。
过去的少儿作品还有一个娱乐功能，现在可能已经被游戏功能所取代了。这样的话，科普的魅力有所下降，我们必须用动画、漫画这样一些符合当下少年儿童审美趋向的东西拉回来，使故事性和审美性更强调一些，才能使科普读物更具魅力。
孩子的主要功能是读书，在人类100年或者80年的分工中，前20年主要的任务只有2个，第一个是长身体，第二个就是读书，其他都不是刚需。少年儿童就更是这样的。我处在一个没有书读的时代，我的书就是《毛主席语录400条》，四五岁就背得很熟，再之后就是《唐诗三百首》，也背得很熟，谈不上少儿阅读的问题。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依然重要。假如你当时读的不是毛主席语录，或者不是唐诗三百首，可能你什么都没有。当然，如果你读的是更经典的东西，可能未来更好。但是我也对大家说，你们可以读读毛主席的书，不仅是思想好，而且文采好。乃至文化革命时期的一些东西，好文章你去掉他的立场依然是好文章，这种东西他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我们古代那么多的奏折，那么多的檄文，他的思想不一定是对的，但它的文章是好文章，所以我觉得少儿时代的阅读是最重要的，相信我们的家长能够提供给少儿的，都不会是坏东西。所以让孩子去读，这是重要的，而且是他愿意去读，而不是强迫他去读。
刘清华：由于时间的关系，还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人民网记者：中南传媒推出了美国亚马逊畅销书《我为什么要离开高盛》，向公众披露了高盛的种种恶行，你认为企业如何平衡公司利益和客户利益？如果你是银行行长，会怎么样？谢谢。
龚曙光：一个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它的职责不是赚钱，而是合法地赚钱；作为一个好企业，一个有社会责任和有自己价值观的企业，它应该是有道德地赚钱。这是两个层面，你不合法是违规的，但一个好企业更要有道德。你比方说手游，它是合法的，但我认为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它是不够道德的，因为孩子没有抵抗成瘾游戏的能力，家长未必有足够的可能性抵抗孩子成瘾。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在游戏上成瘾，那么这个孩子我不敢说他废了，一定会走弯路。在几岁到十几岁的年龄段，如果一个孩子走了一年到两年的弯路，这个成本可能是未来几十年都掰不回来的。我的孩子以前学习很好，但是突然在高二的时候突然喜欢到网吧打游戏。我的工作很忙，不够关注，有一天我开车送他学英语，走了之后结果他去了网吧，他母亲是一个大学教授，硬逼着那个老板把我儿子赶走。我作为一个父亲，那种绝望的程度和愤怒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我就拿了一把菜刀，那个时候他已经十五六岁了，我说我今天一定要剁掉你一个手指，是你自己剁，还是我给你剁？唯一让你在电脑跟前能感觉羞辱的，就是剁掉你一根指头。我当时认为除了这个，没有其他办法。他说说爸爸爸爸这个不可以，我给你磕头都可以，不要剁手指头。最后把家里所有的电脑都封存。好在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是奥赛生，初中和高中都是抢着要，从来不付学费的，这样的学生都有可能毁掉，假如我们当时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很好地解决，或者他没有这么听话和优秀，会是什么后果？而且他后来北大毕业之后还跟我说爸爸其实我在北大还打游戏。他说如果我在北大不打游戏的话，我考美国的任何一所学校都没问题，但是因为连续两个晚上打游戏，物理打了63分，把分拉下来了，否则的话，去普林斯顿大学都没有问题。所以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员工和老板的利益，机构和社会的利益，它首先要平衡的是企业和社会的利益，高盛最重要的不是压榨员工，而是盘剥社会，以他在金融市场的定位和良好的融通能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吸血的，这是高盛和社会的不平衡。所以我认为，这本书它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解密社会上最好的金融企业，他们跟社会的关系，他们跟员工的关系。
龚曙光：我儿子现在干投行，曾经也很帅，后来我看他长得很丑，连续一年时间晚上3点睡觉，早上9点上班。这里面他有这个行业的特征，我问他们，你们一定要加班到3点钟吗？但这是必须的，他只能加到3点钟，这里面也有银行对人性的长期漠视。
过去投行为什么敢于这样？因为投行挣钱很多，在没有金融危机之前，一年挣的钱也是很多的，比较好的职业经理人1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把自己一生的钱都挣到，所以在那个时代，高盛是有光环的。做投行的人是没有办法谈恋爱的，一般都是把钱挣够了，谈恋爱，结婚，做基金去，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在挤兑投行，投行的利润集聚下降，从业者的收益也极度下降，这样一来，高盛员工的收入也降低了，所以这里面也有这样一个动力。你的收入不是那么好了，但是你的盘剥和压榨还是那样，这样形成了一种血泪控诉的东西。这本书最应该读的不是一个员工，而是领导人。企业领导是主导，员工是无奈的，在和社会的关系中，企业也是主导的，所以我推荐的不是职工们也看这本书，然后控诉企业领导，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企业家，所有的社会公民可以看一看，因为我有自己儿子的一份经历，我也很心疼我儿子，我说如果你下决心了，离开，我支持你。但如果你还要干，就必须要忍受这样长时间的加班，忍受投行的等级秩序，大跨度的分配模式，因为你要在这个行业干，必须遵守这个规则。我从来都讲，一个人在哪个行业干，就尊重哪一个行业的规则。你不干了，那么你去做基金，我也支持你，那又是基金的规则。所以不同的人读这本书，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老板要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去理解这本书，员工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在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是这样磨炼的，在座的所有媒体如果是这样的员工，也都会声泪俱下，所以如果它是一本好书，应该是不同的人根据不同需求和不同角色去读它，这就是当下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这样的逆反心态对你的职业生涯是不利的，所以一个老板看了这本书，如果你没有震撼，没有启示，没有悔悟，你是不对的；一个员工如果看了这本书，如果你只看到这个员工的血泪史，没有看到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那你不如不看。他们经常问现在做什么更好，我说学手艺，但手艺是练出来的，一个皮匠是拿锥子一次一次把手指钻透才成为一个好皮匠，现在也有一个90后的名人叫（猫丁），这个漂亮女孩子坚决不工作，要去旅行，但是她现在把旅行作为一个导游来做，那她就更苦，经常要忍受在沙漠里面呆、高山里面爬，还要忍受蚊虫叮咬，忍受毒蛇的恐惧，这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以诉苦的方式写出来，那不也是人间悲剧吗？所以我认为这本书控诉的是一个企业和社会关系的不正常，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读，可能对我们的职业生涯有更大的好处，谢谢！
刘清华：不少朋友还有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提问到此结束。好在接下来的几天，曙光董事长还在贵阳出席中南传媒的一系列活动，我们的媒体朋友还有机会与曙光董事长进行交流。感谢曙光董事长，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的媒体见面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