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面为王，北面而问
——宋代士大夫政治精神资源略论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拗相公王安石每每有惊人之语。除了被当时人归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畏”之外，王安石还有一句话，曾经颇为人所诟病：“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
这是四十四岁时的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写下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对于道行品德高尚的人，即使是天子，也要转过身来虚心请教，而尊其为主。
向来，宫殿之中，都是天子坐北朝南，南面为王。而王安石却为南面为王的天子设置了一个北面而问的尊贵的对象。那么，这个要皇帝来北面而问的对象是什么人呢？我们需要看一下连接这句话的完整文脉：
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然士学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则奈何？先王于是乎有政矣。夫政非为劝沮而已也，然亦所以为劝沮。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谓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
简单地归纳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士是作为国家管理者出现的，学而有成者成为高级官员。而其中的精英，是天子都要调换位置加以礼敬请教的。皇帝需要北面而问的对象就是士。
对于这种打击皇帝权威的话语，徽宗时期，陈瓘在《尊尧集序》中首先发难：
臣伏见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之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天子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何面以当其礼？
在打着王安石旗帜的蔡京专权时期，陈瓘因此被列入元祐党籍，除名远窜而死。南宋初年，反思北宋覆亡的教训，出现了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声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瓘被恢复名誉。《宋史》卷三四五《陈瓘传》载：
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谓辅臣曰：“陈瓘昔为谏官，甚有谠议。近览所著《尊尧集》，明君臣之大分，合于《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号通经术，而其言乃谓道隆德骏者，天子当北面而问焉。其背经悖理甚矣。瓘宜特赐谥以表之。”谥曰忠肃。
宋高宗褒扬陈瓘与恼火王安石，都在于尊王与否。分析高宗的心理，自然也有树立非长而立的自身权威意识存在。那么，如何看王安石“北面而问”的表述呢？
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十一认为这句话乃“解经之言，非见之章疏，等之新法”。蔡上翔这样为王安石辩解，其实内心里还是觉得王安石这句话有悖君臣之义，所以强调说只是学术层面的话语，并非书之奏疏的公开言论，也没有付诸于新法。我觉得蔡上翔或出于心有忌讳，或出于认识局限，仅仅点出了这句话包含的解经事实，却没有展开论述，也未能深入分析王安石这句话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因素。
蔡上翔说王安石这句话是解经之言，的确有事实依据。因为无论北面而问，还是迭为宾主，王安石都是有着典籍出处的。《吕氏春秋》卷一五《下贤》云：
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
对这句话，汉代高诱注云：“善绻，有道之士也，尧不敢以自尊，北面而问焉。”又注云：“人轻道重也。”庄子则在《外篇·田子方》章讲述了一个周文王的故事之后说：
文王于是焉以为太师，北面而问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应。
这些典籍虽非儒家经典，讲述的却是儒家圣人的故事，所以王安石的话可以视为广义的解经之言。而“迭为宾主”则明确见于儒家经典《孟子》的《万章》下篇：
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这里，孟子讲的是尧与舜的故事。是说尚为平民的舜去见帝尧，帝尧让自己的女婿住在厢房，把好房间提供给舜住，在宴会时，与舜互为宾主。孟子认为，这就是天子结交平民。
值得注意是的，上述三部文献《庄子》、《孟子》、《吕氏春秋》产生的时代均为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周王室尽管衰微，周天子还有个名义存在，要想称霸，必须“尊王攘夷”，必须“挟天子以令诸侯”。进入战国时期，则成为无天子时代。然而，诸侯国君的权威尚未得以树立。君臣以义合，这是承继春秋以来的政治传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战国时期的士的流动更为活跃，游走兜售于列国。当此之时，不仅如战国四君子网罗数千门客，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徒也纳于门下，各国国君更是以纳士为先。苏秦、张仪演出了合纵连横的大剧。得士则兴，失士则亡，昭示着那个时代士的力量。“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与君主平起平坐“迭为宾主”的孟子，说出了让君主“勃然乎变色”的这些话语。在无权威的时代，士人在历史上首次显示了强势的辉煌。
秦皇汉武，大一统集权王朝树立起至高无上的皇权，士人成为了皇权的奴仆。除了在东汉的清议和太学生运动显示出一抹亮色之外，士人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强势。
然而，星移斗转，历史走进了宋代。大规模的开科取士，朝廷无意识的政治行为，在客观上最终成就了士大夫政治。“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从上到下全面主宰了政治，再现了曾经的辉煌。那句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与士大夫治天下”，其实不过是体现与君主权力共享的政治取向。宋代的士，其志不仅仅在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士人的终极理想。在这几句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豪迈话语中，我们看不到君主的存在，高扬着那一代知识人的无比自信。
在君主制政体之内崛起的士大夫政治，需要拥有与名义上至高无上的皇权相抗衡的武器。宋代士大夫重新拾起“君臣以义合”的主张，尽管此君非彼君，战国时的诸侯国君与后世作为皇帝的君主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的一个“君”字，让宋代士大夫们进行了有意的概念错位，从而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君主论就成为抑制皇权的重要理论资源。不仅王安石运用先秦文献，捻出“北面而问”和“迭为宾主”的话语，就连相传写过《辨奸论》抨击王安石的苏老泉，甚至也写下过这样的话语：
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以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
这几句话表现出的程度，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王安石所说的“北面而问”和“迭为宾主”。所描述的情形，“与主上若朋友”。这句话是熙宁时期人们形容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苏老泉这段见于《嘉祐集》卷四《论衡·远虑》中的话语，又被宋朝的史官记入国史，因而我们今天从《宋史·苏洵传》中也可以读到。老泉有许多言论，国史唯独援引了这段，则说明包括宋朝史官在内，“君臣以义合”，变君臣为师友，共治天下，是宋代士大夫的集体意识。这正是王安石说出“北面而问”和“迭为宾主”的时代背景因素。“迭为宾主”其实不仅是王安石借古喻今的政治期许，更是士大夫政治下的实际状况。与王安石同时的曾肇在元祐期间写下过一首《迩英阁侍讲筵作》诗。诗云：“二阁从容访古今，诸儒葵藿但倾心。君臣相对疑宾主，谁识昭陵用意深。”孰主孰宾，浑然难分。
宋高宗在褒扬陈瓘时抨击王安石的“北面而问”，无疑是出于恼恨王安石对皇权的贬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宗褒扬陈瓘和抨击王安石的时期。进入南宋，王安石变法被视为北宋王国之祸源，因而备受攻击。不过，宋高宗为何要到了绍兴二十六年才开始褒扬陈瓘，并抨击王安石的“北面而问”呢？因为就在前一年，长期专权的秦桧已经死去。宋代，特别是在南宋，权臣专权频发。权臣专权不是政治的常态，但也不能不说是士大夫政治的极致发展下的变态。说到底，还是属于士大夫政治的一种形态。因此，在秦桧专权时期，宋高宗不能、也不可能抨击王安石的“北面而问”。
秦桧一死，宋高宗才开始实际亲政。惩于秦桧专权，宋高宗要高扬皇权，王安石的“北面而问”便被拿出祭旗。而深受秦桧专权之苦的士大夫们，自然也希望使士大夫政治恢复到常态，调整失衡的君臣关系。特定背景下的政治合力便形成了对王安石“北面而问”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士大夫意识的改变。南宋后来逐渐壮大的道学，更是成为士大夫政治的理论支撑。“道理最大”，君主头上，除了天，还多了理。从此，道学所提供的精神支撑，给后世的知识人灌注了遗传基因，无论在政治场域，还是社会场域，不分时代，一直都显示着巨大底力。
抛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因素，王安石“北面而问”与“迭为宾主”之说，一直为历代知识人所接受。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就恭恭敬敬地将王安石的《虔州学记》手抄下来，送给一个叫吴季成的人，提供给他作为教育孩子的教材。而南宋人编纂的《宋文选》，明人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文章辩体汇选》，甚至清代以皇帝名义编纂的《御选古文渊鉴》，都收入了王安石这篇主张“北面而问”与“迭为宾主”的文章，表明了各个时代的知识人对这一意识的认同。
如果说承续道统，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北宋士大夫对先秦君主论的再阐发则是重要的一环。虽然废除了“坐而论道”，但在精神上却与君主平起平坐，南面为王的君主须“北面而问”，身为臣下的士大夫可以与君主“迭为宾主”。所以有自信，有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那时起，中国知识人在精神上便不再跪下。
中国知识人的深层意识里，有着这样的遗传基因，需要激发。回顾传统，意在承继道统，因说“北面而问”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