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敌营——记王曼霞、陈尔晋夫妇 敌营十八年第一部


潜伏在敌营——记王曼霞、陈尔晋夫妇

金宝山

笔者和著名国画家、上海红星书画院院长陈冠宁交谈时,他曾向笔者介绍其父母陈尔晋、王曼霞(均为中共秘密党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事迹,现将其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投笔从戎,报考黄埔

陈尔晋,祖籍浙江杭州。其父陈家六是清末武官,毕业于河北保定武备军官学校,与为清室复辟的“辫子军”首领张勋同窗,曾在阎锡山麾下任副管带。

由于出生于武官家庭,陈尔晋自幼喜爱舞刀弄枪。他于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18岁时只身远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编为第8期炮科二中队学员。后他又考入专业技术性极强的航空侦测班学习,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航空驾驶、侦测、联络等技术。

1939年,陈尔晋被派到西安,任中央军校西北分校教官,蒋纬国曾是他的学生。后任军械工厂主管,又被调到胡宗南身边工作。亲眼目睹胡宗南派重兵包围陕甘宁地区,残酷镇压进步人士和学生,忧愤不已。

不久,陈尔晋被调到南京总统府任宪兵队长,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其间,他对国民党的祸国殃民之举感到厌恶,认定国民党不得人心,终会失败。

在此期间,经文强等人介绍,陈尔晋与王曼霞相识,并于1938年5月结为伉俪。王曼霞是中共秘密党员,在她的直接影响下,陈尔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陈尔晋支持胞弟陈尔振参加抗日队伍,在抗战早期亲自护送胞弟到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陈尔振解放战争时期任39军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

奋勇抗敌,暗送军火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尔晋主动请缨,被任命为西北第一战区高炮大队大队长。中共代表团常驻西安,陈尔晋常利用合法身份,在西安秘密会见我党领导人。一次,周恩来对陈尔晋说:“你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要利用合法身份,为我党多搜集情报,特别是在统战方面要多团结、争取抗日进步将领和进步民主人士。”

抗战期间,陈尔晋随队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长沙会战中,陈尔晋几次打了请战报告,要求亲临前线指挥对空炮战,不料杳无音讯。他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率炮队进入阵地,共击落日机4架、击伤1架,其中陈尔晋亲手操炮,击落一架。经此一战,陈尔晋的大名传扬开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说:“陈尔晋在我身边工作过,我培养了他。”不久,陈尔晋调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陈尔晋发现一些国民党高级军官参与军火走私谋利,就暗中与他们联系。由于资金不足,他变卖了自己的上海豪华住宅,并向亲友、同僚借贷,最后凑足了钱款,购买到大批子弹和望远镜。陈尔晋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开出国防部特别通行证,将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长江以北新四军控制的地区。陈尔晋还在望远镜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并曰:“日后与亲人(共产党)见面时以此为凭。”

妇唱夫随,共同战斗

陈尔晋的妻子王曼霞是安徽宿县人,出生于1913年,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陈尔晋结婚后,共生下7个子女。在家相夫教子,有时以官太太身份,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做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在家她则指导陈尔晋阅读马列著作和《新华日报》。

抗战胜利后,陈尔晋来到上海任职。当时,“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犹如燎原之势席卷中国。这时,他接到周恩来的指示,要他与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联系,利用特殊身份,多做军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如有机会、如有可能,就策动他们起义。

解放军攻克南京后,陈尔晋任国防部第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他和妻子王曼霞为此而欢欣鼓舞。这时,我三野指挥部萌生了策反上海守军起义、和平解放上海的设想,命令陈尔晋执行。

陈尔晋夫妇商量后,向党组织说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策动驻江湾一线的装甲部队开进江湾机场,截断空中退路;策动第四兵团、第五十四军等各路守军,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上海时,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投诚起义;同时与海军等方面联络,配合行动,一举活捉蒋介石。

党组织认为此项行动可行,并当即决定派地下交通员通过封锁线,向我三野前线指挥部陈毅、粟裕等首长汇报,得到陈、粟的同意。1949年1月,派出曾经成功策动重庆号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莫香传协助陈尔晋进行策反斗争。

视死如归,双双赴义

1949年5月上旬,由于叛徒向毛森告密,中共南京市委和陈尔晋秘密策动上海守军起义计划被泄露。同月9日,军统特务逮捕了王曼霞和莫香传。

陈尔晋迅速转移到码头工人住宅区,但还是被军统特务认出。特务们用高音喇叭向陈尔晋喊话:“出来投降,不然我们炸平房子”。考虑到工人的生命安全,陈尔晋没有抵抗,而是从容地从棚户区走了出来,大声说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伤害无辜的工人。”

在狱中,王曼霞忍受了肉体的巨大痛苦,始终不发一言。在另一间牢房,特务们对陈尔晋动用了各种毒刑,同样一场空。由于陈尔晋、王曼霞夫妇保守党的秘密,保护了陈修良等一批党的地下领导人安全转移。毛森无计可施,下令杀害陈尔晋、王曼霞夫妇和其他14名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5月19日,夫妻二人在闸北“宋公园”英勇就义。

1951年5月19日,上海各界人民在“宋公园”举行纪念十六烈士殉难二周年大会,凶手之一黄德熙被当场枪决。次日,《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均作了报道。1952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向陈尔晋、王曼霞的子女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上书“永垂不朽”四字。

王曼霞

陈尔晋

深切怀念亲爱的父亲陈尔晋、母亲王曼霞

陈冠宁

前言

今年5月28日,是上海解放65周年纪念日。站在烈士纪念碑前,作深深缅怀,深切地道一声,先烈们,你们安息吧!

我是一名烈士遗孤,此刻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向为了民族解放,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献出年青生命的父亲、母亲陵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告慰在天之灵的父母,寄托深深的思念和崇高的敬意。我伫立在墓前思绪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追忆父母革命战斗的光辉历程。在我牙牙学语时,就没叫过爸爸、妈妈,没有享受过天伦之乐,父母牺牲时我尚在襁褓之中!

父亲陈尔晋、母亲王曼霞在1949年5月19日,被国民党军统巨枭毛森杀害于上海闸北宋公园。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陈尔晋、王曼霞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以毛泽东主席亲署的革命烈士纪念证(证书号00057、00058)。

虽然,父母离开我已经65年,但是,他们牺牲前的遗言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孩子们,我们带着没有完成的理想走了,党,就是你们的亲人,有困难就找党;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一直走到共产主义……”

拳拳报国情

父亲生前是中共地下党员,其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第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曾任职蒋介石侍从和蒋纬国老师。解放前夕,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要求,不打一枪,里应外合和平解放上海,活捉蒋介石,准备策反国民党第四兵团和三军守军起义,由于叛徒出卖,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导致策反起义失败。

父亲祖籍浙江杭州,是陈家的长子。那时的陈家颇为殷实,父亲从小博识强记,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时,读书人很流行题板(又叫题壁),父亲常有诗作发表其上,博得众人的好评。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囯,内忧外患、军阀割据、外国列强瓜分我国领土,践踏我国主权,局势动荡不安。在三十年代父亲初中毕业时,已是思想进步、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后,成千上万的热血沸腾的莘莘学子,要求担负起天下兴旺的重任。父亲早以按捺不住激动之心,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召下,怀着立志报国的宏愿,叩辞父母只身来到上海。经过严格考试,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八期学生。在军校以优良成绩毕业后,又考入专业技术性极强的炮空侦测班学习,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航空驾驶、侦测、联络等技术,并显露才华,职务也获得了升迁。怀揣着强烈的爱国之心,他发誓要为中华民族干番事业。

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蒋介石极力推行排共限共的政策,国共合作已经宣告破裂,政治斗争变得复杂。父亲经国民党王维兵团的参谋长文强和原国民党政府要人傅正理、李铭和、于厚之等介绍,于1938年5月父亲和母亲在湖南长沙结为伉俪。

母亲王曼霞是中共秘密党员,她的祖籍是安徽宿县,外祖父是经营珠宝金银的富商,开设多家银楼。母亲是当时上流社会中的女中豪杰,进步学生,她利用家庭背景在国民党上层广交朋友,为党获取大量重要情报。结婚后,夫妻二人共同战斗在党的秘密地下战线上。

殷殷抗日心

1938年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为了祖国的尊严、民族的自尊,在共产党领导下,全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掀起了震惊世界的抗日战争。新婚中的父亲看到祖国的江山被日寇吞蚀,他想,作为军人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而国民党最高当局却一意孤行实施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父亲疑惑了?热诚的抗日报国拳拳之心与现实发生了矛盾。此刻,他被委派到南京任职。

1939年父亲到西安,任中央军校西北分校教官,蒋纬国也成了他的学生,后被调到胡宗南处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在西安,父亲担任过中央军校西北分校的教官,军械工厂的主管,亲眼目睹胡宗南部重兵包围陕甘宁地区、残酷镇压学生和群众的民主运动,父亲忧愤不已。

不久,父亲又被蒋介石调任总统府,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此时父亲已是一位国民党军界的要人。1942年父亲被调到西北第一战区任第一战区高炮大队大队长,奉命参加战斗。“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片抗议声中,不得不对日宣战。随着战事趋紧,父亲随部队由南京至武汉,再从武汉转至长沙。在长沙,日本敌机时而飞到上空投掷炸弹,造成长沙军民大量伤亡。那时,父亲已是一个高炮团长,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几次打了请战报告,杳无音讯。看着长沙军民被炸得血肉横飞,血气方刚的父亲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当观察到敌机入侵,立即下令组织指挥本部人马,对来犯敌机迎头痛击,击落敌机四架,击伤一架,其中父亲亲手击落敌机一架,痛击了日寇来犯敌机。经此一战,给日寇敌机沉重打击,来轰炸的次数减少了。

插入敌心脏

父亲随部队往内地撤退,先后到衡阳、都匀、柳州、昆明、成都等地最后到西安。赴西南这段时间,母亲全力支持着父亲,并秘密开展统战工作。

  而这一时期,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十分赞赏,暗中经常阅读《新华日报》,驻防武汉时,父亲支持胞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安全护送胞弟到革命圣地延安。1943年父亲被调任国民党第三战区任副司令兼参谋长。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人民战争痛击日军。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西安推动全民抗日救国运动,促使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

父母在党的领导指示下,与南京市委地下城工部部长,陈修良女士取得了联系(解放后任南京市委书记),并在周恩来、陈毅首长的授意下,让父亲利用当时在军界的关系以及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的特殊身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界为共产党做秘密地下工作,成为一名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尖兵。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上海,所见所闻都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纷纷自发起来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面对这样的现实,父亲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当时国民党对军火管理十分混乱,加上国民党的财政腐败,军饷层层克扣,以至于军队里不少高级军官参与军火走私。父亲利用职务的便利十分周密巧妙地搞到军火,并顺利通过地下交通,向解放区提供了大量军火器材。当时对:“军火”买卖查得很紧,军统方面更是加紧搜捕,要抓出供货人,因为父亲的身份特殊,每次都令他们无功而返。父亲克服困难,源源不断地把武器运往解放区,他还在望远镜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并曰:“日后与共产党人见面时以此为凭。”他甚至变卖自己的住所,把所得钱款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藉此,对党的忠诚可见一斑;同时他十分注意利用一切机会在军队上层广交朋友,为后来策反工作打下基础。

策反迎曙光

1948年父亲接受党的指示,为和平解放上海,策反国民党上海驻军起义,使上海不打一枪,将上海完好无损地交回到人民的手中,在地下党及多方努力配合下,一整套策反方案形成了;策动驻在江湾一线的装甲部队,在适当时机开进江湾机场,截断空中退路,策动第四兵团、第五十四军等各路守军,在解放军接近上海时,停止抵抗;同时在海军、陆军方面安排了联络,并委派中共地下交通员通过封锁线,到中共三野前线指挥部与陈毅、粟裕、叶飞、宋任穷等首长作了汇报,并统一了思想,赞同整个策反起义的计划,迎接新的战斗。

1949年一月党派曾参加策反重庆号起义的莫香传为联络员前来协助工作。此时,父亲已在上海担任国防部第四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以公开身份联络策反上海各路守军,动员起义。淮海战役虽未完全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但并不甘心。在白色恐怖中,父亲在联络员全力协助下,置生死于度外,在母亲的密切配合下,策反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

风云突变,极其意外的事发生了,1949年5月中共地下党内出现了叛徒,将中共南京市委地下秘密组织以及父亲策动上海守军起义计划全部出卖给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长毛森。5月9日疯狂的大逮捕开始了,先在牯岭路52号逮捕了母亲,以及才11个月的我和奶妈,继之中共地下党联络员莫香传又在马路上被捕,尔后在两路局局长王兆愧公馆,正准备开会的陆目成、杨新、王培华、方守、崔太灵、冯瑞祥等中共地下党员工作者,悉数被捕,短短几天被捕者多达40余人。

父亲被转移到工人住宅区,敌人闻讯前往包围,乱喊乱叫,要他出来但不敢接近。因为他们都知道父亲是“神枪手”,一旦交火,就要脑袋开花。这时父亲深感如果枪械交加,必殃及无辜的工人兄弟。他沉思后,把手一扬将双枪丢了出去,站起来,整好戎装,昂头挺胸从容地走向敌人。父亲等一大批人被捕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数日后奶妈携带着我出狱。临行前母亲再一次地亲吻着我,深情地说:孩子你先出去,等上海觧放了拿着红旗来迎接你的爸爸妈妈。奶妈含着眼泪把我和母亲的嘱咐交给了我的姨祖母。

毛森一面为那个出卖党的利益的叛徒“办案有功”升官加爵,一方面进行突击审讯,还亲自出马,给走卒们打气、助威,结果却一无所获。尽管对父亲等施以毒刑,但他们始终严守秘密,都表现得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坚决不回答敌人审问,大骂蒋介石、国民党卖国腐败。敌人面对现役的国民党将军、黄埔八期毕业生,蒋介石曾有个“黄埔生只囚不杀”的训示,敌人无计可施,只得用释放父亲为条件,企图诱骗母亲投降,特务们对母亲进行严刑拷打,用尽各种酷刑,想让她屈服招供,但都遭到母亲义正辞严的警告,“你们只有把革命志士统统放掉,才能减轻你们的罪孽,要不然,你们也休想逃脱人民的惩罚,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越来越近,蒋家王朝眼看就要土崩瓦解……毛森,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撕下“只囚不杀”的假面具,下令将父母杀害。

鲜血染刑场

临赴刑场前夜,母亲走近父亲身边用那还渗着鮮血的双手抚摸着父亲的脸,用那深切的眼神注视着说:尔晋,我们即将告别亲人,告别父母,吿别孩子们将与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会师了,曙光即将来临,可我们也许看不到光明的到来,新中国的诞生。我们从结婚的那天起,就一起并肩战斗,从未分开过。今天就让我们带上还未出世的孩子去寻求共产主义的真理吧。父亲把母亲紧紧地搂在怀里,歉意地说:曼霞,我没能完成人民的重托,没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人固有一死,只要能为民族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我死而无憾。请向组织转达,如果我们都牺牲了,请党把我们孩子哺育成人,等他们长大后,告诉他们父母是为了什么而献身的,让他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一直走到共产主义。狱中幸存者施水天将这临别遗言告诉我的姨祖母时,泣不成声。

1949年5月19日,天色阴沉,初暖乍寒的田野风声瑟瑟,被押到宋公园的无私无谓的战士们,有的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移动着双脚,有的昂首挺胸,笑对军警,有的眼视四周,从容不迫。父亲仍一身戎装,气宇轩昂无所畏惧,他搀扶着怀有身孕的妻子缓缓向前……

母亲一身干净、合体的旗袍,梳妆过的头发,面容更为清秀、坚毅,紧紧依在父亲身边,同步迈向前去……“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的口号四起,在一阵乱枪声中,人们听到父亲发自肺腑的最后强音:“毛主席万岁”!“新中国万岁”……母亲一次次跌倒,又从血泊中爬起,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最终身中八枪,壮烈地倒在血泊之中。闸北宋公园的土地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

后记

沧海桑田,岁月如歌。回首眺望走过去的历程,却是那样的曲折不平坦。你看那洒满鲜血的路上,一个个脚印记载着多少风雨与沧桑。惊心动魄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数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赢得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回首这65年的光辉历程,迎来上海解放65年华诞,又怎能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国人民反腐倡廉,凝聚正能量,这将激励我们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今天的我们唯有居安思危,奋发有为,弘扬时代主旋律,发扬革命先烈献身精神,革命先烈的鲜血才不会白流,才能用实际行动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陈尔晋、王曼霞烈士的遗孤,民革成员)


潜伏在敌营——记王曼霞、陈尔晋夫妇 敌营十八年第一部
陈尔晋、王曼霞牺牲地——宋公园刑场发现的部分棺木

宋公园——烈士殉难地

宋公园,曾称教仁公园,系今闸北公园前身。坐落共和新路1555号(洛川东路口)。民国3年(1914年)6月落成。因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华兴会、同盟会和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宋教仁遗体安葬于此而得名。

民国3年,宋墓建成后,宝山县当局将墓园东侧县道辟筑成泥路,至今中华新路处。可通马车,定名宋公园路。抗日战争后,宋公园南隅(今沪北电影院)及东侧唐家沙一带(今闸北游泳池)等处遂成刑场。革命烈士被杀、活埋者,难以数计。仅上海解放前夕,民国38年5月9日~25日16天中,于9日、11日、19日、20日、21日、25日连续6批枪杀、活埋革命者43人。有中共党员13人,民主党派成员11人,无党派民主人士11人,国民党爱国军官及家属8人。他们大多数是在国民党党部、军队、中统特务组织、警察系统或铁路、邮电及其他要害部门内从事情报、策反工作,或开展群众运动的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和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在执行任务或筹划起义中不幸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活埋在“宋公园”刑场的中共党员中,有中共徐汇分区委委员、交通大学学生运动领袖穆汉祥、中共地下党普陀警察分局支部书记钱凤岐、党员刘家栋、中共地下党杨浦警察分局支部钱文湘、方云卿、铁路沪杭、沪宁两路局警务处警长崔太灵、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组副组长方守、中纺第七印染厂人事课长冯瑞祥、在国民党中统江苏省驻沪机关从事重要情报工作的钱相摩、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搜集机密情报的吴浦泉、获取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重要档案的徐海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的沪北中学教师陈潘旭及在国民党党务机关从事情报工作的方远明。民主党派成员中,有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主任委员曾伟、代理主任委员虞键、成员郭莽西、民革上海市委委员谢超逸、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委委员刘启纶、民革南京市委主委孟士衡、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秘书方志农及江苏支盟书记张达生、内勤王文宗、委员朱大同及民社党革新派成员、上海石油公司职员陆自成,还有思源中学(闸北中学前身)教师杨新、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史霄雯、上海邮局职员田芥平、光明小学教师梁玉言(女)、领导新成区理发工人罢工的黄培中、以伪警身份作掩护的中共联络站分站长王克仁,受中共华中局、华东局派遣来沪从事地下工作的郇锡瑾、姜汉卿,杨浦警察分局警员蒋志毅,同中共党员徐海峰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方干卿和上海工人地下军战士刘临沧。国民党爱国官兵中,有国民党国防部陆军第三编练司令部上校副司令兼参谋长陈尔晋及其夫人王曼霞、副官樊兼堂、随从秦步云、高级参谋、上校主任许建民、国民党装甲兵团尉官王倍华、冯德章,以及从重庆号起义后继续从事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军官莫香传。

他们被捕后,在狱中被毒刑拷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有的手指被刺入大头针,拔去手指甲,有的手足被打断,头颅被打碎。他们坚贞不屈、正气凛然,不叛变、不出卖组织、同志、战友、同僚,有的讽刺、痛骂敌人,有的审讯时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亲自出场,也一无所获,被押至“宋公园”刑场仍毫无惧色,视死如归。临刑前,孟士衡从容执笔给妻子写信:“……我为革命而死,死无遗憾。”陈尔晋高呼:“毛先生万岁!”其妻王曼霞从容整装后,与丈夫一起赴难。王克仁就义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陈潘旭牺牲前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他们先后英勇地倒在敌人乱枪之中。刘临沦则被活埋在乱石泥坑之中,年仅27岁。

上海解放后第四天(5月30日),市长陈毅指示:重新安葬烈士遗体。6月5日,穆汉祥、史霄雯烈士遗体迎回交通大学,建起墓园,陈毅题词:“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其余烈士安葬于虹桥公墓,后迁至龙华烈士公墓(陵园)。

宋公园于1950年改名为闸北公园。修葺、扩建公园时,在周边曾挖出数处成排装有尸体(骨)的薄皮棺柩。1960年,在公园东南侧兴建游泳池时,挖掘出尸骨百余具之多,有的还带有手铐、脚镣,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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