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李云龙之死

《亮剑》是近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最火的电视连续剧之一。它之所以成功,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该剧塑造了李云龙、赵刚、丁伟、田雨、冯楠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角色。尤其是主角李云龙,虽身为指挥官,打仗来却不是人们习惯看到大臂朝前一甩:“同志们,冲啊”,而是身先士卒:“兄弟们,跟我冲”……既有铁血军人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更具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但,李云龙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其桀骜不驯、狡黠、痞子气兼有的性格。有缺陷的英雄,比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更真实可信,因而极大迎合了观众“与时俱进”的审美胃口。
李悔之:李云龙之死

然而太多人却不知道:电视连续剧《亮剑》与原著大不相同——它只讲述了李云龙他们的上半部分故事,下半部分因路人皆知的因素被腰斩了:李云龙和另两个重要角色赵刚、丁伟,并非胜利大结局的幸运儿,而是中国历史上循环上演的“飞鸟尽良弓藏绞兔死走狗烹”悲剧的牺牲品——先后死于建国之后的政治运动中。

在《亮剑》诸多角色中,最早遭遇厄运的,是李云龙妻子田雨父亲田墨轩父母——两位性情耿直、曾一度被称之为“爱国民主人士”的知识分子。两人在“反右”时双双被打为“右派”并被发配到北大荒。后来皆饿死于三年大饥荒之中。

稍后,时为大军区参谋长的丁伟因为挺身而出为彭德怀鸣不平,被当场扯掉军衔遭逮捕。随后送军事法庭法办。

身为红色知识分子和革命军人的双料伉俪典范的赵刚和冯楠夫妇,则双双死在造反派的乱棒之下。

主角李云龙,也在“文革”中不堪种种冲击和精神摧残,最后饮弹身亡。两天以后的一个深夜,妻子田雨在狱中割腕自尽。

李云龙、赵刚、丁伟、田雨、冯楠是久经沙场的英勇战士。他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之中,而是倒在意识形态之剑下。

李云龙、赵刚、丁伟、田雨、冯楠等人之悲剧,是1949年之后,无数革命者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而田雨父亲田墨轩老先生夫妇之悲剧,则是太多当年中国革命同情者和支持者的一个缩影。

与中国历史上循环上演的“飞鸟尽 良弓藏;绞兔死,走狗烹”悲剧主人翁皆死于“功高震主”略有不同的是,李云龙、赵刚、丁伟、田雨、冯楠,以及田老先生夫妇,皆死于意识形态这把达摩利斯之剑。

何谓“意识形态”?它源自英文Ideology。在学术界普遍被称之为“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在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系谱上,其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the noble lie的思想。到了马克思时代之后,它成为许多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统治形式、政治策略手段以及整个政治系统的运转机制,以及控制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的一种学说。

用学术语言解释意识形态,往往显得抽象、晦涩。通俗、简略而言,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主旋律所说的解决“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用什么思想武装头脑的理论学说。哈维尔有句话说得更精辟:所谓意识形态,是“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的理论学说。——认识到这一点,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而20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创立的Communism意识形态。而苏联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尊崇Communism意识形态的政权。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政党尊崇的意识形态的胜利——在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一班职业革命家美丽且the noblelie面前,世界上第一个“直接凭借Violence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它实行一种全新的、让无数底层无产者怦然心动的政体:无产阶级专/政。

苏维埃政权实行的Party-state体制,是列宁在马克思Communism意识形态基础上,再根据自身天才想象力建立起来的。经斯大林一番发扬光大后,它成为一种无远弗届、任何人都无所逃离于天地之间的Totalitarian体制——全党、全民接受中央的绝对领导(最后又成为接受最高领袖个人之绝对领导),同级各个不同性质的组织和机关,均接受同级党组织统一领导(最后又成为接受第一书记的绝对领导);政治上、思想上是绝对的“清一色”,根除任何Objection思想和独立组织之生存空间;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制定与政治信仰紧密结合的严酷纪律。为确保严酷纪律的高度畅通无阻,设立专门机构行使法律以外和法律之上的权力;以“党管干部”、党管社团等方式全面Monopoly社会组织资源;它创造“单位制度”,严密Control社会的所有细胞,使任何个人都依附于单位和国家……

为使Party-state体制、苏维埃政权拥有永远的合法性,并为其“提供内在凝聚力”,为让“无产阶级专/政”制造正当理由,列宁在马克思Communism意识形态基础上,发明了更系统化、制度化的Party-statism意识形态,是为“列宁主义”。它以阶级性来否定人性,以“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来论证“Violence革命”和“红色Terror”的合理性,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来施行肆无忌惮、没有节制的Violence,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施行对无产阶级的Dictatorship……为确保Party-statism意识形态高度畅通无阻,还设立了专门的、拥有庞大组织人员的Propaganda机构。它的领导权隶属最高权力中心。

就像《动物庄园》“七戒”中的“所有动物一例平等”,可以加上“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一样,意识形态并非是一陈不变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太多经典理论,一经Sophistry大师列宁、斯大林之手,便变戏法地成了大不相同的东西。比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眼中,革命本是实现最高自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然而到了列宁、斯大林等一班职业革命家手里之后,却成了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比“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更具“优越性”制度而采取的短暂过渡阶段,然而到了列宁、斯大林却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的政权形式。这样一来,由极少数人掌控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便拥有了永远的合法性。再过六七十年,再叫“无产阶级专政”实在自己也脸红了,于是一个全新的复合词便诞生了: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共建和谐社会,比西方民主“更具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在特色土地诞生了。

由于Party-state下最高领袖拥有绝对权力,所以,意识形态的最终解释权便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这样一来,意识形态便成了一柄双刃剑——一面朝着党外一切异议者,一面朝着党内潜在政治对手。“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罪名,成为打击、消灭党内外敌人的最绝妙武器。绝代权谋高手斯大林便是一位将意识形态玩弄得出神入化,最擅长用意识形态之剑杀人的大Dictator。仅1936年——1939年,苏联便有500 万人死于意识形态罪名。其中30——40万人被处决。苏共一半以上的党员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 1108人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或被流放。3.5万名军官被枪杀,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有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中,110名遭处决。还有4万多名营级以上高中级军官遭各种迫害……

从巴黎公社开始,革命在吃掉他人之时,也开始大量地、残忍地吃掉自己的孩子。从列宁、斯大林开始,无数平民、党内人士倒在意识形态这把达摩利斯之剑下。这一悲剧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东方另一个古老大地上一幕幕继续上演。《亮剑》中的田雨父亲田墨轩老先生夫妇,以及李云龙、赵刚、丁伟、田雨、冯楠等无数革命者,还有现实中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革命元老,还有林/昭、张/志/新等无数知识分子和平民,莫不如此。

小说《亮剑》中描述的赵刚临难前一段话,十分发人深省:

“我想起田先生(田雨的父亲田墨轩),十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真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十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从列宁、斯大林开始,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政权后,一概陷入长期的、腥风血雨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中国更成为意识形态之重灾区。文革往事历历在目,其惨烈其恐怖至今犹心有余悸……推翻国民党政权六十多年了,这些年,党中央一再表态“要从革命党向政执党转变”、“要转变执政思维”,而当今中国一班意识形态家呢,不是力倡、呼吁当政者用全新的思维去协调、化解新形势下的政治矛盾;通过积极、主动的对话、沟通去弥合新时期的政见分歧;充分尊重、包容各种思想、价值观……从而走出困境,找到一条利国利民利党的道路。而是依然满脑子斗争哲学、专政意识;永远是矛盾不可调和;永远是你死我活;永远是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所以,隔三差五大搞意识形态斗争,甚至鼓噪什么“意识形态的斗争要敢于亮剑”。——21世纪了,在建立和谐、文明社会,建立法治、民主国家成当务之急的今天,意识形态能再搞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一套吗?能依然动不动就斗争,就亮剑,就整人吗?请问:当今中国,究竟谁是敌人?是那些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宪/政的中央党校、社科院的学者、各大学的教授吗?是千百万呼唤普价值的广大网民是吗?是那些呼吁要新闻自由的媒体人吗?……

21世纪的今天,号称“当家作主”的人民,头顶却依然高悬一把意识形态之达摩利斯之剑。哀哉?悲哉?

本文出处——文主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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