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坐在廊下惬意享受香烟的滨田先生
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的滨田先生
我对日本考古学的兴趣完全出自我对中国考古学的兴趣，因此，我热衷了解的日本考古学是个片面的版本。由于选择性地对三角缘神兽镜、弥生铜鼓及铜器组合等题目的兴趣，我开始接触鸟居龙藏、滨田耕作、梅原末治、林巳奈夫等前辈学者的工作，为了更全面理解他们在特定题目上的研究，我觉得系统地了解他们的学术生涯，尤其是作为海外学者，与中国考古学的关联是大有裨益的。而恰好由于偶然的原因——共同的研究地域和主题，安志敏先生回忆燕园惜别场景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我以鸟居龙藏作为一项研究的主题。这个研究也是对我在《暗流》中提出的回访法、深描法和情境法的再度强化。在这个项目结果即将出版时，我考虑是否可以再平行研究另一个早期考古学人物——滨田耕作？这不是鸟居龙藏研究的复制——每个学者有创造力的时间其实都是有限的，我无意于复制研究。因为我在《暗流》之中已经隐晦提出“滨田耕作遗产”，这是中国考古学迄今都没有认识或者即使认出，但羞于承认的一股重要的成分。我们以为自身是远绍汤姆逊和蒙特柳斯的，但实际上是经过滨田耕作全盘消化后重新表述出来的。这也能解释我此前一直觉得中国考古学描述的考古学史的另一个怪异之处：我们好像隐约感到皮特里非常重要，但是究竟如何重要却讲不清楚。有了滨田耕作就可以梳理出来了：皮特里是连接蒙特柳斯和滨田耕作的中间环节。我原准备在滨田耕作一题上写两篇文章即收手，但是一旦进入，我就发现欲罢不能了。在我面前突然浮现出日本的中国考古学整体。我一直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专业兴趣，我没有关注过大谷光瑞和橘瑞超，也没有关注过水野清一（涉及安阳的除外）和长敏广雄，但是曾经同时与滨田耕作同时在东北和朝鲜发掘的原田淑人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啊！日本学术界所谓滨田的京都传统和原田的东京传统正说明两雄并立的关系啊！于是，我转而形成一个写作计划——虽然可能是年后或者数年后的——关于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创世三雄：鸟居、滨田和原田的普及读物。
目前的研究和整理还集中在滨田耕作上。除了阅读《滨田耕作作品集》外，他所参与发掘和撰写报告的老铁山、刁家屯、牧羊城、貔子窝、南山里、羊头洼都密集地聚汇到一个地点上——旅（顺）大（连）地区。而与他同期参加发掘和整理的人物中不少与一家我希望在《名山》中涉及的博物馆——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后来的旅顺博物馆）有关，我才觉得有必要更多地了解日据时代的大连。
《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是最近一周在认真阅读的著述。对于我的研究和写作而言，它具有极好的资料价值。我并没有穷尽阅读此书，因为该书分上下两册，多达1200页，从内容上，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几乎无所不包。我仅仅阅读了与我的研究直接相关的下册第十七章“文化侵略”，连带因为对博物馆的功能的关注，看了第十六章“殖民教育”，我希望在未来一周还有时间阅读第十五章“城市建设”。
尽管该书真正关涉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和日本考古学家在旅大地区的发掘的部分其实极其有限，而且对所有事件的叙述都不脱控诉殖民主义罪恶的模式，但是由于将日据时期的大连的方方面面及其变迁过程当成完整的整体，促使我们有效地“复原”了孤立的发掘和博物馆活动的情境，换言之，就是走进了滨田耕作的世界。也许我的中国现代史知识太匮乏（我相信，中国考古学学人在此方面基本都很匮乏），以至于我对日俄战争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的大连完全缺乏应有的想象力（我相信，由于政治正确性问题，大多现代史学者也无法认识正确认识这个时代）。只有读完该书的相关章节之后，我才恍然大悟，滨田耕作在中国东北的田野发掘和关东都督府及其博物馆是环环相扣的。此前教科书提到滨田耕作在“中国东北”的田野发掘让人误以为他踏足白山黑水的众多遗址，但其实除了红山后之外，他的大部分发掘都在大连附近，而得以发掘的动因就是日本对大连的经营。虽然我此前也知晓旅顺博物馆有数量和质量均佳的罗振玉旧藏，但是读完书之后才知道，这些收藏不是战后收缴，就近保存的。我们也能理解满铁大连图书馆的宋元版的形成原因了。同样，在之前写作安阳遗物时不明就里的南金州书院和岩间德也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也豁然开朗。诸如此类的收获不一而足。
从考古学和博物馆研究角度看，也有相当多的我们希望了解的信息，无法在《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中找到。比如藏品和陈列的具体组成，各批藏品的征集方法，陈列设计方案和主旨表达，参观制度，博物馆与考古学关系的协调等等，我寄望于当地相关档案的开放，如能有斩获，我希望体现在《名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