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没人有权利剥夺孩子的受教育权。但是在我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今天，还是有很多孩子享受不到这项权利。我们不能等，因为每等一年孩子就大一岁
文/怀旧船长
昨天（2014.10.21），我和老友赵兰健以及几位朋友，去了位于北京海淀区龚村的“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几年未见，校长易本耀明显苍老了。我之前见他是我跟我媳妇儿去拜访，让她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精神的力量。这几年由于要孩子、带孩子，社会活动基本取消。直到现在，娃终于上幼儿园了，我才真正腾出手来。
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人生，关于教育，关于奋斗，关于未来。这些东西平时跟别人聊都觉得虚，但只有在这里聊时，才觉得无比真实。
一、电线杆上发现的新闻
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现在已经比较知名。但在15年前，社会并不太知道这个事，也没有什么关注。我和兰健是较早关注这个现象并写出了长篇报道的。
15年前的一天，我在海淀区万寿路菜市场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张贴着的条子，上面用笔写道： 您是打工者吗？您的孩子无法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吧。电话……我把手中的老姜放下。我心想，还有这种学校吗？要知道1999年年底，北京的流动人口只有300万，现在至少是三倍，孩子有十几万。
于是我抄了电话，打了过去。
接电话是的易本耀。他沙哑的声音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写新闻的。他说，哎呀，真的希望你们关注打工子弟。
于是，我与摄影家赵兰健先生骑自行车去了西八里庄五孔桥。那地方很破，现在早都被高楼大厦占据了。我采访了一天，流了眼泪。因为易先生和妻子李素梅老师穿得很破，烤红薯招待我们。大冬天的，孩子们的手都冻出了口子，在寒风中用力读书取暖。
采访完，易校长夫妇要请我们吃饭。两口在破旧的里屋商量了半天，凑了一把十元、五元的票子。我没说话。他们虽然穷，但点菜舍得。我也没推辞。但当他们去结账时，吧台告诉他们，那位先生（我）已经结过了。易校长说，兄弟，我欠你的人情。我说，不，校长，是这个社会欠你的！
我写的文章12000字，一个晚上呵成，于2000年1月发表，原载《人民日报·市场报》、《作家文摘》、《跨世纪人才》、《家庭》等媒体，后全国60多家媒体转载，引起轰动，社会反响极大，是最早报道打工子弟的长篇文章，后面的新华社、中央台等都以我的文章作底本（当然是不会提我的名的）。2004年儿童节，温家宝总理与该校师生共同度过；2005年，《北京市流动儿童教学办法》出台；社会各界特别是海外的捐款帮助他们度过了一次次难关。二十年来，易校长管理的学生逾10万人。
易校长与我们成了好朋友。
多年了，我忙于生计，只是通通电话，或过节发个短信，没有再去做实际性的事情。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穷苦人家的娃。但是，我们都是人。社会不公，可是我们不能等它公，我们自己得努力。
这个想法让我坐立不安。前晚，我给易大哥打了电话。他说，兄弟啊，赶紧来，我们好想你……我说，我也好想你和李老师。我明天要来看你，要与你畅谈，看看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他说，好啊，好啊，有你们的关心，我就有信心……
二、行知行工子弟现状
1.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还在，并且后来经北京海淀区教委批准注册办学，但十多年来一直处于夹缝生存状态。易校长这些年不断向公办学校转移学生，但实际上还是阻力很大。不过现在已经从最高峰时的6000多人缩减到1600人。
2.看了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好多了，教室也有窗户了，办公室也有了，是个大院子，在北京海淀区龚村。
3.昨天奔波了一天，联系了做出版、新闻、教育的几位朋友一起去看。现在易校长最大的苦恼是学生没有学籍。去年国家教育部推行学籍制度后，这些娃们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且好多人“五证”无法办全，1600人只有8名孩子有学籍。讲到这个事情老易哭了，说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事，并不是要占北京的中高考名额，但是没有学籍将来回原籍也没办法弄，而原籍的学校不会注册学籍的，孩子们成户籍制度的牺牲品。现在老易最头疼的事是这个，希望社会广泛关注，让孩子们心理不再有阴影。
4.经媒体不断报道，后来教委每年给每个学生补助1千元，有的年没有，有的年有。这也算是个进步。毕竟教委也要按国家规定办事。
5.我的朋友们，都表示要尽力支持易校长和李老师。我们昨晚聊到12点，大伙的具体的思路是：继续组织力量，在媒介继续呼吁这件事，造成社会影响；通过相关职能机构向中央报告实情，因为学籍制度造成了很多留守儿童、打工子弟“黑户”，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邀请一些名人到该校开设“名家讲堂”，逐步让孩子们享受到一般公立学校无法享受到的精神滋养和培育人生正能量；我们将联系出版机构为孩子们捐合适的书籍。北京时代光华出版机构表示愿意给孩子们提供一些有益读物，先在此表示感谢。
6.我现在娃娃大点了，我将在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开设作文教育课，先期要做一场1000多人的人生励志演讲，因为我是草根，我希望孩子们从我的演讲中种下积极向上的种子，使自己的人生充满力量。我相信他们中将出现大批的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7.昨晚是学校的创办人李素梅老师（易校长之妻）在泥棚里创办打工子弟学校20周年，我拥抱了她。并且告诉了她“船三条”，因为她多年劳累体寒，脸色发青。我相信她坚持后会好起来，特别是姜红茶。
8.我向他们讲了天涯的网友，说天涯网友是最活跃、最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易校长和李老师以及凡是参与昨天活动的人，都请我代他们向各位问候并表示真诚的感谢！如果您看到，请转发一下。这是爱心的传递，请让我对您表示感谢和敬意！
三、最初的报道文章
为了请大家了解这个群体，我把旧文找了出来。为便于阅读，本文有删节，原文约12000字。
京城，有一所流浪学校文/胡友聪（怀旧船长） 摄/赵兰健北京是全国高学历人群最集中的城市，平均每七八个人中就有一人具备大专以上文凭。然而却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北京同样有失学儿童相当集中的“民工群落”——京城300万外地人口中那些流动性最大的学龄儿童，多数处于失学状态。无论社会各界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吉卜赛”式的生活方式有怎样的评价，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儿童失学不仅是无理的，而且是违法的！
在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一所由打工者创办的学校——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尽管这所学校至今尚未正式注册，但它毕竟为这些孩子开启了一扇求学之门。 ——按语北京海淀区，全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海淀区八里庄五孔桥的西北，一条扬尘土路的延伸处，一个破旧的院落。
寒风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半空中飘扬着鲜艳的国旗。矮墙上，“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几个红字格外夺目。
这是一所迄今为止尚未行政注册的学校。它也是目前全国最大、学制最健全的打工子弟学校。这所“创建”于1994年9月的小学，现有学生1226人，教职工68人，设有22个班。
学生籍贯分布于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在京住所分散于5个城区。这所全国独一无二的学校，承载着拖家带口寄居京城的打工者的期望。每时每刻，都有欣喜、感激或悲伤的泪水，伴随着这“流动的课堂”流淌……流动的课堂：屡迁屡办学校的创始人叫李素梅，一个很难从脸上看出悲喜的妇女。李素梅在河南老家时是民办教师。1993年3月，李素梅只身来到京城，投靠在京郊五棵松种菜的弟弟和卖菜的姐姐处，试图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她教书10年，对卖菜的行当并不熟悉，倒是关注起妹妹及附近老乡的孩子们。这些孩子都到了上学年龄，却因交不起几千元的赞助费而无法入学，只能四处乱窜。每每看到灰头土脸的“野孩子”，李素梅就难过：难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依旧要重复上一辈的生活吗？终于有一天，她决定放弃卖菜挣钱的机会，她要教孩子们学习文化知识。
1994年9月1日，李素梅开课了。“教室”设在五棵松菜地的一个窝棚里。9名民工的孩子在泥凳、石桌上认识了第一个拼音字母。
看着孩子们瞪着明亮的眼睛、张开小口吃力地读着拼音字母，李素梅流出了来京后的第一滴眼泪。
也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民工们纷纷钻进这个低矮的窝棚，带着孩子求学来了。“老乡”的圈子越扩越大，求学的孩子日渐增多，年龄从7岁到13岁。到1995年，学生已达60人。
小窝棚装不下了，李素梅便请人在菜地里重新搭了个能避风雨的菜棚，实行“复式教学”。一个屋子里，分成学前班和一、二、三年级。上完一年级的课，让孩子们写作业，再上二年级的课，依次类推。各班的孩子围坐一团，一时童音四起，把李素梅忙得头昏脑胀，随时都可能栽倒在地。在极度的疲惫中，她不得不写信向丈夫易本耀“告急”，请他来京帮忙。
易本耀虽从未上过讲台，但封封家信，让他觉察到了妻子的焦灼心情。他终于横下一条心，辞去了县粮食局的公职，来到了北京。
易本耀走进菜地，惊诧了！妻子所说的“学校”，是用破旧砖头垒起来的简易工棚。房顶先用纸盒铺成，再盖上草帘子，最后压上砖头；工棚没有窗，低矮的门框直撞头，屋内潮湿阴冷。而李素梅，正在向孩子们抑扬顿挫地讲授着文化知识。
“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老师，就少了一所监狱……”易本耀记不得从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但此时此刻，这群打工子弟刻苦学习的场面却震撼着他的心灵。他决定和妻子一道把学校办下去！
1997年春天，易本耀共建工棚7个，招收学生262人，组织教师13人，学制从学前班到六年级都齐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已初具规模。
虽然春天的菜地里弥漫着刺鼻的粪味，周围都是堆成小山的垃圾，但毕竟有了栖身之所，不谙世事的打工子弟们，像春蚕一样沙沙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不要乱扔垃圾！”、“不要随地吐痰！”、“饭前要洗手……”孩子们开始用文明去要求身在大城市却依旧陋习未改的父母。而没有文化的父母则笑出了眼泪。
可是好景不长。打工子弟学校的动荡开始了。
1997年4月，五棵松菜地被当地租给一家公司建房。几百名孩子无处可去。几天时间，易本耀仿佛苍老了10岁，头发大把大把地往下掉。他和妻子顾不上喝一口水，整日奔波于京城的大街小巷。
6天以后，满嘴长泡的易本耀在附近的沙窝村租了一个废弃的私人厂房。就在大家欢天喜地的搬桌椅用具、准备乔迁“新校”时，有关部门来了，指责易本耀非法办学，限期搬出管辖区。又是夜以继日地奔波，又一次“迁校”。1997年5月，学校在玉渊潭乡彰化村租了一个煤厂的前院匆匆“复课”。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出租方执意解除合同，学校再次“搬迁”，移至八里庄五孔桥一处废弃的院落。
这是一个废弃多年的涂料厂。易本耀第一次走进时，满院荒草，垃圾成堆，成团的蚊子暴雨般扑打过来，房子砖头裸露，屋顶全是拳头大的窟窿，窗户几乎没有一扇能关好的……“如此迁徙何不注册一个学校？”回答这个问题时，易本耀把头压得很低。他说：“钱！注册资金至少要200万元。这些娃们，每人一学期只收300元，若有特殊情况的还要免费。今年的学费收了37万元。而实际花销51万元，亏空14万元。”他打开抽屉，里面是一卷捆扎得很结实的钞票，数目3600元，这是易本耀刚从一个做生意的老乡那儿借来的，准备给教职工发的当月工资。
社会的呐喊：救救孩子易本耀说：“学校能办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俺和李素梅，是因为有很多真正关心平民教育的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救助连小学都上不起的孩子比救助贫困大学生更有意义。不能上大学的孩子至少心智健全，但一个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的文盲，却是社会沉重的负担！”
易本耀谈及那些关心扶助打工子弟学校的人，热泪盈眶。1996年9月，当易本耀还在五棵松菜地里艰难教学时，《华声月报》记者曹海丽流着热泪采访了该校。远在美国洛杉矶、已80岁高龄的华侨任玉书女士看完报道，当即向《华声月报》写信，先后共寄来20万元人民币，请报社转交给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这位至今未曾谋面的老人，被易本耀敬为恩人，依其照片画像一幅，挂于墙上，每日仰望。学校的墙上，有“任奶奶你好”几个大字。在1000多名孩子的心目中，任奶奶是他们最尊敬的人。
原《华声月报》社社长范东生，是范长江的儿子。在打工子弟学校濒临危亡的关头，他毅然同易本耀站在一起，并以报社的名义与现今校址的所属单位北京玉北公司签了合同，才使这所学校得以保存下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处长，是研究全国流动人口的专家。1996年2月，他在菜市场宣传栏看到一则“广告”：外地来京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他感到奇怪，决定探个究竟。在五棵松菜地，他亲眼目睹了只有在贫困山区才实施的“复式教学”，被深深感动了。他介绍了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前去采访，此后一直关心打工子弟学校的成长。在学校屡屡受挫期间，他鼓励易本耀一定要坚持下去，并联系扶贫基金会向学校捐赠了桌椅；联系首都师大、北京师大的大学生为孩子们义务授课；领着易本耀到北京市教委、海淀教委等相关的部门咨询……爱人回国后，夫妻俩一有空就到学校排忧解难，为学校倾注了大量心血。
1997年，任玉书女士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打电话，请他帮助打工子弟学校。
方明很快来到学校，在与范东生、赵树凯等人一道为学校排忧解难的同时，还对学校的办学思想进行具体指导。为学校定名“行知”，一是纪念从事贫民教育工作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二是以贫民办学思想作指导。因此，每个孩子一学期300元的收费，从五棵松到五孔桥一直没变过。
当前学校的相对稳定，与这几位让易本耀铭刻于心的热心人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现今的68名教职工，其中12名为北京人，其余来自山南海北。他们中有本科生、大专生，最低学历也是中专毕业。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孩子们，是因为一种良知。他们要挽救这些因贫困而无法进正规学校学习的孩子们。
白颖华老师今年39岁，是在京军官的随军家属，已有20年的教龄。此前，她一直在城里教小学。
1997年冬天，北京电视台介绍打工子弟学校的镜头攫住了她的眼睛，在一个奇冷的傍晚，她跨入了易本耀的办公室。从此，白老师成了这所学校的音乐教师。
能把白老师留下来的不是易本耀，是孩子们。第一次为孩子们上音乐课，许多孩子听见乐器一响就哭了。有的离开座位奔上来，眼泪汪汪地说：“老师，我能吹口琴吗？”“老师，我能摸摸二胡吗？”“老师，什么叫钢琴？”……白老师当了20年的老师，却忍不住想大哭一场。
相对于白老师，李秀芬只能算个大孩子。这位来自辽宁的姑娘，一开始投入这个队伍，就主动挑起四年级和六年级的语文课，经常累得一闭眼就能睡着。有一次，班上的两个孩子打架，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第二天冲进教室，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另一个孩子打哭了。李秀芬十分生气，与那家长说理。但那家长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民工，把她骂得直掉泪。这件事让她深刻认识到这是没有文化的结果。“决不能让这种愚昧无知在他们的下一代延续下去！”由此反而坚定了她的决心。
像白老师和李秀芬这样的教职工，在这里随便一说就是一大串。
学校的试卷，都是铁路师范二小、永定路二小等单位提供的；学校的课桌、用具，有一部分来自友邻小学的捐助；北京师大、首都师大的“大学生青年志愿者”队伍，是这里的常客……易本耀动情地说，打工子弟学校能够存在，是因为有社会各界的无私救助。
孩子的渴望：我要读书13岁的樊桂华父母是菜农。好喝酒的父亲在一次大醉后打架，进了监狱，母亲精神受刺激，甩下孩子跑出去嫁人了。小桂华哭干了眼泪，寄住在已养了三个小孩的伯父家。伯父也是菜农，穷得揭不开锅。
看到城里的孩子上学，连身边的穷孩子也上学了，小桂华就偷偷地哭。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一天，他碰上了在“贫民窟”里探访失学儿童的易本耀，他怯生生地走过去，小声地说：“老师，我要读书。”易本耀抚着他的头，把他领进了学校，免费让他上学，并为他购买了书本、纸、笔、生活日用品。
在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规定六类学生可以免费入学：一是孤儿，二是单亲家庭，三是残疾儿童，四是特困生，五是重灾区来的打工子弟，六是教职工子弟（免半费）。
有个叫贾文婷的女孩，因病被母亲从青岛带到北京治疗，弄得倾家荡产。可做手术时出了医疗事故，被医生错误地切除了一根神经，文婷的母亲悲痛欲绝。小文婷早该上学了，但母亲每日在地铁口卖零碎物件所赚的钱还不够糊口。易本耀便收留了脸色苍白的小文婷。像病猫似的她现正在二年级二班学习。这个女孩不能再受到一点伤害，因为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使她发病，危及生命。学校的教职工对她，比保护自己的眼睛还要用心。
张雅玲没想到，自己一回到那间不足8平方米的住所，父母就把她带到了车站。卖馒头为生的父母无法交付房租，准备搬到通州区去投靠亲友。小雅玲趁父母不注意，找了个公用电话向易老师告别。电话一通，听到了易老师熟悉的声音，想着自己即将辍学，她“哇”的一声号啕大哭。“易老师，我要读书……”那令人心碎的央求、哭诉，让易本耀鼻子发酸。易本耀强忍眼泪，安慰了她，并派人把几套课本送给她。
学校是一块磁铁，牢牢地吸着孩子们。打工者的生活不稳定，有的孩子因父母无法在京城立足只得随父母回乡。每一个将要离开的孩子都要在学校里哭喊半天，有的孩子死活不走。但他们又怎能抗拒命运呢？
易本耀说，来京打工的民工多数来自贫困山区。那里的孩子上学难，即使有学上，也是单调的语文、数学，德智体美得不到全面发展。而他所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们的成绩平均在95分以上。
孩子们能吃苦，特懂事，自卑但要强。寒风里，记者看到几个孩子在破旧的教室外写作业，手上冻出了血口子。原来，这是成绩稍差或调皮的孩子在“自罚”，易本耀上前劝说，可这几个孩子默不作声，只顾埋头写作业。作业本上，有斑斑泪迹。
这些孩子中，离校最远的住在丰台、西城等区，有的孩子每天要换乘三四次公共汽车，天不亮起床，很晚才能回家。他们大多数才七八岁，学习生活全靠自己料理，决不给整日因生计奔忙的父母增添负担。
下课了。上千名孩子在尘土飞扬的大院里嬉戏着，淌着鼻涕的脸被冷风吹得红里带紫。教室里没有暖气，他们以独有的活动方式温暖自己，清扫着心灵上的忧郁。谁敢说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将来不会产生科学家、艺术家和政要人物？
在采访过程中，易本耀的讲述被接二连三的电话打断。每一个电话，都是打工者在为自己的孩子上学进行咨询。易本耀眉头紧锁，但口里还是应着“来吧，来吧！”然而这个学校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打工子弟？有的班级，一张课桌已挤着三个孩子。
据了解，京城300万外地人口中那些流动性最大的学龄儿童，多数处于失学状态。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镇村落，在京以打工为生：卖菜、摆地摊、收废品、挖土方、做保姆……无论社会各界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吉卜赛”式的生活方式有怎样的评价，但失学对于孩子却是十分残酷的。还孩子读书的权利，给孩子一片知识的天空，不仅是孩子和父母的企盼，也是社会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