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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凌虹

国民阅读的退行与实体书店的哀愁

上海的“季风”,北京的“万圣”,台北的“诚品”,南京的“先锋”,杭州的“枫林晚”,广州的“学而优”……好的书店被认为是城市的文化地标,它就像是夯实的堡垒,抵御着来自花花世界的侵蚀,成为人们心灵的港湾。然而如今不少实体书店却因租金上涨,网络书店、电子阅读的大肆冲击等多种原因,黯然离场或者风雨飘摇。而此现象折射出的不仅是书业的凋零,还有行业乃至整个民族的危机。



实体书店的倒闭风潮

午后的阳光透过厚厚的落地玻璃洒落在书架上,海量书籍按照文学、经济、管理等不同类别整齐地静躺于各个区域。与窗外路上的喧嚣相比,书店大厅里有着别样的安静,人们在书架前走动、寻觅、驻足,一本本不同的书被拿起、放下、带走,还有人席地而坐,看得入迷。这样的一幕,是我们熟悉的日常情景,然而却日渐成为大多数人的回忆。

近年来,国内实体书店的倒闭已渐成风潮。在2012年春节前,成都时间简史书坊、上海万象书店突然倒闭。在过去的10余年间,一家家实体书店相继停业,曾经是国内民营书店一面旗帜的光合作用书店关门歇业。走过了16年的辉煌历程、曾是北京文化地标的风入松书店宣告关闭。热闹一时的“24小时书店”思考乐因为资金链断裂撤出上海。上海地铁里的明君书店全线关闭。号称“全球最大全品种书店”的第三极书局、实力雄厚的外资贝塔斯曼、知名的席殊书屋等黯然离场。

季风书园是上海的文化地标,在鼎盛时期,曾有十多家门店,近些年却日渐沉寂。2010年7月,季风书园关掉了来福士、静安寺和地铁沿线等几家书店。目前,季风在市区只保留了陕西南路的总店,在偏僻的郊区华东师范大学校区里开了一家新店,同时在淘宝商城上开了网店,希望通过减少成本的方式,避过艰难的局面。很多人还记得2008年的“保卫陕西南路季风书园”行动,之前因为季风总店合同到期,无力承受大幅上涨的租金,面临停业风险,上海的媒体、学者、作家和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纷纷呼吁、帮助,最后市里高层领导过问,才最终以优惠的价格继续承租。

“实体书店在大规模死亡。欧美书店掀起倒闭浪潮,以前遍及巴黎大街小巷的书店,这几年都从街面上消失了,犹如经历了一场看不见的文化飓风。美国连锁书店博德斯最近宣布倒闭,上万名员工丢掉了饭碗。中国实体书店的命运,比西方更为悲惨。除新华书店能靠垄断和卖教辅而长期维系,大多数民营书店都岌岌可危。”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指出,书店大规模倒闭的原因,是它们面对文艺复兴以来从未有过的多重打击。“纸张价格不断上涨、电子书的问世和普及、大规模的网购和快递模式,都导致店面购书的衰落。新的电子媒介,具有传统书媒无法比拟的优势:销售成本大幅下降,给读者带来大幅度的让利空间。网购和速递创造了更大的便捷性,读者无需亲自前往路途遥远且书种不全的书店,省钱省时。这对于那些购书困难的中小城市居民,意义尤其重大。”

实体书店倒闭背后的行业混乱

2010年年底,京东商城高调杀进图书销售领域,与老牌网络书店当当网、卓越网大打价格战。而众多实体书店只有摇头叹息、隔岸观战的份儿。随着网络书店的兴起,实体书店已沦为网络书店的“样品店”了。而这份不公平,早在出版商那里已经注定。

“图书出版业现在是被网络销售牵着鼻子走。在国外图书业有个最基本的标准,规定出版商给各类书店的折扣要统一,以保证能公平竞争。但在国内,网络书店因进货量特别大,出版社给它们的折扣一般是4折,给实体书店的一般是7折。又因为出版社以4折的价卖书,没什么钱可赚,所以就提高定价,原来只要30块钱定到50块,出版社保持了利润,但实体书店的购书成本提高了,书价贵了,实体书店的读者也就越来越少了。可见网络书店不按规范做事,后面又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把图书零售市场搞乱掉了,实体书店生存的机会被挤压到非常小。事实上,现在整个书业的凋零,不只是几家书店的经营问题,而是多年来整个行业管理混乱积累至今的问题。”季风书园的董事、专栏作家小宝忧虑地指出,同时他回忆道,“以前鼎盛时期,整个市场还不错,各种书店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跟整个出版业也有关系,刚开始开放时,各大出版社积极联系国外的版权,类型比较丰富,照顾到各种读书人的需求。但是现在差的书越来越多。”知名学者周国平也有类似的感受:“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出的书基本上是以前的书重新出版,往往那些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书,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信仰,当然还出了别的书,但是这些书占很大的比重。可是现在的出版物里,那种在我看来是永恒的书所占的比重已经微不足道。现在出版向传媒看齐,这很不好。出版社多在炒作一些畅销书,打榜等等,在这方面花的精力太多。出版一定要坚持内容为王,如果出版业去干没有文化内涵的事情的话,文化真的是后继无人。”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表示,最近20年出版业开始进入资本时代,大型跨国的传媒集团开始大规模地并购各个具有品牌号召力的出版社。资本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像经营娱乐业一样开始经营出版业,指望他们投入的资本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回报。“这一些变化我个人认为无疑冲击着阅读行为,改变着社会的阅读风貌和价值指向。这些年向市场转型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西方出版业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跟美国同样的问题,打开我们的畅销书,里面充斥的大多数是娱乐性的书,养身类的书。跟风书、特价书为数不少,依靠买卖书号生存的出版社也不在少数。市场上弥漫的是价格战、版税战,我想这样的出版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阅读行为和价值取向,使得潜阅读、娱乐化成为当前阅读价值的一种倾向。出版当然有娱乐的功能,这毫无疑问。但出版的根本价值在于追求进步,未来的出版业似乎还要增加驾驭数字技术、唤起人格的新需求。”

而今,盗版猖獗对于实体书店也是一大打击。朱大可指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要建创新大国,首先要解决版权问题,否则文化创新没有任何生长的空间。书可以在网上下载,一分钱不花就可以看到,这会严重影响到实体阅读、实体书店的生存。”

书店的危机也是整个民族的危机

“在网络平台的冲击下,有些实体书店因为经营方式的落后、呆滞等,无法适应市场,需要进行新的整合,这是个正常现象,用不着担心。”著名作家陆天明有些激动地说道,“但有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就是我们现在的读书人严重减少。如果有生意,租金贵点怕什么?问题是没多少人买书了,书店即便是不用付租金也活不下去。现在中国人频频去国外抢购奢侈品,全世界都被吓到了,但是我们的人均购书量相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不太富裕的国家要少很多。这几年很多人挣钱挣疯了,忙着消遣,不看书,更何况是买书呢?所以洗脚店越来越多,书店越来越少。如果没有认识到根子在这儿,靠上海政府一年500万的补贴金能救得了实体书店吗?当然我们敬佩上海市政府,我们希望各省市政府都这么干,起码伸出援手。”

不少专家呼吁,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读书,这才是导致书店日渐式微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国民阅读急需拯救。根据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为52.3%,虽然比2009年的50.1%有所增加,但也表明至少有近一半中国人不看图书了。2011年7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年拥有图书仅为5.3册。去年8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布的《新媒体环境下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研分析报告》显示,17.6%的人“没有阅读习惯”,23.6%的人“转向数字化阅读”,有43.3%的人把不进行传统阅读的原因归咎于“学业、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一则报道显示,欧洲的年均每人纸质书阅读量是中国人的近20倍。在欧洲的城际火车上,总能看到乘客们手捧一书。

拥有汉源书店的摄影家尔冬强感慨道,“在伊朗这个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在德黑兰大学门前有一条街,几公里全部都是书店,有几百家,看着你就感动。仔细去看,每个书店的书都不一样,包括有专卖《古兰经》的,其他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也会到这里来买书,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对精神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上海这样的风景也有过,比如以前的福州路,可惜现在没有了。”

香港著名媒体人梁文道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很独特的一窝蜂的状态,喜欢群体地转向去干一些事,随着商业化大潮的来袭,可能我们集体地转向了某些娱乐形式、休闲形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读书就逐渐被抛弃了。“最近二十年中国人比较急躁一些,但读书恰恰是需要有某种程度的安静状态,比较能够沉静下来的状态,所以当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比较难培养。很多人认为读书就是上学,就是考试,就是为了应付一个学位的要求去读书,那么一旦我们所谓的书读完了,也就是上完学了就不用再读书了,这是中国人很常见的一个状态,读书就被限定为在一种学校里面做的事情,所以在阅读上,将来中国会往何处去,很难讲。”

“我认为读书无用。”在去年上海书展的阅读论坛上,易中天一抛出“读书无用论”就引起场下一片哗然。紧接着,易中天又慢条斯理地解释道:“‘开卷有益,读书无用。’中国人一讲到用就是实用,我读书了以后能挣多少钱,这类书当然已经有了,比如《怎样炒股》,但是好像写书的人都没有发财,对吧?《职场36》,他也没当老总吧。所以就是这样的玩意,就跟算命一样,算命的人永远算不清自己的命。你说这靠谱吗?为什么说开卷有益?书分两种。一种是谋生的,一种是谋心的。谋生的书我不称之为读书,那可以叫学习,或者别的方面。我说的读书是养心,谋心。现在很多很时髦的书是养身书。是吧?但是实际长养身之道首在养心,心态不好不可能健康长寿。你一天到晚气哼哼的,晚上蒙着被子发微博骂人。你说这人能健康长寿?不可能。养身之道首在养心,养心之法莫如读书。谋生的书是学习,学习就好比婚姻,它的目的性很明确,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顺便解决性欲问题。这是学习、谋生的书。读书就好比恋爱,真正的恋爱无目的,一定不带目的性你就爱上一个人,这是真正的爱。反正我把读书看成恋爱,把心爱的书看成情人,所以我不会去读电子读物,如果是我喜欢的书一定读纸质,而且要求装帧非常好,封面手感摸上去非常好。真正爱读书的人都是‘私奔’的,所谓‘私奔’就是老师在上面讲课,自己搁一本书在下面看,私奔。”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私奔”的人少了,“直奔主题”的多了。网络阅读、电子读物等新的阅读方式正在迅速蚕食着实体书店的读者群和消费群。“传统读书人的乐趣,是80-90后难以理解的。书和油墨所产生的香气,翻动字纸时的质感和响声,都是制造纸面阅读快感的源泉。电子阅读之际,手指在iPad屏面上轻触和滑动,制造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快感,但这快感不属于农业/工业时代,仅属于电子时代,它的特征就是与自然物的深度隔离。在纸质阅读被彻底终结之后,人类与大自然母亲的距离将变得更加遥远。”朱大可感叹道。周国平表示:“我基本认为浅阅读不是阅读,如果说用眼睛看文字就是阅读的话,那么上网看八卦也是阅读,我知道有些地方阅读人数的增加,是把这些都算进去了,这都是假的。真正的阅读就是一种文化的行为,通过文字进入文化传统中间去,进行思考。”

“越来越多的人整天晚上回来泡泡脚、看看各种电视剧,嘻嘻哈哈一笑就完了,还有一批知识分子支持文化就是消遣娱乐,有些电视台拼命地搞过度娱乐,这些现象导致的后果不仅是实体书店纷纷倒闭,而且是中国的精神防线全线崩溃。现在假货猖狂,问题在哪,没有精神防线,大家都在用唯利是图的方式挣钱,缺乏高尚的精神情操,那么高尚精神情操从哪儿来?读书啊。过去都是大道理,很明显现在不是了。”陆天明愁着眉说道,“很多书店难以为继,书的销售的危机,影响到出版的危机,创作家写作的危机,其实是全社会的危机。书店的倒闭只是一个迹象,如同皮肤上出现一个红斑,其实已经中毒了,如果不及早治疗就没救了,一个民族不读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这个民族肯定没希望。所以要从实体书店的倒闭看到我们民族存在的危机,整个文化建设的严重缺位,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所以之前我在作代会的一次小组会上说,必须看到现在到了极危险的时刻,你想一个民族若没有任何理想、信念,没有诚信,都不读书,晚上回来就泡个脚,在家嘻嘻哈哈,白天就想着怎样从别人口袋里掏钱去,大家都变成经济动物,只为自己活着,可怕不可怕?”

朱大可感言,在西方虽然不少书店关闭了,但是读书人没有减少,巴黎任何地摊上,卖的都是最前线的、第一流的科学家的书,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在中国了。“我们跟他们相差太大了,大部分中国人是不读书的,要读书就是手机阅读,看一些言情啊、玄幻啊以及一些恶俗的东西,喜欢阅读高端的、真正符合人类思想前沿的书的人很少。总体上来讲,中国人图书的阅读量跟西方比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文化衰退的一个迹象、征兆。”



实体书店的出路——

“销售”一种与阅读有关的生活方式

网络书店步步紧逼,数字出版也来势汹汹,前有狼后有虎,还要直面变幻莫测的市场大潮,实体书店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有着城市地标意义的书店,它究竟该何去何从,怎样才能拯救实体书店?这不仅需要书店的经营者跳出原有的刻板“条框”,在新时代探寻新“不死”之道,也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施援手。

多元化与个性化的生存之道

上海市政府“实体书店扶持政策”的出台鼓舞了业界的士气,不过,一些学者也指出,政府的扶持只能视作撬动整个出版业界生态趋向良性发展的一柄“杠杆”,而无法承受“力挽狂澜”的重责。

“书店倒闭得越来越多,这是严重的症状,就如同高烧到了39度,这高烧怎么引起的,肯定是内部大量的发炎,不能只是赶紧退退烧,仅仅吃阿司匹林是不行的,给点钱补贴一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陆天明忧心忡忡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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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认为,个性化、专业化都是面临变局而需进行的自我调整,书店业主千万不能固步自封,即便得到政府的支持,也不能打定主意靠政府一辈子,关键还要靠自己,这也要求书店业主在心态和经营方式上进行调整。

现今,以往单一的图书销售已难成气候,多元化发展成为实体书店主们纷纷选择的“突围”之路。不少书店开始在网络上开辟销售平台或者与咖啡吧、面包房或者文具店“联姻”,多元“转型”。上海书城先后进驻了星巴克咖啡、眼镜店等;博库书城将在宜山路店内开一家4D影院;上海大众书局,以全新面貌亮相的福州路店,营业时间延伸为24小时,为上海的爱书人士提供子夜去处。该书店还在店内设施布置和营业项目上进行了调整,店内提供免费无线上网,还增加了咖啡吧、创意产品区等。

提及实体书店经营的成功范例,很多人会立刻想到台湾的“诚品”书店,其模式概括来说就是shopping mall加书店。书店松散分布在多个区域,图书与音乐、咖啡、服装毗邻而居,自然融为一体。同时,诚品书店在卖书的基础上增加了阅读服务。书店不仅是卖书场所,也是阅览室,书店提供了非常舒适的阅读空间,大桌子大椅子,允许读者来摘抄。诚品书店的服务宗旨是:知识无终点,读书不打烊。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使得诚品成为了书迷们熬夜的天堂。同时,诚品不受畅销榜影响,经常会推荐一些受冷落的好书。此外,诚品书店秉持着人文、创意、艺术、生活的精神,每年举办约500场演讲与展览,成为了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享受,也使“诚品”成为吸引大陆、香港及全球华人游客的知名景点。“到台北,逛诚品”已成了许多游客的一句口头禅。“诚品”的成功,也无疑为未来书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2011年底,广州方所书店开张,选址在广州太古汇,在高端的商场与爱马仕等奢侈品店做起了邻居,店面达1800平方米,经营模式酷似“诚品”。

在市场大潮中,众多民营书店纷纷倒戈,而被视为南京“文化地标”、“中国最美书店”的南京先锋书店却在这股倒闭潮中逆市而上,2011年11月又新开张了两家分店。先锋书店创办于1996年,多元化、个性化发展是先锋书店屹立不倒且能向外扩展的法宝。所谓多元化发展就是“先锋书店+先锋咖啡馆+沙龙活动+周末青年电影+先锋文化创意产品”的模式,通过发展文创产业的方式带动图书消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锋书店特设了设计部门,自行设计文创产品,并外包加工,形成独具“先锋设计”风格的创意产品,所实现的盈利占书店总盈利的30%,使书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在“全球最美20家书店”排名榜上,北京的“蒲蒲兰绘本馆”、“老书虫书吧”和台北市东区的“好样本事”榜上有名。蒲蒲兰绘本馆是中国内地首家外资儿童书店,2005年由日本儿童绘本出版社白杨社开办。这里搜罗了全球最美的儿童图画书,主要针对0-10岁之间儿童的阅读需求。在上海的愚园路上,在街旁大树的掩映下,也有一家蒲蒲兰绘本馆,布置以“树洞”为主题,各种精美的绘本书按不同年龄段分区摆放,其中还点缀着店员们自己绘制的温馨小贴士。店长柴姗告诉笔者,在网购与电子图书潮流席卷而来之时,蒲蒲兰绘本馆的“对策”是专注经营童书绘本、细分阅读市场,同时为给顾客提供个性化的特色服务、增值服务。“每周我们这里有4次亲子故事会,顾客消费满50元就可以参与一次,此外,这里还会举办主题活动、主题派对,结合绘本做一些舞台剧、音乐剧,手工活动,我们不仅售书,也在推广绘本文化。有些妈妈会带着困惑过来,我们的店员除了推荐合适的绘本外,还会热情地向她们介绍如何培养孩子们的早期阅读习惯,加强亲子沟通。”

如今,数字出版化、数字阅读已是势不可挡,实体书店也可以“化敌为友”,变危机为转机。去年福州路上海书城2楼开辟了“新华e店”数字阅读区,通过使用苹果的iPad2、万利达、优派、爱可视及现代等品牌的平板电脑,为读者打造出一个全新的阅读专区。也有人建议,书店可以和数字出版相结合,在书店内,顾客既可以买纸质图书,又可以买到阅读终端后直接在书店购买电子书,或者在纸质书缺货的情况下,可在电子书库中调取电子文本,进行按需印刷。

社区书店:拐角处的文化空间

走进绍兴路幽静的汉源书店,古香古色的家具、摆件:钢琴、留声机、旧皮箱……静静躺在书架上的各类中英文书籍,以及进门书桌上摆放着的主人的几十本书籍,无不弥漫着一种怀旧、优雅的人文气息,彰显着店主的独特品味。

书屋的主人是著名摄影师尔冬强,他告诉笔者,20年前,他经常一个人在欧美旅行,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习惯去书店休息一下,看看书、喝杯咖啡,通过看当地书店的书了解当地的文化。考虑到上海没有类似的空间,尔冬强就按自己的喜好精心打造了汉源书店。这也可算是上海第一家集买书、看书、餐饮休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书店。早期这里也做了很多活动,包括诗歌朗诵会等,后来因为场地较小,转到了泰康路的尔冬强艺术中心。

“我一直反对建很多超大型的书店,所谓的航母型的书店,没有太大的意义,书店本身应该离住的地方不太远,居民从小区里出来,散步两三分钟,街道上的拐角就有一个书店,喝杯东西,聊一聊,随便挑几本自己喜欢的书,这种状态最好。这种书店的模式很温馨,就像社区的一个公共空间。现在社区里有老年人活动中心,比较简易型的,但人文精神提供的是不够的。”谈到这里,尔冬强笑着回忆起了一个细节,“有一次,我在逛国外的一家书店,书店不大,店员有点年纪了,驼着背,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后来一个老太太跑进来翻书,店员顺手摸了一下老太太的屁股,我们都笑了。他说,你们不要笑,我不是今天摸他,她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我就摸她了。这些街坊邻居和店员都是好朋友了,每天都要跑来这里转一转,喝一杯,开开玩笑或者问问最近有什么新书、有什么活动。这就是一个社区概念的书店,一个不大的区域里面的文化的中心,也是周边人生活的一部分,往往承载着他们的情感和记忆。在国外还经常有些感人的事情,比如很多老人过世了,有一屋子的旧书,会全部送给熟悉的书店,西方人有这种传统。上海是个流动的城市,有些西方人在回国前会专门跑来看我,送给我一些书。但是我几乎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人会送我书,除非是书的作者。”

一个周三的晚上,在南京西路静安别墅的一间小屋里,正放着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虽然投影仪效果无法与影院比,但是20多个年轻人还是选择冒雨来到2666图书馆,消费一杯饮料,挤在一起欣赏佳片。2666图书馆是五个上海文艺青年合伙开办的会员制私人图书馆,主打人文社科类图书,书架上除畅销书外,也有外文原版书、港台文学期刊等,这里还不断举办各种活动,放电影,搞讲座,请作家、学者、导演、音乐人来交流,场地虽然小,但影响很大,被誉为“上海里弄里的图书馆”。作为合伙人之一的媒体人石剑峰表示:“实体书店未来的趋势是,单纯卖书就是死路一条。书店应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是社区的公共活动中心,而不仅仅是贩卖书本和纸张的地方。要成为社区一部分,就要知道这个社区是什么形态的,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标准化的书店是没有希望的。”

有调查显示,读者所能接受的书店距离是坐公交车40分钟的车程之内,超过这一距离,读者就不愿意去书店买书了。所以一个城市一般只需要一、两个大型的书店就够了,留下的空白就需要星罗棋布的特色小书店、社区书店来填补。目前在上海,这类书店也越来越多,如由张爱玲故居改造的常德路上的千彩书坊、长乐路上的韬奋西文书局、巨鹿路上的渡口书店,南苏州路上的咖啡书仓、黄金城道上的墨啡等等。

朱大可告诉笔者,现在他买书基本上采取网购的形式,近一年几乎没有光顾过任何实体书店,除了家附近有一个叫做“尚书房”的小书店,主要是为了去喝茶,顺便买几本书。“它跟大多数书店一样,所赚的利润连房租都无法冲抵。店主后来把小店重新装修,弄成一个以喝茶为主的书吧,里面摆放沙发和中式家具,而以书架分隔出一些小的私密空间,以便顾客阅读、上网和密谈,很安静,比星巴克要好。除了经营茶和图书,店主还在夜间举办各种专题沙龙,邀请社区名人作主题报告,与读者一同品茶、论书及观看纪录片,形成中产阶级的社区交往平台。”朱大可认为,这种营销理念的变革,也开启了未来书店生存的一条全新道路。在这里店主经营的已不是单纯的图书,而是一种趣味、情调,跟阅读相关的生活方式,一种思想文化。

书店也可以是自己的书房,朋友的客厅

坊间流传着一个玩笑,如果你想要你的朋友破产,就让他开书店吧。租金越来越高,书的利润却很微薄,在网购、电子阅读等的猛烈冲击下,开书店几乎注定是个亏本的行业。当然也可以结合多元化业务,然而聊天话声、杯盆轻叩声成为书店的主曲,书架上的书成为装饰品,翻书声成为偶尔出现的辅音,那么这对所谓的书店而言,无疑是另外一种悲哀。

“要衡量一家书店的好坏,看的不是它能卖出多少畅销书,而是它能容纳多少常销书。”梁文道评价道,他也曾抱怨台湾的书市处在常销书不断萎缩、畅销书则排山倒海的畸形状态,一些书店嘈杂如同大卖场,“到这地步,书店终于退去它那虚玄气质的伪装,还原到最赤裸裸的商场本质。”在现今商业化非常发达的时代,实体书店本已岌岌可危,要经营一家有品位的、有自身态度的书店无疑难上加难,要坚持下来,更多的往往是依靠经营者的一种对书籍的纯粹热爱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维持。

很多人喜欢在汉源书店“偷得浮生半日闲”,每到周末,这里更是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朋友就跟尔冬强建议,这家店生意那么好,干嘛不开连锁店啊,全上海铺个几十家。“我没有想过这么弄,我从来没想过要把书店作为一个盈利的项目做,我不靠书店挣钱,我出的书也都是靠网络上卖。开书店对于我而言纯粹是个人爱好。当然,还有一个目的是卖自己的书、展示自己的书。”尔冬强坦言,以前尚未成名时,办展览难,出书难,要在书店展示自己的书也难,所以他干脆自己开艺术中心、在香港注册私人出版社,开自己的书店。“民国的时候,在朱家角这么个小镇上就有30多份报纸,为何那么多?因为官方报纸不好看,文人们聊得很开心,谈得蛮好,也想回报社会,阐发点思想出来,就一起办张小报玩玩,即便亏本也无所谓。以前上海的福州路上都是一排小书局,很多店主都是文人、编辑,靠写稿、去外面打工等方式来补贴书局。”尔冬强加重语气强调道,“开书店的,应该是一帮艺术家或者带有小资情调的人,不为挣钱,只为一种生活方式。文化不是靠政府施舍来做的,是靠热情,靠牺牲精神来做的。”

虽然不曾靠书店挣钱,但是尔冬强获得的远比金钱多得多。作为摄影师,尔冬强依然奔波在世界各地,实现着各种文化计划,不过他微笑着说,“倘若有一天我风瘫了,我就呆在这个书店,依然可以接待很多朋友,聊上三四个小时也无所谓,想想也是个很温馨的状态。”很多老朋友喜欢尔冬强的这家店,聚会、接受采访等都安排在这里,把书店作为了自己的客厅。通过书店,尔冬强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几年前,莎士比亚书店的店主知道了上海有家汉源书店,邀请尔冬强去他店里住几天,因为年纪大了,他还询问尔冬强是否有可能把莎士比亚书店盘下来,尔冬强跟他通过几次信,赠送了自己的书,虽然最终尔冬强没法去开店,但是这个经历也成为了一段佳话。此外,《尔冬强和86位上海美国学校的师生》这部口述史著作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也是在书店里邂逅的。

陆天明表示自己还是习惯于去书店购书,“进一次书店,就像进一次庙宇,六根清净,在书海里荡漾,其乐无穷。所以一定要提倡‘引诱’我们的年轻朋友进书店去,那是一种精神的享受,美妙的境遇。”。北京“单向街”书店开张时,老板许知远曾这样描述书店:“听莫扎特,喝啤酒,看迷惘一代作家的作品,身边偶尔经过像春天一样的姑娘。”当然,在书店邂逅的不仅仅是一本本奇妙的书,还有一群趣味相投的朋友。

“一次和btr、domanda在一家咖啡馆聊天。btr说,开午夜咖啡馆,就是把半夜打烊的咖啡馆,在下半夜接过来,继续营业。这时候,domanda说,那还不如开图书馆呢。因为她的梦想就是开图书馆。结果,那一晚就决定了,连运营模式和盈利方式全部想好了。”石剑峰告诉笔者,取名叫2666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波拉尼奥的书《2666》。当然这个名字也够怪。目前2666图书馆活跃的会员在150人左右。石剑峰说,“我们5个合伙人谁有空就去店里转转,但小昆和小石头去的比较多,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夏布洛尔咖啡馆的老板,夏布洛尔咖啡馆是2666图书馆的邻居。”在店里面,他们认识了非常非常多奇奇怪怪的朋友,尤其是几位每天到店里来的顾客,基本上这几位顾客比店家都熟悉店里面的情况,比如书在哪里,营业款在哪里等等。“有时候,你会发现,店里没有老板和店员,只有他们几个顾客在。作为他们帮我们看店的回报,我们的可乐他们随便喝。其中喜宝同学常常会在半夜帮我们关门,反正谁最后一个走谁负责关门,无论是店员还是顾客。”

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在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早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的象征,全世界的文人都趋之若鹜;在巴黎,海明威、费兹杰拉德、斯坦因等都曾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座上客,书店也成为了文学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在上海,季风书园成为了文化地标,汉源书店也成为了显示文化高度的标尺。世界上很多旅行书里都写到汉源书店,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有一位香港人向尔冬强感慨,“啊呀,上海文化真高啊,香港就没有一家这样的店。”虽然书店的经营只是个人行为,却能起到代表一座城市文化高度的作用。一个书店往往是一座城市的人文窗口,一座城市的人文风景,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所以书店的危机也牵动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心。

上海市政府推出每年拨500万支持实体书店的举措后,很多人鼓掌称赞。不过不少业内人士、学者在感受鼓舞之余,也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北京单向街书店负责人武延平认为,政府可以在税收上给民营书店和国有书店同等的待遇,免除或返还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样,民营书店才能拥有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张抗抗表示:“可以对书店的城市区域分布位置进行合理布局,在城区规划中为书店留下一角之地。”她建议政府考虑对实体书店进行大幅度减税;并把实体店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在文化发展机制上进行设计调整,鼓励创新;同时,建议设立图书公益基金等类似性质的民间或半官方机构,对资金流转困难的民营实体书店进行定期资助,可考虑在中国版权协会下设一个图书流通监管委员会。

尔冬强提议,也可以用500万奖励500个喜欢藏书的、对书有贡献的家庭,或给点补贴或送点书,同时他指出,文化应该是文化人自己的事情,政府也应该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此外,国外的一系列“倾斜”措施也可借鉴,法国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加拿大为独立书店购置电脑设备支付一半的费用,日本和韩国制定图书最低折扣以保护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处于平等的竞争舞台,在英国图书“零税”政策已执行了100余年。

“书店不仅仅是个单纯卖书的地方,它还具有阅读导向、信息收集、塑造城市形象、形成文化氛围等不同的功能,因此不能仅仅以经济效益来衡量书店的价值。”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文化产业系副主任周正兵说。正是看到了这份潜在的价值,在北京,有不少开发商开出相当优惠的条件,邀请书店进社区,以此提升小区的文化品质。上海市政协委员、知名主持人曹可凡提出,“拯救书店”光靠地方政府单方面努力还不够,还需要场地提供方、书店自身等形成合力。他还指出,除了民营书店自身应不断修炼“内功”、探索多元化的经营路径、真正提高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生存本领外,热心文化事业的房地产商、物业运营商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在住宅、办公社区内增设书店、阅览室等场所,并以更趋合理的租金价格与书店签订长期租约合同。“黄金地段,要有黄金收益。”这是大部分房地产商所奉行的信条,然而,黄金收益不能狭隘理解为经济收益,社会效益、品牌效应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而书店往往能成就这部分。

一座城市的魅力展现,并不仅仅是摩天大楼的铺排,众多奢侈品的展览,更应该在繁华外表下跳动着一颗具有人文追求、文化内涵的心。实体书店对于城市而言远远不只是买卖书籍的场所,更是城市人文精神的汇集。都市里的人们不仅需要一个家安稳地休息,还需要有一个书店让心灵诗意地栖居。因此,拯救实体书店,拯救的不仅是书店,是城市文化,拯救的还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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