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核心提示：1953年6月21日，88岁高龄的老伴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海峡彼岸，吴稚晖悲痛欲绝。10月30日，吴稚晖终于在孤岛闭上了一双老眼。临逝前，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将自己的尸体运到靠近大陆的金门“海葬”，以了却与老伴的情缘。
蒋介石答应了这位老“师爷”的要求，并特地召集临时中央常委会，成立了于右任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举行公祭。12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陈诚、于右任、王宠惠等人在台北松山机场为吴稚晖举行“海葬”仪式。蒋经国捧着吴稚晖的骨灰盒，走上了送灵的飞机，飞往金门岛。
这位后半生追随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永远静卧在万顷碧波中了。
“老师爷”吴稚晖（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8期，作者：左玉河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原题：《“老师爷”吴稚晖》
在南京官场幕后，吴稚晖素有“疯狗”和“妖怪”之称，逮着谁咬谁，资深要员、各界名流都畏他三分。可唯独有三人他不敢骂：孙中山、蔡元培和蒋介石。蒋介石需要帮忙时，他会主动献计献策；蒋介石遇到难关时，他会做其他人想做又不好做、不敢做的事；而在平时，他则养气待发，时刻准备听从蒋的召唤。
与陈独秀对骂
作为蒋介石的老“师爷”，吴稚晖辅佐蒋介石的第一个得意之笔，就是弹劾共产党。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他指着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鼻子骂共产主义。
1927年2月19日，中共在上海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吴稚晖利用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资格，倚老卖老，劝阻起义的准备，并认为共产党发动起义是无意与国民党合作的表示。他说：“难道国民党还不够革命吗？倘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我站在国民党地位敢提抗议！”
吴稚晖的言行，令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非常不满。他致函吴稚晖：国民党与共产党万万不可分离，共产党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他特别强调：“我为此言，誓以人格为担保，望勿为右派浮言所动，以至大家闹无谓意见，而为敌人所喜。”
1927年3月6日，吴稚晖在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谈话。他对陈独秀说：“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者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
陈独秀大笑道：“稚老，你太迂阔了！试看现在的世界，尽是共产革命的世界，实行共产，怎能在二百年后呢？”
吴稚晖则骂道：“现在中国不具备实行共产的条件，你们何必急切轻挂招牌，只是疯癫！是挂狗头卖羊肉！”
陈独秀更不相让，对骂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共和孰优？”
吴稚晖知道陈独秀态度坚决，便突然问：“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
陈独秀胸有成竹地回答：“中国实行列宁式的共产主义（指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只要20年时间。”
吴稚晖听罢双脚直跳：“如此，国民党生命只剩19年了，前时孙总理答越飞：国民革命完成应需30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大趋向，并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陈独秀坚定地说。
与陈独秀当面论争后，吴稚晖痛感共产党“取人性命太急”，自觉地成为蒋介石反共清党的“黑高参”。
“清党分共”急先锋
1927年3月下旬，吴稚晖与蒋介石商谈反共大计。4月3日，蒋介石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与汪精卫秘密会谈。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新领袖的权威，首先发言：“汪主席刚刚回到上海，一年来的党事国情变化，绝非是开这样的会议所能讲清的。我个人的意见，今天就议两件事：一是赶走俄国顾问鲍罗廷，一是清党分共。”
“我完全同意蒋总司令的意见！”吴稚晖第一个表了态。接着，他又分析了政治形势，讲了驱赶鲍罗廷和清党分共的必要性，旋即话锋一转，说：“兆铭同志！你就留在上海，领导大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为。对此，我想先总理在天有灵，也会说上一句：兆铭为党国办了一件大好事！”
“稚老，话可不能这样说啊”，汪精卫被逼得无路可退，只好说：“先总理亲手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怎么能改变其建国方略呢！”
“我看一定会改变其建国方略的！”吴稚晖引经据典，大讲历代圣皇贤君都顺应时代，改变祖宗法度的历史，又以权威的口气说：“我们都是跟着先总理革命数十年的老同志了，谁都知道孙先生一生最大的长处，那就是朝闻道而夕改，绝不坚持己见而贻误革命的大业。”
吴稚晖的发言就像活跃的酵母，很快在与会者中引起了连锁反应。有的指出孙中山先是联合袁世凯建立民国，后又发动二次革命讨袁；有的指出孙中山先是信赖陈炯明，而后又义无反顾地大加讨伐；有的索性指出孙中山先确立的是旧三民主义，而后又提出新三民主义……总而言之一句话：孙中山先生如果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主动地抛弃亲自制订的三大政策。
蒋介石等众人发言完毕，引而不发地说：“汪主席，今天唯有您能担此大任了。我以为您就学着总理的样儿，领着大家快刀斩乱麻地清共吧！”
蒋介石“请君入瓮”，汪精卫沉吟片刻说：“诸位说的不无道理，但我不赞成立即分共，希望能暂时维护合作。”
“请兆铭同志谈谈怎样解决维持合作的问题”，吴稚晖怒气冲冲地质问。
“首先，由我向武汉的中央建议，慢慢地排除中共在党中央、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汪精卫不紧不慢地答道。
“这样说来，汪主席不同意我们马上赶走鲍罗廷和分共？”蒋介石逼汪精卫当众表态。
“是的！”汪精卫大声回答：“三大政策关系重大，如果改变，应该召开中央全会解决。”
吴稚晖气得浑身都有些颤抖了：“再开啊，我可以做此预言：共产党就要取国民党而代之了！”
汪精卫提出：“可以提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决议来改变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倒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
看到汪精卫如此坚持己见，双方辩论短期内分不出胜负，吴稚晖激动地离开座席，一步跨到汪精卫面前，拱起双手，饱含着热泪，有些发抖地说：“兆铭同志！看在党国的份上，你就改变袒共的错误想法不行吗？”
汪精卫被吴稚晖不容声辩的质问弄得不知所措，还未等他开口，只听“扑通”一声，吴稚晖跪在了汪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说：“我请求汪主席改变袒共的态度，留沪领导我们大家坚决地清共！”
与会者被吴稚晖下跪之举惊得愕然，会场空气顿时激荡。汪精卫很快从震愕中醒来，为了摆脱这尴尬境地，边退上楼边连连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子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汪精卫的“克星”
吴稚晖虽然喜欢骂人，但骂得很有分寸：对蒋介石是从来不骂的；对蒋介石喜欢的人是似骂非骂；对蒋介石反对的政治集团和个人则是破口大骂。他与蒋介石的笔杆子、御用文人、文胆不同，这批人是以笔耕为主给蒋介石帮忙，而吴稚晖则以长辈和过来人的身份，以打嘴仗为主给蒋介石帮腔。
大骂倒蒋派，是吴稚晖给蒋介石帮腔的重要内容。蒋介石在南京篡权执政后，接受杨永泰的“削藩”计策，向国民党各实力派开刀，仅3年时间，就基本制服各路“诸侯”。蒋介石消灭各路“诸侯”主要用了三样法宝：一是依靠强大的中央军武力讨伐；二是以江浙财团为后盾，用“银弹”收买对手；三是依靠一帮名人大佬，帮着摇旗呐喊，用“中央”、“法统”的牌子压各路军阀，占有心理和舆论上的优势。
吴稚晖在蒋介石平定诸侯的战争中，以“拉”和“骂”为手段助蒋，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吴稚晖此时期“骂”各反蒋派的文章中，以《从东说到西——最要紧是一个根本原则》一文最著名。
他骂冯玉祥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劝冯在乱世不要自信能捣乱，他注定做不了曹操式的成就，因为冯玉祥是“草包出身”。
他骂阎锡山是“治世的村中俏，乱世的狐狸精”，终有一天会被“摄入净瓶”中。
他骂汪精卫是“治世的好阿囝，乱世的泥公仔”，成不了多大气候，终会“跌进汤罐里，愈弄愈糟”。
吴稚晖用他那喜怒无常、嘲笑谩骂之笔，将这些“党国”要人骂得抬不起头来。
不知从何时起，吴稚晖就是看汪精卫不顺眼，寻着机会就将汪臭骂一顿。1932年初，“蒋汪合作”的新阶段开始了，吴稚晖也暂时“封嘴”了。
然而，抗战开始后不久，汪精卫便叛逃当了汉奸。蒋介石非常难堪，急命陈布雷撰文谴责汪的卖国行为，以挽回国民党声誉。吴稚晖更是震怒，他按照蒋介石的基调，将汪精卫等一伙汉奸骂得猪狗不如，名誉扫地。
12月25日，吴稚晖先给素称“女中豪杰”的陈璧君写信，劝她说服汪精卫以民族大义为重，莫作汉奸：“自古无不亡之国，亦无不死之人。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为被诱而死，国为被诱而亡，均为民族之耻。”
吴稚晖刚发走这封快信，汪精卫便发表“艳电”，公开投敌了。吴稚晖气得大骂不止，并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起草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案：“汪兆铭此种行动，其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
吴稚晖的骂法非常特别。他把汪精卫一伙的名字都加以改称：汪精卫被他称作“汪精怪”、“白羊精”、“白虎精”，陈壁君则是“陈屁裙”，汪精卫的心腹褚民谊变成了“鼠蚊蚁”，大汉奸周佛海则成了“周狒黑”。这种古怪的骂法，使人们一提起名字，就产生厌恶之意。
在汪精卫一生中，最得意的一笔是辛亥革命时入京刺杀摄政王。刺杀未遂被捕后，汪写下了“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丽诗篇。这首诗的英雄气概曾激励了许多青年，汪精卫也因此成为革命青年敬慕的英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昔日的反清义士，却堕落成可耻的汉奸卖国贼。吴稚晖痛骂道：“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虽只八字，却是一针见血，一时传颂人口，无不击节称赞。这两句“名骂”，深深刺痛了汪精卫的肺腑。据说汪精卫见后，三日吃不下饭。
人们都说“吴稚晖是汪精卫的克星”，此言不虚。
替蒋奔走卖命
如果认为吴稚晖只会骂人，那可大错特错了。
吴稚晖不仅会骂人，还会吹捧人。只是他所骂的人，必定是蒋介石不喜欢的；而他吹捧的，却是蒋介石喜爱的人。
在南京政府里，吴稚晖对蒋介石之忠是出了名的。与张静江、蔡元培等其他国民党元老比起来，吴稚晖主见最少、骨气全无，不顾他人耻笑，一味紧跟蒋介石。正因如此，他始终得到蒋的重用和敬重。
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三全大会即将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为了将占据两湖、广西的李宗仁和盘踞广东的李济深各个击破，特别邀请李济深居中调停蒋桂矛盾，目的是将盘踞广东的势力一网打尽。李宗仁劝李济深不要到南京，如果去，则广东地盘必为蒋所得，则桂系失去援助，蒋桂战争必不可免；如果不去，则有可能制约蒋介石，使其不敢轻启战端。
蒋介石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特派吴稚晖赴广州专程迎接。吴稚晖立赴广州，软硬兼施，硬是将李济深从广州拉到了上海。3月11日，刚到上海的李济深立即与李宗仁、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商量对策。李宗仁再次劝阻李济深不要去南京，但蒋介石却严令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四元老，一定要把李济深请到南京来。
四人立即到上海拜访李宗仁，并约见李济深。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此事并不热心，倒是吴稚晖特别能体谅蒋的用心，显得特别活跃。
“蒋先生命我们四人来劝任公入京面谈，请任公不要推辞”，吴稚晖代表四位元老说。
“蒋先生对我素有成见，此次烦请诸位来请，更说明其中有问题。蒋先生能保证我入京后的安全吗？”
吴稚晖立即说：“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李济深，字任潮——编者注）入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任潮如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李宗仁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去南京谈判，究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吴稚晖仍旧坚持，甚至说：“如果蒋先生不顾人格，自食其言，我便当着蒋先生的面，在墙上碰死！”
“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李宗仁忙说。
吴稚晖一听，大为生气，跳着脚说：“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最后，李济深经不住吴稚晖的一番“诚意”，表示：“我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3月13日，李济深不顾李宗仁的劝阻，从上海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李济深到南京后才发现：蒋介石早已决定对桂系用兵，并且正在进行西征部署，自己入京，正中了蒋的圈套。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将李济深幽禁在南京汤山。
至此，吴稚晖等四元老傻了眼。吴稚晖急得在室内团团转，蔡元培则一怒离开南京到上海，张静江气得大骂：“老三太不给我们面子了，这种事都能做出来！”
蒋介石趁桂系群龙无首之机一举将其击败，占领武汉，并直捣广西桂系老巢。
吴稚晖能怎么样呢？他不敢得罪蒋介石，也觉得对不起李济深，只好常去汤山看望，表示尽快救他出来。吴稚晖发誓不再替蒋介石干这种丧尽“人格”的事了。但吴毕竟不比张静江等人“洒脱”，怨气消解后，他仍替蒋奔走卖命。
多次谢绝官职的“局外人”
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声称要反对一切权威的吴稚晖，对政治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对当官也没有太大的“瘾”，但却能为蒋介石奔走呐喊、出谋划策，真是令人费解。
1925年，吴稚晖听说老朋友李石曾要去做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便去信劝告说：“官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不问国事，那是吾民之大劣点；一问国事，便同做官连起来，又是吾民之一大谬点。必要倡出一种做官是万不得已，只去吃苦的风气来才好。”
吴稚晖这段文字，为当时教育界和政界的很多人推崇。“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成为吴的“名言”。
吴稚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翻阅吴的个人历史就会发现，像他这样的国民党大老，在政府中所任过的官职非常少。在国民党 “一大”上，吴稚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到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升任常委。这是吴稚晖一生中任职最长的职务，除此之外，很少看到吴稚晖还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什么“大官”。
吴稚晖不是没有做大官的机会，但他一次次地推辞了。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他当过几个月的国府委员，随着蒋介石的下野，他也辞职了；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拒绝赴任；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时，蒋内定他为监察院院长，他拒绝接受。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据说有人想推举吴稚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吴稚晖何等聪明，立即晋见蒋介石，探听到蒋有意继任，便谢绝了那些元老们的推戴。
元老们仍极力劝说，吴稚晖连连摇摇头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样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的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推举者看到他不愿做主席，便问：“稚老，你看谁继承国家主席位置更合适呢？”
吴稚晖假装愤怒地说：“真是有眼无珠，孺子不可教也。唯有蒋总裁能领导中国军民抵抗倭寇，他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他雄才大略，还有比他更适合的吗！”
一番话直说得这些人茅塞顿开。蒋介石听说后，从心里高兴。故此，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后，特别指派吴稚晖作为监誓人，以示对他的敬重。
正因如此，台湾学者张文伯曾说：“他（吴稚晖）没有赫赫功勋可记。如有赫赫功勋，也不愿记在他的名下。他生平是立志不做官，不言禄的。”
倒蒋派不做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是不满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一些名流不愿接受蒋的任命，是为了隐居清静或从事其他专业；而吴稚晖不做官，却是为了更好地为蒋效力。他曾一再表示：“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过问国事，帮蒋先生说话，不是比在南京政府里任职的人说话更方便吗？”
金门海葬“老师爷”
吴稚晖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甘心“忍辱负重”，但对日本侵略却是义愤填膺。他对卖国求荣的汉奸口诛笔伐，对抗日英烈极力表彰。
1939年冬，吴佩孚在北平被日本人杀害，重庆各界特开追悼会，对这位不向暴日屈服的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吴稚晖以左袖掩面，右袖摆拂，走着京剧中的台步，来到台前，垂下袖子，露出真面目，说：“自从我们吴姓出了一个大汉奸吴三桂，近三百年来，姓吴的人都没脸见人。如今好了，吴姓出了一位大忠烈吴佩孚，我们的脸上可大有光彩了！”
在国民党内，吴稚晖是以幽默闻名的。抗战时期，在重庆、昆明等地，有几位年老的社会名流与年轻姑娘缔结良缘，当时有人纷纷传为佳话，吴稚晖却笑着批评说：“年轻的女人嫁老头，不是图财，就是害命！”靠着这种乐观、诙谐的人生态度，吴稚晖在重庆度过了抗战最艰苦的岁月。1945年8月，当抗战终于胜利的消息传来后，81岁高龄的吴稚晖当门而坐，开怀大笑，欢乐之情无异于一般少年。
但形势的发展使这位“达观”的元老越来越沉默了。仅仅3年时间，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便江河日下，遭到彻底失败。吴稚晖为国民党统治的行将垮台忧心忡忡，体力大衰，疾病缠身。已是85岁高龄的他心灰意冷，决心与老伴留在上海，度过风烛残年。
然而，蒋介石离不开这位一生效忠自己的党国大老。1949年2月24日，蒋介石派蒋经国乘专机将他接到台湾。因匆匆而去，两万余册藏书未带走，结发几十年的老伴不愿逃亡而留在了上海。
1953年6月21日，88岁高龄的老伴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海峡彼岸，吴稚晖悲痛欲绝。10月30日，吴稚晖终于在孤岛闭上了一双老眼。临逝前，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将自己的尸体运到靠近大陆的金门“海葬”，以了却与老伴的情缘。
蒋介石答应了这位老“师爷”的要求，并特地召集临时中央常委会，成立了于右任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举行公祭。12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陈诚、于右任、王宠惠等人在台北松山机场为吴稚晖举行“海葬”仪式。蒋经国捧着吴稚晖的骨灰盒，走上了送灵的飞机，飞往金门岛。
这位后半生追随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永远静卧在万顷碧波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