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姓名，是人类为区分个体的特定名称符号。在咱们中国古时，每个人往往拥有姓、氏和名、字。姓、氏代表的血缘、血统关系，是公共的，而氏代表的是一种身份，平民没有；名、字则是个人的，人生来就有名，而字则是成年后才取的，供他人称呼而获得尊重。到了汉朝，姓和氏不再区分而合一，但名和字却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具体见拙作：“文化趣谈：古人的姓氏与名字的由来和涵义”。
翻看东汉、三国、西晋300年史，我们惊异发现：史载的诸多历史人物的人名绝大多数是单个字的。两汉皇帝共计28位，西汉15帝中只有昭帝刘弗陵、平帝刘箕子（即帝位后改名“衎”，读kàn）为两字名，而东汉13帝则全部是单字名。喜欢看《三国演义》的朋友，更是看到单字名比比皆是，如曹操，字孟德；孙权，字仲谋；刘备，字玄德；关羽，字云飞；张飞，字翼德；诸葛亮，字孔明；司马懿，字仲达……。但三国人物中也有两字名的，如严白虎、裴元绍、王子服、黄承彦（诸葛亮的岳父）、苟巨伯、刘盆子……，不过这些人要么是隐士，要么是以字行世，要么乳名未改。而在皇家权贵、知识分子中，显然是找不出双字名的，这真是怪事啦！为此，乐奀查找收集了相关历史资料，试图解开相关文化之谜。
一、王莽复古改制之说
史载，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致。话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汉书·王莽传》记载：莽辅政，便实施二名之禁，莽传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语，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汉书·王莽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莽长孙王宗，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并贬官爵，改封号。从中不难发现：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就是两个字；但在他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人犯法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可以这么理解：取两字名可是件低贱、贬辱、不光彩的事哟！
尽管王莽执政时间不长（新莽政权只存在15年），但这种规定还是作为一种习惯风气被继承下来，尤其在富家权贵、知识分子家庭中，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三国时代。
二、周秦时期崇尚单名的文化传承之说
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东汉、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
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以单名为主，崇尚单名已成一种社会潜意识。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但并不禁止二名，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在两周时期两字名就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辟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郑庄公名寤生，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这也佐证：由于数千年的习俗使然，取单名之俗自然会代代传承下来，而非“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这种出自一人一时之劳。但不能不说，王莽主张的“二名之禁”，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已。
三、避讳之说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上必须回避君主、尊长的“名讳”的一种要求，通常只限于君主、尊长之本名，其字号则无必要。避讳之说起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他方法回避之。在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周代用避讳事奉神灵，人死之后，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两字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但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人名要避，活人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吕后名雉，故将文书中凡遇“雉”字，一律用“野鸡”二字替代；汉文帝名恒，于是把姮娥改叫“嫦娥”，把恒山改叫“常山”；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将“秀才”改称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就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也都改成姓“贺”了。
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严厉，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诏日：“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两晋时期也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由于涉及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因为单名所讳之字要比之两字名少一半！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今难言而易讳。”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避免了“难言而易讳”。如汉元帝刘奭、汉成帝刘骜、汉平帝刘衎、汉章帝刘炟、汉和帝刘肇、汉质帝刘缵，以及魏明帝曹叡、高贵乡公曹髦。最神奇的要数东吴景帝孙休给四个儿子取的名：孙（雨+單，音湾），孙（雷+大，音公），孫壾（音莽）孙（亠+先+夂，音褒）。这些名字若拿到现在，非把学校老师同学、单位人事经理等弄傻了不可，写出的字一个不认识，关键是新华字典还查不着、电脑里更打不出来，好在那时帝王之家的名字不像平民百姓那样常用，不会发生人名称谓上的困难。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一来，高官贵族乃至士农工商们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家讳，也纷纷效仿采用单名。于是，神州大地单名大倡，《后汉书》、《三国志》所见之人名，几乎全是单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出现五胡乱华，少数民族纷入中原，汉族人建立起的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避讳之说了。于是，神州大地两字名自然又逐渐多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