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云居寺 |
隋称智泉寺，又名西峪（域）云居寺、西峪（域）寺，位于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白带山下，是北京著名的佛教圣地。
卍云居寺山门 |
唐云居寺的创建还有一段机缘。刘济唐元和四年（809）《琢鹿山石经堂记》：“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唐临《冥报记》也对此有记载，静琬早就有建寺的打算，但由于缺乏木材一直未能如愿。事有凑巧，唐贞观五年（631）六月，一夜大雨，引起山洪暴发，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漂至白带山下，于是静琬招来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建起了云居寺。云居寺创建时形成了三院格局：即东峪（域）云居寺，又称东云居寺、东峪（域）寺，在石经山以东；西峪（域）云居寺，又称西云居寺、西峪（域）寺，在石经山以西，即今之云居寺；中峪（域）云居寺，又称中云居寺、中峪（域）寺。此外，石经山上以华严堂为中心，形成了石经寺（又称云居上寺、雷音寺）。在距云居寺不远的岩上村，还有专供刻经的磨碑寺。
卍石经山顶金仙公主塔 |
静琬的第三代弟子惠暹对云居寺进行了第一次重修。唐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请唐玄宗御赐云居寺经卷，并将云居寺四周东接房南岭，南逼他山，西止白带山，北限大山分水岭的大片山场划给云居寺作为刻经费用。云居寺僧人特于白带山顶的石塔上刻下铭文，这座石塔世称金仙公主塔，此塔为笋状四面小石塔，通高3.67米，其下部由四块汉白玉石板竖砌成方形龛状塔身，龛门浮雕拔券，门两侧各浮雕金刚力士一尊，上部为七重宝檐，宝珠刹，造型酷似西安小雁塔和云南大理三塔。金仙公主塔虽历经1200年现在仍完好地立于白带山顶。唐会昌三年（843），武宗废佛，云居寺横遭劫难，后虽得恢复，但唐末至五代的战乱使石经刊刻被迫停顿下来。
卍 云居寺北塔（罗汉塔） |
金代直至金明昌年间（1190—1195），云居寺并未因朝代更替而间断刻经事业。金大定二十年（1180），义谦法师继任云居寺住持，改律为禅。金世宗子、章宗伯父完颜永中施刻《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就在义谦住持之际。义谦对云居寺“重建廊宇，别建僧庵，西序东厨，焕然顶新”，当时长乡城（今良乡城）义井院，李河（今琉璃河镇）灵岩寺以及歧阳（或今吉羊村）开化寺皆请义谦为提控宗主。
金贞祐三年（1215），蒙古大军攻破辽中都，大元一统后，云居寺得到元统治者的重视。元延祐二年（1315），元仁宗命朝廷官员明里董阿前往涿州代仁宗进香，顺道至云居寺视察石经。回京后，奏请元仁宗赐经律论一大藏，藏于云居寺内。元朝的文宗、宁宗之际，云居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复，至元宁宗至顺三年（1332）才告结束。元至正元年（1341）四月，高丽僧人慧月，修葺了石经山华严堂，并补刻了堂内残损的五块经版。
卍石经山雷音洞 |
清代，云居寺改为临济正宗，世代相传，但“颓者益颓，而残者日就剥落”。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终于迎来了中兴之祖，后被尊为云居寺重开山第一祖，临济正宗第三十三世的溟波大师任住持。溟波自述系替其父死而复生延寿十二年而自小舍至天仙庙落发，后在北京悯忠寺受具足戒，师从天津如来庵大博禅师开悟，40岁入主云居寺。溟波是清康熙年间的著名高僧，蜚声遐迩，曾得康熙帝亲自垂问法力，并赐白金30两添钵。溟波主持下，云居寺共修复建设殿宇、禅堂、寮房、厨库200余间，整修了西域寺、东域寺、梦堂庵、云居寺双塔、戒坛，以及石经山藏经洞、暴经台等一应建筑。此后重开山第二代圆通法师继承乃师遗志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将云居寺重修工程告竣。圆通的弟子重开山第三代、传临济正宗三十五世了尘法师也是一代有作为的住持，移大悲坛，修两壁僧寮，建藏经阁。圆通、了尘与重三代、传临济正宗三十五世光泰法师三人所处的正是清康乾盛世，也是清代云居寺蒸蒸日上的时候，后世将清朝前三代重开山祖师圆通、了尘、光泰并称云居寺“三公”，并将他们三人的遗骨分别安奉在三座形制相仿的覆钵式塔中，墓塔均为东向，石砌覆斗座，覆钵塔身，塔刹为十三天承宝珠，通高均为七米，并列位于云居寺北塔以北的平台上，俗称“三公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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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 云居寺三公塔 |
“七七事变”发生后，云居寺历遭兵灾，从此走向衰落。1942年，日本侵略军大肆轰炸云居寺，使这座千年古刹成为断壁残垣，但云居寺的山门却奇迹般地屹立不倒。云居寺重开山第十三代，临济正宗第四十五世，云居寺最后一任住持纯山在1948年协助爱新觉罗·溥儒撰成《白带山志》时，在序中写到：“逢中日事变，历遭兵匪之燹。全寺荡然，悉成灰烬。”
白带山，现名石经山，又称小西天，海拔450米，位于云居寺东北1.5公里处，是太行山的支脉，每逢阳春丽日或夏雨初晴，山腰常有白云缭绕，如纱如素，如练如带，故名白带山。从白带山攀登，途中有座古寺，创建于唐代，名施茶庵，过施茶庵，石径迂回，援阶而上，山腰处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自隋至明雕刻的石经4196块。在9个藏经洞中有一个开放式洞穴，即雷音洞，又叫华严堂，是石径山最早的一座藏经洞。雷音洞内有4根石柱上面雕刻有佛像1056尊，故称“千佛柱”。石径山上有唐塔两座，分别为金仙公主塔与单层小石塔，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在南北朝时历经两次法难，一是北魏太武帝时期，一是在北周武帝时期。灭佛废佛在佛教徒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担心法难再起，考虑如何能保护佛经，使其历法难而不毁，长存于世。受前朝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启示，北齐时期出现了石刻佛经。为防法难再起，隋智泉寺僧人静琬在1400年前发下弘愿，要刊造《华严经》等12部佛经于石板之上，从此开启了绵延千载的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静琬选中房山盛产汉白玉的大石窝附近的白带山，是因为这里盛产汉白玉和青石料，而且白带山山深林密，远隔尘嚣，既是清修胜地，又是镌经藏宝的理想场所。静琬是秉承其师南岳天台宗二祖北齐慧思大师的师咐，慧思大师深感法灭危机，为有效保护佛藏，发愿刻石藏以不朽。静琬刻经之举受到了大隋朝野的支持与响应，隋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临幸白带山附近的涿郡（今北京），皇后萧氏施绢千匹以助静琬，于是朝野上下争相为静琬刻经施舍财物。静琬时期所刻石经至少有《华严经》（晋译）、《法华经》、《金刚经》等9部，最初刊刻的《华严经》现藏于石经山雷音洞左之第8洞，《法华经》等则嵌刻于雷音洞内的石壁上。此后，唐刻经事业历经玄导、僧仪传至惠暹、玄法，在盛唐开元天宝年间为房山刻经的全盛时期，得到了唐玄宗第八妹金仙长公主的大力支持。唐开元十八年（730），玄宗经金仙公主奏请颁赐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刻经底本，命长安崇福寺沙门、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智升亲自负责运送至云居寺。在惠暹和玄法刻经时，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藏经已满，于是又在雷音洞下开凿二洞（堂），现编号为第1与第2洞，将所刊刻石经藏于此洞内。玄法时期于唐开元末年开始刻造玄奘所译长达600卷的巨部佛经《大般若经》，唐天宝十三年（754）刻至163卷。经安史之乱，房山刻经却未停止，自唐贞元五年（789）至唐元和四年（809），受幽州节度使刘济的施助，用了20年左右，续刻了《大般若经》300卷前后至412卷的100余卷，终唐之世，这部《大般若经》续刻至第520卷左右。唐武宗废佛，云居寺因此而衰败，五代时期刻经也因战乱而中止。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涿州刺史韩绍芳游览白带山发现了刻经始末，乃奏请圣宗皇帝恢复刻经，圣宗赐普度坛利钱为刻经经费，又委派瑜伽大师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重启辽代大规模刻经。韩绍芳先补刻了《大般若经》中残损的10卷经文，接着又开始从521卷刻起，续刻了最后80卷。辽重熙十年（1041）九月，涿州刺史刘湘承袭前任韩绍芳续刻《大般若经》至第600卷，计经碑240条，最终完成此经的镌刻。《大般若经》的刊刻历经唐至辽代共计300年时间，共刻石1512条，是房山石经中最多的一部。此后，至辽清宁三年（1057）云居寺刻完全部《大宝积经》120卷，计经碑360条，至此完成所谓的四大部经数，即《华严经》、《大涅槃经》、《大般若经》和《大宝积经》。辽代的早期刻经均藏于石径山藏经洞内，后由于石径山各洞已满，至辽大安年间的通理大师时开始改单面刻经为两面刻经，并由大板改为小板，大字改为小字。通理师徒所刻的4000余片经碑和道宗刻经碑180片，均暂时放于山下。金人继辽代之后续刻自辽代开始刊刻的《契丹大藏经》，并因此才使此经留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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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隋智泉寺慧思与静琬法师的法难担忧并不是不无道理的。1942年，当日本战机的炸弹将千年古刹云居寺夷为平地的时候，云居寺藏经阁内的经书都被化为了灰烬，但在白带山上的藏经洞内，在云居寺南塔地基下的石经地宫内，千百部佛经却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也正是由于这批石刻佛经凝聚了中华历时1300多年来的璀灿文化和多少佛教信徒的无穷愿力，最后才又催生了云居寺的火中涅槃，灾后重生。
很久以来，房山一带就流传着一句民谚：“山门不倒，寺必重修。”岁月无终，云居永存。1961年3月4日，云居寺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8月2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决定收回云居寺庙址，1983年春北京市文物局拔款4.3万元，收回南尚乐乡水头村所占云居寺庙址49.5亩。1983年7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大西北，途经云居寺，从上中院火车站下车，参观了云居寺遗址和石经库房。当读到嘉庆御碑《云居寺瞻礼二十韵》之：“信马陡坡陀，回首林烟漠。”不禁感慨现在的云居寺周围山野已是“回首竟石头”，胡耀邦当即指示，要植树造林，保护文物遗产。1984年4月19日，北京市政府在云居寺召开市长办公会，决定修复云居寺，并筹备成立“云居寺修复委员会”。1985年6月，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后为何鲁丽）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名誉主任。自此，云居寺的修缮工程正式开始，国家不仅投入千万元巨资，海外侨界、佛教界人士也发起为云居寺修复捐资活动。至1988年8月，北京市公路局投资1200万元兴建了长沟镇至云居寺12.1公里的公路，改变了云居寺交通闭塞的状况。自1987年10月1日云居寺正式向游人开放以来，二十几年来，接待了3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驻华使节和各界人士。1992年云居寺被评为北京旅游世界之最。1999年5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云居寺恢复宗教活动，使其重现了昔日的无限风光。
如今的云居寺，占地面积六万多平方米，由赵朴初居士题写的“云居寺”寺匾悬于寺门之上，山门前有汉白玉的款龙桥和台阶石狮，整座寺庙，依山而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即天王殿（山门）、毗卢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弥陀殿与大悲殿，各殿逐次提升，各正院之旁又有配殿，蔚为壮观。云居寺中路以北为行宫院，寺之北部有北塔罗汉塔、三公塔，右侧有石经地宫和琬公塔、压经塔（即续秘藏石经塔）。
如今的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粹之地，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和木版经，号称三绝。石经为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共1122部3572卷14278石，分别珍藏于石径山9个藏经洞和云居寺石经地宫中。如此大规模的石经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堪与中国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被誉为“北京敦煌”。纸经现藏22000多卷，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包括明永乐时期（1403—1424）南京印刷的近3000卷的《南藏》印本和一部明正统五年（1440）《北藏》印本7000余卷，一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北藏》印本3000余卷。藏文经卷共四种1000余卷，属于最早的藏文印刷品。手写佛经多数为明代抄本，最早书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这批纸经数量之多为国内各大名寺所罕见。木版经为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至清乾隆三年（1738）的清代《龙藏》，梨木雕刻，刻工精细，佛像及版面生动美观。这批《龙藏》木版经现存77000多块，先后存放于故宫武英殿，柏林寺，智化寺和大兴古籍印刷厂，于1989年与1991年分别运至云居寺，全部木版经重达400余吨，堪称我国木版经书之最。
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为妥善保护房山石经，云居寺举行“‘99’石经回藏大法会”，由来自海内外的99位高僧大德诵经加持，将1958年出土的辽金时期刊刻的10082片《契丹大藏经》石经版存入新建的石经地宫中再度封藏。地宫面积四百平方米，藏经室采取密封处理，内充99%的氮气与空气隔离，各层经板均衬以砂垫，各块经版间加垫宣纸隔离，防止磨擦。原在藏经洞上的续秘藏石经塔也被回复原位。石经地宫西侧为八角三层密檐汉白玉经幢式的开山琬公塔。此塔坐西朝东，通高6米，其下为方形须弥座，中间为八棱柱形塔身，正面镌“开山琬公之塔”，塔刹顶为仰覆莲上承宝珠。此塔为开山祖师隋唐高僧静琬灵骨塔，静琬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圆寂后，直至辽大安九年（1093）才被建塔供奉。静琬塔原在水头村静琬塔院内，1976年移居云居寺药师殿院内，1999年春移至现址。
目前云居寺有唐塔7座：开元十年（722）塔、开元十五年（727）塔、景云塔、太极塔与石径山金仙公主塔等；辽塔5座：云居寺北塔（罗汉塔）、开山琬公塔、续秘藏石经塔、老虎塔等；以三公塔为首的明清代塔若干及隋唐碑刻等历史文物。云居寺还珍藏着令世人瞩目的佛祖释迦牟尼佛骨舍利，系1981年11月27日发掘出来的隋大业十二年（616）安置于石经山雷音洞内的二颗骨舍利，为这座千年古刹更增添了一份祥光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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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居寺现有四件铜质文物弥足珍贵，分别是一尊铜佛、两口铜锅和一尊铜香炉。铜佛乃供奉于云居寺弥陀殿内的阿弥陀佛，这尊铜佛高约3米，重7.5吨，仅修复一个缺损的指头就用去铜料1.5公斤。铜锅是云居寺的镇寺之宝，有一大一小两口，大锅直径3米，小的直径1.5米。据说过去云居寺香火鼎盛时有八百僧众，两口铜锅烧一次饭足够八百僧众吃一顿。铜锅底部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凹槽，是为防止熬粥时里面有小沙子而特意设计。铜香炉为明宣德年间（1426—1435）铸造，三足鼎立，古朴敦厚，是一件难得的铜铸法器。
值得一提的是在云居寺弥陀殿院中有方亭一座，黄琉璃瓦顶，内树嘉庆御制诗碑，碑高0.95米，宽1.84米，该碑刻的正是当年胡耀邦总书记视察时引起注意的嘉庆御制《云居寺瞻礼二十韵》诗。在抗日战争的那场轰炸中，有一块炸弹弹片神奇地击中了二十韵诗中的“雲”字，且恰恰切去了“雲”字的下半部分，画出了一朵天然的祥云衬托于“雲”字的下方，这一巧合不得不称为云居寺的灵异所在。在弥陀殿院内还立有清康熙年间（1662—1722）造的经碑《金刚经》《药王经》两方。
如今的云居寺是北京著名的佛教胜地，以其历时千年的刻经事业长盛不衰，并最终能将诸多佛经完整保存而闻名于世！
摄于200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