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1896年出生，黑龙江省宾县人。1922年加入东北军，官至军长。1936年7月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以哲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东北军。他治军有方，深得张学良赏识，被提拔为高级军官。1929年担任旅长时亲自书写了“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之司令长官旨意，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结成团体共赴国难”的“旅训”，表达了他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
1931年日本为侵略中国连续制造事端。王以哲将日本人的野心向张学良做了汇报，请张学良回师御敌。张将蒋介石不许抵抗的指示转告王以哲。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的驻地。经请示后，王以哲不得不执行不抵抗命令。营地失守后，他对自己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万分懊恼，追上突围的部队说：“我下令不抵抗是秉承最高统帅命令行事。我的错处是，既不抵抗，就应及早下命令突围，免遭许多无谓牺牲。对这一过错我负全责。”他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感动了全体官兵，队伍在他的率领下安全撤入关内。入关后，王以哲念念不忘收复东北，多次劝说张学良别再听信蒋介石“中央外交”的鬼话，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1932年他创办《东望》周刊，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
1933年初，王以哲率部出古北口抗击日军，杀敌千余人，击伤无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极大鼓舞了士气。他因此被誉为民族英雄。1934年后，蒋介石调王以哲部“剿共”。他表面上执行蒋的命令，暗中与红军友好相处，并为红军提供帮助，积极促成了张学良与中共的合作。西安事变爆发后，1937年2月2日，他因坚持和平解决事变被东北军主战派刺杀。王以哲牺牲后，周恩来前往吊唁。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发唁电致哀。
邓颖超题写墓碑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王以哲在东北军内部是最有影响、最能维持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认为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力争和平解决，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内仗；对少壮派军官的主张及活动很有反感。国难当头，觉得这样下去将来局面不可收拾，队伍有不好带的危险。在此紧要关头，少数将领如黄永安等以主和为幌子，却暗中向南京输诚。蒋介石回到南京，致电杨虎城暨东北军将领，要求将西安事变时被扣的蒋鼎文、陈诚、卫立煌三人释放回南京。王以哲认为，既要求释放三人，其余的大员和被扣下的50架战斗机和机组人员一齐释放，表示东北军的将领们，是希望团结的，是服从蒋委员长的，这样可以感动蒋介石能早日释放张学良回西安。但不幸的是，一些不顾大体、不识全局的所谓激进分子，竟于1937年2月2日，把王以哲将军杀害。2月1日深夜，号称主战派的孙铭九（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应德田（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刘启文（师长）、张政枋（总部粮食处处长）、杜维纲（32兵团长）、刘佩伟（炮十一团团长）、何镜华等多人，在陈旭东（总部外二科主管部队调查的）家开会，研究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会上，应德田突然提出，要追查释放陈诚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和放走被扣的50架战斗机的罪魁王以哲的责任，并拟定了暗杀王以哲、何柱国诸人的计划。孙铭九、应德田指派卫队团团附贾国辅带队，派抗日先锋队一支队连长于文俊以王以哲学生的身份，到西安市南苑门粉巷胡同王军长公馆“拜谒”王以哲。王正在患感冒，躺卧在床上。于文俊等进屋后，不容分说，拿枪便打，王以哲身中九弹而惨死。同时被捕杀的还有总部参谋处长徐方、副官处处长宋学礼诸人。这批人接着又到新城大楼的西安绥靖公署，欲捕杀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幸经杨虎城及时拦阻，何柱国幸免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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