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考研

古文字学

古文字这一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古文字包括世界各国古文字，如大家比较熟悉的三种在本土上经过很长时间孕育而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国的古文字。

我们这部书中所要讨论的古文字是狭义的。即中国的古文字。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古汉字之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古文字。例如公元前有所谓“巴蜀文字”等。公元以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一些少数民族也创造和使用过不同类型的文字。不过，那些文字的出现都比汉字要晚得多，其时代最早的只能追溯到汉代，多数则是唐代以后才有的。历史上兄弟民族使用过的文字有很多种，例如纳西文、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字、蒙文、满文、回鹘文、西夏文等等不下几十种。以上这些兄弟民族在历史上使用过的文字，学术界一般称为“民族古文字”。研究这些文字的学问即称为“民族古文字学”。“古文字”这一名称虽然不如“古汉字”明确，容易引起误解，但这一名称古已有之，已为学术界所熟悉。

“古文字”一词，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最早见于汉代。班固《汉书·郊祀志》载“张敞好古文字”。古文字又称“古文”或“古字”。例如《说文·叙》：“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古文字的时代上限可以追溯到文字的萌芽时代，至于其下限应该划到哪个时期，学术界的意见尚不一致。多数学者以秦代统一文字时期作为下限，也就是说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一般是指秦统一文字以前的文字。

唐兰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认为小篆也算作古文字(齐鲁书社1981年版31至32页)。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了好多秦代到汉初的简牍和帛书等文字材料。这些简帛上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先秦文字的一些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的区别，适合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去整理和研究。因此，李学勤认为：“这样看来，也许我们可以把古文字学的范围放宽，把汉武帝以前的文字包括在内。”

古文字学是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通过研究古文字的构造和演变规律以及释读古文字资料来揭示古代历史文化的奥秘。

“古文字学”这一名称出现的时间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唐兰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1934年，他把授课用的讲义《古文字学导论》手写石印。后来该书由来薰阁书店公开发行(1981年由齐鲁书社再版)。这部书为古文字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古文字学发展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

今天，古文字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对古文字的分类及学科分支的划分已相当科学。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将古文字分成殷商系、西周系、六国系、秦系四个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一书中的分法与唐氏的分法相同，他们都是将小篆包括在秦系文字之中。李学勤在《古文字学初阶》中将古文字学大体上分成四个分支，即甲骨学、殷周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牍帛书研究。本书将古文字分成甲骨文、殷周金文、战国文字和《说文解字》四个部分进行介绍，其中《说文解字》一章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关于小篆的内容和研究概况。

关于怎样学习古文字有两篇文章值得参看，一篇是李学勤的《谈自学古文字》，《文史知识》1981年6期，另一篇是裘锡圭的《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

第十一章甲骨文

第一节殷墟甲骨文研究概况

一、甲骨文与甲骨学

1949年以前，出土甲骨文的地点，只有殷墟一处。因此很少有人在“甲骨文”这个名称上再加上“殷墟”二字。1949年以后，甲骨在其他地区也相继被发现。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了少量商代甲骨文(《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5期)。接着，1954年在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古遗址墓葬群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4期)、1956年在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1975年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4期)、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1988年在湖北省襄樊檀溪村(《西周有字卜骨在襄樊出土》，《中国文物报》1989年2月24日)、1991年在河北省邢台南小汪(《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1995—1996年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等地也先后出土了一些周代甲骨文，不过数量一般都很少。只有在岐山、扶风两县间的周原遗址所出数量最多，仅岐山县凤雏一地就发现甲骨一万多片，其中有字甲骨近300片。这些甲骨上的文字一般都较少而且字体纤小，需放大5倍才能辨认(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因此，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其时间和范围都发生了改变。它不仅指商代也包括周代刻(偶尔也有写的)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我们这部书中所要介绍的只限于殷墟甲骨文。

“殷墟”是商王朝晚期都城的遗址，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一带。《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曰：“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殷墟当时作为晚商都城，共经8代12王，历时253年。年代约当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

甲骨文的名称叫法很多。例如“甲文”、“龟甲文”、“龟版文”、“龟甲文字”、“龟刻文”等。由于甲骨文不仅刻写在龟甲上，而且还有写刻在兽骨上的，称“龟甲文”显得不够全面，故又叫作“契文”、“殷墟书契”、“殷契”等。又由于甲骨文不仅有用刀契刻的，同时还有少量用毛笔写的，称“契文”等也显得不够全面，故又叫作“贞卜文字”、“甲骨卜辞”、“殷墟卜辞”等。但是，甲骨文除多为占卜之辞外，还有少量是记事刻辞，故这几种名称也谈不上确切。相比之下，“甲骨文”是最恰当的名称。所谓“甲”就是龟甲，主要使用龟腹甲，间或用龟背甲；所谓骨，主要指的是牛的肩胛骨。

甲骨文的数量是以“片”来统计的。甲骨埋藏于地下，历经三千年之久，质地脆弱，出土后往往一版断为数片。到了古董商手中，又被分僳数家，不断流动转手，所以要精确统计是很不容易的。50年代初，陈梦家曾估计为10万片()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6期)。近年来，胡厚宣根据统计指出，目前全世界收藏的甲骨大约有15万片左右。若每片以10字计算，总字数已超过100万字。它大体上能够反映商代后期使用文字的情况(《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5期；《90年来甲骨资料的新情况》，《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日)。

甲骨文不重复的单字大概有多少呢?于省吾指出：“截至现在为止，甲骨文不重复的字约四千五百多个，我们所认识的还超不过一千字。”(《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2期33页)

甲骨文的出现导致了一门学科的诞生，这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甲骨学。“甲骨学”这个词是何人何时首创的，据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一书所载，率先以“甲骨学”揭之于论著标题的，是朱芳圃。朱氏是王国维在清华的弟子，他在1933年出版了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出版了《甲骨学商史编》。此后“甲骨学”作为学科名称便广泛流行起来。甲骨学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甲骨学特指甲骨及其文字本身的研究。广义的甲骨学则包括以甲骨文为材料的历史文化的研究。我们所讲的“甲骨学”单指前者。

二、甲骨学基础知识

甲骨主要是古代占卜的遗物。在殷代，崇拜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殷人遇到疑难的事情一定要求神问卦，烧灼龟甲或兽骨，令其表面出现兆象(裂纹)，以便据之预测吉凶祸福。这种巫术在中国起源甚早，在商代非常盛行。

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占卜时所刻之辞，要通读卜辞，必须要先了解有关甲骨的基础知识，知道卜法的程序等。李学勤曾著有《关于甲骨的基础知识》(《历史教学》1957年7期)一文，可以参看。殷代占卜所用的材料除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外，有时也用少量的羊、猪、鹿的肩胛骨。占卜之前，甲骨须先经过整治。其整治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步，锯削磨平。先将龟从腹甲和背甲之间的甲桥(龟腹甲中部之两边，有与背甲相连接的骨骼，因似自腹甲渡到背甲的桥梁，故学者称作甲桥)处锯开。对于锯下的腹甲，先削平甲桥，再将其刮磨平整。背甲则从中脊处一剖为二，再锯去首尾两端，使之成为鞋底形的“改制背甲”。对于牛胛骨，需要锯去突出的臼角和背面凸起的胛冈。最后将甲骨正、反面打磨光滑。

第二步，制造“钻凿”。在龟甲的内面或骨的反面(原有胛冈的一面)，先用刀挖刻出长约一厘米的椭圆形凹槽，叫“凿”，再在其一侧用小圆钻钻出一个和椭圆形凹槽通连的圆形洼洞，叫“钻”。也有先钻一个圆形洼洞，再在圆形洼洞里挖“凿”，像猫眼形。加工好的甲骨成品，交付管理占卜的卜人保管，以备卜用。

第三步，灼兆刻辞。钻凿的目的是便于控制卜兆的走向。钻凿的排列是整齐有序的。钻凿之后，用暗火炷烧灼钻凿，被烤灼的甲骨因受热，其正面便出现裂纹，作├、┤诸形，这就是兆璺。见兆之后，一般由商王依据卜兆的形状来判断其吉凶，然后刻上卜辞。甲骨上的卜兆以在正面者居多，故卜辞亦多刻于正面。龟甲主要用腹甲，其背面钻凿是“左半(甲)向右，右半(甲)向左”。少量用背甲，背甲一般从中脊平分对剖，背甲上的内面钻凿也是“左半(甲)向右，右半(甲)向左”。胛骨一左一右为一对，其背面钻凿也是“左半(胛骨)向右，右半(胛骨)向左”。烧灼钻凿之后，龟腹甲、背甲、胛骨正面卜兆的走向也是“左半向右，右半向左”。

刻写卜辞有一定规律。一般说来是“迎兆刻辞”。龟腹甲右侧(左右是以人为基准)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甲首及甲尾部分，或近甲桥边缘部分，卜辞由外向内行。背甲与之相同。商人占卜往往从正反两个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

三、殷墟甲骨断代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的文字。现在甲骨学界都认为甲骨文包含武丁至帝辛（即商纣王）各代卜辞。但是对于是否有盘庚、小辛、小乙这几个时代卜辞，不少学者表示怀疑。即使确认甲骨文的时代是自武丁开始，终于纣王，也已经历了八世十二王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如果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就需要把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对于一片具体刻有文字的甲骨片来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知道这是三千多年前商代的东西，还应该进一步辨明，它究竟是晚商二百多年中哪一个时期的。这种判断具体年代的工作，就叫做断代。用董作宾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每一块甲骨上所记的史实，还它个原有的时代”。断代问题不解决，则十万片甲骨依然是一堆“断烂朝报”，缺少应有的科学价值。

王国维在1917年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著名的文章中，首先用卜辞中的称谓与《史记·殷本纪》所载世系相对照来断定甲骨的年代，开启了甲骨断代的先河。而甲骨断代学说的创立，则要到1935年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才算真正发轫。

董氏据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字体把甲骨文分成以下五期：

董氏的五期断代学说把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的科学价值，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但是，他的五期分法也存在着弊病，就是把甲骨本身的分类和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五期断代学说把殷墟甲骨分为五大类。认为第一类的书写风格雄伟；第二类谨饬；第三类颓糜；第四类劲峭；第五类严整。然后机械地将其分别定在盘庚至武丁、祖庚与祖甲、廪辛与康丁、武乙与文丁、帝乙与帝辛五个时期。甲骨断代应以甲骨卜辞本身显示出来的特点为根据，既不能机械地把时代界线划在两王交替之际，也不能完全依靠贞人来断代。

随着殷墟发掘的继续进行，甲骨的出土不断增多。今天多数甲骨学者都逐渐认识到，所谓甲骨断代研究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即甲骨分类以及确定每类甲骨所在的年代。“甲骨分类”是指根据字体等特征把殷墟甲骨划分为若干类，“确定年代”是指要确定每类甲骨处在什么王世。后者要对每类甲骨中所见到的全部称谓加以归纳，总结成“称谓系统”，再用这种“称谓系统”(祖、妣、父、母等)同商王世系进行对照以确定每类甲骨所处的年代。此外，诸如贞人、出土层位、人名事类等也是称谓系统之外的确定年代的原始依据。

五十年代初，陈梦家(1911—1966)在进行甲骨断代研究时，已经多少意识到董氏五期分法简单按王世划分甲骨的缺陷。因此，他在《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一文中使用了宾组、出组等名称，其方法主要是通过贞人(陈氏称为“卜人”)的系联来给甲骨分组(文见《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后收入《综述》)。

70年代以后，在讨论甲骨分期有关问题时，李学勤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11期)一文中提出“历组”的名称；后来又在《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5期)一文中提出了“无名组”的名称。所谓无名组是指由全无卜人的卜辞所归成的一组。在后一篇文章里，他认为殷墟卜辞主要可分为九组，即陈氏所分的宾组、组、子组、午组、出组、何组、黄组，再加上他的历组和无名组。详见以下对照表：

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三家甲骨分期分组对照表

四、100年来殷墟甲骨文研究概况

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到现在已超过100年了。一百多年来，甲骨学研究共经历了它发展道路上的“先驱时期”(1899—1909)、“奠基时期”(1910—1928)、“形成时期”(1928—1937)、“低潮时期”(1937—1949)、“高潮时期”(1949—1966)、“停滞时期”(1966—1976)和“繁荣时期”等七个时期(1976—今)，目前已成为一门成熟的重要学科。

(一)先驱时期(1899—1909)

19世纪末，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耕地时，经常发现甲骨。村民把它看作是可作药用的“龙骨”卖给药店，于是这些龙骨被药材经纪商贩运到各地销售。

传说1899年(光绪25年)，金石学家王懿荣(1845—1900)得了病，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是“龙骨”。王懿荣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购药。药买回来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验看，结果意外地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文字。凭着金石学家对古物鉴定的敏锐，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字，价值连城，遂不惜巨资大量购求。经他“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王汉章《古董录》，1933年10月10日、15日，《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50、51期)。也有人说甲骨文是1898年天津王襄(1876—1965)、孟定生(1869—1941)首先发现的。不过，学术界一般信从前说(参看王宇信《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载《殷都学刊》1984年4期)。

王懿荣鉴定出甲骨上的文字是三代古文，功不可没。从此以后，甲骨文始为世人所知。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氏投井，壮烈殉国。王氏死后，他生前所藏大部分甲骨为刘鹗(1857—1909)所得。刘鹗即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字铁云。

1903年(光绪29年)，刘鹗从自藏的甲骨中选拓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它的出版使甲骨由只供少数人观赏摩挲的古董变成了研究的资料，扩大了甲骨的流传范围，意义巨大。在此书出版的第二年，即1904年，孙诒让(1848—1908)花了两个月时间仔细研读《铁云藏龟》，写出了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开创性专著《契文举例》。孙氏以印刷不精的《铁云藏龟》作为唯一根据进行研究工作，自然免不了犯许多错误。但是，其披荆斩棘之功不可抹煞。

就在中国学者开始搜集甲骨文之后不久，一些旅居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也对甲骨开始注意并进行搜集。例如，1903年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1862—1914)和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州传教士库寿龄(1859—1922)在潍县合伙从古董商人手中买到许多甲骨。方法敛1909年发表的《中国原始文字考》被认为是西人研究甲骨文的开始，方氏遂成了欧美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二)奠基时期(1910—1928)

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在甲骨文的考释和通读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初步奠定了甲骨学的基础。

为了垄断甲骨的出售以牟取暴利，古董商故意对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加以隐瞒，所以早期的甲骨学者或以为甲骨出於汤阴，或以为出於卫辉。直到1908年，罗振玉经过多年留意探寻，才弄清楚甲骨的确切出土地是安阳小屯村。1910年(宣统二年)，罗振玉著成《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考定甲骨出土地是安阳小屯，甲骨文是殷商王朝占卜的遗物。这一推论，在甲骨研究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步。

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始于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民国时期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於著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於研究、著述，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出版过《殷墟书契》(1913年，后通称《前编》)、《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等甲骨著录书。其中以他在日本编印出版的《前编》选材最精，以珂羅版影印，拓本的清晰精美远远胜过石印本的《铁云藏龟》。此书是殷墟正式发掘前出土甲骨的重要集录。甲骨文得以迅速传播，为世人所重，与此书的编印出版不无关系。在罗氏的学术著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殷墟书契考释》(1915年)。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

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对通读卜辞常具有重要意义。1917年，王氏著成《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在甲骨文的考释书里这是一部有影响的著作。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综合研究。特别是1917年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著名论文（均收入《观堂集林·卷九》），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的可靠性，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同时，他还根据《后上》8.14与《戬》1·10的缀合，发现上甲至示癸的世次与《史记·殷本纪》不合，从而纠正了《史记》的错误。如此等等，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学术地位。

这一时期重要的外国学者有日本的林泰辅。他是日本搜集研究甲骨的第一人。他编纂的《龟甲兽骨文字》(1921)一书是日本学者编纂的第一部刊布甲骨文的著录书。另一位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他是继方法敛之后收藏和研究甲骨的最重要的西方学者。他于1917年出版的《殷虚卜辞》是欧美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甲骨摹本著录书。由于外国在华人士热衷于购藏甲骨，使甲骨很快地流散到欧美、日本等地，并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关注，甲骨学也随之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三)形成时期(1929—1937)

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开始组织发掘殷墟。从1928年至1937年10年之间，共发掘了15次。董作宾从第1次到第9次发掘所得的有字甲骨中选拓出3942号编为《殷虚文字甲编》(1948年)。第10次到第12次主要是发掘殷代王陵，未出现有字甲骨。从第13次到第15次发掘所得的有字甲骨中，董作宾选拓出9105号编为《殷虚文字乙编》(1948—1953年)。《甲编》与《乙编》和从前的甲骨著录书不同，它是科学发掘甲骨时期的产物，对出土日期进行了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年代末，郭沫若(1892—1978)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他的《卜辞通纂》(1933)和《殷契粹编》(1937)在卜辞的通读方面有重要贡献。他不但撰写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殷代社会各方面”的卜辞考释著作，而且在他的一系列古史专著里大量引用了甲骨文史料，极大提高了古代史研究的水平。郭氏以后，运用甲骨文史料研究商代历史的学者数量越来越多，贡献较大者有胡厚宣(1911—1995)、张政烺、徐中舒(1898—1991)、吴其昌和丁山等人。

董作宾(1895—1963)是最早参加殷墟发掘的学者。董氏以发掘材料为基础，对甲骨文进行了分斯断代研究。他根据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所创立的“五期”断代体系是以当时的考古成果为基础的，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有很多方面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对的。所以为海内外学者普遍采用。

在30年代，古文字的研究虽然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地加以总结。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天马行空”式的任凭其丰富的想象力去考释古文字。唐兰(1901—1979)针对这种精况，写了《古文字学导论》一书，力图把古文字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唐兰不仅在古文字研究的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建树，而且亲身实践，考释出很多难识之字。他是继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之后在甲骨文释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之一。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殷虚文字记》(1934)和《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1939)。此外，容庚(1894—1983)等人的《殷契卜辞释文》(1933)、商承祚(1902—1991)的《殷契佚存考释》(1933)等书也是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著作。经过郭沫若、董作宾、唐兰等学者的努力，甲骨文的研究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甲骨学已正式形成。

(四)低潮时期(1937—1949)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甲骨学的发展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处于低潮时期。抗战期间，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中，根据不同时期卜辞在历法、祭祀等制度上的特点，于分期之外又提出了所谓“旧派”和“新派”的分派学说。他从“新派”卜辞中整理出了商王按照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五种祀典”(即“周祭”)制度。这对于甲骨文的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进作用。

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于省吾(1896—1984)在1940—1943年出版了《双剑誃殷契骈枝》初编、续编和三编，新识或纠正过去的误释字共100余字，为甲骨文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长期以来，甲骨学者普遍认为殷墟卜辞的主人都是商王，即所谓“王卜辞”。1938年，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发表《论殷代金文中所见图象文字》一文，首先提出殷墟卜辞里有不属於商王的所谓“子卜贞卜辞”。后来，他又进一步推阐这一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五)高潮时期(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这一阶段是甲骨文研究的高潮时期。1951年，陈梦家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虚卜辞综述》)，以发掘坑位和卜辞系联等大量证据，论证董作宾所谓“文武丁卜辞”中的组、子组等卜辞实属武丁时代。1953年日本学者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之再检讨》一文得到了和陈氏大体相同的结论。

1956年，陈梦家出版了《殷虚卜辞综述》一书，这是关于殷墟卜辞研究成果的大型通论性著作。在已有的关于殷墟卜辞的通论性著作里，没有一部能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它相比。

李学勤(1933—)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发表或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著。他在《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7)一文中指出：“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於一个王世。”这是很精辟的见解。在《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1958)一文中，李氏继贝塚茂树、陈梦家之后对不属于商王的卜辞进行了研究，首次明确提出“非王卜辞”这个名称，进一步论证了在殷墟卜辞里存在着一小部分“非王卜辞”。

(六)停滞时期(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是文革时期，这一时期国内的甲骨文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发表的论著很少，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裘锡圭(1935—)的《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1972)、张政烺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1973)等。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发现刻辞甲骨5041片，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殷墟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一次。考古所将全部卜辞拓本4589号汇编为《小屯南地甲骨》一书，由中华书局於1980—1983年出版。该书属继《殷虚文字甲编》和《乙编》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经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资料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967年，日本学者岛邦男出版了《殷墟卜辞综类》，这是一部创造性的大型甲骨卜辞辞例索引工具书。每个字下都按甲骨文原样摹出含有这个字的所有卜辞(极常用的字除外)，对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极有实用价值。

(七)繁荣时期(1976—今)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现在，甲骨文的研究进入到一个繁荣时期。名家辈出，论著如林，李学勤和裘锡圭是这一时期杰出的学术带头人。

自1978至1982年，大型甲骨文著录书《甲骨文合集》13册陆续出齐。这部由郭沫若任主编的巨书共收录甲骨41956片，甲骨资料中有研究价值的部分基本上搜罗在内。《合集》未及收入的甲骨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为《甲骨文合集补编》7巨册，于1999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作为《合集》组成部分的《释文》、《索引》及《材料来源表》也于1999年出版。《合集》问世以后，又有若干著录书出版。其间比较大宗的发掘品有《小屯南地甲骨》，收藏品有许进雄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松丸道雄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李学勤等的《英国所藏甲骨集》(1985)、雷焕章的《法国所藏甲骨录》(1985)与《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1997)、胡厚宣的《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1988)和《甲骨续存补编》(1996)、李学勤等的《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1999)等。此外，1991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花园庄东地H3发现有字甲骨579片，这批内容重要的甲骨目前尚在整理之中。

《合集》及其后各种著录书的相继出版，为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全面整理殷墟甲骨准备了条件。例如1989年姚孝遂等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即弥补了《殷墟卜辞综类》所收资料仅限于70年代以前且无隶释的缺陷，这无疑是今后进行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工具书。结集各家训释的专书，过去较为完备的是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1965)。近年，有不少新作取而代之。1993年，日本学者松丸道雄和高岛谦一合作编纂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出版。此书收集了1988年以前中国、日本和西方甲骨学者所撰的有关甲骨文字考释的论述，并按文字将有关考释著作列於其后，供学者研究时检索。这是一部集近百年来甲骨文考释之大成的巨著。1996年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出版全书四大册，这也是一部集结诸家训释的专书。

关于整理工作，需要提到香港饶宗颐主编的《甲骨文通检》，现已出版四册，内容包括先公、先王、先妣、贞人(1989)、地名(1992)、天象(1993)和田猎(1995)等。这套工具书对今后深入进行甲骨文的专题性研究极有裨益。

甲骨的缀合复原，也是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缀合专书，始於曾毅公1939年出版的《甲骨叕存》，该书於1950年扩大为《甲骨缀合编》。专就史语所发掘所获甲骨进行缀合工作的有郭若愚等的《殷虚文字缀合》(1995)、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1959—1972)。70年代以后，又有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1975)及《甲骨缀合新编补》(1976)先后出版。近年来，甲骨缀合专文发表不少，其中以蔡哲茂的缀合成绩最大，其成果汇编为专书《甲骨缀合集》，於1999年出版。

殷墟甲骨断代是甲骨学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60年代以来，李学勤读了陆续公布的殷墟发掘报告后，认定组等必须列入早期。然而，组等与所谓第四期的历组卜辞的联系又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李先生经过多年的思索，直到1977年，才以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中提出历组卜辞实际上是武丁晚期到祖庚时期的卜辞。此说后来得到裘锡圭、林澐等人的支持，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又进一步刺激了这项讨论。使历组卜辞的研究引申到甲骨分期理论与方法的检讨。在检讨中，多数学者逐渐认识到必须把甲骨分类跟甲骨断代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这是甲骨断代研究方法上的重要进展，由此形成了被称为“两系说”的分期新说。关于甲骨断代的新进展，可参看黄天树的《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1991)、李学勤、彭裕商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1996)。

释字是最主要的基础工作。在早期的研究者中间，贡献最大的是孙诒让、罗振玉和王国维。罗、王以后释字最有成就的是唐兰和于省吾，当代则是裘锡圭等。1979年，于省吾总结了40多年来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删订旧作《殷契骈枝》三编，与新释合为一编，题名《甲骨文字释林》，由中华书局出版。裘锡圭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创获尤多，其成果大多收入《古文字论集》等书中。

研究甲骨文语法的著作，早期有管燮初的《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和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文法》(1956)等。80年代以后，国内唐钰明著有《定量和变换——古文字资料词汇语法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沈培著有《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及《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1992)；张玉金著有《甲骨文虚词词典》(1994)。国外学者司礼义、高岛谦一、倪德卫等也有论著，他们都在甲骨语法方面有所贡献。

研究甲骨文的通论性专著有严一萍的《甲骨学》(1978)、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1989)、美国学者吉德炜的《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刻辞》(1978)、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1999)等，其中《甲骨学一百年》一书是对1899—1999年百年甲骨学的全面总结。

研究甲骨论著书目的著作五十年代有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1952)，这一时期有宋镇豪主编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1999)，该书搜集到1899至1999年6月一百年间海内外所有公开出版、发表的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史的专书论文，不加检选，全部收录。

关于甲骨文研究概况的著作目前主要有裘锡圭的《古文字学简史》(《文史丛稿》第139—15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李学勤的《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1期)等。

第二节 殷墟甲骨文选读

第1片^①

戊寅卜^②：方至^③？不^④。之日(有)曰^⑤：“方才(在) 啚(鄙)^⑥。”

【注释】

①本片是 组，选自《甲骨文合集》第20485片。

②戊寅：干支纪日，即戊寅日。 卜：占卜。

③方：方国。卜辞称“方”者大多是商的敌人，如土方、鬼方等。这里指敌方。至：甲骨文作 ，象(矢)射到一个地方，以此表示“到”的意思。据此可见《说文》认为“至”字象“鸟飞从高下至地”的解释是错误的。“至”在这里当“至於商之近畿”讲。

④不：验辞，意即不至。“不至”当指没有到达商之近畿。

⑤之：指示代词。“之日”指过去的戊寅日。：卜辞习见，据上下文义，在此读为有。 曰：甲骨文作 ，象人嘴出声气。这里义为报告。

⑥ ：地名。（啚）：是“鄙”的古字，指城邑四周的农业区。古代称都邑四周的土地为鄙，鄙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字形在象都邑形的“口”上加“”(仓廪之“廪”的初文)以示意。

全辞大意：戊寅日占卜，问敌方会不会到商的近畿来骚扰？验辞说：敌方没有到达商之近畿来骚扰。戊寅日有人报告敌方在 地之鄙。

第2片^①

甲辰卜：乙其 ^②，又(有) 中鳳（风）抑^③？小鳳（风），（延）（陰）^④。

【注释】

①本片是 组，选自《甲骨文合集》第20769片。

② ：旧释“焚”，焚林而田，烧毁树林以猎取野兽。姚孝遂等认为卜辞“焚”字作 ，与 字形及用法都有区别。 应释为“”字。《说文》：“ ，烧也。”甲文“ ”字象执火炬以驱赶野兽而加以围捕，是一种大规模的围猎形式。

③ ：不识。：即古凤字，象高冠美丽的凤鸟。甲骨文假借凤为风。：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释作“抑”字古体(《说文》“从反印”)，并指出“印”、“抑”古本一字，这是正确的。李学勤、裘锡圭认为在此当句末疑问语气词讲。

④ ：即延字。 甲骨文 字。从隹，今声，通陰晴之陰。

全辞大意：甲辰日占卜，问第二天乙巳执火炬驱赶野兽而加以围捕时，有中风吗？验辞记载说：乙巳这一天有小风，继续阴天。

第3片^①



癸未卜：登黍于二示^②？

甲辰卜：酒黍 （登）祖乙子(巳)^③？

己丑卜：今夕大雨^④？

【注释】

①本片是 组历间类，选自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第706片，由《甲骨文合集》第27219片和第34107片缀合而成。

②登：甲骨文作 。从“ ”从“豆”，可隶作 ，象两手捧着一种叫做“豆”的盛食器皿。“”字在典籍里多写作“登”。《礼记·月令》：“农乃登黍”，郑玄注：“登，进也。”表示向祖先的神主进献新打下的黍稷。于：介词，向。二示：甲骨文“示”字较原始的写法作，象神主的牌位。“二示”是专指两位祖先“示壬”和“示癸”；或泛指两位祖先。

③祖乙：殷先王名。祖乙子(巳)：应该读为“祖乙乙巳”。乙巳是祭祀的日子，在卜辞里时间词后置之例很常见，例如：“祖乙未”(合32504)、“祖乙亥”(合32072)等。殷墟卜辞中地支“巳”字写作，而地支“子”字写作，二者写法不同。

④夕：指夜晚。

这版卜骨上刻有三条卜辞，应该由下往上读。卜辞大意：癸未日占卜，问向二位祖先的神主进献新打下的黍稷好不好？甲辰日占卜，问在乙巳那一天向祖乙献黍稷时举行酒祭好不好？己丑日占卜，问今天夜间会不会下大雨？

第4片^①



父甲一 ？

父庚一 ？

父辛一 ^②？

【注释】

①本片是宾组，选自《甲骨文合集》第2131片

②父：在殷代，伯父、叔父皆可称父。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祖某父某兄某”条据本片甲骨有“父甲、父庚、父辛”而判定其年代。王氏说：“此当为武丁时所卜，父甲、父庚、父辛即阳甲、盘庚、小辛，皆小乙之兄而武丁之诸父也。”这种推断是很正确的。：从羊从士，可隶作，义为公羊。此字《说文》无，《说文》中的“牡”字义为“公牛”。后世通牡为畜父之称，而 字不再使用了。

这版卜骨上刻有三条卜辞，应该由右往左读。卜辞大意：用一头公羊作为祭品来祭祀伯父阳甲、盘庚、小辛，合适吗?

第5片^①

癸子(巳)卜賓鼎(貞)^②：臣 (執)^③？王占曰^④：“吉，其(執)隹(唯)乙、丁^⑤。”七日丁亥既 (執)^⑥。

【注释】

①本片是宾组，选自《甲骨文合集》第643片。

②宾：贞人名。：即“鼎”字。商代文字有正体和俗体。甲骨文是当时的一种俗体字，而金文是当时的正体字。“鼎”字由简化为。古音“鼎”在端纽耕部，“贞”也在端纽耕部，二字声韵全同，所以甲骨文借“鼎”为“贞”。《说文》：“贞，卜问也。”

③臣：甲骨文作 。《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郭沫若认为：“均象一竖目之形，人俯首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以此也。”臣在这里当“臣奴”讲。：隶作，后世不见单用，只见於“执”、“圉”等字的偏旁。从甲骨文“执”字分析，象施於手腕的械形，类似今之手铐。《说文》保存有此字，曰：“幸，所以惊人也。”字，在这里是动词，可读作“执”，当“捕获”、“抓住”讲。

④ ：即《说文》“占”字，指察看卜兆后作出判断。

⑤隹：象鸟形，在这里借作虚词“唯”。 乙：乙未之省。丁：丁酉之省。

⑥ ：即“既”字。甲骨文字形表示饮食完毕，所以人形上端的竖“口”不向食物而向身后。在这里是“已经”的意思。

这是一条较完整的卜辞，由“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组成。全辞大意：癸巳日占卜，由贞人“宾”主持贞问，问逃亡的臣奴能否抓住?商王武丁察看了卜兆后作出判断，说：“吉利，到第三天的乙未或第五天的丁酉就会把臣奴抓住。”但是，商王武丁所占不准确，事实上在癸巳日占卜的七天前的丁亥日，臣奴就早已在某地被抓住了。

第十二章 殷周金文

第一节 殷周金文研究概况

一、殷周金文研究概况

据现在所看到的材料，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最早见於商文化的二里冈期，即商代早、中期。其时代上限早於殷墟甲骨文。不过，那时的铭文字数仅一二字而已，多为器主的族氏或名字。到商文化的殷墟期，即商代晚期，铭文字数逐渐增多，不过最长的也未超过50字。到西周时已达到鼎盛期，这时期的铭文多为长篇巨制，最长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有497字。该鼎据传于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先秦称铜为金，所以后人把铸刻在先秦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

金文又叫做“钟鼎文”、“吉金文字”等。有铭文的先秦铜器历代都有发现，早在宋代就有人专门搜集研究。估计已著录的和现存未著录的先秦有铭铜器约有万馀件。由於钟和鼎在周代各种有铭文的青铜器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过去有人称金文为“钟鼎文”。也有称作“款识”(ｋｕǎｎｚｈì)的。《汉书·郊祀志下》：“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於宗庙”。唐颜师古注：“款，刻也；识，记也。”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清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书，就是专门著录铜器铭文的。

关于“吉金文字”这一名称，有人释“吉金”之“吉”是“吉利”之义，这其实是不对的。朱剑心早在1930年8月出版的《金石学》一书中解释说：“今人称金曰吉金，……盖亦有所本。周代彝器之铭，多曰‘吉金’，吉，坚结之意也。”(3页)这是正确的。70年代扶风出土的伯公父瑚上的铭文中有“其金孔吉”一语(《陕西出土青铜器(二)》，意思是铸器之铜非常坚实。《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八著录的周代石磬铭文中有“择其吉石”之语，吉石也就是坚实的石头(参看《古文字论集》645—646页)。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至今已逾百年，而金文的发现与研究比甲骨文要早得多，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说文·序》：“郡国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古文”。《汉书·郊祀志上》记载：汉武帝时，在汾阴掘出了一个大鼎，没有铭文，但有漂亮的纹饰。文武大臣认为这是“天祚有德”的一种详瑞。为此，武帝把年号改为元鼎，并把鼎荐於宗庙。到西汉晚期宣帝时，在美阳(今陕西武功县)又出土了一个西周铜鼎。大臣们又说是祥瑞，主张援引武帝的旧例，以鼎荐於宗庙。当时有一位古文字学家张敞站出来反驳道：“他们说得不对!这鼎的铭文是‘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美阳是西周的王畿，可见这鼎是尸臣的后人为要表彰尸臣受到周天子的封赏而刻立的，现在鼎的出土，只是旧藏的发见，而不是祥瑞的天降!”张敞认为今天天子把周代大臣之器视为祥瑞是没有道理的，不宜荐於宗庙。他的理由确凿有力，揭穿了以得鼎为祥瑞的谬说，使汉宣帝只好作罢。张敞是史书记载中最早释读金文的学者，他的释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完全正确的。

汉代以后，自三国至隋唐，据史书所载，各地也时有铜器出土。到了宋代，由於朝廷提倡，金石之学大盛，对金文的著录、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句中正等人曾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的“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此后，搜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2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从当时的条件看，水平相当高，有些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宋人编著了不少铜器铭文的著录书，据翟耆年《籀史》记载，仅至南宋初年即有三十四种之多，但保存到现在的尚不到三分之一。王国维曾根据保存下来的十一种宋人著作编成《宋代金文著录表》，从表内可以看出当时所著录的种类、名称和件数。流传到今天的金文著录书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

(1)兼录器形与铭文。这类书主要有吕大临编著的《考古图》，该书图象与铭文并重。既摹写铭文，又有器形图形、尺寸、重量、出土地、收藏者，并附考释。其编写体例完善，为后人取法。此外，宋徽宗敕编的《博古图录》、赵九成的《续考古图》等也兼录有器形与铭文。

(2)单录铭文。这类书主要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王复斋的《钟鼎款识》等。

元、明两代是金文研究的衰落时期。清代建国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金文的著录、研究又得到发展。尤其是到乾嘉以后，水平迅速提高，到清代末期已达到鼎盛时期。

乾隆时，朝廷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编成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乙编》四书。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乾嘉之际，由於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钱坫编成《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己的收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嘉庆九年，阮元(1764—1849)编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收各家拓本，加以考释，志在接续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与钱书、阮书同类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的《筠清馆金文》和吴式芬(1796—1856)的《捃古录金文》。

到了清末同治、光绪年间，金文研究出现高潮。学者众多，著述如林。其中，成就最大者有所谓“清末金文四大家”：吴大澂(1835—1902)，号愙斋，著有《愙斋集古录》、《说文古籀补》等；孙诒让(1848—1908)，著有《古籀拾遗》、《古籀馀论》；方濬益(?—1899)著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刘心源(1848—1915)著有《奇觚室吉金文述》、《古文审》。四家的考释均有突出的贡献，其中孙诒让的水平最高。

民国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1937年，罗振玉编成《三代吉金文存》20卷，著录铜器4835件，皆以原拓影印，是一部资料丰富、印刷精良的商周金文著录之巨著，对铜器铭文的收集、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王国维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主要是在古器物的考订和铭文的训释等方面，其重要著作是《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以及收在《观堂集林》中的系列论文，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年代末，郭沫若(1892—1978)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在开始研究甲骨文的同时对金文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等，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了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的铜器(大部分属於东周时代)进行了分国的研究，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後，考古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

在殷周铜器铭文的研究方面，除郭沫若外，作出比较重要贡献的还有唐兰、吴閏生、于省吾、杨树达(1885—1956)、陈梦家、张政烺、李学勤、裘锡圭和日本的白川静等人。在编纂金文字汇的工具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容庚、周法高等人。

二、西周铜器的分期与断代

金文是弥足珍贵的古文字资料。但是，要是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来使用的话，首先必须确定它的年代。否则，成千上万件的青铜器依然只是一堆古董，缺少应有的科学价值。可见对铜器铭文进行分期和断代，其意义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说断代是利用金文的前提。

确定青铜器的时代，大体上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根据青铜器出土的层位及同出遗物。第二种是根据青铜器的铭文内容。第三种是根据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字体、组合以及制造工艺等。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西周铜器的分期与断代。

所谓“西周”时代是指周武王灭商以后至周幽王被杀之年，共257年。这个时期，周都於丰、镐，其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县境内。

首先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作断代研究的人是郭沫若。他在1931年所写的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中，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这是断代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山之作。

郭氏首先创立的断代法是著名的“标准器断代法”。他在《大系》中指出：“器物年代每有於铭文透露者，如上举之献候鼎、宗周钟、遹簋、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丰簋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自为武王时器；小盂鼎云‘用牲啻(禘)周王囗王成王’，当为康王时器，均不待辨而自明。而由新旧史料之合证，足以确实考订者，为数亦不鲜。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他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胳可寻。得此，再就文字之体例、文词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似者，於先后之相去要必不甚远。至其有历朔之记载者，亦於年月日辰间之相互关系求其合与不合，然此仅作为消极之副证而已。”郭氏的方法是把铭文中自书其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然后联系铭文中的有关史实、文体、书体以及铜器的花纹、形制、出土地点等诸种因素，从而论定与其关连的其它器物的时代。

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对郭氏的作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种作法，方为铜器的断代研究奠定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郭氏虽解决了西周铜器的断代问题而尚未解决其分期问题，在《大系》中西周铜器是依王世先后排定的。50年代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年9期至1956年4期连续登载)中认为，对於某些西周铜器，是可以断为某一王朝的，但大多数的铜器很难按照王朝来断代。於是他首次明确地把西周按历史年代划分成初、中、晚三期（各占约八、九十年），来代表西周铜器发展的三个阶段。

陈氏在《断代》一文中对西周12个王和共和的绝对年代按三个分期作了一个暂时的拟定。这一拟定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陈梦家西周钢器断代分期表

郭沫若“标准器断代法”的创立奠定了铜器断代的科学基础，标志着金文研究走上了科学的大道。此后，经过陈梦家等诸多学者的继续努力，使铜器铭文的断代研究更加深化，其中作出比较重要的贡献的学者还有唐兰、李学勤等。唐兰撰写了《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1期)、《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版)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唐氏既肯定了郭氏的“标准器断代法”，同时又对其不完善之处进行了驳难。例如“宗周钟”，郭沫若因其中有“廼遣间来逆邵王”一语，故定为昭王器。唐兰认为“邵”字当释“见”而并非“昭”。又因铭文有“其万年”一语，“”即名“胡”的周历王；故唐氏定为历王器。由于对铭文的理解不同，唐氏与郭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尤其是唐氏对“康宫”问题的提出，使一大批铜器年代的确定出现了差异。但就根本方法而论，他们是大同小异的。李学勤撰写了《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等论文。他在西周铜器断代问题上与郭沫若也有较大的分歧。有分歧是很正常的，因为有分歧，才会有辩难，有辩难才会发现真理。所以说以上学者在促进铜器断代研究的深入上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节 殷周金文选读

小臣邑斝^①

癸巳，王易小臣邑貝十朋^②，用乍(作)母癸尊彜^③。隹(唯)王六祀肜(róng)日^④，在四月。亞(疑)^⑤。

【注释】

①本器是殷代铜器，为传世之品，现藏美国圣路易市美术博物馆。器铭26字，著录於《殷周金文集成》，第9249器。

②小臣：官名。 邑：小臣之名。朋：贝币的单位。甲骨文作，象一线穿贝若干。一朋有多少贝，说法不一。《诗·小雅·菁菁者莪》：“锡我百朋。”郑玄笺谓五贝朋。王国维以为古制五枚一系，合二系为一朋。一朋是十枚(参看《观堂集林》卷三《说珏朋》)。

③母癸：小臣邑之先母。 尊彝：青铜礼器的通名。

④隹：语气词，经籍通作“唯”。祀：年。《尔雅·释天》：“商曰祀，周曰年。”郝懿行疏：“《书》正义引孙炎曰：‘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肜日：肜祭之日，殷祭名，指祭祀的第二天又进行的祭祀。肜，相寻不绝之意。

⑤亚 ：族氏名。

铭文大意：癸巳这天，商王赏赐小臣邑贝十朋，小臣邑感到很荣耀，因此作了一个祭祀先母母癸的青铜礼器。时在商王(帝辛)第六年四月的肜祭之日。族徽是“亚疑”。

利簋^①

(武王)征商^②，隹(唯)甲子潮(朝)^③，歲鼎^④，克聞^⑤，夙又(有)商^⑥。辛未^⑦，王才(在)^⑧，易(賜)又(右)史利金^⑨，用乍(作) (檀)公寶(尊)彜^⑩。

【注释】

①此器属周武王时代。这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最早的一件青铜器，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珍贵史料。1976年3月出土於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腹内底铸有铭文4行32字。此器现藏临潼县博物馆，铭文著录於《殷周金文集成》第4131号。簋，音guǐ，器名。

② ：张政烺：“，‘武王’二字合文，周代铜器铭文中数见，当读‘武王’二音。甲骨文对於常见之商王名号多合书，此亦其类，不能看作一个形声字。较晚铭文如《盂鼎》、《矢簋》皆於‘’下又加一‘王’字，说明当时汉字越来越走上一字一音了。”“征”：征伐。此处加“彳”，甲骨文未见。

③子：铭文写法和《说文·子部》“子”字的籀文写法相同。 ：从“水”，“朝”省声，可隶作“(潮)”，此处借用为“朝”，音zhāo，清早。《尚书·周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逸周书·世俘》：“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此铭所记时日与古书同，可证古书的记载是可信的。

④岁：岁星，今称木星。鼎：当，正当。《汉书·匡衡传》：“无说《诗》，匡鼎来。”颜师古注：“服虔曰：鼎犹言当也。”“岁鼎”指岁星当头，亦即当其位。按：岁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古人以岁星纪年。岁星运行过程中是否在其次，常被看作是吉凶的征兆。《国语·周语下》记伶州鸠之语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韦昭注：“岁，岁星也；鹑火，次名。周分野也。……岁星所在，利以伐之也。”

⑤克：能够。：即“闻”字。殷墟甲骨文作，象人跽而以手附耳谛听之形。本铭耳朵和人形已分离。后来改作从耳门声的形声字。“闻”在此当“报告”讲。“岁鼎克闻”，是讲天象的。史官最主要的职责是观察天象。“利”是右史，其受赏是因为观测到“岁鼎”并向周武王报告了这一天象。

⑥ ：即“夙”字，早晨。 又：通“有”，占有。

⑦辛未：甲子日之后的第八天。

⑧才：通“在”。 ：地名。

⑨易：通“赐”，赏赐。 又吏：读作“右史”，史官名。利：右史之名。 金：指青铜。

⑩用：因而。 (檀)公：利的先人。尊彝：祭祀用礼器的通称。

铭文大意：周武王伐商，在甲子那天清早，岁星当头，有利於征伐。史官利观测并及时报告了这一天象。从而能在次日早晨占有商都。辛未日，武王在赐给右史利青铜。利因而制作了这个用来祭祀先人檀公的珍贵礼器。

簋^①

隹(唯)六月初吉乙酉^②，才(在) ^③，戎伐 ^④。 (率)有(司)、師氏 (奔)追 (襲)戎於 (棫)林^⑤，博(搏)戎 (胡)^⑥。朕文母競敏(聖)行^⑦，休宕(拓)(厥)心^⑧，永襲厥身^⑨，卑(俾)克厥啻(敵)^⑩。隻(獲)馘百 ，執(訊)二夫 。孚(俘)戎兵 ： (盾)、矛、戈、弓、備(箙)、矢、裨、胄 ，凡百又卅又五 ； (遂)(掠)戎孚(俘)人百又十又四人。衣(卒)博(搏) ，無 (尤)於 身 。乃子 (拜) (稽)首 ，對 (揚)文母福刺(烈)，用乍(作)文母日庚寶 (尊) (簋)。卑(俾)乃子 萬年用 (夙)夜 (尊)(享)孝于厥文母 ，其子二孫二永寶。

【注释】

①此器属周穆王时代。1975年陕西省扶风县白家村出土。通高21厘米，重5公斤。盖、器同铭，各134字。现藏扶风县博物馆。铭文著录於《殷周金文集成》第4322号。

②初吉：周代月相名。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月相，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种。它们所代表的日期，有“四分说”和“定点说”两种不同说法，但迄今无定论。今暂取“四分说”略作介绍。王国维在《生霸死霸考》一文中认为，“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自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於晦也。”

③ ：上从京省，下从声，可隶作，音chéng，地名。黄盛璋读为“堂”，见於《春秋》有堂谿，地在今河南省西平县。这里是伐淮戎的驻屯之地。

④戎：在 所作的另一铜器《 鼎》中称作“淮戎”。淮戎是古代居住在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李学勤指出《鼎》“淮戎”的“淮”字作，从“唯”，与《曾伯簠》淮夷之淮同。《尚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徐可称戎，淮夷也可称淮戎(参见《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71页)。：上从“尹”，左下从“又”，右下作，可隶作 ，地名。

⑤ ：本铜器的主人，是这次伐淮夷的主帅。：《说文》：“先道(导)也。”即率领之率。有司、师氏：均为军事长官。字，又见於《簋》：“南淮夷行迁殳(?)内伐……王令御追于上洛谷。”郭沫若以为是“御”字，非是。裘锡圭据新出铜器《晋侯封盨》铭中有“原隰”的“隰”，隰或从“辵”从“卩”从“絲”，“隰”与“袭”《广韵》皆音“似入切”，上古都是邪母缉部字，故疑“追”之“ ”当读为“袭击”之“袭”(参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2期41页)。林：地名。裘锡圭认为即《左传·襄公十六年》“夏六月，次于棫林”之“棫林”，地在今河南叶县(参看《古文字论集》368—392页)。

⑥ ：隶作“博”，读为“搏斗”的“搏”。 (胡)：地名。搏戎胡，等於说“搏戎于胡”。

⑦文：美称。“文母”一词也见於《诗·周颂·雝(雍)》：“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文母意即有文德的先母。競：字形象两个人争着讲话。《尔雅·释言》：“競，强也。” 敏：敏捷、聪敏。：隶作。裘锡圭认为，此字从铭文看其下部的左边是“耳”，右边是“人”。甲骨文字有、，第一形在人形上加耳以造字方法相类的“见”字类推，正应是“听”的初文。这个字所从的人形后来变为“ ”，跟“”字同例(“聽”字左半就是“ ”。《篇海》以“”为古文“聽”字，可能是有所据的)。从语言学角度看，“圣”应是“听”派生出来的一个词，本义应该近於“聰”。所以，隶作，姑且读作“圣”。 “圣行”，义为好的品行。

⑧休：古文字字形表示人在树荫下休息。由休的本义“树荫”引申出了“荫庇、庇护”之义。“休宕(拓)厥心”，唐兰译作：“庇护并开拓了我心。”裘锡圭认为“休”在这里作“庇护”讲似不通。“休”古代可训作“宽容”。如《尚书·秦誓》：“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又《释文》(《礼记·大学》)引郑玄注“休休，宽容貌”。宕：读作“拓”。 休拓：动词，使动用法。“休拓厥心”意为使我心胸开阔。

⑨：与《说文·衣部》“襲”字籀文写法相同，可证《说文》籀文的写法是有证据的。《广雅·释诂一》：“襲，及也。”《楚辞·九歌·少司命》：“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王逸注：“襲，及也。”永袭厥身，是说先母的美德永远沿及(保佑)我身。

⑩卑：在此读为“俾”，使。克：战胜。《左传·庄公十年》：“彼竭我盈，故克之。”《尔雅·释诂》：“克，胜也。”啻：读作“敌人”之“敌”。“朕文母竞敏圣行，休拓厥心，永袭厥身，俾克厥敌”，这一段是插叙。

：象一只手抓住一只鸟，隶作“隻”，是“获”的古字。馘：从 ，或声。林澐认为， 象撕下的头皮，或象徵“头”。这里指砍下的首级，用来作为计算战功的凭据。

执：象用一种叫做“梏”的手铐把俘虏或犯人的手铐起来，义为“捉住”。：当为“讯”之初文。字从口从 ，象用绳索反绑人双手，从口则表示审问。后改作从言 声的形声字“讯”。“执讯”，指抓获的俘虏。金文里“馘”与“讯”，一“死”一“生”，是对文。陈介祺把金文与古书加以对照，认为古书里也是这样用的。比如：《诗·大雅·皇矣》：“执讯连连，攸馘安安。”

孚：“俘”的初文，当“俘获”讲。兵：《说文》：“兵，械也。” 戎兵：兵器总称。《书·立政》：“其克诘尔戎兵。”

：从 豚声，即盾字。 ，古 字，象盾形，音贯。这里作意符。“豚”与“盾”古音相近”。：象右边有系缨圆环的矛头之形，即矛字。 ：甲骨文作 ，“箙”的初文，象盛矢器，後来讹变为“”。古代多借“服”为“”。《诗·小雅·采薇》：“象弭鱼服”。“箙”应是在假借字“服”上加注“竹”旁而成的分化字。：原作“裨”，唐兰认为当指甲。《说文》：“萆，雨衣；一曰衰衣。”古代的甲，是用皮革制成鳞甲形的小片连缀起来的，与蓑衣之形相近，所以铠甲可以称裨。胄：《说文》：“兜鍪也。” ，下面“目”代表人头，上面 象头盔。

凡：总括之词，总计。

：也见於甲骨文，罗振玉谓“许书有(音赘)字，注楚人卜问吉凶曰。”从又持祟，祟非可持之物，出殆木之讹。：即许书之。”(《增考》中18)裘锡圭认为在这里读作“遂”，副词，应与下句连读，当“就、接着”讲。：与“孚”字写法不同，当隶作“”，《说文通训定声》认为是“捋”字古文。“捋”“掳”，“掠”是一声之转，字义相近，本是一个来源。“捋”，在这里是“获取、夺回”的意思。戎孚人：指被戎人俘去的周人。

衣：唐兰读作“卒”，当“完毕”讲。“卒搏”即搏战完毕。

：即舞字，假借为“有无”的“无”。 ：从“目”“尤”声，读作“尤”，当“伤害”讲。

“乃子”，即“你的儿子”。这是儿子对母亲讲话的口吻。

对扬：答谢称扬。 ：同“扬”。刺：通烈，指功德。《淮南子·修务》：“烈藏庙堂。”注：“烈，功。”福烈：给后人带来福荫的功业。

卑：通俾。 ：动词，用手捧献。享孝：祭享先人以尽孝心。

铭文大意：六月上旬乙酉， 在 。淮戎侵伐，率领武将们去追赶、袭击淮戎于棫林。和淮戎在胡地搏战。我的先母刚强、敏捷，其美德使我的心胸变得宽广。先母的神灵永远庇护着我的身体，使我战胜了敌人。斩获100个首级，活捉二人。俘获兵器盾、矛、戈、弓、箙、箭、裨、甲、胄等，总计135件。还夺回被淮戎所俘获去的114个周人。战斗结束，的身体没有受一点伤。你的儿子跪拜叩头，要报答颂扬母亲福佑後人的功德。因此给先母日庚铸造了这件宝贵的祭簋，使你的儿子能够永远在早晚祭祀德高的母亲。子子孙孙要永远珍爱它

第十三章 战国文字

第一节 战国文字的内容及研究概况

一 战国文字的内容

战国文字是战国时期使用的文字。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上限一般确定在前475年(周元王元年)[1]，下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221年。研究战国文字主要依靠的是战国时期的材料，除此以外，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字以及秦统一后的文字也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

战国文字的种类繁多，不象商周文字那样单一，因此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作是商代的代表文字，把金文看作是西周、春秋时代的代表文字，但却不好把某一种文字看作是战国时期的代表文字。已出土的战国文字有铜器铭文、石器文字、货币文字、玺印文字、简帛文字、陶文以及盟书等。这些文字的名称有些是从书写材料的角度提出来的，如铜器铭文、石器文字、简帛文字和陶文，有些则是从书写内容和用途的角度提出的，如玺印文字、货币文字和盟书等。

(一)铜器铭文

战国早期的铜器铭文和春秋时期铜器铭文的内容大体相同。作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的羌编钟，记述作者跟随韩君征秦讨齐，受到韩君的封赏。这种风习至战国中期仍保留在个别器物中。1978年河北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音不详）大鼎、中山胤嗣圆壶，是白狄别种鲜虞国君及其嗣子所作，时代在前309年或前308年之后。二器记述齐王破燕，燕国君臣易位的事件，同时颂赞了老臣相邦（音不详）的德行。鼎铭长469字，洋洋洒洒，充满了儒家的说教色彩。

从战国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物勒工名”式的铭文。所谓“物勒工名”，就是在器物上勒刻作器官吏、工匠的名字，以保证器物的质量，如有不合格者，便于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如三十二年邺令戈铭：“卅二年，业(邺)(令)(狄)，石库币(师)臣，冶山。”邺令是邺(今河北磁县)地之长官，是此戈的监造者，“狄”是其名。“工师”属工官之长，是主持造戈的人。“库”是制造、保管兵器的地方。“冶”即冶铸工匠，是器物的真正制造者，“山”是其名字。

在战国时期的铜铭文中，最发达的是兵器铭文，占的比重很大，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有关。除此以外，战国的铜器铭文还出现在量器和符节上，如“商鞅方升”、“郢大府量”、“新郪虎符”、“鄂君启节”等。

春秋以前，铜器铭文绝大部分是铸在器物上，战国中期以后，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用刀刻上去的。

(二)石器文字

石器文字包括刻和写在石壁或石器上的文字。前者有著名的诅楚文、秦曾孙駰告华大山明神文和秦统一后在泰山、峄山、琅邪台等地的刻石，这些都是研究战国时期秦系文字的重要资料。诅楚文于北宋中叶在秦故地发现，是秦王诅咒楚王的告神文。发现时共3石，其刻辞基本相同，只是祭告的神灵不同。秦曾孙駰告华大山明神文近年出土于陕西华阴，有甲乙两块玉简，甲简正面刻铭，背面朱书，乙简两面皆朱书。二简文字略同，共299字。简文记载秦曾孙駰有疾，久不得愈，乃祷告于华大山明神，得其保佑，使病体日复。此文对研究秦人礼俗及秦文字的演变情况极为重要，其价值不在诅楚文之下。

(三)货币文字

战国时期，各国的生产和交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品市场高度繁荣。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货币的大量发行。在河北易县燕下都(燕国后期的都城)出土了很多刀形币，上边有“明”字(也有人释为，即燕字)，数量常多达数千枚。在朝鲜渭原(鸭绿江东岸，与吉林集安市邻近)一窑穴中，一次出土曾发现了四、五千枚这种刀币。燕在战国时并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尚且如此，他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魏都大梁，其市场规模均远远超过燕国，当时货币发行数量之大可以想见。

除燕国的明刀币外，齐国有一种“即墨”刀，上有“節(即)墨之大刀”的字样。即墨是齐县名，也是该币的铸造地。此外，赵国有一种直刀，上有“白人刀”三字。“白人”即“柏人”，在河北尧山县西。

另有一种货币叫布，即鎛。鎛原是一种铲形工具，后人模仿其形铸币。布币通行于韩、赵、魏，即所谓的三晋地区，同时也流行于东、西周(战国时分封的两个小国，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以及燕、宋等小国。魏有“安邑二釿”布，安邑为魏旧都，“釿”是记重单位。赵有“晋阳”尖足布。韩有“宅阳”方足布，“宅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燕有“纕(襄)坪(平)”布、“右明(司)冶”布等，襄平是燕地名，“司冶”是“右明”属下的铸币机构。

楚国地处南方，货币比较特殊。在楚地发现很多扁平形的黄金小方块，称版金，上面多有钤印“郢爯”。“郢”是楚都，“爯”是称量单位（除版金外）。楚国还有一种铜贝形的钱，或称“蚁鼻钱”、“鬼脸钱”。此币上有“”字，究竟是什么字，说法不一，今人或释为巽，读为钱。

战国晚期，兴起一种体圜、有孔的钱，称为圜钱。这种货币形式，为汉以后各朝所继承。圜钱文字有“西周”、“东周”字样，是东、西周的货币；也有“离石”的字样，即今山西离石县，为赵币。秦圜币有“珠重一两，十三”的文字，“十三”是编号。后来秦兴起了“半两”圜钱，是这种币的发展。

(四)玺印文字

玺印在秦以前统称玺(字作)，秦始皇时，规定天子印称玺，私人印只能称章。所以战国印不分公私概称古玺，秦以后除皇帝、皇后外皆称印。

古玺有官玺，即政府机关的玺；有私玺，即个人的私名玺；有成语玺，这主要是一些格言和吉利的话；还有一种肖形印。

官玺的内容多反映的是官员的身份或职能部门的名称。如燕官玺“平阴都司工(空)”是平阴(今山西阳高县)地方的工官印。又如魏官玺“文檯(臺)西疆司寇”是文臺(今山东东明县)的地方司寇之印。又如齐官玺“陈立(莅)事岁安邑亳(或释亭)釜”，是齐国执政者陈视事(即主政)这一年安邑地方的造陶釜者之印。又如楚官玺“太 (府)”，太府是为楚王制造器物的机构。

私玺的数量甚多，今所见战国古玺约有4000枚。私玺出现的姓氏很多，除王、长、张、肖(赵)、 (齐)、奠(郑)、 (任)、(董)等单姓外，还有淳于、司寇、正孙、尾生、西方、阳城、下池、公乘、苦成、马服等复姓。姓氏多与地名有关，如周、卫、鲁、齐；或与官名有关，如司徒、司马。也有与出身有关的，如公孙、王孙，表示是诸侯或王之后。

成语玺如“敬事”“敬命”“正行”“修身”“忠信”“亡(无)私”等，反映了人们的一种道德修养。而“宜官”“富昌”“千秋”“万金”“福寿”，则表示了人们对功名利禄的愿望。

1995年以来，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土秦封泥数千枚，其文字不重复者约400枚。这批封泥的时间为战国晚期至秦代。所谓封泥，是古人封缄文书时用印按捺在泥上的遗留，是印的使用形式。秦封泥有“尚浴府印”“寺工之印”“章厩将马”“恒山侯丞”“阳陵禁丞”，很多官名都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

(五)简帛文字

在纸发明以前，人们长期以简和帛作为书写材料。简即竹简，另外还有木简，又称牍或觚。所有竹木简上的文字都用墨笔书写，然后用绳子编起来。帛书则是把字写在丝织的帛上。因为简帛容易腐烂，难于保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是战国以后的材料。

战国简书在历史上曾屡有发现。西汉景帝时，鲁恭王(当时的一个诸侯王)为扩大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墙壁中获得古文《尚书》、《礼记》等。所谓古文，就是六国文字。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发现战国魏墓，出土《纪年》、《穆天子传》等竹简书，也是用古文写的。

近数十年发现的竹简、帛书以楚国为大宗。其中竹简有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河南信阳长台观、湖北江陵望山、三星观、荆门包山、郭店、随州擂鼓墩等多批。这些竹简中最重要的是包山、郭店的两批简。

包山简有各种文书，是若干独立的事件或案件的记录，属于各地官员向中央政府呈报的文件。从这些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楚国的政令、司法、职官、民情以及地名等情况。包山简还有很多卜筮祭祷记录，内容都是为墓主贞问吉凶祸福，请求鬼神与先人的赐福和保佑的事情。所请求的鬼神包括各种神祇以及山川、星辰之神等，先祖则有老僮(童)、祝融、(鬻) (熊)、武王等。

包山简和其它几批竹简中有很多遣策，即送葬器物的清单。其称名多与实物对应，对研究战国楚器的实际称名和命名原则、用策制度等很有意义。

郭店楚简包含有多种古籍，主要是道家和儒家的著作。其中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种抄本，绝大部分与今本《老子》相同或相近，但章次不对应，也不分道经与德经。儒家著作包括《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是研究战国中晚期儒家学说特别是子思、孟子一派学说的重要资料。

1942年，长沙市子弹库楚墓中出土了一件战国楚帛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帛书现藏于美国。帛书有很多墨书文字，周边是彩绘的图形，其内容多是有关阴阳数术的，如叙述四时起源、天象的灾异以及十二月的宜忌等。

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内容十分丰富。如《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以及《日书》(甲、乙两种)等，其中《编年记》是秦史的大事记，与《竹书纪年》相当。

湖北云梦县龙岗出土的秦简，很多是有关秦代禁苑的内容。其中提到“皇帝”，大约抄于秦代。始皇统一全国后，出巡频繁，其中二十八年到过南郡，三十七年“行至云梦”，此类秦简应为始皇出行时特别颁发的律文。

1979年，四川青川县出土了一件木牍，是秦武王二年(前309)颁布的田律。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了一批战国末年秦国的竹简，其中一篇是《墓主记》，讲述的是墓主丹死而复生的故事，与《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相近。此外还有木质地图和《日书》。地图绘制着冢山北侧、西汉水上游的山川，并有文字注记。《日书》有甲、乙两种。

(六)陶文

陶文即陶器上的文字，陶文大多数是器物烧制前用玺印按捺上去的，只有少数是刻上去的。六国陶文以燕、齐两国为大宗。燕陶文如“廿一年八月，右陶尹，佐疾，(?)贺，右陶攻(工)汤”一语，其中“廿一年”据研究是燕王喜二十一年(前234年)，“陶尹”是陶工之长，“佐”为其助手，“陶工”就是制陶的工匠。齐陶文如“高闾里人陶者曰汩”一语，“高闾里”是齐都临淄的小地名，“陶者”即陶工。

战国后期秦国及秦代的砖瓦上，粪有制陶机构或工匠的印章，也有少数刻划文字。秦陶文多为方形印记，其中以阴文居多，阳文少见，多4字或6字陶文。4字者如“咸高里喜”，“咸”为咸阳省称，“高”是里名，“里”是基层行政单位，“喜”是陶工名。6字者如“咸亭里丹器”。“亭”字秦汉陶文多见，是管理市场的机构。

1948年，陕西户县沣河边出土了秦惠文君四年(前334年)的秦封宗邑瓦书，共121字，内容记述分封右庶长宗邑的经过，是秦陶文中不多见的精品。瓦书系刻成，笔画方折险劲，与其它圆转浑厚的陶文形成鲜明对比。

(七)盟书

盟书又称载书，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或卿大夫订立盟誓时写在简策、玉片或石片上的盟辞。订立盟誓时，先在简策、玉片或石片上用毛笔写上盟辞，盟誓完毕后将盟书埋在地下或沉于河中。埋入地下者，其仪式是在地上挖一个方形的坑，这种坑叫坎。然后在坎上杀牲。牲多用牛或猪，大夫也用鸡或犬。杀牲时由盟主割牲耳，取其血盛于玉器。盟主先用口含血，其他与盟者依次含血。接着宣读盟书昭告神灵。宣读完盟书后，将盟书加于牲上一同埋入坎中。盟书一般一式两份，其副本藏于盟府。在河南沁阳和山西侯马先后发现了数批春秋战国之际的盟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六十年代在晋故地侯马出土的近五千多片盟书。这批盟书的出土，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盟书的文辞用毛笔书写，玉片、石片的形状似圭形。盟辞的内容各有不同，篇幅长短不一，最少的仅有十余字，最多的达二百二十余字。其字体变化多样，形态复杂。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整理出版的《侯马盟书》共收盟书用字381个，异体字1274个，是研究春秋战国之际三晋文字的重要资料。

战国文字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由于诸侯割据，自春秋中期以后，各国的文字就有了一定的差异，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差异更加明显。不同地域的文字形体各异，这是战国文字的又一特点。战国文字除要区分不同种类外，还要区别不同的地域。本世纪初，王国维根据地域特征把战国文字分为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这种分法一直延续至今。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有些学者又进一步将六国文字分为燕、齐、三晋、楚四系，加上秦共为五系。

六国文字的特点之一是俗体流行，字形多有简化，简化与未简化者同时流行。如羊字作 ，又作 ；马字作 ，又作 ；为字作 ；乐字作，又作； 字作 ，又作 。特点之二是多有讹省，如大字作 ，省作 ； 字本作 ，讹作 等。

六国文字中有些字的形体是互不相同的。如“者”字齐国作 ，燕国作 ，三晋作 、 等。六国文字中还有很多借笔字，如字又作；上下二字合文作 ；工师二字合文作 （本应作工 ）。六国文字亦有增繁者，如月字又作 ；祖字本作 ，又加旁作。增繁字中有一部分后世保留了下来，如监字繁化作鑑，一直流传至今(1956年简化字第二表简化作鉴)。

秦处西周故土，与六国文字比较，秦文字更多地继承了周代文字的特点。战国秦文字有正体，即秦篆，又称小篆；也有俗体草篆，即隶书的萌芽。战国秦文字，特别是小篆，比较规整，符合汉字的发展规律，所以秦灭六国后，以小篆为基础统一文字，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秦朝年祚虽短(前221年～前206年)，但秦文字为汉代所继承，成为正宗。所以战国秦系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战国文字的最早发现和出土是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汉代废除了秦的“挟书之律”，广开献书之路。一些未被焚毁的典籍如《孝经》、《左传》、《周礼》、《尚书》、《论语》等从地下、墙壁中被发现，或从民间献出。这些古籍是用战国时期东方诸国的文字写成的，与汉代的隶书迥然不同，这种文字被称为“古文”。一些学者对古文进行了研究。其中贡献最大的学者当首推《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许慎著《说文》“叙篆文，合以古籀”，保留了九千多个小篆，近一千个古文、籀文，并对每个字从形音义三个方面进行了训释，其中有关古籀的形体分析，对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文字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参见第五章第一节“《说文解字》的产生与编纂目的”)。

到了三国时期的魏正始年间，朝廷把《尚书》、《春秋》、《左传》三种经书刻在石碑上，每个字都同时用小篆、古文、隶书三种字体书刻，称作魏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三字石经等。石经中的古文与《说文》中的古文十分接近，应是同一系统的文字，其共同的来源是六国古文。石经古文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据后人研究，出于邯郸淳的后学，邯郸淳是魏初的古文传布者。

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河南汲县盗墓贼掘开战国魏王古墓，从中发现竹简75篇，包括《周易》、《纪年》、《穆天子传》等，皆为古文。到了太康二年(281年)，政府诏令当时一些著名学者整理这批竹简，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续咸等皆参与其事。其中卫恒著成《古文官书》一书，续咸著有《汲冢古文释》一书，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未留传下来。

隋开皇二年(582年)，长安发现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统一度量衡诏书的两个诏权。二十六年诏书中有“丞相状”一语，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据以纠正了《史记·秦本纪》“丞相隗林”一语的错误。

唐代时傅奕根据北齐发现的《古文老子》，对通行本老子《道德经》进行了校订。

北宋初年，郭忠恕根据传抄古文材料，编成《汗简》一书。其后夏竦据郭书增补部分材料，编成《古文四声韵》一书。这两部书对释读战国古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宋中期，在秦故地凤翔、朝那、要册出土了诅楚文三石，苏轼、欧阳修、赵明诚、叶石林等学者都曾对石上的古文进行过研究。

从晚清到民国，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巨增，较为著名的有：战国早期田齐标准器——陈侯四器；1928年—1930年在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魏国标准器——羌钟；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的楚国铜器三十余件；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等。

这一时期对战国文字的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不仅对新出土的器物进行了考释，而且对以前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又重新进行了探讨，如唐兰、刘节、郭沫若、徐中舒、胡先炜等人都先后分别对羌钟及楚国铜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诅楚文自北宋出土以来一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一时期研究的人比以往更多。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容庚、郭沫若等人都著文对其文字和年代进行了考证。玺印文字、货币文字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对其年代有了更确切的界定。历来把战国玺印归在秦汉玺印中，而把出土的货币看作远古和夏代的遗物。直到清乾嘉时期的才有学者把玺印文字归入“古文”，这一时期的学者则更明确地指出玺文是六国文字，他们关于出土货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观点纠正了历史上对货币文字认识的谬误。陶文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更有了很大的发展。早期研究陶文的学者以陈介祺和吴大澂等人的贡献最大。吴大燈的《说文古籀补》、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的《说文古籀三补》均对陶文进行了认真的考释，其后顾廷龙出版了《古陶文录》一书，该书的研究从收字、体例到考释等方面都更为深入和完备。

1942年，在湖南长沙古墓出土了楚帛书，这是罕见的战国帛书材料，蔡季襄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著成《晚周缯书考释》一文。

这一时期对战国文字研究成绩最显著的当推王国维先生。他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的论文中，把“古文”定为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文字。“古文”自汉代出土后，从古文经师起人们一直认为这种文字是远古时代的文字。王国维将《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相比较，得出了“兵器、陶器、印玺、货币四种文字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壁中书为一系”的结论。这一研究成果界定了“古文”的正确年代，为战国文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依据。

战国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和把战国文字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时期是在建国以后。建国以后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除了铜器、货币、玺印、陶文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竹简和盟书。这些资料的出土地也很多，除了战国所有主要国家的故地外，还有一些小国家的故地。建国后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主要有：

安徽寿县鄂君启车节(战国中期楚国)；河南新郑兵器群(战国晚期韩国)；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铜器群(战国中期中山国)；湖北随县曾墓铜器群(战国早期曾国)；山西侯马盟书(春秋战国之际三晋)；河南温县盟书(春秋战国之际三晋)；湖南长沙仰天湖竹简(战国中期楚国)；河南信阳长台关竹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江陵望山竹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江陵天星观竹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随县竹简(战国早期曾国)；湖北荆门包山竹简(战国中期楚国)；荆门郭店楚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云梦竹简(战国末秦国)；四川青川木牍(战国晚期秦国)；陕西西安北郊封泥(战国末至秦)等。

五十年代末李学勤发表了《战国题铭概述》一文，这是一篇系统研究战国文字的综述性文章。文中按地域把战国文字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楚国题铭”和“秦国题铭”五个大类，在介绍这些题铭时特别指出了其地域特征。八十年代末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系统介绍了战国文字的特点，并阐释了战国文字的形体演变规律和释读方法。朱德熙、裘锡圭等人则在战国文字的考释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建国以后在新出土铜器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例如经过郭沫若、李学勤、陈梦家、史树青、孙百朋、唐兰、于省吾、裘锡圭等人长期对蔡侯墓铜器群年代的讨论，现在已基本可以确定为春秋晚期的蔡申侯之器。又如鄂君启车节和舟节的内容涉及到楚文字和楚地理等诸多领域，殷涤非、罗长铭、谭其骧、商承祚、于省吾、黄盛璋、朱德熙等学者对之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现铭文基本上可以读通。另外，张政烺、朱德熙、裘锡圭、李零、于豪亮等学者对中山王墓铜器的考释，裘锡圭、李家浩等学者对曾侯乙墓乐器的铭文和乐理方面的研究以及黄盛璋、林清源等人对战国铜器铭文中的兵器铭文、铭刻款式、文字特点、职官制度、铸造地点的探讨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七十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对战国文字进行了分国、断代和综合研究。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率先垂范。其后刘彬徽、李零、黄锡全对楚系铜器，王辉、陈平对秦系铜器，曹锦炎、施谢捷对吴、越铜器分别作了系统的研究。

1965年，侯马盟书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郭沫若、唐兰、朱德熙、裘锡圭、张颔、高明等学者均著文进行了考证。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编纂了《侯马盟书》一书，该书除载盟书照片、摹本外，还附有释文、综论、字表等。八十年代初，在河南温县出土了盟书石片后，冯时等人对其中有关资料进行了研究。

关于战国货币文字的研究，建国以来取得了新的进展。王毓铨的《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郑家相的《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王献唐的《中国古代货币通考》都涉及到战国的货币文字，裘锡圭、李家浩、李学勤、黄锡全、何琳仪分别对战国货币文字进行了考释。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的《先秦货币文编》、张颔的《古币文编》广泛收集了战国货币文字的资料。

关于战国玺印的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了罗福颐的《古玺印概论》、马国权的《古玺文字概论》、曹锦炎的《古玺通论》，这三部书是有关古玺的综述专著，其中均对战国玺印字作了系统的论述。罗福颐等编纂的《古玺汇编》和《古玺文编》为战国玺印文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石志廉、叶其峰、李学勤、裘锡圭、李家浩、何琳仪、吴振武等学者专文对战国古玺文字作过考释。在秦印的研究方面，王人聪、王辉等人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关于战国陶文的研究，李学勤发表了《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一文，这是一篇全面介绍齐系陶文的重要文章。袁仲一的《秦代陶文》、王辉的《秦文字集证》都对秦陶文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郑超的《战国秦汉陶文研究概述》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百年来的陶文研究概况。另外，金祥恒编纂的《匋文编》、高明等编纂的《古陶文字征》等工具书均对战国陶文及其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反映。

关于战国简书的研究，近年来已形成热潮。史树青、罗福颐、李学勤、饶宗颐、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刘雨、郭若愚等学者对仰天湖、信阳楚简进行了研究。刘彬徽、刘信芳、曾宪通、张光裕、陈伟等人对包山简进行了研究。其中陈伟的《包山楚简初探》是一部全面研究包山简的专著。此外，李学勤、于豪亮、高敏、刘信芳、胡平生等人还分别对云梦秦简和龙岗秦简进行了研究，中华书局已出版了《云梦秦简研究》一书。

关于长沙子弹库的战国楚帛书，建国以后的研究从未停止，其中著名的学者有严一萍、金祥恒、陈邦怀、饶宗颐、曾宪通、李零等。1972年澳大利亚学者巴纳公布了帛书的红外线照片，使许多原先看不清的字得以确认。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始于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在当时是一门十分发达的学科，然而到了近代，战国文字却成了古文字学科中发展最缓慢的一部分。建国以来，由于出土资料巨增，战国文字的研究又重新崛起，并成为古文字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战国文字种类繁多，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只有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认真总结以往的研究经验，全面整理已发现的各种资料，才能使这一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节 战国金文选读

战国金文虽已式微，但仍有自己的特色。器类除钟、鼎等礼器外，还有符节、兵器等实用器物，而尤以后者为多。

陈侯因 敦^①

【注释】

①此器著录于《三代吉金文存》9.17.1，8行79字。器主为战国中期田齐威王因齐。齐国初为姜尚封国，后被来自陈国的陈氏家族取代。陈、田古音相同，故陈氏或称田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称田氏。

②金文中妫姓之“陈”写作“ ”，与田齐之“”有异。：脐字异体，读为齐。陈侯因齐，即齐威王。齐威王在位时，整顿吏治，奖励垦辟，重用贤人，加强了齐国的政治、军事地位。

③孝武桓公：指田齐桓公午(不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前374～前357年在位。

④ ：同恭。

⑤慕：通谋。大谋克成：或说指前374年田午弑其君剡及孺子喜自立为公。

⑥扬：显扬。皇：大。考：亡父。

⑦练：即绍，意为继承，嗣续。高祖：远祖。黄帝：轩辕氏，是传说的华夏始祖。黄帝是否为田齐始祖，无考，也可能是齐人的自我攀附。

⑧ ，从人，米声，与迩通。迩嗣桓文，是说近嗣文考桓公。

⑨昏字作 ，乃西周金文 字省写。朝：朝见。问：聘问。朝问诸侯：指诸侯之间聘问往来。

⑩答扬：报答并宣扬。

寅：敬。荐：献。

敦：盛食器。此为祭祀用，故称“祭器敦”。

登：文献或作蒸。《尔雅·释天》：“秋祭曰尝，冬祭曰蒸”。这里泛指各种祭祀。

世万：为万世之倒文。典常：法式，榜样。器主告诫田氏子孙，要永远以先人为榜样。

商鞅方升^①

 

【注释】

①选自《文物》1972年6期21页。铭文分4处，共76字。器作于秦孝公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是秦统一后加刻的。

②十八年为秦孝公纪年，前344年。

③夫：大夫的合文。众：齐大夫名。聘：聘问。《礼记·曲礼下》：“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

④大良造：本为官名，后转化为爵名。鞅：卫国庶子，又名卫鞅，入秦后得秦孝公信任，实行变法，被封为商君，又称商鞅。尊：读为寸，铭中指立方寸。积：容积。

⑤重泉：秦县，在今陕西蒲城县东南。重泉是方升的第一次置用地。

⑥廿六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⑦併兼天下：指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诸侯：六国之君。

⑧黔首：黎民百姓。《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裴駰集解引应劭曰：“黔亦黎黑也。”秦人崇尚水德，“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称民曰黔首，大概同这种理论有关。

⑨状：隗状；绾：王绾。二人均为秦始皇时丞相。

⑩法：效法。《荀子·不苟》：“畏法流俗。”杨倞注：“法，效也。”度：长度。《汉书·律历志上》：“审法度。”颜师古注：“度，丈尺也。”量，升斗之类校量容积的器具。《说文》：“则，等画物也。”即标准器。“法度量则”即供天下效法、参照的度量衡标准器。

歉：通嫌。嫌疑，即有疑问。“不壹嫌疑者”指未经校验不合标准的度量衡器。

壹：统一。

临：地名，或以为是临晋之省。临是方升的第二次置用地。

第三节 石器文字选读

侯马盟书

1965年12月，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载有盟誓誓辞的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这批盟书连同断、残、碎片以及模糊不清或无字迹者在内，共有5000余件。盟誓文辞用毛笔书写、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墨黑色。玉石片的质料有石有玉，形体以圭形为主。盟辞的内容各不相同，篇幅也长短不一。字数最少的仅有十余字，最多的达220余字，一般在三、五十字到百余字之间。其字体变化多样，形态复杂。盟书按内容可分为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其它等6类。关于盟书的年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盟书订于前386年，是赵敬侯时的盟书；有人认为盟书订于前424年，主盟人是赵嘉，即赵桓子；也有人认为盟书订于前496年，主盟人是赵鞅。

此处所录盟书摹本取自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所编纂的《侯马盟书》一书。

(一)宗盟类：此类盟辞主要强调要如何重视宗庙祭祀和守护宗庙，反映了主盟人为了加强宗族内部团结进行盟誓以求一致对敌的情况。这里选注的是其中的一份。





【注释】

①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下同。

② ：盟誓者之名。敢不：即“不敢不”，表敬副词。 其腹心：即“剖其腹心”，剖明心迹竭诚相见。 通判，剖。其：代词。

③事：侍奉。宗：宗主。

④而：如果。嘉：善。明：通盟，盟誓。定宫：宗庙之名。平 ：即平 ，周邑。命：赐命。主盟人曾在定宫和平 时受到赐命。

⑤或：通惑，惑乱。 ：弁，读为变。 ：通亶(dǎn)，信，诚信。 ：通涣，离散，这里指背离盟誓。

⑥卑：通‘俾’，使。守：守护。二宫：指宗庙里的亲庙(祢)和祖庙( )。

⑦又志：蓄意。又，通有；志，意念。 ：通复，返回。赵尼：与下文列举的“ 、直、、史醜皆为人名，是敌对派。孙＝：子孙的合文。孙后的“二”是合文符号。 ：经籍中作“先”，晋国公族有先氏。晋邦之地：晋国的土地。:同地。

⑧羣：聚众。虖：呼啸。明：通盟，这里是私下结盟。

⑨ ：即吾，第一人称代词。君：指主盟人的先世君主。其：语气词，表祈使。亟：通极，极度。这里是严厉的意思。 (视)：注视。

⑩麻 非是：灭绝其族氏。麻，通摩，灭； ，通夷，灭；非，义同彼；是，通氏，族氏。



(二)委质类：委质类是从敌对阵营里分化出来的一些人所立的誓约，表示与旧营垒决裂，献身新的主君。这里选注的是其中的一份。

盫(ān)章自质于君所

【注释】

①盫章：盟誓者之名。自质：把自身抵押出去，作为质。质，在盟誓时，奉献礼物以取得信任叫质，或写作贽。君所：指主君所居之处。所字下边的两点是重文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的所字属下一句，是连词，如果。

②句首括号内“所”字为本书编者所加，指前面的重文“所”，下同。俞：盟书中或写作谕、，借为偷字。这里指偷偷和赵尼来往。之所_＝：“＝”表示其上字是合文，即“之所”。下同。

③ ：与下文的 直等人均为赵尼一派。参“ 敢不 其腹心”篇注⑦。乙： 的儿子。

④白父：即“伯父”。

⑤中都：大概是敌对派的城邑。

⑥ ： 氏子孙。

⑦ ： 氏子孙。

⑧肖：通“赵”。

⑨“邯郸”，赵都。

⑩ ：没的古字。

入：指逃亡国外，又用叛乱、政变等手段返回国内。

巫觋祝史：从事祭祀、祝祷、占卜、文书等职务的官吏。此处用作动词，指从事祭祀祝祷等活动。

：荐的繁体字。 ：通绥、挼，义为进献黍、稷等祭品。绎之皇君之所：再祭于皇君晋公的宗庙。绎，再祭的专名。皇君，指皇君晋公。

之行道弗杀：在路上遇到而不杀。 ，通遇。

(三)纳室类：纳室类的内容是盟誓者发誓自己不“纳室”，同时也要反对和声讨宗族兄弟中间的“纳室”行为，否则甘愿接受诛灭的惩罚。

疒自今以往

疒自今以往^①，敢不衰从此明质之言^②，而尚敢或内室者^③，而或婚宗人兄弟或内室者^④，而弗执弗献^⑤，不显晋公大冢^⑥，明亟之，麻非是。

【注释】

①疒：盟誓者之名。

② 从：尊从。 ，率的繁体。明：通盟。质：诚信。

③内室：指扩大奴隶领属权。内：纳的古字。

④婚：通闻。宗人兄弟：同宗的兄弟。

⑤执：捕捉。献：向上级进献。

⑥不显：即丕显。伟大光辉的意思。晋公大冢：晋国先公的太庙，庙也称冢祀。

第四节 陶文选读

秦封宗邑瓦书

四年^①，周天子使卿夫(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胙)^②。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③：“取杜才(在)酆邱到于水^④，以为右庶长 宗邑^⑤。”乃为瓦书，卑(俾)司御不更封之^⑥。曰：“子＝孙＝，以为宗邑。”以四年冬十壹月癸酉封之^⑦。自桑 之封以东，北到桑之封^⑧，一里廿辑^⑨。

大田佐敖童曰未^⑩，史曰初，卜蛰，史羁手，司御心 ，志是霾(埋)封。



【注释】

①四年：即秦惠文王四年，前334年。

②文武之胙：祭祀文王、武王的胙肉。《史记·秦本纪》：“四年，天子致文武胙。”与瓦书记载同。卿大夫：大夫，辰为大夫之名。

③大良造：秦爵第十六级。庶长：官名，权力很大。后变为爵名，又分化为左、右、驷车、大四级。游：即见于秦铜器“四年相邦戈”中的，这里的“四年”为秦惠文王后元四年(前321年)，其时 已为相邦。

④杜：秦县，故城遗址在今西安市南郊山门口乡。酆邱：即丰京，在陕西长安县沣水西岸。 水：发源于秦岭，经长安县入渭水。

⑤右庶长：秦爵第十一级。 ：陈直先生以为即《史记·穰侯列传》中的“寿烛”。宗邑：宗庙所在的封邑。

⑥司御：职官，掌车马。不更：秦爵第四级。封之：办理封赐疆土事宜。

⑦辛酉至癸酉共13天。

⑧桑 、桑 ：皆地名。或以为是人名。

⑨古以六尺为步，长宽各三百步为里。辑：地积单位，小于里，长宽不详。

⑩大田：农官。佐：助手。敖童：15至18岁未冠之童。

史：职掌文书的小吏，“初”是其名。卜：卜筮者，“蛰”是其名。羁手：史之名。心：司御之名。

志：通识，识记。霾：通埋。埋封，将瓦书埋于封土之下。

[1]或确定在前481年(《春秋》终年)、前468年(周贞王元年)及前403年(三家分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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