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四之前，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软性的等级社会（所谓“软性”是指，社会等级不是永久继承的，而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的）。在这样一个等级社会中，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大名著”，不是上层等级的必读书，士大夫阶层对于后人所称的“四大名著”，甚至带有一些排斥和贬低。原因很简单，现在人们所说的“四大文学名著”，首先不符合传统士大夫“高雅”的文学标准，其次，它们的读者，针对的都是社会中下等阶层。
胡适从美国回来后，为了建立新文学，反对死文学，引入了现代西方的文学概念。胡适最突出的成绩之一，就是引入了“小说”这个概念。虽然胡适的“小说”，概念完全是西方的，但是，他用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这个称呼，由此造成了中西方在文学层面对话时的各自表述。“小说”在中国古代不是特指某种文学形式，但是“小说”的地位比较明确地属于次等的位置。而胡适引入的西方文学“小说”的概念，没有地位高下的差别，只有文学体裁的差别。为了配合这一“新文学”，胡适便将中国古代地位并不很高的“小说”，如《水浒》、《红楼梦》等，尊为中国古代文学名著。
胡适的这个做法并非完全错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等级社会向大众平民社会过渡，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胡适选择古代文学名著的标准之一，就是平民化。但是，胡适的做法也有点偏颇。从形式上说，所有文言文创作的作品，都不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只有白话文作品，才有可能符合胡适的“新文学”标准。因此，在胡适看来，除了《水浒》、《红楼梦》之外，其他如《三侠五义》、《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海上花列传》等白话文作品，都是新文学标准下的优秀之作。
胡适的这个做法造成两个后果。一是，中国古代大量以文言文为表现形式的文学作品，没有进入优秀之列，没能成为“名著”；二是，胡适所确定的名著，从纯文学的角度，也不太符合西方文学的标准。在胡适之后，“四大名著”的遴选，又被加入了一些“阶级斗争”的成份。因此，胡适喜欢的另一些古代白话文“小说”，如《海上花列传》，由于不符合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没能列入“四大名著”的范畴。
当阶级斗争理论被放弃之后，对于“四大名著”地位的质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拥护者。它们认为“四大名著”品味不高，文学性较差，难以实现“陶冶情操”这一文学的基本功能，充其量只能作为消闲。第二个质疑，来自西方文学观念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四大名著”不符合西方真正的文学观念，没有承担文学应有的责任。
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基本概念，认为自己的社会理念和形态，是千秋万代的必然。因而，文学的功能表现在陶冶情操和教化大众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宗旨，都是社会的稳定。于是，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真正的文学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类净化心灵的高雅文字；而对于社会中下层，需要的是忠孝节义、礼仪廉耻等教化功能，《三国》、《水浒》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基于这样的概念，两种“文学”的地位高下便很清晰。但是，胡适之后，前一种高雅文学被视为“死文学”，后一种通俗故事，则成为“新文学”的实例。因此，“新文学”是否能堪大任，是否名副其实，便遭到了怀疑。
来自古典高雅文学的质疑，不再多说。西方文学有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学很不同的特征。西方社会没有中国传统社会万世永昌的稳定概念，而是不断发展、变革的动态概念，因而，西方文学中，批判现实、构建理想，成为文学必不可少的功能。文艺复兴后，现代西方文学还肩负了反抗宗教束缚、表达自然人性的功能。以至于在某一个时期，西方哲学找不到的出路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文学将承担哲学的重大功能，这一倾向被有些理论家认为是文学的宗教化倾向，某种程度上，西方文学确实具有哲学化倾向，在对于现实的批判和未来的引导上，具有较强的功利主义价值。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确实很难侧身其中。反而，当西方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后，真正心灵化的文学需求出现，中国古典文学，却在另一个高度，与西方文学走到了一起。
电视媒体出现后，它的传播方式和功能性目的，产生了一批影响甚大的电视作品。近的如大陆的《闯关东》、《大宅门》，远的如台湾的琼瑶剧，香港的时装剧，韩国的《大长今》，日本的《阿信》，美国的《老友记》等，都是百姓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作品。做一个比较，“四大文学名著”就是被后人挑选出来的古代“电视连续剧”。更准确地说，“四大名著”当年的地位，与今天广受欢迎的优秀电视连续剧差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也可以多一份骄傲，中国是较早产生大众流行文化的国家，它的一部分成果就体现在今天被人誉为“四大名著”的古代长篇连载故事上。因此，学习“四大名著”，对于了解中国，对于了解中国人的趣味，还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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