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昨天我在三一学院的花园里坐了好一会儿，我奇怪地思考起众人良好的身体发育和完全的愚昧无知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维特根斯坦
“科学家”这个概念，其实是个挺近代的东西。更早以前，他们叫做“自然哲学家”，亦即思考自然世界如何组成、如何运作的人。思考的方法多种多样，数学仅是其一而已。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就偏重于用推理的方法来认识自然，而不是数学。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推论基于生活常识，符合人们日常所见，因此他的见解在很长时间内被人们奉为经典，不可逾越。
数学真正在自然研究中占据权威地位，我想是从牛顿开始。牛顿运用数学与实验并举的研究方式，提出了彻底改变科学面貌的“万有引力”。他在《原理》一书中详细的解释了行星的运行方式，以及其背后的数学原理。被视为最神圣的星体运动也可以用数学来描述了，自然科学从此走出神的迷思，成为人们切实可研究的对象。从“自然哲学家”逐步向“科学家”的蜕变，也由此开始。当然牛顿本人还是有点小郁闷的，因为他是个狂热的宗教信徒。当万有引力的计算结果证明他所坚信的宇宙物质“乙太”根本不存在时，他好像沮丧了很久。
西方科学中的哲学精神,经常为我们所忽略。因为中国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对于科学的理解一直有些狭隘。我们重视科学的实用性，在农、工、医、药等实践性学科中都有巨大的成就，但在纯理论科学方面，却显得十分贫乏。简言之，科学于我们而言，仅是一门技术而非一种思辨方式。历代儒家先贤，似乎对代数、方程都没什么兴趣，只对修身省心等圣人之道比较上心。一元方程式我们解到三次方就没下文了，那一元四次方程式呢？一元五次方程式呢？为何一元五次方程式会没有代数解、又为何因此兴起了“群论”？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啊。而恰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理论研究，最终引起了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历史，也就此重新洗牌。
影片《牛津谋杀案》，讲述的便是一个逻辑思辨的故事。思辨的起点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疑问：我们能明白真理吗？古往今来的伟大思想家，都试图寻找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然而维特根斯坦却从数理逻辑的角度，证明人类无法在数学以外的领域获得唯一、不变的“真理”，从而宣判了哲学的死刑。有位年轻的学生不服气这种专断，便和老教授就如何获得真理、如何进行推理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他们的赌局，便是一桩发生在当地的连环谋杀案---看谁能找到凶手。这位牛津杀人魔每杀一人，就会留下一个符号，这组符号显然符合着某种规律，是一组数列的元素。如何确定下一个符号？在无限多种可能中，究竟哪一个是“真理”？这场斗智斗勇的角逐，就这么展开了…
有趣的是，《牛津谋杀案》虽然看上去漏洞颇多，但其逻辑却没什么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整个故事其实并不好---整部影片，和“谋”杀根本没什么关系，因为凶手压根就是即兴发挥啊。甚至在四场“谋杀”中，还有两场根本是凶手计划外的。这么搞笑的剧情，就使得《牛津谋杀案》看上去有些不连贯，剧情牵强。白白浪费了影片精彩的数理思辨过程，实在可惜了。
片中关于“疯子的逻辑”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段落，也是呼应维特根斯坦的怀疑论的点睛之笔。我们平日所习惯的逻辑，其实只是因为恐惧未知而选择的简明之道罢了。而疯子的逻辑，看似毫无关联、无可预测，但却是满足一个更复杂条件的答案。就如数列2,4,8的下一项，可以是16，也可以是10和7004一般，对于任何一个数列，你都能找到一个更复杂的条件，来使得任何一个数字成为可能的下一项。如此而言，数列的意义何在？逻辑的意义何在？都不存在了。这便是维特根斯坦的怀疑。
但就像那堂著名的哈佛公开课《公正》的讲师所引述的名言，怀疑论是我们在哲学思维中的避风港，但不应是归宿。任何时候人们都会怀疑自己能否找到真理，但这种怀疑不应阻止人们前进的步伐。因此维特根斯坦成了灯塔，而哲学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