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昭和三大参谋之二
俞天任
豺狼的脚印——大本营参谋辻政信(下)
目标：新加坡
和英美开战为的是石油，日本当时（1939年）每年石油的使用量是495万吨，当时日本也产一点石油，不到40万吨，剩下来的90%以上依靠进口，靠美国人喝油。
但是，到了1940年，苦恼着的日本人好像看到了天照大神在显灵。40年5月，希特勒占领了荷兰，六月份占领了法国。这样一来，荷兰和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似乎成了成了没主人的东西了，谁先出手就是谁的了。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即所谓“兰印”。用一句日语来形容这些皇军参谋就是“恨不能从喉咙里伸出手去拿”。
荷属东印度有一处瓦伦班油田，当时是亚洲最大的油田，年产石油470万吨。只要有了这块油田就够日本用了。所以机会来了。不就是一个战败国吗？估计吓唬吓唬就行了。不，不用吓唬，把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一占，修两个军用机场，那帮“西洋鬼畜”还不得吓得屁滚尿流，乖乖地把石油送过来？谁知荷属东印度当时的殖民统治当局和本国切断了联系，由英美提供保护了。所以根本就不理日本。
所以美国一切断日本的石油，日本就得出去抢油，最近的油田就是被称为“兰印”的荷属东印度。但是太平洋是英美的天下，人怎么才能到得了兰印？油怎么才能回得来日本？不赶走那些碍事的英美鬼畜不行。所以对美国作战是海军袭击珍珠港，争取消灭或打残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边陆军从陆路南下，拿下南洋的心脏：新加坡。
1819年2月29日大英帝国殖民官托马斯·斯坦福·莱福士爵士在这里登陆，竖起了米字旗。莱福士花了65万英镑从柔佛苏丹那儿得到了新加坡的永久租借权，为大英帝国建立了一个统治亚细亚的根据地。新加坡和直布罗陀、苏伊士一起成为了大英帝国海上霸权的象征。
7.7事变以后，为了对抗越来越明显的日本南进野心，英国在新加坡设立了东亚英军总司令部，增派了澳大利亚军和印度军。
到1938年2月，英国用了十年时间，花费了六千三百万英镑的号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的要塞新加坡建成了。俯视着正面海面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口径的18英寸大炮；两座能够收容五万吨级战列舰的船坞；贮备的燃油达一百二十万吨，足够全部大英帝国舰队使用半年。要塞落成时，英国美国法国的战舰云集一堂祝贺，夸耀着他们的实力，向日本示威。
能不能攻占新加坡？ 1941年5月山下奉文访问德国时和戈林元帅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戈林的估计是攻占新加坡需要五个师团花一年半的时间。这不是白种人之间的互相吹捧，戈林所说的是一般最普通的军事常识，没有夸张。
1941年11月5日，满洲防卫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奉命接任第二十五军司令官。11月8日赶往东京受命，11月10日出席了陆海军首脑最终协调会议。会议在东京港区的陆军大学校举行，陆军方面出席的是参谋总长杉山元、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进攻马来的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进攻菲律宾的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进攻爪哇的第16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海军方面出席的是军令总长永野修身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11月14日，山下奉文从羽田机场起飞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赴任。
第25军原来是一支很小的军，下辖近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1旅团，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司令部在越南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从进驻印支后一直在各地当农民工，扩建了10个机场，还新修了2个机场。从9月底开始对第25军进行了改组，增加了第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现在的军参谋长是铃木宗作中将、参谋副长马奈木敬信少将，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大佐，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中佐、情报主任参谋杉田一次中佐，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少佐。任务就是进攻马来半岛，占领新加坡。
辻政信好不容易才重返陆军中枢，怎么两个月不到又到基层去了？这次不一样，这次变动的高层人事中除了司令官山下奉文之外都是从参本去的，铃木宗作是参谋本部第三部（运输部）部长，池谷是参本船舶课课长，辻政信是作战课兵站班班长。从此可以看出日本陆海军部对马来作战的重视。
9月26日，辻政信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在台北过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到了河内。一下飞机辻政信就皱起了眉头：机场守卫队学来了当地人的习惯在睡午觉。到了西贡一看更是开了眼，高级军官全部长发飘飘，衬衫短裤，一人一辆小汽车，一栋法国式的洋房，司令部里除了司令官饭田中将以外没有人，全去喝酒去了。
第二天辻政信立即以军司令官的名义下命令，全体军官一律剃光头，交出洋房，私事不准用汽车，参谋军官全部搬进司令部，在办公室里铺上凉席睡。不嫖不赌但喜欢酒的辻政信还宣布到攻下新加坡为止戒酒。
这不是辻政信第一次开展“反腐败运动”，也不是第一次擅自用上官的名义发布命令。但是人家“政治上正确”，又是中央空降来的，下面军官们有点小牢骚也不敢发。再说辻政信马上就要整的他们连发牢骚的力气都没有了。
作为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的工作是制定攻占新加坡的具体作战方案。其实在台湾军研究所的时候，除了研究南洋情报和作战方法，辻政信已经把作战目标明确地指向了新加坡，开始研究具体的作战方法了。可能是刚刚在诺门罕受了教育，辻政信这次没有犯皇军参谋们最常见的错误。对新加坡作战研究得相当细致，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既然号称是“东方的直布罗陀”，也就是说从海上进攻新加坡是几乎没有胜算的。唯一可能的是从背后进攻。从泰马边界的宋卡到新加坡大约1100公里,从这一带开始向新山攻击，新加坡的背后防守薄弱，有那么一点可以想象的余地。
为什么新加坡的背后防守薄弱呢？这里说的防守薄弱只是相对于装备了18英寸大炮的面海防御来说的。英国人不相信有人能够穿透马来半岛进攻新加坡。因为沿泰马边界往南，只有一条公路和平行的铁路，两边是宽度大约一公里的橡胶林，再往两边就是无法通过的热带雨林了，所以英国人只要卡住这条通道，你日本人就过不来。英国人当时在马来、新加坡的兵力是陆军英军两个旅、印度军三个师和两个旅、澳大利亚军一个师和一个旅加上马来共产党领导的华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两个旅。配备有包括岸防重炮在内的各种火炮1000门，坦克装甲车250辆，全部加起来大约是十二万人的作战兵力和280架飞机。海军则是拥有大约十艘舰只的远东舰队。
英国人对新加坡的防守的估计和德国人一样，日本人如果动用五个师团从陆地进攻的话至少要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有这么多时间，英国人足够可以从本国向新加坡增派军事力量，所以新加坡的防守是“固若金汤”。
英国人还有一句话没有公开讲出来，就是约翰牛根本就看不起这些日本黄妖。在英国人眼里中国根本就没有军力，国民政府军的实力在业余以下，可是日本人打这些业余以下的中国军队居然打了四年还没有打下来，怎么可能和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已经统治这个世界的大英帝国开打呢？这是英国马来方面军司令官白思华中将在后来向日本人投降后对山下奉文亲口说的。
因为有这种观念，英国人对他们已经掌握的大量有关日本人举动奇怪的情报根本熟视无睹。英国人知道日本人在上海大量制造登陆艇，日本间谍在马来半岛频繁出没，也知道饭田祥二郎的第二十五军在海南岛正在成天搞一些莫名其妙的奇怪演习，在研究一些怪里怪气的战术，而这些战术绝对不是准备用在中国大陆的。
当然英国人也还是认真的，比如就派了两艘战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反击号”来增强远东舰队，在英国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容忍的：这太给日本黄妖面子了嘛，他们怎么配大英帝国如此重视呢？
傲慢的大英帝国的绅士们就要看到这些黄皮猴子是不是应该重视了。
辻政信又是怎么看的呢？1941年8月底在大本营作战室陆海军幕僚联合兵棋演习的时候，参谋总长杉山元曾经直接了当地提过这个问题：“诸君对南方作战的时间表怎么看？”
首先回答的还是辻政信：“如果在“明治节”（11月3日，明治天皇的生日，现在是“文化节”）开战的话，两星期内能拿下香港，元旦能够拿下马尼拉，“纪元节”（2月11日，据说是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现在是“建国纪念日”）能够攻下新加坡，“陆军节”（3月10日，日俄战争“奉天会战”日军获胜的日子）能攻占爪哇，“天长节”（天皇生日，当时是4月29日，昭和天皇死后改称为“植树节”，2007年开始又改成“昭和节”）能够攻下仰光”。
这就是辻政信好大喜功的性格，他喜欢搞什么“献礼”行动，凡事都得连上一个什么倒霉节日。但这次他还真说对了，实际开战是12月8日，晚了一个多月，而最后攻占新加坡是2月15日，比辻政信的时间表只晚了4天！
从此后这种“献礼行动”成了皇军作战的标准模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牟田口廉也中将指挥的“英帕尔作战”，也是莫名其妙地在1944年1月要在“天长节”占领印缅边境的英帕尔以“切断援蒋通道”，结果投入的8万6千人到7月10日作战中止时只回来了1万2千人，其余一部战死，大部饿死战死病死，铺成了一条“白骨街道”（也有叫“靖国街道”的），成了“昏战”的一个代名词。
其实不只皇军喜欢“献礼行动”，美国人照样喜欢。当时任美军第21轰炸机集团司令的李梅将军在1945年3月10日对东京进行战略轰炸时也是挑的日本“陆军节”。
坐在一边一直没有说话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开了口：“从战略上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战争的结果又是怎么看的呢？”
战争的结果关辻政信个鸟事，他只要能打起来就行了。真要让他认真想的话，在战后他是这么说的：“当时大家都认为美国人是买卖人，凡事追求的仅仅是利益。只要一开始打得顺利，占了压倒优势的话，美国人会主动求和。”
那要是美国人不肯求和，打成了持久战怎么办？“手里有了资源，船到桥头自然直吧”。
就是抱着这种幼稚的想法，坚信“只要一开始占了上风”就行，所以这次辻政信是十分认真的，没有犯皇军参谋经常犯的老毛病。首先他的在纪元节攻下新加坡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根据的。
这几个月辻政信一直在海南岛，绕海南岛一周是1000公里，几乎和从泰马边境到新加坡的距离一样。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快速移动的工具是战马，针对马来半岛有一条直通新加坡的柏油公路，而且左右展开无法超过两公里的特点，辻政信把移动手段改成了汽车和自行车。之所以使用自行车是因为首先日本人没有那么多汽车，但有自行车。
日本制自行车是对南洋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1890年当时原来生产步枪的“宫田制铳所”就生产了日本第一台自行车。1902年“宫田制铳所”改名为“宫田制作所”，停止生产枪支成为了自行车的专门厂商，由于日本制自行车价钱便宜，而且比苗条的欧洲产自行车坚固而且载重量大，大受南洋的欢迎，成为了南洋地方的主要交通工具，到处都能看到“MIYATA”的贩卖点和修理店，因此在当地能很方便地找到补充车辆和修理零件。光25军自己配备的自行车就有六千辆之多，起名为“银轮部队”。
辻政信就绕着海南岛，一公里一公里地计算炸路炸桥，修路修桥，作战、通行所需要的时间和兵力。最开始参谋本部确实是准备使用五个师团，但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战况使日军无法抽调五个常备师团出来才不得而为之改为四个师团。但是在辻政信的计算后认为只需要三个师团就可以攻下新加坡，于是山下奉文将原来准备参加马来战役的第七师团还给了参谋本部。一般说“兵不厌多”，开战之前退还一部分兵力这在世界战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例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转机》一开始就这么写道：“（日军）的猛攻是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在经过无法表述的激烈抵抗以后，英美的防线——如果能够那么称呼的话——终于陷落了。”
这是文学家所特有的夸大笔法，并不完全是事实。日本人对南洋的垂涎确实由来已久，但是日军的具体进攻准备倒并没有准备很长时间，而且英美是不是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更是很值得打个问号的。
还有一点值得提起的就是为什么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英美不约而同地忘记了“是经过长时间准备的”这几个字？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居然找不到有关“台湾军研究所”的记载，笔者无法判断这到底是说明英美对日本“南进”政策的轻视，还是说明英美的情报缺陷，但起码可以说明东京审判的草率。
从陆路直捣新加坡，从哪儿开始呢？根据朝枝繁春侦察回来的情报，登陆的地点定在泰国的北大年和宋卡，因为朝枝说这两个地方的海浪虽然有三米左右，但是“大发”（可以乘坐70人的大型发动机登陆艇）可以靠得上去；海岸上只有泰国军队的壕沟，没有铁丝网和地堡，便于登陆部队展开。
因此首先就确定了在这两个地方登陆。辻政信没忘记在诺门罕决定哈拉哈河渡口位置时捅的漏子，这次一定要自己亲自去看登陆点。10月19日晚上在西贡对刚从奉天（沈阳）飞过来的关东军飞行员池田大尉说：“明天我要去泰马边界，能不能飞。”
池田毫不犹豫：“能飞”。
辻政信很满意：“那好，先把太阳旗标志全擦了”。
辻政信清楚知道这是侵犯他国领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如果被发现打了下来没处讲理去，所以要擦掉飞机上的太阳旗，到时候来个死不认账。第二天两人除了面包和水壶外不带任何东西上了飞机，辻政信命令池田如果被地面防空炮火或者战斗机击中，栽也要栽到海里去，不能落到地面上。
他们乘坐的是一百式侦察机，续航力能达到五小时。从西贡出发，一直到燃油所能容许的极限才掉头。22日又飞了一次，这次飞的更加疯狂，在西贡着陆之前10分钟就已经没有了油料，滑翔着降落了下来。
空中目视侦察的结果是朝枝的情报是准确的。但北大年和宋卡的缺点是登陆点附近的机场太小，日军陆基航空兵无法展开，而泰马边境马来亚一边东岸的哥打巴鲁西岸的亚罗士打（AlorSetar）、双溪大年（SungaiPetani）、太平（Taiping）这四处都有巨大的英国军用机场，用辻政信的话就是“和北大年、宋卡比起来就像大人和小孩一样”。一旦开战这四个机场将对日军登陆兵力形成极大压力。
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在泰马边境泰国一侧登陆的同时在马来亚一侧的哥打巴鲁登陆，乘英军还没有清醒过来先拿下哥打巴鲁机场为日军航空兵所用，同时马不停蹄直插马来西海岸，力争拿下其余三个机场，一时拿不下来也要用从哥打巴鲁起飞的飞机炸瘫他们。
这不仅仅是增加一个登陆点的事情，牵涉到的事情实在太大。当时的泰国和马来不一样，泰国是独立国家，一贯亲日，外务省和军部正在做泰国的工作，看看能不能拉泰国一起上贼船，即使拉不上来，泰国也不会翻什么脸。所以说在泰国登陆风险不大；而马来是英国殖民地，十几万军队正等着日本人呢。在马来登陆八成得打起来，南遣舰队中没有航空母舰，从越南南部起飞的陆基作战飞机飞不到哥打巴鲁，就是说登陆部队和护航舰队没有空中掩护！太危险。
不要说山下奉文不敢同意随便往马来一侧增加登陆地点，就连南方总军也不敢做声，10月22日辻政信自己夹着资料上东京去准备吵架去了。一到参本说明来意，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一锤定音：“辻参谋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情报，为什么不用？”但是海军是不是肯呢？就又得出了一个特别日军式的结论：现场的陆海军司令官看着办——中央不管了。
日本军队的海陆军不和是有名的，但在马来战役中则看不到这种不和。一来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中将为人比较好合作；二来因为本来南进就是海军的主意，这回要再和陆军扯皮，回头陆军发了火回头找老毛子对练去了，那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呢。所以11月15日在西贡的陆海军协调会议上，小泽治三郎向山下奉文拍了胸脯：“我亲自指挥在哥打巴鲁登陆的舰队”。
舰队那只是个叫名，其实最缺的就是船。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太平洋战争时日本最缺的甚至不是航空母舰和作战飞机，而是运输船。参本作战部长田中新一过了一年就是因为没有船都和东条英机吵了以来，大骂东条英机是“八嘎丫路”。辻政信在海南岛做过的演习里就有这么一项：在密封的船舱里能够挤五天的最大密度是多少？最后得出结论是一张榻榻米（3.3平方米）上能挤三个人，这么着才挤下了最起码的部队，现在还要增加登陆点，这人怎么运法？再看这第25军的参谋长和高级参谋全是搞运输的就知道船运当时把日本人难到什么地步了。
只好从第14军进攻菲律宾的船里面挤几条出来用。后来本间雅晴进攻菲律宾不顺利除了参本的瞎指挥外，运输力量跟不上也是一个原因。
辻政信是陆大毕业生，学过国际法的，而且是军刀组，这门功课成绩不应该太差。可是他就敢藐视国际法，冒天下之大不韪，想了个尽快突破泰马边界的方法。
当时是个人都知道日军极有可能越过泰马边界攻击马来，所以英军肯定在边境上严密防备。如何尽快地突破边境，抢在英军反应过来之前占领霹雳河河上的三座大桥是进攻新加坡的关键，如果英国人炸了桥那就不是纪元节能不能拿下新加坡的问题，而是干脆坐等，准备和欧洲来的援兵大战吧。
辻政信想出来的方法是找来一千套泰军军装，让第五师团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一个营的兵力化装成泰国军队。登陆后立即抢夺泰国军车，挥舞着泰国英国国旗冲往马来境内“避难”，乘乱控制国境。山下奉文当然同意这个违法的主意，长期和德国纳粹的来往使得山下奉文完全视战争道德为无物。但是这个计划后来由于意外的原因而没有付诸实施。
1941年12月4日早晨，第25军登陆部队从海南岛三亚启航了。辻政信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场决定将来一百年日本命运的决战”。这是一句当时在日本军人中很流行的话，不知出于哪位高人，但是确确实实说中了。未来的一百年内，大和民族必须为自己的轻举妄动付出代价。
12月8日凌晨日本时间2点15分、4点10分、4点30分，日军分别在马来的哥打巴鲁、泰国的宋卡和北大年强行登陆，开始了太平洋战争。而袭击珍珠港是在日军登陆哥打巴鲁一小时之后的3点25分！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李萨在《SINGAPORE》中是这样写的：“在那个夜晚，古老殖民帝国的动脉被切开了——长达数世纪的支配和法律化成了鲜血喷发了出来，那个伤口将永远不会愈合”，不管怎么说，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从这个晚上开始告结束了。
身穿泰国军装的辻政信中佐和铁道参谋本乡健中佐、情报主任参谋林忠彦少佐乘坐“小发”（一种乘坐30人的小型机动登陆艇），冲在宋卡登陆部队的最前面。
登陆一看，不对，应该在登陆点迎接他们的驻宋卡日本领事胜野和伪装成领事馆书记官的情报参谋大曾根少佐不见人影。按照约定，他们带着卡车和投降的泰国军警来协助他们的伪装过境作战。没办法只好抢一辆汽车前往宋卡市里的日本领事馆。
到了领事馆。出来开门的是浑身酒臭的胜野领事，大曾根少佐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原来这二位弄错了时间，以为日军登陆是第二天的9日，正在忙着喝壮行酒呢。根本就没有和泰国军警联系，密码本倒是赶着给烧了，这下子连和后面的军司令部都没有办法联系了。
辻政信口里“八嘎”不住地骂，让胜野领事上车带他去找泰国警察。辻政信随身带来了一个大包袱，里面是十万泰国铢的现钱，准备用来贿赂泰国军警的。谁知道刚到警察局门口喊了一声：“我们是日本军队”，里面就开了火。汽车被打趴下了，好不容易抢回了那个装钱的大包袱，想去找驻军商量，谁知道驻军不但开枪还开炮——驻军的装备比警察要好。
这时候后面接应的大队也来了，盗窃不成成了砸明火，登陆日军和泰国人就打了起来。不过打得时间不长，下午两点钟泰国和日本达成了《日本军队通过协定》，停火了。
辻政信找了辆汽车就直扑边境，发现了佐伯静雄中佐带领的师部搜索队已经跨过了边境，正在为是不是要继续南下而犯愁呢。辻政信也不管自己其实没有指挥实战部队的权限，就开始指挥起这支拥有10辆坦克、装甲车的500人的搜索队起来了。
佐伯中佐是陆士第25期毕业的。和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本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中将是同期，不知是陆士时的成绩不太好，还是没考上陆大，反正现在成了老中佐，所以见了军部作战主任参谋没脾气，说什么听什么。
辻政信也没说什么，就一句话：“不管两边，只管向南”。
一路上畅通无阻，到了半夜里才开始有正式的阻击，但一小时之后英军就败退，留给了辻政信一份精密的马来军用地图。
由安藤忠雄率领的以第42联队为主的安藤支队在泰国北大年登陆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在击退了进入泰国境内的英军以后开始越过边境，一星期以后的12月14日，已经前进了一百二十公里，控制了两个军用机场。
真正陷入苦战的是在哥打巴鲁登陆的佗美支队。由佗美浩少将指挥的以第56联队为主的大约五千三百人遇到了来自空中和地上的真正抵抗，登陆船队中的“淡路山丸”被击沉，“绫户山丸”、“佐仓丸”重伤。但是在付出死三百、伤五百的代价之后还是在12月8日的深夜占领了哥打巴鲁机场。接着到19日为止完全控制了马来亚的北大门。
12月9日下午，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关丹附近海域被日本海军陆基航空兵击沉，英国远东舰队已不复存在。
这时辻政信和佐伯部队正沿着柏油大路朝着霹雳河猛冲。辻政信找了一辆黑色的本特立高级汽车，耀武扬威地开在最前面。由于辻政信生来的个性，他喜欢上战场，而且喜欢冲在最前面。本来主任参谋的位置是在司令部，掌握全军的动态以便及时调整，可是辻政信的做法是全军跟他走。由于辻政信一直在最前线，所以他提出来的方案别人很难反对，因此在像马来战役这种顺利的单点进攻战时能够奏效，而在像以前的诺门罕，以后的瓜达卡纳尔岛、缅甸之类的大面积防御战时，这种做法根本就掌握不了全局动态，不知敌情，不知己况，从而会处处被动挨打。
前面是英军苦心修筑的日得拉防线，英军靠沼泽地、铁丝网和地堡在日得拉准备顽强防守，投入了印军十七师，准备了大量的弹药和给养，号称单单靠日得拉防线就能阻挡日军三个月。
可是英国人没有想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被他们当作消耗品的殖民地军队，会不会给他们卖命？英军的战术从理论上没什么错误：破坏道路桥梁，然后从后方的炮阵地对被破坏地区进行盲目炮击，阻止日军工兵修复。但辻政信针对这种战术采取的对策是：混在已经昏头昏脑的英印澳军的南逃败兵中一起往南前进。
就这样到了日得拉防线。辻政信停止了前进，派出了一名叫大藤的少尉斥候去侦察敌情。午夜时分大藤少尉回来了：“分队正前方没有敌人，可以进行夜袭”。其实是少尉去的时候正好遇上一阵热带特有的瞬间暴雨，印度兵躲雨去了，所以阵地上只有大炮没有人。但佐伯支队一进攻，那些印度兵们又回来了。这一下只有五百人的佐伯支队就被英印军的炮火给彻底压住了。
辻政信跳上汽车，在枪林弹雨里往后开，寻找主力。在往北四公里的地方找到了正往这儿赶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长河村参郎少将带的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拉开了野炮，步兵往道路两边的橡胶林里一钻就开始了全面进攻。
在辻政信想象中这应该是一场恶战，但是奇怪的是当步兵刚开始冲的时候，对面的枪炮声停息了：印度军丢掉阵地往后逃了。就这样佐伯支队就死了23个人，英国人指望抗三个月的日得拉防线在不到16个小时即告失守。辻政信也觉得这仗打得有悖情理，找了个俘虏军官来问：“为什么败退？”
“既然攻击的部位是防守阵地的核心部分，说明日军已经做好了强攻的准备。根据日军的作战规律，迂回部队应该已经到了阵地后方，再不赶快撤退就会被全部消灭”。
辻政信又好气又好笑，一个少尉的糊涂情报，使得一个分队莽撞进攻，最后的结果是印军的全面溃败。日军得到的战利品是：50门大炮、50挺重机枪、三百辆坦克装甲车和卡车。最让登陆时只带了两天的干粮的日军开心的是：食品仓库里有足够一个师团吃三个月的东西。
那可不是皇军们吃的饭团子和腌菜，全是白面、肉食品罐头、威士忌、啤酒、香烟和奶油。发了财的皇军们管这种战利品叫“丘吉尔发的工资”，说：“不管怎么说，丘吉尔在吃的方面没亏待印度人”。
这时马来北部的各军用机场全部在几乎未受破坏的情况下被日军占领，这些机场也就按照惯例被命名为“丘吉尔一号”、“丘吉尔二号”什么的。
12月4日从三亚港出发，仅仅花了40天不到，1942年1月11日，日军占领了按惯例又被英军放弃的吉隆坡。在进攻吉隆坡之前，辻政信和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干了起来。
日军并不是把全部力量一次登陆用尽了的，这时候还有一支在海上的机动部队第11联队，是为了进攻吉隆坡准备的。辻政信要求第11联队上岸进攻金宝，山下没有同意，辻政信一气之下摔了乌纱帽，不干了，连着罢了三天工。气的山下奉文在日记里写道：“这个人自我意识强，有小才但不能成大事，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但山下奉文只能在日记里发牢骚，不敢拿出军司令官的威风来处分辻政信，因为他知道辻政信的背后有东条英机。
作战并不是一直如此顺利，随着战线的越来越南，作战也越来越难。被英国人当作消耗品的印度、澳大利亚军队消耗殆尽以后，日军的作战对手是真正的英军了。其实英军还好对付，从马六甲以后，最让山下奉文和辻政信发憷的是主要由华侨组成的马来人民抗日军。
根据丘吉尔的回忆，马来人民抗日军有两个旅，大约4000人。这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作战最为勇敢。南洋的华侨们为祖国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出钱出人支援祖国的抗战，不管是亲共的陈嘉庚先生还是亲国的胡文虎先生，他们都是为了祖国不受日寇蹂躏。山下奉文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不是有华侨的支援，早就解决中国问题了。这就是日后新加坡大屠杀的思想根源。
一直在和安藤支队一起行动的朝枝繁春向军司令部报告了在金马士战车第一联队受到重创，安藤支队也受到损失的消息。是来自马来人民抗日军的打击。
1月31日，日军前进到了柔佛海峡，离新加坡一水之隔。山下奉文把军司令部设在了居高临下一览新加坡岛无余的柔佛王宫里。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2月9日开始渡海作战。2月15日英军乞降。马来新加坡战役以日军的完全胜利结束。
山下奉文进了新加坡，在街头上看到的是残垣废墟和新加坡人充满仇恨的眼神。
山下奉文想起了在柔佛王宫军司令部里看到的占领新加坡制高点武吉知马山的战斗。日本人面对着的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
那里面最可怕的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山下奉文准备大屠杀了。
在1941年11月13日，东条英机在陆相官邸召见过山下奉文，那是几乎十年来这两位原来是一对狐群狗党，现在是死敌的第一次两人单独见面，除了官场上的客套话以外，东条英机特地叮嘱山下奉文不要再犯松井石根的错误。这是指国际舆论对“南京大屠杀”的强烈谴责。
在作战时期第25军的战争犯罪还不是很多。一来是时间紧张，没时间去为非作歹；二来是“丘吉尔的工资”甚至把皇军惯行的抢劫都减少了不少。那么“新加坡大屠杀”又是怎么回事？
所谓“新加坡大屠杀”是指日军占领新加坡五天后的2月19日，日本占领军出示了一份布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岁至50岁华人男子到四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但是到了集中地点等待着华人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变节分子的对所谓“反日分子”的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被绑赴海边，惨遭重机枪扫射。到后来为了节约子弹，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推到海里。
有多少华人惨遭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新加坡法庭的判决书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华人方面主张的的数字是10万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新加坡法庭是英国人的法庭，死了多少华人也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只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战争罪行，至于几万名华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心上。这个五千人的数字出于当时的“昭南市”（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立即在2月17日将其改名为“昭南市”）警备司令官河本参郎的自供，没有人做过任何调查。
日本军队在上次大战中犯下的一次10万人以上的大屠杀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这三次大屠杀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杀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挥下进行的。有发令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有铁一般的证据！
发令者是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指挥者是第25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执行者是第九旅团团长河村参郎少将。
2月18日早晨，山下奉文找来了河村参郎，对他说：“我军有新的作战任务，兵力要转用到别处。但是你也知道，这里到处都是敌性华侨，在妨碍我们作战，一定要把他们连根拔去，剔出处断，其余的具体行动指示参谋长会对你说明。”
当时铃木参谋长就在走廊里等着他，见到河村出了山下的办公室就立即招手让河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门一关上，河村劈头就问：“‘剔出处断’到底是什么意思？”
铃木回答说：“昭南岛的所有华侨成年男子全部查问，发现敌性分子即时严重处分”。
河村想确认：“就是说不经审判直接杀人”。
铃木的回答是：“审得过来吗？”
河村再次确认：“这是军司令官的原意？”。
铃木参谋长给了他很确定的回答：“当然”。
以上摘自河村参郎中将的供词
曾经作为武官，长期驻在德国、奥地利这些欧洲国家的山下奉文，很清楚他在干什么。这就是他找河村参郎的原因。近卫师团的军官基本上都是“统制派”，而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和这个河村参郎都是处理“2.26事件”的军事法庭法官。山下奉文觉得是他们把皇道派的年轻军官判了死刑，总想报仇。西村琢磨是近卫师团长，御林军总管，有天皇罩着，山下无可奈何。但对于河村就不必顾虑了，这种最丧心病狂，伤天害理的事情，让河村去干！
在这个大屠杀事件里，辻政信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请看宪兵队的大西觉中尉在法庭上的证词：
“八嘎，又在睡午觉？”辻政信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根马鞭在胡乱挥。“你们磨磨蹭蹭地在干吗？让你们抓华侨，抓了几个？”。
大西回答说：“到现在70名”，接着想跟他解释什么人手不够的理由，辻政信根本听不进去：“我不管你们的理由，别磨洋工，告诉你们，我要新加坡华人减半！”
“让新加坡华人减半”，辻政信想做的是杀光所有新加坡华人男子。
这种疯狂到了什么地步？到了连松井石根都吓坏了的地步。
三月下旬军事参议官松井石根大将到新加坡视察，一天晚上偷偷地把原驻新加坡领事馆员篠崎护喊到住处，详细地问明了大屠杀的详细经过。在听完篠崎护两个多小时的叙说后，松井石根隔了好长时间才吐出一句：“这该怎么办？”
可是在战后国际军事法庭上，如此规模的种族清洗行为，却只有两个人被判处死刑：警备司令官河村参郎和第二野战宪兵队长大石元！想知道同一个法庭的审判结果吗？因为在新加坡监狱里拷打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15名致死事件，法庭起诉21人，判处角田春中佐以下8名死刑。
英国殖民者没有把华人当人看，这点能够理解。但是南京军事法庭对于南京大屠杀又是怎样审理的呢？包括在东京被送上绞架的松井石根，也就只有五个人抵了命。
我们无奈而又宽厚的民族。
1943年3月，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联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非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联队将手里的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又是辻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以后，辻政信荣升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就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在台湾听到了要在菲律宾进行巴丹作战，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身份去本间雅晴的十四军协助指挥。这道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的。
辻政信知道投降也是欧美军队的一种战术，打不过了就投降，然后乘你不注意再逃跑。实在逃不掉就安下心来坐在战俘营里吃你，反正你得养俘虏。总之一句话，缴了枪也要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欧美军队在战争中经常有大批投降的，有时这种投降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次英国人打错了算盘。他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欧洲的骑士们，而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如果他们知道南京陷落后日本皇军对中国战俘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恐怕他们要拼死抵抗而绝不投降的吧。
大本营命令，谁敢不从？后来因为这道假命令而上绞架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大佐以上）不计其数。但也有头脑清醒的，辻政信在南京时的顶头上司，当时任第141联队联队长的今井武夫大佐在接到电话后就觉得不对，想想大本营还不至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表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书面命令”，放下话筒就释放了全部战俘。结果书面命令也没有来，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
菲岛战役时，菲律宾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落到了第35旅团长川口清介少将手里，辻政信得知后通过他在台湾军研究所的上司，时任第14军副参谋长兼军政部长的林义秀少将下达了将桑托斯一家全部灭门的命令。但川口少将还是违抗了命令，留下了桑托斯的长子没杀，这总算从绞刑架下逃了一条命，从而只被盟军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而第53师团长林义秀中将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辻政信最后安然无事。
挨饿在南洋
1942年6月5日到7日联合舰队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的中途岛进行了一场决战。结果是联合舰队大败，损失了航空母舰“赤城”、“加贺”、“飞龙”、“苍龙”4艘，重型巡洋舰“三隈”，舰载机285架，包括108名熟练飞行员在内的3507名海军官兵。而美军只损失了航空母舰“约克顿”号和一艘驱逐舰。
联合舰队在中途岛的失败，是太平洋战争的分水岭，现在，“英美鬼畜”真要打回来来了。偷眼看看欧洲，希特勒在苏联也被捆住了，动弹不得。开战前山本五十六算的“日本海军能占一年上风”的卦失了灵。明眼人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很悬了。中途岛以后，人们当然不会公开说“皇军必败”，但是已经几乎没人说“皇军必胜”了。
辻政信其实也是这些明眼人中的一个。因为他信服石原莞尔，而石原莞尔是公开的悲观论者。和石原莞尔不同的是，辻政信在盘算战争的劣势能不能够利用。辻政信的看法是这样的：希特勒必须从苏联撤退，就和日本必须从中国大陆撤退一样。但是现在的形势是这一对难兄难弟都撤不回来。苏联人不会让希特勒全身而退，当然蒋介石也不肯饶了日本人，得有个和事佬。辻政信异想天开地出了个主意：日本来当苏德的和事佬，德国来当日中的和事佬，而他，参谋本部作战班长辻政信中佐就来促成这件人们所不敢想的事！
机会来了。石原莞尔给辻政信找来了一个人，是汉莎航空公司远东分公司总经理。他答应弄一架飞机从内蒙古的包头直飞柏林，安排辻政信去柏林面见希特勒。辻政信得到准讯后就去找东条首相商量，东条没把辻政信的胡闹当回事，一句话就把辻政信打发了：“不行，从包头直飞柏林要经过苏联领空，被苏联人打下来了怎么办？”东条说的也是实情，现在能够去惹老毛子？忙自己都忙不过来了。
辻中佐什么时候怕过困难？这就又给他找着个机会。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派了人坐飞机来祝贺皇军的胜利，是从南边经新加坡飞来的。辻政信就想搭这架飞机先去意大利再绕道去柏林。正忙活着呢，突然服部课长放下电话对他说：“辻君，东条首相让你过去。”
东条有点怪，身为首相却住在陆相官邸，辻政信美滋滋地就赶到了那儿。一进东条的办公室，迎面扑来的就是东条的怒吼：“八嘎，身为作战班长去胡扯什么外交？一个小中佐就能去见希特勒了？你小子是不是实在空的慌了？去南方前线视察去！”
这个“南方前线”出了什么事了呢？
为了防止美澳军的反攻，遵循“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的理论，参谋本部想把整个新几内亚岛拿下来，让第17军作一个研究报告，看看拿下新几内亚首府莫尔兹比港的可能性有多大。第十七军的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找了几个人研究了一下大本营的计划，觉得从拉包尔开始陆地进攻把握不大，主要是两地相隔有360公里，而且中间还有一条海拔4000米的欧文斯坦利山脉，补给跟不上。
但是俗话说“皇军不能说困难”，所以给大本营的报告上留了个活口，说是如果动用两个联队不一定拿不下来，同时送了一个工兵联队加一个大队在新几内亚北岸的布纳登陆进行调查。 大本营看不懂这个报告，这次让辻政信去就是去弄弄清楚这个“不一定拿不下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的。可是东条也不想想怎么能够让辻政信单人顶着“大本营作战班长”的头衔就出去？不出事才见鬼呢。
当时第17军司令部在菲律宾的达沃。7月15日辻政信到了达沃后立即指示第17军：“海陆并用，立即进攻莫尔兹比港，这是‘大命’”，连天皇的名义都用上了。第17军当然觉得奇怪：大本营怎么突然就改主意了。但是这是参谋本部作战班长传达的天皇陛下的命令谁敢反对，于是7月18日百武晴吉就下达了军作战命令，7月21日那个调查支队翻过了欧文斯坦利山，开始了作战行动。连第17军的司令部都干脆从达沃搬到拉包尔去了。
谁知道7月25日，大本营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怒气冲冲地来问17军那个调查结果出来了没有，这一下大家才知道这又是辻政信在胡说八道，从中央到地方全傻了。
作战课战力班长高山信吾中佐就问服部：“怎么办，要不要军法从事？”
服部想了半天才说：“这和大本营的面子有关，传出去会使人对大本营的指挥体制产生怀疑，再说已经开始作战了，处分辻君也没什么用了，还是大家努力，争取作战成功吧。先把辻君召回来再说”。那意思是“既往不咎”了。
找不着人了，辻政信又跑到前线去了。7月24日辻政信跑到海军那儿开口就是：“派一条驱逐舰送我去布纳。”
海军参谋吓坏了：“那可不行，那一带有生命危险。”
辻政信反唇相讥：“那么危险还登个什么陆？是不是我们陆军不是人，要我们去送死？”，这下海军无话可说，只好凑出一条老驱逐舰“朝凪”号，送辻政信过去。
“朝凪”号老到什么程度？一千吨级，和辻政信同年，舰龄40岁。那时还没有飞机呢，所以自然就没有防空武器，在甲板上临时装了两门高射炮，接着就是祈祷天照大神开眼，保佑美军飞行员全体打瞌睡不要出动了。
天照大神有时候还是挺灵的，一路上没事。快到地头时就远远看到有两艘日本驱逐舰锚在那儿正冒烟呢，看样子很给美军亲近了一番。辻政信嘴里正在嘟哝：“还好我们没遇上”的时候，还就有这么巧，来了。
就一架B-25，没有护航的，看起来这地方的制空权已经归了美国人了，这B-25大模大样地摆正了姿势就开始俯冲。舰太老，平时没地方用，所以操炮的水兵全是菜鸟，怎么打也打不中，炮弹永远在B-25的后面开花。那B-25看样子也是菜鸟一只，飞过来炸不中，飞过去炸不中，一直折腾到炸弹全扔完了才回去。
B-25走了以后，大家发现辻政信满头是血的趴在甲板上在乱摸什么，原来眼镜被炸飞了，太阳穴附近开了两个铜钱大的口子，止不住血。伤口还没有包扎完就昏迷了过去。这下上不了岛了，原船再把他送回拉包尔。海军一看参本的作战班长受了这么重的伤也吓坏了，赶紧就把他送回了东京。
到了东京辻政信还不去住院，头上包的像印度人似的挣扎着到大本营作战室来汇报，被美国人在脑袋上打了两个洞的辻政信这时候说话有点变了，他的意见是航空兵力量应该增长到现在的三倍。东条英机看着他没作声，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中将在边上倒是嘟哝了一句：“辻这家伙脑壳被打了两个洞，胆子可能也在内出血了”。
不管是不是胆子，反正头部受伤肯定伴随内出血，赶紧地就把辻政信送到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去了。军医是日本最权威的外科大夫，一看就说不是两处伤，这是个贯通伤，得赶紧手术。住的当然是高级军官病房，左邻右居起码是大佐、将军也不算个什么，该死的英美鬼畜没事老把高级军官往这儿送。
一天，辻政信坐在床上就听到了这么一则广播：“大本营海军部发表
8月7日早晨，敌人十余艘输送船只开始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现地我陆战队在勇敢战斗。
我舰队及航空队给于了敌人以沉重打击，8月8日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击沉重型巡洋舰5艘、驱逐舰10艘、输送船只20艘，击伤重型巡洋舰2艘、驱逐舰及输送船只多艘，击落敌机。。。。。。”
辻政信一听首先反应的是：“不好，瓜达卡纳尔岛终于出脓了”。
辻政信是编造假捷报的老手，所以从广播里马上听出来了几个破绽：美军开始登陆是7日早晨，击沉敌舰是8日，就是说美军已经登陆成功了。就是击毁了美军运输舰也是空船。几十艘运输船，意思就是在瓜岛登陆的起码有一个师以上的美军！
这时参谋本部又出了什么事呢？作战部参谋井本熊男少佐得到军令部作战参谋通报，说美军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了，海军建造中的机场没了。井本赶紧向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报告，可是当时作战课的参谋们都不知道这个“瓜达卡纳尔岛”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用，唯一知道的辻政信还在医院里呢，只好再向海军打听。
海军就说了这地方可重要了，占领了这个岛就能把美国和澳大利亚有效地隔离开来，咱们就高枕无忧了，上岛的美国鬼畜不多，就2000。
于是作战课就命令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儿的第17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去解决问题，并且给出了具体指示：“用一木支队和海军陆战队，一定要把机场夺回来”。从参谋总长杉山元到百武晴吉，谁都没有认为这道命令有什么问题。
这个一木清直大佐的一木支队，中国人可不陌生。就是挑起7.7卢沟桥事变的那支部队，这次本来是去参加中途岛登陆的，结果被美军给打的丢盔弃甲，登不了陆，就在关岛闲着，所以参谋本部想起来给他们找点活干。
一木大佐把手下的2400人分成两个梯队，带着第一梯队总共916人，两门三八式炮、八挺重机枪于20日晚上登了岛。登陆后，留了116人看守滩头阵地，其余800人糊里糊涂就朝机场去了，第二天早上一点人数，就剩了23个。包括支队长一木清直大佐在内的777人去见了天照大神。
而参谋本部一直到25日才知道一木的第一支队全部报销了。
于是参谋本部又派川口清健少将带第35旅团司令部和第124联队共4000人组成的川口支队和一木支队的残余再次于9月初登岛，这次登岛本身就是个笑话。
第124联队刚划归第35旅团，根本不听川口的调遣。太平洋战争刚开始时，124联队进攻的是文莱，那时候全联队都是直接坐冲锋舟过去的，所以这次不肯坐驱逐舰去，还要坐冲锋舟，说驱逐舰目标太大，容易挨美军的炸弹。吵来吵去吵不出名堂，结果就是冈明之助大佐带了第124联队两千多人自己坐冲锋舟去，剩下的部队跟着川口少将坐驱逐舰去。
但是这次邪门，驱逐舰居然一路顺利，没有美军飞机来光顾。而这批昼伏夜行的冲锋舟们一天在一个无名岛上被美军飞机炸了，人倒没死多少，船炸没了，结果只好留500人在岛上，剩下的人挤一挤再走。指南针也被美军炸掉了，冈联队长用手吊着一根磁铁寻找方向，半路上又遇到大风大浪，冲锋舟翻了不少，只好扔东西，先扔粮食，再扔弹药，结果两周以后剩下的450人带着一半弹药空着肚子总算在9月11日在瓜岛的西北角登了陆。
可是川口在岛的东面，两人商量着就东西夹攻，奔机场而去。两边加起来还有三千人，冈大佐带了饿着肚子的四百多名兵，总算在14日晚上进入攻击阵地，整理好了总攻的态势。15日清早开始了总攻。
说是说总攻，就几颗手榴弹加刺刀怎么攻击坦克飞机加大炮的美军，一天下来三千人就只剩下了一千五百人。又躲回丛林去了。川口向大本营求救，说美军有5000人（其实当时已经有18000人了）。打不过，得想法子增援。
大本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就是再派，这次派个狠角，丸山正男中将指挥的第二师团去。
为什么说这回是个狠角呢，只要看看他的部队编号就知道资格够老：第二。历任师团长中有乃木希典、东久邇宫稔彦王、梅津美治郎和冈村宁次；参加过甲午、日清战争，在来南洋之前参加过9.18事变、7.7事变、察哈尔作战、台儿庄战役。号称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师团，留着做战略总预备队用的，这次连第二师团都放出来了说明参谋本部真下了本了。但是这支战略总预备队有一个谁都没留心的大问题——最精锐的师团其实没有战斗力。
因为这支部队已经很久没打仗了。最后一次是去年去打爪哇，荷兰在爪哇几乎没有兵力，所以很顺利地就拿了下来。爪哇那地方富裕，拿下爪哇的第二师团夜大享其福，全师团驻的都是小洋楼，慰安妇清一色荷兰的金发美女，从军官到士兵人人带金表。听说要去瓜岛增援，傻子都知道要出动第二师团增援的地方决不是什么旅游胜地，哭丧着脸就来了。起航时因为行李太多和海军还干了起来，谁劝也没用，不带干粮不带弹药也不能丢下行李，开什么玩笑，那可是哥儿几个在爪哇好不容易搜刮来的。
丸山师团长知道自己师团的德性，也知道这次多半是凶多吉少，却也无话可说。没事就拿个折扇扇风，谁要是想凑上去问句什么，中将二话不说，摊开了扇面让你瞧，上面写着四个大字：“生死委天”——老天爷才知道，去问他老人家吧。
大本营在增派第二师团的同时把上次闯下大祸的辻政信派去了拉包尔去见机行事，心里抱着一丝希望，这个邪头说不定能起死回生。
辻政信9月20日到了拉包尔。
也不能说大本营完全不吸取教训。大本营也知道了两次的失败都是因为没有武器弹药，没有粮食从而打不了仗，说这次要克服前两次的缺点，带足粮食和弹药。
但是怎么带法？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天空，见什么炸什么。就连给困在岛上的一千来人送给养都送不上去，这两万多人怎么送上岛，就更不用说“带上充分的粮食和弹药”了。
辻政信只好亲自去求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了。9月24日辻政信到了停泊在特鲁克岛外的“大和号”上求见山本五十六大将，诉说海军一定要帮忙的理由。
海军没有不帮忙的理由，本来这个瓜岛就是海军弄出来的事。干吗非得直接在这个离拉包尔600海里的岛上建机场？不能隔100海里左右找一个荒岛建一个？要知道当时日军的岸基飞机数量还是比美国人多的，当然最终比不了美国人，但起码做一天和尚也能撞一天钟嘛。
山本知道这里面的狗肉帐是海军理亏，欠了陆军的，所以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辻政信的要求，全力护航。
10月3日丸山政男中将为师团长和玉置温和大佐为参谋长的第二师团在瓜岛安全登陆，9日第17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和辻政信一起也乘驱逐舰上了岛。但是百武司令官到丛林里新设的军司令部以后接到的第一个报告却是军司令部的口粮在海岸上就被人哄抢了。
一个月的饥饿，让川口支队的残兵们成了只凭本能行动的魔鬼，军司令部的口粮凭什么不能抢？于是百武晴吉刚刚上岛就尝到了挨饿的滋味。
“瓜岛”在日语中叫“ガ岛”，和“饿岛”读音一样。
人的登陆是成功了。但物资和弹药的登陆和人员不同，必须要时间和场地。大本营原来的计划是想送十五公分榴弹炮24门、十公分加农炮8门，十个基数的弹药和全师团一个月的口粮上岛。也是个不知道是现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怪圈：物资上岛是为了占领机场，现在为了物资上岛又必须打掉机场，岛上岛下，陆军海军一起拼命。
陆军上岛了六门重炮，十五榴四门有两百发炮弹，十加农两门有六十发炮弹。节省着点打，五分钟打一发可以玩一天。美军呢？岛上的一百多门美军重炮一分钟能打出一千多发出来。因此好不容易把炮拖过了丛林架了起来，一开炮就招来了美军的暴打，两门十加农和两门十五榴当场就被美军炮火摧毁。
但海上还可观，山本五十六确实实现了诺言，为了掩护物资上岛，继12日出动的舰队受到很大损失以后，13日还是出动了以“金刚”“榛名”两艘战列舰为首的舰队对机场进行舰炮袭击，一千多发35.6厘米重炮弹总算把机场给打毁了，大火烧了整整一天。但是14日到达的运输舰队还是受到了大批舰载机的袭击。六艘运输舰被击沉了四艘，第二师团就只有30%的重武器和装甲车辆。
最重要的是，只有十天的口粮。瓜岛依然是饿岛。
饿归饿，仗还是要打的。辻政信的作战计划是川口支队从右侧，第二师团主力从左侧，于22日晚间发动夜袭。可是到了22日下午三点钟川口少将突然说他那边进攻不了，要推迟计划。原来是皇军惯有的毛病又发作了：临到头了发现作战计划是在胡扯。
川口支队都是已经饿了一个多月的，好不容易这几天第二师团省了几把米给他们果果腹先不说，日军居然没有一张瓜岛地图，临战以前海军出动侦察机冒死飞行拍了航空照片空投给他们。川口少将一看到这些航空照片就抓了瞎：在他们要进入预定的进攻地点的路上，该死的美国鬼畜居然又修出来了两道防御工事。美国的机械化工兵在制空权完全属于他们的瓜岛，用推土机这种日本人见所未见的工具像玩似的到处乱修工事。这种工事对于成了饿鬼的日军士兵来说，到后来不要说攻击，就是徒步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但是辻政信不肯听这种被他认为是“托词”的理由，在他看来指挥官说出不能进攻这句话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于是他又创造了个奇迹：中佐参谋解除了少将旅团长的指挥权，交给了来帮场的第38师团的230联队长东海林俊成大佐。大本营参谋就是有这么牛。
但是牛劲只对自己人有用，美国鬼畜可不认那壶酒钱。接下来的“全师团总攻击”面对着的是用辻政信自己的话说来就是美军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毫无空隙的炮火”。美军在防御时根本不考虑弹着的准确度，而是一片一片地打，辻政信形容这种战术是：“将热带雨林的树木和日本兵一起屠杀”。打到哪里，丛林的光头就剃到哪里。而对面的日本兵们则是连修工事的气力都没有了。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以节省体力，等待着美军冲锋时再打出一粒一粒珍贵的子弹。
该撤了吧？不，不但不撤，还要增兵。大本营在11月初又往岛上增援了由佐野忠义中将指挥的第38师团。这次真正叫惨，为了护航，海军特地和美军打了一场“第三次所罗门海战”，在11月12日海战时损失掉战列舰“比叡号”以后，13日在为登陆舰只清场时又损失了战列舰“雾岛号”。运输船队也遭到美军飞机的激烈空袭，十一艘运输船中六艘被击沉，一艘负伤返航。剩下的四艘为了争取时间采取不抛锚直接冲向海滩搁浅的弃船登陆方式，但是从燃烧着熊熊大火的运输船中跳入大海冲上滩头的只有两千名士兵，卸下来的口粮不足四天。
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只是为饿鬼地狱徒增人口罢了。
岛上日军和岛外被美军隔离开来了。来的补给运输船全部被美军炸到海底，就只有高速驱逐舰乘着夜晚偷偷摸摸地给岛上捎点口粮。美军管这种驱逐舰叫“东京特快”，而日本人则干脆称之为“耗子”。就这样的驱逐舰也被美国人打沉了十几艘，而日本当时每年能造的驱逐舰也就十几艘。所以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除了这种被大本营称为“鼠输送”的方式外，还有一种“蚁输送”的方式。就是用川口支队的冈联队当初上岛的方法，用大量的冲锋舟在岛屿间昼伏夜行，然后像蚂蚁似的一起涌向瓜岛来进行补充。但是这种方法无法突破美军封锁线，美军实施的是区域式的封锁，没有攻击力的冲锋舟几乎是过不来的。
顺便扯一句，这种高速驱逐舰当时是让美国海军闻声变色的没良心海上杀手。驱逐舰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几乎是360度的鱼雷攻击能力，而且日本海军的训练水平以驱逐舰为最高，几次海战都给美军造成了巨大损失。然而在瓜岛支援行动中，由于堆满了陆军给养，火力被减到最低限度，成了被动挨打的活靶子。高速驱逐舰的消失一直到几十年以后陆海军参谋还在互相指责。
这中间海军的那位以制定奇袭珍珠港作战计划而出名的光头参谋黑岛龟人还想出过一个“樽输送”的方法。就是隔着老远就把串成一串装着物资的浮筒推到海里去，随着海流飘向瓜岛，说不定岛上的饿鬼们能捡到几个也有可能。但是海岸全被美军的炮火封锁了，丛林里的日军无法接近海岸。
其实是如果日军能够接近海岸就不至于会饿得那么惨。南洋的岛屿上都盛产椰子，应该能够提供热量，但是椰子树也和美国鬼畜联合起来和皇军过不去，椰子树分雌雄，结果实的雌树都在海岸边，远离海岸的都是雄树。皇军们看得到，吃不到。
当时岛上的日军士兵们当中有一个衡量活命的指标，据说非常准确：
站得起来的人：还能活30天。
坐得起来的人：还能活三星期。
躺着站不起来的人：还能活一星期。
躺着就尿尿了的人：还能活三天。
说不出话来的人：还能活两天。
眼睛都不眨了的人：还能活到明天。
支援瓜岛首先运输船只就是大问题，当初支持作战计划的急先锋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为了征收运送的船在到处奔走。但是政府不但不能再让陆军征船，而且要陆军把征收的船舶吐出来，因为再征下去国内生产生活就要完蛋了。于是一次为了征船和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打了起来。打完了架田中去找东条英机评理，东条也没辙，没吭声。气得田中新一少将大骂东条英机大将：“八格野郎”。
第二天（1942年12月7日）田中新一就被赶到南方总军去了。应该说田中新一是在临阵逃脱，玩金盆洗手的把戏。这场战争已经不可能赢了，拖下去都不可能。身为作战部长的田中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因为濑岛龙三已经算了一笔帐，如果再在瓜岛耗下去，起码还会损失62万吨运输能力，而没有了这62万吨运输，1943年的钢铁产量会只有200万吨——不要打了，乘早投降吧。
这边怎么吵架都行，但那边倒是确确实实在挨饿，饿到了什么程度，举个由冈明之助大佐带领守在阿斯登山上的第124联队的例子就知道了。
这个因为自作聪明坐了冲锋舟去瓜岛从而把一半的人扔在了无名岛，几乎全部的粮食和一半以上的弹药扔在了南太平洋的联队还剩了大概七百多人。由于他们太胡闹联队主力被师团发配去守卫阿斯登山，山那边就是美国人。辻政信在同甘共苦这点上没有可以被指责的地方，作为大本营中佐参谋，他也在阿斯登山上。
白天是美军的世界，辻政信费力地咽着口水躲在岩石后面举着望远镜观察着美军阵地。
美国鬼畜又在开饭了，辻政信也弄不清楚这些鬼畜一天到底吃几顿，也许是精神作用反正觉得那些鬼畜们成天就在进食。那个香哟，面包、奶油、牛肉罐头，热腾腾的咖啡香味飘上山顶，一个劲地望皇军们的鼻子里面钻。最让好酒的辻政信觉得无法忍受的是，这些鬼畜，居然在大白天，还是战场上分威士忌酒喝。
酒足饭饱，这些鬼畜们又开始和皇军为难了，放大炮。
美国人懒散，训练不好，这大炮放起来没个准头。仗着他们炮弹多，想往哪儿打就往哪儿打，所以死在美军炮轰下的皇军也实在不太多。也不知道是美国鬼畜的军纪松散还是没把皇军们当个人看，反正美军炮阵地上是大半光着膀子，小半干脆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打皇军玩。
辻政信“呸”了一口正要骂，突然骂不出来了——他看见了稀罕事。
炮阵地上有个小个子在装填炮弹，光着膀子亮着屁股但是系着一块兜裆布。天哪，这是日本人！辻政信顿时眼前金星乱冒，怎么皇军出了俘虏了？这俘虏还认贼为父帮着鬼畜们打自己人？辻政信操起电话就直接打到了17军军部，要求严查各部队这几天有没有当俘虏的，查出来了这是哪个“日奸”的话，通知国内操他姥姥去。
这可是一件大事，士兵叛国，长官要受处分的。各部队都很认真地清点了活人和死尸后报告说除了战死病死饿死和快死的之外都活着，没人投降也没有人做了俘虏。确实是这样，瓜岛那个饿鬼地狱里直到大部队撤退之前确实美国人没有抓到日军俘虏。
那么那块兜裆布到底怎么回事？辻政信一直到战后还在追查，虽然就是查清楚了也已经不能处罚了，但是辻政信还是想弄清楚怎么会有皇军帮着鬼畜放大炮玩的。到最后实在查不清楚，辻政信给自己找了个说法，说是可能不是军人，也许是当初海军带着去修机场的工人，在岛上被美国人抓了壮丁。到底怎么回事弄不清楚，反正看起来辻政信自己对这种解释还能信服。
那个倒霉的第124联队后来被称为“仙人联队”，倒不是因为打仗像神仙，是因为过日子像神仙：吃草根，啃树皮，吸风喝雾，不食人间烟火像神仙。首先美国鬼畜不让他们动烟火，一见烟火就放大炮，那山本来就是石头山，上面好不容易长的一点草又都进了皇军们的肚子，现在连崩飞的石片都能要人命。再者了，就算美国鬼畜不放大炮，点了烟火烧什么？
这不，师团来了通知，补充给养。这次每人每天能分五汤勺米，一次分五天（实际上下一次补充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补充地点在离阵地大约16公里的海边。
联队中最强壮的人被指派去运米，因为只有他们还有可能爬得动这十六公里路。走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还有站起来的力气。来回32公里要爬一个星期，派出去领给养的士兵中有三分之一没能爬到海边就死在路上了或是死在了回来的路上。等奄奄一息的运粮队们回到了山顶，又能看到更多的人等不到他们回来已经饿死了。
最后从瓜岛撤退时，联队长冈大佐带着剩下来的最后50个人花了17天爬完了16公里，但最后活着爬到集合目标地的就只有小尾少尉一个人，其余都在半路上饿死、累死或者喝多了水涨死了。但第124联队的联队旗却牢牢地系在小尾少尉腰上，还有一个燃烧瓶，是准备用来奉烧军旗的。
很可能有人觉得奇怪：日军都那么惨了，为什么美军在瓜岛从来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这是因为日军顽强的斗志让美军摸不着头脑，美军到处竖起了大量高音喇叭，高声劝降：“这里有食物，这里有药品，出来投降，再不投降就炮轰了，现在离炮轰时间还有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美军准时炮轰。
但是没有日军投降，反而每天晚上日军都在进行零星夜袭。各个小队（排）围在一起，选出身体状况最好的一个，每人数出几粒米，熬上一锅米汤，算让那个人吃“最后的晚餐”，然后那人吃力地提起对他来说显得示那么沉重的步枪走向死亡。因为这种每晚的夜袭，使美军一直没有掌握日军已经弹尽粮绝，饿死过半的现实，所以从来没有对日军进行大规模攻击和扫荡。说来有趣，从表面上看来居然是美军在防守，日军在进攻，只不过进攻的攻势差了点罢了。
但这种夜袭对美军从来没有造成过伤害。日军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一靠近美军阵地，无论怎么蹑手蹑脚，美军的重机枪肯定扫射了过来。这个谜底一直到战后才揭晓：美军在阵地周围的丛林里安装了高传感度拾音器，只要有声响就朝那个方位开枪，哪怕是条蜥蜴。其实岛上已经没有南洋海岛上特有的蜥蜴了，全部到皇军肚子里去了。
辻政信在10月30日给参谋本部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因为在瓜岛作战失利而免去自己的参本作战班长职务，就任第十七军高级参谋。这件事是很辻政信的：首先是犯上作乱，在公开干预陆军中央的人事；其次是狂妄自大，本来新几内亚作战与辻政信的无法无天有关，可是这场瓜岛作战和他倒没有直接关系，那他为什么要大包大揽，把本不属于他的责任也抢了过去呢？这就是第三点了：特别会计算的辻政信，这是在以退为进。
果然参本回电是不准辻政信的辞职，而且要求辻政信立即回大本营述职。
11月8日，辻政信坐上来接伤兵的驱逐舰，总算逃出了那个人间地狱。
可是那些没有逃出来的呢？
这时候陆军海军都知道这仗没法打了，一定要从瓜岛撤退了。可是谁也不肯先说，怕被对方抓了“胆小鬼，没斗志”的小辫子，怕到日后被别人说要不是谁谁谁要撤，坚持下去其实就可以赢了。到最后首先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从陆大刚毕业两年的17军参谋山本筑郎少佐，这句话一出来，立即得到了海军那位“炸光光”大佐源田实的支持，大家一起哄，撤退就成了大本营舆论的主流，就这样海军还要“再看几天”。看什么看？每天岛上平均饿死三百人。
最后总算在1942年12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定下来了从瓜达卡纳尔岛撤退，但是真正的撤退行动是1943年2月1日才开始的。
瓜岛的撤退其实也是个奇迹，按常理在没有了制空权制海权的时候是撤不出来那些连动弹都不会了的饿鬼的。但指挥撤退的濑岛龙三摆了个空城计，成功地让美军相信大本营还没有善罢甘休，还在策划增援行动从而放松了对正面日军的监视而让撤退行动得以成功完成。
当然美军的战略并不在于一定要把这些剩下来的饿鬼全赶到靖国神社里去，他只要这个岛干干净净地归了他，机场能够用，能够作为一个前进基地继续向北发动进攻就行了。
再加一句，有一个知识产权归大本营的发明，瓜岛那不叫“撤退”，叫“转进”。从大本营发明了这个词开始，皇军就忙着开始胡乱转进了，最后差点转进到在日本本土登陆。
撤下来一统计，日军在这个岛上死亡人数超过两万人（上岛31404人，最后撤退10652人，在此之前撤出740人），其中真正战死的只有5000人左右，其余15000人是饿死或者伤病死（也还是因饿而起）的。
这个比例很大吗？不大，要知道辻政信发动的新几内亚战役最后一直打到日本投降为止，送进去的二十万军队活着回了日本的只有两万名，这个数字里面还没有计算运输船的船员和从亚洲各地包括日本抓去的民夫。
战斗结束后瓜岛被当作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基地。这是因为日军在慌乱中没有撤干净，岛上还有残留的日本兵。一边清剿丛林一边练兵，割草打兔子，那是捎带。最后在瓜岛上的日本兵是1952年投降的。
陆军三名作战的积极鼓吹者：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作战课长、作战班长的田中新一、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这三点一线怎么处理的呢？田中新一去了南方总军，服部调去当了东条英机的秘书官，辻政信则去陆军大学校当教官去了。
他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挣扎和逃亡
1943年8月，辻政信在陆军大学校教官任上被晋升为陆军大佐，这还是一次“定例晋升”，再不晋升就说不过去了。在日本陆军中大佐是一个挺高的军衔，“无天组”（没有陆军大学校学历）苦干一辈子几乎也弄不来这个军衔。但陆大毕业生中有一条“十年人事”的不成文规矩，就是说陆大毕业10年几乎肯定升大佐。什么时候升将军则要参照其他人事人缘关系了。
根据这一条规矩，辻政信的大佐晋升不算快，甚至很慢。你看和他同期的陆大毕业首席毕业生天野正一早在1940年8月1日就升了大佐。就连在武汉和辻政信一块“反腐败”的福山宽邦，不是军刀组也在1941年8月25日晋升了大佐。当时在打仗，军官的晋升应该比平时快，而辻政信因为“士官学校阴谋事件”、“诺门罕事件”和瓜岛及新几内亚的失败，晋升起来特别慢。
8月14日，辻政信被调到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现在的总司令官是元帅畑俊六大将,总参谋长是松井太久郎中将。和以前的板垣征四郎不一样，畑俊六和辻政信可没有什么交情，既然大本营又把这位派来了，先找个活让他干起来再说，当然不能再让他干“纪委书记”，再逼死几个皇军军官可不是玩的，让他去干第三课课长去。
第三课是兵站和政要课，辻政信可是当过参谋本部作战班长的，现在让他去干兵站，确实是有点不拿村长当干部。要知道日军参谋分三等：第一等是作战参谋，下面是情报参谋，最次的是兵站参谋。因为皇军有抢劫的能耐，不需要兵站。更不需要什么有能耐的兵站参谋了。
于是辻政信就有点没事干，没事干他就要找事干。到南京的第四天晚上就去找汪精卫去了。辻政信一个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再有就是喜欢往攀高枝。什么枝他不管，只要看起来够高就行。谁都不拿汪精卫当根葱，但辻政信觉得这个“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很悦耳，就跟他走动上了。汪精卫那边见到有个日本大佐来跟他亲近，也是喜出望外，两人先是胡扯什么“东亚联盟”、“日中提携”什么的昏话，说着说着汪精卫就忘了形，给辻政信开出了这么一张名单：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参谋长石原莞尔，驻华大使矶谷廉介中将、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中将，说是按他这样安排人事，肯定在大陆能赢。
汪精卫是猪油懵了心，忘记了自己的奴才身份；辻政信可还没有糊涂到这份上，还知道自己管不着陆军人事，就给汪精卫支了个招，说你去找东条首相好好说说，没准他能听得进去。这边汪精卫还真当了回事。后来被东条召见的时候，真和东条提了那个主张。也不知道辻政信是有意还是无心，就是没有给汪精卫交待一句东条英机听不得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这两个名字。果然汪精卫这句话一出口，东条英机的脸色就变了：“请不要妄谈大日本帝国陆军的人事”。唉，做奴才怎能不看主子脸色呢？
想借汪精卫的口把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再弄回中国来的主意泡了汤，辻政信又动起另一个脑筋来了：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也不知道他通过条什么路子认识了上海一个什么医院的院长，听说那院长在重庆方面很有头有脸，那边的人原来有个伤风感冒的全找他看，现在他人不在重庆，那边感冒了没人治了，托人传来口讯，让他去重庆。辻政信想和他一起去重庆，说想面见蒋介石。
辻政信也知道这事关系重大，先和畑俊六商量。参谋本部有禁止支那派遣军直接和重庆谈判的命令，畑俊六本来就对这条命令不满，正好想借辻政信和东条的关系把那倒霉的禁令撤了它，就让辻政信直接去东京找东条说去。碰上东条也是焦头烂额，在到处找救命稻草，一听徒弟能见到蒋介石，喜从天降，师徒俩就做起了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的美梦。
别看1938年1月16日近卫文麿声明那副牛皮烘烘的样子：“再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实际上是恨蒋介石不肯谈判恨到了骨头里去。和重庆谈判这事归汪伪政权的军事顾问，后来的陆军省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管，那位就说了：“去重庆，就算见到了蒋介石，准备怎么说？”。
对啊，谈判的条件、目的什么没有，去干嘛？都不能说这光是日军参谋的问题了，这似乎是日本人的问题。有过和日本人谈判经验的人都知道和日本人谈判经常是大家坐着互相相面，所以这事也就黄了。在别人看来只是个辻政信式的笑话而已，而辻政信和他的粉丝们看来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号称是日本错过了一次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的机会。
都1943年底了，还想和蒋介石谈判也就太低估蒋介石的智商了。或者应该说，这些做梦的人的智商也太低了。
辻政信永远找得到活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做法事玩。11月24日，他以畑俊六大将的名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举行了一次公祭蒋母的仪式，并且为闻讯前来吊唁的国府要人提供一切方便。一个月以后重庆方面的报纸以“日寇祭蒋太夫人”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怪行。
所有人都认为，战后蒋介石收留了辻政信是因为这件事。
战局失利之快，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1944年6月，美军开始进攻马里亚纳群岛，6月15日在塞班岛登陆，仅仅经过20天的战斗，人数为一个师团的陆海军守备队就全部“玉碎”。接着关岛、特尼安岛也以和塞班岛同样的模式落入美军手中。塞班失守使东京门户洞开，从塞班岛起飞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开始对东京及日本各大中城市进行战略轰炸，现在到了曾经屠杀别人的人知道什么是被屠杀的滋味的时候了。
为此，东条英机内阁被迫总辞职，成立了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和米内光政海军大将的联合内阁。
东条下台了，东条在台上时活跃着的那一拨一个一个都要被清算了。服部卓四郎被赶到长沙当了第65联队的联队长，还在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辻政信也又被人想了起来了。这家伙也不能让他在后方闲着，上前线去吧。这就在1944年7月又给弄到驻缅甸的第33军来了。
前面说过辻政信的晋升是属于慢的，但就这样好不容易晋升的大佐，还有人不把那当回事。现在大模大样坐在站的笔笔直直的辻政信对面的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才中将就在说：“不好意思，知道你是大佐，但我这里没有大佐的活给你干，你在我这里就只能干中佐的活，先在白崎大佐手下干吧。”
所谓“白崎大佐”，是指和辻政信陆大同期的白崎嘉明大佐，现在是第33军高级参谋。本多司令官的这番话够羞辱人的了，但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辻政信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大声回答：“哈依”。
这么着来到了缅甸的第33军。本来就是被参谋本部楞塞进来的，本多司令官见了辻政信没好脸色也太正常不过了。
但是辻政信什么时候注意过人家脸色？
当时盟军的作战目的是打通从印度到云南的公路，而日军的目的是切断这条公路，所以日军把这次作战行动叫做“断作战”。在什么地方断，缅甸境内的密支那还是云南境内的拉孟腾越方向是33军头疼的问题。辻政信一来就简单了，辻政信自作主张以军参谋长泽本理吉郎的名义把原来准备在莫冈、加迈方向作战的计划改到了拉孟、腾越方向。
但是这次两支中国远征军和日军的兵力是相差太大了，卫立煌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十六个师总共20万兵力，郑洞国将军指挥的新1军8万人，日军第33军只有第18和第56两个早就已经大量减员的的师团，合起来只有一万八千人，不到正常的一个师团的兵力。双方兵力的相比是十五比一。
应该说日军下级士兵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从1944年9月9日蒋委员长在重庆发表过一个文告中就看得出来。在那个表彰获得松山大捷的中国军队官兵的布告里，蒋委员长特别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这里的“松山守备队”日本人叫做“拉孟守备队”，这是在中日战争史上很有名的“拉孟之战”。1200名在除了偶尔有空投弹药支援外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在由美军顾问指挥下的65000名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进攻面前坚守阵地4个月，最后全部战死。
再看密支那的例子就知道辻政信是怎样指挥战斗的了。一开始密支那守备队是在第114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指挥下的大约一千八百人的部队，18师团的。人实在太少，辻政信又派了56师团的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去增援。
增援兵力是多少？步兵一个小队（排），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连），加上一些医务兵不到三百人！
7月10日，辻政信签发的电报是“命令水上少将死守密支那”。
这个命令很不寻常，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只有这么一封。他命令的不是“水上部队”，而是“水上少将”。辻政信是这样解释这么做的理由的：“诺门罕战役有过指挥官未经许可擅自后撤的事情，所以这次要明确指挥官的责任”。
7月19日从军司令部发来出来给水上少将的电报是：“今后称贵官为军神”。
水上少将看到这封电报苦笑着说：“一直是这样，人还没死，悼词先到”。最后在丸山大佐提出退过伊洛瓦底江，在东岸重新组织防御的时候只好默默同意丸山的建议，在部队渡江之后，自己在西岸自杀。因为水上知道他没有退路，如果撤过了江，肯定会受到那封电报的追查。
其实那封胡扯的电报连发电人都没有，事后查明乱封军神，置人于死地的不是别人，还是那位第33军的高级参谋（这时白崎大佐调去18师团当参谋长了，辻政信接任了高级参谋）辻政信。
日军的三个据点密支那在8月初就丢了，9月10日拉孟守备队“玉碎”，12日腾越守备队“玉碎”，就只救出了一个平嘎守备队。11月19日中国远征军向第33军司令部所在的芒市发动总攻，迫使第33军从芒市撤退。
慌乱撤退以前，辻政信没有忘记找来一直被他收藏起来了的国军俘虏，卫立煌的直属谍报组长恩义章中尉，让他给卫立煌将军捎去一封信件，里面是八张当年在溪口祭奠蒋母时的照片，请卫立煌转交委员长。
辻政信知道，这场由他们挑起的战争已经失败了。
但辻政信似乎并不关心是不是已经失败，他更加关心的是有没有仗打。这时候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就是那位后来扔下部下自己从仰光逃跑，最后在东京被绞掉了的甲级战犯木村兵太郎中将，有趣的是这位中将居然在逃出仰光的飞机上接到自己被晋升为大将的通知。这种只有在幻想小说中才有的荒诞情节，充分说明了这支已经到了癌症末期的军队的本质。
这位木村司令官在1945年2月6日发出了也是日本陆军历史上没见过的“对个人感状”，相当于中国军队的表彰嘉奖令。表彰的对象是第15军高级参谋辻政信，理由是“奇策纵横，积极果敢”。
大凡失败中的军队嘉奖令最多，但就是在那嘉奖令满天飞的日本陆军，表彰一个参谋还是没见过的。
木村司令官准备在伊洛瓦底江使用第15军和英军决战。辻政信知道了这个消息，和他的司令官本多商量，说要到第15军去凑热闹。本多没好脸色给他：“你拿了个人感状，全军上下都在议论纷纷。现在又自作主张要去第15军，作战成功了，是你的功劳；作战失败了，与你没有关系，因为你不是第15军的，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分了。作为第33军司令官，我不同意”。
哼哼，你不同意算个鸟。不就是一张个人感状吗？辻政信当着司令官的面给撕了个粉碎，点上火烧了。把高级参谋的图章和印泥放在桌上，附上一张纸条：“要用印章者自己随便敲”——辻参谋罢工了。
他哪来那么大的胆子？答案很简单：缅甸方面军的参谋长是田中新一中将，当年辻政信任参本作战班长的时候，田中是作战部长。其实这个战役的策划就是辻政信。所以才有2月8日，田中新一先向第15军参谋长吉田权八少将发了辻政信的配属命令以后，第二天木村兵太郎再向本多司令官发辻政信的调出命令这样颠倒的事情。
原缅甸方面军参谋金富与志二少佐在西贡接受美军审讯时被反复问到辻政信的战争犯罪。检察官拍着桌子对金富少佐说：“不要试图包庇你的同僚。告诉你，对于战争犯罪者的搜查可能什么时候会中止，但是对于人道的犯罪将永远没有时效。”
这个“对于人道的犯罪”是什么意思？
缅甸方面军第33军参谋长片仓衷少将在1966年2月回忆说：
“辻在终战前夕的缅甸战场为了‘鼓励凌驾于敌人的勇气’，居然强迫士兵吃英军的生肉，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决不能容许这种行为”
片仓衷提出了具体证据：“第33军我的副官关本少尉，战后在印度支那的兵站医院自杀，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害怕辻政信导演的生食人肉事件被追究的原因。司令部还有一名少佐战后也向我证明了此事。”
日本作家生出寿愤怒地指出：“什么八紘一宇，什么皇道乐土，做出这种事情的日本陆军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其实原来在中国东北时就一直有辻政信吃所谓“匪贼”也就是抗日分子的人肝的传言，但没有如此具体的人证，只能当作传言。从片仓衷少将的证词来看，那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1945年6月，辻政信被任命为驻泰国曼谷的第39军作战主任参谋。
任命前辻政信刚刚中了一次游击队的埋伏，右臂骨折，右大腿贯通，左臂右足和脸上多处负伤，全身算下来三十多处，还好命保住了。就这样吊着胳膊，拄着拐杖，辻政信去曼谷上任了。辻政信参加过七次大战役，上海、诺门罕、马来、菲律宾、新几内亚、瓜岛和缅甸，每次都受伤，这是第七次。作为没有担任过军事主官的专职参谋，没有人有过这么多的战伤，这也是辻政信能够压人一头的地方——什么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
7月15日，辻政信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18方面军高级参谋。司令官中村明人中将，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他在关东军的上司花谷正中将。
和到任何别的地方就任一样，辻政信到了曼谷首先是关闭慰安所，禁止军官坐小轿车。然后是命令大家修工事，因为辻政信怕十五万泰国军队随时可能倒戈过去打直到现在还是盟友的日本人。
8月12日，同盟社向南方总军透露了日本政府已经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日本帝国失败了。其实辻政信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失败，表面上看起来辻政信莽莽撞撞，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实际上可以说他非常细心。如果说公祭蒋母还只是沽名钓誉式的辻政信一贯所为，那么上次在缅甸芒市撤退时托恩铭章中尉带给卫立煌的那封信就是已经在为自己准备后路了。当天辻政信就擅自飞往西贡，和他的老朋友林秀澄大佐商谈。
辻政信向林秀澄提了一个他一直在想，而且已经有了成熟的答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谁将是东亚的盟主？”
林秀澄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蒋介石”。
辻政信喃喃念叨着：“蒋介石，是蒋介石。胜利以后蒋介石一定要消灭毛泽东的共产党，他一定会要我们的”。林秀澄开了个玩笑：“那你去重庆找蒋介石？”，谁知辻政信很认真地回答：“我决定了去重庆”。
第二天一早就飞回了曼谷。
辻政信回曼谷以后立即找了参谋长花谷正中将，提出一个地下潜伏的方案。花谷正和辻政信都是关东军出来的，对辻政信可谓知根知底，知道英国人来了肯定不会放过辻政信，也就同意了这个方案。花谷正和司令官中村明人中将商量了这件事，中村有点不放心：“这个人怎么处理？”
花谷正说得非常干脆：“上报军部，按阵亡处理了算了。”
8月16日，日本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第二天，辻政信留下了一个写着“故陆军大佐辻政信遗物”的木箱，带着7个当兵前当过和尚的少尉和见习士官化名“青木宪信”，以和尚的身份进入了日本人纳骨堂。挑选“青木”作为姓的原因是辻政信的老婆娘家姓青木。
英军于9月15日进驻曼谷。司令官蒙巴顿勋爵到了曼谷日军司令部受降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交出辻政信来”。
英军的搜查越来越严，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辻政信已经阵亡的说法。确实，自从辻政信到泰国以后就没有过大规模战斗，这么个历经死生地狱的人怎么可能在泰国阵亡呢？但是如果还活着，又在哪里呢？
英军把目光转向了在泰国的日侨，包括和尚。开始怀疑在曼谷的日本纳骨堂了。一天脇坂一雄少佐参谋到纳骨堂来通知英国人要求将所有纳骨堂保存的日本军人骨骸交英军检验，临走时还特地对辻政信说：“英军当局怀疑辻参谋没有死，在寻找他的下落，你们如果知道的话，赶快报告英军”。
辻政信知道如果再不赶快行动，被英军找到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怎么办？他不懂泰语，无法伪装成泰国人，在纳骨堂里也无法和少校取得联系，万般无奈，只好再赌一把。辻政信决定去找曼谷的军统机关，看看军统局会不会收留自己。
辻政信知道这一把赌的是自己的性命，可是辻政信现在再也没有赌本了。但是辻政信判断军统宁愿自己动手杀掉辻政信，也不会把他交给英国佬，因为当时在泰国中英关系相当紧张。日本投降后，在曼谷的华人纷纷挂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以示庆祝，但遭到了泰国当局的反对。泰国当局禁止泰国华人悬挂中国国旗，只容许悬挂泰国国旗。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说这种要求无理，旅泰华人当然有尊重所在国国旗的义务。但是当时不一样，泰国作为二战中除日本之外唯一的战败国，那面国旗在华人看来等同于太阳旗，加上当时的泰国政权只是看守政权，这个原来是日本傀儡的政权对于曼谷的战胜国民华人来说应该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于是没有人理睬不准悬挂中国国旗的规定，街上仍然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泰国当局见禁令无效，就出动了军警取缔。华人挺身反抗这种无理命令，于是开始了武装抗争。领导华人反抗的就是当地的军统组织，而进驻泰国负责泰国日军受降的英军居然置身事外，“保持中立”，听任有强大武力的泰国军警屠杀我华人。1945年9月28日，冲突达到了最高峰，双方都动用了机枪，流血冲突持续了三天三夜，是为“9.28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辻政信想如果他以“9.28事件”的背景情报作交换的话，和军统局做成交易是很可能的。
10月23日清晨，辻政信走出了纳骨堂，直朝军统局驻泰国机关“中华民国国民党海外部驻暹办事处”而去。
敲开了军统局的门以后，辻政信开口就是：“你们是蓝衣社吧，成先生在不在？”成先生是指成烟景，真名陈英瑾，驻暹办事处的主任秘书，上校军衔。面对着军统特务惊愕的眼光，辻政信交给了他们一张用半通不通的中文写的纸条，上面写着：“我是日军参谋辻政信，现躲藏在英军司令部旁边的日本人纳骨堂里，如果你们想知道9.28事件的内幕的话，请成先生26日到纳骨堂找我”，说完扬长而去。
表面坦然的辻政信其实心里十分不安，他在纳骨堂等到27日还没有人来。二十八日晚上只好再一次去了军统机关。
这次成先生在家，他从里屋出来对辻政信说：“来了就是客，有什么话请进来说”。
辻政信跟着这位成烟景上校坐定以后，辻政信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加上比划和写汉字，向成上校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成上校对于辻政信那些东亚联盟、中日提携的废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接任何话茬。但当听到辻政信说到在溪口做法事公祭蒋母的时候，举起了手打断了辻政信：“辻先生，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要报告上峰。在接到上峰指示之前，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
辻政信不失时机，以退为进，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你也可以把我交给英军。”成上校进了里屋。三十分钟以后，成上校再次出来对忐忑不安的辻政信说：“可以，戴笠先生请你去重庆面谈”。
其实军统局中将特派员邢森洲就坐在里屋，还有一位叫黄绿峰的少将特派员。为什么一直没有给辻政信回音只是因为这件事实在关系重大，他们不敢做主，一定要得到戴笠的亲自指示。现在戴笠的指示来了，辻政信也来了。
10月28日，“日僧青木宪信”留下了一封遗书后“投井自杀”。11月1日早晨辻政信在四名军统局中校特派员的护送下乘车前往曼谷火车站，乘火车前往泰越边境的KORAT,渡过湄公河进入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将辻政信交给军统越南站。邢中将和另一位姓王的少将在越南境内等候辻政信，军统越南站为了安全，特地弄了条寮国（老挝）国王的船顺湄公河而下，再换乘汽车一直送到河内。
辻政信在1945年11月离开了泰国到了河内，这是辻政信自己的说法。国民党没有公布过有关资料，所以无法验证辻政信离开泰国的准确日期。
辻政信离开曼谷的日期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一位加拿大人威廉·斯蒂文森曾经公开指控辻政信暗杀了泰国国王拉玛八世。1946年6月9日拉玛八世在王宫自己的寝室里中弹身亡，死因不明。在泰国是不准讨论这件事的，但一直有谣言说是辻政信干的。2001年斯蒂文森在《革命的国王》这本书里详细分析了整个事件，排除了一切可能性以后指出凶手就是辻政信。
指控辻政信的唯一弱点就是按照辻政信自己所说他在1945年11月已经离开了泰国，所以到底辻政信何时离开的泰国一直是一个疑问。
有趣的是对辻政信是不是谋杀了拉玛八世这件事，了解辻政信的日本人比别人更加趋于相信。因为这符合他的疯狂性格。
河内对军统局来说是安全地带，因为法属印度支那的北纬17度线以北的日军是由中华民国受降，进驻河内的是国军。所以辻政信就在河内呆了下来以等候戴笠的进一步指示。辻政信到河内是11月29日，离开是1946年的3月9日，在河内呆了整整三个多月。这三个月里面没人来管辻政信，辻政信干脆就住到第38军去，帮着出主意应付国军查战犯。
所谓应付查战犯，并不是隐瞒罪证的问题。国军不太管日军的战争犯罪行为。这么说吧，国军要是真能查战犯，估计三年后就不至于搬家去那个小岛了。国军的所谓“查战犯”、“查汉奸”，全是“查腰包”的另外一种说法。掏出钱来，就什么事没有了，要是没有钱呢？把你撕拉撕拉地干活，你到底有没有钱？当时38军的高级参谋岩国泰彦大佐和辻政信商量，当时38军军部还有23根金条，照这么着肯定要落到哪个国军将军的腰包里去，不如先埋起来，以后找机会再挖出来。于是两人就在法国总督府里找了个地方埋起来了。战后辻政信老在想办法把那批金条弄出来。
3月8日和第38军的参谋们一起喝过离别酒以后，辻政信坐上邢中将搬家用的大型运输机从河内到了昆明，19日再从昆明起飞去了重庆。
辻政信刚到重庆安顿下来，3月24日传来一个让辻政信傻了的消息：戴笠因坠机而死，这一下辻政信成了没人要的包袱了。军统局的郑介民和毛人凤成天忙着争权夺利，谁也顾不上这个原来找来准备用来打共产党的辻政信。辻政信成天就和一批小特务瞎混，或是看报纸，伤心一下过去的诸如周佛海之类的朋友们，闲下来写一封封的报告请人面呈蒋介石，但好像所有的报告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正当辻政信莫名其妙的时候，6月30日突然来了一纸命令，让辻政信去南京。7月1日辻政信在南京机场降落后来迎接的军统人员向他出示了这么一份命令：“史政信即日起于国防部第二厅办公。部长：白崇禧”，下面盖着国防部和白崇禧的大印。
“史政信”是辻政信的中文名字，日本的战犯在国府国防部机要部门工作，辻政信是第一人。
第二天辻政信和其他军官到蒋介石官邸去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辻政信注意到了两点：首先，除辻政信外无一人步行，全都坐着美国吉普；第二，那天下着小雨，大部分军官打着雨伞。在辻政信看来，这支军队和共产党作战，大概悬。
7月底，又来了一位日本人，第13军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再往后就越来越多了，光辻政信在《潜行三千里》中提到的就有将官两人，佐官四五人。
这些人都放在“第三研究室”里，说来有趣，一开始是让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亚作战纲要》，辻政信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蒋委员长是真要去打俄国人还是想卖给美国人。后来东北吃紧，委员长手中居然没有东北作战地图。日本人也没有，关东军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土居明夫就在国防部编制东北军用地图，帮忙整理从东北搬回来的关东军作战日志。
两年下来，辻政信对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治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对国防部次长黄杰中将提出的建议是，“放弃东北，将主力撤进关内，确保长江以南，准备在华北打持久战。”
几乎同时，在北平的冈村宁次大将也向蒋介石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因为十五年的战争，从瓜岛开始的失败，教会了这些已经输光了赌本的败军之将如何解读战争的趋向。
黄杰对辻政信的建议深以为然，但对于自认为抓得一手好牌的蒋介石来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听得进去是在也像冈村宁次一样输光了以后。
既然无人理睬，辻政信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提出了辞呈，准备回日本。
接到辻政信的辞呈，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向辻政信指出了他是五大国通缉的战争罪犯，特别是英国人还在固执地追寻他，扬言“就是翻遍每一根草，也要找出辻政信”的事实。但辻政信回答说：“就是死，也要死在日本”。看起来似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但其实不是这样，辻政信是胸有成竹，他已经和老搭档服部卓四郎大佐联系上了。战败时驻长沙的步兵第65联队长，原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现在是“复员省战史编撰室”的负责人。
“复员省战史编撰室”实际上并不是原来叫“陆军部”、“海军省”的“复员省”所属机关，而是从G2，占领军参谋二部领取经费的一个机关，又称“服部机关”。表面上是因为军部的文件全部被烧毁了，因此G2的维罗比少将找来军部的有关人员凭记忆编写战史。确实他们也是在写战史，以后以服部卓四郎一人的名义出版，书名叫《大东亚战争全史》的那本书就是他们写的。
但是维罗比少将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此。维罗比少将是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收罗这批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于重新武装日本，为反苏战争作准备。这个服部机关很大。陆军有服部卓四郎大佐、杉田一次大佐（参谋本部美国课课长）、原四郎中佐；海军有中村胜平少将（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大前敏一大佐、大井笃元大佐。顾问是有末精三中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参谋本部次长）。全部都有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驻防、作战经验。
服部在得知辻政信下落以后，通过吉田茂的军事顾问辰已荣一中将向维洛比少将询问前陆军中将土居明夫和大佐辻政信回日本的要求。
维洛比的回答是：“知道了”。
有了这种默契，辻政信才敢回国。
1948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对28名甲级战犯的判决。在被判决死刑的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和武藤章这七人中，除了文官的广田弘毅前首相和其实是乙级战犯的松井石根以外，其余五人全部和他有过交往，而且是很亲密的交往。
1948年5月26日清晨，辻政信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港登陆以后，被等候在码头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生们接走，后来一直在全国各地由这些同期生们掩护着，最后躲藏在东京杉并区的宝昌寺。1950年1月1日占领军总部GHQ宣布战犯搜索结束，1月5日辻政信就和妻儿一起公开露面了。
这匹豺狼，从石川县的山中走来，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校给豺狼装上了獠牙。这匹豺狼走过了东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足迹浸透了鲜血，他带来了上千万人的死亡，这里面也有二百几十万他的同类。
没受到任何惩罚的辻政信就这样走完了他的前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