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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大西南
刘君桓
投笔从戎
杭州解放前夕，我们的《浙大学生》报改为《杭州学生报》。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解放后，部队派来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名记者阎吾同志指导我们办报。他带领爽秋等几位编辑参观在原《东南日报》旧址上新建的《浙江日报》，讲解办报的指导思想和编辑、采访要点等问题。阎吾后来参加抗美援朝，《人民日报》登载过多篇他写的战地报导。
我则跟随团省委书记兼杭州团市委书记周力行同志“朝山拜佛”，乘吉普车满杭州跑，记得见过的有省委宣传部长张登（沙文汉，后任浙江省长）、省教育厅长张孤梅（一个有着女人名字却满面胡须的壮实男子）等。无法想象的是，8年后在“反右斗争”中，周力行同志和张登同志却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7月初，杭州市委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党员、民青盟员（Y.F.）以及进步同学，除去参加城市接管者外，都入青干校学习。校部设组织科、宣传科、后勤科，我在宣传科，科长是周志成同志，组织科长是许云英同志，乔石同志是副科长。1984年，以习仲勋同志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法共中央邀请访问法国，在驻法使馆党委会上我与乔石同志重逢，傍晚在大使官邸促膝共叙别情。在谈到周力行同志时，他说周力行同志是好同志，在任华东宗教局长时错划右派，已经改正。
青干校8月下旬结束，我分配到杭州团市委工作。上班第4天，乔石同志给我看一份电报，是中央组织部打给浙江省委组织部的，大意是中央指令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各个解放区川滇黔籍的干部、党员都调到二野，速往南京二野西南服务团报到。我当即表示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的命令。我交代完工作立刻回到学校告知爽秋，她毫不犹豫地说支持我去。中午见到熊镇燕、杨邦巽等，说刚刚得到通知，并已决定下午就走。这样，我们就丢掉熟悉的书籍行李，离开母校，到城站乘傍晚的火车前往南京。
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河道纵横，沟渠遍布。从杭州经上海到南京的火车已经乘过多次，但这次却不比平常，不知此去何时才能回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双眼不自觉贪婪地注视着窗外的溪水、稻田、农舍，似乎一切都要看个够。以往总嫌车慢，这次却希望它走得慢些，再慢些。
然而，当想到此行的目的，即将投入解放大西南的洪流，即将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情绪又亢奋起来，又希望火车快跑。
我们一行7人，在上海换车后，第二天到达南京，持浙江省委组织部介绍信到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报到。团部将我们分到一支队四大队，告诉我们一支队就是云南支队。西南是边陲，云南就更边了，但大家不想这些，拿着介绍信就去一支队了。报到后发军装，穿上粗布军装，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胸章，戴上有“八一”军徽的军帽，互相看看，都觉得整齐精神。
一支队驻地在紫竹林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东方语专是属于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干部学校，南京一解放就停办了，师生并入北大东语系。学校房屋不多，仅够一支队400余人住宿，活动都在户外，听队长讲话坐在地上，吃饭蹲着围成一圈，只有小组学习讨论在宿舍里。
休息时间，三五成群地在学校周围散步，心想既名之曰紫竹林，总有个观音庵寺，但遍寻不着，也许东方语专就是占用了寺院房舍。不见庵寺倒看见近处稻田和远处城墙，原来这里还在城内，城内而有稻田，这说明南京虽然是国民党的首都，但人口并不很多。
在一支队约莫半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们去云南的命运。那是个星期日，米民一、熊镇燕等人到市中心闲逛，走到新街口后面，一个穿军装的人赶上来问：“你们是贵州人吗？我听见你们说的好象是贵州话。”听回答是贵州的，这人就说我是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的，我们队人少，团里答应可以把贵州人都调来，只要你们愿意，我便去组织部办调动手续。几个人想回老家，当然愿意，回来一讲，其余人也都同意。就这样我们调到贵州干部队了。
贵州干部队这时仅有20多人，10几个是东北解放区的老干部，10人是中央团校的，加上我们有30多人，驻地在虎踞关附近，这里是国民党高官的别墅区。解放初期部队纪律严明，干部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想个人享受，一幢幢洋房全都空着，作为临时招待所供过往人员暂住。我们住的虎踞关6号装修考究，但家具全无，可能是撤离时搬走了。散落一地的名片上写着总参谋长陈诚，这位受蒋介石信任的实权人物此时也成了丧家之犬匆匆逃离。
在南京，从一支队到贵州干部队，我们先后在蒋介石选总统时新盖的国民大会堂听了二野副政委、西南服务团团长宋任穷同志、二野政委邓小平同志、二野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的报告，目睹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采。尤其9月6日小平同志做报告时，我们四大队到晚了，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在小平同志身边席地而坐，听着他洪亮的川音，简明生动的语言，对问题分析精辟，深入浅出，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为给长途行军做准备，我们进行过多次拉练。有一次是去燕子矶，这里是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从长江中一举跃上山岭乘势攻克南京的地方，也是著名的厌世者轻生的“圣地”。峻峭的岩石上刻着“想一想，死不得！”的警句，站在岩石上俯瞰下面的茫茫大江，令人不寒而栗。
9月26日贵州干部队宣布成立，除原有的30多人外，又从南京新华日报与新华社南京分社合办的新闻训练班中调来部分同志，还有原是贵州地下党现在上海的蔡之诚，在上海、南京上大学的杨德政、陈开定等几位同志，全队共60多人。队长黄颖、政委伍嘉谟、副队长汪行远、陈禾。党员组成一个支部，支委除上述4人外还有吴之平。
“四千里小长征”
邓小平同志在9月26日的报告中说，党中央将解放西南的任务交给二野，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二野奉命解放云贵川康是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他分析了西南的有利和不利条件。西南似乎很穷，但粮食自给有余，矿产资源丰富，像苏联的乌拉尔，是战略大后方。目前问题在于西南是最后解放的地区，几个新解放区出现的困难问题全都会在西南出现。但只要加强团结，军队干部、地方干部、游击队和地下党会好师，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又说西南地处边疆，交通不便，我们此去是进行一个四千里的小长征。
1949年9月27日，贵州干部队乘火车离开南京。60多人分乘两节军用货车，在闷罐子车厢里打地铺，女同志用文件箱隔在角落里。铁路路况不好，有些桥梁是被国民党飞机炸断后临时用木头搭的，一路开开停停，摇摇晃晃。在一个小站还闹了点误会，车厢被甩在支线上久久不动，经找站长询问才弄清是把我们错当成了炮弹车厢准备卸车。
车到蚌埠，我们下到月台取水，意外地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怀抱公文包在月台上散步，身后跟着警卫员。他踱步很慢，像是边走边在思考问题。
在闷罐车厢几天的共同生活中，知道这些东北来的老干部，有的是红军长征过湖南、贵州时参军的老红军，他们身上背着保温水壶和小收音机；有的是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老八路。一位老红军爱开玩笑，给我们讲东北有3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东北有3怪：窗户纸糊在外，18岁姑娘嘴里含根大烟袋，生个娃娃吊起来。他的话引得满车厢笑个不停。
列车从津浦线转陇海线再转平汉线，10月1日上午路过驻马店时，小收音机收到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当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时，车厢里顿时欢呼起来。深夜12点车抵汉口，住在太古码头货栈里，隔日移居武昌胡林翼路兰州实业银行，银行已停业，全队在此进行休整。连续几天，武汉人民热火朝天地庆祝新中国诞生，我们也与他们一同沉浸在欢乐之中。
在武昌，我被调到队部协助黄颖同志管理文件。他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长江日报社找钟林同志要《参考消息》，他们两人是长春新报时的同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份当时是高级干部阅读的报纸。另一件事，是到湘潭后领取和保管西南敌情资料中的贵州部分。这大概是二野城市工作部根据贵州地下党或其他方面提供的材料编成的贵州各方面情况，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等各成一册。我在文教分册人物部分见到教育界进步人士中有父亲的名字。一天，副队长陈禾与我聊天时，说你父亲是我的老师，我那时叫方士新，陈禾是出来后改的名。
10月6日是中秋节，全队在黄鹤楼联欢。刚得知在黄鹤楼开联欢会时，记起小时候父亲教我读唐诗中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等名句，心想一定要好好看看黄鹤楼是个什麽样子。但晚饭后去到那里，却被同志们热烈的情绪及所表演的节目吸引住了，那些诗句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浙大同学也表演了一个节目，大家尽兴而归。
在武汉，伍嘉谟同志找到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同志，四野拨5部军用卡车送贵州干部队南下。10月12日午后上车，离开武昌向湘潭进发。公路上大批部队和满载粮食弹药的车辆，熙熙攘攘，兼程前进。但汽车走得很慢，马路坑坑洼洼，敌军撤退时挖断的马路新填上的土不结实，车轮常陷进去，还有敌机刚扔炸弹炸出的弹坑，要垫上石头才开得动。我们每天凌晨3、4点开车，晚上8点宿营，一天也跑不了多少路。两天后才抵达湘潭江边，次日渡过湘江进驻县城。
湘潭是五兵团和贵州省委驻地。10月7日伍嘉谟政委宣布：贵州干部队并入五兵团西进支队，开始徒步行军。每个人除背包外加上装满米的粮袋、盐包和水壶，沉甸甸的。
10月21日，西进支队起程向贵州进发。公路两侧，一侧是干部队伍，一侧是警卫部队，都是单行行军，以便在敌机空袭时迅速分散到路边、沟渠、田埂隐蔽。果然从湘潭到邵阳这段路上遇上好几次空袭，敌机投弹机枪扫射，一些同志中弹牺牲了。晚上在老乡茅屋宿营时，则有土匪或国民党散兵游勇的冷枪，因有警卫部队，他们不敢逼近，只在远处打枪，未造成伤亡。
行军头几天，两腿酸痛僵硬，脚板起泡，到宿营地司务长让大家用温水泡脚，拿针火烧消毒后把泡挑破，一觉好睡，起来便基本恢复，几天后便完全适应。行军路上的宏伟场面令人激奋，“解放大西南”、“打到重庆去，活捉蒋介石”等大幅标语，田边路旁，触目皆是。有时几路大军汇集一起，穿泥黄军装的二野部队，穿绿色军装的四野部队，前行后继，车粼粼，马萧萧，战旗飞舞，歌声、口号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有的地方还用竹竿树枝扎起牌坊，上书“向二野老大哥学习！”、“向刘邓首长致敬！”，署名是四野政治部，使人感到兄弟部队团结一心，亲密无间。
晓行夜宿，跋山涉水，虽然负重行军劳累，但同志们情绪很高，有时纵情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善战的队伍，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不畏惧，决不屈服，勇敢前进，
直到那敌人彻底消灭，
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
听，人民的歌声多麽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打击敌人的心脏，
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广阔的原野，
向祖国的边疆！
有时唱：《走，向着大西南走》：
走，向着大西南走，
西南的同胞不能再等待，
他们是处在水火中，
他们现在是渴望着解放，
好象是大旱望甘露。
走，向着大西南走，
走，向着大西南走，
把这胜利的红旗插遍西南的每一个角落。
有时又哼起《行军小唱》：
我们翻过高山，
我们渡过大河，
我们走进村庄，
我们穿过城市，
得啷格啷，
炮手呀，扶着炮，
骡手呀，牵着骡，
驮粮的毛驴，
竖起它的长耳朵。
炮口在笑，
战马在叫，
同志们的心哪，
同志们的心在跳！
6天后，到达邵县。新成立的贵州省委和五兵团在此举行联席会议，布置解放和接管贵州的任务，计划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今后大军经湘西进入贵州，西进支队紧随其后，相差1至2天路程。由于已是秋末初冬，支队换上棉军衣，还发给一把红油纸伞和一块包背包的油布，因为越往西走，越是细雨连绵的季节。
由于距离前线近，时常听到炮声，不过总的来说，这一带未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只有还在燃烧的桥梁和路旁拆掉门窗的房屋，证明着不久前敌人的破坏行为。
现在电视上常见湘西优美风景的画面，但那时急速行军的我们却视而不见，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只是难爬的崇山峻岭，以及穷困不堪的农家妇女和孩子。
经过12天的连续行军，中间翻越绵延几百里的雪峰山，不停的毛毛细雨落在地上凝结成冰，俗称桐油凌，滑溜溜的，我们步行尚须小心翼翼，载运辎重的汽车就更是难行了。我们亲眼看见好几辆大卡车滑落出公路，下边是几百米的深谷，心想车上的解放军战士怕是要牺牲了。
山间公路蜿蜒曲折，从山顶望去，张开红色油纸伞的队伍，像一串串的大蘑菇。我们就是这样成天撑着雨伞，衣裤有时还免不了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11月9日到达湘西 重镇芷江。芷江是国民党空军基地，但这些时日没有发生过空袭，想来飞机都集中到台湾去了。
次日，队伍由湖南最西边的晃县进入贵州。当走进贵州最东边的一个县玉屏县城时，我们都高兴地说：“终于打回老家了！”玉屏盛产竹器，有些人买了竹手杖，请店家刻上“胜利归来”的字样。
从玉屏经镇远，越过险峻的镇雄关到施秉，再经过黄平到重安江休息时，传来消息说：五兵团苏振华政委已宣布贵阳解放，要求西进干部加速前进，尽快前去接管贵阳。大家欢声雷动，立即起立列队出发，走了几十里后，就遇见省委、兵团从贵阳陆续派来的汽车，支队各级干部先后上车，我们是在炉山上的车，次日驶达离开多年的贵阳，胜利结束了“四千里小长征”。
接管贵阳
进入贵阳后，我所在的西进支队省府大队驻在国民党的省政府休息待命。这一带我很熟悉，因为我的六姑母家就在距离省府仅数十步的连升台，小时候去她家总要经过省府大门前。这里在满清时是巡抚衙门，民国时期历届省政府也在这里，所以门前的这条整齐的大块石板路叫省府路。我心里挂着父亲的安危，担心他在解放前夕是否会遭国民党毒手，便向队里请了一刻钟假跑到姑母家，看见在院子里的六姑父杨湘帆，连招呼都来不及打，开口就问我父亲怎样，他见到我很惊异，但也迅速回答你父亲很好没事，听到这句话，我说声再会转身就走，回到省政府一共才用了10分钟。
隔日，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苏振华，副主任曾固、赵健民，委员杨勇、秦天真等。军管会设有民政接管部、财政接管部、建设接管部、文教接管部、市政接管部等。省府大队的同志都佩带上黄色长方形印有“贵阳市军管会”字样的臂章，分配到各个接管部工作。
我分配到文教接管部的学校教育处。文教部部长是省委宣传部长申云浦，副部长是五兵团宣传部长康健。文教部下设秘书处、新闻出版处、社会教育处和学校教育处。学校教育处处长是黄颖。文教部的驻地除新闻出版处外都在原国民党的教育厅。
我在学校教育处任研究组长，负责调查研究中等学校情况。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3所高校由派去的军代表负责。
西南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密集。贵阳解放后多次发生暗杀、爆炸等事件。12月中旬，由公安接管部组织了一次全市同时进行的大规模突击搜捕特务的行动，军管各部门人员全体参加。我们于该日下午接到通知，次日凌晨两点奉命前往指定的小十字、三板桥路上，3人一组，不许交谈，隐蔽在路灯照不到的黑暗处，警惕地注视着有无过往行人。按规定，如有行人，即加盘问，形迹可疑者予以拘留，送交公安部门。但我们守候了几个小时，直到天亮，没有看见一个人，这时传来了撤岗各自返回单位的命令。后来据说该夜间拘捕了几百人，大部分是有真凭实据的潜伏特务分子。
与城市特务破坏活动相呼应，农村土匪猖獗，全省已解放的县城又有20多个被土匪占领盘踞。省军区副司令员尹先炳在报告中说：土匪的骨干分子是国民党特务与恶霸地主、土匪头子相结合的政治土匪，他们裹胁贫苦农民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集中兵力打击其首恶分子、骨干分子，另一方面要展开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由于土匪占领许多县城，又截断交通要道，城乡隔绝，造成城市粮食短缺，供应紧张。为此要投入大量人力，下乡协助部队剿匪，同时征集粮食。省行政干校学员全体下乡征粮，在此项工作中牺牲了不少同志。
土匪不仅在外县，也逼近贵阳市郊。设在花溪的贵州大学农学院被土匪占领，师生撤到在镇上的校本部。军管会文教部学校教育处副处长陈大羽同志是派往贵大的军代表，他将全校师生组织起来，凭着几条步枪保卫学校，土匪围攻几次终未得逞。
依靠部队大力清剿与宣传瓦解被裹胁群众相结合，全省匪患终于消除，大匪首石少华被押到贵阳枪决示众，剿匪战役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贵阳市委召开全市人民代表会议，我作为青年代表团中的革命青年干部代表出席会议。市委书记秦天真在报告中宣讲党的城市政策，着重讲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工商业政策及少数民族政策。他号召全市人民团结起来，把贵阳这个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我在会上遇见父亲，他是教育界代表。见他腰板挺直，声音洪亮，精神很好，十分高兴。他说听六姑父讲我回贵阳来，全家人放心了。他要我抽时间回家看看母亲。
后来我在工作不太紧张时回过几次家，有一次还是同李宽宏同志一起回去的。母亲说我比3年前离家时还胖了些，我说我们实行供给制，虽然没有薪水，但伙食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杭州、南京时常吃小米饭，营养可好哩。我对大姐和姐夫则感谢他们对我上大学的支持，既照顾好父母，还在经济上帮助我。弟弟见我穿着军装，也想参军。恰在这时，二姐来信说她的一个老战友要回贵阳探亲，二姐托他将弟弟带到北京去。
军管会文教部学校教育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弄清了贵阳中等学校的情况。职业学校公立的有农业学校、高级工业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私立的有立信会计学校。这些学校除两所师范学校合并为贵阳师范学校外，其他的先后划归有关业务部门领导。普通中学公立的有贵阳高中、贵阳中学、贵阳女中、贵阳初中，私立的有达德、正谊、南明、乐群、中山、豫章（江西会馆办）、宏雅（四川会馆办）、程万（天主教会办）等校。
按照中央政策结合贵阳市中学的情况，上述学校通过调整合并成为4所完全中学：贵阳一中、贵阳二中、贵阳五中、贵阳女中，2所初级中学：贵阳三中、贵阳四中。随着城市人口增加，新建完全中学六中、七中、八中，初级中学九中、十中，以后陆续发展，学校逐渐增多。
1950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这标志着军事接管任务完成，开始了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我们也脱下黄军装，换上了灰色的干部服。
恰在这时，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先后发来渡江战役纪念章、解放中南纪念章、解放西南纪念章。紫铜色的渡江战役纪念章正面是几艘帆船，下面写有“渡江战役胜利纪念”字样，背面是两支交叉的步枪，代表二野、三野联合作战，发放对象是参与渡江作战的部队，以及江、浙、皖有关地区的游击队和地下党。黄色的中南解放纪念章，红、蓝色的西南解放纪念章，发放对象与渡江纪念章相似。我得到的是渡江纪念章与解放西南纪念章，这样珍贵的纪念品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现在唯一留下的纪念这段从军生活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块布质胸章了。
1999年8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建团50周年，老战友们按原来建制分别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举办纪念活动。我趁赴昆明参观世界园艺博览会之机转往贵阳出席盛会。战友们相隔半个世纪之后重新聚首，真是喜不自胜，热泪盈眶，手握着手，畅叙别情。平静下来之后再彼此仔细瞧看，当年生龙活虎、豪情满怀的小青年，今朝一个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岁月无情，感慨万千！
尤为令人伤感的是，有好几位战友已经离开人世，再也见不着了。其中方士新同志与我和爽秋都共事过，我们对他印象很好，因之更加感觉悲怆。
方士新同志到贵州后在独山地委（今黔南州委）任宣传部长，1953年到贵阳医学院，当时正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他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院长、医学专家朱樊根，我借调任办公室主任。他处事平和，理解尊重知识分子，运动中从未有过恶语伤人、逼迫交代等情事。医生、护士开始时都很紧张，对我们敬而远之，到运动后期彼此却成了朋友，无话不谈。
他与爽秋共事是在贵州大学，当时他任党委第二书记，爽秋是外语系主任。当时的党委第一书记陈希文同志是文人类型的老干部，学识渊博，为人正派，他作的国际形势报告极受欢迎，但不善于处理行政事务。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师生们吃不饱饭却每天一早就要搞民兵操练。方士新同志一到学校就停止民兵操练，把全校的大食堂分开由各个系自办，调动了系的积极性，种菜养猪，伙食很快得到改善。他作风平易近人，与师生平等相处，亲切自然，叫得出许多教师学生的名字，获得普遍好感。
1992年7月，我们在京的十几个贵州人或在贵州工作过的老同志，受贵阳市委邀请，回筑参加城市发展规划座谈会。在此期间，我们得知他患晚期癌症住院，就抽暇到贵医附院去看望。他见到我们悲喜交集，要我们不要告诉其他老同志，以免他们难受。我们告别时相视无言，那情景仍历历在目。
纪念活动的主持人在会上展示了西南服务团几位领导者的题字与题词：西南服务团的缔造者邓小平同志1988年11月2日为团史研究会题写的“走向大西南”书名；西南服务团团长宋任穷同志1988年春为团史研究会题词“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为解放西南、建设西南作出了很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1999年5月，宋任穷同志再度为西南服务团成立50周年题词：“以史育人，以史为鉴”。段君毅同志的题词是：“西南服务团为解放西南、建设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应大家要求决定出版通讯录，希望每人留几句感言附于通讯录上。我信笔写下：
忆当年，
同赴征途，
涉千万里行程，
少年怀壮志，
求改天换地。
喜今朝，
共聚华堂，
历半世纪风雨，
皓首犹童心，
庆宏图展现。
附记：本文参阅《走向西南扎根贵州》中章德新、方士新、熊镇燕等同志的文章，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