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反思(15)
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遇罗克遗作
【耀钟按】本文是遇罗克的遗作,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就写了《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寄给《文汇报》,此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遇罗克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种种谬论。一个高中生,如果没有大量的阅读,独立的思考,显然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一个多么有才干的青年,若无为真理而奋斗的大无畏精神,也决不敢向姚文元这样的大人物挑战。在此,向遇罗克为真理而奋斗的大无畏精神致敬!
很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文革思想者或文革思想家,欢迎网友补充。
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口碑传颂的清官们判了死刑。他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他引证了几页史籍,并加以分析,说海瑞根本没干过好事。无怪乎有的同志读了这篇评论大摇其头,深感有划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
如果就剧论剧,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其缺点绝不是因为把海瑞写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吴晗同志多少还担心遭受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不客气讲,还有点怕,还不敢把海瑞写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还拘于史料的限制,还没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作者看到剧中海瑞讲了“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么几句话,就认定吴晗同志有意在宣扬封建道德观!那不正是吴晗同志为了暴露海瑞的历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吗?
说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真海瑞有没有可以赞扬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认定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认定他每时每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自觉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就无法解释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绩。在史实面前,他就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否认,二是贬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断得可以。他说平冤狱,那是惑人视听;退田,那是为小地主服务;实行一条鞭法,丈田纳税,那是徒有其名;修吴淞江,这总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书的“一月竣工”四个字上。说一个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张冠海戴,记错帐了;那么,或许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总不会太虚妄吧?姚同志却说:穷人无钱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说有一种人曾犯过考证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阶级的事
封建社会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错综复杂的。封建正统观念不管是多么肤浅,也会有一点儿本来属于人民的东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傻到自缚手足的。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但也许这一套会骗住一两个本阶级的“痴子”,真的相信了仁义礼智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甚至连皇帝也看着不顺眼了,上疏骂一骂,我们也不必非得说他是自觉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的阶级观念还不很明确,我们得原谅,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海瑞在当时正是被称为“痴子”的。而这种痴子还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的。他虽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无愧于一方的护法。不过请姚同志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推迟农民起义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总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在漫漫长夜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泥淖里骤然出现一个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为对立阶级做一点事,哪怕只有个别人物吧,不也没有基础吗?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历史的人却无权擅改历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阶级关系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是一个阶级或是一个阶级的绝对代表。我们既应该看到反动阶级通过宣传、利诱、欺骗、暴力会给革命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一些不良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数众多的革命阶级通过反抗、斗争、磨擦、接触会给反动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较好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尽管不是对等的。像海瑞这样一个出身非豪贵,处世很清廉的官僚,从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响,做几件叛逆本阶级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盘否定的。这用阶级观点分析满可以说得过去,只不过使滥贴阶级标签的人感到困惑罢了。正因为海瑞有功于农民,所以才有怨于统治集团。他几次被贬,一次几乎掉头,始终未成显官,被迫闲居达十六年之久,最后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到古稀高龄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呜乎哀哉了。我想:这只能说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说话的,否则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
姚同志或许会问:你说海瑞是属于人民的,而皇帝却说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谥为忠介公,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人民不应该站在皇帝的反面吗?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像得了把柄似的,很发挥了一番。不过倒要请问姚同志:我们的标准何苦去以封建阶级的标准为转移呢?他说谁坏,我们就非得说谁好不可;他说谁好,我们就非得说谁坏不可,这不容易上当吗?我们确认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学的,我们的立场是最坚定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可以怎样评价,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实,敌我两方面都推崇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就以海瑞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属被拉到人民那一边了,海瑞陡然一变,成了一个神话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己的官僚唱了对台戏。放在明处一比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实在太污浊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夺回来,算在自己的名下。因为皇帝(也只有皇帝)认得真海瑞,他虽不大喜欢真海瑞,却也没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赶紧加封,好乘机把假海瑞夺回来。他这时就忘记了当初排挤海瑞,想杀他的头了。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实际上纪念的是两个海瑞。这两个海瑞都不是真的,不过是皇帝那个比较真一些。
问题不在于皇帝怎样讲,史书怎样写。倒是我们今人该持何看法。一种是科学分析方法,一种是机械主义的方法。不分优劣,一古脑儿交给了皇帝,说这都是陛下的,我们不要了。我看这是赔本买卖。那样一来,四千年来的历史也就无一可继承了。从未见先进阶级有如此恨遗产者!也从未见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成为先进者!海瑞本人接受过人民的影响,史书上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传说,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说曲折的我不继承,非要继承直接的,那么,对不住,这样的史书还不曾有过。
我们大家都讲应该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和戏剧问题。姚同志说他是那样做的,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试图这样做的。但是我绝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结论。因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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