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际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衡量和评估一国国际地位主要看两方面因素：
一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评价一国国际地位的根本依据。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和潜力，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高低和作用强弱的主要标志，反映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能力与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影响的外在能力的能力总合。
二是外部世界。一国所面临的外部世界是影响该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外部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外部联系。国际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外部世界的结构和状况。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不变的情况下，国际环境的变化可以影响其国际地位的高低。两极格局或多极格局、战争或和平等不同的国际环境，都可以使国家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外部联系即一国与国际体系联系的性质和程度。所谓性质是指一国的基本国策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其对外政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所谓程度是指该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程度，以及对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乃至国际体系发挥影响的程度。
在过去的30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尽管世人在评论中国时会有不同的声音，持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在世界媒体的报道中已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些都能使人直接地体会到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如何解读和把握这种变化的意义和启示？
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客观地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联、深入互动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
变化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1．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头8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2008年GDP达到4.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3．其他主要国际力量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显著下降。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所以奥巴马、希拉里、佩罗西，走遍世界都要“倾听”，他们现在外交的重点是要改变美国在世界的形象。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
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711亿元，同比增长15.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继续显现，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支撑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根基没有动摇。经过改革开放30年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体制环境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优化升级、科技进步和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居民消费、社会事业等方面有巨大发展空间，扩大内需潜力巨大，人力资源丰富，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有较大余地。中国正在努力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在世界多数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相对实力稳步上升，成为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稳步上升的重要基础。
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也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有关举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在面临巨大困难的形势下，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并决定提供首批15亿美元的融资支持；中国尽最大努力向有关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达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积极参与清迈倡议多边化项下的货币储备库建设，维护地区经济金融形势稳定，促进地区金融合作和贸易发展；中国组织了大型采购团赴海外采购，显示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坚定态度；中国明确承诺，将认真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定的各项援非举措，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增加对非援助、减免非洲国家债务，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加强中非务实合作；将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包括无偿援助、债务减免、贸促援助。中国一再表明，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可以说，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传递着战胜危机的“中国信心”。
2．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与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样，中国被视为重要的稳定力量。国际社会公认，中国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虽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国际社会总体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可望在危机后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专家认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变化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20国集团（G20），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
中国积极提出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的政策主张，与各方加强各个层次的磋商与协调，推动20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取得积极成果。英国首相布朗明确指出，中国在20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凸显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的话语权提高，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其他重要国际议题方面，中国的主张和建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将与美国并肩成为世界两强。”面对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社会期待各方加强合作、提振信心，期待充满活力的中国扮演重要角色。人们相信，为了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中国将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引人瞩目的力量。
变化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碰壁，西方主流媒体认为，当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并主导世界后遭遇的最大一次挑战，集中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缺陷，呼吁对21世纪的资本主义进行重大改革。美欧日陷入同步衰退，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最大亮点。国际舆论普遍关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势头，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行动快、见效快。美国《新闻周刊》置评，中国是此次危机中“唯一没有出现信贷危机或信任危机的大国”，这彰显了“中国模式”强大的适应性和竞争力。高盛公司称赞中国是在当前危机中“凭借自身政策第一个创造经济转折的重要国家，为世界经济绘制了一种蓝图”。
一些舆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世界发展模式的未来潮流。如果说欧洲“莱茵模式”和美国“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引领风骚，“中国模式”将主导21世纪。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和做法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中国模式的影响在全球范围日益彰显。
总的看，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世界的目光逐渐聚焦中国，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看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三个视角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徐步认为，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其实有三个视角。
第一，客观地用数字来看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1978年中国GDP总量3645亿元人民币，到了2008年是30多万亿元人民币，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1978年只有百分之一点多，2008年提高到7.25%。人均GDP1978年只有381元人民币，到了2008年达到22698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1978年只有206亿美元，2008年达到2万多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1978年只有1.6亿美元，2008年底达到2万亿美元，已排世界第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首先取决于综合国力，所有这些数字都体现了中国实力的变化。
第二，中国人怎么看自身国际地位的变化。今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跟10年前、20年前走出去的感觉是大不一样了。但我们感受到巨大实力变化的同时，也时刻提醒自己，我国还有2000多万人没有脱贫，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我们还有很多落后的地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还很突出等等。总的来说，我们总体上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第三，外国人怎么看中国。外国人到了北京、上海，没有来过的会吓一跳，你跟他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是死活不信的，没法理解。所以，我们看中国跟外国人看中国，在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别。外国人觉得中国不得了了，GDP总量2008年中国排世界第三，2009年我们GDP增长率将会达到8%左右，现在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今年预测是负增长3％—5%，也就是说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可能会居世界第二，总量将会超过5万亿美元。美国今年可能继续维持在14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上，虽然我们跟美国差距还是很大，但是这种差距在缩小。根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乐观的认为在2025—2030年左右，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达到美国的水平，保守一点的则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GDP总量会赶超美国。那么，美国人看中国了不得了，所以，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战略家都提“中美共治”论调。美国这些战略家是在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个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势头和未来的前景，以及随之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所以，怎么样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在这样一种变化当中应该让我们的民众，特别是让广大的青年学生，能够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中国采取的战略举措。
二、世界怎样看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企业高管、商界领袖，人们在感叹中国奇迹的同时，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走向。
1．美国：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是，当前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不仅离不开中国，更需要中国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美国总统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渐趋务实。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明确提出美国需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以此为标志，美国积极推进同中国的对话，加强在重大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2009年1月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等政府高官高度重视中美关系。2月13日，希拉里出访东亚4国之前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称，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关系，这对美国未来的和平、进步和繁荣不可或缺。4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奥巴马在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金融峰会期间成功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奥巴马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令人瞩目地向前发展，美国希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日益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美国人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不是一般的大国，而是世界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几乎都需要中国发挥作用，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在朝核、伊朗核等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都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解决当今世界的国际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前美国国防部长、全球商业咨询公司科恩集团董事长威廉·科恩认为，“世界有赖于美中合作”，如果没有美中两国的合作，主要全球性挑战都不可能得到成功解决。
目前，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中国的崛起，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拥有全球性影响的地区大国”（regionalpower with globalinfluence）。美国国防部《2007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报告》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怀有全球抱负的地区政治与经济强国。但最近两年来，美国内将中国视为“全球性大国”（globalpower）的看法增多。2008年底，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称，由于中印等国崛起，到2025年国际体系将成为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多极体系；很少有哪个国家在今后15年到20年中会像中国一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如目前 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头号军事大国。
美国对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升的重视，比较突出地反映在“两国集团（G2）”等各种版本的“中美共治论”上。2008年，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章，呼吁成立美中两国集团，共同充当世界经济的掌舵人以及在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他说，美中两国是过去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经济中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应在使世界经济走出目前的危机中发挥核心作用。此后，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金融时报》撰文，主张美国与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组成非正式的“两国集团”；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称，未来的全球经济秩序取决于中美如何打交道，主张中美有机会将太平洋两岸关系构建成一种服务于共同命运的关系，就像战后初期的跨大西洋关系一样；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也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没有“G2”强劲发展，G20将会令人失望，世界经济有赖于中美合作。
“两国集团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中美关系联系日益紧密、共同利益日益扩大的认识的提升。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3337.4亿美元，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人员往来每年超过210万人次，每天有5000多人往返于太平洋两岸。双方还缔结了35对友好省州和145对友好城市。中美现已建立起涵盖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教、科技等广泛领域的60多个对话合作机制。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概念，认为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债务国，最大的贸易盈余国和贸易赤字国，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共同利益体，共同发挥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总的看，“中美共治论”既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不断崛起这一客观现实的承认，也反映了美国摆脱自身所处困境的需要。在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美国希望借助其他国际力量帮助其分担责任。不过，针对“G2”论，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
同时，美国也始终有一部分人怀疑中国的和平发展，甚至鼓吹“中国威胁论”。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卡根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所谓“威权资本主义”国家，称这些国家的崛起将给“民主国家”带来严峻挑战。不少美国人仍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对中国保持着批评性和挑剔性，认为中国政治上还不是很民主，经济上还不是很开放，外交上还不是很负责，战略上还不是很确定。他们主张美国与中国合作要有所保留，要对中国进行防范甚至遏制。
虽然美国多数分析家看好中国将紧随美之后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但“G2”不等于两极，中国与美国仍有至少10-15年的差距，要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尚需时日。目前，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在不断缩小，从1990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6.7%上升到2008年的30.8%。但是，中美两国的绝对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从1990年相差5412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8600亿美元。从军事角度看，有些方面差距还在拉大。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应该说，中美巨大的差距是美国敢于跟中国合作的重要前提。
我们还应该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从未改变，就是要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谋求实现“美国治理下的和平”。美国历来信奉实用主义的“丛林法则”，不会真正让中国取得与其平起平坐的地位。“两国集团”既不可能是两个平等的合作伙伴，也与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根本相悖。
专家观点
美国战略界认识中国的四个阶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认为，美国战略界看中国经历了4个阶段，分别以4个事件为标志。
第一，1992年召开中共十四大，美国人从此基本上认为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崩溃了。十四大之前，西方非常担心中国经济体制要走回头路，甚至认定由于政治上的起伏，中国经济可能崩溃。但是十四大胜利召开，中国不仅没有走回头路，而且把市场经济写入了国家大战略。这一点让美国人得出了第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崩溃的可能性比较低了。从那以后，美国与中国的对话，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如政治不民主、政治集权等话题上做文章，认为中国政治上可能会出问题。
第二，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新老领导集体实现了平稳交接。美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历史上最有序、最平稳的领导层新老交替。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崩溃也不可能了。
2008年美国了得出第三个结论，即中国社会也不会崩溃。因为此前美国人关注中国的基层民主、群体性事件、非政府组织、地下宗教等，他们担心中国基层社会会出问题。2008年中国发生了3·14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汶川大地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同时遇到这三件不同类型的大事，一般会出很大的动乱。但是在美国看来，一个“异常脆弱”的中国社会，不仅没有出问题，反而呈现出相反的结果：民族凝聚力空前的高涨；“80后”、“90后”的青年呈现出比“60后”、“70后”更加智慧、更加理性的爱国主义；很多非政府组织冲向前台，成为政府职能的有力补充。所以美国人认为，今后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也应该重新思考了。
第四，2009年，中国基本上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在金融上相对比较稳定，同时GDP还能保持8％增长率的国家，美国基本认为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了。所以，G2论在2009年冒出来并不是偶然的。中国政治、经济比较均衡地往前发展，这是G2论上扬的根本原因。否则，这种论调不会从美国最知名的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嘴里说出来，也不会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2．欧洲：欧盟“中国观”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接受中国“历史性的崛起”的同时，开始对中国“讲条件”。
1995年以来，欧盟连续发布了6份对华政策文件，提出要使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资源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欧关系在不到10年内连续上了3个台阶：1998年构建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确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盟认为，中国同欧盟一样是一支正在冉冉上升的力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欧盟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为欧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升，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有利于促进欧盟主张的世界多极化和多边主义。在这一背景下，全面加强中欧关系，深化各领域合作，从中国发展中受益，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主流。
2005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政策立场明显发生消极变化。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同年12月，欧洲理事会发布《关于欧盟－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显示欧盟针对中国崛起调整了对华政策，越来越重视中国崛起与欧盟竞争、对欧盟挑战的一面。虽然保持了要同中国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调，但是欧盟对华关系定位已经由“成熟的伙伴”转为“竞争与合作伙伴关系”。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达赖为开端，特别是2008年中欧双方围绕涉藏、奥运会问题上的争执，消极面有所增多。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推动中欧经济关系加深过程中，视中国为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给欧洲带来的“竞争”和“挑战”。
自15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在资本主义兴起、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担当“领导者”角色，对自身发展模式、经济实力有较强优越感。但近年来，欧盟在跟随全球化加速、深入发展的大潮中日益感到吃力和被动，与美国距离难以缩小，又面临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强势追赶。法国前财长撰文惊呼，新兴力量的风起云涌“部分地撼动了我们社会的基础与生活方式”，而法国与欧洲对此毫无防备能力。2007年底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上，欧洲国家领导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抱怨，欧洲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面临“只授惠于人，而自己吃亏，有去无回的单轨状况”，声称决心扭转此种“不公平待遇”。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是欧洲抱怨并要对付的重要目标。欧盟在与中国经贸往来中保护主义措施大增，频频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
二是对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不舒服”、“不适应”。
中欧间并无地缘政治的冲突，且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比较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余地，不过中国的大步发展以及国际作用的明显提高也使欧洲有些不适应、有些不放心。欧洲积极评价中国的一些外交表现，但又对中国外交常有微言，如责备中国没有按照它的期望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中国与欧洲“配合不够”，在发展与非洲关系等问题上“踩了欧洲的脚”，触犯了欧洲的势力范围。面临迅猛发展的全球化大潮，欧洲的一种思潮断定，新兴力量对活力相对衰退的美欧形成巨大压力，尤其是中俄两国思想意识与西方不同且自信日增，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使西方总体优势减弱。因此西方国家要互帮互靠，欧洲应帮助美国缓解、扭转其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局面。这种思想强调中国与欧洲的竞争关系，从宏观上拉开了欧中的距离，内含对中俄的深度疑虑与防范，有损欧中双方的政治上的互信。
三是看待和处理中欧关系时意识形态因素增多。
欧洲发展对华关系始终基于双层考虑，既希望通过发展关系谋取经济实惠，又图谋“引导”、“规范”中国运行在欧洲设定的轨道上。一些保守派欧洲人士无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妄断中国不按欧洲药方“政治改革”便无发展前途。还有一些欧洲人认为，中国发展模式、软实力影响与日俱增，将对欧盟对外推行自身价值观念形成挑战。德国执政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发言人发表的“亚洲战略”政策报告断定，中欧之间将产生“模式之争”，欧洲需“加强与民主国家关系”，而将中国作为另类国家处理。欧盟最近发表的一份对华文件明确表示，欧盟不会像美国那样“大喊大叫地”去过问中国内政，但其也绝不会放弃这种做法。
四是更强调中国的“责任”。
欧盟呼吁中国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来”：要求中国更多地借鉴欧洲的价值观和法律理念，要求中国尊重欧盟在全球范围的既得利益，要求中国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求中国严格遵守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等等。
虽然如此，欧盟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的现实，积极谋求提升对华关系。2009年1月30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欧盟总部，双方发表了《中欧联合声明》，重申将进一步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强调，在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欧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日益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双方一致认为，进一步加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尤为必要。5月20日，温家宝总理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欧之间增进了政治互信，加强了务实合作，为中欧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表示，欧洲关系具有战略性和全面性，欧盟积极致力于深化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相信中国将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