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冰心的资料 关于冰心资料简介

有关冰心的资料

冰心 从中剪子巷出发

《小桔灯》是我在初中语文课上学过的一篇文章,因为对文中如何制作小桔灯很感兴趣,放学回家我便迫不及待的对照文中描述的流程,顺利地制作出一个漂亮的小桔灯,当我拿着小桔灯向其他小伙伴炫耀时,高兴之余我更是记住了文章的作者:冰心。

“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

巴金老人对冰心的评价

冰心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她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原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一九一九年,冰心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了许多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此后又有散文集《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三寄小读者》等,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特点,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九九九年二月,冰心在北京逝世。

冰心故居

中剪子巷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张自忠路北侧从东往西数的第一条胡同,南起张自忠路,北止府学胡同,长约230米。明代,称“剪子巷”(含今北剪子巷);清乾隆时,将“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南侧的“小街”并入,统称“剪子巷”;宣统时,将“剪子巷”一分为三,分别称“南剪子巷”、“中剪子巷”和“北剪子巷”。

中剪子巷33号,旧时的门牌是中剪子巷14号,在胡同西侧一条凹进去的夹道内,不仔细寻找,很容易就漏过了这个不起眼的夹道。院子的门面南,现在是一个很简陋的“小门楼”。据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先生考证:“小院实际上是三合院,没有南屋。进门东边有个旁院,当时住着一家旗人,姓祁。在大门口,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先生加了一座影壁,上面有电灯,旁边可放花盆。还有一面有个小空场,谢老先生在那里架了秋千供孩子们玩,是儿童小乐园。邻居们称这里为谢家大院。”

如今,中剪子巷33号大致格局未变,但是它衰老了;大门口的影壁和儿童小乐园不见了,院墙外还有一棵香椿树枝繁叶茂。这里与寻常百姓家没有任何区别,如同儿女眼中的她一样,冰心是个淡泊名利的母亲。冰心的长女吴冰曾问母亲长寿的秘诀何在,母亲说:我从不和别人争。冰心从来都以一个普通人自居,本色而朴素。四十年代的歌乐山岁月,长子吴平因为调皮,有人上门告状,冰心一身素衣前去开门,让人误以为是佣人。

推开虚掩的门进去,迎面是一户人家的后墙,往左拐进去是一小截通道,连接着更深的院子。进到院落里,这里俨然成了个大杂院,有很多户人家居住在这里,院子里有很多绿植,把这座老宅院增添了些许生气,就像冰心从前住在这里一样种有很多绿植,她也爱花,尤其是玫瑰。她曾说:“有人问我为何爱玫瑰。我爱她,因为她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

1913年,冰心随全家从福州迁居北京,在这个院子里住了整整十年。这十年,冰心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就连“冰心”的名字也诞生在当时的中剪子巷14号。《〈冰心全集〉自序》写道:“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两个家庭》是冰心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极大地激发了冰心的创作激情。她说:“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作品,而且多半是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之类。”

对于这个院子,舒乙先生说:“这里是冰心先生第一批作品的诞生地。它是一位杰出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摇篮’。这是它的骄傲。”

冰心其人

冰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涌现的女作家,她在大学时代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开始文学创作,并加入文学研究会。大学时代的冰心先以一系列触及社会、家庭、妇女等人生现实的问题小说引人瞩目,继以清新隽永的哲理小诗《繁星》和《春水》饮誉诗坛。

1923年,冰心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并获奖学金,遂赴美留学。临行之前,开始了她的《寄小读者》系列的创作,她向“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们”介绍自己:“我是你们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豪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然是一个小孩”。冰心又以婉约清丽的抒情散文轰动文坛,《寄小读者》感动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读者。

冰心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学习英国文学,192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抗日战争时期,迁居昆明、重庆,继续写作;1946年底东渡日本,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1950年秋回国,主要从事散文和儿童文学创作,并致力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20世纪50年代以后,冰心著有散文集《归来之后》、《樱花赞》、《晚晴集》、《我的故乡》和儿童文学集《小桔灯》、《三寄小读者》等,有八卷本《冰心全集》存世。

儿女眼中的母亲

冰心的长女吴冰眼中的母亲淡泊名利,超然物外,同时冰心也是一个充满爱心和童趣的妈妈。给哥哥洗澡,也帮来家串门哥哥的同学洗。妈妈老了,不能走动。有一个夏日吴冰问妈妈老在看什么,冰心说:“窗外有群孩子在水潭里踩水,真可爱呀。”吴冰从小就读妈妈写的书,但从未想过要正襟危坐和妈妈高堂论道。在她眼里,妈妈就是妈妈。

吴文藻先生1985年辞世,二弟谢为杰进门就大哭不已,冰心平静地劝他不必伤心,也谢绝了官方的一切纪念活动。冰心反复对儿女交待过,如果自己人事不省那就不必抢救,遗体和当年文藻一样捐给医院作解剖用。她是安乐死坚定的支持者,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也是她一向的主张。冰心在遗嘱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悄悄地来到这个世上,也愿意悄悄地离去。”

冰心与吴文藻

冰心与吴文藻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当吴文藻先生以八十五岁高龄走完人生旅途后,冰心先生说:“我想在我终于投笔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吴文藻这个人,写出来,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最后要做的一件事。”

《我的老伴—吴文藻》平缓地向读者娓娓叙述着他们的生活经历,用他们夫妻“琴瑟和鸣”的乐章证实冰心先生的观点—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

生活充满琐事,琐事也有情趣。

在昆明的时候,有一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妇到冰心家里度周末。冰心向梅先生说起吴文藻在北平的一段往事,冰心让吴文藻去给孩子买“萨其马”,他到了“稻香村”像孩子一样只会说买“马”;又让吴文藻到“东升祥”布店买一丈“双丝葛”做夹袍的面子,他却说成买“羽毛纱”。待到“稻香村”和“东升祥”的售货员打来电话询问,才真相大白,全家轰然大笑。冰心的父亲对冰心说:“这个傻姑爷可不是我给你找的。”冰心自然是哭笑不得。说完这段往事,冰心便写了一首宝塔诗,既嘲讽了吴文藻又捎带上清华大学。诗曰: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梅贻琦先生笑着接写了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冰心先生说:“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的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童年冰心

冰心,这位当代文学巨匠,这位世纪老人走了。她一生都在享受着自己对别人的爱。这种爱,已融入了这个世界,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冰心奶奶一生给我们讲了无数个平凡而美丽的故事,那么也让我们一起来读读冰心奶奶小时候那些平凡而美丽的故事吧!

1900年10月5日的夜晚,月光如水,万籁俱寂。子夜时分,福州隆普营谢家宅里突然传出婴儿的呱呱哭声,那就是冰心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

冰心自幼聪慧好学,特别喜欢听故事。为了鼓励她用心学习,当时担任她家塾督师的舅舅杨子敬常对她说:“你好好做功课吧,等你做完了功课,晚上我给你讲故事。”舅舅给她讲的第一部书是《三国演义》。那曲折的情节,鲜活的人物深深吸引了小冰心。为了每天晚上都能听“三国”的故事,她学习更认真了,功课总是做得又快又好。可是,舅舅晚上常常有事,不能给她讲“三国”,有时竟停了好几天,这可把小冰心急坏了。不得已,她只好拿起舅舅的《三国演义》来看,这时她才7岁。最初,她大半看不懂,就囫囵吞枣,硬着头皮看下去,不懂的地方,就连猜带蒙,有时,居然被她蒙对了。这样,她慢慢地理解一些书的内容了,她越看越入迷,看完《三国演义》,又找来《水浒传》《聊斋志异》……母亲见她手不释卷,怕她年纪过小,这样用功会伤了脑子,便竭力劝她出去玩,她不肯。母亲只好把书给藏起来,可不知怎么搞的,那些书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又被找了出来。

有一次,母亲让她洗澡,她就在澡房里偷看书,直到洗澡水都凉了……母亲气得夺过她手中的《聊斋志异》,撕成两半,扔到墙边,小冰心望望母亲,又看看那本心爱的书,胆怯地挪到墙角,捡起那本书,又接着读了下去。这一来,倒把生气的母亲逗乐了。

冰心不但把读过的书都用心记住,还时常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假日时父亲带她到军舰上去玩,水兵们听说这个7岁的孩子会讲“三国”的故事,就纷纷围住她,当小冰心神气而又一本正经地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时,众人被她那稚气的神情逗得捧腹大笑。听完故事,水兵们拉着她的手,称赞她聪明伶俐,并把他们在航行中用来消磨时光的小说包了一包,送给冰心作为“讲书”的奖品。回到家里,小冰心迫不及待地打开那包书,那都是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早期翻译的欧美名家小说,这些书令小冰心爱不释手。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大都在书后印有书目,她从书目中看到了林纾翻译的其他欧美名家小说,就按书目去寻找别的小说来读,于是,她开始接触外国文学作品。

10岁时,冰心又学了《论语》《左传》《唐诗》。她对唐诗很感兴趣,很快就能背诵许多有名的诗篇,并开始学做对联。有一回,老师刚说:“鸡唱晓。”她就脱口而出:“鸟鸣春。”老师一愣又说:“榴花照眼红。”她略思片刻,便从容应道:“柳絮笼衣白。”这可把老师乐坏了,连连称赞说:“对得好,对得好。”“榴花照眼红”只是描写了石榴花开的景象,只是静物,而“柳絮笼衣白”除了柳絮飘扬的景象外,还出现了人物。

祖父谢銮思见冰心很有出息,从心里感到欣慰,但从不当面夸她。一天晚上,祖父对她讲起了贫寒的家世。原来谢家先辈世居福建长乐横岭,清朝末年,冰心的曾祖父为灾患所迫,来到福州学裁缝谋生。一年春节,曾祖父去收工钱,因不识字而被别人赖掉了账,两手空空地回家来。正等米下锅的曾祖母闻讯,一声不吭,含泪走了出去。等到曾祖父去找她时,她正要在墙角的树上自缢,曾祖父救下了她,两人抱头痛哭。他们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家里记账、要账。他们一连生了五胎,才得了个儿子,夫妻俩克勤克俭,终于让谢銮思成为谢家第一个读书人,而四个女儿却因家里贫穷不能读书。说到这里,祖父抚摸着小冰心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啊!”小冰心张大眼睛,久久地望着祖父。那个夜晚,祖父那期盼的眼神,那语重心长的话语深深地烙进了她的心里。

冰心一家人在动乱年代的劫难与际遇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从日本回到新中国的冰心一家,便开始不太平了。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之后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肃。到了1958年4月,丈夫吴文藻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对稿纸,长叹短吁,怎么也下不了笔,也挖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些天的晚上,常常是到深夜12点,吴文藻总是默坐在桌前,冰心与他对坐,时不时写几行字,时不时又望望吴文藻。吴文藻脸无表情,写下的字撕掉,又写,又撕,他的纸篓里已经堆得满满的废纸。冰心便心疼地劝他别写,吴文藻却又坚持:“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要挖根源,我怎么去挖,挖一些什么,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还要跑回国来反吗?”有一次,冰心曾试探地说,你就随便写一点吧,谈谈认识也行,别那么认真……吴文藻却不愿这样做。冰心就怕吴文藻想不通,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说开导。  其实,冰心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还要去劝说他们,她实在经受不了这种折磨,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家里的三个亲人都变成了右派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1966年9月,红卫兵冲进了住在和平楼冰心的家,抄走了许多的书籍、实物,包括冰心出国穿戴的旗袍、丝袜和手表等,办起了“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烈日下,将一块大木牌挂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帮作家谢冰心”,而吴文藻也被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和平楼中60多平方米的宿舍,有两间房子被封,一段时间,他们就生活在这个胆战心惊的环境之中。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互相信任和支持,有时用语言有时也就是一个眼神,相互勉励,勇敢地活下去。后来,冰心在《论婚姻与家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有感而发的: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1969年底,吴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冰心则在1970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时,他们都已届70岁的高龄了。这年的夏天,吴文藻随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转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冰心才从咸宁调往沙洋,他们俩人都十分珍惜这种劫后的重逢。对此,冰心这样写道: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啊!

1971年8月,大西洋彼岸的一位重要人物,行将叩开神秘中国的大门的时候,改变了冰心和吴文藻的命运。为了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央有关部门将冰心、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调回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译室,组织突击翻译和校正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之后,又翻译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等。这些书翻译的难度都是很大的,尤其是后一部是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巨著,只有靠渊博的学识与厚实的外语功底才能完成。冰心、吴文藻、费孝通等都是学贯中西者,搁置了十几年,如今又可以发挥作用了。他们都很高兴,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从攻读原著,到寻找各种参考书籍,全都他们自己动手。她回忆当时情景道:我们都在民族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晨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吃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回到书桌前,又有事可做了,冰心和吴文藻都感到,这一段生活,是十年动乱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冰心和吴文藻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但却极大地焕发了他们的青春。冰心不断地出席各种会议,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拨正搅乱了的文艺思想。吴文藻更是有事情可做,中断了二十几年的社会学要重新评价和恢复。当中国准备重新恢复社会学学科的时候,吴文藻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几乎是不分白日黑夜地攻读从美国寄来的学术著作,企望将拉下了近三十年的课都补上来。

1980年对冰心来说是个坎儿,这年的初春,她和巴金等最后一次访问了日本。回国后,因为赶译马尔他总统的诗集,突患脑血栓住进了北京医院。在病情有了好转回到家之后,不想又摔了一跤,冰心只得又进了医院,并且动了手术,腿上安装了钢钉。此后便只能在家中几十平方米的斗室中走动,但还是又跌倒了。一年中三进三出医院,对一个已近80岁的老人意味着什么。但冰心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豪迈地写下了“生命从80岁开始”的名言。

由于连续几次生病住院,冰心身体有些每况愈下。尽管她总是在精神上保持年轻和乐观,撑着自己,但毕竟年龄不饶人,规律不能抗拒。同时,吴文藻的身体也日益衰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要有人来照顾。冰心还有许多文章要写,吴文藻则有许多的研究课题需要去做。后来,组织上将这些任务交给了她的小女儿吴青来担任。这样一来,吴青一家也就都得与父母亲住在一块。可和平楼的小公寓,只有60几平方米,一家三代挤在一起。本来,冰心和吴文藻多年各居一室,便于各自做学问和写作,后来只好同居一室,腾出一个房间给吴青夫妇居住。有时冰心会对熟悉的朋友来点幽默:“瞧,我们老两口又‘破镜重圆’了。”直到1983年年底,冰心和吴文藻的住房终于得到了解决。他们一家从和平楼搬到教授楼,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内,可是比原先的住房宽敞多了,有了专门的客厅,有了齐全的冷暖卫生设施。搬进新居的冰心,非常高兴,她打电话告诉朋友:现在鸟枪换炮了,快来看看呀!

在新居,冰心和吴文藻用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卧室兼书房,正墙上挂着周总理的照片。沙发的背后,挂着吴作人的熊猫图,两旁是1925年梁启超先生题赠给冰心的龚自珍的集句: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对于在这儿度过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冰心深情地写道:1983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房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1980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骨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

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吴文藻在1985年6月27日,最后一次为他的研究生张海洋的论文提了详细的书面意见之后,又因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就处于昏迷状态。冰心这一回再也没有盼到吴文藻出院回家。

1985年9月24日清晨,电话铃急促地响着,传来吴平的声音:“妈妈,爹爹已于早上六时二十分逝世了!”冰心放下话筒,已是泪流满脸。吴文藻在84岁离去,按说也算高龄了,但一想到他们六十几年的相处相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根据吴文藻的遗嘱,冰心将他平时的存款3万元捐给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作为研究生的奖学基金,冰心想以此方式,继续

吴文藻的社会学的梦想和追求。

冰心在写下《生命从80岁开始》之后,又迎来了她的第二个创作的高峰,她写小说、写散文、写回忆录、写杂文,无论是哪种文体,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她的小说《空巢》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她的散文《我的家在哪里?》、《霞》、《绿的歌》等成为新时期的美文经典;她的为教育呼吁、为社会进步呼吁的《落价》、《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等,尤其是《我感谢》、《我请求》等文章,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拳拳之心,形成了她第二个创作高峰的显著特点。

然而,此时的冰心毕竟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

1999年2月28日晚,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比吴文藻整整多活了15年。然而,远去的吴文藻并没有离开过她。冰心在她遗嘱中交待,她死后,骨灰要与吴文藻合葬在一起,要用汉白玉作墓碑,在骨灰盒上写: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而汉白玉的墓碑上则可用谢冰心的名字。冰心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交待,是因为吴文藻对她的称呼,永远是一个“莹”字,在吴文藻的心中,她是永远的谢婉莹。

2002年10月21日,冰心、吴文藻的骨灰,在儿子吴平、女儿吴青等家人的护送下,来到位于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内的驼峰之上。这里是他们的长眠之地,这里就在长城的脚下,八达岭水关的长城就在眼前,远处和近处的山岭,红叶装点。墓碑由整块的高达二米有余的汉白玉雕塑而成,周边呈毛石的自然状,上方是冰心与吴文藻晚年相偎的艺术雕像,下方是一个古铜色的小读者雕像,造像取自冰心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寄小读者》封面。中间磨平的石面上,是赵朴初生前题写的手书:

吴文藻 1901—1985   谢冰心 1900—1999  之墓

从此,他们两人永远地长眠在了古长城的脚下,并与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中的叶圣陶、茅盾、夏衍、田汉、曹禺、徐悲鸿等一道,永远受到世人的怀念和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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