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间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

武一平

农业集体化的继续深入,促进了农村人民公社的诞生。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更大规模、集体化程度更高的组织形式,它不仅是组织领导农业生产,而且领导管理全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全部工作。是国家政权中最基层的“政社合一”组织。这是硬搬苏联集体农庄为样板的产物。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1985年8月28日,黎川县开始分别在潭溪、宏村两地,进行人民公社组建试点工作。经过思想发动,组织申请,处理高级合作社合并中有关经济政策和具体问题,搞好组织建设及制度建设等一系列建社工作后,分别在同年9月17日,正式成立了潭溪人民公社和宏村人民公社。

公社化运动发展之速度,始料未及。至1958年9月20日,黎川全县普遍建起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全县由原来的116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成为潭溪、城关镇、熊村、湖坊、龙安、中田、茶亭、资福、上际、德胜、社苹、宏村、西城等13年人民公社。随后,又将这13个公社合并成潭溪、城关镇、熊村、宏村、茶亭、龙安、德胜等7个人民公社。入社群众达28083户,社员共105142人。公社下辖104个大队,652个生产队。

实现公社化后,农村全部耕地归公社集体所有,生产资料和劳力由集体统一调配使用;在劳动产品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贯彻“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全县人民公社,还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办起了敬老院26个,幼儿园64个,托儿所634个,公共食堂702个。

根据国家规定,生产队还分配给公社员部分自留地,供社员家庭经营,产品和收入归社员自己支配,可栽种杂粮、蔬菜、或家畜饮料作物。对自留地,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入统购计划。分给社员的自留地总面积一般只占生产队部全耕地面积的5%到7%。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根据本队土地情况,专门拨给社员适当的饮料基地,但尽可能不用耕地,而利用闲散的或零星荒、旱地。自留地和饮料地总和,一般只占本生产队耕地总面积的5%到10%。

由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进程过于急躁冒进,集体化规模过于庞大。在经营管理上“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生产坟墓的强迫命令官僚风,大造声势的形式风,虚报产量的浮夸风,违反科学的瞎指挥风等,逐步盛行,严重脱离了实际,脱离群众,直接或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也降低了社员们对公社化优越性的信任度。各生产队或大队相互之间也产生了互相猜疑的矛盾冲突。

因此,社员们劳动态度受到了影响。在生产队里,虽然有广播嗽传达命令,以敲钟、敲钢板、吹口哨出工的劳力调配形式,但却出出“出工一条龙,做事一窝蜂,干活不使劲,赛过磨洋工”的现象。群众干活时,弄不清是谁少劳多得,谁多劳少得,甚至劳了不得。

办公共食堂期间,号召社员们把自己家的锅砸破当铁卖,支援“大闹锅铁”,家家户户不起火烟,全部去食堂吃“大锅饭”,一个生产队(或一个自然村)办一个食堂分桌上菜,大曾盛饭,“吃人民公社”的。粮食紧张时,则根据每人定量标准,用各自的饭筒、饭盒盛好米,统一蒸饭,常有端错别人饭筒的事发生。有个别地方,还有利用公共食堂不让就餐或减发粮食作为惩罚社员的手段,造成严重后果。

在生产指挥上,盲目根据上级规定和参照其他地方“经验”施行。比方插秧的行距株距问题,已往传统插秧,是肥沃的田里插得稀疏些,因为它分蘖多,能充分吸收阳光养分,亩产高。过去作田人有“稀稀栽禾单单吊,耘禾啼,割禾笑”的顺口溜。所以插秧行距株距都在一市尺左右。瘦田(即贫瘠田)则要插密些,它每株分蘖少,但株数多。它的行距株距一般在七八市雨左右。公社化时期,不知信了哪位“专家”的计算,说是插得越密,每亩田株数越多,便总产量越高,于是有了“小株密植”的经验,每株间的距离小到两寸甚至一寸。结合由于栽得太密,既不通风又不易耘禾,导致严重减产甚至绝收。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也开展了“斗私批修”,把公社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不但将自留地统统收归集体所有,不让社员种植经营,基本将自留地里正在生长的蔬菜瓜果一律强行拔除。连社员家里饲养的家畜家禽,也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被取缔。

“大兵团作战”是公社化时期大搞形式主义的表现形式。有的生产大队,为了显露威望,大造声势,不根据实际需要,从多个生产队调集数十以至数百劳动力,集中到一块地方劳动。田段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口哨声阵阵。公社领导亲自带领其他大队或兄弟公社代表,前来观摩,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在思想影响上,体现了形式主义的泛滥。

“浮夸风”是伴随人民公社化进程的负面副产品,其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产量的虚报浮夸上。当时,虽然正逐步推广种植双季稻,但水稻矮秆良种尚未全面 推广,更未出现杂交水稻,每亩稻谷平均产量只在120公斤左右(1960年全县平均亩产仅96.5公斤),而在“浮夸风”的影响下,竟虚报成每亩超千斤。由此引起的后果是县内粮食储备量的过度夸大,城乡居民的粮食供应量紧缩,甚至一些地方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导致饿死人事件的发生。

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1961年1月17—25日,黎川县召开了有1230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即县、公社、大队、生产队负责人)大会,贯彻《十二条》精神,批判“五风”(即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安排好全县人民生活、夺取农村丰收。

1961年3月,中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以后,发出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全党同志的信》。同年4月,本县在全县共产员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中开展了传达讨论,并将全县原设的7个人民公社调整划分为24个。同年6月下旬,根据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首先在全县范围内解散了公共食堂,实行了“多劳多吃,多产多留”的粮食分配原则。

1961年11月下旬到1962年2月,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从大队下放到生产队。1962年6月,全县农村121个大队,将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分配权下放到1051个生产队。同时,废除了生活资料“供给制”,生产上实行了“三包”、“一奖”,实行现金全奖全赔。并且,归还了被收回的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得到逐步发展;对先前平调的物资也进行了退赔。通过贯彻《六十条》,全县农村经济渐次好转。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造反”、“夺权”的影响,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1969年—1970年间,曾全面推行过大寨式的“统一派工”、“政治评分”,强调政治条件,不讲生产技能与劳动力强度,凭“自报公议”定出底分后,出勤一天记一天的工分,造成出勤不出力。

1971年—1972年,通过整顿农村基层组织,恢复了底分活评制度,但分配制度仍然没有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

1975年下半年,中共黎川县委先后召开全县三级和四级干部会,贯彻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了“三年粮食上纲要,五年实现大寨县”的目标。为此,县委组织了15000多名骨干投入农业学大寨运动,要求通过“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制止劳力外流、副业单干、乱砍乱伐、毁林毁田烧窑和严禁一、二类物资地入市场。并组织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求在1976年春建成稳产高产田10万亩,改造冷浸性低产田5万亩,完成改土活水土石方443万立方米(平均每个劳动力90立方米)。要求以大队为单位(工程大的是以公社甚至跨公社),按照农业机构化的需要,组织劳力物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要求干一丘成一丘,干一片成一片,跳出修修补补、小打小闹的小农经济圈圈。同时要求公社、]大队建立专业队伍,固定领导、人员,坚持长年施工。提倡“先治坡,后治窝”,县、公社、大队在几年内不准盖办公大楼、礼堂、招待所,把资金、材料用到农田基本建设上。要求全县各行各业,把“农业学大寨”放在第一位,大力支援农业。

1977年1月节有4000余人参加的大会,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以揭批“四人帮”为重点,在总结前阶段农业学大寨经验的基础上,用比以往更大的声势、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干劲,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会上提出了本县到1980年的奋斗目标,要求“全党全民齐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大干苦干二、三年,林牧副渔齐兴旺。大建高产稳产田,三大指标跨过纲,四年建成大寨县,誓将山河换新装”。

两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贯彻,对促进全县农田基本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在生产关系上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急于过渡,生产指标也脱离实际,要求过高,因此未能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25日到27日,中共黎川县委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即新六十条)。中心任务是解决以下问题:

一、尊重自主权。生产队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权决定经营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背党的政策,把社员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当作自己的家产随便摆弄,不得无偿平调生产队的物资、资金和劳力,不得搞瞎指挥、一刀切,要按照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办事,充分调动农村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

二、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政策,建立和健全明确的生产责任制,使干部和群众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凡能搞定额的,定可能推行劳动定额。生产队可根据群众自愿,划分季节性或长年作业组。为了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要联系产量计划报酬,有奖有赔,不能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

三、落实党的各种农副产品奖售政策,活跃农村经济,多方面给予农民物质利益。分给社员的自留地、饮料地以及饮料粮,要按规定留足。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在完成国家统购和收购计划后,农村社队或社员个人可以集市上出售各种农副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更不准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宣传贯彻提高粮食征购价格以及超购再加价的政策(销价一律不动),同时不购过头粮。宣传征购指标长期不变,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用工业品销售价格的政策,取信于民,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1979年,贯彻两个文件后,全县农村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将土地按人口、劳力平均承包到户、到人,联产计酬谢,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本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经历了建立——发展——完善的过程,不少地方由不联产到联产,由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劳、联产到户;由“小而全”发展到“小而专”。1979年,全县有830个生产队划分了固定作业组,实行了“四定三包一奖赔”;有66个生产计划分了临时作业组,实行了农活小包工,提高了劳动效率和农活质量。到1981年9月,全县1291个生产队中,包干到户的有1152个,联产到组的有98年,小段包工的有37个队,包产到户的有4个队。

黎川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曾经出现的主要形式和特点有如下几种:

一、包干到户责任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种带个体经营性质的责任制形式。其特点是土地仍归生产队所有,分户使用,产量和征购任务由责任户包干,不进行以队分配,但必须提交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

二、包产到户责任制:是以户为单位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其特点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将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经营,包产户交给定产部分,由队分配,超产部分归包产户。

三、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是介于专业承包和包产到户之间的一种管理形式,它是以生产统一经营为前提,按照确定的生产项目和生产任务,由生产队或作业组直接落实到每个劳动力,超产者给予奖励,减产照赔。

四、包产到组定额计酬责任制:是在生产队“五统一”前提下,根据生产需要,按自然条件、居住状况,划分若干常年作业组,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四定”(定劳力、土地、耕牛、农具)、“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赔”(产奖产全奖全赔)。

五、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是在生产人统一经营下,根据需要设立专业组、专业户、、承包生产任务,分配联系产量(产值)计算报酬。

1982年,本县全部实行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1年到1982年间,全县进行了两次林业“三定”工作(即在农村定山权、定林权、定砍伐),将20%——30%的稀疏林地和残次林地分配给农作作自留山。自留山由农民分户经营,谁造林归谁所有,长期不变,并发给了山林权证。农民在自留山上所营造的林木,归农民个人所有。原集体所造林木,一次作价,分期归还;新造林(包括更新林)归农民个人。另外,将有林山包给个人作责任山,分户管理,实行产值分成,或承包上交产值,期限视情况而定。

1983年,按照中共中央《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黎川县在原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承包项目,对各地适宜承包的部分山林和水面,也承包到户或联户。1984年,向全县农民签发了土地长期使用合同书,使已经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加稳定和完善。

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克服了配合上的平均主义,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简化了生产队(后改称村民小组)的财务管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使了农民主动地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促进了农牧到渔各业的发展;适应手工业劳动和分散作业的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同时,加速了全县农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的进程,各类专业户和经济隘事体不断出现。

1984年4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黎川全县公社改为乡建制,原公社所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为乡(镇)所辖行政村及村民小组。至此,黎川县的人民公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间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25101015/243750.html

更多阅读

瘦腰的最快方法:运动

瘦腰围最快的方法就是运动,利用有效的运动来清除腰间多余的赘肉,达到彻底不反弹的效果,下面有几种瘦腰的最快方法,可以借鉴一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就坚持试一试。瘦腰的最快方法:运动——步骤/方法瘦腰的最快方法:运动 1、快速瘦腰一:“椅子

可怜的人民同泰 人民同泰网上药店

可怜的人民同泰!我为什么彻底放弃人民同泰?其实并非是它改名故事就结束了。主要原因是二个:一是在与哈药重组中,三精没有得到任何益处,相反使其资产质量大幅下降。二是我个人不喜欢商业,无论什么商业。别的不说,仅说一下置换资产的情况

科佩尔探索: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外国人看中国2008/07/13(11:04:16)..今年前就已经是全球媒体的一个焦点和大热门,到北京去,是最便捷和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对于美国的知名新闻主播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来说,要在奥运前报导中国的故事,远离北京是最好的方法之一。于是,一

声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间》为网友韩有范分享!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