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的教训 彭德怀党内实际地位

笔者按:中外历史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肇始于税政而大成于宪政。本文以明史为契机,阐释了笔者对时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本文正式刊载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四百三十卷。笔者感谢信报同仁,将此万言长文作为元月刊之封面文章。笔者将此文作为新年献礼,奉送亲爱的同胞。预祝大家新年进步!

明亡的教训

——兼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卢麒元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开始了。台面上貌似一切如故,台面下早就悄然蜕变。中国自改革开放的那天起,政治权力就在悄然转移。毛泽东曾经试图阻止这种政治权力的逆向转移(由人民群众向官僚买办转移),毛泽东甚至采用了文革这样激烈的对抗方式。所谓“无产阶级转政下继续革命”,与其说是夺取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的政治权力,不如说是捍卫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然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改革,政治权力仍然逆向转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转向官僚买办主导的财阀专治。确实不再是“老路”了,当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式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随着最后的逆向土改(所谓的城市化),在城市生产数据公有制基本粉碎之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即将基本瓦 解,人民的经济主权(财产主权)即将转移完成了。虽然,中国的宪法仍然是一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但是,国体和政体大体上已经面目皆非了。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中国人民的经济主权(财产主权),这原本是中国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权利,也是中国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础,这也是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可惜,这个根本权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变成利益集团的“最大的红利”。不经意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变。现在,就剩下国体和政体在名义上的最后改变了(所谓的改革最后攻坚)。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民主的理解被严重误导了。民主,首先是经济民主。放弃了经济主权(财产主权),空谈政治主权(民主选举),实在是荒诞不经的政治骗术。西方民主的本质,是经济民主。西方的经济民主,表现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仍然占据社会财富的主体,仍然具备全民共享财产和收入的本质特征。同时,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权,也有效调节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观中国的改革,一次分配极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极度扭曲。我们总体上是在吃公有制和集体所以制的老本,一旦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们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选票而脚无立锥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剥夺国民固有资产(瓦解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改革的终极结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经无数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并,上一次惨烈的革命其实并不久远。

历史经验值得记取。中国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两次经济体制改革,分别是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这两次变法,实际上是中国两次进入现代化的尝试。结果,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无法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均以失败而告终。今天,中国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国运盛衰存乎一念之间。

为了便于集中阐述问题,本文仅以明朝历史为例证,讨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

一、明亡于税政。

明亡,亡于财政。具体地说,明亡主要是亡于税政。

张居正曾经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万历中兴,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钧)实录》说张居正:“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梳理张居正改革,虽然内容十分繁杂,焦点却始终不离税政。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并,按亩征银,虽然没有彻底贯彻,但纳税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使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改善。《明神宗实录》上说,“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那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张居正税政改革获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内忧外患,出现中兴气象。

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就内容而言,是调整明朝社会的二次分配结构。其现实的目的,是要强化中央集权(皇权),以处理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张居正很清楚,他的税政改革遏制了土地兼并(缓解了一次分配问题),也间接维护了百姓利益(民权)。张居正变法,将针对劳动者的“丁税”,过渡到针对资产持有的“亩税”,不仅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贫富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恶性发展的土地兼并,可以阻止佃农的农奴化。但是,非常遗憾,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为国家财政的制度建设,更加无法进化为国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建立宪政)。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续性。最后,随着张居正过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张居正的税政改革竟被曲解为“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没有延伸为神宗本人的制度创新。令人惊讶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张居正改革对皇族及国家的重大意义,神宗本人并不认为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为宵小裹挟,远近不分是非颠倒,不仅否定了老诚谋国的张居正,竟然连为明朝续命的税政改革一同废弃了。张居正留下的那一点点制度红利,哪里经得起皇子皇孙们的瞎折腾。张居正死后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崇祯(朱由检)在煤山(景山)自缢身亡。

神宗的经济政策复辟,明确阻绝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这毋庸置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神宗亲自灭绝了自己子孙的未来,也根除了中国开始现代化的历史契机。神宗们鞭尸张居正的影响十分恶劣,以致于张居正身后四百年,中国税政几乎了无寸进。甚至,时至今日,中国都无法建立基于资产和资本课税的正规的赋税制度。如果,在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的明代,因应摊丁入亩而延伸出产权观念,因应产权而产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税法,因应现代税法的产权确认而形成商业信用,因应税政而建立完整的宪政,那么,中国提前四百年进入现代化也未尝不可。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每读明史,都让人扼腕痛惜。

二、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

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变法局限于经济政策变通,而未能升级为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张居正,中国古代曾经经历两次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伟大实践。可惜,这两次实践,都因为政治权力结构性失衡,而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在中国古代,社会财产的主体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次分配问题大体上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这样,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二次分配考验历朝历代的财政制度水平。其中,财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税政。所谓清明政治,无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确保公平高效的税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如此。问题是,税政税政,“税”后面之所以要加一个“政”字,意味着征“税”必须解决“政治”配套问题,也就是税政必须用制度建设用以固化。

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大体上一分为二,官僚与地主两位一体,皇权与百姓两位一体,两个权力主体互相博弈。笔者一直对明朝的士大夫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深恶痛绝,他们把持舆论、操纵行政、兼并土地、控制工商业,为维护贵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团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皇权足够强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专治,有效捍卫普通民众利益。很遗憾,明末皇权多因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权衰微,则民权就更衰微。民权衰微,则官权横行霸道,以至于最后官逼民反。显而易见,晚明的政治结构严重失衡,无法维持一个公平高效的“税政”。很讽刺,四百年过去了,明末社会的政治现实,再一次生动地在当代中国轮回了。

张居正变法,很接近“摊丁入目”,就是由向劳动者课税,转向向资产持有者课税,这与今天中国的税政改革方向非常相似。这当然极大地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坚决反对,并进行疯狂反扑。这一点与现在的中国国情也完全相同。张居正善用专政,却未能超越专政。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通过专政手段厉行税政变革,大体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权旁落,失去专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张居正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错误,未能及时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用政治制度固化税政改革成果,未能确保制度的有效行和连续性。张居正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是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当然,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在乎张居正本人。

神宗实在不懂经济。万历年间的一切政治问题,皆源于社会分配的极度扭曲。显然,这是经典的“分蛋糕”问题。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刚愎自用,他未能参透张居正税政改革是为明朝续命,他不明白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张居正去世后,听信了贵族利益集团的蛊惑,又开始搞政府机会主义了,他放纵官僚地主做大他们自己的“蛋糕”,恶性的土地兼并一发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权,也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这样,就使得地方豪强迅速坐大;同时,也极大地侵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当然,神宗也着实不懂政治,他未参透那些损公肥私的权贵们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权贵利益集团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险的敌对势力。所以,当张居正新法被废止之后,权贵门重新蚕食皇权(率土之滨皆归权贵),明朝的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等到了天启年间,崇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恢复了张居正的名誉。但是,此刻为时已晚了,权贵们已经尾大不掉了,税政改革根本无法恢复了,崇祯只能向权贵妥协,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全国爆发农民起义,大明王朝终于灭亡了。

就本质而言,征税权的丢失,导致了皇权(既中央集权)旁落。皇权的核心当然是财政权,财政权的核心就是征税权。张居正的改革意在维护皇权(既中央集权),也间接维护了百姓的民权。一般而言,皇权、官权、民权三者关系,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永恒主题。皇权是构造社会平衡的稳定机制,皇权可以调和官、民两权,官、民两权平衡则天下太平;皇权旁落,官权独大,则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历史的秘密是,皇权这个社会平衡机制往往不以帝王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阉党的形式出现的(毕竟英明天纵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于是,中央集权屡屡被士大夫阶级描绘成为一团狗屎,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历史并无绝对好恶,皇权衰落,民权不保,则必然亡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皇权与民权具有一体化特征;同时,皇权和民权均具体化为税政权。在中国古代,官僚与大地主是一体两面,他们是皇权与民权的对立者。皇权、民权与官权的争斗,集中表现于税政问题上。古今中外,所谓的变法,根子就在税政上面。很遗憾,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阶层,他们大体是要维护官权的(这一点至今未变)。所以,中国所有关于变法的叙述都故意被扭曲为党锢之争。所以,当举国上下痛恨魏忠贤的时候,却无人注意魏忠贤存在的财政意义,魏忠贤不死尚可为晚明续命。很无奈,历史上,魏公公被描绘为十恶不赦,权贵们却被美化为忠肝义胆,老百姓还要为乱臣贼子唱颂歌。细读明史,让人不禁想到“文革余孽”,谁能说历史已经成为历史。

历史地看,张居正变法可能都不能算是变法。毕竟,张居正丝毫也没有改革明朝政治的“体”和“制”。比较英国的光荣革命,实在是相去甚远了。张居正既然没能变法,变法失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地发展经济(GDP或小康),而是要构建均衡稳定的政治结构(生产关系),以使经济(生产力)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不要将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邓小平的语言范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今日中国的改革再次遇到当年张居正当年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税政改革千呼万唤就是无法出台。税政改革都不能出台,谈什么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明朝的张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资产为课税依据。今天中国的管理层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开个人收入和个人财产,竟然无法以资产和资本作为课税依据。千万不要吃惊,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乎一切税负仍然针对劳动和劳动者(大体还是丁税),而税负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资本利得,这在本质上是在鼓励财产归边(土地兼并)。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会分配已经极度扭曲,国家财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国的士大夫和公知们,比四百年前更无耻,他们不仅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国家经济主权(皇权)和人民经济主权(民权)。很有趣吧,他们与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似!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税政变革,却积极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坚决反对公平税负,却积极推动所谓的“民主”。他们用“文革余孽”来鞭尸社会主义原则(很像当年鞭尸张居正),阻止一切税政改革的进行。更为险恶的是,他们意图通过“顶层设计”彻底削弱执政党的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削弱皇权),他们乐见国际金融资本与官僚买办完成行政夺权(财阀专政),这与灭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顺便说一句,这与美国颠覆前苏联中央集权的方式何其相似!

笔者一向认为,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一向主张: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世界历史的经验值得国人借鉴。

明亡的教训 彭德怀党内实际地位

英国从大宪章运动一直到光荣革命,建立宪政的全部历史进程,无非是一次次地进行税政革命。英国贵族不满国王的苛捐杂税,一次次奋起抗争;国王为了抵御外辱,一次次争取国家征税权。最后,终于在谈判和妥协中,建立了合理的税政制度。甚至,英国的议会制度就是直接脱胎于英国的预算会议制度,宪政的整体架构也是脱胎于税政结构。英国的税赋公正和资本效率逐渐引申出其它领域的公正和效率,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光荣革命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开启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至此,英国终于摆脱了,从土地革命到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其它欧洲国家,借鉴英国的经验,纷纷进行了税政革命,接连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美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美国从建国起就以完善税政为国家稳定的基石。1899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征税权是最大的权力,是整个国家建筑之根基。它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就象我们蒙昧人呼吸的空气一样。它不仅仅是毁灭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v.Ames,173US509,515<1899>)。美国正是因为税政的先进性,保证了宪政的有效性,进而保证了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大国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

反观中国,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两次税政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两次税政革命,可以看作是两次失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宋明王朝,多数皇帝无意代表平民,也无意与权贵抗衡,更无意建立平民与权贵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数时候,皇上为权贵挟持,无限度压榨平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轮回。明朝之后,改革(变法)变成了禁区,无人再敢发动税政革命。中国因税政僵化,终于无缘于工业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终结了封建统治,税政革命依然无法展开。甚至到了公元二十一世纪,中国仍然连公民财产公开透明都无法实现,更遑论依此建立现代赋税制度,当然也无从论及现代税政。无税政何谈宪政,共和之路历尽沧桑。

有些浅薄的学者搞不清楚鸡与蛋的关系,一次一次妄言宪政。殊不知,宪政是税政的政治样式,是税政的制度结果。没有脚的人如何做鞋?照着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双童话般的玻璃鞋,然后让共和国削足适履,如何能不摔跟头!

四、经济改革的政治配套问题。

显而易见,张居正未能为经济改革进行政治配套。那么,什么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系统建立为实现税政而工作的“体”,也就是独立于官僚地主阶级控制的组织体系。其次,必须建立为实现税政而设立的“制”,也就是完整的、刚性的、稳固的法律体系。最后,将“体”和“制”上升到立宪的高度,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

张居正有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意图依赖专政来实现税政,税政就变成了短期有效的经济政策,而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制度。

毋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张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没有一个能搞清楚专政和税政的关系。在现代税政未能成型的时候,欲行税政,必须专政。当然,税政建立完成,宪政配套完成,应该免除专政。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意图通过强化皇权专政,用暴力解决财政问题,由巧取变成了豪夺(强抢和强占)。结果,皇家非但不能解决财政问题,还制造出魏忠贤这样的专政怪物。所以,东厂不够用,就搞西厂;西厂不够用,就搞锦衣卫。皇权专政可以代替税政吗?结论是非常简单的,暴力只能带来短暂的暴利,而暴利注定引发更大的暴力(农民起义),无税政而专政的财政模式当然不可持续。显然,必须建立一种互惠共利的税政制度,才能达致持久的社会平衡,进而实现长治久安。

后世的中国政治家比神宗聪明吗?未必!中国的政治家们就是不长记性,他们仍然迷信专政,就是不相信税政,更不相信宪政,他们一次次用专政代替税政,他们一次次被碰得头破血流。历史总是让人唏嘘,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重复老套的厂卫制度,我们建立了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我们就是不允许税政改革。没有现代税政能够反腐吗?没有现代税政能够“维稳”吗?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天下的好事情(所谓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过!四百年来,中国人就是无法完成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跨越。

世界经济史的残酷教训告诉我们,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与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权贵与平民的纷争将是永恒的,执政者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权贵与平民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平衡机制。现实地看,权贵消灭平民(极端右翼),平民消灭权贵(极端左翼),都是虚妄的选择,只能导致悲剧。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执政者的使命,是构建平衡,而绝对不是强化集权于一端的专政。无论是皇权专政,还是财阀专政,都是专政,都不是建立政权的终极目的。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绝对不是专政的工具。如果,这种平衡是稳固的制度性安排,就可以确保执政者自身的稳定。所以,税政昌明,必然政治昌明;税政稳定,必然政治稳定;税政先进,必然国家先进。反之,无论多好的统治者,无论多好的主义,一旦失去税政支撑,都必然会走向反动。

不通经济的史学家们,踯躅徘徊于表面的社会现象。他们总是将历史的悲剧归结于官僚的腐败,他们习惯于将希望寄托于统治者(皇上)的良知。那么,用良知就可以治理腐败吗?崇祯的良知很差吗?崇祯打掉了九千岁魏忠贤,反腐斗争不可谓不彻底了,有用吗?显然,这不是良知问题,甚至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经典的制度建设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税政问题。能够建立现代税政就足以反腐败了。显然,崇祯由于缺乏对经济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设若崇祯明了经济,他就会先用魏忠贤,以专政手段重建税政,然后再惩治魏忠贤的专治问题。可惜,崇祯未能建立税政,意气用事灭了魏忠贤,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权专政(中央集权),使得税政加速恶化。皇权(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而官权却极度膨胀,搞得民怨沸腾狼烟四起。崇祯的教训,值得今天的执政者深思啊,现在有人就是要削弱一党专政啊!用专政代替税政是错误的,放弃专政而无法建立税政更是错误的。丢掉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税政靠什么建立?就靠温体仁的道德说教吗?没有了税政的支撑,权贵只会放手压榨李自成。温体仁之流统统都是大地主,他们只知道维稳(强化专政),也就是维护利益集团权利的稳定。他们无意于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的再平衡。所以,他们玩弄各种花哨的“经济政策”糊弄崇祯。抽风似地“经济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腾吗?国库日渐空虚,能不搞到狼烟四起吗?就这样稀里胡涂又混了四百年,能有进步吗?说到温体仁,不能不顺便提一下袁崇焕。正是那位温文尔雅的温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后金的反间计,上密奏参劾了袁崇焕,最终导致崇祯误杀袁崇焕。温体仁很清楚,袁崇焕如果灭掉了后金,平复了各地的农民起义,以军功出将入相是早晚的事。况且,以袁崇焕的正直与刚烈,再行张居正变法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团必欲先除之而后快,温体仁罗织罪名杀害了袁崇焕,也灭绝了明朝最后一丝希望。温体仁栽赃陷害袁崇焕,收到了一石二鸟之功,支持过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被流放,兵部尚书王洽等官员被杀。至此,大明皇权被温体仁肢解殆尽,崇祯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迹了。

笔者再强调一遍:万法皆税,治国先治税,税政即宪政,完善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曾经反复着文说明,国家主权的核心是征税权(领土主权说到底是征税权)。旧殖民者通过占领土地获得征税权,新殖民者通过金融控制变相获得征税权。笔者反复解释,国内外利益集团就是通过肢解政府的征税权,从而截获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执政者,何必空言民主?执政者,务必牢牢掌握征税权,务必通过制度化来规范征税权。诚如此,一切政治改革尽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训,揭示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甚至,连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方法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国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万语(温体仁的奏折美妙至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检测标准非常简单:税政改革。从民国到共和国,整整百余年了,连一部象样的税法都没有,连起码的税政制度都无法建立,还谈什么现代化?还谈什么大国崛起?如果,管理层又搞弯弯绕,时髦屁话一大堆,就是不搞税政改革,历史的轮回将是不可避免的。

五、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来,“普世”的谎言遮天蔽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受到严重挑战。在未能通过专政实现税政变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税政而完成宪政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国中央集权瓦解,意味着国内外财阀全面夺权。

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与明朝并无本质区别。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官商两位一体,党民两位一体。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彻底削弱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税政民主(宪政制度)之外的选票民主,那不过是财阀专治的劣质表演而已。脱离了现代税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宪政民主”,将必然导致共和国滑向财阀专政的深渊。那样的后果,只会成全努尔哈赤之类的外夷。

在没有税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变相私有化意味着什么?这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进大规模土地兼并,是将1949年人民获得的经济主权退还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会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吗?这能够建立稳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吗?这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吗?绝无可能!为了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也不排除是为了解决洋人的经济危机),不惜牺牲本国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将土地作为最后的融资手段,短期获得极大的资产升值效应(卖地增加收入),长期则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负债(社会保障负担)。这是经典的政府机会主义,政府机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它将葬送中华民族的未来。神宗已经提供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拉美和南亚的现代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我国必须建立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

为了建立我国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我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并通过专政的手段完成现代税政改革(甚至是税政革命),在税政改革完成的基础上,建立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最终升级固化为宪政制度。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我国可以考虑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反腐败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建立国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结论是,今后的改革开放,必须以税政改革为契机,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全面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本文的最后,笔者想谈一点哲学问题。

政治并无绝对好恶,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财产分配的平衡,劳动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权力平衡作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权力失衡,一切说教皆为浮云。笔者并不反对私有制,好的私有制也可以达成财产分配的平衡,并可以极大的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私有制,恰恰需要落实政治权力的公有制,以实现政治权力的社会平衡。否则,私有制就必然沦为一小部分权力拥有者的极端私有制,而远非人人权利平等的公平正义的私有制。笔者也并不反对公有制,好的公有制可以达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公有制,恰恰需要私人权利的法律保障(特别是私人财产的保障)。否则,普通私人(人民群众)仍然会沦为公有制下人民代表们的奴隶。笔者并不反对进行一次分配的变革,但那必须在二次分配能够再平衡的条件下进行。否则,改革就变成了产权转逆向移外加劳动收入剥削的双重剥夺,这与明末的土地兼并无本质区别,结局不问可知。就此而言,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政治权力的再平衡。笔者本无政治色彩,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笔者与许多的知识分子只能自觉地成为左翼,我们需要左翼强大到可以平衡官僚买办政治专治的程度。笔者相信,很多的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将成为左翼,直到中国实现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国的政治再平衡固化为宪政体制。在哲学上,左右是对立统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精通哲学的卓越政治家,一定会驾驭左右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在剧烈的能量交换中控制耗散结构的演进方向,在建立更稳定的、新的耗散结构中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平衡。

一部明史,万法皆备,何必去听洋人忽悠;回眸煤山,并不久远,不能允许悲剧重演。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25101015/244096.html

更多阅读

陶渊明田园诗的特点 庾信简介

浅议陶渊明田园诗的特点河南省汤阴县白营乡南陈王学校王淑芬内容摘要: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把田园生活的题材带进诗歌中,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表现领域,使田园诗在唐宋以来成为诗歌重要描写内容。他的田园诗具有恬淡自然、

微电影《夜明前的微不足道~破》:沉默的呐喊

2014年3月1日,一部名为《夜明前的微不足道~破》的微电影相继在新浪、优酷等国内各大视频网站上映,并掀起一股观看热潮。作为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独立微电影,何以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记者带着这样的疑问,联系到了该片的主创人员。(影片海报

怎样把扫描好的身份证打印出实际大小 身份证扫描件打印尺寸

当今社会很多地方会用到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但是经常会遇到找不到复印机或者不方便去复印的情况,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不过我想现在数码相机、带摄像头手机应该是很常见的吧,大家可以通过相机拍摄之后,直接发送给对方打印出来,但是要模拟

声明:《明亡的教训 彭德怀党内实际地位》为网友染就荼蘼分享!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