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翟惠民（左）和制作人周亚平（右）在近期重逢◎图片来源于周亚平博客
以迟志强名义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悔恨的泪》上署了翟惠民的名字
以迟志强名义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拥抱明天》，据翟惠民透露，他的名字只出现在内页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2005年6月29日，迟志强在吉林出席万达3周年庆典晚会，冒雨演唱歌曲 ◎供图/CFP
青年周末11月27日报道日前，音乐人周亚平在博客上报料，20年前风靡一时的“囚歌”系列并非迟志强所唱，那些歌曲都是长春一位名叫翟惠民的人演唱的。一时间，“中国20年来最大的假唱事件”出炉。迟志强，这个主演过电影《小字辈》、《夕照街》的人，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与刘晓庆、唐国强齐名的影星，也因此背上了“骗子”的骂名。但是《青年周末》记者通过采访发现，“假唱”其实另有隐情，无论迟志强，还是翟惠民，都像是被操控的两个“木偶”……
■独家发表声明称从未假唱
“你能来采访我，真是太好了！我都想在北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了！舆论能压死人，我是受过挫折的人，禁不住这样的诬蔑。现在我要通过《青年周末》郑重声明：第一，我迟志强从20年前到现在从未假唱过。第二，我迟志强从来没有委托、委派或者安排任何一个人来为我唱歌，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
11月23日傍晚，《青年周末》记者拨通了迟志强的电话，听闻采访意图后，他的语气始终都是激动的，说到“冤屈”，甚至几度哽咽。像“我从来没有”这样重复说一句话的情形在采访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次，迟志强的东北口音显得气愤、沧桑。迟志强告诉《青年周末》记者，20年前，因为在严打运动中被认为是乱搞男女关系，就在事业如日中天时，他被检察机关以“流氓罪”批准逮捕，监禁4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迟志强就从受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全国优秀青年演员”变成了囚犯。因为在狱中表现优秀，减刑出狱后的他被鉴定为“在运动中处理过重”，这样，他才得以重新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关于“囚歌”的出炉始末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被长影厂“擅作主张”出了“囚歌”
“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跟我说，小迟，你声音这么好，而且你有狱中这段遭遇，咱们出一盘磁带吧？”迟志强开始并不愿意，他说自己是一个电影演员，他还想把丢掉的电影事业重新拾起来。“后来他们又劝我说，如果能拿你的教训告诫一些青年朋友，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不要走弯路，能够知法、懂法、守法，给他们一些启迪不是很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那我愿意！”电话那头的迟志强仿佛回到了从前的岁月，深情朗诵起了歌曲《铁窗泪》中那段独白：“当时我提笔就写——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我没有响亮的嗓音，也不具有动人的歌喉，但是我有一颗诚挚的心，在这美好的夜晚，我要介绍这首我心中的歌，奉献给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曾站在铁窗前，遥望星光闪闪，那闪闪的星光就像妈妈的眼睛一样，让我低下头来，悔恨难当……”“那是我的心声，是我一气呵成写的。包括我进棚录音，‘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在电话中唱了起来）我这一激动嗓子都哆嗦……你听我的声音像是作假吗？”录完音后的第二天，迟志强就和演员李幼斌一同前往西藏，拍摄金韬导演的电影《天鼓》，一走就是几个月。
可等他回来时，他的第一张专辑《悔恨的泪》已经发行，但磁带里除了那段旁白，唱歌的却是另一个人，他“震惊”了。“我就去问厂里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你拍戏去了，我们觉得原来的录音效果不太好，需要修改，可又找不到你，我们着急出这个磁带。还说翟惠民是专业歌手，就临时找他来录了。是他们擅作主张打着我的名义去出磁带的！请问谁假唱了？”关于这段历史，记者在资深音乐人庄尼的博客上也找到佐证，他是专辑的亲历者之一，他说：“当年迟志强并没有假唱，而是大家希望录制出完美的作品而说服他退居幕后。”但是11月22日记者发去的采访邮件，庄尼一直未能回复。
■“代唱者”翟惠民称也“受骗”了
这边迟志强喊冤，那边“囚歌”的演唱者翟惠民也说“受骗了”。11月23日下午，《青年周末》记者联系到身在长春的翟惠民，他也回忆了当时的情形：“找我录音时，我都不知道有迟志强这回事，也没人跟我提。这张专辑里的好些歌都是我选的，他们说做的就是我的专辑。”翟惠民告诉记者，《悔恨的泪》面市后，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带来了1000多万元的效益。虽然在专辑封面标注了演唱者是“翟惠民和张秀艳”，但毕竟是以迟志强为卖点，即使给他署了名，他的名字也注定会被迟志强强大的光芒淹没。“当时我很气愤，就给长影打电话，他们的党委书记还给我道过歉呢。也没有什么弥补。我当时是长影音像公司外聘的。而且都道歉了，我还能怎么样？”
■“20年来最大的假唱事件”有隐情
本来迟志强和翟惠民就已经“拧巴”了一次，没想到还有“一拧再拧”。这就是日前制作人周亚平披露的那段历史，因为他的三篇《二十年前“囚歌”流行始末》博文，让本来已经平静生活的迟志强一夜间背上了“欺骗中国歌迷20年”的罪名，“囚歌”也成了“中国20年来最大的假唱事件”。11月22日，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亚平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语气非常轻松，并认为那是自己非常了不起的一段时光。他还曾把庞龙的《两只蝴蝶》成功推出。“《悔恨的泪》是长影厂打着迟志强的名义出的第一盘专辑，我制作的是第二张《拥抱明天》，因为我这张专辑，才让‘囚歌’系列真正红遍了大江南北。可以说我的运作是最成功的。”周亚平告诉记者，1988年，他调入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任编辑。当时东北有一个“贩子”打电话给他，说有《悔恨的泪》这样一盘磁带不错，但只是在小范围内流行。“我是做出版的，嗅觉比较灵敏，当时就扑过去了，我要把这个萌芽状态的信息扩大。”
周亚平透露：“《拥抱明天》比《悔恨的泪》还过，翟惠民的名字连提都没提，我的目的就是让人认为是迟志强演唱的。为什么这么做？那时候没有传媒，我们没法宣传，所有出版物的推广都依赖于封面，封面提供什么信息，老百姓就认什么。如果封面只提翟惠民，肯定没人买，因为只有迟志强有名，他是一个载体，他能迅速地把影响扩大到全国。如果没有他，根本没戏！”此后“囚歌”的风行证实了他的商业眼光。在1988年夏天以后，中国的大街小巷都飘满了《愁啊愁》、《铁窗泪》这些以迟志强名义流传的歌曲。而此前在中国流行歌坛当道的“西北风”，这时也有些相形见绌了。
■迟志强在专辑中是被“操纵”者
既然已经有了《悔恨的泪》的“前车之鉴”，同样认为是“受害者”的迟志强和翟惠民为什么还要再次走进《拥抱明天》呢？继续一人当“皮”，一人做“瓤”？迟志强告诉《青年周末》记者，当1988年夏天周亚平在杭州那条街上挨家挨户敲门终于找到他时，他根本不想录。他认为自己已经够受伤了。“而且当时要唱什么歌，都没出来呢，我不同意！周亚平就说，你先把朗诵这个帽儿录一下，完了咱们再看怎么弄歌。当时我刚结婚，闲聊时他跟我说，你看你们都没有婚纱，你抽空来一趟北京，我再负责给你拍拍婚纱照，《拥抱明天》的封面不就是结婚照吗？我真是很善良，也很同情他们，他说他们单位效益不好，让我帮帮忙，我也就去了一两次，我那时还在拍片，也很忙。等到后来，我就问他们，只录独白，没有我的歌声怎么行？但他们说还要找翟惠民，因为头一盘是他的声音，第二盘得统一。”迟志强的语气又提高了，他说：“这个假是我做的吗？第一我不懂那些，第二我没有决定权和出版权，第二盘磁带是北京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我一个小小的演员，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对于迟志强这个说法，周亚平予以了证实：“好多舆论都在骂迟志强，我觉得要骂该骂我，说实话，最后操纵出版物的是我们制作方，演员操纵不了，我把音录完，照片拍完，最后怎么出版，俨然是他没法控制的，我们得根据商业利益来决定，别说‘囚歌’，80年代假唱的事还有呢，我们也干过！”
在周亚平的博客文章中，记者看到这样的描述：“一张唱片之所以能够畅销，最根本的原因是好的歌曲再加好的歌手……迟志强虽然是一个好的演员，但不是一个好的歌手……为了让这张专辑从里到外都能令人满意……最好李代桃僵，换人来唱！没办法，为了商业利润，我只好临时把艺术良心装到兜里，权且欺骗一下广大观众……”翟惠民继而又成了周亚平的目标。
■制作人周亚平自称是“假唱”鼻祖
“当时要给我出专辑的人挺多，我也准备要出个人专辑，周亚平那时候在长春蹲了得有半个月才找到我，说以我个人名义出专辑，也给我拍了很多照片。我录了几首歌后，另一家音像公司的哥们儿也找我。当时的情况是谁先找到我、我先给谁录，谁就能先赚到钱！后来我跟那哥们儿没达成协议，就给周亚平录了。”虽然自称是“受骗”了，但是不难看出，《悔恨的泪》还是给翟惠民带来了一些风光。翟惠民透露，对于当时不名一文的他来说，周亚平在音乐界是位名人，他愿意和这样的人合作。但是最终做出的专辑，依旧打着迟志强的旗号。翟惠民也曾录过自己的专辑，但没什么反响。周亚平的博文透露了缘由：“翟惠民的专辑和迟志强的专辑虽然都是同一个人唱的，但是商业价值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况且我的这张专辑半个月之内将铺满中国的大街小巷，不会给类似的专辑留出任何市场空隙的。”为了能在最短时 间内推出《拥抱明天》，周亚平采取了卖封面的方式发行，使得当时音像制品经销商都参与了出版物的复制加工过程，“等于手把手的教会了二百多个徒弟，让他们猛然明白了复制生产音像出版物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从那时起，“囚歌”的各种音像制品开始泛滥，连迟志强都说他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他不知道，正是从那时起，中国的盗版开始猖獗，此后二十年来音像市场再也没有消停过。周亚平称自己是“盗版”和“假唱”的鼻祖。
■歌迷曝迟志强演唱都用乐队伴奏
在“囚歌”火爆期间，迟志强还是执着地在各个演出场合唱着他的“囚歌”，也没有人怀疑“囚歌”不是他唱的。迟志强回忆说，在《电影世界》创刊35年时，他在沈阳体育馆演唱，当时还有阎维文、毛阿敏、蒋大为等众多歌星。当报幕员报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迟志强”的时候，“万人体育馆开锅了，红旗、彩旗、人民币，连钱都往台上扔，大学生打出横幅‘迟志强我们爱你’！”迟志强告诉记者，他始终坚信没有自己就不会有“囚歌”系列，他才是“囚歌”的真正代言人。“观众想看的是我在舞台上演绎真情《铁窗泪》，他翟惠民唱的有教育意义吗？在演出中，我每次都用现场乐队伴奏，就是怕观众误会我是用伴奏带对口型。”迟志强不止一次地强调。记者联系到迟志强百度贴吧吧主“白希云”时，她也证实说，她曾多次看过迟志强的现场演出，都用乐队，“他唱的是那么投入，每次唱完都一头大汗，绝对没假唱。”
但是好景不长，“囚歌”火了还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人提出迟志强是把一种畸形的情绪带到了社会上，他是“卖弄自己的苦难骗取听众的同情”。“囚歌”从巅峰到低谷，遭到批判和质疑。再次经受打击的迟志强心灰意冷了，几次大起大落让他决定彻底离开舞台，下海经商，一走就是十几年。“在《铁窗泪》受到批判的时候，舆论都说迟志强是流着鳄鱼的眼泪，那也是我顶着舆论、顶着压力的。现在一下子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了，是迟志强没有利用价值了吗？！你们为什么早不说？现在说迟志强是欺骗？公理何在？请为迟志强喊一声冤吧！太冤了！（哽咽）发行权不在我，出版权不在我，我自己不假唱，我也没有委托你们任何人来为我唱……”在与迟志强采访的时候，他正在福建地区巡回演出，他告诉《青年周末》记者，有一位农民，脚踩着满是泥巴的鞋子，把自己辛苦挣下的钱，拿到后台用颤抖的双手交给迟志强。“他说孩子你不容易，受过那么大的挫折，又被冤枉……当时我那眼泪一下子……（哽咽）我觉得人们的善良……如果你不是用真情在唱……农民也不会……（哽咽）”
■网友怀疑是制作人拿迟志强炒作
一曲“囚歌”改变的不仅仅是迟志强的人生。翟惠民告诉《青年周末》记者：“说句心里话，这件事我都快淡忘了，也不想再提了。重新揭开我伤疤的是2005年的《鲁豫有约》。在节目中，鲁豫问周亚平，说听说‘囚歌’不是迟志强唱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还说‘囚歌’代表的是迟志强。”那时，翟惠民找长春当地的媒体说过“两次受骗”的经历，但他“人微言轻”，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翟惠民现在在长春开了一家文化公司，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唱歌，也还在唱歌。当年曾想靠自己的歌声真正走红一把的翟惠民，却始终活在迟志强的“阴影”下。这么多年在舞台上一直在用自己的声音唱歌的迟志强，却因为有那一段特殊时代的入狱经历，反复被当作商业卖点。
11月24日，《青年周末》记者查找资料时，看到迟志强在年初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我是一个接受者。我父亲是公安局长，小时候我看见家里来来去去的顶带肩章都要向他敬礼，我就树立了要当警察的理想，但当老师说服我去做演员时，我也就接受了。我朦胧地爱过一个女孩子，可当父母为我介绍女朋友时，我也就接受了。我对事业缺乏规划，即使在最顶峰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野心，所以当事业走入低谷，我平静地接受了。虽然我被判过所谓的‘流氓罪’，但其实在女人这件事情上，我也更多的是一个接受者，而不是一个索取者。所以，我才能最终接受，命运跟我开的这个时常要让我哭出来的玩笑。”也许，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看那些和时代一起隐退的往事时，无论是迟志强，还是翟惠民，接受是最好的选择。目前，也有网友质疑这次“报料”是周亚平的又一次“商业运作”，外界猜测他想再拿迟志强炒作，继而推出“鸟人公司”旗下的歌手或专辑，对此，周亚平予以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