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文楼——探访曾经的中国艾滋病村 上蔡县艾滋病村

关注·图片:Doris,1989年12月15日生于郑州。

关注·访谈:狗东西,1989年9月28日生于汝南。

关注·影像:小 木,1989年11月2日生于郑州。

文字由三人共同完稿。

楔子:

几年前,一个作家深入上蔡县文楼村,写了一部报告文学,来展现当地村民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时的反应,以及随后这个村子长期混乱的生活状态。而今我们踏着这位作家昔日的脚步,走进文楼。

出发前,我们几乎搜集了有关村子的所有资料。几个人耗时多日,制定行程计划,竭力将可能面临的种种状况考虑周详,讨论应对方案。

这次前往,不仅出于我们想亲眼看看文楼现状的迫切;也并非出于一时的好奇或者冲动;而是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身为80末、90初生人的我们,有责任去用自己的双脚踏上那片在社会屋檐下寄居的边缘人群的土地,去亲眼目睹那里曾经的满目疮痍和不觉中萌生的欣欣向荣,去亲耳听听文楼的老人、孩子、以及邻村人的自说自话……

我们上路:文楼!文楼!

2009年11月7号晚8点从郑州出发。

车上,我们仍然忐忑:村子能不能进?里面有多少艾滋病人?那些人怎么生活、能否自理?他们如何看待艾滋病?他们能活多久?会不会结婚?

……

狗东西家离文楼不远,我们就不停地追问。其实我也不清楚,仅有的了解也是道听途说,没有亲自去过。

但不论今天的文楼怎样,我们来了——

偶遇:那村,那人

村前的老人

三个小时的颠簸后抵达上蔡。沿蔡都大道向东直行,找最便宜的三人间住下,迅速入睡,明天早起进文楼。

文楼近在咫尺,一切未知。

次日清早,我们一路询问,探明前往文楼的路线。三人坐上前往文楼的农用三轮车,车费一块,车主是精明的老大娘——庄稼人经年养成的习惯:讲话用喊的。她问我们去文楼村干啥?由此聊开。

我们问:“文楼村的现在让不让进?”

她豪爽的说:“随便进。”

我们三人互看一眼,心里踏实许多。

她跟我们说起文楼村现在比别的村子富裕多了,家家米、面不愁吃,上学、看病、吃药都不用花钱,坐车也是免费。车子路过“中华红丝带家园”,她指给我们看:自动化系统管理的大门,里面的建筑群像极了城市常见的花园式小区。她说:“那儿的孩子只要是文楼村的,不管有没有艾滋病上学都免费。”

谈及有人办理假的艾滋病证明,因为那样将得到很多别人享受不到的优惠和福利。我们好奇假的艾滋病证明怎么办理?她继续讲述:“其实很简单。办证明的时候,抽艾滋病人的血,而照片贴上自己的就行了。”我们听后将信将疑,但老大娘似乎说的确凿。

之后她给我们讲自己村里的事儿:村里有个男人,由于患病(艾滋病),媳妇儿撂下孩子就跑了,男人不久便病发身亡,孩子只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至今。说到这儿,大娘的表情沉重起来,长吁了口气。

车突然停住,司机说文楼村口到了,顺着这条道儿一直往东就是文楼大队。老大娘收起先前的表情,一脸诚恳向我们说:“给你说,坐我的车比公交快吧?还不信。”我们三人对她笑笑下了车。

村口院墙上硕大的宣传标语,白底红字写着:“相互关爱,共享生命!——上蔡县艾滋病防治示范区办公室宣”。向文楼村腹地延伸的那条蜿蜒的柏油路旁有聊天的老人、晒粮食的妇女、嬉闹的孩子、悠闲的甩尾巴的牛、对视着的两条狗……一切看起来稀松平常,出乎我们意料。往前走,几位老人和妇女似乎看出我们的身份,调侃道:“这又是哪一级的?”

一个头发花白身有残疾的老人拄着竹棍走上前问:“你们是来发钱的吧?”这一问让我们仨人怔住了,不知道如何作答。旁边的妇女说别理他,这才帮我们解了围。

村里,人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我们对着他们微笑以示友好。

在路上我们发现那个在村头向我们要钱的老人一直跟着我们走,颤颤巍巍的住着竹棍。我们打量起了她:身体由于岁月的剥蚀变得瘦弱和佝偻,一头披散的长发,脸上爬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发觉我们看她,就问:“见到我儿子了吗?”迎面驶来位骑车的大爷,替我们应道:“又找你儿子?他在庄儿东头儿。”

说完后,这位老人就拄着那根竹棍继续向东走,边走边在嘴里念叨:“该吃饭了,还不回来?”我们不解的看着大爷和老人,大爷说:“别理她,疯子!”

之后才知道,这位拄着竹棍的老人早已经没了儿子。

文楼村委大院

约20分钟行至了文楼村村委,隔壁是文楼村小学。今天周日,校园里万籁俱寂,马路对面的篮球架下,三两孩童雀跃游戏。

走进村委,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旁边的人介绍说是他们的村委主任,然后就领我们进了村委接待室。

落座,说明身份和来意。

她介绍,近年来村子里情况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好转,村民的生活上也有一个很明显的起色,比如现在对于艾滋病人及其家庭,政府每个月都会给予60元/人的经济补助,还会定期发放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另外村委前面有县里特许的资助性的医院,村民平日里生病会有着很好的优惠,本村的孩子上学也是完全免费。

她说,国家的资助对她们这个村子的各个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最近几年国家领导人也会经常来慰问这里的村民,说完便拿出她与温家宝总理的合影,向我们介绍当时的情景。还说领导人对文楼一直很关注,2005、07年多次前来慰问工作。在国家的帮助下,村民们如今生活越来越好,作为村里的领导人,为了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组织了腰鼓队,老年秧歌队,还有篮球场,健身园。她说这样做是为了丰富村民们的生活,健身的同时又能减轻她们对疾病的精神痛苦。

我们问起艾滋病的病情特征,她说病人并没有固定的发病期,患者免疫力很差,发病的时候会高烧,腹泻,无力,偶尔身上还会出现一些皮肤性的疱疹,平时他们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还能下地干活。说完就指着她身边的一个高大男子,调侃地问我们:“你看他像(艾滋病患者)吗?”我们看了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异样,唯一的不同就是比正常人的肤色略显蜡黄。

12点出村委,来不及吃午饭,我们加紧走访邻村。

行走文楼——探访曾经的中国艾滋病村 上蔡县艾滋病村

外来的媳妇

走出文楼村,是大片的田地。因为临近县城,种的基本上是瓜果蔬菜。不远处,一位在地里忙碌的大爷,我们走上前。

他一面捆大葱,一面给我们指点去往邻村的路线。其间旁边地里走来一位大姐借锄头,从大爷口中得知,她是外来的媳妇。

我们问她:“这个村子像你这样的外来媳妇多么?”

她说:“不少。”

“那这儿的人嫁到外村容易吗?那些艾滋病人又怎么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

“原来,本村的基本上不往外嫁,都是在本村解决,就算是没有得病的人也不容易嫁到外村。现在外来的媳妇比原来多多了,因为得病的年轻人少了,都自己谈(恋爱)。”

这时大爷在旁边说:“这病都是穷的了,说那时是九几年,整个村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扎堆儿出去卖血。大部分是四五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所迫没办法。抽一次50块,补贴家用。之后逐渐有人死去,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发现死者生前都有过卖血经历,于是有人跑到大城市检查,因为县城和市里都没有那样的(确诊疾病)设备,结果出来后才知道竟然是艾滋病!还好现在政策好,上学没了书杂费,公粮也不交了,又有补贴,好多了。”

大爷说完继续忙他的农活儿,我们匆匆的告别后,就去了最近的的村庄——骆庄。

骆庄的孩子

步行10分钟,骆庄村头儿一群骑车玩耍的孩子和蹲在路边抽烟的老人其乐融融。我们上前同孩子搭话。

他们中较大的男孩叫小昂,念小学五年级,。

我们问:“你知道艾滋病么?”

小昂:“知道啊。”

“你怕它么,对它知道多少?”

“不害怕啊,我们班就有好几个艾滋病(人),我们都坐一个桌儿。不了解,就听爸妈说他们要是流血的话就不跟他们玩,那样会传染。”

“你见过那些艾滋病同学生病(发病期)时的样子么?”

“没见过,他们一生病就不来上课了。对了,我一个同学上次在叫我一块儿上学的时候在俺家门口晕倒了,俺妈就把他抱医院里了,当时他的脸可白。最后,他奶把他领回家了。”

“为什么是他奶奶,他的爸爸妈妈呢?”

“哦,他爸妈早死了,好长时间了,一直都跟着他爷他奶住。”

“那他爷爷奶奶怎么挣钱养活他?”

“种地啊,上学又不要钱。”

“那你怎么和他们相处?你的同学,或是你的邻居。”

“同学就在一块玩啊,老师告诉我们要多帮他们的忙,不和他们闹矛盾。住我们家旁边的小琦经常去我家玩,还在我家吃过饭。有时候,俺妈还帮他奶家干活儿。他跟我玩的可好。”

“他们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会活多久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吗?”

“不知道。”

说完,小昂咧咧嘴,低下头。

我让他介绍周围的孩子,除了几个本村的邻居,离他最近的女孩是她的亲妹妹,手里拿着弹弓的小男孩是他外村的小表弟。

“我们学校的艾滋病(人)比他们还多,光我们班就有十几个。”他的小表弟突然说。

“那你们村子离这里有多远?”

“不远,7里地。”

“别的村子是不是都有艾滋病人?”

“嗯,哪个庄子都有。”

我们明白了,原来这附近的村子几乎都有爱滋病患者,甚至要比文楼村还严重。之所以文楼村被称为“中国艾滋病村”可能只是从中挑出的一个典型而已。

已经下午2点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和那群孩子说再见,他们笑着看我们,不出声儿。

艾滋病家庭:小杰一家

环村而行,早已过了饭点儿,在桥沿儿上就着午后暖人阳光啃几块饼干充饥,歇脚片刻,继续赶路。

由村尾而入,绕至一窄巷,一只憨态可掬的足月小狗笨拙地跑来我们脚下。小狗身后的大门口,站着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孩,我们问:“这是你们家小狗?真好看!”

“嗯。”姑娘低下头,腼腆答道。

“你多大了,上初中?”

“哦,15了,初二。”就这样,我们在她家门外攀谈起来。

谈及学校里的生活,她说周围的同学也有患上艾滋病的,但她们这个年龄段的会相对少一些。那些同学学习大都用功,成绩不错;身体看不出异常,都一块儿上体育课;他们多是单亲家庭,可是生活很乐观,并没有什么消极情绪。他们周围这样的人很多,不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对别人同情也不很敏感。

同样,他们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不曾仔细考量自己的未来。有关艾滋病的一些问题,我们面前的小姑娘同样一无所知。

她跟我们说,她所知道的这些都是那些得病的同学告诉她的。

之后小姑娘热情地让我们进屋。起初我们觉得不合适,她说就她一个人在家,爸爸外出打工,妈妈在村头聊天。于是我们随她进屋。

院子很大,前面是平房,像是刚盖不久。小姑娘领我们到堂屋坐下,正中放着两位老人的照片。问起,她说是爷爷奶奶。对面的墙壁上是一张奖状:“小杰同学在2008年冬季长跑运动会中取得第二名。特发此证书,以资鼓励!”

她说自己喜欢跑步,我们就问:“将来想干什么?”

她笑着说:“还没想好。”

“那你们的那些艾滋病的同学有没有说过将来想做些什么?”

“说,很多人想当警察,还有医生。”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想着从村子里走出去,比如说想去哪些地方,干什么?”

“没有想过,不知道。想上大学,可成绩不好,喜欢新加坡。”

“为什么?”

“因为从电视上看到那里很漂亮啊!”

接着我们又问到艾滋病人的种种,她随口说,我爸就是艾滋病!

屋子里沉默片刻。然后她坦然地告诉我们,她的叔叔和大爷(伯伯)也是艾滋病。她第一次得知爸爸有病是因为自己犯了错,妈妈很伤心,告诉她爸爸有病,你要懂事。起初她觉得不可思议。这是5年前的事了。说完把她爸爸的艾滋病患者证明从里屋拿出来给我们看,上面贴有她爸爸的照片:乱糟糟的头发,一副老实像,但看上去很憔悴。

她接着叙述。

“为了生活爸爸仍经常外出打工,只有在过年或农忙的时候回家。每次回来,看上去都是很累的样子。上星期刚走,每次走都不告诉我,学校放假回来妈妈才说。”

我们问,这件事(爸爸得病)对她们家的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影响?

她说没有觉得,反而有了很多的照顾。上学、看病、吃药这些国家全部资助,每个月家里还会发到一些现金补贴,多少我也不知道,我妈从不跟我说。她说叔叔现在在他们家住,没有结婚,已经30多岁了。爸爸一走,妈妈不但照顾我和5岁的弟弟,有时候还要照顾我叔叔。

我们问她是否知道爸爸兄弟几个是怎么得上艾滋病的,她说不清楚,家人从来不说,也不让我们在外面说。

然后,我们跟她聊到学习,希望他能用功读书、健康长大。

出了她家门口,已是下午四点多了。

在村头公路边的饭店里草草的吃了些饭,就结束了这次走访。

注:为保护他人隐私,文中出现的人名皆为化名。

访后记:

冷暖自知

文/小木

行走文楼,我感触颇多。想要与人分享,待到落笔时又觉得耳闻目睹若呈现为文字,不免流于表面,唐突,失了震颤和意蕴。

到底是文字上的功夫,还不到家。

曾听游人说起,云南大理边境的某个村落,一栋木阁楼里,法国来的女独立纪录片制片人离群索居。她四十来岁,足迹遍布中国所有最贫瘠、最繁华以及不为人所知的土地。对所有问题了然于胸,直视人类最深重的苦难,才有底气对未来抱以坚定的信心。行走文楼的意义,也正在于我们80末、90初的年轻人亲力亲为,开始尝试审视边缘的真实、触及繁华的背后。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去过,才了解。

从众心理使然,艾滋病的字眼在文楼不再似洪水猛兽,人人避之不及。患病的孩子和健康孩子一同上学、游戏;田垄上座座新坟丝毫不妨碍村上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患者家庭享受政府补助、医药费全免使他们不再自卑、避讳,他们行使特权,大方生活;家乡的声名远播让孩子们少有机会走向外面的世界,却不耽误每个孩子心中都生长一个梦……不晓得是太蒙昧还是太乐呵,他们对死亡泰然处之,亦不因生命过分短暂而茫然无措,按部就班的一切让我心生惊惧,转而敬畏。

文楼作为中国艾滋病村,不过是代表;它的邻村曾经同样遭遇因贫穷而大面积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噩运。十几年来,他们大概经历了由最初得知真相的沉默良久;与现实对立的惶恐不安、哭天抢地;至后来的短暂自暴自弃;接着给自己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不知过了几久,成了现如今的一派祥和。

问题尚未解决,只是换了看问题的角度。

以往的种种我们不及亲历,如今的和乐气象也不过是两日行走所获,冰山一角或者不过如此的琐碎事,全在这里。

我们不愿做作诉说风景或是天气,看到人们仍恪守淳朴、自然的规律生活,日复一日,或许是我们不该带着有色的目光妄加猜测吧。

我们寄居的星球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类文楼。不只是艾滋病,各异的问题困扰着人们。有前辈指责我们年少轻狂,所见所想稚嫩,言辞唐突尖锐,对白残酷。当然,以我们的年纪想呈现出圆熟的文字火候尚欠,不过对于人文关怀,应该也有两代人的理解不同在其中吧。

有时候,注目当下,不必挂怀明天,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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