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弼士传略》的写作，原为应广东电视台《客商》节目而写。当时正值第1届世界客商大会，梅州电视台汤青松主任受命制作《客商》，在他的邀请下，写了此篇文章给他。后来一直未用，故送《客家研究辑刊》，2011年12月4日第2届客商研讨会亦被选编。有小量的补充和修改。
张弼士传略(第2届客商研讨会征文选编 修改稿）（客家研究辑刊）
张弼士传略
魏明枢[1]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政法学院，广东梅州 514015）
张弼士是获得晚清政府最高职位和官衔的华侨，是“东南亚华侨在清廷担任高职的第一人……在晚清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论者甚至认为：“由于清朝政府的封建官僚性质，除了利用华侨的工艺技能以外，有近代企业管理经验的华侨家是很难参与清朝政府的经济管理的，象张振勋这样得到清政府宠爱，跻身于高官的人，是绝无仅有的。”[3]近年来，对于他的研究已经逐渐深入，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本文试图结合近期最新研究成果，对张弼士的人生旅程作一概括的回顾与描述。
一、童年生活
张弼士，乳名肇燮，官名振勋，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1841年12月21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西河镇黄堂乡车轮坪村。[4]父亲名叫张兰轩，是个乡村私塾教师，五、六十岁了还往福建永定、上杭及广东龙川等地教书。母亲单氏，比丈夫小十几岁。张兰轩有儿子四人，肇燮排名第三，出生时父亲已经52岁，比大哥肇祥小15岁。
车轮坪村是大埔有名的贫困小山村。旧时大埔有句谚语说：“大埔有三坪，蕃薯粟子压唔赢，有女切莫嫁三坪”。所谓“三坪”，即西河车轮坪、湖寮黎家坪，枫朗溪背坪。张弼士小时家境贫寒，据说，张弼士13岁时到姐夫家牧牛，曾作山歌唱道：
满山竹子背虾虾，莫笑穷人戴笠麻，慢得几年天地转，洋布伞子有得擎。
满山竹子笔笔直，莫笑穷人无饭食，慢得几年天地转，饭蒸端出任你食。
山歌强烈表达了张弼士对温饱生活的渴望，反映了他童年时期生活的艰辛，也表现了他欲图改变贫困状况的志向和信心。据说有一次，张弼士一时疏忽，牛吃了别人家里的禾苗，他姐夫对此气得很，他受到了姐夫狠狠的骂了他一顿。当受他姐夫的“打落”时，他说：“(你)现在这样瞧不起我，将来我发了财，看你……”他姐夫也说：“你如果会发财，咸鱼会翻生，阿弼，你发了财，姐夫灯笼倒头挂！”值得注意的是，他想到的并非是要做大官而是赚大钱。这表明近代客家社会已经以经济成就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
客家人有崇尚读书的传统。既然父亲就是一个塾师，张弼士也自小便接受父亲的教导，可以读一些书。然而，读书让他思考的不是学而优则仕的高官厚禄，而是要“破万里浪建树遐方”，要在海外创兴实业。据说，当他读《史记·货殖列传》时，他就决定要輟读就商以致富养家。[5]历史上大埔并不闭塞，而是受外界影响比较广泛的一个地区，明朝时发生过张琏等起义及清初郑成功的部队也到过这里。由于山多田少，客家山区的生活确实艰辛，也由于水路发达，闽南与粤东人民沿着韩江离开家乡，走向南洋和世界，“过番”成了客家人谋生的一条重要途径。到了近代，大埔乡间已经有了一批“在南洋起家”而扬名故乡的“番客”，出洋谋生已经成为一个风气。[6]
家境贫寒的张弼士，终于也蹋上了“过番”之路，跟随着水客来到了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简称巴城，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那天清晨，在父亲依门目送下，年轻的他恋恋不舍，似乎脚有千斤而难移寸步，父子间难舍难分就象是生离死别。终于，他还是跟随水客过番去了。直到他发了大财，受到清廷的宠爱，他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含泪诉说：“岂得已哉！谋生故也。”[7]
二、南洋创业
张弼士到南洋初期的情况，历史的记载很少。无论如何，他初到印尼，孤身一人，面临着人生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此时的南洋已经有了大埔老乡会之类的组织，他也得到了帮助。后经人介绍，成为一家华侨商店的店员。机敏、勤奋和诚实的他赢得了一位老板女儿的爱慕，最终结成了百年之好，他也得以在南洋初步立足。
关于张弼士在南洋的发家致富，有着不同的说法。无论如何，岳父的鼎助让他迈出了发家致富的脚步。同治五年（1866年），他“见土地膏膄，最宜裁种，”于是在荷属葛罗巴创办了裕和独资无限公司，“开辟荒地，种植米谷、椰子。”这是他“商业发轫之始”。光绪三年（1877年），他又在日里与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创办笠旺公司，种植椰子、树胶、咖啡、 种茶树。投资数百万，佣工数千人，先后开辟树胶围七八所，地广近千里，并试种华茶，购新机焙制。”[8]他认识到：“商务盛衰全恃金融畅滞为关键。”因而他又与张耀轩特设日里银行。[9]他“于荷属怡厘埠创办裕兴公司，种植胡椒”；“在英属文东埠创办东兴公司，辟商场，开锡矿”。后来，他在荷属亚齐创办了广福、裕昌等轮船公司，在槟榔屿创办万裕兴公司，“开辟荒地，种植椰子、树胶、杂粮各物，诸利并兴。”[10]
经过二三十年的艰辛打拼，张弼士终于从一个大埔的牧童成为一名千万富商。论者总爱强调他承包荷兰殖民地的烟、酒、赌、当等税收使他发了大财，并成为印尼、马来亚两地的巨富。[11]甚至认为，他由于“极攻心计”而打败了竞争对手，且因此发了一笔“横财”。[12]不论其手段如何，他同荷兰殖民政府的良好关系，使他获得了鸦片和酒类的专卖权，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
从孤身一人到千万富商的巨大成功是张弼士个人巨大智慧的展现。他个人的语言和计算能力也历来备受称道，他自小曾跟他父亲读书对在南洋的创业也有极大的好处。论者说：他“承办铜码，领垦荒地，弼士莫不着手机先，获利倍徒”。[13]郑观应则归纳为：张“见南洋各岛荷人专务种植，尽地利；英人专辟商场，兴商开矿，皆获大利，思兼用其长。”[14]并强调《史记·货殖列传》的经营哲学对他的重大影响。他不但强调要因地制宜，要善于取人之长。他已经利用金融为经济发展的纽带，并进行多元化经营。
此外，良好的客观环境和时代条件也成就了他。他赶上了荷兰人正大力开发其殖民地的“好时代”，他也适应了南洋形势的这种发展，将发展方向重点放在创办垦殖公司。中国社会的动荡以及侨乡生活的艰辛，则让华侨源源不断地南来，这就使他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力在此形成了有效的结合，张弼士在南洋创造了庞大的实业帝国。
张弼士从一无所有而至于千万富商的传奇经历，有着许多关于他发家致富故事。
(一)大箱子之谜
一次，一位从欧洲来的海员，找到张弼士，请他验收一箱子的东西。张弼士对他说：“我在欧洲没有亲戚，这东西不是我的。”海员面露难色：“你看，地址和姓名都没有错，退回去我怎么交代？”虽然托运单上的收货人确实是自己，可是张弼士就是坚决不收。最后，那位海员建议将箱子暂时寄放在他这里，待复查清楚再作处理。临走时他还说道：“如果一年以后，还没人领，这个箱子就是您的了。”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箱子依然没人来取，张弼士也依然未将它打开，他还在耐心等待箱子的主人。此事在当地传扬开来，纸行老板非常欣赏他的诚实品德，将店里财务交他管理，后来，又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这位贤惠的妻子以后成了张弼士事业成功的助手。论者对此总是强调张弼士的诚实品德，然而，谁能保证那名海员不是有意找茬？张弼士不贪心而不上当，或许，更能体现的是他的智慧过人。
(二)善待酒客遇总督
张弼士在南洋经营酒店。有一段时间，一位年轻的荷兰军官经常来酒店饮酒，每次酒后总是忧愁叹息，甚至有时无理取闹。张弼士见那军人虽酒后言行失态亦难掩其一种出身非一般的气质。认定此人非无赖之徒，而是内心定有难言之苦。因此，他嘱咐店中人员待之以礼，既不歧视，也不收取酒钱。青年军官受此友善待遇，自感不好意思，询问究竟后便离开酒店再也没有来。数年后的一天，总督府给张弼士送来请柬，邀他到总督府会见新任总督。新任总督正是多年前在酒店闹事的那位青年军官。此后，他们成为亲密好友。张弼士独特眼光让他遇到了贵人。
(三)怒掷御赐大花瓶
张弼士拟从巴城乘坐德国轮船公司的班轮赴新加坡办理商务，同行有四人：两位高级职员和一名德私人医生。然而，德国轮船公司规定华人不准坐头等官舱，因而只买了三张下等票，一张德籍医生的头等票。张弼士怒发冲冠，把陈设在客厅上那个慈禧太后赏赐的宝蓝大花瓶也打了个稀巴烂。于是，他决定创办轮船公司。不久, 他便购置了三艘海轮 ,创办裕昌远洋航运公司，与德轮同走一条航线，并宣告他的船票凡德国佬一律不卖，且降价与之相抗衡。
(四)张弼士经商南洋
有一年，张弼士乘英国某公司轮船航行槟榔屿、新嘉坡间，舟中无事，拿了一本《海国图志》入休息室。同船的一个英国乘客要去翻阅了一下，发现书本印刷质量很差，于是显出鄙视的神态，且嘲笑中国人学识肤浅。于是，张用马来亚语问英国人：“你是来此经商的英国人吗?”英人答道：“是。”“那么，你一定是毕业于商业学校的?”张续问道。“是。”英人答道。“那么，你一定在某大公司有大资本?”“是的。”然后，张弼士说：“我本人并不懂什么做生意的学问。但你们在海外经商都得到了你们国家的扶持，近则有领事之保护，远则有兵舰为后盾，即遇亏折，政府尚有所补助，我们却完全没有，难怪你们会如此轻视中国人。即使是这样，我也很想与你来个经商比赛，我们各以银二十万圆为资本，自选经营行业，五年为限。到时如果不如你，我发誓仰卧在通衢大道上让我给车马碾死! ”英国人一时瞠目不能说话。恰好船主进来，以谦恭姿态待张。经询问，英国人才知是鼎鼎大名的商界大亨张弼士，于是向张道谦。张告诉他：“中国之所以弱，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不善，英国之强，则是由于英国政治之善，这与其国的人民无关。”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三、创办张裕
烟台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以前又名芝罘。在这里，秦始皇曾经为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三次亲临，烟台闻名海内外的人间仙境蓬莱阁也留下了关于八仙过海的美妙传说，一位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的客家骄子——张弼士则在此给后人留下了醇厚芳香的葡萄酒，烟台市逐渐成为中国的葡萄酒发源地，并于1987年被国际葡萄·葡萄酒局正式命名为“国际葡萄·葡萄酒城”，并被接纳为国际葡萄·葡萄酒局的观察员。
张裕的创办似乎有点偶然。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弼士应时任东海关道的盛宣怀的邀请，到烟台商谈矿务、铁路等事宜。[15]有一天闲聊时，张弼士告诉盛宣怀一个关于烟台的故事：同治十年（1871年）的一天，在雅加达法国领事馆，法国领事以葡萄美酒款待他，并告诉张弼士：天津、烟台一带所产葡萄也能酿制出味道香醇的葡萄酒，因为他在咸丰年间随法军进攻天津时经过烟台，曾品尝过用当地葡萄酿制的酒，他们甚至打算在烟台开办葡萄酿酒公司。这个“闲暇坐谈”偶然涉及的话题，却吸引了盛宣怀的兴趣。他说，他也已经注意到烟台盛产葡萄，且曾经试酿过，可惜没有合格的酿酒师。[16]
于是，张弼士认真考察了烟台的土壤水文和葡萄种植等情况，并认定烟台的确是值得投资的风水宝地。回槟榔屿后，他首先写信给西方的酿酒专家，详细了解酿制葡萄酒的技术。又让一位声望素著的酿酒师俄粦到烟台试酿。尽管俄粦在上海因牙痛看医生不慎而去世，张弼士却并未气馁，又聘请了个酒师雷德吻到烟台试酿。他请英、荷两国专家鉴赏雷德吻试酿的葡萄酒，他们认为：葡萄很好，只是酒酿得不好。这让张弼士充满了信心，下定了大干一场的决心。
张弼士决定引进西方良种葡萄，在烟台购地试办。他写信到美国，採买了有根葡萄二千株。他又通过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禀请北洋大臣、署直隶总督王文韶，请求给予专利三十年，运酒出口之日起免税三年。清廷批准了张弼士的请求，[17]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895年年9月22日），张裕奉旨正式“开办”。 [18]
本来，张弼士决定要就地取材而生产，但是，新酒师哇务却认为当地所产葡萄虽然质地优良，但种类不多，只有一、二种，仅可用以酿制白酒，且不讲求种植技术。于是，他多次引进欧美优质葡萄，积极探索西洋葡萄如何适应中国的自然环境，在种植和酿制技术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创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弼士对所种植的葡萄作了精确的估算：当年估计可种葡萄200亩，到明年（1899年）可再种200亩，且整个公司已经规模初具。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和精心培育，张裕人的葡萄培植技术才逐渐取得成功，[19]他们开始自己接种而不再向西方购买[20]，洋葡萄终于在中国生了根。
玻璃酒瓶也困扰了张弼士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张弼士在烟台创立了张裕酿酒玻璃瓶厂。[21]
直到1914年5月1日，张裕葡萄酒才正式开售。然而，张裕在正式开售之前已经取得了又一个的赞誉。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大型的中外商品陈列赛会，即南洋劝业会。事实上，本次赛会的起因就源于张弼士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建议。[22]张裕葡萄酒获得了超等奖，[23]即张裕公司所说的“超等文凭”，[24]后人则称之为金牌证书。1912年8月21日，在应袁世凯之邀北上途经烟台时，孙中山到张裕公司停留了1个小时。[25]在烟台商界欢迎会上，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魏宸组代表孙中山发表演讲说：“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伟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26]孙中山还题赠了“品重醴泉”四字，充分肯定了张弼士创办张裕的成就。
张裕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几经艰辛曲折，几多挫折和无奈，张弼士自己就发自肺腑而由衷说：“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27]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奉旨创办至今（1914年）将近20年，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筹办始则已经23年了，若从同治十年（1871年）张弼士萌生回烟台酿制葡萄酒的思想始则已经整整43年！他克服了从南洋到烟台万水千山的阻隔，留下了令人荡气回肠的创业精神。
四、外交生涯
作为业绩辉煌的华侨富商，张弼士不但在华侨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还较早地与中国政府的官员建立了交往。据张晓威的研究，至少在光绪7年12月(1882年1月)时，他就捐得知府衔了。[28]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因为筹赈江皖赈务的捐款，两江总督曾国荃特奏颁赠匾额“义昭推解”。[29]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于为直隶水灾赈捐有功，他也受到李鸿章的奏奖。[30]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七月间，时任办理荷兰国山东赈捐委员、候选知府的张弼士应邀回到烟 台期间，向当时“专管赈捐”的盛宣怀反映了荷属华侨遭受殖民政府苛虐的情况，希望中国能在荷属殖民地设置领事以保护华侨，但遭到了总理衙门的否定。尽管如此，盛宣怀与李鸿章仍然与荷兰驻华外交官进行了大量的交涉，希望荷兰葛罗巴总督能够象对待别国侨民一样对待华侨，特别是有官职的体面侨领。
正是由于张弼士本身条件的优越性，他被清政府的首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挑选为槟榔屿首任副领事。光绪十九年四月九日(1893年5月24日)，张弼士正式就任槟榔屿副领事，正式开始了在中国政府中任职的历史，也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活，进入他人生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他协助黄遵宪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当时的报道：“按太守熟于洋务，且精英文……而黄观察之蒞叻也，以其未谙英文英语，故特委命太守与之同来襄办一切。”[31]强调张弼士的语言能力为黄遵宪所需要。这当然只能是一种表面性的，而非根本性的要求。但这与其说他是被挑中为副领事的理由，还不如说是因为张弼士是如此地受黄遵宪的信任，并与他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是结果被人们认可，然后从结果追溯原因。
光绪二十年(1894年)，黄遵宪被张之洞奏调回华，留下了新加坡总领事一缺，当时已经接替薛福成任驻英公使的龚照瑗便奏请让张弼士署理总领事。[32]但侨胞们认为，他此次提升虽为“新授”却已是“驾轻就熟”，认为他可以因而实现“其数十年抱负之才”而谱写“利国利民之事业矣”。[33]
张弼士就任新加坡总领事，正值国家多事之秋的甲午战争期间，他认真关注着战事的发展，同时也为侨胞的利益而积极奔忙，直到他被调回国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应张之洞与王文韶的要求，龚照瑗将张弼士“札调回华”，以与盛宣怀“商酌招股事宜”，从而开始参与芦汉铁路的筹款工作。[34]从此，他的政治舞台和人生重心逐渐转移到国内来，他也实际上结束了他的领事生涯。然而，由于盛宣怀一再强烈地要求维护张振勋总领事一职以保持他作为侨领的旗帜性影响力，他并未真正开缺，甚至李鸿章督粤要招张振勋到粤任用，却仍然强调张振勋不得开缺。[35]
五、筹筑铁路
张弼士两次回忆中皆谈到他因盛宣怀电邀而到烟台商谈“矿务、铁路等事宜”，据此，他介入中国铁路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但他在早午战争前确实缺乏真正介入中国铁路建设的条件。
甲午战争的失败，深刻地震撼了中国人。中国上下风气为之一变，中国进入到全面建设的局面中，铁路建设成为关系国防的“势不可缓”重要工作，受到了清廷上下的特别重视。有一些华侨商人也打着“侨资”的旗帜希望介入中国的铁路建设，“侨资”因而被清廷认定为芦汉铁路建设的重要资金。为此，作为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参与调查了这些商人的具体招股情况。
为了应对清政府的铁路商办政策，盛宣怀与张之洞、王文韶等人共谋，将张弼士从南洋调回国内，共同参与铁路的筹建，他的侨领和富商的身份成为他们应付清廷及对付竞争对手的有效手段。他向盛宣怀反映了粤商在铁路投资中重广东轻芦汉的态度，并主张以包揽广东境内的铁路修筑权以吸引富有的粤侨商人的投资。在实践中，他被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和通商银行的第一总董，成为一面引进“侨资”的旗帜，并完成了在南洋的招商任务。他为由于芦汉铁路建设而筹建的中国通商银行进行了大投资，并带动了许多侨商回国投资。他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总的来看，张弼士介入芦汉铁路建设成为晚清时期引进侨资的先声，对于此后侨资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及晚清华侨政策的变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全国兴筑铁路的热潮中，湘、鄂、粤地方士绅也提出了兴筑粤汉铁路的要求，张之洞等人趁机揽到了粤汉铁路兴筑权，并与美国合兴公司签定了借款合同。根据与美国合兴公司签定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张振勋被盛宣怀派委为粤汉铁路广东总办，主持粤汉铁路广东段的筹备工作，包括购地和筹款以及主持修筑“省河堤岸”工程、广三铁路的前期修筑工程，直到光绪二十九年由于慈禧太后的召见而离职。他为广东早期的铁路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六、觐见皇帝
由于受到晚清广东籍著名京官戴鸿慈的保荐，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2年12月20日），张弼士被慈禧谕令接见。[36]清廷最高当局对他的重视，与清政府对华侨回国投资寄予了高度期望有关。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1903年3月21日），清廷谕内阁，要求沿海督抚及商务大臣、出使大臣切实保护归侨利益。[37]就在清廷颁布上述保护侨商谕旨的第三天，即二十六日（24日），路矿总局便奏请给予捐款20万两以资助兴办路矿学堂[38]的张弼士“破格奖励”。于是，清廷谕令，要张弼士“迅速来京，预备召见，候旨施恩。”[39]在此情况下，正在广东总办粤汉铁路购地工作的张振勋，最迟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连工作也未作交待便匆匆北上入京觐见西太后和光绪皇帝，[40]并从此离开了粤汉铁路总办一职。
正是这次不同寻常的接见中，张弼士得到了清廷的重用。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1903年6月13日），清廷颁布上谕，作为道员的张弼士，“著以三品京堂候补，并赏加侍郎衔，俟设立商部后交商部大臣差遣委用。”[41]他开始步入京卿行列(太仆寺少卿)，被清廷有意识地安排参与“即将成立”的商部的事务。据此，他应当是商部最早的成员之一。
光绪二十九年闰年五月初（1903年7月底），张弼士向清廷“奏条陈商务事宜，缮单呈览。”[42]即《商务条议》十二条。他分析了三月二十五日(4月22日)修商律、设商部的上谕及其所设定的设立商部的限制条件，特别强调设立商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闰五月初九日（7月3日），清廷谕令载振、伍廷芳妥议张弼士所奏之“条陈商务事宜”。唐文治代载振拟就《议复张振勋条陈商务折》，赞同张弼士先设商部、后修商律的建议，并且认为张弼士的条陈大多可以采用。七月十六日(9月7日)，清廷颁发上谕，正式设立了商部。商部之设体现了清政府与以张弼士为代表的企业界的共同要求，体现了整个中国企业界发展民族经济的诉求，也体现了清政府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之自觉。
《商务条议》显然有着商部自身成员思考本部门未来工作的意义，它对于商部的成立只是影响了已在清廷计划中必将要做之事。但是，张弼士在合适的时间、地点以其特殊的身份提出了一个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建议，这体现了他独到的眼光和参政议政的能力，给本已要重视商务的清政府适时地打了一剂催化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设立商部的信念，并促成了商部的提早成立，使清廷作出了先设立商部而不是先制订商律的决定。经载振等人商讨过的《商务条议》也成为晚清新政初期非常重要且影响广泛的一份文件，其中的许多内容成为后来商部施政的指导性思想。
七、商务大臣
清廷和商部尚书载振等在“整顿商务”的进程中，对张弼士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并委之以重任。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二日(1904年3月18日)，清廷谕令军机大臣，要请假回南方的张弼士“即行来京。”[43]当粤督复电商部，告知张弼士已经人在南洋时，载振特委派章京杨道霖、石作桢前往南洋，以联络侨商举办商会。[44]1905年，经张振勋切实劝谕和首捐商会经费，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槟楖屿中华商务总会正式设立，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外商会，新加坡、槟榔屿中华商务总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45]
商部成立后，张弼士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晚清新政的经济建设大潮之中。他特别建议商部，要做好保护商人的工作，要抑制官吏对商人的勒索。[46]他知道，清廷召见他，就是期望他能够“招徕华商、振兴商务”。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三日(1904年10月21日)，他特咨请商部，在福建和广东设立发展经济的“试验区”，并奏派声望素孚之大员，主持福建、广东的经济工作。在商部的推荐下，九月十八日（10月26日），清廷“以太仆寺少卿候补三品京堂张振勋为太仆寺卿，并充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他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任太仆寺卿，直到光绪三十二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太仆寺被并入陆军部而被裁撤；[47]他又是晚清第一位“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同时担负着发展闽、广商务的重任。
张振勋达到了他官衔的顶峰，他是如此地风光，清廷对他也是如此地呵爱。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他请假回到槟城时，便与代理副领事梁廷芳筹商创办学校，并认创捐银5000元，长捐500元。这是南洋议办学堂之始举。十月十二日（11月18日），经他的请求，清廷赏给中华学校匾额和石印《图书集成》。[48]值得指出的是，到1911年，张弼士等侨商为解决学校的经费短缺，同时又为了设立孔庙，以宣扬孔圣道理，将孔庙与学堂合办，中华学校成为海外华人教育的重要基地。
张弼士在广东设立了农工路矿总公司，并在公司内设立接待处，延见商人，以通达商情，官商互相联络。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为广东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904年11月3日），他拟设美澳南洋航路轮船公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他准备联合华侨，在黄埔设立航业公司。在向美国人赎回粤汉铁路权的斗争中，他受到了广东绅商们的重托，也受到因受资金困扰的鄂督张之洞、粤督岑春煊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帮助解决有关的资金问题。粤督岑春煊甚至亲自拜访他，要他到南洋招集侨资。广厦铁路则是他准备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一个大项目，尽管最后由于外国人的阻挠，也由于中国内部的许多问题而未产生结果。总的来看，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组织了一批商人，在广东、广西创办了一批现代企业，如玻璃厂、织布厂、砖厂等，还设立垦荒公司。据郑官应统计：“所费总共数百万，诚有功于国。”[49]
八、商会总理
张弼士不但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海外商会，还参与了广东商会的创建工作。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905年8月16日)，清廷批准设立了广州商务总会，第一任总理是左宗蕃。张弼士不是广州商务总会的成员，[50]但作为商部奏派的考察外埠商务大臣，他与粤督却是广州商务总会的“核准”者。[51]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六日(1907年2月18日)，广州商务总会会董暨七十二行商等共四十余人开会，选举张弼士接替左宗蕃任总理。尽管他是大绅商，且有大名气，但与广州商界渊源不深，故在广州总商会并没有太大作为，更谈不上把持。[52]然而，张弼士依然具有崇高的威望。在粤汉铁路风潮中，他受到了绅商们的高度重视，还被股东们推举为粤路总理候选人。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907年4月25日)，清政府批准粤督周馥奏派伍廷芳、张振勋权理粤路事宜。他还领导了广东绅商与葡萄牙之间的废除广澳铁路合同。
作为商会总理，张弼士积极参与广东的经济发展工作。他筹集资金并自己投资40万元，在广东惠州设立福惠玻璃厂；又投资32万元，在佛山设立裕益机器制造各式灰沙砖有限公司；投资100万元与道员陈崇迈设立普生农牧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底，他又拟建造淡水铁路。
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张弼士不仅被认定为南洋劝业会的始作俑者，他还积极参与广东团的筹备工作。为了组织广东的商品参与南洋劝业会，时任广州总商会总理张弼士提议并招集资本五十万元组织公司，以更好地参与劝业会。[53]他又被推为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54]在他的精心组织下，广东发起了全省教育产品展览会，择优汇送劝业会。[55]
九、赴美考察
张弼士晚年积极推进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1910年10月25日），上海设立了中美商业联合研究会。十月(11月)，中美商团在上海开会，时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和南洋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的张弼士为中国商团议长，两国商人开始商谈合作事宜。十月初十日(11日)，美方提出了开办中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设立“中美联合银行”、在两国分别设立“品物陈列所”及双方“互派商务调查员”、“额外会议优待普通华商进口之办法”等五项贸易提案。据此，第二年四月(5月)，张弼士与上海的周金箴、沈仲礼等发起筹办中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资本60万元，两国商人各占其半。张弼士等被公举与美国航运业团共订中美轮船公司招股简章，张弼士还主动承担了中美设立轮船公司和银行的招股等工作。截止到宣统三年（1911年），张弼士所认股数及所占股份为10余万元。
1915年，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邀请，中国政府积极组织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后人简称“巴拿马赛会”)。2月20日上午8时，“巴拿马赛会”正式开幕，12月4日闭会。博览会共有31个国家实际参加。中国获奖牌总数1200余枚，其中大奖章64枚，为各国获奖之冠。就在这次博览会上，“山东张振勋”送展的红酒获得了金牌奖章。[56]
在“巴拿马赛会”期间，应美国商会邀请，中国政府还组建了中华游美实业团，由张弼士任团长。1915年4月9日(二月二十五日)，代表团一行十七人从上海乘船出发，5月3日(三月二十日)抵达旧金山。实业团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见和美国及华侨实业家的热烈欢迎。6月3日，张弼士在华盛顿有1200多名纽约工商界重要人士参加的午宴中发表了讲话，强调两国要更好地发展商贸关系，要扩展金融机构和新的航线。实业团环游美国一周，行程11740英里，双方达成了三个具体合作协议:一、以1000万上海银元创设美中银行，中美工业家各出一半资金；二、开辟经巴拿马运河从纽约至中国各港口的直通航线，合办中美航业公司；三、在纽约设中国制丝销售机关。还共同讨论了组建中美商业联合会的问题。7月16日(六月初五日)，张弼士率实业团回国。他在美期间发表了《中美商业联合会之不容或缓》的演讲。
代表团回国后，受到了袁世凯政府的褒奖。1916年1月2日(一月二日)，经农商部向袁世凯帝制政府奏请奖励游美实业团出力人员，“团长张振勋著给匾额一方，以资奖励。”[57]张弼士也为实现中美经济合作而不断奔忙。1915年10月5日(八月二七日)，张振勋与美商合设之中华懋业银行成立。1915年11月，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临时大会，讨论修改商会法及组织中美银行、中美商品陈列所等问题。会后，张弼士在北京设中美银行事务所，在上海、汉口等地设中美商品陈列所，并往返沪、宁等地从事中美银行招股活动。他还回南洋进行招股。1916年9月12日(八月十五日)，中秋，张振勋在印度尼西亚吧城寓邸设宴招待中外宾客，宴会中突发心肌梗塞，病逝于巴城荷兰皇家医院。
十、生荣死哀
按其遗愿，移柩返原籍大埔安葬。翌年5月，民国政府总统黎元洪特派广东省省长朱庆澜专程前往大埔为张振勋致祭，朱庆澜的挽联是：“念粤中实业萧条，惜彼苍不留此老！比汉代输边踊跃，问当世更有何人？”
自进入20世纪以后，张弼士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受到国内实业界和政治人物的重视。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粤督张人骏着手成立广东咨议局筹备处，他被延聘为筹备处的“议绅”。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912年1月27日)，华侨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侨界群众组织，他曾任该会名誉会长。1912年12月15日(十一月初七)，张振勋奉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召入京，被聘为总统府顾问，任命考察南洋商务，以联合侨商筹办内地开埠事宜。他还被工商部聘为高级顾问。1912年3月，他又与熊希龄等人在上海发起创办康年人寿保险公司。1914年1月，袁世凯特设约法会议。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选举他勋为约法会议议员。5月26日(五月初二)，袁世凯特任他为参政院参政（未到任）。11月，经农商部推荐，再任广东省总商会总理。1915年，他被港英当局授予法学博士荣衔，同年4月，他被衰世凯选定为参议院参政，并被授予二等嘉禾勋章。1915年，内务部转请袁世凯奖给张振勋“急功好义”匾额，以昭劝励。
张弼士生前便已有许多很高的评价，甚至“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58]据说龚照瑗曾称他“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59]晚清“商战”论的代表郑观应则称他为“商务中伟人”[60]，“当世称大实业家、大慈善家”[61]。《张弼士君生平事略》所附的“荣哀录”充溢着“实业大家”、“慈善大家”及“外交家”、“教育家”和侨领等等的赞誉。晚清著名的商务与外交官员吕海寰则将他与张榕轩、盛宣怀相比，[62]也有人将他与张謇和蔡锷相比。[63]张振勋的灵柩从南洋返回大埔的过程中，所经过荷兰、英国等国的殖民地政府也下半旗。总之，“生荣死哀，至君极矣!”[64]
自20世纪后期以来，张弼士头上的各种光环更亮了。他被誉为“近代著名侨领，振兴中华实业先驱”[65]、“爱国华侨实业家”、“客家人的表率”、“中国经营之神”、“中国葡萄酒王”、“红顶商人”；等等。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甚至让他戴上了“民族英雄”等光环。他成为客家当代树立的“八贤”之一，[66]2005年，经过评选委员会和专家组的严格论证，他又成为广州市“南粤先贤馆”首批50位先贤之一。[67]他的人生故事必将引起更加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