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9年9月25日，在陶峙岳将军率领下，新疆和平解放。占全国六分之一面积的广袤土地，终于能够和平过渡到新生政权，而其麾下数万国民党部属，也得以避免在内战中自相残杀，就地转向生产劳动，在荒漠屯垦戍边，开始了另一种集体命运。
文/罗雪挥
1949年的新疆，几乎是在平静中开年。1949年1月10日，在张治中力荐下，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政府主席，接替当时流露出反苏、反汉，甚至“反中央”倾向的麦斯伍德。陶峙岳为此加强了新疆的安全措施，这一人事异动并没有在新疆引起纷争，新疆省府主席一职平稳更迭。
但是放眼到整个中国，国民党政权已经危殆。1949开年伊始，中共全盘取胜几成定局，一系列战事中，国民党军队犹如疾风扫落叶般节节败退。南京政府行将土崩瓦解，蒋介石不得不通令下野，退居幕后。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后来在回忆中表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再尽最后的努力，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
陶峙岳也在听天命、尽人事。1948年8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陶峙岳乘坐飞机，赴迪化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当飞机飞临万古荒原的上空，俯瞰除了白云茫茫，便是黄沙滚滚，陶峙岳后来在自述里记录了此刻复杂的心情，“想到国家多事，到处烽烟，辞家万里，不知此去尚能生入玉门关否？”
这是陶峙岳第二次受命出关。1946年，他受到时任新疆省府主席张治中的邀请，曾短暂担任过新疆警备总司令一职，维持地方秩序。陶峙岳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遵照张治中与周恩来的约定，释放了大约130名左右被关押在新疆监狱中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子女，并派人将他们安全送返延安。这批囚犯里，包括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等。
而这一次再度赴任新疆，时局已经瞬息万变。国共两党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关头。
就在陶峙岳奉命出关的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后来臭名卓著的“金圆券”来吸取民财，为国民经济全线崩溃埋下祸殃，也是在这个月份，西北战场上，黄龙山战役，解放军大获全胜。此后不久，东南战场上，淮海战役打响；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拉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自此开始江河日下。
四方鏖战中，惟有新疆孤悬塞外。此时驻扎新疆的国民党部队，号称十万大军，也有说法称驻新疆军队其实只有七万，包括整编第四十二师、整编第七十八师、整编骑兵第一师，以及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资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等，此外，包括部分眷属在内，还有数万国民党党政后勤人员。
身处垓下，新疆今后的出路在哪里？陶峙岳赴任前，张治中在他的兰州私人官邸与陶峙岳促膝长谈，表达了自己希望国内实现和平的设想。他向陶峙岳出示了密件，包括自己历次向蒋介石建议力主和平的函件，以及部分与蒋的谈话记录，陶峙岳深受触动。
化解入关难题
1949年2月，陶峙岳接到李宗仁的电令，命他将新疆驻军只留一个旅负责边疆防务，其余则全部东调到关内，并要求陶峙岳到南京面商大计。此后每隔几天便有一个催调电函。4月，南京失守之后，国民党政府中枢迁移至广州，又敦促陶峙岳立即飞往广州。
道道金牌宣召下，陶峙岳进退维谷，他既不愿意入关打内战，也不欲留下抗命的口实。陶峙岳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一方面，他表示驻军一旦大部分向关内调动，势必造成新疆空虚，造成防务危机；另一方面，他则列出了一个庞大的开拔预算，高达800万元，加上汽车和汽油等若干开拔必备物资，这是当时的广州政府所无力承担的，东调自然就拖延下来。此外，陶峙岳还是拨出了小股部队，加上空军高射炮团，东调至安西、玉门、巴里坤等地，一则守住了通向新疆的东大门和油矿，二可显示自己还是遵守了李宗仁的东调命令，左右周旋，可谓用心良苦。
而保持军队主力拒不入关并非易事。新疆民族关系复杂，驻军也是派系林立。随着时局的发展，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力量日益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可能激生大变。当时驻新部队中，除副总司令兼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与陶峙岳私交甚笃外，其他如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等，要么是胡宗南的嫡系，要么是青海的“西北王”马步芳的马家军，从师长马呈祥到其他中级以上军官，均由马步芳直接任命，连驻军经费也由青海调拔，所以他们名义上虽然受陶峙岳指挥节制，但是真正的指挥权其实并不掌握在陶峙岳手里。陶峙岳描述自己当时的处境：“我赤手空拳而来，毫无凭借，只能靠平日应酬来往的感情去掌握部队。这种薄弱的关系，一旦局势变化，利害发生冲突，就将失去控制。”
因此，在是否入关这个问题上，尽管陶峙岳内心已有主张，还是以整编部队的名义，召开了他就任新疆警备总司令以来的第一次师旅长会议，倾听大家的意见，同时也对上层军队骨干们的意向进行摸底。结果赵锡光反对入关，马呈祥和罗恕人等则坚决要求入关。陶峙岳最终还是以开拔经费无着落为借口，平息了这场入关的危机。
秘密酝酿和平起义
“在新疆的国军，只要有勇气承认失败，幡然接受不久即将出现的联合政府的指挥，我想伊宁方面，是一定可以跟我们和平合作的。为了中华民国的前途，为了新疆十万官兵的生命，实在不应该再有输钱不输气的打算，以及为独夫效愚忠的观念了。”
这是1949年5月，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也是陶峙岳的族弟，托人向陶峙岳转交的函件，题为《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该函中提到的伊宁方面，是指“三区”革命的领导人。1944年9月至1949年10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即今天的阿勒泰）三个地区发生了革命，建立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成立了民族军，期间，经过张治中领衔和平谈判，建立了新疆民族联合政府。陶峙岳1948年入疆任警备总司令之际，民族联合政府实际上已经处于瓦解状态，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军与国民党军队对峙于玛纳斯河东西两岸，成为牵制国民党驻疆军队的重要武装力量，也成为日后中共中央争取的合作对象。
陶晋初在这份意见书中，不仅阐明了他对新疆局势的见解，还描绘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无限憧憬，认为这是社会进化过程所无法阻止的一种极人道、极合理的社会制度。陶晋初说：“且不要谈什么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这类可以冒牌假借的名词，最现实的还是切身生活问题，就是不能让一部分人吸大多数人的血以自肥，而大多数人限于贫困、饥饿、死亡。”
陶晋初有这样的美好理想并非是空穴来风。陶晋初以前曾经会晤过徐特立、叶剑英等中共的高层，并与乔冠华建立了友谊。毛泽东到重庆和谈，他甚至两次通过乔冠华上书，并表示“自问爱护先生，不亚于一切共产党员”。他还曾由乔冠华引荐，面晤周恩来，请求赴解放区工作，结果因为胡宗南耳目众多，到底还是没能奔赴延安。一九四八年，在乡间蛰居近两年的陶晋初受到陶峙岳邀请，到新疆协助工作，他的而另一个秘密使命则是入疆策反，常常周旋于各师旅长之间，暗中与人商谈和平解放新疆问题。
陶峙岳对新疆前途的态度成为了陶晋初时常试探的目标。但是唯恐性情急躁的陶晋初泄露机密，陶峙岳对他长期保持缄默，绝对不明确透露内心的打算。事实上，陶峙岳当时除了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以及驻守张掖的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透露过不愿意内战的想法外，对其他人都是守口如瓶。陶峙岳对于外间急转而下的形势，从不发表露骨的评论。对陶晋初的屡次试探，也总是不明确表态，甚而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哪怕引发误解。陶峙岳后来在自述里解释说：“我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前人给我的教训。我鉴于历史上许多人处事，由于事机不密而招致失败，甚至杀身灭族，不能不引以为戒。个人生死不足惜，千万人头落地，那就罪责难逃了。”
事实上，连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无法了解到陶峙岳此刻的真实想法。陶峙岳是儒将出身，虽然很少掌握实权，但身居高位，一直恪守“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的原则。同时，他的妻子、二女儿住在重庆，另有大女儿和儿子则去往台湾，一旦起义，家人是否会遭到报复，也是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陶晋初失望之余，几度请辞。在兰州解放前夕，有一次，陶晋初坚决要走，被陶峙岳坚决挽留下来。
陶峙岳志在捕捉时机。是年6月，主和派刘孟纯、刘泽荣再次来试探陶峙岳的意向。陶峙岳回答：“新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军事问题。”陶峙岳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对方当然也不便继续追问下去。
6月7日，陶峙岳离开迪化，到兰州述职，之后又去重庆探望家眷，顺便“观察国内形势”。7月22日，陶峙岳回到迪化，态度发生急转，认为国民党再无前途。开始积极筹划和平起义事宜，但是仍在隐秘中进行，包括争取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他的部队遍及整个南疆。陶峙岳曾总结说：“赵善于用兵，军队多布在军事重镇和交通要塞，没有赵的同意和参与，要取得和平起义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1949年8月中旬，陶峙岳对外称要检查部队后勤工作，实则约赵锡光在焉耆会面。其时解放军已经兵临兰州城下，可供谈判的时间不多了。陶峙岳这次与赵锡光的会谈没有第三者参加，两人在密室中坦诚交谈数小时，达成了三条共识。根据《陶峙岳自述》，这三条分别是：第一，待解放军接近，派员接洽把部队交出去；第二，部队交妥了，两人都站开，别无他求；第三，部队改编时，要求不在民族军监视下执行，以免发生误会。
得到赵锡光的支持，有了底气，8月20日，陶峙岳始公开向主战派表态，一切都需要和平方式解决。他表示：“如果我们不采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10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到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地步，进退两难。”
多管齐下的术略
还在1949年初，就在陶峙岳对新疆前途向外界保持缄默之时，中共中央已有了进军新疆的部署。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便找到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勉励他和一兵团将士进军新疆、解放新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和现状，中共中央做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但是并没有放弃武力攻取。
而早在陶峙岳公开表态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放手与伊宁方面联络。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由莫斯科出发，带着三名报务员和一部电台，于8月14日达到了伊宁。8月18日，毛泽东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名义，致电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领导人阿哈买提江。该电文中说：“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 ”毛泽东提出，衷心欢迎三区派出5位代表，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阿哈买提江欣然赴约，但不幸飞机失事而遇难。三区接着派赛福鼎等三人代表团，于9月15抵达北平，此时距离新疆国民党驻军通电起义还有十天之遥。
除了积极联络新疆境内与国民党军队对抗的武装力量，毛泽东亦做出了解放军提前进军新疆的决策。他指示彭德怀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以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毛泽东表示，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可以提供飞机助战。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对西北敌军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以此为战斗方式的辅助。
于是，就在陶峙岳公开表示欲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后不到3天，8月23日，西北解放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击战在兰州展开，兰州旋即被解放军攻克，进军新疆、宁夏的门户洞开。紧接着，西宁、银川相继被攻陷，解放军进军河西，新疆大门危急。
与西北战事频传捷报相得益彰，争取陶峙岳的工作也越抓越紧。兰州解放后第三天，西北大军总指挥官彭德怀就亲自在兰州三爱堂会见了陶峙岳麾下军官，当即组织了劝降团。他还紧急对入川部队口授电文，说明陶峙岳的家人共七口，隐匿在重庆乡间，指示部队要派出得力人员，尽快寻找，并加以保护。彭德怀表示，这关系到新疆能否和平解放的大局，不得稍有差错，因为“不释陶之后虑，和平大业难成。”
重用陶峙岳的伯乐，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原长官张治中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陶峙岳自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参加过淞沪抗战，并获声名。虽然此后军阶一直不低，然而因为并非蒋介石嫡系，长期担任有职无权的闲差，直到被张治中欣赏提携。张治中对陶峙岳的影响力毋庸置疑。1949年6月26日，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和国民党政府彻底断绝关系，留驻北平，迎接新生政权。当时新疆把张治中的声明和新华社的评论印了3000份，广为散发。
1949年9月8日，即西宁解放后第三天，毛泽东亲自约见张治中，告诉他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挺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劝说他们起义。并且说，根据自己从新疆得到的消息，只要张治中去电，对方一定会照办。9月10日，张治中如约向陶峙岳、包尔汉致电，敦促他们“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这份电报，便是通过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在伊宁设立的电台转发的。
内外兼攻之下，除了尽快通电起义，于公于私，陶峙岳已经没有了任何回旋的余地。
拱手分道扬镳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联名给张治中回复，电报仍旧通过伊宁电台发出，允诺“选择时机，和平转变。”该电文还特别指出，“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离开迪化外，其余全数部队均将驻原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待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
正如电文中所言，作为掌握北疆大部分兵权的实力派干将，能否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说服，让他们心甘情愿卸下兵权，不致生变，日益成为新疆能否和平起义的关键所在，也是陶峙岳在1949年的秋天，所日夜忧心的问题。三个人的去向一日不明，新疆和平起义就始终存在危机。
陶峙岳与赵锡光在焉耆达成默契后，便开始着手与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摊牌。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坚决反对和平起义，认为不能同共产党合作，说现在同共产党合作的人，将来会被一个一个宰掉的。特别是马呈祥所在的马家军，因为当年围剿过西路军，一直害怕共产党讨还血债。兰州告急时，马步芳曾经屡次催他率骑一师入关。1949年8月，青海解放，马步芳惨败，不得不乘飞机出逃，他先出国朝圣，而后携家眷部属定居在埃及开罗，终日念诵古兰经，并向子侄宣布，他此生再不做事，再不做官。
失去了头领的马呈祥一时慌乱无措。根据时任新疆省府主席包尔汉的回忆，那时陶峙岳每天都用自己的卧车把马呈祥接到自己家中，准备好清真饭菜，耐心做说服工作。叶成、罗恕人也是常客。有一段时间，陶公馆就变成了谈判场，谈话都是在饭桌和麻将桌上进行。陶峙岳攻心为上，明陈是非利害，马呈祥、叶成曾被说得泪流满面，罗恕人沮丧地表示，跟你讲道理，我们讲不过，我们的道理，又常常被你驳倒。
三人依然没有放弃孤注一掷的打算，甚至打算把陶晋初等主和派拘捕起来，以“清君侧”，幸而叶成临时建议告诉陶峙岳，陶峙岳处变不惊，沉着应对，终于化解了这场危机。
在陶峙岳多次做思想工作，特别是国民党政权全面瓦解的大背景下，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终于妥协，愿意交出部队，离开新疆出国。在物质上，陶峙岳尽量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还委派特使为其办理护照，经由南疆边境前往印度，并做了三枚金质纪念章，以社会各界名义分赠给三人。时任新疆省府主席包尔汉在《新疆五十年》一书中回忆了若干细节，当时叶成等人派代表到省府办公室，说有批货物准备出手，希望省政府予以方便。包尔汉答应了，让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组织估价了小组办理。结果他们的布匹、茶叶、汽车，甚至连带不走的房屋院子都估了价，折合黄金八百多两，最后由包尔汉签署了证明，到银行提取出来。
9月22日下午，骑一师处级以上军官，一七九旅营以上军官在骑一师礼堂开会。罗恕人领头宣誓：“我们以孤臣孽子之心，忍辱负重，效忠蒋总统，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准备再见。”
叶成则于9月23日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说明自己不得不走，希望部队留下，保存实力。
9月24日，马呈祥、罗恕人离开迪化。陶峙岳亲自前往其驻地老满城，为三人送行。叶成略有犹豫，25日清晨，才从迪化启程追上去国的队伍。就在叶成离开迪化的当天，陶峙岳起草了起义通电。
马呈祥、罗恕人、叶成以及随行的其他二十多名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陶峙岳、赵锡光的命令保护下，一路历经艰险，终于安全抵达边境，翻越昆仑山经克什米尔到达加尔各答，分别去往伦敦、巴基斯坦，多数人则转到香港和台湾。马呈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后来曾被派往金门澎湖前线任澎湖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退役后曾任国民党评议委员会委员，最后携家眷在美国洛杉矶定居。
国运更迭关头，虽然道不同不相与谋，陶峙岳仍然坚持了君子之风。
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去除了。后来有人指责陶峙岳放走了反革命分子，放虎归山，王震挺身相护，说这件事做得对。
起义通电的前前后后
“据报：新疆当局降共通电，将于日内发出。陶峙岳来电报告新疆情形，谓‘所部无法东撤或南移，惟待张治中前来收拾。’结果彼亦投共。整个西北之沦亡，父亲至为痛心。”
这是蒋经国1949年9月25日的日记全文。
张治中离开了国民党阵营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彭德怀的副手。这一年的12月，彭德怀偕张治中来到迪化，恰恰应了陶峙岳报告中的一句话，“惟待张治中前来收拾”。而这个结局，早在张治中于1948年底、1949年初安排陶峙岳、包尔汉主持新疆军政全局时，就已经注定。
此时距离张治中任命陶峙岳兼任新疆警备司令，不过一年多的光阴，历史已然翻过旧页。
1949年9月25日，注定成为新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天，陶峙岳将草拟好的起义电文交由梁客浔发出，当时因为各地电信联络中断，竟然找不到接报的电台。时任新疆电信局局长王章权通宵守在发报机器旁，连续不断呼号，终于找到了张家口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电台，该台立即将电文转报给北平。
应陶峙岳的要求，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晚一日，即于9月26日发表了新疆省政府通电，与广州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
事实上，直到陶峙岳领衔通电起义后的第二天，即9月26日，毛泽东仍然对新疆前途顾虑重重。通电起义前，陶峙岳曾派出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为代表，于9月24日抵达兰州，面见彭德怀，并提出了陶峙岳的几点要求，比如希望张治中回新疆；另外原国民党驻军要向南疆集中，解放军主要在北疆；同时还希望民族军不要接管他们的防地，让解放军把他们和民族军隔开等，彭德怀表示原则上接受陶峙岳的请求。
而在如今已经公开出版的《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刊登了毛泽东于9月26日当天发给彭德怀的电文。毛泽东表示：“陶峙岳派曾正五来兰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正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曾正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日以前准备完毕，以便在十一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毛泽东还在电文中特别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八万人，号称十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
毛泽东、朱德要到9月28日，方联名对陶峙岳、包尔汉致电嘉勉，表示“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委迅速发出了进军新疆的指令，该命令指出，“现新疆的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马呈祥、叶成等逃跑，陶峙岳等通电求和，但新疆的问题仍未真正解决，我们必须充分做好作战准备，以防万一，消灭反动派在西北的残余势力。”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向新疆胜利进军。先遣支队是第一兵团战车营，率先由玉门起程，于10月20日到达迪化。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时评《人民解放军到达迪化》，该评论认为，这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根据包尔汉的回忆，12月9日，他与陶峙岳陪同彭德怀、张治中、王震在迪化南大街商业银行大楼的阳台上检阅“三军”入城式，这几乎是当时新疆驻军融合的一个象征。包尔汉记述：
“入城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团由东门进城；三区民族军由西门以八路纵队入城；起义部队的骑兵自北门跃马而入。三军都从‘大十字’转而南行。”
楼兰终不还
1949年的干戈终于化为了玉帛。12月13日，彭德怀在迪化西大楼对一兵团高级干部和起义部队团以上军官讲话，宣布欲将解放军干部抽调到起义部队，担任各级领导，起义部队由此将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12月30日，二十二兵团成立大会召开，陶峙岳被任命为兵团司令员，王震担任政治委员。这与陶峙岳预备起义后解甲归田、桔园行吟的设想渐行渐远。
包括陶峙岳本人在内，就在陶峙岳通电起义前一天，他麾下号称十万大军的人生命运顷刻间被决定了。9月24日，当陶峙岳派出的代表曾正五到兰州面见彭德怀时，彭德怀请他转告陶峙岳，希望陶峙岳能效仿晚清名臣左宗棠巩固新疆的做法，将起义部队留下建设新疆，不再开出。
这其实是毛泽东的想法。张治中曾在回忆录里记述，新疆和平解放后，他曾和毛泽东谈起新疆的军队改编问题。张治中写道：“我建议，驻新官兵服役多年，大多思归心切，最好资遣返乡从事生产。毛主席不同意，他笑着说：最好由政府把他们的家眷送去或多动员些妇女去，就使他们在新疆成家，从事生产，永远扎根下去。”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又是一支生产军。”
这预示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即将在新疆的亘古荒原上开展了。来年的春天，陶峙岳兵团所属的部队，都将开赴人烟稀少、野兽出没、杂草丛生的边疆垦区进行农业生产。1954年，经王震与陶峙岳的反复商量，决定向中央建议，将新疆部队集体转业，就地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又顺理成章地就任该兵团司令员。
陶峙岳的荣誉在1955年达到顶峰。那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陶峙岳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陶峙岳继续留在新疆工作，直到1970年，年近八旬的陶峙岳在文革中再度赋闲，才离职还乡，回到老家湖南养老。
1949年，随同陶峙岳起义的近十万大军，则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各有各的命运。陶峙岳在自述中满怀歉疚地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全国各地求助于他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陶峙岳理解这种心情：“尽管许多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与我确有一定的关系。几十年来，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委屈，谁都希望在党的政策光辉照耀下获得昭雪，或者得到一定的补偿。”陶峙岳十分乐意为他的旧时袍泽或其家属子女助一臂之力，但当年起义官兵人数众多，接触多的印象深，接触少的则很难记得起来。这些来信求他作证的人，很多自称是新疆起义的战士或者下级军官，陶峙岳无法为每个人都提出有力的证明，尽管对他们所诉说的遭遇无限同情。
万般无奈，陶峙岳只得尽量亲笔复信，委婉求谅解。陶峙岳在自述中提到，曾经有一位朋友，接到陶峙岳的复信后，来信责备陶峙岳对他不负责任，因为他戴了帽子，陶峙岳还很“安心”。陶峙岳为此很难过，也有点委屈，遂以一首打油诗作答：“你戴帽子我安心，世上哪有此奇闻。欲加援手惭无力，解铃还要系铃人。”
本文参考引用书目
1、《陶峙岳自述》（陶峙岳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2、《三位特殊的开国上将：董其武、陶峙岳、陈明仁的精彩人生，张予申、罗元生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3、《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著，华文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
4、《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长舜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5、《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6、《民国新疆史》（陈慧生、陈超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7、《当代新疆简史》（党育林、张玉玺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8、《王震传》（《王震传》编写组，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9、《彭德怀全传》（《彭德怀传记》组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10、《新疆往事》（陈伍国、刘向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1、《马步芳家族的兴衰》（杨效平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4版）
12、《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包尔汉著，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13、《王震与陶峙岳》（罗元生著，华文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14、《蒋经国日记》（张日新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