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名家散文精选（一）
【2012～2013】
来源：耘斋博客
【题记】为了纪念博客开通3周年和发博4000篇，感谢网友们多年的支持，特从《作家文选》栏目中选择2012-2013年发表的著名作家的散文百余篇，命名曰《名家散文精选》。此次承蒙作家郝贵平遴选，现按作者及文类大致编排，从今日起分20次连载，敬请关注、指正。洪文旭05-12
王蒙：朋友没有绝对的
一些自命不凡的人，自命伟大或自命清高的人，交友也很难。他们心比天高，对别人非常严酷，有一种以我画线的味道。
我却认为对于知己不必要求得那么苛刻，非得莫逆、默契、心相印心重叠不可。人与人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朋友之间没有永远的与绝对的相互保持一致的义务，永远的与绝对的一致，夫妻父子之间也难于做到。而且各人的处境不同，不可能事事一致。其实保持一致云云，已经包含了不尽一致的意思，绝对的一致，是用不着费力保持的。比如有一些自己可以不予理睬的恶人，但是自己的朋友恰恰在此人的手下供职，就不能与你采取同样的置若罔闻的态度。你的朋友也许还要虚与委蛇，你的朋友不敢得罪你心目中的极不好的家伙。你怎么办？因而与你的朋友断交吗（那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还是抱一个谅解的态度呢？世上有许多事，心中有数是可以的，锱铢必较却是不可取的。那种一句话不投机就割席绝交的故事总是令我难以接受。
对于一个人一件事一个观点的看法与做法也许你的某个朋友与你不一致，但是还有别的大量的人大量的事大量的观点呢，也许在更广阔得多的领域你们有着合作至少是交流的可能，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态度，把自己的圈子搞得愈来愈小呢？再说那种要求别人是朋友就得永远忠于自己，只能从一而终的做法，是不是暴露了某些黑手党的习气，而太缺乏现代的民主的理性的客观的与容忍的人生态度了呢？
再想一想，你的朋友都是忠于你的人，那是朋友还是你经营的小集团呢？你的朋友都是永远同意你、赞成你、歌颂你、紧跟你的人，你在他们中间听到的只有是是是、好好好、对对对，英明啊正确呀太棒啦妙极啦的一套，你什么时候能听到逆耳的忠言，能听到不愉快的真实，能得知自己的失误与外界对自己的不良反映，能得到全面的与客观的信息反馈呢？那不是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吗？世上最可笑复可悲的莫过于拼凑一个小圈子，关起门来互相吹捧、同仇敌忾、诉苦喊冤、捶胸顿足，直到哭哭啼啼地自封伟大正确的闹剧了。这样的人自己被自己闹昏了头，弄假成真，真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正确的代表历史的中流砥柱了，这不跟吃错了药一样难办吗？
还有，你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你的一切选择都是最最正确而且是千年不变的吗？如果你的对某人某事某理论某学派的态度与处置并非足金成色，如果你的对待本身就留下了可争议之处，如果你很正确很伟大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情势的变化你的做法不无需要调整出新之处，就是说你也像众人一样有需要与时俱进之处，那么那些与你在此人此事此观点上不甚一致的朋友，不正是你的最合适的帮手吗？相反，如果你一上来就把事做绝把话说绝把与自己意见或做法不尽一致的人“灭绝”，你将使自己处于何等困难的境地！
友谊不是绝对的，友谊不承担法律义务也不受法律保护，真正的友谊不需要也不喜欢指天发誓、结拜金兰，更不需要推出一个首领大家为他卖命，更可厌的是搞那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利益共同体。那是黑社会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把戏。有些人就是喜欢搞这一套，所谓要有自己的人，结果呢成也圈子败也圈子，“自己人”不断地向你伸手要好处，你变得名誉扫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最后变成过街老鼠臭名昭著，你还觉得冤枉呢，你说可笑不可笑！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的这一总结很有深刻意义。我的外祖母不识字，不知所据何来，她每逢讲到“淡如水”时还要补充一句“小人之交甜如蜜”。
王蒙：回首往日读书时
回首往日，读书的感觉是多么甘美，读书的光阴是多么珍贵，读书的收获是多么清爽，读书的心境是多么丰满。
不能忘记9岁时候到“民众教育馆”借阅一本雨果(当时的译名是“嚣俄”)的《悲惨世界》。我沉浸在主教对冉阿让的以德报怨的精神冲击里，我相信，人们本来应该有多么好，而我们硬是把自己做坏了。不能忘记10来岁时我对于《大学》《孝经》《唐诗三百首》等的狂热阅读与高声朗读背诵，那也是一种体会，道理可以变成人格，规范可以变成尊严与骄傲。人可以变得更好。
不能忘记11岁时从地下党员那里借来的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新知书店的丛书如杜民的《论社会主义革命》、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那是盗来的火种，那是吹开雾霾的强风，读了这些书，像是吃饱添了力气，像是冲浪登上了波峰。
不能忘记十八、九岁的时候对于大量国内外文学经典的沉潜。而在艰难的时刻，是狄更斯陪伴了我，使我知道人必须经受风雨雷电、惊涛骇浪。
甚至在“文革”那种绝非适于读书的日子里，我仍然乐此不疲地偷偷阅读着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出版的维吾尔文、乌兹别克文、还有以上语种的斯拉夫字母版图书。
阅读使我充实，阅读使我开阔，阅读使我成长，阅读使我聪明而且坚强，阅读使我绝处逢生，阅读使我永远快乐地前进。
如今却也有忧虑，是不是现在的儿童，现在的青少年，不再像我们当年那样热衷于阅读了呢？
他们的生活与获取信息的手段是怎样地便捷、舒适与多样了啊。看看电视或者从网上下载的一些图片与搞笑段子，你已经知道某些国际国家大事与某些洋洋大观的书籍的大概了。你只要有手机，已经知道哪个官员出了丑，哪个大人物要倒霉，哪个名家的家庭成员犯了事，还有哪样食品吃死人了。当然也知道了哪个鸟叔成了世界第一的舞蹈明星，还有哪个5岁的孩子出版了他或她的第一本诗集。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认真读过，只不过是看了一点视听节目，就已经觉得自己懂得了，大大败坏了对于经典作品的观感与品味了。
不止一个人在那里大言忽悠地宣告纸质书籍的式微，文学的终结，小说的衰亡，语言符号在更加直观一百倍的多媒体与信息量更大的网络面前的窘境了。已经不止一个人用网上的浏览来代替专心致志的阅读了。
然而，轻松愉快、马马虎虎的浏览当真能替代潜心认真的阅读、我们有时候称之为“攻读”的强心力劳动吗？
不，那是不可能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语言学家与生理学家都已经判定，没有发达的语言系统，是不可能有深刻丰饶的思想的。我要在这里说的话就是，坚持认真的、专心致志的阅读吧，它带给我们很多的希望，而如果我们只剩下了快速浏览，只剩下了多媒体的直观，我们的精神生活将会出现灾难。 (本文系王蒙在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王洪波：王蒙谈猫
作家王蒙是位爱猫、知猫之人，写过散文《猫话》，小说里也专章写过猫。他曾用“画猫点睛，屡败屡胜，半干半稀”概括自己“一辈子的活法”，其中第二个字就是“猫”。“我不敢说自己是画龙点睛，我是画猫点睛。我点了睛，怎么点的不能说，天机不可泄漏……”熟悉王蒙的人都能想象得到，他说这句话时，脸上浮现出那种特有的机智、谐趣、好玩的笑容。
记得前年，我曾陪王蒙在北京世纪剧院看过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的中文版演出。他看得兴高采烈，谢幕的时候，快80岁的老人站起来高举双臂欢呼。散场走在通道时，还在兴致勃勃地高声哼唱“走向远方”，引得不少观众侧目微笑。去年12月的一个晚上，我再次有幸陪他观赏音乐剧《猫》的中文版演出。
中场休息时，王蒙掩不住兴奋，他说猫实在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动物，音乐剧《猫》的创作者真是有惊人的想象力，让人百看不厌。他说自己在现场看过四次《猫》，前三次分别是在伦敦、纽约和东京。这次看中文版的演出完全超过了他的想象，表演精彩，非常传神。作为已经看过数次《猫》的观众，应该说对《猫》已经非常熟悉了，但他说这次还是有很多新的收获：一是一般人的英文再好，也很难把握住每一句台词和全剧的所有内容；二是看英文版时，因为要努力听懂，精神会紧张，如果看字幕，又要分散精力，而看中文版，在精神放松的情况下看戏，是极大的享受；三是有些舞台信息原先没能完全领悟，这次全弄明白了，实在是高兴。
王蒙透露，《猫》走进中国，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音乐剧《猫》1981年在伦敦首演。次年，朱穆之同志当文化部长时，就有人向他推荐《猫》到中国演出。穆之同志访问日本时，日本四季剧团还专门请他看日文版的《猫》，想把它引进中国，但穆之未敢答应。“后来我在位时，四季剧团的浅利庆太又向我推介。应日方要求，我看过录像带后，仍然无此胆量。”“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说过，我们反对一切牛鬼蛇神。音乐剧《猫》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可能很多人都未必能看得明白，甚至还会有人说那简直是群魔乱舞。所以，30年前没有人敢同意《猫》来中国演出。”
王蒙还说：“《猫》能来中国演出，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体现了开放的文化心态。而排演制作中文版则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解、借鉴、学习、欣赏世界上经典精彩的文学艺术作品，既是个人的艺术享受，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与累积的重要途径。没有翻译家们的付出，我们许多人就无法读懂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众多极其重要的文学作品。而经典音乐剧中文版的制作，又不仅仅是翻译，而是在舞台上立体地精彩地呈现出来，用人把它演出来，用我们熟悉的母语，把原剧的内容、神韵、气质都要传达出来。这个意义很大。你们的做法又与过去一些艺术院团或院校移植演出外国剧目完全不同，那种做法看起来还是隔着一层。唱原文隔，唱中文更隔。而现在看你们的中文版《猫》和《妈妈咪呀！》，一点也不隔，不仅歌词文本翻译得好，整个演出也非常顺畅，让人看了忘情、过瘾……”
看《猫》，自然不能不提到猫。王蒙对猫的神秘，至今有许多不解之处。在他的《猫话》中，提及“文革”中他在新疆伊犁养过的一只黑斑白狸猫，取名叫“花儿”。这只猫十分善解人意，甚至能和人一起玩乒乓球。“我和妻各在一端，猫在中间。我们把球抛给猫，猫便用爪子打给另一方，十分伶俐。”还说，花儿特别洁身自好，决不偷嘴。家里买了羊肉、鱼等它爱吃的东西，它竟能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行，它避嫌，走路都绕道。“这样谦谦君子式的猫我至今只遇到过这么一回。”
这只猫跟随着王蒙很长时间，在“劳动改造”生活中带给他莫大精神抚慰。“遇到我去伊犁河畔的小庄子整日未归时，它就从农家的房顶一直跑到通往庄子的路口，远远地迎接我。有时我骑自行车，它远远听到了我的破旧的自行车的声响，便会跑出去相迎。”王蒙后来一直养猫，在他的师长、友朋辈作家中丰子恺、夏衍、冰心以及刘心武、魏明伦等人也都以酷爱养猫著称。王蒙文中讲述，夏衍“文革”前养过一只猫，后来夏公在“文革”中落难，被囚多年，此猫渐老，昏睡度日，乃至于奄奄一息。终于，“文革”后期，夏公恢复自由，回到家，见到了老猫。老猫仍然识主，兴奋亲热，起死回生，非猫语“喵喵”所能尽表。此后数日，老猫不饮不食，溘然归去。王蒙在《猫话》中评曰：“或谓，猫是一直等着夏公的。只是在等到了以后，它才撒爪长逝。”王蒙认为猫通人性，甚至有人还说猫能通神，猫能凭借夜晚天空的星星辨识迷失的路线，能夜观天象，总之猫简直太聪明了。
回过头来再说《猫》。王蒙说，《猫》的世界，其实是人的世界。通过猫，写出人生活中的诗意与沧桑。他认为《猫》的创作者，一定是既懂猫，也懂人。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让他这个喜欢养猫的人，产生很大的共鸣。
卞毓方：王蒙喜对天下
这是王蒙自磨的豆浆，你信吗？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卸去了文化部长的重任，闲暇多了，过日子的劲头又上来了。每逢磨好煮沸，他就吆喝家里人一起喝，一边喝一边感觉营养与精力正随着豆浆进入口腹，进入血脉，进入肌肉与骨髓。
王蒙是老北京，爱喝面茶与豆汁，爱吃炸油饼。这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如普通老百姓，亲自上街排队购买。他是作家，他把这一切当成生活，不是体验生活，而是享受生活，顺理成章的则是，而后若干生活细节又都天衣无缝地化入了他的文章。
王蒙喜欢生活，喜欢日子，喜欢劳动。这究竟是出于天性，还是出于磨难？我认为，是天性居于上风。比如他在伊宁农村劳动，他说：“我喜欢麦场上的工作尤其是扬场。抄起木锨，选择方向，金色的麦粒如虹如瀑布如雨点如精美的几何线段如臂膀的延伸，瞬时落成一堆，转眼成小山中山大山，麦秸麦麸与尘土随风而去，飞腾如烟如云如雾，肌肉紧弛，上肢伸屈，姿势衔接，心情舒畅，不是体操，胜似体操，不是舞蹈，胜似舞蹈。”同样经历磨难的人，有几人能得出如是体会？
王蒙喜欢音乐。从小就是，到老依然，张口就唱，踏着旋律就跳。他说：“我喜欢音乐，离不开音乐。音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作品的一部分。”也是在新疆的日子里，他有机会与一拨艺术家朋友聚会，他唱的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和那不勒斯民歌《我的太阳》，得到专业人士的称赞，人们甚至建议他今后不要写小说，干脆去搞声乐。
王蒙喜欢语言。他到了伊宁农村，几个月就能用维吾尔语在生产队会议上发言；上世纪80年代他重返京城，抓紧一切机会学习英语；他当文化部长时率团出访日本，在日方的欢迎会上，用急学的日语发表演说。
王蒙喜欢旅游。与旅游二字相比，他更喜欢的词是“漫游”。人生也罢，时代也罢，历史也罢，祖国也罢，世界也罢，成功也罢，挫折也罢，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个价值范畴，而且是漫游范畴，一切都有意义，一切都不会白白糟蹋，永远要观察与谛听，品味与汲取，铭记与回味，编织与延伸，赞美并且叹息。
王蒙喜欢游泳，痴迷不在旅游之下。在干旱少雨的新疆，他看中了一个水库，夏天，他和一群光屁股小孩在一起扑腾，还跟在顽童的后面爬上5米高的悬崖，往下跳水。晚年条件好了，他每年夏天都要到北戴河去，到浪涛里去，他为此洋洋得意：“无山头，只有浪头，无圈子，只有波纹，无咋呼，只有呐喊低吟，无装腔作势，只有起落自然，无谋划，只有随遇而安，无区分，你就是海，你就是沙，你就是鱼，你就是风，你就是一个快乐的大傻瓜！”
王蒙的爱好多了去了。比如，他爱读书，爱烹调，爱看电视，爱上网，爱和儿童一起玩耍，爱登山，爱散步，等等。不管有多少爱好，排位第一的则是写作。
王蒙生于1934年，20岁在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副书记的任上写出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初稿，22岁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由此改变了他的一生。《组》文因为触及时弊而引起争议，毛泽东为此文讲了5次话，认为王蒙“这些东西不是毒草”，“有文才，有希望”。
在阶级斗争之弦再度绷紧、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3年12月，王蒙作出了他前半生最重大也最英明（事后看来）的决策：举家迁徙新疆。第一站是乌鲁木齐，第二站是伊宁，第三站是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尽量远离大城市，远离风暴中心，走开再走开，靠边再靠边。
“文革”后，王蒙重返京城，创作呈井喷之际，1986年6月，出任文化部部长。
当部长，王蒙不是唯一，在部长任上坚持写作，则恐怕是唯一；部长卸任后创作再度井喷，到年近80仍然活跃在文坛第一线，大概也是唯一。
曾有国外记者问王蒙为什么写作，他回答因为生命太短促，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王蒙视电脑写作为游戏，一天最多能写1.5万字。如此高速，词句有时难免冗长拉杂，但这就是他的风格，犹如大江东去，一泻千里，纵有泥沙，也不改其汪洋浩瀚，排天沃日。
王蒙是一棵大树，树大定然招风。难得王蒙亦以此为乐。他的名言是：“喜对天下，处处可喜。悲对天下，无事不悲。善对天下，多有善意。仇对天下，四面皆仇。笑对天下，这事怎么到头来都成了‘乐儿’啦。”哈哈！
王必胜：宜兴看窑
如同人一样，城市的名气也要多年的积累。比如宜兴，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阳羡，也可以在考据的介绍中，感叹她近千年的制陶历史（据《宜兴县志》载，早在西周时期，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公元前771年，宜兴就出现了圆形升焰窑），还可以在有记载的2200年的建县历史中，寻找一个城市的悠悠古韵。
陶艺砂器，环顾国中，虽有不少地方生产，然而，人们认可的首推宜兴，要不这里被誉为陶都，每年还举行盛大的陶艺节。口碑是历史的活广告，也可以让一切美延续。人们对某一物件的喜爱，或者某个历史事件，大自然中某个物件，有了特别的闪光处，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在民间流行中形成优势，于是有了口碑，有了美的流播。而这宜兴的紫砂陶艺，就是因为丰富的民间性，瓜瓞绵绵，风华绝代，成为流芳广远的一种商品、一种艺术品。
我们走在宜兴的街头，正值初夏时分，小雨如酥，花香袭人。这是想象中的陶都紫砂圣地吗？可是，并没有其他地方为打名牌造声势，而无处不是某个产品的集散、某个产品卖场的场景。乘着苏南经济发展大势，这个富庶的县城，有了冠绝神州的陶艺紫砂，想象中应当有各类交易市场，各个热闹的展品推销，张扬经济实力，然而，错了，除个别店铺外，几乎与其他的城镇一样，琳琅满目的是各类当季用品和时尚的店铺。那些擦肩而过的人们，默默地与这个热闹繁华的世界交集，好像这里的历史，这里的名产，与他们无关，或许，熟视无睹，见惯不怪。这样一种沉静而内敛的生活态度与方式，是造化，也是一种修炼。
繁华是一种气象，而沉静更是一种蕴藏。作为苏南经济快车道上的一支生力军，宜兴有理由自豪，也有理由被关注。在这样的感觉中，我们见到了龙窑。
这里是丁蜀镇一个普通的院落，不规则的街道，院落杂居，不少家的门口堆有一些陶器制品。在一个门楼边，立有一方石牌，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国家有关部门制牌。据有关资料介绍：这是宋代的古窑。龙窑头北尾南，长约50米，窑身内壁以耐火砖砌成拱形，外壁敷以块石和太湖边上特有的白土，窑身左右设投柴孔（俗称鳞眼洞）42对，这些是投放燃料和观察火焰温度的窗口。烧成温度紫砂在1150摄氏度左右，所谓千度成陶。西侧设装窑用的壶口（窑门）5个，是窑工进出取放陶制品的通道。窑洞呈32度斜坡，它可以让火自下而上自然升温，窑尾还在烧着，窑头就可以出窑了，出空的窑位又放入新的泥坯，利用余热进行干燥加热。窑体上方建有窑棚，花岗石柱，上覆以木质梁架及小板瓦，用来遮风挡雨。燃料主要为煤、松、竹枝等。这尊龙窑是留下来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现在还在服役，主要是烧制壶、盆、罐、瓮等一些粗陶日用品。
我们去的时候，是龙窑的空闲，停火休养。从外观看，她那圆圆的身子敦实硕大，如一条土龙伏卧，也许这就是其名称来源。正好可以深入内部，从中部黑色的肚腹中，看到了长长的隧道似的空间，顶端透示几星光亮。有人进去照相，太暗效果不好，就有人喊了一嗓子，仿佛唤起历史的回音，进入了时间的隧道。是的，我们面前是一条时间的长龙，记录着陶艺紫砂的历史，至少是几百年来的民间艺术的见证。民间窑制品，源远流长，已成为宜兴人家中较多见的手艺，因其原料的稀少，加之工艺提高后对其要求愈发精尖，现在，成为流传认可的大家，也变得极其不易，但是，作为最为大众的最为灵活的民间艺术，宜兴的陶艺紫砂，却保持着旺盛的民间活力，各类小的作坊不少。
一座数百年的老窑，风雨沧桑，仍然青春焕发，服务于人，令人肃然起敬。出窑口边堆积了不少的烧制品，有盆有罐，也有缸，大小不等，其大的壶状高半米，还有一些破碎的陶片，同行的有开玩笑说，弄不好，捡的就是文物啊。可是，没有见到那些精制的紫砂壶和艺术品，也不知陶艺大家们的作品是不是在这里烧制出炉的，就有人不无遗憾地说，古旧成精，龙窑老了，也许是太累了吧。是的，在那成堆的可能是次品的陶品前，想象着它们与我在博物馆、商品店里看到的那些精美的身价高贵的紫砂壶的不同。可相同的是，它们的问世，得益于大自然的赐予，也是巧匠们的创造，然而，最后的功劳，是由无数个像龙窑一样的母体孕育诞生。千度火烧方成陶，是火的炙烤、炼制，才有艺术品的纯度。事实上，人们关心的是紫砂艺术的美，却很少知道烧制出艺术品的窑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它们安身何处，境况如何。
这龙窑，为紫砂器物的母体、摇篮，其实也很简陋，甚至粗陋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不在于她的外貌如何，出生如何。她的强韧，她的博大，她的坚毅，她的沧桑，甚至她的简朴与粗陋，都是她的品格。而历数百年，傲然人世，历经烟火燎淬，孕育出那些或粗或精的陶器生命。可是，为何在这个驳杂的村落中静卧着，除了那块牌子显示着它的身份外，是并不显眼的。我曾经看过几张过去龙窑照片，周围是一些空旷田地，龙窑的形象突出，世事沧桑，而今在密集的村落街道中，却几近被周围的拥挤所遮蔽，粗朴简陋之中，平生几分孤独与无奈。
王必胜：生态美文之魂
生态文学已成为一道别样风景。尽管其确切定义有多解，比如，它始自何时，其内涵如何，是人言言殊的。生态与文学的关联何在？生态文学的基本要素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志于此的人们所关心的。
时下，生态文学是一个闪光点。当一个社会自觉地以自然为友，自然生态的发展变化就会直接影响社会的进程。特别是人们面临着生态自然的好坏，环境条件的优劣时，会对如何拉高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如何与GDP同步发展等有新的期待与新的诉求，于是，文学自然而然地就会把生态发展水平纳入自己的视野。文学为生态建设，为环境保护，为自然可持续发展，张开了想象的翅膀。纵观全球，生态文学渐渐受到重视，已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关注点。
生态文学，其实是大自然文学，是书写人们在生态建设和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状态、心情感受。生态文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生态环境成为书写的对象，山水田园，风花雪月，自然生灵，皆成文章，铸成大雅。“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春来江水绿如蓝，谁不忆江南？”是自然的吟唱，是生活的感怀，是风光的唯美颂歌。二是忧思于自然世界的恶化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所谓寻找“诗意地栖居”，所谓环境优化型的社会“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如何成为现实的一道难题。讴歌自然生灵，书写人们乐山乐水，忧思于大自然生态发展利用中，在诸多人为的因素下，风光不再，风华黯然。于是，就有了不少文人笔下，生态自然成为一时的主角，书写高山大漠、森林河流的治理保护也为一时之盛。社会呼唤文学的多样化，而生态文学的出现，更让文学的多样成为可能，有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正因为生态文学的界定莫衷一是，生态文学的历史状态和文本样式也相应地的难以归类，难定一尊。但是，对于优美的自然，倾情地讴歌，从中提炼出醇厚的诗味，纯美的文意，是一切类似的文学经典化的表达。如果宽泛地理解的话，生态文学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东晋时期的山水诗巨将谢灵运的山水诗，其清新的韵致，其闲适的意境，其婉约的意象，给人一种心闲气自华，有牧歌般的轻快情味，从中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恬淡，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亲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成为千古绝句。大约相同时期的陶潜老先生，以采菊东篱的闲情逸致，唱出了自然与人生的高致情味，其意象与境界，是自然生态的优美写照。他们或许是中国古典生态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美国的梭罗，瓦尔登湖旁的轻唱微吟，远离尘嚣，以自然为伴，以沉静自修的禅心，把文学的功利与社会的负累置之脑后，人生的旷达与疏放，成为作品透视出来的精神光点。还有，俄罗斯的普列什文，是一个大自然的歌者。他的《林中水滴》《大自然的日历》《大自然的眼睛》，细腻描写了大自然世界中生命的平凡与灵动、坚韧与高洁。高尔基评价说：“他的心灵与土地、森林、河流，结合得如此完美，在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从未见过。”帕乌斯托夫斯基评价道：“普里什文仿佛就是俄罗斯大自然的一种器官”，大到一片森林，小到一颗水滴，他都有熟悉而生动的书写。
所谓生态文学，其实是一种对大自然生动而沉静的书写，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精神舒缓的抒发，是一种充满了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的提纯。因此，作为生态文学的倡行者和实践者，我以为，主要是用一种亲和的态度，描绘出每个人心中的自然，以人性情怀书写每个人心中的自然风物。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应如是”；所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人文化的自然，是生态文学之魂。如同陶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自得的优雅，如同梭罗的心闲神定的自在，如同普列什文的笔下，那些自然生灵，有如亲人似地悠游于你的身边，牵手于你的衣袖，或者，你以“亲人般的关注”，将自然“艺术化的方式，打动人心”。当然，还有，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家，也要像普里什文一样做生态和环保主义的捍卫者，贯穿在身体力行中。
生态文学不仅是一种纯美的文学，她的厚重在于，既书写这个自然世界的优美和谐，丰姿神韵，也抒发人类对于大自然保护的一种责任。可见风物，也见人文，表达对于消失的风物和失落的生态文明的忧虑。也许，后者是当年陶潜、普列什文、梭罗们所没有想到或做到的，而凸现人文精神，为我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文学的书写，是生态文学行之高远的灵魂与精髓。
朱竞：”无趣”的王必胜
说的是《人民日报》的资深编审、评论家、散文家王必胜。
敢说王必胜是“无趣”的人，我早已做好被冠以“招惹是非”之名的准备。明知王必胜在全国的铁杆粉丝众多，远的不说，就近的如陈建功、高洪波、潘凯雄、贺绍俊、朱晖、李炳银等几位大将，谁给我一棒我都受不了，既然冒犯，就敢做敢当。
王必胜长着一张让人信得过的脸，湖北人却东北相，日常中的他总是那么谦和地笑着，一腔真诚毫无遗漏地写在脸上。用80年代的审美眼光来说，他长得儒雅、帅气、排场。用当下的审美眼光再看王必胜，他就成了“老土”“out”了（过时），在他身上一点“潮”味儿都找不到。朋友们闲聊时，王必胜略显些“嘴笨”和“木讷”，跟京成名嘴朱晖比那是天地之别。如韩少功在给王必胜的一封信中说，“对你木讷之下深藏着的明敏和幽默有深刻的印象”。
可一论文学，他侃侃而谈句斟字酌，大理论一套一套。写评论、散文、随笔更是行家里手，篇篇精彩。他喜欢用短句子，三五字一句，七八行一段，如：“文学者，惶惶然，灿灿然，虽也不乏恨铁之憾。回顾与展望，也让人欣慰。文学之路，风雨兼程三十年，文学园地，莺飞草长，万紫千红。”他文章的语句，精致，读着让人舒服。著名作家何建明这样说：“文学评论家王必胜的散文随笔，以特有的机趣和情致，感知大千世界，参悟文学人生。其笔触灵动多姿，理性与性情互见。”
王必胜随和的性格让朋友们有时感到心疼，不管多忙，只要朋友有事他很少拒绝，大事小情他都会抽时间前往。他不胜酒力，却不落下众多酒场。尽管他是“无趣”的人，几十年来朋友们开会、旅游、聚餐、喝酒等事，都会叫上他。每遇在外开会组织文化考察时，看这面前的名山大川风景如画的景致时，他竟然没感觉也没兴趣，大多时都是头不抬、眼半睁地像是要去抢银行的样子，匆忙向前走，找一空地抽烟去了。再有，遇到朋友讲的好玩笑话时，别人都笑得前仰后合，他却面无表情，无动于衷。他跟朋友打牌，也不像其他人那样瞎吆喝瞎起哄，他会不声不响地一张一张地把牌扔完。朋友都说他是有大智慧、大境界的人，不屑于“一地鸡毛”的小事。
然而，王必胜的“趣”，是在机趣和情致上。他认为无趣的东西，是可以“木讷”对之。但他把过往的人情事故，一件件地记在心中。他用“木讷”之下深藏着的真情，默默地爱着朋友们，默默地帮助他们，他以真情换友情，他的为人方式是平淡而低调。因此他才结交了这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王必胜的“无趣”和“木讷”，其中透着太多的情趣和智慧。
最让我感动和心痛的是读王必胜散文《病后日记》，这其中记录了几年前他那场大病的过程，当时文学圈的数十位朋友围在他身边一月之久。王必胜病倒那天，刚好在中国作家协会开会，包括陈建功在内的文坛名家们为一位评论家朋友忙碌的形象，像纪实电影一样写在了《病后日记》中。王必胜用幽默风趣的叙述记下了那段经历，今天读来，既亲切又后怕。正如王必胜说的，“翻看当时的零星日记，往事不堪回首，但又想起那浓浓的友情，那些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关爱的朋友们。情动于衷，感成于言。点滴残片，流水账单，难报涌泉之恩”。这篇让人读着流泪的散文发表在《芳草》杂志上，2009年时它获得了《芳草》第二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恰好那届我是女评委之一，我有缘为《病后日记》投上一票。
王必胜虽然“无趣”，却是极其有心之人。他作为《人民日报》资深编审，几十年来，他有机会接触国内大师级的泰斗名流及名声显赫的热点人物，当然，他更关注来自于乡土之间的无名之辈。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他新近出版的《东鳞西爪集》这本书中，记录了他多年来与作家学者交往的有趣故事和书信。《东鳞西爪集》写的是“人情”、“文事”、“景观”、“书品”，流淌于字里行间的，是作家真性情的抒发，是与读者与朋友心对心的交流。他在“人情篇”里有大量文坛往事的生动记述，在《读写他们》一文中记述了他与国内当红的中青年作家及一些老作家的密切通信，如朱苏进、何士光、方方、池莉、周大新、徐怀中、蒋子龙、汪曾祺、叶楠、陈建功、铁凝、梁晓声、刘恒、刘震云等。
王必胜自己写了很多优秀的散文作品，每年还与潘凯雄一起主编年度“中国最佳散文”和“中国最佳随笔”，这已成为经典的品牌。对散文创作王必胜是有深度研究的。他认为缺少人文精神的散文最容易成为一种四不像的文体，成为各种文学垃圾的袋子。过度散漫而随意的轻唱浅吟，或小题大做、无病呻吟，这些会导致散文创作的误区和读者的冷漠。王必胜对散文下了这样的定义：“散文是文学园林中一株奇花异树，如果把小说比做牡丹，雍容华贵；杂文比做玫瑰，瑰丽冷艳；诗歌如同月季，妖娆灵动；而散文就可视为桂花，不事张扬，多是暗香浮动，其气清雅，其味浓郁，其形高洁。而这盖源于其风骨与灵魂。”
回想起我与王必胜的相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那时找他除了约稿之外，更多的是为了让他帮忙买火车票。那年代在北京谁能买到火车票，谁就算有能耐的人物。而当时《人民日报》社的大门我是进不去的，每次王必胜要从里边的大楼走出约一站地的路来给我送票。
那个时代，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转眼20年匆匆走过，仿佛在昨日。王必胜今年9月也将迎来耳顺之年。愿他继续“无趣”和“木讷”下去。
王宗仁：青藏写意
谷 露 缩在羌塘草原深处的牧村。
我找到它已经是次日的清晨，穿过了一个漫长的夜的隧道。时光倒流50年，我们在追击一股逃匪的路上，巧遇一位藏妇在战壕里诞生了她的女婴。重温往事，更多的是对母亲的一种由衷敬意。
如今，“谷露”这两个字依然留在地图上，可是当年的模样已经荡然消失。藏楼代替了牦牛帐篷，遍地是亮亮的太阳以及温室地膜上反射的莹光。藏地盛开着那么多温暖的容颜！
一只小鸟衔着阳光从眼前飞过，我禁不住有些摇晃。远处的草滩上，有一群蠕动的羊，还有发辫上插着野花的牧羊女。她肯定不是那个出生在战壕里的婴儿，我却出奇地想到那是那个婴儿的女儿……
在羌塘草原找一个人很不容易，找50年前的一个陌生人更不容易。我最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战壕，从那里扬起的枪声把整个西藏的山水洗得透明清亮。
枪声早已消失，藏妇的故事也载入历史。战壕则成为谷露不朽的标记，一直贴在羌塘草原最醒目的位置。
吹鹰笛的女孩 可可西里的黄昏，终于在夹着漫天雪粒的晚风里，蹑手蹑脚地走远了。夜幕悄悄地罩在了月亮湖畔。
一只归巢小鸟抖动着翅膀顺风而飞，比山脊还低矮。天空仿佛是巨大的笼子，鸟挣脱不出，落脚于帐篷上。
帐篷里的牛粪火在夜风里低声咳着。
听，路口索玛的鹰笛声捞起了湖里银盘似的满月。笛孔中飞出随意云彩，落在地上成了长虹。笛孔中溢满铿锵水波，流进草滩就是一条小河。笛声响起的中间，下起了雪。
雪比虹美，雪比河长。
月亮慢慢踮起脚尖听笛。
一伙陌生人问路：“小阿妹，去月亮湖的路怎么走？”
索玛打量问路人，身背杈子枪，手持绳索。她马上想到了盗猎者，又想到了月亮湖是藏羚羊的宿栖地。
机灵的索玛指指右边山坡上的哨所：“那就是月亮湖的守门人！”
陌生人远走，却无法高飞。
可可西里的夜静悄悄。
藏羚羊枕着月色而眠。
高悬的月亮像藏家姑娘的乳房，把荒原的夜喂养得如此肥大，嫩亮！
兵站窗台的花
在这荒原上，没人知道它的名字。
无须知道。
它亮在雪山上，像放在窗前的小灯，不是开放，而是燃烧。把一切娇气拒之门外。
只为兵而开。
喝着雪水，吃着冰碴。它没有自卑感。
当班长把舍不得吃的维生素喂它时，它猛地窜高一节，表示了感谢。
兵们就是用如此简单的方法，把美和美的态度种在了雪山上。
它很有情。每在兵缺氧卧床时，它低下头悄悄忧伤。
有时还张开花唇，不是讨要，而是有话要说——
这天，班长的女朋友专程上山把它探望。那花陡然间变成一只小船。它要载着姑娘和班长出门，远航。
班长有言在先：“慢点，我有条件，我们可以走到天涯海角，但是还得回到雪山……”
唐古拉山夜灯 我翻过唐古拉山，前头的路断了。
夜色渐浓，渐宽。回头望，山顶歇着的那个黑点是鹰吗？它像漆黑得发亮的一颗汉字，在无边的黑夜，静立不动。它的翅膀被夜藏起，还是那只遨飞的鹰吗？
藏北的夜，空寂，无人。我睁大漆黑的双眼，寻找光源。
远方的远处有一粒亮光，把暗夜撞疼。我朝它走去，它离我越来越近。
放大的美丽。
我知道那是兵站的夜灯，专为四野的夜行人亮着的夜灯。
冬夜已闭上眼睛，它亮着！
那个兵站在山顶很高很高的岔口。
屋檐的高度可以摘取星星。
灯光像天上的星星，兵站的星星。
我想，城里的楼房再高也超越不过这盏夜灯的灯焰的。
寒冷的冬夜，藏北也可以描绘出花朵。
我朝着灯光走去。今夜，我是兵站迟到的投宿者。明早，我肯定是它的早起人。
在这广袤的藏北荒漠上，我心满意足地只收走这小小的却温暖千万人灵魂的灯光……
想起六十年代格尔木某年某月的某个傍晚
那场风沙快马加鞭绕过昆仑山，来到在地图上刚刚站住脚跟的格尔木。风沙很猛且紧，也很浪漫，吹走了所有人的方向。
格尔木河被拦腰吹断。
那个黄昏显得那么漫长，接着的那个夜晚更是熬煎。
市中心那座最高的烟囱应着风沙倒下的那一刻，街上的行人都乱了脚跟。
有人失去控制顺风跑着。
有人双手抱头逆风而行。
有一个拾荒老人跑着去追一只纸袋。
也有人不改变姿势迈着大步急急赶路，那是执勤归来的一队士兵。
望柳庄在闪电中猛地一亮，又暗了下去。“嘎巴”一声，很脆。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难忘的一个声音。
慕生忠将军当年栽下的那棵柳树侧身倒下，却没有断裂。同时，一辆走过的汽车栽进路边的深坑。
就在这瞬间，我孕育了一个诗的意境：这诗与风沙无关。我只想说，倒下的将军柳仍然是一棵站立的树。不少茁壮都预示着死亡，它呢，无根无叶地躺着依然活着！
山顶上的卓玛
她站在山上，还没有山高；走下山，才可以看出她高出山两指。年年365天，她难得走出山里一步。
山里的女人，路就盘在地灶旁。不知道寒冷的太阳，在天街上走得匆忙，又匆忙。
在大雪和暴风交加的山上，她等候一个给她遮风挡雨的远方人——外出打工的男人。她用饱满的目光轻扣着冻结的草原。
风吹过，她问风：“你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
鸟飞过，她问鸟：“雪莲花开了他能不能回家？”
可是，风吹干了挂在帐篷里的牛肉串，男人没有音讯。鸟儿衔秃了草原上的格桑花，他还没回转。
她依旧站在山上等候。她只知道身边漫长的日子难熬，并不晓得外面的世界不属于她。
就知道等待，她什么也不说。
这一天，她看到有一片叶子从枝间掉下来，很像流泪的雪片。她掏出手绢擦着眼角的泪花，轻声说：“老啦，由不得自己了！”
王宗仁：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我一时真的很难把眼前的庄少丽与她在作品里写的那个她自己联系起来。16年后的少丽，经过练兵场站军姿、抗眩操、军体拳、匕首操……磨砺、淬火，生铁已经冶锻成钢。
《一抹红》是庄少丽创作的一部真实纪录自己16年军旅生涯的散文集。求真、求善、求美，是她写散文的基调。10多年的时间，在她的人生长河里也许只是不太长的瞬间，但是毕竟有过潮来潮去的纷乱雨季。回眸身后来路上留下的脚印，或深深浅浅，或歪歪斜斜，都毫不走样也无保留地被她记录了下来：18岁少女的梦幻花季、初进军营的快乐与酸楚、女士官心潮澎湃的铿锵脚步、3载军校生活中扬帆远航的志向、女军官走进男兵连的迷人风采和永生珍藏在心底的纯真情爱……这些看似平凡实则孕育着一个年轻女兵追求梦想的阅历，成就了她的文学世界。
少丽是个有心人，她善于观察，在平凡和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美，品味出了人生的哲理，倾听到了智慧的回声。她在《美丽的起点》这篇散文里写道：站军姿使我“笔直挺拔的军人形象逐渐形成。每当我遇到困难而一筹莫展或彷徨退缩时，就会想起第一次站军姿时班长那坚毅的目光，那目光仿佛一直在注视着我，引领着我踏实地走好军旅人生的每一步”；我读了《女兵下连队的苦乐年华》得知，炊事兵、话务兵、机务兵和报务兵的经历，使少丽“不再柔弱，拥有了军人特有的坚强”。
细节，即细枝末节。细节是作品的“肉”，没有肉骨架再大也是不会有力量的。庄少丽在生活中注意捕捉细节，在散文写作时恰到好处地运用细节。《军校女步兵》中那个小闹钟让人过目不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刚入校的女学员，每晚睡觉时总是不踏实，生怕次日起床或者紧急集合时误了正点，于是每个人都拿出自己备好的小闹钟定好时间。次日差不多起床号快响时，小闹钟便一个接一个地叫了起来，满屋都是小闹钟欢乐的催叫声。小闹钟把军校生活闹得紧张活泼且有趣。这或许就是细节的力量，也是庄少丽散文细腻、生动的具体表现。
庄少丽总是把自己的文学之根扎在基层，从跳荡着时代脉搏的广大官兵中汲取创作资源。基层官兵是部队英雄业绩的创造者，也是英雄主义精神的传承者。对一个有出息的作家而言，基层既是一块洼地，又是一座高地。说洼地，因为那里是隐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资源宝库；说高地，因为它是构建精神大厦的源头。作家要写出真正的不负时代的好作品，必须以充沛的真情、强烈的责任感投入到生活第一线去，学习、探索、创新。庄少丽长期坚持在基层磨炼自己、充实自己，要做一个有根的、接地气的作家，用她的话说：“带着感动，我将继续前行，永在路上。”
是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王宗仁：阳光下拐杖也能发芽
我听到这个故事，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取道日喀则到亚东边防连采访的行车路上。那天清晨，曙色初爆，喜马拉雅山之巅的皑皑积雪被霞光染得像红鲤鱼般饱满，于是，车窗玻璃上便聚集着这样一群嬉闹的红鱼。公路两侧的地上也满是一簇簇跳动的火焰，一派雪里透红的壮美诗意！红日逐渐升高，把自己的体温留给了青藏高原。司机小马触景生情地和我说，每次看到珠峰的日出，就会想起一位藏族老阿爸苦恋阳光的酸楚故事——红日普照众生，可是在大山与外界、古老与现实之间游离的某些角落，总会有些人和再简单不过的理想，存在着令人隐隐发痛的距离……
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个不足10户人家的藏村，遥远，闭塞，根子是穷。几排简陋的藏式民房，沉默无助地塌卧在沟底的一块草坡上。挂在屋顶的经幡并不在意有多少人朝圣，只是在一点一点地消瘦着。刀劈一般直陡陡的崖壁紧凑地夹裹着村子，半崖的石缝间偶尔会有一两棵长不大的矮松提着蝙蝠似的双脚，冷冷地兀立着。远处的山泉悠悠而来，汇聚成一条细细的清澈见底的小溪，穿村而过。站在沟底仰望，天是一条线，白云压山低。村里很少有日晒，只有日行中天，太阳才十分吝啬地给沟底洒下几点冷冷的阳光。日照时间又极短，仿佛只是一晃而过。村民们盼阳光盼得心切，他们好像总能听见太阳在说话，但就是看不见。四季的脚步总以落雪相伴，雪花几乎是天上飘飞的流云；夏日的温热还没有照到沟底的屋檐下，山畔的小草转眼就被雪覆盖，时令已成了冬。从沟底攀到塬上，也就二里地吧，其实并不算长，问题是那路弯弯曲曲，像麻花拧在崖畔上，窄而陡，步步走险。村人出一次沟所经受的提心吊胆能让人疼痛上好些天。多数牧人只得在沟里窝着，没法出门——爷爷奶奶都这样窝着，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也都这样窝着。他们说，这都是命呀！四周的枯草已被牛羊啃光了，只能苦苦等待明年春天再次发芽。反正有一把青稞就能填饱肚子，有一堆地火烤着就能取暖。日子怎么还不是熬！
沟底村的牧民祖祖辈辈都在心里承受着一座沉重的雪山和一条深沟的双重傲视，他们心中的隐痛，只有当大山的积雪融化了，才能稍稍消退。村子原来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大家送给它一个表达心愿的村名：盼日庄。看到阳光成了村里村外人揪心的愿望。
住在沟底最深处的顿珠老阿爸尤其心烦意乱。老人70出头，他从娘胎出世就落了个跛腿，行动离不开拐杖。老人经常半跪在屋前的玛尼堆前，捋着一大把蓬满唇口的白胡须自言自语：“苍天大老爷，睁开眼睛看看我老汉这胡子吧，是不是因为见不着太阳才这么疯长疯白！”说着他松开攥着的胡须，任其散布胸前。之后，老人从跪着的十字路口站起，给玛尼堆又添上了一枚小小的石子。他希望玛尼堆快快变得高些，好让他能站在上面瞅到太阳。
阳光照进盼日庄，是在10年前的那个春天，崖畔的邦绵花闪出红艳艳花瓣的日子。一队金珠玛米赶着牦牛驮着帐篷在沟底建起了兵站，他们是修路的解放军战士。那条进沟出沟的百年老路，眼瞅着就有了三变：弯变直、窄变宽、陡变缓。冰川暖暖地消融，沟底村转瞬就天宽地阔。通路的那天，自然是顿珠老人新生的日子，一辆军用吉普车早早地就等候在老人的屋前，他走了出来——真的，他甩掉了拐杖，是走出来的！两个金珠玛米搀扶着他稳稳当当地来到汽车前，老人并没有马上登车，却弯腰从玛尼堆上拔起一棵小草，说：“明天，不，我希望就在今天，这棵陪了我大半辈子的小草，能长成一棵树！”战士马上安慰他说：“老阿爸，你放心，有了太阳，还愁沙子长不成石头！”老人就爱听这样的话，听着心里熨帖！据说，那天老阿爸坐着汽车上沟后在大路上开心舒爽地兜了好几圈。又过了一些日子，他坐着金珠玛米的汽车，还到了一趟日喀则。老人的兴致浓着哩，他说还想逛拉萨城，若是条件允许，甚至要上北京呢！一位终日难见阳光的瘸腿老人终于走进了春天！
两年后，我在日喀则办完事专程去盼日庄探望顿珠老人，不料他已在半年前因病离开了人世。在老人屋前，我看到了那根拐杖，一半埋进了土里。村民告诉我，拐杖没有枯萎，大家都在等待着它发芽！
周养俊：拜访王宗仁
早春的一个晚上，北京的风很大，吹得路旁树枝呜呜作响。
参加完一个会议的预备会后，我匆匆赶往王宗仁老师的住处。
王宗仁的居所距离会场不是很远，但由于路况不熟，赶到王宗仁家里的时候，已是夜里10点多了。
几乎是我准备按门铃的同时，王宗仁把门打开了。
有好多话想说，有好多问题要问，我却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话题最终还是西藏。
王宗仁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第一次读他的作品，就是那篇著名的《藏羚羊的跪拜》。字里行间充满着悲悯的情怀、汹涌的情感，如语言的棍子，以直击人心的力量，深深打动了我。从那一刻起，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并且一直默默地关注他，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在青藏线上成长起来的作家。
上世纪50年代，王宗仁离开家乡到西藏当了汽车兵，在雪域高原上整整待了7年。在西藏，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上，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王宗仁穿着满是油污的破军袄，驾驶着德国二战时的大卡车，渴了吃一口雪，饿了啃一口冰硬的馒头，困了歪在硬椅子上睡一觉，一个月也难洗上一次热水澡……早晨，他走出屋子冒着极度严寒去烤汽车。行车的晚上，为了保证车不熄火他不敢休息，趟冰卧雪去挖红柳根，寻找柴火来烤车，腿脚冻僵了，手也肿成了馒头。在这块“生命的禁区”里，他就是这样工作、生活着。在这里，他还多次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离他而去，把火热的青春、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里。
西藏雄伟的大山，西藏的冰湖蓝天，西藏的荒凉神秘，西藏神奇的、自然的、悲壮的美，特别是西藏那些可亲可敬可爱的人，给王宗仁留下了不能忘怀的记忆，同时也给了王宗仁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西藏，锻造了王宗仁的精神世界，洗涤了王宗仁的思想魂灵，打磨了王宗仁的意志和毅力，培养了王宗仁高尚的情操和境界。也许就是这一切，王宗仁写下无数震撼人心、脍炙人口的美文，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藏地兵书》即是他的代表之作。
西藏使王宗仁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王宗仁也对西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以至多少年魂牵梦绕。后来，他被调到总后勤部当新闻干事，再后来他担任了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成了一名知名作家。多年了，不管职位升迁，不管环境如何变化，甚至到他光荣退休，王宗仁始终心系西藏，上百次地走进西藏采访。王宗仁今年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可是他依然坚持每年自费进西藏深入生活。
谈及西藏和有关西藏题材的创作，王宗仁声调始终是沉稳的，眼睛却越来越亮。
望着王宗仁沧桑的面庞，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近几年，我曾有两次出差去西藏的机会，最后都因担心高血压病而未能成行。王宗仁听后淡然一笑，说：“可以去，没有事儿的。也许是习惯了，我现在每年都要去一次西藏，不去身体反倒感觉不舒服。”说到这里，王宗仁走进书房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藏地兵书》，然后在书的扉页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也就是这个间隙，我参观了王宗仁老师的书房。王宗仁有一东一西两间书房，这书房既是他藏书的地方，也是写作的地方。这些书有古代的，有现代的，有外国的名著，也有国内一些普通作家的，有别人的，更有他自己的。从1955年在《陕西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陈书记回家》，迄今已出版散文诗、散文、报告文学文集31部，不少作品荣获国家级大奖，一些散文还编进了中小学生课本。
看着书柜里陈列的书，写字台上摆的书，地上堆积的书，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王宗仁告诉我，他每天上午在东边书房看书写作，中午休息起床后就移到西边书房读书写作，早晨迎着太阳工作，下午看着落日收笔。一年四季，天天如此，除非开会和外出采风。当然，也有上街转悠的时候。王宗仁还有收藏的爱好，他把新中国成立后的邮票几乎收齐了，同时他还喜欢收藏酒瓶和香烟盒等。为了收齐邮票，他每到一地都会挤出时间上邮市，寻找他没有的那些邮票。
王宗仁是智慧的，也是勤奋的，他几乎每天都在读书写作，都在思考着创作的事情。他把自己交给了文学，他把生命交给了西藏。
我依依不舍地与王老师握手道别。
风依然在吹，天气格外冷，街上的行人更少了，我走了很远，又回过头来，向王宗仁住的地方，行了一个长长的注目礼。
王巨才：沉重的负债
春节到了，对母亲的追念如期而至，寻寻觅觅，无计排遣。
我是在还没到满月的时候，由养母从生母怀里抱走的。此后我一直把养母叫母亲，把生母叫阿姨。
养父母成家十多年，生过的孩子都没活。他们焦急万分，担心自己命里就没带来儿女，到处求神算卦，延医问药。我出生不久，母亲刚生的一个孩子又夭折了。她捶胸顿足，如疯如魔，成天痛哭流涕，加之奶水正旺，胀痛得难受，就到乡下找她的亲姐姐哭诉命运的凄苦。进门见到襁褓中的我，一把抱过来，解开衣襟就把奶头往我嘴里塞。据说那时我吮吸着母亲充足的乳汁，像一匹小狼，兴奋得咯咯直叫，嘴巴急不可耐地把奶水顶得满脖子满脸。那贪婪蠢笨的样子，让母亲顿觉通身舒坦，脸上漾开少有的笑容。临走时她央求姐姐，让孩子跟我吃几天奶吧，没等回话，便不容分说地把我抱回城里。
30多年后，阿姨说，当时见她脸色蜡黄，做姐姐的能不心疼？说是抱几天，谁知就抚育上身，再也要不回来了。阿姨连我先后生了5个男孩。我问，您那么多“光葫芦”，光景又苦焦，有什么舍不得的。她怯怯地笑笑说，你哪里懂得，都是心上的肉，越生越亲，哪有多余的。
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家庭来说，膝下荒凉真算是天大的事了。抱养人家的，一辈子总提心吊胆，生怕长大后不挨身。母亲脾气不好，人厉害，故而邻里邻居知道根底的都小心翼翼，从不敢提及。
我被抱走后，轮到阿姨疯魔了，白天晚上心神不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次借故进城，都被母亲挡到门外。阿姨性情慈蔼，人长得俊俏，针线活又好，出嫁后跟姨父享过几年福。胡宗南进攻时，姨父开的商号被洗劫一空，全家沦落到乡下，靠种地、养猪、推磨卖油为生。我外爷去世早，母亲是阿姨拉扯大的，从小好强，动不动使性子，阿姨总也忍让着几分。那些日子阿姨心慌得不行，就打发我的两个哥哥天黑进城，到墙外偷听，看我晚上会不会哭闹，睡觉安稳不安稳，有没有感冒咳嗽，闹肚子拉稀。我家院子大，巷子里听不清，哥哥们得爬到墙头才能探听清楚，而母亲见有响动，就知道来的是谁，每次都朝窗外恶声恶气一通喝骂，让他们铩羽而回。
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生的孩子终于成活了，且接二连三，一生就是5个，直到不堪劳累，不愿再生。周围的人说，这全凭人家王乡长(我父亲是不脱产的城关乡乡长)为人老实厚道，又几次给先人迁坟，把风水占好了。这自是无稽之谈，但父亲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因此，逢年过节，带领我们上坟祭祖，就成了他生活中须臾不可马虎的头等要事，终其一生，未曾耽搁，直到去世的头年春节，还以病弱之躯，要我们搀扶着涉水爬山，去烧了最后一炉香，祈祷先人保佑子孙平安，瓜瓞绵延。
对风水之说，阿姨一家并不反对，但他们更多地认为是因为抱养了我，才给家里带去了好运，带出那一连串子女。据我体察，父亲对此也是深以为然的。因而在兄弟姐妹中，对我总是格外呵护，言谈举止，甚至能觉出某种感恩的意味。母亲一辈子争强好胜，她的能干与她的坏脾气一样有名。遇到不顺心的事，也常拿我们的某些过错撒气，稍加反抗，更会惹得火冒三丈。这对弟妹们也就罢了，若是对我过分，父亲便会出面干涉，甚至会由此引发一场“战争”。有次争吵中父亲一句“人不能坏良心”，惹得母亲号啕大哭，躺在炕上好几天，摆出一副“这光景没法过了”的样子。
母亲对这句话如此敏感，是因为这正触到了她的心病。母亲很爱面子，很看重社会评价。邻里们说，她脾气不好，但做事精明，心肠很软，给她三句好话，就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吃。尽管家里日子紧巴，见到讨吃要饭的，从没让人家空手离开过。父亲的老家在乡下，庄里的人进城赶集，顺便带把苦菜野蒜来，四婶子四奶奶地叫几声，就非得留人家吃饭，哪怕是向邻居借两碗面，也要做一顿像样的待客吃食。自生下5个弟妹后，她很留心别人的看法，生怕说她厚此薄彼，三等两样。在我们那地方，对一个女人若有这样的微词，便等于“一票否决”，等于说这人品性坏到极点。母亲那次的过激反应，正是怕那句话被别人听见，有损名声，同时也给全家一个下马威：自今往后，不论何种情况，谁都不能碰这个雷。
与母亲同样害有心病的，是阿姨。家里添丁加口以后，阿姨来得勤了，说是来做针线，帮锅灶，实际在察言观色，看我受不受气。一天，母亲上街买肉，阿姨把我妹妹抱在膝上，一边给梳头，一边爱怜地说，阿姨生了那么多小子，就缺个闺女，难怪你妈金贵你，打扮得这么整齐。旋又看我一眼，说看看你大哥，头发那么长了，像个野人，也不去理一理，袖口磨破了，也不提醒你妈缝一缝……谁知这话正好全被街门外的母亲听到了，她品出了其中的醋意，遂将大门哐啷一把推开，怒气冲冲进来说，姐姐你要不放心，干脆领回去算了，省的你老是防贼一样提防我。阿姨自知失言，连忙赔不是，说，我不就唠叨两句，哪有责怪的意思，便借口家里牲口没人喂，眼泪汪汪地走了。母亲拦不住，赌气说，肉都买了，你要走，以后就别来。阿姨径自嘟囔说，不来就不来，但你可要把心放平；我原是为你好，现在反倒成罪人了。阿姨走时委屈的样子，看着真是可怜，让我难受了好几天。
不来哪可能呢？毕竟是亲姊妹。遇有小病小灾，急事难事，相互跑得比谁都欢。那年母亲攒够了钱，动工修三孔窑洞，阿姨一家全来帮工，烧火做饭，挑土背砖，挖地基垒院墙，4个月下来，硬是耽搁了一茬庄稼。但眼看我家日子越过越红火，都打心眼里高兴，干得既卖力、又兴奋，像自家办喜事一样，满脸光彩。
平心而论，母亲并不像阿姨担心的那样。她虽然相信韩非子那句“慈母有败子”的浑话，对我近乎苛刻，但生活上一直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的。小时我身体弱，不好好吃饭，她十分熬煎，为此想尽了法子。医生说鸡蛋营养好，就专门喂了一窝鸡，每天早晨上学前，一碗加了红糖的开水冲鸡蛋，非得看着我喝下去不可，多年如一日，从没间断。即便这样，我仍是小病不断，动不动感冒。而一旦生病，她就方寸大乱，又是请巫婆祛邪送鬼，又是跑医院求医买药，整夜整夜地守在身旁不合一眼。母亲说过，每次放学，只要老远望见我皱着个眉头，她心里就直打哆嗦。这句话，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上学爱去书店，爱订报刊，开口要钱，母亲从不为难。至于衣服鞋袜，新的旧的，单的棉的，全是她按最时新的式样剪裁缝制的，比裁缝铺做的一点不差，同学都很羡慕。母亲的针线手艺和阿姨一样，在瓦窑堡很有名气，凡是像样人家，娶亲嫁女，都得请她们出马。
阿姨和母亲，这两个原本相互体恤、相濡以沫的骨肉至亲因我而产生的复杂微妙、纠结不清的恩恩怨怨，直到我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以后，才如同春打河开，风吹云散，自然化解。
大学毕业回到延安时，从部队复员的二哥已担任部局级领导，他把全家户口转过来，一家人总算团聚。但生活相当困难，老老少少八九口子，就靠他40多块钱工资。我和妻子大学毕业，工资加起来也不到100元，加之孩子放在子长老家，每月得捎钱回去，也没能力接济他们。有时去二哥家，掏出十块八块的给阿姨，她都坚决不要，推来让去，怎么都塞不到手里，说我有你二哥呢，不要你操心，有点零钱别乱花，捎回子长，你爸你妈养活一大家子不容易，要好好心疼他们，人不能没良心。二哥的同事从乡下捎来土豆南瓜萝卜，一时吃不了的，她都要用布袋装好，等在公路边托认识的司机捎给子长。母亲因家里拖累大，身体后来也不好，很少来延安，每次我们回去，提起阿姨，她都眼泪婆娑，说那么大年纪了，看了大的，还要看小的，受了一辈子罪，没享一天福。走时，总要取出早就备好的一两块的确良或卡其布衣料，让捎给她的老姐姐，说她爱好，我做的她看不上。母亲晚年，把二嫂叫来，当着我们兄弟姐妹的面，取出平生积攒的几十块银元，每人分给一份，给二嫂的那份，又比我们多了一些。母亲说，你二哥二嫂心忠，对你阿姨孝顺，我心里常记着的。
孩子们常问我，姥姨和奶奶，你究竟看着谁亲，这让我每 次都窘迫语塞。我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知道，这两位境遇不同、性情各异的女性，几十年来牵肠挂肚，担惊受怕，为生我养我、拊我畜我、顾我复我竟日操劳，夙夜忧叹，可谓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流不完的泪水，以至每一想起，都让我感到一种永远无法偿还的精神欠债，一种永远报答不完的情感重荷。如果说，这样的歉疚感每个人都有，那么我自己则因为她们之间曾经有过的猜度、怨望而更觉加倍的深刻、加倍的沉重。我有时感叹，我这个人真是罪孽深重得很，孩子们不理解，笑我是故作深沉，为赋新诗强说愁，也难怪他们。
现在我的两个母亲和两个父亲都已先后离世。我常能梦见她们。一次，阿姨托人捎话说，如手头宽松，就寄点钱来。这让我大惑不解，一个多么谦和自尊的人，会有这样的话吗？妻子说，你不是经常念念叨叨，说阿姨生前没花过你一分钱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呗。又一次，母亲嗔怪我抽烟太多，说从小身体那么个样子，还不赶快戒了，你究竟要让人操心到什么时候才行！
醒来，眼角仍留着潮乎乎的泪渍。
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人世间最令人伤怀的追悔，注定将伴随终老。我现在能做的，只是每年春节前后，都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去相距不远的两处祖坟，给他们献上同样等份的奠礼，同样虔诚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