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毛泽建:为有牺牲多壮志

七、毛泽建:为有牺牲多壮志

七、毛泽建:为有牺牲多壮志

1928年夏天,毛泽建和丈夫陈芬领导的游击队在陷入敌人重围下突围时,双双身负重伤,先后被捕。此时的毛泽建已身怀有孕。夫妻二人的的双手被敌人反绑起来。陈芬最后一次深情地望着妻子毛泽建,唱起了《国际歌》,因身负重伤,歌声断断续续,毛泽建便接着唱下去……

1、秋菊傲霜

“毛氏六杰”中,最早牺牲了生命和家庭的,是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

毛泽建,又名毛达湘、毛日曦。1905年10月生于韶山冲东茅塘毛蔚生家,离毛泽东故居上屋场也就四里地。因为毛泽建出生的时候正是深秋,菊花盛开,父母就给她取了个乳名叫菊妹子。

菊妹子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是毛祖人。毛泽建的祖父毛思农(字德臣)和毛泽东的祖父毛思普(字翼臣)是兄弟。她家这一脉,到了祖父辈家境渐渐贫寒,特别是她的父亲毛蔚生,很早就靠给人帮工为生,因生活贫困,劳累过度,年轻时就得了肺病,经常咯血。母亲陈氏,勤劳俭朴、曾患“火眼病”,双目只有三、四分光。菊妹子一生下来就泡在苦水里,四五岁上山砍柴,寒冬腊月还得跟着母亲外出讨米。1911年,韶山大旱,毛蔚生家里困难重重,无法过活,毛泽东父母便把毛泽建接到上屋场,作为过继女儿收养。

菊妹子从小性格坚强。刚到上屋场没多久,有一天,她一个人在家,不料来了强盗,强盗问她贵重东西在哪儿,她拒不回答,直到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始终没有作声。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生过两个女儿均未成年,对菊妹子十分疼爱,三个哥哥也很喜欢她,她在上屋场过了7年比较遂心的生活。

毛泽东的父母去世后,刚满14岁的菊妹子只好从上屋场回到东茅塘那个破败的家。此时,她的母亲双目已完全失明,四个弟妹大的不到十岁,小的才一岁多一点,生活十分艰辛。万般作难之际,母亲听从一个姓肖的远房亲戚的劝说,把她送到韶山杨林乡肖家去,当了人家的童养媳。

菊妹子在肖家每天干着繁重的家务劳动,一家大小,里里外外的事情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尽管累得腰都伸不直,还经常收到婆母的责骂,甚至连饭也不给吃。一天,菊妹子在洗锅的时候,突然头昏眼花,额头撞到了锅沿上,撞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血流不止。婆母不仅不来救护,反压着她的头往热锅上烫,致使她满额受灼伤,晕倒过去。从此后,她的前额就留下了一块永远难以消失的伤疤。

1921年的春节,菊妹子获得了新生。毛泽东回到韶山,启发弟弟们舍家为国,离开韶山到长沙去干革命。毛泽东亲自把菊妹子接回家中,起名毛泽建,带到省城长沙。

据毛泽建的胞弟毛泽连回忆:

主席的父母相继去世后,泽建没人抚养了。那时,她已十四五岁,只好仍旧去讨饭。我老表肖南庭见了,便对我母亲讲:“这么大的妹子出去讨米太丑了。何不找个人嫁出去算了。”并说:“我可以帮忙,给她作个介绍。”同时问我母亲放不放心,我母亲说:“有你老表帮忙,我哪有不放心的!”泽建找的是他的本家,杨林一个姓肖的。肖家母亲去得早,只有一个父亲,还有几亩地,经老表牵线,讲成功了。

主席的母亲去长沙治病,带泽建一同去了,在长沙住了两个月。他母亲对主席说:“润之,你父亲兄弟四人,只有泽建一个女儿,你要把她当亲妹妹看。我不行了,只希望你们好!”主席说:“母亲,你放心,我一定把泽建当亲妹妹看。”

后来,主席到北京去了,泽建则回到了乡下,“嫁”到杨林肖家,当了童养媳。但她还多次到上屋场,希望能看到主席的来信。

没几个月,主席回来了。没见泽建,便来我家问我:“怎么不见泽建?”我母亲说:“你母亲死了,你叔叔也死了,没人抚养她,便把她嫁出去了。”主席听了说:“我要把她接回来。”后来,主席让一个叫毛希乔的农民去送信,叫泽建回来见他。泽建立即赶到上屋场。见了三哥,她非常高兴。主席说:“别做童养媳了,跟我去长沙读书。”泽建听了更是高兴,忙说:“哥哥到哪,我就到哪去。”主席让她把丈夫叫来,对他说:“我要带泽建去读书,你也一起去吧。”肖说要回家和父亲商量,他走后几天都没回来。主席等不急了,就带着泽建走了。

后来,肖家到我家来要人,说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还问我要了主席的地址,写信去要人。主席回信说:“泽建不会回来了,让肖家再找一个媳妇。”并托人给肖家带去一些钱,这事就算解决了。

就这样,泽建从那时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2、投身革命

1921年春节过后,毛泽东把毛泽建带到了长沙,先后送她在长沙城内的“建本”和“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由于她刻苦攻读,进步很快,由跟不上班到名列前茅。毛泽建从小就性格倔强,干什么就一定要干好,再加上她心灵手巧,刺绣成绩尤为突出。在崇实女子职业学校,毛泽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9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在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开办不久,毛泽建就来到这里,白天在自修大学补习,晚上到平民夜校听课,下课后返回清水塘住处还要看书学习到深夜。

一天,毛泽东把泽建和泽覃叫了去,要当面考考他们的成绩。毛泽覃调皮地说:“先看钝钉子的吧!”“钝钉子”,是爱开玩笑的毛泽覃替毛泽建取的绰号。毛泽建笑着答道:“我这颗钝钉子钝一点,只要下功夫,也是可以钉进木头的!”考完后,毛泽东写了一首诗称赞毛泽建的刻苦精神,其中有两句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毛泽建学完了五六年的课程。她除了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还主动为文化书社递送书籍和报刊,为在清水塘秘密召开的党的会议站岗放哨,帮助工会刻印传单,张贴标语等。在斗争中,她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23年春,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夏天,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不久,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上海。毛泽建也改名为毛达湘,在毛泽东的安排下,经夏明翰介绍,前往衡阳。

这年秋天,她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学生中的党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在三女师,毛泽建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以学习勤奋、生活简朴闻名全校。毛泽建平日喜爱阅读进步书刊,如《向导》周报、《新青年》和鲁迅的《内喊》等,同时鼓励同学也阅读这些书刊。她先后发起组织过“旅衡同学会”,“旅邵励进会”和“品学励进会”,利用这些学生中公开的群众性组织,经常跟同学讲政治,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和男子一样闹革命,做顶天立地的事业。她还经常组织同学上街宣传,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夫权,反对纳妾。在担任三女师党支部书记期间,毛泽建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要培养一名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她教育党员选择那些思想进步、家境贫苦、勤俭好学的同学做朋友,启发他们仇恨旧社会,激发其革命热情,及时吸收他们入党,壮大党的组织。毛泽建还规定党员每周要向支部汇报。湘江河畔的沙洲上,就是毛泽建组织党员学习和汇报工作的好地方。

毛泽建在衡阳三女师学习时,毛泽东十分关心她的学习和党的工作。他在赴粤途中,路过衡阳,曾到第三女子师范看望泽建,鼓励她努力学习,团结同学和进步力量,打击顽固派。毛泽建牢记三哥的话,学习十分用功,关心国事,积极投入党领导的各种政治活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毛泽建带领三女师的同学,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当时,衡阳商会会长宾步成是个一贯崇洋媚外的反动家伙,明目张胆地大卖日货,广大群众无不愤慨。根据党的指示,毛泽建深入发动群众,经过精心安排,组织了一批同学,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日货!”“打倒商会会长宾步成”的口号,冲进了其公馆,斗争了宾步成,焚烧了他店里堆积如山的日货。

当时的衡阳县县长陈其祥,为了镇压学生运动,无理逮捕了湘南学联的一个代表。面对反动势力的挑衅,湘南学联决定举行示威游行。毛泽建在三女师积极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她激动地对同学们说:明天示威游行,我们要冲进县衙门去,让陈其祥答应我们的要求,如果对抗,我们就把他饱打一顿。如果他们开枪,我们也要冲,把枪夺过来,决不能后退。第二天,毛泽建等率领本校及附近中小学的几千学生示威游行,并冲进了县府,勒令县长立即放人,吓得陈其祥逃跑了,后来他不得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释放了被无理抓走的学联代表。

3、志同道合的爱情绝唱

革命者的青春岁月,洋溢着奋斗的理想,也蕴藏了布尔什维克的罗曼蒂克。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毛泽建认识了省立第三中学学生、共产党员陈芬。

陈芬是湖南耒阳人,湘南学联负责人之一,我党的优秀干部。陈芬中学毕业后,一直在衡阳、衡山、耒阳、郴县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当时,毛泽建18岁,陈芬长她一岁。陈芬深深为毛泽建的革命热情所折服,因为共同的革命事业和理想,两人长期携手并肩为党工作,迸发出爱情的火花。1925年冬,二人在衡阳结婚。婚后,陈芬即被组织上派往郴县开展农民运动,毛泽建则留在三女师学习,同时担任湘南学联女生部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夏,驻守衡阳地区的唐生智部宣布加人叶挺独立团挺进湘南,大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毛泽建积极组织同学到街头、工厂和城郊讲演,演出文艺节目,热情宣传北伐战争的形势和伟大意义,动员各界群众支援北伐。

随后,毛泽建奉中共湘委指示,离开第三女子师范到衡阳、衡山开展农民运动,先后担任县的妇运委员,组织农民自卫军,成立女界联合会,开办农民夜校,斗争土豪劣绅,发动妇女放脚、闹祠堂,还在神皇山建立了党的组织,呼吁农民运动“好得很!”因此,神皇山农协被评为省和衡阳县的模范农协。

1927年1月下旬,毛泽建作为衡阳代表,到长沙参加了湖南第一次妇女大会。会议期间,毛泽建特别去请教毛泽东和杨开慧有关湖南运动的问题。毛泽东眼看着毛泽建日益坚定成熟,联想到6年前刚从韶山出来时畏畏缩缩的样子,喜悦在心。兄妹俩紧紧握手,尽情欢笑,谁能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毛泽建回到衡阳后,开办了两期农民运动骨干训练班,培训了四百多名学员。在农民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为进一步开展运动和建立农民武装,打下了基础。

1927年5月21日,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在长沙发生了。是晚11时许,1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叛军,在许克祥的指挥下,分途向长【】沙城内各革命机关进行突然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他革命机关,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省特别法庭、国民党省市党部及工运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等,均遭叛军疯狂袭击。至22日上午,被捣毁和袭击的革命机构达70余个。叛军在长沙整整捕杀了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达100余人,被捕的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则无法计算。与此同时,在押的土豪劣绅则全部开狱释放。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奋起抵抗,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

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沙。他们一方面夺取了湖南省的党政大权;另一方面,采取贼喊捉贼的手法,声称此次事变是由省工人纠察队要缴军队的枪械,军队被迫自卫引起的;与此同时通电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到处张贴“铲除暴徒”、“拥护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等标语,大造反革命舆论。以此为掩护,在戒严的幌子下,继续在长沙进行反革命活动大肆屠杀和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反动军官指挥的血腥大屠杀不仅仅发生在长沙,湖南其他各地也进行了同样的血腥屠杀。常德、溆浦、湘潭、湘乡、浏阳、衡阳等20余县,都先后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事件。“马日事变”严重地摧残了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使湖南的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衡阳同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毛泽建被迫拿起武器,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武装斗争,她曾带领集兵滩一带农民,袭击了罗家坪的地主武装,拔掉了土豪罗清溪、劣绅罗老八等所设的几个反动据点。八九月间,她又和衡阳县委负责人肖觉先、戴金吾、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屈森澄等,带着各方集合起来的农民武装来到峋嵝峰,组成了“衡北游击师”,使用大刀、梭镖、鸟铳、土炮等武器,曾数次夜袭挨户团,缴获不少武器弹药。他们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处决了周德翠、周凤鸣等土豪劣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

在大革命的低潮时期,毛泽建领导的“衡北游击师”成为一面革命的鲜明旗帜。

4、壮烈而又凄婉的生死相依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建接受新的任务,调离衡阳县。这时,陈芬也从郴县调回衡阳。夫妻二人一起奔赴衡山。11月,他俩以县委负责人的名义,在距县城10里的九龙泉的后山上,主持召开了衡山县临时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的决议,并按中共湘南特委指示,改组、重建了中共衡山县委,由陈芬担任县委书记兼市委书记,毛泽建担任县委妇运委员并负责县委通讯联络等机要工作。

会后不久,毛泽建和陈芬即去宋桥。陈芬化名林青,毛泽建化名为“唐小姐”,住在宋桥一个姓宾的同志家里。县委机关实际上也就设在这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党和农会组织,聚集武装力量。

11月上旬,衡山工农游击队宣告成立。毛泽建参加了游击队的领导工作。她有时扮成珠光宝气的贵妇人,有时扮成朴实无华的农家女,往来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刺探敌情,部署工作。她曾带领游击队员,袭击挨户团,打击土豪劣绅,炸县衙门,破坏铁路和敌人的通讯设备。因此,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女游击队长”,使敌人闻风丧胆。

就在毛泽建住户的对门,有一个名叫宾海溶的地主,因石桥团防局长“剿匪”不力,县里委派他去石桥接任。毛泽建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与陈芬商议,给宾海溶写了一封警告信,说明利害。宾海溶接信后,急忙吩咐家丁:“快去回复县府,说我旧病复发,待休息一段时间,再去石桥上任。”这件事情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游击队的威信很高,它的活动常常成为群众悄悄议论的话题。

1928年初,新军阀白崇禧的“西征军”与何键的部队在湘西一带混战,一时无暇对付我游击队。陈芬和毛泽建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率领衡山工农游击队主动出击,夺得衡山县境内一个团防局的步枪20余支和一些轻武器,俘敌数十名。接着,又派出几名党员,对盘踞在衡山、湘潭、醴陵边境上的小股土匪武装进行了改造。但这伙土匪顽固不化,竟将我党派出的工作人员残酷杀害,公开投敌,袭击我游击队。毛泽建和陈芬不屈不挠,仍坚持武装斗争,并鼓励大家要耐心坚持,即使剩下一个同志,也要斗争到底。

1928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湘南特委遭到了严重破坏,陈芬和毛泽建带领游击队的部分人员,冲出重重围困,到达耒阳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毛泽建担任耒阳县妇联主任,打土豪,分田地,参加了革命政权的创建。

湘南暴动后,朱德、陈毅率领起义部队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陈芬、毛泽建奉命留在当地组建游击队,坚持斗争。毛泽建被推举为游击队长。

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毛泽建仍不忘学习革命理论,激励自己的战斗意志。有一次,她在学习后对房东说:“今天,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毛日曦。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和太阳一样,红红烈烈,光明普照。”平时,她给同志们和亲人写信,写条子,在落款处总要画一柄利剑。陈芬感到奇怪,就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说:剑与建同音,“泽建”,就是“泽剑”。我喜欢利剑,它所向披靡。我们革命者就要像利剑一样,对敌人毫不留情。

1928年初夏,毛泽建和陈芬领导的游击队在耒阳县夏塘铺的一次战斗中,陷人敌人重围,突围时,双双身负重伤,先后被捕。此时的毛泽建已身怀有孕。夫妻二人的的双手被敌人反绑起来。陈芬最后一次深情地望着妻子毛泽建,唱起了《国际歌》,因身负重伤,歌声断断续续,毛泽建便接着唱下去……

不久,年仅25岁的陈芬在耒阳敖山庙惯武桥上英勇就义。灭绝人性的敌人,把陈芬的头砍下来,装在一个木笼子里,挂在耒阳县城的城门口“示众”,“杀一儆百”。

5、烈士风范,长留人间

毛泽建被捕后,被反动武装押往耒阳县团防局夏塘铺挨户团关押。那时候,毛泽建已近临产,快要当母亲了。世上没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而毛泽建更爱共产党这个伟大的母亲,更爱苦难深重的祖国这个母亲。敌人审问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共产党”。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叛徒的诱降劝说,毛泽建始终只有一个声音:“要杀就杀,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只要革命成功,穷苦人翻身了,牺牲我们个把人,冇得关系。”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毛泽建被捕的消息后,曾派出一支小分队袭击了耒阳县团防局和夏塘铺挨户团,救出了毛泽建和陈芬的姐姐陈淑元等人。撤退中,遇到强敌追击。当时毛泽建身负重伤,且身怀有孕,她主动要求留下,隐藏在夏塘铺的一个孤老太婆家里,以免拖累部队行动。

几天后,毛泽建生下了一个男孩。望着这个眉眼极像丈夫陈芬的男孩,毛泽建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她做母亲了,可25岁的陈芬不会见到他们的儿子了。毛泽建怀着母亲热切的期盼,为孩子取名“艰生”——她好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在艰苦的环境里活下来,健康地成长,去完成他的爸爸未竟的事业。

谁知敌人并未放过,不停地搜山,听到小孩的哭声,顺藤摸瓜,又一次逮捕了毛泽建和陈淑元。不久,陈淑元得到保释出狱,带出了艰生。但由于没有奶吃,小小的艰生只在这世上活了几个,便夭亡了。

敌人再次抓到毛泽建,如获至宝。6月,夏塘铺挨户团为向上司请功受赏,把毛泽建押解到耒阳县城。8月,国民党衡山县政府又以毛泽建“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在衡山县负该党重要职责”为理由,把她从耒阳押解到衡山县监狱。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毛泽建坚贞不屈,信念不变,时刻做好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她对来探监的陈淑元说:“我可能活不多久了。我不怕死。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可惜我不能看到润之哥哥胜利的那一天。”陈淑元离开监狱时,泽建将一封书信交给她说:“我死后,你将这封信交给我润之哥。”

1928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决定杀害毛泽建。敌人罗列了毛泽建三大“罪状”:

一、毛达湘乃共党总头子毛泽东之妹;

二、乃衡阳共党首犯陈芬之妻;

三、毛达湘本人是顽固的共党分子。

1929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毛泽建在衡山县城南门外马王庙坪英勇就义。临刑前,毛泽建昂首挺胸,一路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誓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一天,离毛泽建的24岁生日,尚差两个月。

毛泽建就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张贴布告,限令三天不准收尸。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几个码头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烈土的遗体抢运出来,悄悄地葬在湘江岸畔的西溪桥头。半年后,为使墓地不遭洪水淹袭,又将烈士墓迁移到金紫峰麓的雷打石山上,并刻有石碑,上面写着:“民国十八年刊,毛达湘女士墓,原籍湘潭人氏。”为防止敌人破坏而又方便后人寻找,将石碑掩埋大半截,让“毛”字露在野草丛中为记。

毛达湘者,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是也。

1950年5月,毛泽建丈夫陈芬的外甥女见到毛泽东,谈到她舅母坟墓的事,希望毛泽东跟地方政府讲一声,把墓找到,并修一下。毛泽东说:“现在刚解放,在过去牺牲的烈士很多,数以万计。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那么多钱修墓呀!”

但是,衡山县委没有忘记烈士,曾多次派人寻找毛泽建烈土墓。1966年11月终于在金紫峰麓发现“毛”字露出地面的石头,然后从掩盖的泥土里掘出整块碑,碑下的木棺已半朽。1969年8月,移葬新落成的“毛泽建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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