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复兴大路十八号院里的“固山贝子”石碑
原名“复兴大路十八号”的机关大院是1957年才建立的。被大院围墙包围起来留存到上个世纪末的地面历史痕迹，仅有“乌龟驮石碑”和“老树”两个。在1991年出版的《中联部四十年》一书中，只有谭荣根的一篇文章里在开头一段提到他1965年来时办公楼原址还有“固山贝子”石碑。他所指的就是大院人们里常说的这个“王八驮石碑”。我们小时候就看见它座落在一进东门的院子里，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去研究过它，在机关里几乎没有听到人们谈论它的来历。
在解放前，木樨地这里很荒凉，明朝开始种植喂马的苜蓿，不知道是被哪位风水先生相中后成为“风水宝地”。1965年建设新楼之前，我们从原来的西院门进出，还能看到南面一些荒弃的坟。这片土地于五十年代中期被圈起来以后，我想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就没有机会再来关心“固山贝子墓”和他的功德碑的存在与否。
从搜集到的这张1961年拍摄的东院老照片中，“乌龟驮石碑”的外型很清晰，原来的安放位置偏北，地面凌乱，石块遍地，这里当年是一片栽种小树苗的林地花园，而且在靠近北京铁路局的围墙前面还没有修建那条横贯东院与西院之间的道路！
1961年机关东院里的“固山贝子”石碑原貌
驮石碑的所谓“乌龟”，大家都知道是明代以后流传的说法，专指“龙的九子”当中形状像乌龟的那一个——赑屃（bìxì），赑屃又名“霸下”，也称“龟趺”。赑屃又称石龟，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据说触摸它还能给人带来福气。
在龙子的各类说法中，最常见的是把赑屃排在九子之首。所谓龙生九种，种种个别，赑屃喜负重。传说赑屃上古时代常驮着三山五岳，在江河湖海里兴风作浪。后来大禹治水时收服了它，它服从大禹的指挥，推山挖沟，疏遍河道，为治水作出了贡献。洪水治服了，大禹却担心赑屃又到处撒野，便搬来顶天立地的特大石碑，上面刻上赑屃治水的功迹，叫它自个儿驮着，沉重的石碑压得它就此不能随便行走了。
赑屃和龟十分相似，但细看却有差异，赑屃有一排牙齿，而龟类却没有，赑屃和龟类在背甲上甲片的数目和形状也有差异。在唐宋之前的赑屃头为龟形，状似玄武，以后逐渐被“龙化”，至明清时已经纯为龙首、独角，角于头顶中身生。于是赑屃由最初的龟状（玄武）演变为龙头龟状。赑屃总是吃力地向前昂着头，四只脚拼命地撑着，挣扎着向前走，但总是移不开步。汉字中的“贝”字原来是指当作钱流通交易的贝壳，据说造“赑”字的人之所以要把一上两下三个“贝”字码在一起，寓意是想表示“用力的样子”背着钱。俗话说：肉好吃，钱难挣，金钱、名位都很沉重，赑屃要驮负它们怎么能不费点劲儿呢？
由于赑屃天生被认定它好负重，所以只得长年累月地驮载着石碑。民间所称“王八驮石碑”，其实就是指赑屃驮着功德碑或墓志碑在那里“趴着”。在庙院祠堂里，处处可以见到这位任劳任怨的大力士。我国一些显赫石碑的基座都由赑屃驮着，在碑林和一些古迹胜地中都可以看到。“乌龟驮石碑”在北京分布很多，远处如北京的明十三陵里每一座陵都有赑屃驮着皇帝的神功圣德碑。我曾经居住在西郊石景山的模式口，那后山上著名的法海寺里面也有一座驮碑的赑屃。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拆除北京旧城墙时，在东便门和西便门的城墙下各发现半个赑屃，因此有“赑屃驮着北京城”之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对此发现过程比较有趣的介绍，是说在东便门以北的城墙外曾露出半个赑屃，人们一直以为这一定是驮石碑的赑屃，早已有之，筑城墙时不便移开，有一半就砌在城墙里。直到五十年代建设北京火车站期间拆了此城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城墙里什么都没有，城墙外露出的原本就是半个赑屃。考古人员想到北京城平面建筑分布基本是按“轴对称”方式的，若如此西便门外应该有另外半个，结果在预期的对称位置果然找到了那半个赑屃。按我国古代传说是由赑屃承载大地的，那么此例的寓意应该是说北京的城垣系构筑在一个巨大赑屃的背上，与古人对自然的认识相合，必然稳固。
建国六十年来，随着北京市不断改建扩建，还在不断地发现被掩埋的明清时代的赑屃。最近一件是在2009年4月的报道，说二环路边的朝阳门桥西南侧建筑工地也发现了明初的“乌龟驮石碑”，这似乎更加印证了“赑屃驮着北京城”之说。
大院里这个“乌龟驮石碑”虽然与驮负北京城没有啥关系，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它相对应还有一个具有显赫地位的“固山贝子墓”。1965年机关大院扩建，东院的最大项目就是新办公楼，开挖地基时恰好在档案室正下方位置底下发现了已经被盗一空的贝子墓。我那时在城里上小学二年级，下午放学也不象现在的学生那样晚，因此放学回家进了东门就到施工现场观看，我还记得当时用的履带挖掘机是一台“反铲”（向下反挖的那种），它挖到了墓室的顶盖部分，也称为“宝顶”，坚硬一体的墓顶盖硬是把铲牙给崩掉一个！据施工人员说因为宝顶是用白灰、沙土、黄土掺和成“三合土”一层一层夯实，又用糯米汤浇筑，同时加用铁钉，所以比钢筋水泥还硬。而令人奇怪的是，墓的宝顶位置并不正对着“乌龟驮石碑”，而是在偏西南方向大约20米不到，深度在6-7米左右。而根据清代的规制，这块墓碑本应该放在墓地宝顶的前面。我最近向曾经负责机关营建、房管将近30年的老父亲询问此事，他说位置没错，贝子墓就是偏的。
五年前的2005年4月北京《竞报》刊载消息，说是在海淀羊坊店地区“发现”某旅馆后院墙与居民的平房之间被“夹”在两堵墙壁之间的一座“乌龟驮石碑”，石碑是清朝雍正时期的，还有彩色照片。碑身上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碑文并列在一起，经辨认有“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立”、“原任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加干级记录”、“太子少保”、“敕令”等字样（敕读音chì），整块碑的外形和纹饰保存完好。从正面碑文记载的内容来看，应是273年前一位“户部尚书”的墓碑。从碑首用小篆刻的“敕建”二字可以知道是皇帝下令为其建造的墓碑，而且在碑身、碑首上装饰了螭形（螭读音chī）纹饰，因此佐证这位官员的地位相当高。螭是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在古代也通称为“鸱吻”（读音chīwěn），被认为也是龙的九子之一，而且论排行是老二，与“老大”赑屃还是“亲兄弟”呢。
2005年在羊坊店居民院墙中间发现的户部尚书石碑
这“户部尚书”的墓碑已经蹲在房前屋后270多年了，居民对此见怪不怪，解放后对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这类“糟粕”，它与时刻提及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理念一直没有关系，没有人会主动报告文物管理所，所以才会有2005年“被发现”的奇特过程。
2005年的报道还以海淀区文物所人员的说法，推测那户部尚书碑的后面应该有很大的一块墓地，按清朝的葬制最小也会有1万平方米的面积。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大院范围内固山贝子原有的墓地面积也绝对不会少于1万平方米，面积只能更大。其实1万平方米也不过就是一个每条边长100米的正方形，即使真正的固山贝子墓偏离了石碑矗立的轴线，它也并没有超出规定的墓园范围。
把大院里的“固山贝子”石碑与“户部尚书”石碑的照片相对照，尽管它们有类似的规制，但贝子石碑的尺寸更大（赑屃、石碑都大得多），照片中的小孩子刚好能作为参照物，可推测碑身高5米左右，碑座高不到1米。要说雍正皇帝“敕建”纪念的户部尚书只不过是位大臣，他的石碑规格就不小了，而我们这位“固山贝子”王爷有5米高的巨大功德碑就毫不奇怪了。
贝子碑身上的多个螭形（或称为鸱吻兽纹饰）极为清晰，虽然当年取景站得不够远，碑顶（碑首）没有拍全，只能看到一点局部的纹饰，但可推断也是螭形，因为它不可能用两种不相同的纹饰雕刻在同一座碑上。目前没有了解到有谁专门拍摄过碑面文字近景，现有两张老式120照相机普通底片冲印的照片，尺寸都很小，清晰度有限，无论现在怎样扫描放大，只能依稀看出石碑正面有文字。
大院里的“乌龟驮石碑”经历十年动乱能保留下来实属万幸。从1957年大院圈起后，机关里上至领导下到普通工作人员，曾经看着它继续“站立”不到十年。在“文革”爆发的前一年（1965年）机关进行大改建，虽然没有被特意隐藏起来，但幸亏施工时清理场地提前把赑屃连石碑一起扔到了紧贴着北墙的传达室西面沿着路边的柏树丛里，从此龟和碑分了家，不再高大耸立。由于“大广场”铺设了一层厚水泥方砖，整个地面比柏树丛后面的黄土高出不少，龟和碑就被自然遮挡，便没有“妨碍”到群情激昂的红卫兵们的视线，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嘛，就躲过了“破四旧”一劫，否则石碑和老龟早就该被砸烂了。后来两派组织到处刷标语、贴大字报，紧靠北京铁路局的这面围墙也没有幸免，墨迹、糨糊经常洒落在石碑和老龟身上，弄得污秽不堪，面目可憎。1966-1967年我们停课在家一年多，那时都还小，一帮孩子经常打闹游逛，还曾跳到石碑上面去踩，那会儿谁也不懂得做拓片把文字印下来研究。石碑和老龟就这样伴随着杂草落叶泥尘，静静地在那路边树丛背后的旮旯里趟着，又“被忘记”三十多年。从八十年代末把办公区与宿舍区隔离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石碑和老龟。
现在这个“固山贝子”石碑还在吗？前不久我问父亲，他说2002年10月机关再次改建新办公楼时听说已经送交北京市的文物管理部门，后来他们把这座“乌龟驮石碑”运到了哪里就不晓得啦。
我琢磨，这石碑有没有可能被运到位于动物园北门外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去了？于是趁一个周三免费开放日专程到那里搜寻了一番。博物馆所在地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五塔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时名“真觉寺”，最早是供印度高僧班智达居住，后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建成金刚宝座及上面的五座小塔，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修后变为皇家的大寺院，为避父皇雍正（胤禛）之讳，更名为“大正觉寺”，由于寺内金刚宝座上有五座塔而俗称为“五塔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10月对外开放的石刻艺术博物馆是一座展示北京地区石刻石雕精品的专题博物馆，是个石刻艺术品的殿堂，露天陈列的石刻佛像、石碑、墓志和动物雕像，以金刚宝座为中心，在其东、北、西三面按石刻内容分类设八个展区，展出历代石刻文物计500多种。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保存的一部分“乌龟驮石碑”
我重点查看了综合陈列区、功德碑陈列区和墓志陈列区。全部仔细看了一遍这里所有的“乌龟驮石碑”，甚至连未开放的堆积残破石碑都看了，可惜没有一座是想找的。这里保存的乌龟驮石碑造型各有差异，我看到了目前居住地海淀区“索家坟”的命名来源——清朝著名辅政大臣一等公爵赫舍里•索尼大人的“索尼诰封碑”，还意外地又看到了另一座明确记载是从羊坊店地区移来的顺治十四年“杜尔户贝勒敕建碑”。这两座碑的形制与大院里“固山贝子碑”都很接近。
真出乎我的意料，迄今为止在羊坊店地区（包含木樨地在内）至少已经发现三座相似的“乌龟驮石碑”了！也就是说，这一小片地区里先后有三座清代的王公大臣墓葬出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十年“户部尚书”的墓碑是“敕建”的，顺治十四年“杜尔户贝勒敕建碑”也是皇帝“敕建”的，已消失身影的“固山贝子”王爷的碑会不会也是当朝皇帝“敕建”的呢？所以我真想找到原来的石碑，看看顶部有无“敕建”字样，以判断这个“固山贝子”石碑是否经由当朝皇帝敕令修建。
发现于羊坊店地区“杜尔户贝勒敕建碑”（现存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从石碑本身的照片对比来看，羊坊店地区“杜尔户贝勒敕建碑”与大院的“固山贝子碑”也最象，大小、厚度都差不多，碑身每一面的螭形龙纹也是十二条（上下各两条，左右各四条），并且螭形龙纹大小也几乎一样。大院里驮着“固山贝子”石碑的赑屃，嘴张开不大，舌头是稍有外露并向上舔的，虽然“杜尔户贝勒敕建碑”其驮碑的赑屃头部已经损毁无法辨认嘴型，但是由于它俩身上纹路、以及碑座样式完全不同，而且此赑屃过于扁矮，所以我能肯定它们绝对不是同一个碑。除此而外，石刻艺术博物馆其它几十号赑屃与大院里这只都完全不同了。
离开石刻艺术博物馆时，我有点遗憾，看来“固山贝子”石碑暂且是找不到了，等有闲功夫再寻访其他文物管理部门吧。它已经另有安身之处，只不过是咱不知道它目前确切的下落。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释疑：与此墓和此碑有关的这位“固山贝子”到底是谁呢？
固山贝子（满语，穆麟德转写gūsaibeise），通常就简称贝子，固山即“旗”，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贝子”原为满语“贝勒”的复数，在满语里，“贝勒”和“贝子”都是“王”或者“诸侯”的意思。清建国后，“贝子”成为清朝宗室的封爵名称之一。满清皇室于崇德元年（1636）起制定的王公以下封宗室爵位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共十二级。其中多罗贝勒不仅封给满族贵族，亦用以封蒙古贵族。
根据清史资料记载的严格等级制度：固伦公主=亲王，和硕公主=郡王，和硕格格（郡主）=郡王福晋=贝勒，多罗格格（县主）=贝勒夫人=贝子。因此，贝子等同于“县”级，低于“郡”级。
同时，清朝通常在朝冠服饰、仪仗、车轿、丧礼等各方面规定的礼仪细节十分严格，例如在对出行相遇的礼仪规定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上述等级人员的一举一动都有详细说明：“贝子出行，镇国公、和硕公主额附遇，分路行。辅国公、镇国将军、民公、都统、尚书遇，让道旁行。辅国将军、副都统、侍郎及参领等官遇，勒马侧立道旁候过。佐领等官以下遇，俱下马候过。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遇，贝子勒马候过。郡主、县主遇，贝子让道行。郡君、县君遇，相让分路行。”这里说的是贝子何时可以昂首骑马通过，何时又必须勒马等候，何时必须让道，何时要与他人各走各的路。
现在查文献，还可以知道在清朝各代皇亲国戚中被授予“固山贝子”爵位的曾有多人，那么大院里的“乌龟驮石碑”又到底是纪念哪一位“固山贝子”呢？此位王爷肯定应该具有非常显赫的地位，否则不该单独设立“乌龟驮石碑”的尊贵的墓葬形制。
简略一数，在《清史稿》及《八旗通志》中有明确记载被封为“固山贝子”爵位后去世的主要人物有：英亲王阿济格子固山贝子和度（顺治三年十月薨，读音hōng，下同）；饶余亲王阿巴泰子固山贝子博克托（顺治五年九月薨）；苏布图的弟弟固山贝子强度（顺治八年十一月薨）；安平贝勒杜度（太祖长子追封广略贝勒褚英之子）子固山贝子萨弼（顺治十二年二月薨）；穆尔哈齐子固山贝子务达海（顺治十二年五月薨）；博克托子固山贝子佛克齐库（顺治十四年十二月薨）；尚善的弟弟固山贝子努赛（顺治十七年十一月薨）；尚善弟弟固山贝子富喇塔（康熙十五年十一月以疾薨于福州军中）；饶余亲王阿巴泰孙固山贝子苏布图（三藩乱时从征湖广薨于军）；博克托四子固山贝子彰泰（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薨）；富喇塔子固山贝子福存（康熙三十九年九月薨），等等。其中，阿巴泰的孙子固山贝子苏布图死亡没有准确的年代记载，推测应为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前。
那么，大院里的“固山贝子”石碑只能是纪念其中一人的。——此人是谁？关键是为何给他立碑？
在羊坊店地区迄今发现的第一座有史可查的“乌龟驮石碑”——“杜尔户贝勒敕建碑”，仔细研究其所涉及的历史内容，可以与大院里“固山贝子碑”对比一下，这对于推测这位“固山贝子”是何人，还是很有意思的。
“杜尔户”即爱新觉罗•杜尔祜（读音hù），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之孙，其父为多罗安平贝勒（爱新觉罗•杜度），碑上写的本人爵位是“多罗慤厚贝勒”（慤，读音què）。《清史稿》之《列传三•诸王二》的记载非常简明扼要：“初封辅国公。从太宗围松山、锦州有功。坐事，降袭镇国公。复以甲喇额真拜山等首告怨望，削爵，黜宗室。顺治元年，从多铎南征。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叙功，赐金五十、银二千。五年，从济尔哈朗徇湖广。六年，败敌永兴，次辰州。进剿广西，定全州。七年，赐银六百。八年，进贝勒。十二年二月，卒，予谥。”也就是说，杜尔户也是有战功的人，此人经历了曲折的从封爵——削爵——再封爵的过程，肯定很有故事，战后五年才去世，而且是在死后两年（顺治十四年）皇帝才发令“敕建立碑”。
以此为镜，我们再来看“固山贝子”。现有资料引导我们把目光集中指向一个满族贵族富喇塔（也有时写为“傅喇塔”）。查找到的有关这个“固山贝子”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清史稿》中《列传二•诸王一》和《四库总目提要》中《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内府藏本）。
在《清史稿》的《列传二•诸王一》里提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二弟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第八子费扬武时，列举“费扬武子七，有爵者三：尚善、傅喇塔、努赛。”也就是费扬武的三个儿子有贝勒或贝子爵位，其中之一就是第四子富喇塔。从介绍费扬武的资料中写到富喇塔的简历为：
“天命十年乙丑六月二十七日酉时生……；顺治二年，封辅国公；六年十月，晋封固山贝子；七年，参赞军务；十六年，缘事降为辅国公；十八年三月，复封固山贝子；康熙十三年三月，授宁海将军；十五年丙辰十一月二十七日戌时薨于军，年五十二岁，谥曰惠献；乾隆十五年七月，追封和硕简亲王；……”
在《列传二•诸王一》里记载了富喇塔被授予“宁海将军”及对耿精忠作战的事迹：
“惠献贝子傅喇塔，费扬武第四子。初封辅国公。顺治二年，从勒克德浑徇湖广，有功，赐金五十、银千。五年，复征湖广，逐敌至广西，赐银六百。六年，进贝子。十六年，以朝参失仪，降辅国公。十八年，复爵。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授宁海将军，佐康亲王杰书讨之。师至浙江，温州、处州皆陷。傅喇塔师进台州，战黄瑞山，击斩精忠将陈鹏等，复破敌天台紫云山。十四年，精忠将曾养性再犯台州，师自仙居袭其后，破之，乘胜围黄岩，养性遁，城降。先后复太平、乐清、青田诸县，进攻温州，破敌南江。十五年，精忠兵四万水陆来犯，师分路迎击，斩其将三百、兵二万有奇。
初，傅喇塔之攻温州也，以待红衣?为辞，继言须战船，杰书疏闻。上责其言先后歧，命?期取温州。傅喇塔疏言：“臣奉康亲王檄催，心思皇惑，语言违谬。臣前驻台州，王云：‘待破台州，进福建。’臣得黄岩，又云：‘必取温州。’以是责臣，臣将无辞。今蒙恩刻期下温州，敢不戮力，但环温州皆水，我军不能猝入。”上命康亲王留兵围温州，而趣傅喇塔率师自衢州规福建。谕曰：“王、贝子皆朕懿亲，受命讨贼，师克在和，宜同心合力，以奏肤功。”于是傅喇塔亦留兵围温州，而自率师攻处州，溯江抵得胜山。养性等以数百艘泊江中，复立两营对江及得胜山下古溪，阻我师。傅喇塔遣攻古溪，伏林中，敌败，伏起截杀，并发?碎敌舟及对江营。师进次温溪渡口，败精忠将马成龙。寻会杰书师于衢州。精忠兵屯云和石塘岭，击之，破其垒二十八，克云和。九月，师入福建，精忠降。浙江诸寇悉平。十一月，卒于军。丧归，赐祭奠，谥惠献。”
在《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内府藏本）中记载：“所记乃惠献贝子富喇塔平定浙东之事。康熙十三年，耿精忠据福建反，圣祖仁皇帝命富喇塔为宁海将军，同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统兵讨之。是年至台州，破贼於黄瑞山。又连破之紫雲山、九里寺山。十四年，败其众於黄土岭。贼将曾养性乘夜遁去。遂复黄岩县，进取温州，浙东底定。其事具载《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及《八旗通志》中。是书盖即台人所编，自十三年四月耿逆初叛，至十四年八月贼党自台州遁还温州，凡所闻见，各举崖略，随条纪录。所述战功次第，虽不若国史所载见於奏报者明晰赅备，而情事之委折，节目之纤悉，土人得诸目击者，缕举为详。以与本传相校，亦时有足资参核者焉。……”
原来这位被康熙封为“宁海将军”的“固山贝子”，是大将军贝勒尚善的弟弟富喇塔，文献记载了富喇塔在三藩之乱时平定浙东与耿精忠作战的详细过程和具体功绩，以及这些被载入史册的资料是怎么汇集来的。依据上述文献所说，他是因病死在福建的军营里，那么是否他的遗体运回京城后被葬在了木樨地这里？我注意到《清史稿》中所载“十一月，卒于军。丧归，赐祭奠，谥惠献。”这一段，明明白白说是他死后被运回北京，皇帝专门赏赐祭奠，并给予谥号“惠献”，所以后人称他为“惠献贝子”。其他的固山贝子如果是和平时期自然死亡，例如在北京病死，或者是出身再低一些的，纪昀（纪晓岚）等人是不会如此重视，把为他专门编撰的功绩录收录到《四库全书》里，后来的《清史稿》也不会用如此大的篇幅来记载。一位身负军职的“王爷”在战争未结束之前就在军营中死亡，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因公死亡”，比前面列举的“杜尔户”战后去世要“英雄”的多，被详细记载给予纪念是非常合理的。因此有一种推测，这座“固山贝子墓”可能就是宁海将军富喇塔的，而且正如前面我所猜测，既然“杜尔户”能被顺治爷“敕建”立碑，富喇塔仅凭其个人战功、以及他是努尔哈赤侄孙的尊贵地位，康熙爷就完全有理由发出“敕建”立碑之令！
而且根据清朝树碑立传时把诰封爵位与谥号混合使用的习惯，我们还可以推测出：“惠献”是富喇塔死后的尊称，因此“固山贝子”石碑正面第一行开头应该是写着“固山惠献贝子碑文”字样，此行文字不能直呼富喇塔的名字，也不会仅写“固山贝子碑文”。这与“杜尔户贝勒敕建碑”情况相同，杜尔户的爵位是多罗贝勒，死后的谥号为“慤厚”，因此我看到杜尔户石碑正面第一行八个字就是“多罗慤厚贝勒碑文”。
寻此路径追下去的问题也很有意思：谭荣根1965年刚分配到大院来工作，他是怎么知道此碑简称是“固山贝子”石碑呢？肯定是有懂行的前辈对他们新来的年轻人讲解过此碑文的意思！
由于清皇室爵位有时候也会授予蒙古人，所以称为“贝勒”或“贝子”的不一定都是满族人，但是如果大院里这个“固山贝子”确实为尚善的弟弟富喇塔，由他的满族身份可以推定那石碑上不会出现第三种文字——老蒙文。还有一点，贝子石碑上正面和反面各写了什么，至今也都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固山贝子”的石碑是被康熙“敕建”的，则正面应该是贝子所受诰封的文书，背面就应该记载他的一生功绩。
由此，象“固山贝子墓”这样等级的有“乌龟驮石碑”标志的王公大臣墓，在小小一个的木樨地及羊坊店地区先后出现三座也就不奇怪了，顺治十四年“杜尔户贝勒敕建碑”算是第一个，那么推测是康熙十五年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富喇塔立碑则排第二个，给雍正十年“户部尚书”死后再立一碑是第三个。因此推论应该是先后建立了这几位王公大臣墓连同其地面标志物“乌龟驮石碑”，后来无论百姓还是官商人家等都瞄着此地看着不错，渐渐这里坟头才多了起来。
我们还推测可能曾经单独设立过“固山贝子墓”的地面陵寝建筑，只不过因年代久远（距今将近330年），早已倒塌，残迹消失，连墓葬也被盗空了。到解放前夕除去“乌龟驮石碑”还在地上留存，几乎没有可能再留下任何东西。
从封为“宁海将军”的“固山贝子”富喇塔追溯到他的哥哥爱新觉罗•尚善，还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大将军”贝勒爱新觉罗•尚善共有两个弟弟努赛和富喇塔、一个侄子福存都先后被封为“固山贝子”爵位。爱新觉罗•尚善是顺治年间一位武将，跟随多铎打过李自成，康熙年间又打过吴三桂，但是后来净吃败仗，康熙十七年八月死于军中，有人在他死后告御状，“十九年，追论退缩罪，削贝勒。圣祖念尚善旧劳，授其子门度辅国公，世袭”。最后人家康熙爷终究还是觉得尚善有功，加之他与富喇塔一样也是努尔哈赤的侄孙，所以并未完全抹去他的光辉，还给他的后人门度封了世袭爵位。
这还不算完呢，更为令人称奇的事情在后面。根据清史记载，富喇塔的父亲费扬武是在皇太极称帝的最后一年即崇德八年（1644年）三十九岁时去世，相隔三十三年后的康熙十五年（1677年）五十二岁的富喇塔死于军中。到了乾隆十五年（1751年）七月，皇上居然同时追封父子俩为同一个名字的世袭亲王——“和硕简亲王”！富喇塔是由县主王爷升级到和硕亲王即为郡王的身份，而父亲费扬武是从更低的爵位“镇国公”一下子蹿升到郡王。你说这多有意思！此时父亲费扬武已经死去一百一十三年，而富喇塔也已经死去七十四个年头，要知道，中国古代人们结婚生子都比较早，历数七十年就已经是跨越三代人的时光了，一百一十年大约要经过四至五代人。新的郡王爵位对俩死人来说已经毫无用处，但是皇帝的诰命封赏对于他们的后代可是太重要了。这应该是富喇塔或尚善或费扬武的后代们集体搞的名堂，不知是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奏请乾隆皇帝发谕旨一同诰赠他们父子成为亲王（诰命封赏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先代曾祖辈、祖辈时，对存者叫诰 封，殁者叫诰赠）。
由此看来，大院里这位可能的“固山贝子”在后世人们的眼中是越来越风光了。不过追授给他们父子的最高荣誉也就止步在乾隆十五年的最高顶峰上。
我不是搞考古的，对古代历史文献也无研究，在没有找到原始石碑文字做印证之前，我的瞎猜也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妄下结论。因此，我整理的“固山贝子石碑”有关记事只能暂告一段落。
顺带再说一段与“固山贝子”墓沾亲带故、大约距这位王爷死去之后130年的事。大家知道离“木樨地”两站之远就是北京西郊著名的复兴门外“公主坟”，数百年来，北京地区埋葬历代公主数以百计，形成“公主坟”的何止数十，目前仍叫公主坟的地方有十处左右。海淀区复兴门外公主坟是北京最著名的公主坟，恰好就是埋葬了清朝的两位公主（清朝叫格格），分别葬东西两边，墓的宝顶东西并列，坐北朝南。一位是清嘉庆帝三女儿庄敬和颐公主，为和裕皇贵妃所生，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她于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下嫁蒙古亲王索特纳木多布济。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卒，年三十一岁。另一位是嘉庆帝的女儿庄静固伦公主，为孝淑睿皇后所生，生于乾隆四十九年。她于嘉庆七年（1802年）下嫁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玛尼巴达喇郡王。嘉庆十六年五月卒，年二十八岁。二人都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去世，这或许是二位公主葬于一处的原因。1965年修地铁时才将她们的遗骸迁出，坟墓平毁。
由此前前后后地联系起来，你瞧现在复兴门外这一代，在清朝绝对应该是一块风水宝地，在不长的几十年里先后有三座清代的王公大臣墓葬安于此地——无论是早一点顺治十四年去世的杜尔户贝勒，还有可能是康熙年代下葬的固山贝子，还是在雍正十年去世的户部尚书——最后晚到嘉庆年间才下葬的二位格格，皇家肯定是很看中这一方土地的。至于其中的缘由，应属于清朝留下的皇家未解之迷了。
最后嘛，我要多说一句，上网的老客都爱给自己起“网名”，在时下岁数不大的人却参照清朝的爵位给自己起个响亮的网名，是个很时髦的事情。现在有很多20来岁的年轻人给自己起的网名叫“固山贝子”，你不信？你可以随便上百度一搜索，能看到80%以上的“固山贝子”条目都是私人博客或贴吧的主人。但是我发现，网名叫“格格”、“贝子”的很多，叫“公主”或“贝勒”的较少，个中缘由不晓，如果要深入探讨，就得依据心理学分析方法啦。（郑重2010年3月）
